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精选9篇）

篇1：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昨，我写了篇《神经错乱的东方思维》，有人提出质疑并认为：东方文化并非错乱，而是因为我的理解有误差。

我也认为，东方的文化之表达方式，的确是跳跃式的，所以东方文化的精华，正在于浩如烟海的诗歌文化，正在于喜欢强调写意而不喜欢强调写实的东方绘画，正在于弦外之音的天籁之古典音乐，而不在于浮躁之极的现代版的连说带唱……

东方文化，由特殊化的跳跃性，而演化成一种极度璀璨的人文文化，并成就为四大文明之一。

然而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是否完全等同，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构筑东方文化，自然离不开东方思维，但，东方思维，却并非泛指东方文化，这是最明显的区别。

否则，干脆就把东方文化，完全等同于东方思维，岂不更好?

文化是文化，正如孔孟学说：虽然其中糟粕连连，但毕竟属于文化，还属于经典的东方文化。但是文化，并不等同于思维，正如我们不能把孔孟学说拿出来当作治世的标准一样：学说的本质究竟也不过止于学说。任何学说的本质，无非是在强调某些主义罢了，例如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学说。然而，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地，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被消灭，所以暂且不论无政府主义是否合理或者有逻辑性，在事实上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种主义，而不是一种客观的思维方式及正确的治世之标准。

古往今来的任何宗教，任何哲学，或者任何文化形态，在我看来，应该仅止于文化，而不应该跳跃出文化的范畴去力图指导如何治世。我之所以要辨析《增广贤文》的目的，正在于此：增广贤文的成文之作者，并非真正的大贤大慧之人，其内在本质，无非就是一个专门喜欢搜集并整理某些箴言或谬言的闲散之人。《增广贤文》一书的内容，杂七杂八，在其中所罗列的很多教条，甚至出现严重的自相矛盾现象，而完全属于作者原创的教条，则少之又少，甚至绝无仅有。《增广贤文》的本质，是融会了大量糟粕与少量箴言之通过搜集与罗列所得的教条之文，而非作者的思辨之文。然而正是如此一篇不负责任的非贤之《增广贤文》，严重毒化了自明代之后的吾国国民之思想，也毒化了吾国之方方面面的社会意识，尤其把吾国的整体社会意识引向了消极，遁世，不在乎社会公德，丧失商业道德与商业信誉的地步，甚至连刘墉，也写出一本《我不是教你诈》一书去企图误导吾国之当代的国民。

东方文化，如果仅止于文化，则是灿烂的文化，精彩的文化，文明的文化，或跳跃的诗歌文化，或神奇到极点的东方绘画之文化，或精彩之极的古典音乐文化。但是，任何文化，都难免主观情绪，也正因为主观的不断扩展与想象力的无限延伸，才会造就精彩的文化，才会造就灿烂的人文。但是，主观的无限扩展与想象力的无限延伸，只能造就精彩的主观文化，却不能用作治国平天下的客观依据，更不能把主观的文化，用来作为判断是非之基准的逻辑依据：诡辩论的起源，正在于此，正在于把主观的文化，生硬地理解成可以用来判断客观事物的辩证逻辑或现实依据，于是诡辩逻辑也就产生了!

这就是东方思维之不可医治的自律背反：主观衍生精彩的东方文化，精彩的东方文化衍生出唯心主义的治世之思想，唯心主义的治世思想又衍生出特有的神经错乱的[在判断客观事物的时候]东方思维，神经错乱的东方思维进而演化成颠倒黑白并指鹿为马的“坐而论道”，最终，主观的文化，也就演化成了彻头彻尾的诡辩。

文化如果仅止于文化，则是人类的幸运，如果用文化去干政，或者用文化去定位现实社会中的是非之判断标准，则会走向真正的诡辩，而诡辩的本质，莫不与主观的“坐而论道”息息相关，甚至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把文化当做济世之准则，是人类的通病：在造神的年代，神之旨意就等于是一切客观是非的判断基准;在皇权时代，皇帝本人就是集世间所有“真理”的唯一执行人;在“主义”横行于世的时代，任何人的主观情绪都可以变成判断外部之客观是非的“基准”，因为总有人喜欢说“鬃撞桓咝恕敝?嗟幕啊?

东方文化的核心：唯心的成分明显远远大于唯物的成分，所以自古以来的东方文化充塞了无尽的神秘性和跳跃性思维，而这也正是东方思维玩不转西方科技，而西方思维也玩不转中国画及东方式诗歌一样。

然而，唯心的文化，自然可以造就辉煌的文化，但是：辉煌的文化，并不等同于正确的治世之思想。

我之所以要写《神经错乱的东方思维》一文，正在于此：正因为无数国人总喜欢把文化等同于逻辑，总喜欢把优美的传统人文等同于治世之道，所以东方文化的优美而神秘的传统文化气韵，在如今社会，正越来越演变成滥觞了的胡搅蛮缠之诡辩逻辑与指鹿为马并颠倒是非的“坐而论道”，如此一来：原本很优美的东方文化，就彻底变成了神经错乱到极点的东方思维!

把文化等同于思维，是某些人的思维混乱;把文化等同于逻辑，则是形而上的.唯心主义治世观;把文化等同于科技，则是极端盲目的妄自尊大;把文化等同于律法，则是造神时代或皇权时代的极端错谬;把文化等同于理性，则是中庸之道的糊涂佬之思想;把文化等同于民主，则是因为某些人根本不懂民主为何物;把文化等同于“人性化”，则是压根就不懂“人性化”到底是什么的一部分人的认知错误。

比如苏东坡与佛印之间的那场口水战，本质不过就是一桩无聊的玩笑，不论后人再怎么升级这桩玩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苏大才子的一桩笑话罢了。有好事者很喜欢“把一坨屎”与“一尊佛”的口水战升级为“古典文化”，如今看来自然也无可非议，因为东方文化的精髓之处正在于唯心主义的创造模式，而非唯物的辩证思维。

然而苏东坡与佛印之间那场无聊到极点的口水战，以及存在于其中之无聊到极点的唯心主义诡辩逻辑，却正被无数后人滥用到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极限：坐而论道，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并歇斯底里!

东方文化，不论再怎么灿烂或辉煌，也始终应该是一种文化。而文化的本质，就是文化，就是人文，就是一种国民的精神食粮，而非用来判断客观事物之对错与否的逻辑辩证之基准：谁喜欢混淆这两个概念，谁就很喜欢通过“坐而论道”的方式去有意无意地颠倒是非并指鹿为马，而这，也恰恰构成了今日之恶俗现象的泛滥成灾与世风日下的严重现实后果!

脱离了“针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之辩证原则，那么任何逻辑与主义，都会演变成“坐而论道“式的诡辩逻辑：唯心主义的世风之下，哪里还能容得下真正的公正?

所以我的结论：东方文化，是灿烂而辉煌的文化;东方思维，如果用在文化上，则能造就出灿烂而辉煌的文化，如果用在辩证客观问题的对错方面，则明显是神经错乱的东方思维，因为这时候的东方思维：坐而论道，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并歇斯底里!

