摘要：“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起源来说，宾兴曾是广义科举制最早的源头；从科举典礼来说，宾兴礼的出现使科举典礼系统与科举制度分级相互呼应；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考经费的统称；从科举社会研究来说，宾兴作为古代教育第三部门，为研究者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角度对科举社会进行剖析，提供了极佳的个案。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科举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科举学研究论文 篇1：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
摘 要：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关键词：科举学；学科；专学
文献标识码：A
作者：覃红霞
科举学研究论文 篇2：
宾兴研究与科举学
摘要：“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起源来说，宾兴曾是广义科举制最早的源头；从科举典礼来说，宾兴礼的出现使科举典礼系统与科举制度分级相互呼应；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考经费的统称；从科举社会研究来说，宾兴作为古代教育第三部门，为研究者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角度对科举社会进行剖析，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关键词：宾兴研究；科举学；科举典礼；科举社会
近年来，随着“科举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与科举制相关的众多制度、概念等都已经日渐清晰而成洋洋大观。刘海峰《科举学导论》一书专辟“科举术语论”一章，对与科举制相关的众多名词、术语做了理论性概述。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与一些科举学辞典一样，该书没有提到“宾兴”一词。其实，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宾兴”一词与科举的渊源之深，混融之广，是其他很多科举术语都难以比拟的。可以说，宾兴研究是科举学必不可少的研究分支。
一、宾兴与科举起源论
在宋以来人们的眼里，周代宾兴制是科举制的最早源头。“宾兴”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原文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这句话中，“宾兴”被作为动词使用，意思是“待以宾客之礼而推举”。宋代以来，“宾兴”词性开始名词化。人们逐渐用“宾兴”一词统称周代的选士制度。如北宋刘安节《州郡立学皆置学官》：“愚尝谓三舍之法，视宾兴为不足，视科举为有余。”这段话把“宾兴”、“科举”和“三舍之法”并列加以比较。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转引吕祖谦的言论：“周礼以乡三物教民，谓之宾兴。只看宾之一字，当时盖甚尊事。”这句话近乎以辞典的形式为“宾兴”做注。元代李存《送朱可方序》：“圣天子又忧乎林岳之间，有不屑于自进，而非常调所得者，复为成周宾兴之礼以来之。”这里把元代的科举制比喻成“成周宾兴之礼”。明代俞汝楫《礼部志稿》：“国初仿古宾兴之制，定以子午卯酉年秋八月，各直省皆试士于乡，中试者贡于礼部。”话中显然认为明代科举制是仿照周代“宾兴之制”设立的。
“宾兴”也是宋朝以来人们眼中科举制度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宾兴即是科举制本身。如南宋绍兴十年(1140)下诏：“三岁宾兴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为N典。”“治平”是宋英宗的年号，也是科举制实行三年一考的开始。这份诏书直接将科举制叙述为“宾兴之制”。文天祥《门谢表》：“宾兴下诏，同天地宗祀之彝，科举取人，代造化爵贤之柄。”句中使用了对偶的手法，其中“宾兴”二字与“科举”同义相对。元代余阙《李克复总管赴赣州诗序》：“韩公相业，见称于天下后世者，设科取士其最也……天下士所以复见前代宾兴之盛者，由韩公。”联系前后文，“宾兴之盛”当即指韩公相业的“设科取士”。清代乾隆《(福建)永福县志》卷七“选举志”：“国朝宾兴大典，文武并重。乡会试仍明旧制。惟会试中式后，文武一体殿试，策问、阅射，赐甲第筵宴，授职有差。”“宾兴”明显是代指整个科举制。
正是由于自宋以来即有用“宾兴”泛指科举制度的表述传统，发展到清代来年，终于出现了一部以“宾兴”统称历代选举制度的著作，这就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行的阎镇珩《六典通考》。该书共28考200卷，其中第74至78卷均称为“宾兴考”，第74、75两卷内容为“周宾兴”，第76至78卷内容为“历代宾兴”，第76卷考述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的选举制度，第77卷内容为宋、元两朝科举，第78卷内容为明代科举及历代童子科、武举制度。
