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花有感

读菊花有感（精选8篇）

篇1：读菊花有感

读约翰·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菊花》

(2008-06-10 01:59:43)标签： 杂谈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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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圆的梦

———读约翰·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菊花》

郑玲玲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新乡453007)摘 要:《菊花》是约翰·斯坦贝克短篇小说中体现其卓越文学成就的一篇力作。本文从构成小说要素中的环

境、象征、人物等方面解读其女主人公———爱丽莎·艾伦的心理成长过程,探讨其蕴涵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菊花;象征;人物;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916(2006)0420089203 A dream rea lized with d iff iculty———Read ing John Ste inbeck’s novel the Crysan themum s ZHENG L ing2ling(Henan Normal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Abstract: The Crysanthemums is one of John Steinbeck’s famous novels.This novel p resents a story about a female2 Elisa Allen.From the aspects of setting, symbols and character ,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 lore the growth p rocess of Elisa’

s personality and finds out the rich feministmeanings behind it.Key words: the crysanthemums;setting symbols;character;feministmeaning

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 1902 ～ 1968)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小说家,他曾写过

不少短篇小说,《菊花》(the chrysanthemums)[ 1 ]便是 其中的一篇杰作。《菊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故 事发生在斯坦贝克的故乡———南加州的萨利纳斯峡 谷。女主人公爱丽莎·艾伦是一位能干的35岁的家 庭主妇,她十分擅长种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过着一 种平淡如水的生活。但平淡的生活压制不了爱丽莎 内心充满的勇气和渴望,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走 出峡谷去领略生活的风光。她的这种渴望在碰到一 位四处流浪,过着自由生活的补锅匠后变得更加强 烈。但故事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爱丽莎送给补锅 匠的菊花被弃之路旁,她对男性世界彻底绝望,她的 梦想也随之破灭。小说开篇渲染的环境气氛,标题 《菊花》的象征意义以及斯坦贝克着力塑造的爱丽莎 的人物形象,都蕴涵着女性主义思想。正是这三方面 的共同作用,才推动了爱丽莎心理活动的发展,使其 女性身份由被界定到自我发现的完成。1 氛围的暗示

斯坦贝克把故事的发生地定在萨利纳斯峡谷,然 而,他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峡谷的旖旎风光,而是一 副沉闷的备受压抑的画面。“厚重的,灰蒙蒙的法兰 绒般的冬雾紧紧笼罩着萨利纳斯峡谷,仿佛要与天 空,与外部的整个世界隔绝开一样”,而“这冬雾像扣 在山峰上的铁锅,使得整个峡谷看起来像一个紧密扣 实的锅盖”。“紧紧笼罩”,“锅盖”,“紧密扣实的铁 锅”,以及紧接着的“苍白的冷冷的阳光”,“焦黄的柳 树叶子”等意象词无不暗示着爱丽莎生活的地方是 多么的萧条衰败而毫无生机。它衬托出当时的社会 环境或者说当时社会的大气候给人的一种压抑,无形 中摧残着女性内心的渴望,使她们像爱丽莎一样迷失 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 她们不得不安于“家庭中的天使”一般的角色。“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 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 女性身上。”这里的“社会”当然是指男权统治下的社 会,它将女性身份狭窄地界定在女性个体与父权制家

庭之间。很显然,故事开端的爱丽莎就是这样一位被界定的女性。家庭就是她的人生舞台,屋舍被打扫得

“一尘不染”,窗户擦得“光亮夺目”,甚至放在前门台 阶上的草垫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由此可见,爱丽莎是 一位十分称职的家庭主妇,但她又与一般的家庭妇女 不同。她生活在这么一个闭塞的环境里,除了家务事 和种菊花之外没有其它事可做。因此,她向往外面的 世界,渴望出去透透气。但遗憾的是,她所生活的世 界是男人给定的,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哪有属于她 或者说整个女人的世界呢? 所以,故事开端所渲染的 消极与沉闷意在暗示:女人们深陷于一个被男人包围 着的无望的境地,她们想挣扎、摆脱,但那微弱的向往 自由的呐喊声终究被湮没在男人的包围中,包括爱丽 莎在内的女人的梦想必然会破灭。2 “菊花”的寓意

