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精选8篇）

篇1：西学东渐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评议

利玛窦,明清之际来华的.一位耶稣会士.他在华期间改变以往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用西学作为敲门砖,客观上对西学东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评价这一问题时,既要把西学东渐与殖民掠夺下的“文化侵略”区分开来,又要看到利氏的保守性和所传西学的局限性.

作 者：疏仁华 Shu Renhua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安徽,铜陵,244000刊 名：铜陵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ONGLING COLLEGE年，卷(期)：2(1)分类号：B0关键词：利玛窦 传教 西学东渐 文化交流

篇2：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的教学反思

——哈162中学

王会姣

在教授必修Ⅲ《西学东渐》这一课后，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首先，最大的问题是，我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师生间的互动，但却忽视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性，讲课时，还是我讲得太多，虽然讲得很透彻，但学生还是被动接受，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去着手解决：

一、把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变成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就需 要将教材问题化。把教材内容变成问题的“链接”；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一个个地进行问题求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激起学生的问题意识，并生成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二、通过本课教学，我更深刻的认识到老师在备课时不光备教材、课本，更要备学生。课堂上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如果教师一遇到这些“小插曲”就感到束手无策，甚至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子来压制学生，这恰恰反映出教师无能。而课堂上的闪光点往往体现在教师对这些问题的表现的机智上，而这些机智是我们写在纸上的教案无法体现的。所以教师要加强专业素质，拓展知识面，深挖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以不变应万变，提高教学质量。

其次，对如何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思教学设计,教学手段是为了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服务的。在实施教学手段的时候必须明确其目的是什么，切忌为了形式而形式。例如，在编演历史剧时，不要把历史剧变成娱乐同学的闹剧；在使用历史剧进行情感教育时，要引导学生去体验历史人物的心理，理解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原因。很多老师都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以为教学方式越多，学习方式越多，课堂越“热闹”越好，就是情感教育成功的表现。其实进行情感教育时应该以教材内容而定，注意各种方式替换使用；另外，由于受教学时间限制，不能事事都要进行情感教育，应选择典型人物或事件苦心经营、独具匠心，形成一两个高潮即可。本课我以谭嗣同为例，通过讲述他为变法牺牲的精神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

篇3：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一、斯坦夫里阿诺斯的文明化进程角度下的西学东传

美国加州大学斯坦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 若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文明, 则应包括以下几个因素:社会分裂为不同的不等的阶级, 有世俗权力或神权, 有多种类型文化。[2]105-148这种文明观的本质其实就是坚持非均衡的制度化、礼仪化, 认为正是这种非均衡的存在和刺激作用促使整个人类取得不少的进步———尽管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牺牲了每一时代的大多数人利益。

若以斯氏的文明化理论关照西学的对亚洲传播, 我们会发现亚洲能够在文明的碰撞中获得进步, 主要的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国家慷慨的对亚洲的文明的主动传播, 显然, 西欧国家由其本意同样企图把亚洲变成美洲第二, 或者大洋洲第二。历史的发展所以偏离他们希冀的目标的根源在于西方殖民扩张开始以前亚洲与美非澳洲的不同的文明发展程度。

在整个的人类文明发展中, 与美、非孤立不同, 亚洲一直是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 近代的暂时落后境况使它能够运用深厚的发展经验来使自身及时的在文明的交流里得到变革更新, 尽管也付出了惨痛的教训与代价。而且这一点在西欧诸强扩张亚洲的过程中也得到证实。

八国联军在镇压亚洲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 其统帅瓦德西就评论道, “吾人对于中国群众, 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 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 尚未完全丧失, 可于此次‘拳民运动’ (指义和团运动) 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 皆无此脑力与兵力, 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3]244显然, 中国作为有着文明高度发展的亚洲的一员, 能够在中西文明交流里赢得主动权, 其关键在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深厚积淀, 这是使得中国能够文明的碰撞中汲取历史的养分改变命运的所在, 但是这不能掩盖西方企图变中国为美洲第二的期冀。换句话说, 西方其初衷也必然是在中国实现种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也未尝没有“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有形的取代”的想法。

二、近代西学东渐对中国文明的影响

1. 对物质文明的影响。

所谓物质文明, 从狭义上讲是指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况。它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在中国由传统自然经济社会步入近代的过程中, 一方面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逐步解体, 另一方面在被动中开启了近代化进程。我们知道, 首先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文明式碰撞而起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内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实现巩固清政府统治的洋务派, 他们开展的洋务运动, 兴办了一系列旨在“自强”的军事工业和“求富”的民用企业。客观上讲, 洋务派的努力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 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物质思想人才基础。之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相继兴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近代工业。但是我们如果用文明的眼光来梳理这段历史, 就会发现虽然中国近代不同派别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的道路上, 建立了一些近代的工业企业, 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建立在系统科学的对西方认识的前提上, 他们努力的近代工业没有能通过实践检验, 所追求的自强、求富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 得到的现实却是自然经济日趋凋敝, 新的民族经济畸形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近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更遗憾的是, 伴随着西方愈益增加的对中国战争的凌辱, 中国益发增加了对西方的学习。愈被侵略、愈是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信仰、愈坚定走西方道路, 因而愈反对封建文明。中国近代先后登台的几个阶级几乎无一例外对古代文明精粹视而不见, 没有意识到坚持本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学习, 而是决绝的在异见中走与对方相反的道路, 充满了浓郁的“党争”意味。自然对于先生、老师侵略学生这个问题虽困惑, 但绝没有想到从古代那里吸取智慧养分, 反而很多时候把奋进的障碍归结为自身文化的千年顽固。越是社会向前迈进、越是轻视本国先前的物质文明。