“宾兴”还是宋代以来“解试”和“乡试”的代名词。如宋代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贡院，在州学之西。宾兴就试者逾七千人，解额仅十八人。”程(王必)《徽州贡院记》：“新安贡宇，她于宣和，嗣建未遑也。岁宾兴，则假诸宣庙、州庠。”严州、徽州贡院是举行解试的地方，文中的两处“宾兴”自然都是指解试。元代苏天爵《常州路新修庙学记》：“故必孝弟称于乡间，信义服于朋友，始得宾兴于乡，荐之春官，贡于天子之廷，论定而后官之。”明代王直《兵部尚书赠荣禄大夫少保兼尚书邝公神道碑》：“宾兴之岁，公设科取士，厚其礼而峻其防，得人为多。且撙节其费，以待会试。”周叙《祝先生墓表》：“每宾兴之岁，藩方争聘为考试官。所历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皆称得人，而江西尤盛。”清代“宾兴”一词不仅在人们的文章、著作中被用来代指乡试，而且发展到被某些省份用来命名乡试法规。如清康熙五年(1666)乡试之前，福建省布政司印行了一套乡试考场规则，主要内容共6项，分别为“总开事宜”、“入帘事宜”、“入场事宜”、“五所事宜”、“供应什物事宜”和“揭晓事宜”，书名即为《宾兴事宜》。
“宾兴”之所以在宋代至清代近900年的时间中既被用来代指解试或乡试，又被用来代指整个科举制，其原因还是在《周礼》之中。据《周礼·地官·乡大夫》，乡大夫的职责之一是“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后世将州、军(宋代)、行省(元、明、清代)比拟于周代的“乡”，因此也将《周礼》所描述的乡大夫职责之一的“宾兴贤能”比拟于州、军解试和行省乡试。但是，正如前文所引《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宾兴贤能”也是大司徒的主要职责之一。正如清乾隆帝《钦定周官义疏》：“宾兴贤能，始于乡大夫。所以兴教劝学者，实由于此，故事属司徒。”周代的“宾兴贤能”其实是分等级、分层次的逐级选举贤能的过程，乡大夫和大司徒不过是在此系统中各司其职而已。大司徒在后世代指吏部，在唐代是主持科举考试的机构(玄宗开元问改归礼部)。后世将“宾兴”同时也代指整个科举制度，原因正在于此。
二、宾兴与科举典礼论
科举制诞生于隋代，唐、宋以后逐步发展与完善。在此过程中，除了主持机构的变化、考试科目的变革、科场条例的改进等之外，与科举相关的庆贺、送别典礼也日渐在名称和仪式过程等方面走向成熟。
唐宋时期的科举典礼是与乡饮酒礼结合在一起的。唐代学者孔颖达指出，周代乡饮酒礼“凡有四事，一则三年宾兴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乡则三年一饮，州则一年再饮，党则一年一饮”。也就是说，周代的四种乡饮酒礼中，“三年宾兴贤能”和“乡大夫饮国中贤慧”是三年举行一次，“州长习射饮酒”是一年举行两次，“党正蜡祭饮酒”则每年举行一次。不过，目前已经无法找到确切的史料来证明。自秦汉至隋代，虽然史籍里也间有历代举行乡饮酒礼的零星记载，但它们具体是种什么样的乡饮酒礼以及它们和周代乡饮酒礼之间有何种关联，则极少交待。正如《明集礼》所说：“汉制，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盖用正齿
位之说。魏晋以下间或行之，其详不可得而闻。”
唐代可以考知的乡饮酒礼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尊长尚贤、礼乐教化为目的的乡饮酒礼。唐太宗贞观六年(632)，朝廷鉴于社会上“有堕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以至于“危身败德”，乃下旨令各州县“录《乡饮礼》一卷，颁示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亲率长幼，依礼行之”，以求达到“时识廉耻，人知敬让”的社会效果。当时颁行天下的乡饮礼仪的主要内容，是“刺史为主人，先召乡之致仕有德者谋之，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与之行礼”，二是根据周代四种乡饮酒礼之一的“三年宾兴贤能”改编的适用于科举庆贺的乡饮酒礼。据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姐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也就是说，在州县“发解试”之后，要举行乡饮酒礼，并“歌鹿鸣之诗”以示尚贤，“叙长少”以示尊长。同时，武举考试后举行的庆贺典礼也称为乡饮酒礼。武周长安二年(702)，“教人习武艺，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诏武贡人与明经进士同行乡饮酒礼”。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说：“州牧县宰所寄者宣扬礼乐，典册经籍所教者返古还淳。上奉君亲，下安乡族。圣朝制礼作乐，虽行之日久，而外州远郡，俗习未知。徒闻礼乐之名，不知礼乐之实。窃见以乡饮酒礼颁行于天下，比来唯贡举之日，略用其仪。闾里之间，未通其事。”这表明在唐代中期的地方州郡，两种乡饮酒礼已经在逐渐混而为一，并且以作为科举典礼的乡饮酒礼为其主体。
宋代的科举典礼与乡饮酒礼逐步分离。一方面，在中央国家的一级，殿试后的庆典宴会已经不再称为乡饮酒礼。殿试结束后“赐贡士宴，名日闻喜宴，不再归入乡饮酒礼一类。另一方面，在府州军一级，乡饮酒礼与科举典礼仍然是混合而行：“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入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这种典礼，既是为“上舍生当贡者”饯行，同时也邀请了“州之群老”，所体现的正是《周礼》中“宾兴贤能”与“饮国中贤者”的双重精神。