篇2：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在大数据浪潮中纪念模糊集合论诞生50周年）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iental Thinking and Fuzzy Logic（Celeb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Fuzzy Sets in Big Data Era）

（第一号通知）

地点：中国，大连 日期：2015年8 月17-20日

主办单位：

中国运筹学会模糊信息与工程分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商务智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国.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大连大学，大连工业大学

协办单位：

北京崇安智联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语言：中文和英文

今年是L.A.Zadeh教授创立模糊集与系统理论50周年，为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也为了适应大数据的形势需要，中国运筹学会模糊信息与工程分,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商务智能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学专业委员会将于2015年8月17-20日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联合举办《东方思维与模糊逻辑（在大数据浪潮中纪念模糊集与系统创立五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一次四合一的会议：即中国运筹学会模糊信息与工程分会的《第八届模糊信息与工程年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商务智能专业委员会的《第二届大数据与大数据科学进展主题论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学专业委员会的《可拓学与创新方法论坛》和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所召开的《第三届智能工程与数学论坛》。会议由模糊集合理论创始人Zadeh教授担任荣誉主席，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他的理论与应用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汪培庄教授担任本会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Zadeh教授将发表远程视频报告。会议将回顾模糊集理论对数据科学的贡献和影响，并本着推陈出新的精神，大力提倡新的理论和方法。汪培庄教授在会议主旨报告中将介绍中国学者所共同创立的因素空间理论。希望大会开得奋发团结，勤俭务实。

欢迎大家积极投稿，报名参加讨论！

荣誉主席： L.A.Zadeh 主席： 刘增良

顾问委员会

主

席： 汪培庄

委

员：（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序；中外院士标以*号）

B.Bouchon-Meunier(法)

蔡 文，D.Dubois(法)

F.G.Filip*(罗马利亚)，G.Germano(意大利)

郭桂蓉*，顾基发，何新贵*，G.Klir*(美)，李德毅*，李

未*

刘应明* 林进灯(中国台湾)，罗承忠，M.Mizumoto(日)，欧进萍*，W.Pedrycz*(加)，H.Prade(法)，任

平，R.Slowinski(波兰), H.Suzuki(日)，汪

浩, 汪寿阳，王震源(美)，吴从炘，吴望名, 徐宗本*，Y.Y.Yager(美), T.Yamakawa(日)，姚一豫(加), 杨炳儒，张文修, 赵沁平*，朱剑英，朱梧槚，庄钊文

程序委员会 主

席：石

勇

委

员：（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序）

曹炳元，陈永义，陈水利，丁利亚，I.Dzitac(罗马尼亚)，H.-V.Enrique(西班牙)，冯嘉礼，付 强，胡宝清, 胡卫东，黄崇福，哈明虎, 韩立岩, 何

清，寇 刚，李建平，李洪兴, 李太福，廖祖华, 鲁晨光，吕皓中(美)，马生全, 米洪海,莫智文, 欧阳合，彭先图(美)，齐志泉，石 岩, 宋振明，苏秀雯，田英杰，佟绍成，王立东，王学平，肖辞源，谢祥俊，徐

扬，徐方瞿，徐泽水, 阎国军，杨春燕，伊良忠，殷 业，应明生,于福生，袁学海，曾文艺, 张 波, 张诚一，张长青(美)，张洪敏(美)，张 强，张星虎(新加坡)

组织委员会

主 席：王继仁，邹开其

委 员：（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序）

包研科，崔铁军，戴

宁，陈

刚，程奇峰，邓存宝，郭

立，郭嗣琮，何

平，李晓忠, 刘永昌，卢明森，孙劲光，王

和，王

犀，汪华东，王智森，汪祖民，吴

钢，杨应智，耀 莲，叶元洪，于

濂 各方秘书长：（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序）

郭建威，姜青山，李兴森，刘海涛，张欣阳，钟育彬

出版事务组 组 长：曾繁慧

成 员：李建军、焦丽、单丽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会务组：0418-3351222（研究院办公室）

秘书长：***(刘海涛)，***（郭建威）电子邮箱： icotafl@126.com 通信地址： 辽宁省阜新市，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智能工程与数学研究院，邮

编： 123000

会议征文范围（不限下列主题）

A 模糊信息处理与工程

A1 模糊逻辑与代数 A2 模糊分析

A3 模糊规划与最优化

A4 随机集模糊落影与集值统计 A5 模糊决策系统 A6 模糊知识工程

A7 模糊运筹与应用

A8 模糊控制与应用 A9 模糊模式识别与应用

A10 模糊数学方法的大数据应用 B 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

B1互联网数据分析理论与方法 B2互联网中的模糊信息及语意分析 B3智联网理论与应用 B4广义数据分析理论

B5 似然分析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 B6 非结构化数据挖掘算法设计理论 B7 大数据的组织、管理与通讯 B8 智能优化算法的创新设计

B9 经典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大数据应用

B10 经典数据挖掘算法的改进研究及其大数据应用

C 因素空间与因素神经网络

C1 基于因素空间和因素神经网络的知识表示 C2基于因素空间和因素神经网络的数据挖掘 C3 因素数据库与大数据结构 C4 基于因素空间的因果分析方法 C5因素空间的变权理论与决策 C6 因素空间的势优化

C7 基于因素空间的人机认知体

C8 基于因素空间的金融认知调控系统

C9基于因素空间的矿山安全系统，因素空间故障树 C10 因素库语言与因素库词典

D 信息粒化与粒计算

D1 粒子分层结构模型

D2 形式概念分析与粒逼近表示 D3 基于模糊集的粒计算 D4 基于粗糙集的粒计算 D5 粒计算与大数据挖掘 D6 粒概念认知系统

E 可拓学与创新方法

E1可拓集与可拓逻辑的理论及其应用 E2可拓数据挖掘

E3可拓策略生成方法与系统 E4可拓控制 E5可拓设计 E6可拓模式识别

E7可拓创新方法及其应用 E8 可拓学与因素空间

E9 大数据应用的矛盾问题与可拓学建模 E10 大数据时代的创新方法

重要日期: 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2015年5月1日 录 用 通 知 日 期:

2015年5月30日 提交论文终稿日期：

2015年6月20日 会 议 注 册： 见第二轮通知

暂未决定出版会议论文集，经审查录用的论文可发表在如下刊物：

[1] Int.J.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cision Making(SCI)[2] 由Springer出版的《Annals of Data Science》 [3] J.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4] 由Elsevier出版的《Fuzzy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5] 《模糊系统与数学》（中英文核心期刊）

[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投稿说明：

（1）论文初稿可利用Word排版或者PDF文件形式（2）论文初稿直接发到电子邮箱 icotafl@126.com（3）注明“会议论文稿件”，同时注明作者联系的电子邮箱。

《东方思维与模糊逻辑》学术会议筹委会

篇3：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关于东方主义, 萨义德既因其观点的鲜明独特犀利而知名, 却也因其而有偏颇和片面之处。正如萨义德指出的, “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 它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文化是一个战场, 里面有各种力量崭露头角, 针锋相对, 文化也是一种舞台,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在这种各种势力不平衡的冲突下, 文化在这个战场中艰难地向前行进发展。

一、东方主义思维方式的全层渗透

基于 “东方” (the Orient) 与 “西方” (the Occident) , 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简言之, 它是西方对东方控制下的各种文化再现, 是围绕欧洲中心论产生的一整套针对东方的学术规则、思想方式、统治制度。东方主义的根本意义基本上都是取决于西方的意志的, 这种意义直接由西方采用各种再现技巧所使然。而再现的外在性总是有某种冠冕堂皇的公理性说法控制, 该公理认为, 西方是先进的、优秀的、进步的、文明的;而东方被矮化为落伍的、滞后的、野蛮的、 愚昧的。他们主观性的认为东方不能以自己的能力再现自身, 所以西方便自以为是顺理成章地为东方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因为如果可怜的东方能够再现自身的话, 那么他早已承担起这个任务了。表面上看, 似乎西方是在大义凛然地为东方做好事, 事实上这些“帮忙”再现无不是依赖于西方意义上的制度、传统、成规和通用的理解符码和思维方式, 而非依赖于一个遥远的和形变的东方。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东方在无形中被逐渐殖民化和被控制化了, 成为了一个隶属西方的附属品。