2. 对精神文明的影响。

在步入近代之前, 中国不仅政治上独立, 而且文化上繁荣、国民充满自信。鸦片战争后, 随着中华帝国首败于夷人, 进步的中国人开始了探索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那里即意识到了中西方在器物层面的差异, 甚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 林则徐等人还能保持大国国民风范。洋务运动时期, 洋务派遵行“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理念虽然其本质是以中国传统儒学为主, 外辅以西方军火器械等物质文明, 未从根本制度上革新, 但其基本方向上却是正确的。因为作为世界文明民族的一员, 正确的选择必然是坚持本民族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向外借鉴。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洋务运动所遵行的指针有其正确的方面。但是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的深入, 尤其是伴随中国战败导致危险系数的增加而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国人愈推崇西方文明。从维新思想到辛亥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 在与异见派论争中逐步走向了推崇西方文明贬低甚至否定国学文明的境地。李喜所教授指出戊戌维新的一个局限是“只注意西方文化在变法中的作用, 忽略传统文化在改革中的特殊功用”。[4]不仅如此, “戊戌维新思潮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 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风俗习惯、思维模式的转变。”[5]而20世纪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结束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但同时又是一场“建立民主制度的计划痛苦流产的不成熟的革命”。[6]因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形式上的封建王朝统治, 之后北洋军阀在实践中混战的现实表明了它只是更进一步摧毁了传统文明———而设想中的新资产阶级文明并未建立起来。也正基于辛亥革命未真正摧毁封建落后思想以及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精神文明,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推动者提出了两大旗号“打倒孔家店”和“民主”、“科学”。在激进者看来, 儒学俨然成了中国一切落后的罪魁祸首, 解决办法就是全盘西化。这种“把中国封建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一律视为封建文化而完全否定, 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7]通过以上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梳理, 可以看到在近代时期, 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 一些阶级及其学者不能正确对待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 呈现出一维性的认识发展:传统文化愈受批判, 西学愈受重视。还要指出的是, 不是我们在文明碰撞中对西方文明的重视不够, [8]而是在近代社会巨大的时代变迁下, 在西学的猛烈冲击下, 这些超前的思想理论“很不扎实”, 带有“很大的空想性”。[8]

总之, 西学东渐的过程有意无意中摧毁了古代社会优良传统, 而又未树立新的系统的资产阶级文化, 使“中国文化在这种‘西方化’思潮的冲击下, 导致人们深刻的‘认同危机’”。[9]27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 西学东渐的过程严重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积淀成型的固有的优秀文明传统。

三、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一般而言, 文明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总结, 是一定时期物质形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 而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形成不同的文明。相对于农耕时代封闭的文明, 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是一种开放扩张的文明, 因此在世界的近代———资本全球化逐步形成的时代, 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就是一个逐渐向全世界扩展和同化其他文明的过程, 其他国家或地区应当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个需要坚持本国优秀文明基础上向西方奋起直追的过程, 同时非西方地区在自强过程中尤其要警惕外来文明的征服或同化。在这种背景下关照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 由于其开始并未建立在一个对自身文明精粹清醒认识的基础上, 因此这一努力的过程逐步的演变成了失之客观的“西化”或纯粹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其实面对西方近代兴起的领先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一历史现实, 如果我们站在人类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 应该理解这本身是一个民族如何看待学习其他民族文明的问题, 而不论这个民族先进与否。须知, 就在中国边疆地区, 在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面对汉族建立的先进文明就曾十分审慎的进行过多样的鉴戒式学习,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同样, 中国周边的日本———“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国家”又“最陌生的一个民族”亦是如此, 面对几千年优于自己的文明, 既“热诚的向你学习, 却丝毫不影响他那极为强烈的自尊”。[10]2-6说到底, 这是一个民族有无学习他民族的意识、有无危机意识的敏感问题。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领先地位中, 形成了缺乏学习其他民族文明的敏感和意识, 不仅如此, 还愈益增加了老大的虚骄自傲、故步自封。这种封闭式文明勃发时意气风发、精神昂扬向上;而失意时又显露了他的手足无措、茫然无知。犹如一个人失意时不气馁、处顺境时不自傲, 他首要的是保持好本我一样, 一个民族或国家首先是保持住自己的特性。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坚持自己国家的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正建立在坚持中国特点的基础上。

篇4：财富管理 西学东渐

与经历了数百年发展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2005年才起步，有CFP比喻“就好比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不管是理财经理的职能、银行所提供的服务，还是整个财富管理产业链都还在构建之中。尽管外资银行在服务理念、理论基础和经验积累等各方面都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中国市场的特点以及国民的需求决定了，本土化的中资银行也有自己的吸引力。

伴随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中资和外资银行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以期最大程度满足国民的需求，做大各自财富管理的蛋糕。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在取彼此之精华，服务模式趋于融合。尽管外资银行在海外市场上一直奉行以客户向导向的服务模式，但前提是基于成熟市场的成熟客户群，而在新兴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异地而战的外资同样处于积累客户的市场培育期，面对国内客户资产增值的首要需求，也不得不时常切换到以产品为导向的模式，以期用最显著的即期利益吸引客户。不过，综合比较中外资银行在客户分层、业务流程、客户维护和后台支持等多个方面，两者的区别依然十分明显。