科举典礼与乡饮酒礼截然分开是在明初洪武年间。明代建国伊始，朱元璋便令中书省召集儒臣修订礼书，洪武三年(1370)纂成《明集礼》，其中也包括详定乡饮酒礼，以使百姓借助宴会集结的机会，“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长幼之节”。洪武五年(1372)，依据《明集礼》奏定乡饮酒仪，规定“县邑则岁一行之学校，里社则一行之里中，盖本于正齿位之说。而宾兴贤能、春秋习射亦可通用焉。”洪武十六年(1383)，正式向全国颁布《乡饮酒礼图式》，对选择宾介、宾主拜揖、座位朝向、扬觯次序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对于宾兴礼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清代嵇璜《钦定续通志》：“明初定集礼，宾兴贤能尚用乡饮之礼。洪武十六年，重颁图式，删去此条，而宾兴与乡饮判为两事。”也就是说，乡饮酒礼不再适用于举行科举典礼，二者正式划清了界限。诚如明成化间丘浚所言：“先儒谓乡饮有四：一则三年宾兴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四则党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存一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尔。他如所谓州长习射、党正蜡祭，世不复讲。而三年宾兴贤能，其宴会虽谓为鹿鸣，而亦不以乡饮为名焉。”与宋代解试后的庆祝、送别典礼仍称为乡饮酒礼不同，明代与之级别相同的乡试后的相关典礼已经专称为“鹿鸣宴”。
清代沿明制，科举典礼与乡饮酒礼继续截然分开，并形成了四个级别的典礼系统。第一个级别是殿试级别。文科殿试后的庆祝宴会名为琼林宴，武科殿试后的庆祝宴会则名为会武宴。第二个级别是乡试级别。文科乡试后举行的宴会称为鹿鸣宴，武科乡试后举行的宴会则称为鹰扬宴。第三个级别是岁科试级别。即府州县地方官为通过科试的文生、通过岁试的武生举行送别宴会，均称为宾兴礼。第四个级别是童试级别。府州县地方官为通过了童试录取进入儒学的文武新生举行送学礼。对于后面两种，很少有研究者论及，兹举2例以作说明。
湖南华容县：“宾兴：凡三年乡试，旧例，地方官前期七月延集录科生员，行宾兴礼。仪注：先期儒学官将奉准督学录科生员起具红批，呈送府、县官择日具书柬，延集科举诸生。至日，结彩大堂或明伦堂，鼓乐设筵，拜揖如仪。府、县官与诸生簪花挂红就坐，儒学与各官分东西列坐，诸生以次两旁随坐。酒五行或十行，起由中门送出。有例给科举银两，详赋役志。送学：凡督学岁科取进文武新生，旧例，红案发到，府、县官送学肄业，行送学礼。仪注：前期择日传集新生。至日，府、县官于大堂公座，簪挂花红。诸生行庭参礼，府、县官拱立答礼，禀拜免。由中门鼓乐导出，官率领新生谒文庙，行三跪九叩首礼毕，县诣明伦堂与学官交拜，行两拜礼。新生次见儒学官，行四拜礼。儒学官立，受两拜，陪受两拜。”
江西永丰县：“送学：每学政岁、科试，新生红案到学之后，知县晓谕各生送学日期。届期，各生诣县署，知县公服升堂。各生由东角门进至簷下，行庭参礼毕，各生西面立，学书北面立唱名，门斗东而立为各生簪花。酌酒三巡毕，各生面北三揖，具鼓乐由中门出。知县亲送至文庙阶下。率行三跪九叩首礼毕，诣明伦堂，知县、教官行交拜礼。诸生拜师，两拜。谢知县，两拜。入座行酒数巡，肃揖而退。宾兴：每大比之岁七月初旬，县堂预结奎楼，架彩桥，卜吉具启，延请贡监生员。届期，县官、教官同诸生齐赴儒学，具鼓乐，备三牲、香烛、祭文，致祭魁星。行两跪六叩首礼毕，各官并科生均至县署。县官各举觞酌科试首名。依次命酌诸生毕，各即席，县官西向，教官东向，诸生依次东西列坐。作乐侑食毕，各官送诸生出，登彩桥，优人簪花。诸生揖谢而退。”
宾兴礼和送学礼是普遍举行于清代全国的两种地方科举典礼。它们的出现说明中国古代科举典礼的全面完备，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其中宾兴礼则赢接以“宾兴”命名，这也体现了宾兴研究与科举学之间的不解之缘。
三、宾兴与科举经费论
对于科举考试经费问题，目前除了部分研究者从宾兴的角度进行考察，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只有李世愉《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一篇。该文将清代科举考试各项开支分为乡会士子的路费、考官路费、科场经费和考试后的宴赏四种，主要以清代省级以上财政性科举经费为研究对象，并提及了清代的民间宾兴组织，但没有讨论“宾兴”与清代科举经费的关系。
“宾兴”是清代地方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目前所见最早采用这一用词法并且列出各类经费细目的文献是刊行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河南)上蔡县志》。该志卷四“食货志”单列“宾兴”一门，以统属与生员、贡生、举人所参加考试有关的花红银、酒席银、牌坊银、盘费银及科场供应银等五种科举经费：“宾兴：本县起送贡生花红酒席原额银三两五钱，除荒实征银一两二钱；本县岁贡盘费原额银二十两，除荒实征银七两；本府学贡生盘费原额银一两，除荒实征银三钱五分；进士牌坊原额