小说将“菊花”作为标题,说明其具有不同寻常 的作用。而以“菊花”为切入点评论此篇小说的文章 也不少:新西娅·比利(Cynthia B ily)认为,爱丽莎和 菊花的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体现;托马斯(Leroy Thomas)则从性需要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爱丽莎种菊 花的行为特征;马科斯(MordecaiMarcus)认为,菊花 弥补了爱丽莎与亨利婚姻中孩子形象的缺失等[ 2 ]。本文仅从菊花的象征意义来探讨菊花与爱丽莎的关 系。小说中的爱丽莎在当时,社会的男人眼中可谓典 型的好女人形象,她善于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收拾 得很干净。更重要的是,她还是种菊花的能手,但这 一点却不为男人们所称道。这是因为,在当时,对男 人们来说,种菊花还不如种水果来得实惠。而种菊花 对爱丽莎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料理菊 花,爱丽莎倾注了她几乎全部的情感与心血。她种的 菊花在附近一带是长得最好的,“直径足足有十英 寸”。当亨利谈论起她种的菊花时,爱丽莎的脸上, 乃至语调中都洋溢着沾沾自喜的骄傲。这是因为,从 某种意义上讲,菊花象征着爱丽莎的梦想和渴望,也 是她全部价值所在。她渴望外面无拘无束的世界,即 使自己走不出峡谷,只要她的菊花能被带出去,也就 等于自己走了出去。在她心里,菊花就是她自己。所 以,菊花备受爱丽莎的呵护、宠爱。同时菊花也象征 了爱丽莎作为女人的天真。爱丽莎之所以对外面的 世界充满向往,是因为她对男性世界充满了好奇,她 渴望走出去,总以为外面的男性世界能够接纳她。但 男人们既然已经为女人们界定好了身份,当然也就不 希望她们能逾越这个身份。故事的结尾,爱丽莎送去 的菊花竟被补锅匠弃之路旁,而花盆却被拿走了。至 此,男人的自私、虚伪、欺诈已经完全打碎了爱丽莎的 梦想,也摧毁了她的天真。事实上,不管菊花是代表 爱丽莎的梦想也好,还是天真也罢,其结局只有一种: 破灭。也就是说,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总是处于被打 击被摧残的弱者地位,女人是属于男人的,在男人心 目中,女人是没有感情、没有发言权的[ 3 ]。3 爱丽莎的心理发展过程

冰心先生曾在《<关于女人>后记》中说过:“世 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个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

‘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所以,女 人是整个生命世界的一半,缺少了女人,这个世界就 会残缺。女人与男人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但遗 憾的是,在男人居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女人一直处于 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她们被遮蔽在男人身后,成为 一个沉默的代名词。但女人毕竟在成长,她们不会总 是“沉默”。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伊莱恩·肖瓦 尔特(Elaine Showalter)从女性经历的角度出发,对 由女人组成的文学亚文化进行了三个发展阶段的定

义[ 4 ] :(1)对主流传统流行模式的模仿以及对其艺术 标准和社会角色观点的内化。(2)对这些标准和价 值观的抗议。(3)自我发现阶段,这是摆脱了对对立 面的依赖之后向内在的转化,是对身份的寻找。而 《菊花》中爱丽莎的心理发展过程正好经历了这三个 阶段: 模仿(男人)———反抗(男人)———发现(自 我),只不过其间伴随着痛苦和挣扎而已。其实,在 爱丽莎的成长过程中,模仿阶段与反抗阶段的界限并 不分明,而是交叉进行的。一方面她希望自己能像男 人一样做想做的事;另一方面她又不满男人为女性设 定的角色,并试图挣脱这种角色的束缚。因此,她总 是在无意识地模仿,同时又在有意识地反抗。爱丽莎有一颗不安的心,正是这颗心才驱使她不 认同当时社会规定给女人的应该安于家庭,相夫教子 的戒律,她希望女人(至少她自己)可以从家庭走向 社会,走向外部世界,与男人平起平坐。这种强烈的 愿望从爱丽莎与补锅匠的一段对话中可见一斑: “(这种生活)肯定非常精彩,我希望女人也能过 这样的生活。”(爱丽莎)“对女人来说,这并不是合适的生活方式。”(补 锅匠)“你怎么知道? 你又怎能这样说?”(爱丽莎)在男权社会里,女人被捆绑在家庭牢笼中,她们