资产增值是国内最大需求，中外资产品差异明显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被冤枉的银行家通过帮狱警报税打通关系，获得了下至狱警、上达典狱长的信任，从而为自己的越狱行动创造了机会。事实上，在美国，报税、合理避税以及如何实施财产转移等通常属于中端客户（中产阶级）理财的第一需求。当然，具体的内容还视不同的客户情况而定。在电影中，如果银行家对狱警们高谈阔论股票、债券，恐怕很难取得收买人心的效果，因为对狱警而言，他们的闲钱有限，股票债券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这与中国的情况显然大不相同。在现有的资产增值、子女教育、养老、遗产、保险和特殊规划中，中国消费者对资产增值的需求最为旺盛。一方面，资产增值的针对性不强，却覆盖到了其他的各种规划；更为关键的是，与其他规划相比，资产增值的即期收益往往更加直观，既使得理财经理容易与客户进行沟通，也方便客户比较、选择不同银行的理财产品。“客户往往在来之前已经见过了多家银行的理财经理，通常也在不同的银行拥有存款，如果在见第一次面的时候不能给他/她看到即得利益的话，基本上这个客户我就再也见不着了。”中国银行国贸支行财富中心副主管、CFP持证人孟嘉表示，“而从子女教育规划谈起显然无法让客户感受到即得利益。”在中资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中，类似子女教育等规划通常以增值服务的形式出现，由财富管理部门与行内的其他相关部门或第三方机构联手合作，以帮助客户解决子女出国留学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客户需求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银行，在面对客户资产增值的首要诉求时，都以丰富的投资产品来满足客户需求。不过，两相比较，外资银行由于开展人民币业务受限，无法发挥产品和创新优势，只能更多地发挥海外资产配置的经验，因此会重点向客户推介离岸业务以及保险产品，据孟嘉介绍，保险在外资客户理财规划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高，大约超过60%，中资银行则多半会用基金来替代保险产品。

而在交通银行私人银行顾问、CFP持证人徐亮眼中，相对外资银行主打高收益高风险产品，中资银行的理财产品则更为稳健。这也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业界掀起一股外资客户转投中资银行潮流的原因之一—外资银行把离岸市场作为强项，私人银行更是把结构性产品作为主打，让高端客户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长久囿于国内市场的中资银行反到坐收渔利，分流了不少高端客户。高端客户转投中资银行的另一个出发点在于，在人民币升值、热钱涌入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国本土市场的投资机会更为显著，显然中资银行在这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渠道也更为广泛。

客户分层:资产规模 Vs 社会角色

经过近几年的摸索，中资银行在客户分层上已经初见成效，包括中行、交行以及中信银行在内的绝大多数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国有和股份制银行都将个人业务划分为个人理财业务、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三个层级，以资产规模为依据对客户进行最简单的分层。中国银行在其2009年年报中即指出, 实施客户分层管理，完善网点与三级财富管理体系差异化的服务模式，围绕重点发展中高端客户群的目标定位，增强财富管理三级服务体系的协同效应，全力打造“中银财富管理”品牌。

在此基础之上，多家银行还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标准同样是客户的资产规模，对不同层次的客户采取不同的策略，不仅配备的理财顾问有所区别，推广方式有所不同，并且在投资渠道和增值服务的提供上也有明显差异。

以交通银行为例，资产在1-5万元的客户属于“快捷理财”的服务对象，5-50万元的中端客户归于“交银理财”旗下，50万元上以客户则属于“沃德财富”，而同属“沃德”这一品牌下的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要求在500万元以上，不仅拥有专属的投资产品或量身定制的金融投资产品、更多的投资渠道（如私募股权产品）以及包括教育、医疗和消费在内的各种增值服务，并且其配备的服务团队更加“庞大”，不仅有沃德客户经理，还包括了私人银行顾问（必须是CFP持证人） 以及总行的私人银行专家团队。

外资银行则通常依据海外的经验，在进行客户分层时，资产规模仅仅是一项准入标准，而是以客户的生活习惯和职业习惯来进行分类，大致分为企业家、白领、个体工商户、家庭主妇、有经验的投资者和无经验的投资者几大类。客户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决定了他们投资习惯、生活习惯、乃至接触方式、推荐产品和参与活动的不同。例如，“和企业家联系就应该集中在每天下午的四五点，周末尽量不要打扰他们；而对于家庭主妇，最好则是把她们约出来见面，因为她们的时间相对充裕；对于没有经验的投资者要多推荐一些初级的讲座，而对于有经验的人士则需要倾听他们的一个想法和意见。”孟嘉如此解释。

通过采访多家中资银行的理财经理，《新财富》了解到，尽管中资没有将社会角色作为客户分层的主要依据，但在做理财规划前，职业是风险评估中上必填的一项，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不管是平时问候见面的时间地点，还是投资产品的选择，理财经理也都会根据客户的职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特性做出判断，只是这些大都还局限于理财经理的个人行为与经验积累，并未系统化，并最终上升到服务模式的高度。不过，据徐亮透露，交行目前已经逐步尝试在为客户分层时，在原有资产规模标准的基础上搭配上职业因素，并给不同的人群配以不同的顾问，以期在更精准定位的基础上提供更贴心、更专业的服务。