银四两九钱九分九厘，除荒实征银一两八钱；举人牌坊原额银十六两五钱四分，除荒实征银五两八钱；科举公用原额银十六两五钱六分，除荒实征银五两八钱；科举家伙原额银二十两，除荒实征银七两；武举路费原额银二两五钱一分，除荒实征银九钱；本县会试举人盘费原额银七两一钱六分六厘六毫，除荒实征银二两五钱；本县科举生员盘费原额银二十七两，除荒实征银九两五钱；府学科举生员盘费原额银五两六钱，除荒实征银一两九钱八分。”另如乾隆《(福建)海澄县志》、道光《(浙江)武康县志》、光绪《(湖北)潜江县志》等地方志也分别在各自的赋役志中，特设“宾兴”一类，概指各类科举考试费用，其细目大同小异。从科举考试门类来分，主要有岁科试银、贡生银、乡试银、会试银四种；从经费门类来分，主要有试卷银、花红银、酒席银、牌坊银、旗匾银、盘费银六种。这些经费支出的项目显然不完全包含在李世愉所概括的四种经费之内。
当然，“宾兴”一词在清代最主要的涵义，是指清代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民间宾兴会组织。为节省篇幅，特举清代相对偏远的广西、云南、湖南的三个县的宾兴为例。
广西郁林州：“宾兴馆：在紫泉书院左。道光二十九年合州创建。……合州中各姓捐资至一百千者，设木主于馆，春秋致祭，不及百千者，泐碑垂远。除买地建馆外，置租二千八百石，后陆续增置，约共租三千石，递年取支文武童生院试卷结，并入学束情结费。其余分三股助文武乡会试盘费，乡试两股，会试一股。老宾兴，原有租一百六十石，系道光九年因案断买吴景纯兄弟债欠轇轕田地，田九十八蚯，租一百六十石，拨人为帮助文士乡会试盘费，武士不与。后于道光二十三年有州同职龙其材捐陈宅垌田三十七蚯，计租六十石，归入宾兴，为永业，递年取租息，支乡会试盘费。禀经督学钮福保批准，并给其材‘谊笃培风’匾额，均有碑记。”云南云南县(今祥云县)：“宾兴馆，在城内十字南街。光绪三年，知县鸣泰准臬司案饬绅士以前县黄所送书院银一百两，赎取李维通所占逆宅置。先是，同治间署县黄金衔清查时，禀宪拨资并拨养赡项下，十年后，公租济用，一依粤省章程马逆产全案。”，湖南清泉县：“成名公田：为乡会试、朝考盘费用，共租谷九百二十八石九斗九升五合，本邑系杨健倡捐，凡三百二十七石六升五合。宾兴公田：初为乡试设，后并给会试盘费，共租谷五百十石四斗一升七合七勺，本邑系姚清倡捐，凡二百六十七石一斗五升七合七勺。又有本邑宾兴公田，共租谷五百六石五斗四升，萧名才裔捐。印卷公田：为府学及衡清两学新进文武生复试印卷等费，共租谷二千四百三十七石六斗四合，以办团余资并拟建石鼓别墅捐款置田，后衡阳彭玉麌增捐田租共成此数。”
清代民间捐资助考组织大多以“宾兴”为名，是因为自宋代以来即形成了以“宾兴”代指科举制及科举乡试的传统。在人们眼里，“宾兴”就是地方向国家推举、贡献人才。同时，“宾兴”本来就是清代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因此，当康熙之后全国逐步涌现大量捐资助考活动时，“宾兴”一词当然是最佳的命名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研究清代地方社会的捐资助考活动时，将之统称为“宾兴研究”，应不会有不妥之处。
四、宾兴与科举社会论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唐宋以来的科举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分层以及社会阶层垂赢流动的影响；二是科举家族研究；三是科举人物的群体分布研究。其他则有社会心理、民间习俗、科举信仰等。这些研究都是从古代社会的某一层面来分析科举制，缺乏综合性的社会结构、功能分析。本文认为，宾兴研究可以为科举社会史研究拓展极为鲜活的研究空间。
首先，清代宾兴礼的产生与广泛分布，说明科举制度在清代国家各个层面已经发展成熟，也表明传统科举社会在清代达到了空前的繁盛与稳定。文化人类学认为，任何仪式和典礼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仪式具有形式特征，却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仪式的效力体现于仪式性场合，却远不止于那个场合；仪式具有展演性质，却不止是一种展演；仪式可以贮存“社会记忆”，却具有明显的话语色彩；仪式具有凝聚功能，但却真切地展示着社会变迁。作为一种科举典礼，宾兴礼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以鼓吹和宣传科举制度为基础。它存在的目的当然是要维护科举制度的正统性与崇高性。但同时，在典礼过程中，宾兴礼也包含了较为轻松、诙谐和充满欢笑的成分。体现在仪式上，主要表现为优伶的参与和表演活动。他们要跳起魁星之舞，要扮作嫦娥的模样，把桂花递到赴考者的手中，请他们登上预先搭盖的月宫桥，以预示赴考者即将高中五魁及月宫折桂。而对于参加者和旁观者来说，无论是其中端重还是轻松的部分，宾兴礼都是国家科举制度文化的象征。通过这一仪式过程，普通百姓难得一见的琼林宴、鹿呜宴等高级别的科举典礼便以宾兴礼的形式出现在府州县基层社会，这使得科举典礼系统的受众范围大大增加。因此，宾兴礼不仅是科举社会史研究应该关注的对象，同样也可以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选题。