“简言之, 将东方主义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2]当今对于某些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来说, 不管多么模糊, 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作为一个强国仍然是高于东方国家的。这个思维逻辑已经成立了, 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异化主体是有待启蒙的, 对此作为主体的西方责无旁贷。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在找一个合理的开脱理由, 因此“殖民主义的罪恶得到开脱。”[3]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历来人们对于伊朗的印象可能都如伊朗女性漫画家玛嘉 · 莎塔碧所说的那样:“人们谈起伊朗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 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正如她所反映的, “我作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 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正因为如此, 创作《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 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来对整个国家做出批判”。西方某些国家利用战争武器隐藏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却冠冕堂皇地自称是铲除恐怖分子为民除害, 从而大张旗鼓地宣传伊朗的恐怖分子多么可恶, 在世界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伊朗的恐怖势力集中营的恶劣形象。事实上,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已经远远改变了人们对一个国家真实面目的正确判断, 加注了西方人的意识和自我。

《我在伊朗长大》是根据漫画家玛嘉 · 莎塔碧的同名自传漫画改编。影片的故事背景为1979年后的伊朗, 由国王专政被推翻, 伊斯兰革命胜利到两伊战争, 记录的是这个文明古国历史以外的一个女孩玛嘉的真实生活, 在纷乱变动的社会和个人日常夹缝中, 她看到的世界以及感受到的人生。 孩子会受所谓西方的物质精神意识影响, 尤其是文化、服饰、 音乐、商品等方面, 尽管自己国家还陷于西方国家对自己国家的侵略攻击之中, 但是无形中仍然在羡慕西方、排斥己方,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已被西方文化所渗透到各个层面。偷偷买西方国家的音乐磁带被抓, 却会小小年纪学会利用说谎来博得别人的同情心从而逃避即将面对的责难。不得不让人在看影片的同时进行深刻的沉思。创作者所描述的伊朗来自于一个从小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童年的所见所闻, 向人们再现了一个深受西方文化侵蚀的伊朗的真实面目。因而从她视角切入描述的伊朗具有了主体性, 她所描述的东方体现为“自我的他者”。这部影片无疑是对西方话语权力的颠覆与重置, 玛嘉通过自我话语的建构使伊朗具有了主体性, 不再是被西方构想的东方客体。也就是说, 人们的思想独立意识逐渐觉醒, 已经可以根据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自觉地寻找自我的主体性, 找回自我, 找回自己的国度, 自己的信仰, 排斥掉那些让人们迷失自我和信仰的虚无主义。

电影只是一个侧影, 虽然不至于全面覆盖, 但也多多少少能够反映出部分国家人民视野中对东方主义的掠夺程度和渗透程度的反感与不满甚至于排斥。

二、文化霸权下权力话语的隐性缺失

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 是通过与政治、文化、 道德、知识等权力的交换而形成的话语方式。“也就是福柯发现的话语权力系统, 或一种兼有政治、经济、文化压迫功能的全球网络。这种东方主义无处不在、难以察觉。我们只能凭借话语分析法, 对他实行层层剥离, 以暴露其历史根源和物质性。”葛兰西认为, 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中, 一些文化形式可以有支配其他文化形式的权力, 而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就成为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在表述东方的时候, 就把西方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扩展到了东方, 更重要的是, 它掌握了东方人的思维能动权, 使读者以知识的形式接受了东方学家对东方的表述,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接受行为。

仍然以上述所举的电影为例, 一部本是伊朗创作家的作品, 改编成电影之后, 影片所采用的语言却并非伊朗本国国语, 反而是西方通行语言——英语。只从这一点切入, 就能反映出一个问题:先排除英语为国际通用语这个前提, 为何不用伊朗本国语言来发行呢?按照原则意义上来说, 伊朗本国的作品应该采用本国国语来进行发行, 最终却采用英语来流通。这种现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此, 现在如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影片等都采用双语来发行。长期的语言霸权, 某种程度上会最终掠夺占据被动国的语言和话语权力。其实从语言的学习角度来讲, 如果各个国家都能采用本国语言和流通语言来发行, 我们可以多了解和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和风土人情, 也会更加尊重世界的多元化语言的差异性, 而不是在观看时留有很大的遗憾。正是在人们对西方之于东方文化的看似合理化表述的接受行为, 使得东方的知识和权力被隐形攫取了, 最终使得西方的意识、知识、科学控制着最遥远的东方地域以及最细微的东方要素。

不能否认, 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语言交际和流通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各个国家的文化、经济、 科技甚至政治, 而英语恰恰是国际交流语言中最重要的一种, 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要利用媒体科技来传播各个国家的思想意识和语言等各个方面的信息, 英语确实不可或缺, 甚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 人们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 是否意识到了源语言的某些话语或语词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在无意识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细微改变?即使是翻译能力再强的翻译者也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源语言所要阐释的内涵和意义。 一般人们会忽略掉对话语转换中差异的层层分析、意义分析。 也正是这些毫无明显的大的意识的改变, 某种文化的话语权被剥夺了, 文化差异性的种种压迫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某个触发点上, 正像在地壳底下沉积, 翻滚酝酿流动不息的火山熔岩在漫长过程中终于在一定的外在的或内在的各种因素群集压迫和触发下以惊人的气势和不可逆转的破坏力喷薄而出。

这种东方主义是欧洲最常出现的“他者” (the other) 形象, 东方欲望着西方的欲望, 成为西方意识的“他者”, 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话语暴力, 从而使之成为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它和殖民侵略密切相关, 体现的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霸权。常常以处以强势地位的主人自居, 其形象、思想、性格、行为方式等与东方形成鲜明对照, 并且长期对处于弱势的东方加以主宰、 重构和话语权威压迫的。

某种程度上, “东方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规范化 (或东方化) 的写作方式、想象方式和研究方式, 受适用于东方的各种要求、视角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支配。”[5] (P258) 因其也是一种用语言和写作来对“他者中的自我”进行表述的。

简言之, 西方表征下的东方以及这种表征是如何支持帝国主义政治野心和统治, 萨义德在其后的《知识分子论中》强调“在理想情况下, 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6] (p93) , 我们在思考“西方”视野下“东方”问题时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责任划分。

参考文献

[1][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9·

[2]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 2007.

[3]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 苏敏,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4]马元雄.萨义德《东方主义》思想探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 2007.