后台支持:个人专业度 Vs 模式的力量

在细致的客户分层基础上，外资银行针对客户的不同年龄、职业和需求会有产品配比模式，例如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则其股票配置比例不宜超过80%，若理财经理的规划中股票配置超过这一标准，就无法通过后期的审核。换句话说，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特征和需求，外资银行为每一类规划都提供了框架，这个框架是建立在客户分层的基础之上，而理财经理则根据客户的特性在这个框架之内做一定的调整和配比。

外资银行的模式化作业还体现在其后台系统不仅能提示预先设定好的所有信息，例如产品的到期时间，以及类似黄金等投资品的合理卖出价位；还能对客户的生日和纪念日等重要日期加以提醒，让服务于该客户的理财经理或者相关人员及时送上问候或小礼物，不失时机地“收买”人心。

相比之下，中资银行的理财经理则完全是一张白纸好做文章，只需根据自身对客户各方面条件的判断以及客户的需求来制定理财规划，没有任何的模式和框架可以遵照，用孟嘉的话说，就是“用手动的方式来无限接近于外资行的系统”。不仅买卖点的掌控没有任何后台提示，并且生日之类的日期也通常由理财经理自行掌握和记录。

在徐亮看来，外资银行对各方资源的调配更加熟练，而中资银行则要稍逊一筹，这也是近两年中资银行在某些专业领域积极寻求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主要原因。只是，资讯、专业上的短缺可以借助外部力量来弥补和完善，但要像外资银行一样达成系统化和模式化，还得依靠银行内部的力量。总体来说，现阶段中资银行对理财经理的支持绝大部分还停留在理论以及市场消息的层面，理财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财经理的个人能力，而事实上，这不管对理财经理个人还是银行来说都属于风险防范上的缺失，尤其是在理财经理队伍普遍年轻、个人专业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之下。

业务流程:“一对一” Vs“三对一”

《新财富》请多家中资银行的理财经理模拟了与客户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基本的模式是：理财经理询问客户的基础个人资料，了解客户的基本需求、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以及对回报的预期，填写一份制式化的调查，以方便银行做风险评估；经过几次面谈沟通掌握了必需的情况后，由理财经理制作一份理财规划呈现给客户，随后双方就资产配比和一些具体的产品配置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调整。如果客户接受了这份理财规划，那在规划的执行期内，理财经理会通过电话或见面的方式阶段性地向客户通报资产的变动情况，协商是否需要调整配置。直到这份理财规划的周期结束，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客户在这家银行内只会与负责他的理财经理做“亲密接触”，只是有些银行针对私人银行客户会配备有一名客户经理。徐亮指出，这种“一对一”的模式符合中国人传统上财不外露的个性，也满足了中国的富裕阶层对私密性的要求。

而在外资银行则是另一种情况。客户一进入外资银行的网点，通常首先接触到的是引导员，询问一些日常的理财情况和个人背景，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资银行中理财经理的先期角色。引导员之后，理财经理才粉墨登场，向客户询问一些更细节的情况，就投资需求和回报预期进行一定的沟通。一旦双方达成合作的意向，又会引入产品经理和财务顾问，由产品经理讲解并筛选适合的产品，由财务顾问来制定具体的理财规划。因此，在外资银行的模式下，一个客户的理财规划往往由三个人来维护。孟嘉表示，中国人显然更喜欢由理财经理一人包办所有的事情。因此，“针对中国客户的这一特征，目前外资银行也逐渐改变了策略，让产品经理和财务顾问隐于‘幕后’，不出现在客户面前，只能从文字方案上能看出二者的存在，而让理财经理一个人直接面对客户。”

篇5：西学东渐

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

②主要思想：

③评价：

A、地位—— B、作用——（2）魏源——《海国图志》

①依据——

②主要内容——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等（当时最详尽）

3、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途径、内容、目的）爱国性、进步性、局限性

4、结果及原因

(1)结果：没有完全付诸实践

(2)原因:A、清政府的腐败 B、闭关政策的阻碍 C、地主阶级的局限性

5、评价（1）进步性：

①促使新思想的萌发（核心、目的）

②激励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之路 ③出现一批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

①姚莹——《康輶纪行》 ②徐继畬——《瀛环志略》（历史地理、政治制度）

（2）局限性（实践、根本目的）

（二）地主阶级洋务派——洋务思想

1、背景

(1)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

①国内—— ②国外——(2)西学的传播扩大 ①传播基地——

②传播方式——设立企业、翻译书籍、报刊杂志、新式学堂、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政府官员出洋考察等。

③主要内容——军事技术、工业制造、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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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

④影响——中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儒学核心文化、是否兼采西方文化（3）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体用之争

①焦点—— ②实质——

③结果——洋务派获得慈禧的暂时支持

思考：比较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异同？

2、代表：中央—— 地方——

3、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提出——

(2)含义：“中学”—— “西学”——

(3)关系:“体”—— “用”——(4)实质——

4、实践及结果

（1）实践——洋务运动（机构、口号、内容）（19世纪60——90年代）

（2）结果——破产（国家独立、制度政权的保障、人的现代化）

A、外国的阻挠 B、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 C、洋务派力量分散 D、没有变革政治体制

5、评价

（1）积极：①指导洋务运动的开展②没有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③促进西学的传播，促使早期维新思想的发展，为由“用”及“体”的转变创造条件（2）局限（破产的原因）思考：比较洋务派与抵抗派的异同？

（三）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体西用”（中法战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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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