其次，作为清代民间捐资助考活动的“宾兴”，更应该成为科举社会研究的重要研究门类。一方面，从参加者的社会阶层划分来看，宾兴活动涉及地方官府、乡绅名流、典当商人、普通地主以及各级别的科举考生等不同社会群体，他们在宾兴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围绕着科举制这一核心主题演绎了一幕极为鲜活的多幕剧。如邵鸿以清代同治年问江西清江县的宾兴活动为个案，认为宾兴活动通常需要地方官府和商人、士绅们一起共同努力来完成，因此宾兴活动乃是观察清代地方公共事务和三者地位与关系，以及清代地方官府对公共事务的控制程度和社会变迁的很好视角。另一方面，从这一活动的社会属性来看，宾兴既属于古代教育经费体系，同时也是界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社会公共部门，即古代的第三部门。宾兴是来源于民间捐资的教育经费，具有明显的慈善公益性；宾兴以资助科举考生为主要目的，具有第三部门天然的非营利性；宾兴多采取值年轮管的董事制度，这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国家的政府管理，也与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董事会存在较大区别，具有古代社会公共部门的性质。以往中国第三部门史研究多集中于社邑、寺院、宗族以及民间育婴、恤嫠、助葬等类活动，至今尚无人注意到宾兴所具有的古代教育第三部门的社会属性。宾兴研究无疑将丰富中国古代第三部门史研究。
相对于科举学的其他研究门类如制度史研究、科举文学研究、科举教育研究等，宾兴研究是相对晚出的研究门类，但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门类，值得研究者们做大做强。
[责任编辑：洪峻峰 蔡永明]
作者：毛晓阳
科举学研究论文 篇3：
红学格局与《红楼梦》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探究
摘要：本文以当代大学生读者群体为立足点，以提升其人文素养为目标，以《红楼梦》文本和红学研究作为依托，从而探究《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与体系。本文在构成性视觉的基础上将红学研究分为“内核”“外延”“辅助”“运用”“红学史”五大模块。在详细阐释了红学研究格局的前提下，为《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选取作了详细的划分。最后得出以《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应该在内核与外延模块中选取。
关键词：红学格局；红楼梦；人文素养；课程内容
《红楼梦》研究成为了一门专学，它承袭着传统学术的范式，又萌生着现代学术的特征。任何一宗学问其研究的目的都是要惠及民众，从当下时代发展的背景上看，《红楼梦》研究要惠及民众，最好的对象群体就是高校的大学生。惠及大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托红学研究从而构建一门普适性的人文素养课程。问题随之而来了，《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是建立在红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那么红学研究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对于构建一门课程的意义何在呢？
在中国，各类学术可谓林林总总，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学”，是因为它们各自具备独特的学术思想或者与众不同的方法论。然而《红楼梦》研究能成为学却并非如此。“纵观两百余年的《红楼梦》研究，它并不是某一学术思想或某一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在‘红学’中，有各种各样的门户对立，针锋相对的流派、方法，体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学术思想。”[1]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对“红学”的界定不应该是规定性定义，而应该是构成性定义。换而言之，与其在某一概念上去强行界定红学的范围，还不如从红学研究的自然状态上去描述红学的现实面貌。与其在方法论上去界定红学的范围，还不如尊重因《红楼梦》研究而呈现出来的实际状态。如此，方能看到红学研究的真正格局。
撇开思想论与方法论，仅仅基于构成性的视角，笔者将《红楼梦》研究的格局以图示如图1：
笔者将《红楼梦》的研究格局分为五大模块，分别是内核模块，外延模块，辅助模块，运用模块和学术史模块。五大模块相对独立，因为它们各自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五大模块又彼此联系互为支撑，因为它们的研究根本都是从《红楼梦》出发的。如果我们以此格局来作为构建人文素养课程的基础其意义在何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清每一个模块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研究的目的在何处？
第一、内核模块
《红楼梦》研究虽然已经成为专学，但《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小说也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是小说就应该有针对小说的研究方法与旨趣。所以内核模块就是把《红楼梦》定位在一部纯小说的角度，从而研究它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叙事结构、诗词艺术、主旨思想等等。内核模块其实质是以红楼文本为维度，诠释一部古典小说的艺术性与文学性，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文本研究，更是红学界长期以来呼吁的回归文本。