不仅要做各种家务琐事,还要照顾丈夫、孩子,即便是 活也是为了丈夫、孩子而活,完全失去了自我[ 5 ]。爱 丽莎并不想做这样的女人,她挣扎着要摆脱家庭的束 缚,但这谈何容易,她面对的敌人是如此的强大——— 一个由男人控制着的社会。

故事开头作者用“强壮”一词描绘了爱丽莎的外

貌,而她一身男性化的装扮,使其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有的“温柔,文静,脆弱”等特质在她身上荡然无存。

或许爱丽莎在其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了男人,希望自 己与男人一样,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模仿着男人。殊不 知,女人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一定要像男人 一样强壮,模仿男人事实上就是在迎合男权统治社会 的价值体系,这样无形中使得女人成为一种虚无,一

种“空洞的能指”[ 6 ] ,不利于女性价值体系的形成,甚 至会阻碍女性身份的找寻。

故事中的爱丽莎与亨利并没有孩子,“母亲”被 认为是一个女人的天职,但爱丽莎并没去履行她,这 或许是爱丽莎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言反抗。当亨利 向爱丽莎炫耀他生意上的成功时,爱丽莎的回答可谓 精辟:“好,对你而言!”是的,成功是你的,却不是我 的。她不愿把自己看作是丈夫的附属品,和丈夫与荣 俱荣、与损俱损。而当亨利提议去镇上吃顿饭,看个 画展以庆祝生意成功时,那种商量的语气———“我 想”,“你看呢”,这些字眼似乎在表明亨利对爱丽莎 的尊重以及他们之间的平等地位。但小说结尾时,亨 利的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语却道出了他们之间的主从 关系:“我应该经常带你去镇上吃顿饭,这样对我们 俩都好。”爱丽莎想要出门还得由作为丈夫的亨利领 着才行,这是多么残酷,又多么不公平啊!不管你多 有能耐,你只能跟随在男人身后,这仅仅因为你是女 人[ 7 ]!对此,爱丽莎一方面靠模仿男人来证明自己并不 比他们差;一方面又忍不住反抗这样的不公平。正是 在这种愤愤不平中,才促使爱丽莎的心理活动发展到 一个崭新阶段———寻找自我。转折点就是当补锅匠 把她的菊花带走之后。菊花代表着她的梦想,菊花走 出去了,爱丽莎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而潜 藏在她内心的作为女性的灵魂也复苏了。“她回到 屋里洗澡,准备与丈夫去镇上吃饭。当她擦干身子站 在起居室里的一面镜子前时,她观察着自己的身体, 她收紧腹部,然后长出一口气,她转过身子从背后看 她的肩膀。”此时的爱丽莎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欲望格 外强烈,在镜子中反观自己,力图通过自己的目光来 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 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淹没的 自我。这时的她已发现了自我,虽然肉体上的她不能 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但精神上的她至少是独立的, 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里不再是男人与女 人的两性战争,而是她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 没有输赢,只有漫长的自相交战过程,而人性的矛盾 本质使爱丽莎在自我审视中前行,但同时又在自我发 现中徘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却不知自己应怎 样得到[ 8 ]。在去镇上的途中,她看到被补锅匠弃之 路旁的菊花之后:“她像老女人一样哀哀地哭泣着。” 此时的爱丽莎更清楚地意识到:男人的世界不容许女 人踏入,女人的价值对男人来说微不足道,根本不被 男人重视。至此,爱丽莎的梦,爱丽莎的天真被彻底 击碎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自省、顿悟,以及她无助的 徘徊[ 9 ]。4 结语

爱丽莎在模仿与反抗的痛苦挣扎中,完成了她的 自省,但自省之后,爱丽莎作为一个女人未来的路该 怎么走呢? 一连串的问号摆在她的面前。法国女权 主义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曾经说过:“为了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和男人一样平等,女人一定要走进男人的世界,正如男人也要走进