1、代表——

2、主张——

3、主要活动——斥责顽固派、投身洋务运动

（四）特点及原因

1、特点：领导力量——

学习内容——

2、原因：

二、学习西方政治制度

（一）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 中法战争后

1、原因

（1）根本：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2）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3）吸取洋务运动的弊端

2、代表——

3、主张（1）经济——（2）文化——（3）政治——

4、评价（1）进步性

①从工商科技转移到政治制度方面起了启蒙作用 ②为康梁维新思想奠定思想基础

（2）局限性——不系统不完整、没有付诸实践

（二）康梁维新派 19世纪90年代

1、背景（1）政治（2）经济（3）阶级（4）思想

2、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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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

（1）康有为

①主要活动

A、创办学堂、报刊—— B、著书立说——

C、领导“公车上书”（1895年）D、参与“百日维新”（1898年）②主张——西方政治学说与儒家经史结合 A、内容 B、原因

C、评价

（2）梁启超 ①主要活动

A、创办学堂——

B、著书立说——

C、参与“公车上书”、“百日维新”

②主张——宣扬民权、君主立宪制；变革教育制度等（3）谭嗣同 ①主要活动 A、著书立说—— B、参与“百日维新”

②主张——宣扬自由平等、批判专制君权、宗法等级制度及纲常礼教、倡导男女平等（4）严复 ①主要活动

A、创办报刊——

②主张——

3、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1）内容（核心）（2）评价 ①性质——

B、编译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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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

②实质—— ③作用

4、实践及结果（1）实践——（2）结果及原因

5、评价

（1）爱国性（2）进步性（3）启蒙作用（4）局限性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 20世纪初、三民主义（见23课）

（四）特点及原因

1、特点：领导力量——

学习内容——

2、原因：

篇6：西学东渐

摘要：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大力推介功能学派并运用其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当时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培养了一批社会学、人类学人才，如费孝通、林耀华等，确立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要地位。其理论和实践开拓了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功能学派；社区研究

1引言

儿童文学家冰心可谓家喻户晓，但人们却很少了解她的丈夫―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对建立中国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吴文藻被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带领建立社会学“燕京学派”、积极倡导社区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一学派的研究基地主要设置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社区研究为指导方法，所以人们称其为“燕京学派”，或者“社区学派”。

2吴文藻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2.1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进行社区研究所谓社会学中国化，就是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做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一直处在照搬欧美模式的状态，教授社会学的教师是洋人、教授内容也完全是照搬西方的理论，不能反映中国的实际状况。吴文藻对此非常不满，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具体来说，他做了如下努力：他引进了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人类学的理论。功能学派认为，要将社会生活看作一个体系，体系的每个部分都有其功能或者作用，此体系在其各部分相互影响、适应外界环境中达到平衡与稳定。“功能学派”的研究一般以“社区”为单位，其中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1]P50-54。在实际运用上，吴文藻强调以功能的方法进行社区研究，把社区当作一个整体，进而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认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考察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就要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探究。吴文藻认为用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尝试现代社区研究，有计划的分区调查国内各种文化发展水准不同的社会实况，能够真实和深刻的认识到我国固有结构和接触西洋文化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如民族学家考察边疆部落，农村社会学家考察内地农村，城市社会学家考察沿海都市社区。同时运用比较法，选择典型社区，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这样才能对整个社会有深入的认识。社区研究的目的在于验证已有的理论，根据实际材料补充与修正原有的理论，进而创造新的理论。方法上注重参与观察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强调参与者长期亲身参与，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去，直接、真切的感受到被观察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动机[2]。吴文藻认为，只有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

2.2社会学人才的培养

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这仅仅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要真正、彻底地实现社会学中国化，还必须培养出专门的中国社会学人才，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吴文藻在这一点上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

首先，把社会学教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基本由洋人垄断，教程在教会学院开设，教员是外国人，教材也是从国外引进，吴文藻提出要改变这种社会学的不正常状态。为此，他放弃使用英文教材，自己编写汉文教材，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再对书本进行修改；在燕大教授“家族社会学时，他将教材原本泛谈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家族制度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将教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突破，其弟子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后来以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江村和义序，可以说受其影响很大，功能主义在国外往往应用于原始部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研究，而吴文藻、费孝通等则对其加以合理改进研究中国的现代社区。这使得社会学理论能够真正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促进社会学真正中国化。

其次，“请进来”与“派出去”。“请进来”主要是指请国外一流学者和专家到燕大讲学并指导研究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文藻多次邀请世界知名学者访华。他曾邀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领军人物帕克到中国讲学，帕克将数十年研习社会学的心得以授课、讨论的形式注入学生的心田。此外，他还邀请人类学大师布朗到燕大讲学，开设“比较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班”的课程，并特地请他担任林耀华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的导师，指导本科生李有义做实地研究。吴文藻还邀请耶鲁大学语言学家萨皮尔和青年学者阿伦斯堡到燕大讲学和培养实地调查的研究生。“派出去”，指派送研究生出国留学，吴文藻认为欧美国家教学经验和科研经验均比中国丰富的.多，有计划、针对性的派送研究生出国是必要的。他对哪个学生去哪个学校，拜谁为师都做了周密安排。在他的安排下，费孝通获硕士学位后去英国留学，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他又送林耀华到哈佛大学深造，安排李宅安去耶鲁跟随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3]。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华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吴文藻的精心安排使得社会学形成一个坚强的、经久不散的学术梯队。