篇4：雷克萨斯 年轻化与东方文化

上任伊始，我一直通过各种努力希望将品牌形象更加清晰化。雷克萨斯将形成一个基于东方哲学的品牌战略，具体到营销方面，我们会采用多元化、本土的方式去实现。

朱江

LEXUS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

2002至2003年，北京北星行汽車销售有限公司，担任高级销售顾问；2003至2008年，华晨宝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经销商市场、活动营销等相关工作；2008至2013年，宝马中国MINI品牌，担任MINI品牌管理副总裁；2013至2014年，亚马逊中国担任Kindle品牌营销副总裁；2014年7月加入LEXUS雷克萨斯中国，担任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产品企划及市场推广。

2014年雷克萨斯在华保持了稳定增长，销售76115台；在混合动力领域表现出色，混动车型销售21885台，占雷克萨斯整体销量29%，占整个豪华车混动市场86%的份额。

自2014年8月上任，我一直通过各种努力希望将品牌形象更加清晰化。雷克萨斯品牌最核心的要素，分别是产品质量和用户口碑，另外我们还拥有区别于其他品牌的人文关怀和匠人情怀；同时在近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调产品设计和运动化。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更多消费者。

其中年轻化与东方文化将成为重要两点。我们非常重视中国豪车市场年轻化的趋势，正在品牌形象上进行非常大的改变：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雷克萨斯与时尚、电影等领域展开跨界合作，用更丰富的视觉系语言和消费者进行交流，结合年轻消费者感兴趣的题材推出了很多微电影及视频；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我们借助NX、RC F和LFA等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的车型，积极展开了与时尚、经济、体育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在推广上，我们会继续展开年轻人喜爱并关注的时尚、体育相关活动，以及和一些视频及移动端媒体展开合作，进行推广。

我认为，真正有效的营销平台是整合化的平台。新媒体更贴近现在大部分年轻消费者接收信息的渠道，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及深度等方面仍然有它的价值。而且我们更多地发现各个平台之间不是分割的，而是融合的。比方说一个成功的品牌活动的推广，不仅仅体现在媒体报道上，媒体人在社会化媒体上形成的口碑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会重视在市场推广前期的媒体策略，有效地将传统媒体、新媒体整体有机地结合，形成更全面立体的推广。从侧重来讲，我们提高了新媒体的投放比例，在移动端APP及视频媒体贴片等方面作了更多尝试和努力。

2015年对雷克萨斯品牌来讲，是一个产品大年，我们会在中国推出6大系列8款全新车型，涵盖主流SUV、轿车和轿跑车多个细分市场，充分表明雷克萨斯全面发力中国市场的决心和信心。

2015营销关键词

年轻化、跨界

全球豪华车市场都在走向年轻化，中国市场尤为明显。因此，要想在中国市场取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与年轻消费者的情感连接，与他们形成共鸣。全新车型RC F、NX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实现了产品形象到品牌形象的变革。我们也通过展开体育、时尚、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跨界活动为品牌注入更多活力，加速品牌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让年轻消费者与雷克萨斯在更多层面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

2014营销感悟

价值认同、情感共鸣、内容为王。

关于内容为王：很简单的例子，最近最火的一个话题是李宗盛在北京演唱会的门票谁有。很大的原因是李宗盛在去年帮New Balance这款运动鞋品牌做的《致匠心》的TVC。我们会看到New Balance推广费用相当少，但就是因为内容好，通过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渠道马上就能传播开来。无论是不是它的目标客户群，都给出了很高的响应。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要做的内容的核心，但是如何去讲，如何围绕这些去打造，这将是我们工作的重心。

案例工具书

李宗盛在去年帮New Balance这款运动鞋品牌做的《致匠心》的TVC；罗永浩锤子手机“工匠精神”；可口可乐的歌词瓶子；支付宝十年账单。

这几个案例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所宣扬的品牌价值与大众有强烈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这种和消费者的情感交流对于雷克萨斯来讲很有借鉴意义。

篇5：“以人为本”与东方管理文化

“以人为本”与东方管理文化

在现在企业的发展当中，“企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了。现在国内的企业，大多运用的是西方的企业管理方法，书本上传播的和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也都是一些来自西方的企业管理文化理念，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并非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毕竟在中国，国情不同；文化不同；人的思维不同；理论的适用情况和环境应该也不尽相同，所以将现代管理理论与东方传统管理理论，以及东方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企业管理文化理论，应该才是最适合中国企业乃至整个东方企业（准确的说应该是汉文化区域）的管理理论。如何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文化的国度当中，继承我们祖先优秀的文化遗产，运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当中去，结合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实际创立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了。下面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管理的本质是什么？古今中外各学派的看法、观点不尽相同。孔子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修己安人”；在道家的“无为”思想中，http:///强调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荀子在《性恶篇》中也提到“人本性恶，使之善者伪也”的观点，指一个人要有由恶变善的行为。荀子对人的行为的观点与西方近代管理学家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我们在研究行为科学时，可以发现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存在“行为科学”的雏形。中国近代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中也有管理学思想，而且这部文学作品体现出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管理学之父”泰罗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

1998年西班牙召开的第4届世界管理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对管理学教育、研究、实践的冲击。与会者都有一个共识，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是可以融合的。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可概括为12个字：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美国名校沃顿商学院1997年成立的“全球华人企业研究中心”掀起了美国企业界、工商管理界研究华人的新潮流。管理大师彼得•德拉克在探讨华商问题时，认为“华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研究华商问题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美国有一个预测学者认为，华商的管理模式将替代日本的管理模式成为世界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向。

华商的经营思想是和气生财，从家族管理到如今的股份制，他们利用“五缘”的关系来建立经济的网络。“五缘”是指：血缘、乡缘、文缘、商缘和神缘。他们的目的是达到管理本土化，通过和气生财来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事业服务。华商应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将管理本土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特色。

东方管理思想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以人为本”与“人为根本”。从观念层面看，当今西方管理学所发扬的“人本管理”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推崇的“人为根本”其本质是相同的。很多著名西方公司的作法都洋溢着东方人本管理的温馨：惠普公司的人本管理经验一直为学界所称道，惠普公司经常到名牌大学招收“尖子”学生，http:///经过严格挑选，一经录用，就给以良好的培训，同时决不轻易解雇。惠普员工要辞职，老总一定要找他谈一谈，了解他为什么要走，希望他提出一些好的建议，真诚地挽留员工，并真诚地欢迎辞职出去的人才再回到公司。世界手机第一品牌的诺基亚公司更是提出了响亮的“诺基亚高科特，以人为本”的口号。人本管理在新经济时代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是因为它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能够创造企业和员工的最大价值；其次，“以德为先”与“家国伦理”。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理想，统治者和思想家都引天然的家庭伦理进入国家的治理。家庭的礼俗秩序被扩大为国家的统治秩序。西方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新经济，他们也意识到没有发达的网络道德保证网络的安全，是不会有发达的新经济的；第三，“人为为人”与“村落沟通”。中国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动一般以村落为主，在一个村落里，人们彼此知根知底，沟通的范围就局限在小小的村落内，一个村落就是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单位。当今新经济时代，有人把地球称作“地球村”，因为有了互联网，通讯极为便利。一个人成长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应获得人们认同的过程，等到认识之后，更是一个“为人”的过程，这对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样的。

20世纪末，在经过各自的长期发展之后，东西方管理文化出现了整合趋势，人在管理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而团体的合作也越发显示出生命力。与以家庭为本“家国一体”的东方管理文化一样，以个人为主、融集团生活为一体的西方管理文化，开始了

重视个人、家庭、集团的作用。更简洁地说，无论东西方管理文化都十分重视人的作用。西方从“人是机器”的观念过渡到重视人的作用，日本和“四小龙”由于讲求团队精神，讲求人际协作导致经济起飞。同时，东西方管理学界都倾注极大热情关注文化对管理的作用。其中在人本管理思想上的趋同是最大的表象，都最终认识到了人本身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不再单纯关注

“物”（包括资本、设备、原材料等）的管理，这代表了21世纪世界范围内主流管理思想的汇合与交融。

篇6：论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

【内容摘要】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

【关键词】现代管理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

管理，从本质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与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