女人的世界一样,一切应该是完全对等的交流。”[ 10 ] 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AliceWalker),她不主张女人与男人对立起来,而主 张建立一个两性和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仅需要 女人们的努力,也需要男人们的参与。但在那个以男 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男人们愿意或者说会和女人们 一起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吗? 参考文献: [ 1 ] Fan Dongsheng.The Chrysanthemums [M ].ShangHai :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 Guerin,Wilfred 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 roaches to Literatur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3 ] Shwalter, 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ainWomen Novel2 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4 ]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M ].北京:三联书店, 1995.[ 5 ] 姜淑琴,严启刚.简析《菊花》的叙事结构[ J ].外国文学, 2005(4): 38.[ 6 ] 林 斌.从嘉莉形象看德莱塞的女性观及其内在矛盾性[ J ].外 国文学研究, 2003(2): 66.[ 7 ] 翟艳霞.渴望的目光,自由的呼唤———评约翰·斯坦贝克短篇 小说《菊花》[ J ].河南大学学报, 2005(4): 88.[ 8 ] 李有亮.给男人命名:二十世纪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意识的流 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9 ] 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10 ] [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 ].长沙:湖南出版 社, 1986.

篇2：读菊花有感

文章主要写了多尔先生落寞地行走在广场上时，看见一个小乞丐在讨钱，出于同情，多尔先生给了他一美元。后来多尔先生看见小乞丐用讨来的钱买了一束万寿菊，送给了死去的妈妈的事。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小乞丐对妈妈的深深怀念和孝顺之情。

一个小乞丐都能对妈妈如此孝顺，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在这世上，有多少人是真心真意地孝顺父母呢?妈妈把我们养大不容易，我们就应该用行动来回报她。妈妈不需要我们把月亮摘给她，也不需要我们把世界送给她，她只是希望我们孝顺一点，能多理解她，多体谅她。这样的起码的要求，我们作为儿女，难道都做不到吗?

由此也让我想到，我家的邻居小明，就一点都不懂得体谅妈妈。他妈妈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就给他做早餐，然后叫醒他，收拾好书包，最后把他送去学校，晚上把他接回家，又要为他做饭、洗衣服，小明不但对此没有一点感激之心，还经常嫌弃他妈妈这不好那不好的。反观我妈妈同事的女儿小玲，就比小明好多了。小玲在家里不仅经常帮妈妈做事，而且经常主动在妈妈的生日送上自己亲手做的小礼物，不管去哪里，心里总是想着妈妈，真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每次她妈妈碰到我妈妈，总会欣慰地说，这是我们家小玲，她是我的骄傲!”

篇3：读菊花有感

一、经典之作

“日本人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我们在其他任何一次与强敌的战争中都未曾需要顾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动与思想习性”。《菊花与刀》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 道出了此书写作的缘由。1944年, 欧洲战场战事接近尾声, 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当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对日本的管制时, 他们发现, 这是一个他们非常陌生的对手。对于这样一个在文化上完全不属于传统西方文化范畴的国家, 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 以便同他们打交道”。

于是他们委托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 让她利用文化人类学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而这项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人是否会投降?美国的军队是否会在占领日本本土时遇到殊死的抵抗?在日本, 是要保留天皇, 还是要发起一场像法国革命或者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 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和平?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 本尼迪克特的工作可谓不辱使命。她从未到过日本、不懂日语, 也因为两国交战而无法亲临其境作田野调查, 但却凭着参阅大量的文献、报刊﹑电影资料, 以及访问在美国居住的日本人等方法, 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全貌, 并且在此基础上导出基本的却又是对整体起着决定作用的日本文化诸特征。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本尼迪克特提交给美国军方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了, 只是后来人们发现, 战争结果以及战后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与本尼迪克特报告的分析惊人一致:日本投降了, 天皇被保留, 美国顺利地接管了日本, 没有遇到曾经预想的殊死抵抗。

1946年, 作者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战后日本社会状态的概述, 写成了《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出版。