2.3取得的主要成果

在功能主义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吴文藻的弟子开始对汉族村镇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写出了一些作品。其中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最为突出，以致于国际同行将吴文藻等誉为“中国功能学派”。下面对这两部作品做一简介。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对其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实地调查取得的结果。费孝通运用功能主义学派的方法和理论，勾勒出一个由各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一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作者研究了家庭的功能及相关问题，并对各种地域团体如邻里、宗教、村政府、保甲等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侧重分析经济体系的运作和变动问题。在调研中，费孝通看到了农民收入降低、江村手工业崩溃、土地权外流等问题，他认为，西方资本扩张致使农村家庭手工业迅速衰退，打乱了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平衡，从而导致离地地主制度，恢复农村工业、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措施[4]P449。

费孝通离开传统人类学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首次开创了对在政治和经济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无怪乎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称这本书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林耀华的《金翼》则是以类似小说体裁，通过对两个姻亲家族各自命运变迁的描述，揭示了农村家庭生活兴衰的真正原因。全书涉及地方政治、民间盟会、社会风俗，对村落与宗族之间的人物关系也做了详细描述，对于了解中国村落和家族制度很有价值。全书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认为人际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处在一种均衡状态之中，但这种均衡会不断被外界力量摧毁直至建立新的平衡。每个个体的变动对整个体系都会发生影响，而个体也会因其他个体的变动而改变。建立新的系统主要依靠物质环境、技术变迁、人的因素和系统外部环境这四种力量，人类生活就是不断摇摆于均衡和非均衡之间。《金翼》是林耀华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思考，这本社区研究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费孝通和林耀华的研究无疑都深受功能主义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他们主要选取自己的家乡，靠实证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他们把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本民族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了解，对于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对吴文藻社会学思想的评价

吴文藻创建和发扬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对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他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这种范式以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地调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吴文藻结合本国国情，倡导社区研究，在当时中国社会学界产生强烈反响。社区研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他在全面审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本土文化，推进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各学者对中国农村、城市、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增进了对本国各地区生活实况的了解。社区学派尤其注重参与观察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强调研究者的长期亲自参与，从整体上把握某一社区的全部生活。在吴文藻的倡导和努力下，中国社会学形成了较为成熟和规范的研究范式。

其次，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社会学理论不再是一种变相的外来物。吴文藻提出任何的研究都要以一定的理论为前提，社会学家能够用社会学理论指导调查研究，从而检验和修正甚至提出新的理论，理论和调查糅合在一起两者才能得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社会学流派众多，吴文藻对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学派进行了反复的比较、分析，提出引进功能学派，吸收其合理成分，最终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体系。吴文藻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社区研究，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无一不是在功能学派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完成的。费孝通等学者还结合自身研究对功能学派进行了修正和反思，构建了“类型比较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社区，使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成为真正的应用学科。

最后，确立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界的地位。吴文藻所带领的“燕京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5]。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中国社会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认为“该书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而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斯称赞林耀华的《金翼》“如竹叶一般，它在简朴的形式下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金翼》在英国、美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一版再版，一直是北美、欧洲和东亚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社会人类学者的著作和研究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境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界的地位。

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编译大量社会学书籍，培养社会学人才，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等，对学科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派系孔德社会学派，他们将中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改良，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理论，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不能从社会制度上分析问题，着重于微观层面问题的改造，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功能分析方法使得他们的研究活动难以深入和彻底，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不能揭示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另外社区学派注重定性分析，对定量分析重视不足，难以适应较大社区的研究[6]P150。社区研究获得的一般是具体的、个别的实例，靠文字描述来说明结果，这导致其无法概括大的总体，获得的结论也难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另外社区研究方式本身具有与研究对象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者的参与对其研究对象的行动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社区研究往往周期较长，少则几个月，长则好几年，这对研究者来说会增加他们的困难。在当时推动中国社会调查发展的人应当首推李景汉，他将现代调查技术方法与乡村传统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以统计方法作为分析、整理材料的工具，这对于提高描述事物的精确性，扩大研究的应用范围都很有裨益。

尽管由于时代和学术背景等方面造成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的理论存在一定缺陷，但毫无疑问，吴文藻为开拓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扭转了中国社会学照抄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局面，用西方传来的科学方法和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状况。他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参考文献：[1]朱炳祥.社会人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董长弟.吴文藻社区研究思想及其启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3]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J].民族教育研究，1994，（2）.

[4]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杨建华.本土化：中国社会学20世纪20-40年代的探索[J].江海学刊，2000，（5）.

篇7：西学中心得

中医学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医学实践的有机结合。

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知识。由于文字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流传和推广的作用。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贡献。由于药物中草类占大多数，所以记载药物的书籍称为“本草”。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其中增加了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物365种，称为《名医别录》。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

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应形势需要，政府指派李绩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经，称为“唐本草”后又命苏敬等重加修正，增药114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或外国药物陆续输入，药物品种日见增加。为了适《唐新本草》，此书由当时的政府修订和颁行，所以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我国药物学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上所述是我国古代药物知识的三次总结，以后每隔一定时期，由于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便有新的总结出现。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到了北宋后

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井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中医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即形成一个从生理到病理、从病理到药理、从诊断到治疗、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结构，其主要标志就是辨证论治原则的普遍实施。这一成就是明代学者在总结宋金元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其成熟时期和近代西医理论形成时期，即从哈维到魏尔肖的时期大致相当。第二，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天花接种的发明，显示了我国在传染病领域的独特成就。其临床成效大大超过了抗生素和牛痘接种发明以前的近代西医。第三，外科、妇科、儿科、眼科、五官科等也都贯彻了辨证论治原则，显示了中医在这些领域的特殊疗效。