——彼得.德鲁克

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中高效率的完成既定目标——哈罗德.孔茨

管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以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活动和过程。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的设计和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这些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管理学》刑以群著 第9页）现代管理理论以人为中心，因而对于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注重对人类传统文化的研究，将其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而人文精神是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德鲁克把管理和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说：“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和信念的传统中，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是不无价值观的科学。”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因而想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立足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审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从而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一）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在西方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的许多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五大支柱：1·阴阳五行说2·天人合一的自然观3·中庸，和的思想4·修身克己5·进鬼神而远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现在就让我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战略管理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

1·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儒，墨，法，道，兵„而我国先秦的诸子思想中就包含了许多用于研究企业

战略性决策的分析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精髓。儒家主张“修身克己安人”从而实现“和，大同”这其中，修己和安人就体现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目标是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在一个组织中的根本原因；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在注重企业目标完成的同时，注意营造和协调企业，个人，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将组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从而促成企业管理战略目标的实现。

2·注重环境因素对管理的影响

一个组织的绩效，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努力，而且会受到存在于组织内部外部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研究比较》）

3·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的“分，合”学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设计决策沟通，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当然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4·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企业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5·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

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篇7：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大三下学期我专业进行了第二次综合实习，实习地点为洛阳。洛阳近几年来的发展是很快的。洛阳是九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但洛阳的总体感觉还是很现代的。通过此次实习，对洛阳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对城市的发展和规划都有了深刻的认识。现在针对洛阳商业中心新都汇的交通走调查分析并与新乡东方文化步行街作对比，得出其优缺点，为今后的学习和规划设计作指导。

1，洛阳新都汇步行街的交通分析 洛阳新都汇商业步行街地块为“L”形，南北长约220m，宽度最宽处为170m，是三层立体复式步行街，层次错落。以室外步行街为主要元素，配合各种大小尺度的立体广场空间，制造不同的场景气氛。此外，于适当的节点分别布置了大步梯，手扶电梯及观光电梯，带领人流前往各楼层的商铺，空中庭院。该步行街左右两旁为三至四层高的商铺，整条步行街贯通南北地块，并与中央转弯处较为宽阔形成一个中心广场，而商业街北段为一个大型音乐喷泉广场，作为人流的聚散。地块西端为人流较小的区域，因此在该处放置了户外停车场。此处还布置了一栋四层高的商业建筑，一层以及一层的夹层为停车库，以促使人流从西南进入，增加其商业价值。为了把人流引入二层及三层的商铺内，步行街在地块东北角布置了一个主要出入口，利用大步梯将人流引入二层平台。因此，步行街的各层人流相当。

1.1出入口

新都汇步行街的北段出入口设置的很有特色，此入口为两步楼梯，直接将人流引入到二层及三层的商铺内。不仅缓解了一楼人流的拥挤，也保证了二楼可达性，是各个楼层的客流量大致相当，使其整个新都汇步行街的商业价值发挥到最大

1.2步行走廊

一层的步行街旷凹结合，给人营造丰富的空间气氛。二层与三层的步行走廊是交通的主要部分。走廊的宽度与两侧的建筑高度为1.2:1的关系，使人在其中很舒服，没有压抑感。走廊中间为坐凳，为顾客提供休息的地方。整个走廊的设计处处体现人性化设计。

1.3垂直交通

对于长约200m的三层立体式步行街，楼梯的配置是不能少的。新都汇的垂直交通工具，经统计有7个，平均30m一段有一部楼梯。为各个步行街平台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也为其带来固定的客流。垂直交通为步行街带来便利的交通，但是多种形式和外观的垂直交通工具，不仅带来便利，也丰富了步行街的立面。站在观光电梯看步行街，也会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步行街的观光电梯也可以作为无障碍通道，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1.4天桥

天桥作为步行街连接两侧的主要建筑通道，加强了两侧建筑的连接性，便利了两侧的交通流线，引导顾客购物路线。这样就丰富了购物线路，使顾客走在其中更加便利与乐趣无穷，以此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

2新乡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

新乡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全长700m。该步行街总体形状为南北窄，东西长，为两层复式步行街。该街两旁是二层商铺。局部是很高的居住建筑。单就步行街的宽度与两层的商铺所形成的1.5:1来说，整个步行街的空间尺度还是很合理的。由于两旁的居住建筑，还是让人感到压抑。步行街一层的交通流线很简单，东西各一个出口，中间转角处为一个广场，整条步行街有四个广场，分别有不同的文化主题。不仅便于人们购物，也为顾客提供优美的休闲环境和充分的活动空间。步行街的二层的两端为外廊步道，东段为内廊步道。二层的廊道总长达1400m。西端的外廊步道为文化长廊，供人购物与休闲，充分体现了步行街的文化特点。此外，步行街的一层与二层分别以大步梯，手扶电梯相连，加强一层与二层的连接性，便于二层购物。

2.1出入口

东方文化步行街为东西两个出入口，分别是两个文化主题广场。广场配置有植物，雕塑及景观小品，广场的开敞性保证了出入口的明显，引导人流。广场以铺装为主，便利于人流的聚散。步行街的入口处设有台阶，阻止机动车的进入，保证步行街内部的安全性。

2.2步行走廊

一层的步行街中间有坐凳，绿篱和雕塑小品，将其左右两侧或隔开，或联通，加强人流的导向性。两侧的景观小品为购物人群提供丰富的视觉景观。二层的步行走廊的平均宽度仅为2.3m，中间又用构造柱阻挡，走在其中使人感到压抑。走廊的柱子上有中国文化典籍选取的哲理名言，使人在其中购物有另一番趣味。

2.3垂直交通

垂直交通是复式步行街必不可少的，为步行街的交通带来便利。东方文化步行街共有5处垂直交通，平均140m一处，垂直交通的距离过远，不利于将人流引向二楼，这也是导致二层购物人群少的主要原因，也不利于步行街发挥其商业价值。

2.4天桥

步行街天桥通道加强了步行街两侧交通流行的便利性，也起到一定的导向性，将顾客引入到另一侧。在天桥上观察步行街的风景，也会给人一种别样的心里感受。步行街的通道共有7处，平均100m一处，通道与通道的距离过远，不利于两侧的信息交流。

3步行街对比分析

通过对洛阳新都汇与新乡东方文化步行街的交通调查对比分析，发现一些问题：

3.1新都汇的北端入口直接将人流引向二层三层，平均了个平台的人流量，是非常好的。新都汇的出入口有5个，而新乡文化步行街只有两个。

3.2新都汇有三处停车场、库，而东方文化步行街没有。

3.3新都汇的垂直交通是30m一处，而东方文化步行街是140m一处。3.4新都汇步行街的建筑与街宽比例适宜，而东方文化步行街二层的步廊过窄，使人产生压抑感。

3.5新都汇步行街中的景观小品单一，东方文化步行街的景观小品丰富。3.6新都汇中的交通流线丰富，东方文化步行街的交通流线单一。

篇8：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一、新东方的企业文化

1 . 挑战生命极限。新东方之所以能够在现阶段获得成功,与其企业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新东方的企业文化之一在于,挑战生命极限。在这里,生命的极限并不是生理上的极限,而是一种自我的挑战和学习。新东方的学员有很多都成为了社会上的精英人士,无论是教师还是管理者,都得到了业界内部的肯定。在起始阶段,新东方遭遇了很多的挫折,无论是社会的限制还是业界的误解,或者是创业道路上的各种阻碍,都通过自身的顽强奋斗和创业者的合作,共同获得了成功。因此,挑战生命极限便成为了新东方的企业文化。倘若将其应用到高职英语教育中,则可以不断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此来实现学习成绩和应用能力的双重提升,逐步的建立高职英语教育的良性循环。