这本书一经问世, 就产生了巨大反响。首先, 它作为本尼迪克特将文化模式理论用于异己民族国民性研究的又一力作, 成为人类学研究者的必读经典。其次, 这本书因其为当局政府解决面临的难题作了决策研究, 更因这项研究承载着一个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上亿人命运和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 而被认为是人类学应用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成功实践, 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该书还因其大量生动的事实描写和平实优美的文笔有别于一般艰涩难懂的学术读物, 而广受普通读者的欢迎, 在世界各国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这本书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波澜更大, 被认为是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认最佳读本, 开启了日本民族性研究的科学时代。而更耐人寻味的是, 这本书在中国也广受关注, 特别是2005年, 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 这本书被商务印书馆重印7万册, 意外地登上了出版社的畅销书排行榜。总之, 要了解日本这位和中国有着数不清恩怨情仇的近邻, 这个和我们貌似有着相类的文化传统其实又如此不同的民族, 这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菊花与刀》应该是最值得一读的书。

二、暧昧的菊影刀光

在这本书中, 本尼迪克特凭借惊人的学识能力和西方的理论模式, 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作者认为, 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的二重性。菊花是天皇的家徽, 代表着日本人对美的崇尚;而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 代表着日本人的暴力崇拜。“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 既尚武又爱美, 既蛮横又文雅, 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 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 既忠贞不贰又会背信弃义, 既勇敢又胆怯, 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缤纷菊影和血腥刀光, 使得日本文化的镜像显得如此的“暧昧”, 而这种“暧昧”正是日本文化双重性的最典型表征。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 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

“我觉得, 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 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 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 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 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 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 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 或者至少可以说, 理解被滞后了, 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 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 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历史上, 日本时而开放, 时而闭锁;时而脱亚入欧, 时而脱欧入亚。他们崇尚空虚静寂的之美, 其建筑、茶道等艺术无不体现出这种审美倾向, 但同时他们又信奉武力和强权, 发动侵略战争, 并在战争中体现出极端的残忍嗜杀。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象, 实则有着内在的文化机理。从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的本尼迪克特首先从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度着手, “在日本的整个民族历史上, 它是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的社会……贯穿其全部有记载的历史的卡斯特一直是日本人的生活准则”。在严格的等级社会中, 日本人认为一个完美的人, 拥有自尊的人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义务及责任并能够严谨地履行其职责。日本人不像中国人或多数西方人那样, 用一个善或恶的行为来规范一切行为, 从而达到统一的人格;也不像中国人或西方人那样用一个标准来评价人。日本人的价值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义理”、“仁”的准则之中, 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 对天皇的“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 而一旦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 改变了对“忠”的要求之后, 占领军在这里看到的是友好的国民。

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是, 日本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以罪恶感为基调, 而是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欧美的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原罪思想, 在“罪感文化”的社会中, 宗教信仰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人们犯了罪或做了错事, 会产生负罪感, 要靠忏悔和供认错误来赎罪。日本人的行为、思想的支配力量并非西方宗教的善恶标准, 也没有中国的“仁”这一概念, 而是并不能构成道德基础的“羞耻感”。这种耻感文化不是自律的, 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的, 如果恶行不为人知, 则不必烦恼, 更不必认错忏悔。同时, 它缺乏公认的价值评判的标准。这使得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自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受到痛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在战场上宁死不降, 战后却与占领军十分合作。

三、文化特殊与战争免责

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相对论的立场也为人所称道。“我所承担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课题。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 而在战争期间一味谴责敌方是容易的, 但要看出敌人通过自己的眼睛是怎样看待人生的, 那就远为困难了。”[1]本尼迪克特师承于人类学界历史特殊论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 在研究中她摒弃了敌对态度, 持文化相对论的立场, 对异己文化呈现出宽容与理解的态度, 强调研究的“科学性”, 谨慎避免价值介入而导致结论失真, 这体现了一位人类学家所应有的专业素养。