中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 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对世界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学中的体会

中西医理论体系的异同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不同哲学思 想和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成不同的医学体系。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的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

机械唯物论。中医药学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整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中医学是宏观整体医学，西医学是微观分析医学。对人体的认识上，西医学认为人体是各组织器官组合而成的，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组织器官都不能脱离整体存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诊断上，西医学重视局部改变，强调实验室指标变化，突出机器的作用；中医学重视整体反应，强调医患结合，突出四诊合参、无创诊断。在治疗上，西医学强调对抗，如抗菌、消炎等等；中医学重视“调和”，调整阴阳、调和气血等等。

中医药博大精深。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仍弄不清其奥秘。现代科学越发展越能揭示出中医药的奥秘。例如，50年代用抑菌法筛选中药清热解毒药，筛选的结果，最好的抑菌药却不是中药中最好的清热解毒药而是五味子。此后的研究表明，中药清热解毒系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抑菌而非直接抑菌。中医药属个体化治疗，西医药属群体化治疗。近年的基因研究表明，每个人的基因都不相同，这一结论再次证明中医个体化诊治的正确性。

经络理论和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西医药学至今也没有承认并将其纳入它的体系。应该说，西医药学理沦本身也并不完备，原因在于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人体解剖学是以尸体为研究对象。而经络是人体中一个无形的开放系统，经络作用与现象是活人才有的，人死之后就无法找出经络的任何迹象，所以，尸体解剖学对人体尤其是活人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正因为此，西方医

药学者、西医大夫及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就很难理解，中医药学为什么会认为人的肾与耳、心与舌有密切联系?经络学认为肾开窍于耳，心开窍于舌，是通过经络相连的。所以说，中医药学在宏观上对人体的认识比西医药学更全面。

西学中心得体会

中医学的现状的思考

1．中医理论中存在着西医所没有的本体论知识，如气血经络，还有特殊的宏观规律，如经络体表联系规律、经络脏腑联系规律等等，这些内容都没有被现代科学阐述清楚。

2．在临床方面，医院管理、医师资格准入，甚至论文评选、医疗事故鉴定上，用现代医学的标准评判中医学，使原本颇成体系的中医学理论和诊疗经验被肢解破碎，丢掉的恰恰是中医药学的特长。

3．在科研方面，由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认识事物的方法不同，用研究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标准而不是按照中医学自身的规律去研究中医，脱离了中医学的本质，阻碍了中医学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导致了中医特色丧失。

4．在教育方面，用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方法培养中医人才，使得真正能够按照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把中医理论应用于临床的中医人员越来越少，中医学术后继乏人的形势已经显露。目前国内中医院校和西医院校数量比例悬殊，而且中医院校的课程是一半中医、一半西医，或是6:4，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只有几十个学时。学院为了使学生适应工作需要，满足医疗需求，系统学习

和掌握现代医学知识也无可非议。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医院工作，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和适应病人的临床需要，还要再学习西医，以适应急诊救护和抢救危重病人的需要，使本来掌握的很少的中医知识和技能又不断丢失。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不在学生或医生，也不在医院和学校，而是管理体制、机制造成的。院校教育和现行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导向一起成为中医西化的推动力。

5.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缺乏理论自信

中医药数千年来生存发展的传统文化背景由于传承的弱化而逐渐消失，影响了对中医药理论的继承和理解，而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技又结合得不够，在历史上曾先进的中医诊疗技术手段远远落后于时代，无法保证中医理论的有效运用。而现代医学由于大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临床诊疗手段日新月异，显得如鱼得水。在临床实践中，中医药受到现代医学的巨大冲击。

西学中心得体会

中医的要发展必须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中医是一门医学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中医也要发展。科学研究是中医发展的动力。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是中医发展的关键。中医对疾病治疗的有效性是中医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这种价值必须更广泛地获得民众和其他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同。为了提高中医的疗效，中医的科研侧重点应当放在对现存理论与实践的验证，对方药和针灸疗法有效性的研究，以及和中医相关的新理论新技术的创立与开发。

“中医药学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需要依靠现代科学，需要学习借鉴西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包括循证医学，但是不能套用，必须符合中医的理念和模式，保留其精髓。诊疗技术的发展，包括采用的仪器和设备，都应该符合中医的理论。”

中医行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被保护、被扶持的依赖思想中解放出来，增强加快发展的意识，在积极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更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自身努力，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积极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卫生服务中的作用。

在世界传统医药学中，我国传统中医药学无疑是最为耀眼夺

篇8：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

明清之际,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途经大西洋、印度洋, 遥遥几万里。一路上惊涛骇浪, 海盗出没, 吉凶莫测。当船行至赤道两侧的热带时, 常常因为没风而不能前行。烈日当头, 船舱中狭窄拥挤, 热气腾腾, 乘客极易由于中暑而染病。一旦一人染病, 便立即蔓延到他人, 于是船上瘟疫流行, 死者枕藉。据统计, 在17世纪的一百年中, 耶稣会派往东方的传教士, 有一半多死在了路途之中。1618年, 22人出欧洲出发, 生抵澳门的仅8人;1644年, 出发时6人, 到达目的地的只有2人;1656年, 动身时9人, 其中的5人悲惨地葬身鱼腹;1657年, 17人辞家东来, 竟有12人半途中撒手尘寰;1674年, 上船时13人, 下船时只剩下孤零零地3人了。