文本研究要研究什么？或者说回归文本最终要回到哪里？笔者认为除了从考证回到文本的外在形式以外，重点是要“回归心灵文本”。宁宗一先生曾在《关于“回归文本”的断想》一文中表示，回归文本不仅仅是研究文本的构成形式和作家秉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要深入作家的个性、气质、性灵、心态以及审美体验方式等等，因为小说文本其本质就是作家的心灵映射，所以小说文本就是作家的心灵文本，回归文本最终是要回到作家的心灵文本。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更准确地剖析《红楼梦》原著。基于此，内核模块研究的内容就是诠释作为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从而探究作者曹雪芹的心灵文本，在心灵文本的标尺下真实地还原《红楼梦》的思想性。这也完全符合孟子“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理念。
第二、外延模块
所谓外延模块，是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出发点，延伸开去从而系统地了解中华文化。例如从《红楼梦》看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中医文化、礼仪文化、茶酒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等等。如果说内核模块属于文本研究，那么外延模块就属于文化研究。如果说内核模块的研究主旨在于回归文本，那么外延模块的研究主旨就在于回文归本。所谓“回文归本”是回到《红楼梦》文本之中，归到中华文化之本，它最大的意义就是以《红楼梦》作为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子。
周汝昌先生曾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说：“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2]我们且不论周先生对红学范围的界定，单从这段论述而言，他深刻而准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外延模块是以文化维度作为方向，以探究中华文化为旨趣，它是成就《红楼梦》永恒经典的源泉。从上面的图示中不难看出，内核模块与外延模块占据了《红楼梦》研究的半壁江山。在文本与文化的维度里剖析《红楼梦》，实现《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和文化研究，最终达到回归文本和回文归本的主旨，是红学研究永恒的生命力。
第三、辅助模块
辅助模块是以作者维度而展开的文献研究，它包括四个方面，曹雪芹研究，脂砚斋研究，版本研究和探佚研究。辅助模块的主旨是为了更好的诠释《红楼梦》文本而做的旁证性与支持性研究，但有趣的是，以周汝昌先生为首的红学家，常常把辅助模块称之为“真红学”，因为他们认为从文艺学维度研究《红楼梦》还不足以让《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学。在红学界这曾经引发起一场大讨论，余波至今未歇。
什么是红学，如何界定红学的范围？纵观红学两百余年的發展，它似乎成为了一个开放的领域，在不断深入红楼文本研究的同时，它又积极地向文学以外的其他学术领域敞开，它的包容性使得其他学科非常容易地延伸其中。例如辅助模块所涉及的四个方面，它们有个共同的研究基础，那就是考证。考证原本属于史学与文献学的主要内容，但又不能否认，《红楼梦》在被传抄批阅的过程中，它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经学的命运”。产生《红楼梦》的年代原本就是经学复兴的时代，红楼文本自然而然地具有经学的特点，运用解经的方法阅读《红楼梦》也就顺理成章了，考据学与版本学自然也就运用于《红楼梦》的研究中，于是辅助模块中的四大分支也就孕育而生了。所以在“什么是红学”的大讨论中，大家都要承认一个事实，《红楼梦》文本有作为文学的小说性、艺术性、美学性，同时它还有文本以外的延伸性，这些延伸因子激发了诸如经学、史学、朴学等等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如此可见，辅助模块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深入红楼研究的基础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传统学术范式的运用，阅读方式与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多学科交叉于一点而碰撞出的闪亮火花。
第四、运用模块