2.探索出一种激发创造力的教育新模式。我国的教育趋向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应试教育比较突出。新东方作为一种社会培训机构,总体上比较偏向于实用型,因此在教育模式和教育手段上有所不同。在新东方学习英语的人,多数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有些是为了就业,有些是为了自我提升,有些则是为了今后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学员的目的,新东方设定了很多的教学模式,学员可自主选择,因此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较高,学习能力得到了提升,成绩也比较稳定。高职英语教育中,很多学生都是单纯的听教师讲解,互动性较差,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不畅,导致高职英语教育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日后需重点改进。

二、新东方企业文化与高职英语教育

1.在教学中融入励志教育。高职院校本身就是从社会实际出发,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以此来进行办学的。高职英语教育在很多方面都与新东方的教学不谋而合,因此,在运用新东方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在教学中融入励志教育。(1)高职英语教育人员,应对学生的未来有一个了解,与学生共同制定未来的规划,分析英语在将来的工作和学习中会占有怎样的地位,以此从实际出发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励志教育并不是纸上谈兵,应在教育过程中,为学生分派任务,同时当学生实习的时候,需要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去应用,获得相应的成果后,学生的学习斗志将会更加高昂,同时主动的去学习。(3)在教学中融入励志教育,必须把握好励志的尺度和手段,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强加意志,这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逆反心理,直接影响高职英语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2.贯彻实施英语教学的各种有效措施。为了保证在今后的高职英语教育中获得更大的提升,需要制定多项有效的英语教学手段及措施,在积极的落实后,可帮助学生逐步看到自己的进步,加强与教师的交流,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和成绩的稳定性。本文认为,在今后的高职英语教育中,可从以下几项工作出发:(1)教学设计应面向全体学生,实行分层教学,即针对不同的学生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要求;(2)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3)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把传统教学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结合起来,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第四,在传统教学的大班授课时可采用分组进行“human waves、warmup”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或利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话题,如工作岗位、运动喜好、才艺比较等与生活贴近、学生感兴趣的实景对话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好英语。通过上述措施,基本上可以得到较大的改变,但仍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融入多元化的教学措施。

总结:本文对新东方企业文化与高职英语教育展开讨论,现阶段的高职英语教育问题较多,融入新东方企业文化,制定全新的教学方法,是今后的必要性工作。同时,新东方企业文化仅仅是一种借鉴,不是直接应用,高职英语教育与新东方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相信在今后的教育中,高职英语教育会有更大的提升,培养更多的人才,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摘要：近年来,英语教育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社会上的英语教学机构也在逐步的增多,其中新东方教育机构成为了行业当中的佼佼者,其有自己独立的、适应人才需要的办学、教育、课程体系,并且培养了很多的实用性英语人才。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新东方的企业文化具有正确的社会导向,这与高职英语教育具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目标,即实用性。倘若能将新东方的企业文化与高职英语教育有效的结合,不仅可以培养更多的英语人才,还能够健全高职英语教育体系,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充分研究新东方的企业文化,促进高职英语教学水平的更大提升。

篇9：东方文化与东方思维作文

[关键词]《红王妃》；文化霸权；东方主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历史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2009。

[作者简介]刘国清，男，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国当代文学。（长春 130024）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2004年创作的《红王妃》是作者在读完《王妃回忆录》（韩国称为《恨中录》，亦称《闲中录》）受到强烈震撼而创作的一部跨时代、跨地域与跨文化的力作。因《红王妃》在体裁上有别于作者原来的创作模式而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即“跨越了自传、传记和小说的文类界限” [1]79而获得文学界的很高赞誉。《红王妃》分为古代篇、现代篇和后现代篇。古代篇讲述了在朝鲜历史上家喻户晓并颇受尊崇的献敬王妃洪玉英，在朝鲜民间称为“洪夫人”的宫廷生活和悲剧人生，由王妃离世二百余年的阴魂以第一人称向世人倾诉。现代篇是王妃的亡灵以第三人称讲述她选中的替身，一位叫芭芭拉·霍利威尔的英国当代女学者的悲剧性婚姻及其在韩国的一段浪漫经历。后现代篇沿用现代篇使用的王妃亡灵以第三人称叙事，该篇采用开放性的结尾，讲述现代篇中的主人公芭芭拉·霍利威尔为完成在首尔邂逅的荷兰情人、人类学家占·范乔斯特的遗愿，与占的遗孀维维卡一起培养一个领养的中国孤儿陈建依的故事。

从《红王妃》的结构设计上看，德拉布尔可谓是煞费苦心。古代篇主体上是离开人世的红王妃对自己所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与宫廷生活所做的回顾，而且不时地以一种穿透古今的鬼魂叙事对在世时发生的事件和当今发生的事件进行评点，从而将过去与现在、朝鲜与西方巧妙地连接起来。现代篇则实现了从伦敦到首尔在空间上的移转。虽然该篇主体上在展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但也不时地加入全球化时代的韩国文化，甚至还有中国文化；既有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同质化的现代文化，也有东西方对彼此文化的不解与困惑，包括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红王妃对英国文化的不解和本篇中两位主人公对东方文化的困惑。后现代篇虽然很短，但无疑是对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交流融合所做的一次尝试。从中国孤儿院领养的中国小女孩陈建依在两位西方妈妈维维卡和芭芭拉的共同呵护下正在异国他乡健康成长，她身上肩负着沟通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重任。从表层上看，《红王妃》的古代篇和现代篇展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恰恰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了解，而后现代篇荷载着作者沟通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美好愿望。在接受韩国学者李良玉采访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道出了《红王妃》的创作意图：“我想谈的是文化理解与误解的问题”，“我们生存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彼此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生活的世界需要彼此理解，至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彼此理解对方。这就要求我们跨越文化并且明白文化之间有接触的可能，这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2]161-162《红王妃》中既有东西方文化间的误解与困惑，也有彼此间的沟通与理解。显然，作者在小说中写文化上的误解与困惑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东西方文化间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于是，《红王妃》便被认为是具有全球视野、“代表东西方之间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的未来及希望”。[3]65遗憾的是，评论界却对于小说中隐藏于表层之下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缺少认识。不管《红王妃》的鬼魂叙事多么别有创意，也不管作者想传达的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并达到相互理解和文化融合）的理念有多么诱人，对于读者，尤其是东方读者，不要轻易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对于隐藏于文本中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的内涵需要细心挖掘并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可忽视，更不该视而不见。