西方传教士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中国之后, 首先碰到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定居。明万历年间和清顺治十一年, 俄罗斯两次遣史来华都无功而返。要打开中国这扇紧闭的大门真是比登天还要难, 首先使中国国门有所松动的也是耶稣会士。当时西方多数人认为“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 就等于尝试着去登上月球”, 但很快“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 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达的, 那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主要就是“适应政策”。耶稣会士用以打破中国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舰队枪炮而是使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折服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 是吸引不学无术的万历皇帝的自鸣钟。1601年, 利玛窦进入北京, 并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了一个缺口, 获得了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 甚至破例享受到类似正是官员的俸禄待遇。尤为重要的是, 尽管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 但却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

自此, 耶稣会士终于在中国站住了脚跟。诚然, 耶稣会士来华的动力是传播福音, 但在“重其学不重其教”的中国, 他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只能是放在与西学东渐有关的工作上。如康熙五十八年来华的宋君荣自称“宁愿作受洗, 聆告解, 授圣体, 尤其劝化教外人入教之事也”, 实际从事的却是“以数种天文测验报告研究院员, 并以中国史书与旧天文学之最要而最奇之事报告其他学者”。

据统计, “在200年时间里, 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有456人。他们大多成为御用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或者园林设计家, ……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明清之际西洋科学输入我国, 其输入之介绍人为天主教之耶稣会士, 其最著名者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其输之科学, 有天文、历算、地舆、炮铳、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学。”下面, 录要耶稣会士中传播西学较为重要之人物及其简要情况。

从上简表不难见出耶稣会士在西学东渐中涉及范围之广, 下面仅就天文, 地舆两方面谈谈。

“1582年, 利玛窦以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身份来华, 受到了中国人的尊敬。他第一个在北京担任了御用天文学家, 参与了修订中国的历法的工作, 为以后一系列耶稣会士开辟了这一席位。”利玛窦之后的南怀仁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鉴的洋人官员。从此, 钦天鉴几乎成了学贯中西的耶稣会士的固有领地, 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安国宁、索德超、汤士选、李拱辰、福多明我等等, 如同接力赛, 一人接一人相继主持钦天鉴超过250年, 谱写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灿烂篇章。此外, 耶稣会士还制造了各种用于天文观测地仪器, 如汤若望制造的天体仪、星高机、日晷, 南怀仁制造的天球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仪, 并进行了在当时甚为精确地实地观测。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天文学有六点贡献:第一, 欧洲预报日、月食的方法远比中国传统经验的方法要好;第二, 传教士们带来了用几何分析法来解释行星运动的明确说明;第三, 在日晷计时和星盘的体视投影方面, 应用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第四, 介绍了地圆学说;第五, 使16世纪新代数学能为中国人所利用;第六, 带来了仪器制造、刻度、测微螺旋以及诸如此类的欧洲新技术。

地舆方面, 我国“元、明间人犹未究心于地理, 至利玛窦等来, 而后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艾儒略着《职外方说》, 描图专说, 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 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测绘全国舆图, 尤有功于吾国焉。”这里提到了“尤有功于吾国焉”则不得不说康熙年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以及乾隆年间补充了回疆、蒙古地图而完成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这项工程浩大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 第一次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绘制了全国地图, 它是康乾盛世的一大代表。西方传教士风餐露宿, 出没于人迹罕至的地方, 有的甚至不甚殉职。 (3) 这些地图的绘制, 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 它证明了最晚不迟于康乾, 西藏和新疆等地已纳入中国的版图, 是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领土。这对于当下中外分裂主义者无疑是一记迎头痛击。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岂无功于我中华?更不必论《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徐日升、张诚的贡献。

上面提到的西方传教士中几尽为耶稣会士, 可以说, 明末清初, 中国传教区基本上是耶稣会的天下。这“既因为他们在明末士人间与清初宫廷里的影响是其他修会成员所无可比拟的, 也因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人数、活动范围、传教成果难为其他修会企及。……其他修会即使合为一个整体, 其实力也稍逊风骚, 若析而论之, 更无法与耶稣会抗衡。”但由于种种原因, 1773年, 罗马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 1774年, 教皇敕令传到中国, 中国的耶稣会士传教区就此成为历史。

自康熙至乾隆, 禁教日严。乾隆十二年 (1747年) , 地方官捕拿了四名赴陕西传教的教士, 并查获了一份教会颁发的任命书。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划分辖区, 任命“官员”, 这使当地政府官员大为震惊。奏折送到乾隆案上也使皇帝异常震惊, 他怀疑这是西洋人勾结内地回部阴谋造反。为防止外国传教士继续混入内地, 乾隆颁布圣旨, 严查海口。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 英国遣使来华, “一方面给乾隆庆祝八十大寿, 一方面提出了包括开放口岸、发展贸易、减免进口税、允许使团驻京、允许传教士传教、租占一小岛储货等一系列合理与不合理交织在一起的多项条件。乾隆皇帝则从捍卫主权与“闭关自守”的正确与不正确交织在一起的立场出发全部拒绝了英王的请求。使中国再一次与打开国门, 和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失之交臂。”“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之后变的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此外, 当时之中国具有牢固的封建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 因其历史惯性作用, 近代化道路必然超常的艰难和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