《红楼梦》研究有何用？红学家往往会因此问而遭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其实一宗学问不能完全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衡量它的价值，然而任何学术都是要惠及民众的这一功能却是始终不变的。运用模块正是从运用研究的角度让红学能学以致用。所谓运用模块，是站在其它学科的理论基础上，以《红楼梦》文本作为案例平台，从而诠释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让《红楼梦》文本作为其它学科的阐释工具。例如《红楼梦》与管理学，文本中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是一个极富管理学意义的章回。它可作为管理学中计划、组织、协调、控制、领导等职能的绝好例证。但是它不能为这些管理职能拓展更多的东西，换而言之，缺少这一案例，管理学依旧完整。但是管理学中这些职能的使用方法又可以有效地解答王熙凤为什么能协理好宁国府，而成为她管理历程中的丰碑。
运用模块是以学科为维度的研究，以红楼文本为平台散发开去，进行红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溶、互通、互释从而达到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相通”的最高境界。如果说外延模块是以《红楼梦》文本为原点向外看的话，那么运用模块就是以其它学科为原点向《红楼梦》看。也正因如此，你会发现研红大军中不乏有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医学家等等。所以在运用模块你会看到《红楼梦》文本的诠释功能是如此的强大，这似乎预示着红学研究的包容性将使得《红楼梦》研究与其他学科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
第五、学术史模块
任何历史其本质都是一堆七零八碎的自在状态，学术史的描述最为强调客观性与全面性，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史学理想。从司马迁到当下的任何一位史学家，虽然他们都在努力靠近历史的客观与全面，然而在叙述的过程中却已经融入了自我的评判。又正是因为这种评判引带出了史学的另一种意义，那就是冷静地总结与系统的反思。
红学有历史这代表着红学是活着的，红学史模块是以史学为维度，运用学理研究，对已有的红学现象进行的总结与反思。从现有的红学史研究来看，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以时间为维度的通史类，二是以红学家为维度的学案史类，三是以研究旨趣为维度的流派史类，四是以传播为维度的译介史类。
《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史模块其意义在于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较为清晰的红学批评和研究旨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各类研究的学术渊源，可以看到在不同学术思潮的坐标系上各类研究的历史定位与学术价值，可以看到每一种红学观点的文化依据，可以看到不同红学家在不同知识背景，时代命题以及个人历史的状态下所秉持的红学观。除此以外，红学史模块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对红学固有历程的梳理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内在律动，通过这种律动我们可以去把握红学的发展方向。
《红楼梦》研究以模块式将其划分，目的不在于分，而在于更好的认识红学研究的格局与现状。内核模块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旨趣，在回归文本的理念下剖析《红楼梦》的小说价值，从而呈现经典小说的文艺性与美学性。外延模块以中华文化研究为旨趣，在回文归本的理念下梳理探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辅助模块以文献研究为旨趣，在梳理与深思的理念下去实现“求真”的传统学术范式。运用模块以红学运用为旨趣，在学以致用的理念下，从红楼文本出发去融通其它学科，从而实现学问理念相通的境地。学术史模块以学理研究为旨趣，在总结与反思的理念下寻找红学研究的内在规律，从而建立学术坐标获得学术良好发展的内在动力。
《红楼梦》研究的五大模块分别处在五个维度之上，内核模块属于文本维度，外延模块属于文化维度，辅助模块属于作者维度，运用模块属于学科维度，学术史模块属于史学维度。《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是要建立在五大模块之上的，那么是不是每一个模块都必须成为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呢？这里就触及到了一个红学的普及与大众化的問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舞台上，你会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很多一流的文史大家都曾涉足于红学，无论深浅与长短总有一段红楼情缘，例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吴宓等等。刘梦溪先生曾说：“《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3]作为普通读者也可以轻松地走进《红楼梦》，畅游其中并有所获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妙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体悟，去激活这部经典，在《红楼梦》文本里完成一个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现。