一

上世纪60年代，英国历史小说开始复兴，至今繁盛不衰。笔者在《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一文中指出了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六大特征，而将历史素材作为展示作者理念的平台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4]48-49虽然《红王妃》的古代篇以献敬王妃洪玉英所著的《王妃回忆录》中所述的宫廷生活为主要素材，但这些素材是作者用来展示自己理念的，作者有自己的取舍，而且作者还加入了很多《王妃回忆录》不曾有的内容，甚至在某些方面颠覆了原有的记述。正如作者在《红王妃》的《序》中所言，红王妃的声音“已不仅仅属于她一个人，它已成为一个混合体，其中包含了我的‘声音’，霍利威尔博士的‘声音’，当然，还有回忆录各位译者及评论者的‘声音’”。[5]序3于是，《红王妃》中的王妃在思想上已经是既有东方的元素，也有西方的元素，确切地说，红王妃已是一个高度西方化了的以东方阴魂的身份来叙事的叙述者。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的红王妃声音已被嵌入了众多西方人的声音，还在于在德拉布尔笔下的这位王妃在离世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不仅已饱读西方典籍，而且还了解甚至洞悉当今的西方社会。这位王妃不仅了解伏尔泰，熟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思想，还善于使用当代学术术语，既能回顾前生，又能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对生前历经之事予以置评，甚至还不时地加入自己对当今的教育、女性地位、生命伦理、学术伦理等问题的思考，既能谈古论今，又能对东西文化加以比照并品头论足，绝非《王妃回忆录》中的王妃可比。虽然在小说的《序》中德拉布尔本人曾言，“跟霍利威尔博士一样，我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5]（序2）而且在《红王妃》这部小说中，连红王妃本人也数次否认死后灵魂的存在，但德拉布尔还是选用红王妃的亡灵作为叙述者。德拉布尔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了这种叙事的妙处，“通过让她在死后去评论，我便可以就此探讨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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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对《红王妃》采用的鬼魂叙事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叙述话语上超越了常规叙事的固定模式，打破了叙事主体的时空局限”，“拥有了宏阔的观察视野和充分的叙述自由”，“充分行使小说家独享的虚构特权，在今生与往世、现实与历史、西方与东方之间实施了多重时空跨越，进行跨越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历史对话和精神交流”，“独特的跨时空叙事在个体生命的叙说中抽绎出人类共有的心理本原，增添了作品的历史底蕴，体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7]54采用鬼魂叙事确实给《红王妃》带来了巨大的叙事空间，但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风险。作为亡灵的王妃被赋予了太多的声音，既有生前自己的声音，也有死后历经二百年所见所学而高度西化了的亡后的声音，加上红王妃的替身，英国的女学者霍利威尔博士的声音，英国数位《王妃回忆录》译者的声音和西方评论者的声音，发出这么多的西方声音，《红王妃》很难彻底革除西方文化霸权意识，也难免有东方主义的色彩。

在《红王妃》中，作者借王妃之口数次提及文化相对主义，而且在小说的《序》中，以及在接受采访中德拉布尔也数次谈到文化相对主义，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作者，也在昭示作品所持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或者说是文化平等主义的立场。但如果细心观察，读者还是可以在《红王妃》亮丽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下闪动着西方文化霸权思想的鬼影。不仅如此，与西方文化霸权相伴而生的东方主义在小说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分布。

二

在全球化的今天， 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相互尊重与平等对话符合时代潮流，是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旋律。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东西文化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存在着强弱之分。相较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虽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自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支持者，但常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在对待东方文化态度上习惯于用西方文化作为标尺来衡量东方文化，表现出文化霸权主义的一面。不仅如此，一些东方学者在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面前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盲目认同西方文化，甚至矮化、丑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客观上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帮凶。

虽然当今是崇尚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但西方的文化霸权却几乎无处不在，这种文化霸权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文化的高扬、彰显和对东方文化的贬抑与消音，以及使东方的文化西方化上。《红王妃》中的叙述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方人，而是离世二百余年对东西方有着深入了解并对西方文化有着高度认同的红王妃的亡灵，确切地说，叙述者已是高度西方化了的东方亡灵，红王妃亡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西方文化的代言者，这位代言者不仅以西方的视角俯视在韩国历史上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而且探及当今的世界，作品中不时闪动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身影。

《红王妃》的古代篇大量借用献敬王妃洪玉英所著的《王妃回忆录》中的材料，但德拉布尔也加入了不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想象成分。她曾坦言，《红王妃》有很多与历史记载不符的地方：“不过我有所欺瞒，我是指某种程度上对素材的欺瞒，因为有些素材是找不到的。”“当然，我承认那完全是我的理解。”[2]158在古代篇中，作者不仅特意设计了红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而且频繁出现喜鹊来昭示厄运。德拉布尔在《红王妃》序中承认了它们的虚构性：“我在小说里设计了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不知是否符合史实”，“我甚至也不清楚喜鹊（它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朝鲜到底是象征吉祥还是象征厄运。”[5]（序3）

无论是在中国的宫廷还是在朝鲜的宫廷，猫很少作为宠物来豢养，武则天却是例外，据说她在宫廷养了很多猫。很多西方人现在把猫作为宠物豢养，现在一些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韩国人也喜欢养宠物猫，但当时的红王妃是否养过猫却缺少证据。对猫和狗的宠爱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作为18世纪东方人的红王妃如此爱猫，有了与当代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如果说作者设计红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是为了讨好西方的读者，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喜鹊作为厄运的象征则值得深思。

在西方文化中喜鹊昭示厄运，而在中国和朝鲜文化中则预示喜事降临，德拉布尔对此十分清楚：“通常的说法是，在中国和朝鲜，人们认为喜鹊给人带来喜讯，而西方人则相信，见到喜鹊就会倒霉。”[5]（序3）在《王妃回忆录》中，思悼世子被逼去自杀之前出现的是渡鸦，德拉布尔却故意在《红王妃》古代篇中将其置换为喜鹊，而且频繁使用它来预示接二连三的厄运。虽然德拉布尔宣称自己力避文化偏见，小心谨慎以防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文化盗用主义者”，[2]（162）但她的这一置换难免令人生疑。德拉布尔承认在英国人们对中国和日本有很多成见和偏见，而对韩国谈论不多，似乎没什么成见和偏见[2]（155），但《红王妃》古代篇中的这种置换却无法叫人相信作者对韩国文化没有丝毫的成见和偏见。《红王妃》古代篇中用喜鹊来置换《王妃回忆录》中的渡鸦，客观上起到了对东方文化消音的作用，产生了使东方文化西方化的效果。

《红王妃》的古代篇不仅将在韩国文化中代表吉祥的喜鹊西方化为预示厄运的不祥鸟，而且颠覆了红色在韩国原有的文化寓意。在韩国，红色代表喜庆吉祥，但王妃的亡灵一再抱怨是因为自己喜欢红裙子才遭受生活的不幸与苦难，作者这种对异文化寓意的颠覆其实是一种去异文化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文化霸权策略，只不过比较隐蔽而已。

西方文化霸权的身影不仅存在于《红王妃》古代篇，而且还出现在现代篇和后现代篇中。在古代篇中，德拉布尔借红王妃之口批评韩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在现代篇她则借红王妃的替身芭芭拉在首尔结交的新情人占·范乔斯特所谓的在中国的经历抨击中国的宴请文化和送礼文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清楚地表明了西方某些人士对异文化所采取的先入为主的傲慢与轻视态度，这同样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

德拉布尔一再申明《红王妃》旨在实现跨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文化融合，其后现代篇无疑是作者为实现这一愿望所做的一次尝试，但遗憾的是，不仅这种尝试是否成功难以预测，而且作者在此篇的设计上明显存在着西方文化霸权思想的痕迹。芭芭拉在首尔认识的情人占·范乔斯特的遗孀维维卡和芭芭拉共同抚养的中国女孩陈建依未来很可能难以摆脱身份的尴尬。陈建依虽然有着中国人的血统，但她在只有两岁时就被带到了欧洲，能有多少的成分母国文化尚存在她身上？只有两岁的陈建依不会负载多少中国文化，在纯西方文化的氛围中，从文化角度讲她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西方人。未来的她只能成为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一个有着东方面孔黄皮肤但骨子里却西方化了的夹心人。没有了东方文化，又何谈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难怪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作者的写作意图并没有实现。[8]不仅如此，这种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湮灭东方文化、去东方文化的操作。陈建依成了一个湮灭东方文化、去东方文化最后只能彻底西方化的符号性人物，而湮灭东方文化、去东方文化并彻底西方化是西方文化霸权的终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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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方文化霸权与东方主义是一对孪生姐妹。西方通过对自己文化的美化和普世化来压制东方文化，甚至贬损、丑化东方文化，从而吞噬、同化东方文化来达到传播西方文化并将东方西方化的文化霸权目的。为了实现西方文化霸权，东方主义不惜冒种族主义的风险对东方民族加以丑化，甚至妖魔化。于是，野蛮、凶残、邪恶、愚昧、落后、丑陋、奇异、怪诞、迷信、病态和非理性的东方就成了东方的标签。由于这样的标签是西方强加给东方的，不仅遭到东方的强烈反对，而且与当今提倡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时代相悖而不得人心，传统的东方主义便进行了改头换面，一种新东方主义应运而生。但这种东方主义与传统的东方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它是传统东方主义的变种，只不过因手段翻新而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而已。

传统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俯视，是西方的自说自话，而东方作为他者是完全失语的，是不在场的被言说对象。新东方主义则调整了策略，“不再是西方的自说自话，它以一种貌似宽容的姿态让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第三世界本土资料提供者的身份踊跃发言，并让他们在其话语中心占据一定的位置。”西方主流文化鼓励来自于东方的学者“以本土证人身份证明东方主义的正确性，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而东方学者则通过对东方的矮化和丑化实现自我东方化来跻身西方的话语场，获得话语权。这样一来，“新东方主义收编了来自东方的盟军，在老式的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内纳入了听似真实的自我东方化话语。”[9]（32）

虽然《红王妃》的古代篇主要取材于《王妃回忆录》，但德拉布尔不仅加进了历史相像的成分，而且还对一些人物形象进行了颠覆，因这种颠覆是丑化与妖魔化东方人，《红王妃》有着东方主义的色彩。不过，尽管红王妃的亡灵作为叙述者是个混合体，她有着东方的躯壳，披着东方的外衣，但在骨子里却已是对西方高度认同而西化了的鬼魂。正因为这位叙述者混杂着众多西方人的声音，其东方主义的成分是传统的东方主义式的，而其东方的躯壳与外衣则使其表现出的东方主义色彩是新东方主义式的。也就是说，这位亡灵叙述者兼具传统东方主义和新东方主义的特质，或者确切地说，是在新东方主义外衣的遮盖下行传统东方主义之实的，正因为这种形式极为隐蔽而颇具欺骗性，人们才一直未对《红王妃》中的东方主义予以足够关注。

《王妃回忆录》由1795年、1801年、1802年和1805年分别完成的四部回忆录组成。前三部回忆录记述了王妃在宫中孤寂枯燥的生活，也对当时的政治有所针砭并为屈死的家人伸冤。第四部最为重要，它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壬午祸变”的前因后果，极具可信性。在回忆录中王妃立下血誓，是因为身患严重抑郁症的丈夫思悼世子屡闯大祸，威胁到了朝鲜王朝的存亡，无奈之下英祖国王才将其赐死。[10]在《王妃回忆录》中，王妃对自己的公公英祖国王并没有怨言与指责。在朝鲜的历史上，英祖是一位以仁德治国、英明睿智的国王。但在《红王妃》中，英祖成了一位缺少理性的国王，他“性格暴躁，反复无常，时而自我克制，时而又放任自流。”[5]（45）他的行为非常怪异：“但凡跟家里哪个他不喜欢的人讲过话，他就会没完没了地洗耳朵、漱口”。[5]（55）更令人奇怪的是，德拉布尔笔下的这位患了严重哮喘病而又神经质的国王总是试图把脏水泼到仅一墙之隔的女儿和协翁主院里，但因为院墙太高泼不进去而搞得自己满身溅上脏水。国王还有一种强迫症，他忍不住常常换衣服。国王还非常迷信，十分忌讳“死”和“回去”两个字，忘了带东西，不管多么重要，不仅自己不回去取，也不准随从回去取。国王不仅怪异迷信，而且还非常凶狠残忍。英祖一直为杀兄篡位的传闻所扰，为了平息传闻，他不惜大开杀戒，株连万千。德拉布尔笔下的英祖不仅为王不仁，而且为父不慈，甚至残忍无情。在朝鲜历史上英祖国王大义灭子这一迫不得已的行为，却成了《红王妃》中王妃亡灵对英祖国王不断声讨谴责的依据。对于思悼世子被幽米柜而死的缘由，作者或不愿对此加以考证，或可能虽有所了解却故意弃之不用，然而却妄自杜撰各种原因，津津乐道地以浓重的笔墨反复渲染这一惨剧，以此突显作为父亲的英祖国王的残忍与狠毒。将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包括国王或君主进行丑化是西方对东方人实施东方化的最有效的手段，而挑选有东方背景的叙述者来承担此任无疑使这种东方化获得了最大的合法性。

《红王妃》不仅丑化英祖国王，作者还无中生有地杜撰出宫廷中的乱伦丑闻。不仅有英祖国王最疼爱的女儿崇夫人与同胞哥哥思悼世子之间的兄妹乱伦，还有亲姑侄间的跨代乱伦。为了获得权力，曾与亲哥哥乱伦的崇夫人竟然不顾礼义廉耻勾引立为王储的亲侄子崇玉而犯下乱伦的罪孽：“崇玉王储当时正进入青春期，他这个做姑妈的便毫无廉耻地挑逗他、勾引他。她的占有欲极强，我从崇玉口中得知，就连他读的书都会挑起她的妒火。”[5]105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还跟小王妃争风吃醋，诽谤小王妃没有生育能力。在一个笃信儒教的国家，至亲间的乱伦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而且是绝少发生的，更何况在宫廷之中。德拉布尔如此丑化朝鲜的王子与公主，其实正是东方主义思想在作怪。

《红王妃》现已是享有很高声誉的一部作品，无论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广获好评。但正是因为它有太多美丽的光环，人们很容易忽视它在阳光下的阴影，这就需要我们不要被嘈杂的溢美之音所左右，而是深入挖掘、悉心倾听隐于文本深处的声音。因为作者在接受采访中一再举起文化相对主义的招牌，小说中数次申明奉行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人们就越容易被蒙蔽，而且作者选用朝鲜王妃的亡灵进行自我东方化的手段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对于像《红王妃》这样的作品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人们更应该提高警惕，以防被表面的现象遮住双眼而无法深层透视并难以发出批判之声。

参考文献：

[1] Frankova， Milada. The Red Queen： Margret Drabble’s （Auto）Biographical Pastiche.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2011（37）.

[2] 李良玉：《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访谈录》，朱云译，《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3] 王桃花：《论<红王妃>中的异文化书写及其“理解”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

[4] 刘国清：《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外国文学动态》，2011年第6期。

[5]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杨荣鑫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

[6] Jays， David. Seoul Destroying. The Observer， August 22， 2004.

[7] 程倩：《历史还魂，时代回眸—析德拉布尔<红王妃>的跨时空叙事》，《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

[8] Eder， Richard. The Red Queen： Babs Channels Lady Hyegyong. New York Times. 10 Oct 2004.< http：//www.nytimes.com/2004/10/10/books/review/10EDERL.html？_r=1&oref=login>

[9] 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10]《揭秘壬午祸变—思悼世子的死亡之谜》，http：//wenku.baidu.com/view/a5d5fa7002768e9951e738d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