这样一来就会让读者产生一个错觉，以《红楼梦》研究而诞生的红学似乎可以随着《红楼梦》的普及走向大众化。在回归传统文化的当下，以《红楼梦》热而带动的红学热更让这种错觉愈加夸大。呼吁红学的民间化与大众化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然而红楼文化与红楼学术仍然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红楼梦》与红楼文化的普及不等于红学研究的普及，因为《红楼梦》是小说它原本就有普及性，而红学是学术，学术研究就要严格遵循学术的规范，研究的主体必须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人。“一旦使学术研究‘大众化’、‘民间化’势必以学术规范的丧失为代价。鼓励‘红学’的民间化，实质上是对红学釜底抽薪，使红学不能真正成为学。”[4]再者，任何一宗学术的终极意义都是要惠及民众的，红学也不例外。但是这里的惠及并不等于普及，惠及的意思是让红学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理解、赏析《红楼梦》从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所以，以《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要选取并普及推广的内容是《红楼梦》的文艺性与文化性内容，而不是《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性内容。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虽然《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是建立在红学研究五大模块之上，但是并非五个模块的内容都要选取。以《红楼梦》文本与红学研究为依托构建起来的人文素养课程是一门普适性的课程，其内容选取要有可推广性。那么哪些模块的研究成果是人文素养课程内容选取的重点，在所选模块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文素养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完成哪些人文知识的积累呢？
从《红楼梦》研究格局图中可以看到，内核模块与外延模块的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占据了研究格局一半的份额，它是紧密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而展开的研究部分，它是以《红楼梦》作为窗口了解华夏文化最便捷的途径。以《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其目的就是让当代的大学生通过《红楼梦》这部小说，以红学研究成果为依托，从而了解、赏析、传承中华文化。所以这两个模块的内容将作为人文素养课程内容选取的重点。
以《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第一部分的内容首先在内核模块中选取，分别是红楼人物、红楼语言、红楼叙事、红楼结构、红楼思想、红楼诗词等。这些内容是立足小说文本，让学生了解、欣赏、探究《红楼梦》的文学性，从而完成中国古典小说人文知识的积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在外延模块中选取，分别是《红楼梦》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中国诗词文化、中国民俗文化、中国服饰文化、中国饮食文化、中国茶文化、中国酒文化、中国礼制文化、中国家族文化、中国官制文化、中国科举文化、中国戏曲文化、中国绘画文化、中国园林文化、中医文化等。这些内容是立足于中华传统，让学生了解、梳理并传承中国固有人文精粹，从而完成对中国传统人文知识的积累。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在辅助模块中选取，分别是曹雪芹研究与红楼探佚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范式，从而完成对固有学术模式与学术思想的知识积累。在辅助模块中选择内容，还有一个目的是让学生理解“智者知人”以及“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原则。另外红楼探佚的内容可以激发学生探究其未知的热情，让《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具有互动性与参与探索性。
参考文献：
[1]陈维昭.论红学的边界性[J].汕头大学学报，1996 （1）.
[2]周汝昌.还“红学”以学[J].北京大学学报，1995 （4）.
[3]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7）.
[4]陈维昭.当代红学的基本构成与主要走向[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4 （3）.
作者：马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