但是, 在谈到这本书作为人类学应用的一大成功实践时, 笔者认为并不能过分美誉它造成的影响。这项研究毕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 而不是为一个更高的价值准则服务。实际上, 在战争结束之际, 美国在占领和管制日本的问题上是有很大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天皇作为这场战争的核心, 理应受到严惩。但是另一种意见认为:天皇是日本精神文化的象征, 必须赦免天皇, 使他结束这场战争并为占领军操控;要避免羞辱失败的日本人, 不应该剥夺日本的民族传统感和文化感, 否则日本本土上殊死拼搏的游击队会让美军很麻烦。再加上考虑到苏联在东欧势力的形成, 美国的政策当然转向了宽大地扶持日本。《菊花与刀》的“日本特殊论”, 正是契合了美国作为占领国的利益。在第十三章《投降以来的日本人》中, 本尼迪克特处处证明, 美国尊重“日本特性”的对日政策导致了占领和改造的“成功”, 但她没有看到, 她的“科学”论证, 客观上给免除日本的战争责任提供了依据。所以, 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当战争结束后, 正义并没有必然地降临, 而是罪恶远未被彻底清算。这样的结果, 虽然不能归咎于文化相对主义理论本身, 但是学者的见识, 还是配合了大国之间的角力。

我们肯定每个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 但并不能绝对地拒斥全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的存在。那些文化中严重违背普世价值的部分, 并不能称其为文化特殊的体现, 而免于被修正或被铲除。

《菊花与刀》所得出的日本耻感文化的结论, 在战败初期带给日本人更多的是自省, 而当战后日本社会全面复苏并跻身经济强国之列后, 这种耻感文化又成了日本人自恋的资本。有学者认为, 《菊花与刀》是一度流行日本学界的“日本人论” (即日本文化·社会独特性的言说) 的滥觞。这种“日本文化特殊论”也为日本始终不愿面对侵略战争这个问题找到了借口。一些人看了这本书, 甚至会说:“现在觉得日本人发动战争, 也可以理解了。它就是这样的文化嘛!”

本尼迪克特相信“日本人有某些帮助他们保持平稳的古老的传统道德。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的精神, 用他们的话来说, ‘自己身上的锈’——将人的身体比作刀——自己负责。”我不知道在日本人看来, 这场战争究竟是刀的问题, 还是刀上的锈的问题。西方人希望日本人要“扔掉刀”, 中国人希望“铸剑为犁”, 而本尼迪克特说, “在日本的意义上来说, 他们有毅力来注意保持心中的刀免生时时会产生的锈斑。若依据他们的道德措词来说, 在更为自由、更为和平的世界上他们仍能够把刀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象征。”但愿这不仅是持文化相对论的宽容学者的一厢情愿。

摘要：《菊花与刀》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具有“菊花”和“刀”所象征的二重性特点的日本文化面貌。此书作为人类学的经典作品, 一向被认为对美国战后成功地接管日本提供了正确的分析, 是人类学应用的成功例证。本文在肯定《菊花与刀》的学术地位和文化价值的同时, 重新审视人类学应用的这种“成功”, 并反思作者所持的文化特殊论立场客观上产生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菊花与刀,耻感文化,文化特殊论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 马小鹤, 朱理胜译;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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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美玲.关于日本文化矛盾现象的思考[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 (11) :109-110

篇4：读“书法”杂志有感

倘若领导同志或所谓名人的字，写得的确卓越，够得上法书，我不但不反对这么办，而且双手拥护这么办。但恕我率直，有的写得却实在并不出众，甚至是毫无足观，而刊物却偏要借重，这就很值得商榷了。因为你办的是“书法”杂志，而不是任何其他别的什么东西。我相信，有些领导同志由于工作关系是题过一些字，但却未必就自视为书法家。他们未必就那么不谦虚。我们也不要迷信名人都能写得一手好字，他们可以因其那些方面的成就而有“名”，却未必然在这些方面有其“实”。在“彼”为权威，在“此”就可能并不出众。这就象鲁迅说的，决不要相信，无论什么人一到某种地位，就都能成为“通人”。孔子不是还要以七岁的项橐为师吗？就是因为孔老夫子这位大圣人、大权威，不得不在小孩子项橐的智慧面前甘拜下风。当然，编者难免有其苦衷在，不能完全责备他们。因为如果他们真正敢于有点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而并不这么办，那么被人扣上“脱离政治”、“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之类的帽子，还是很不好受的。这曾经是风气使然。但时至今日，还很浓厚地存在这么一种风气，就未免令人有点不解了。

我不懂外国文，不知道外国的书籍或杂志是否也都这么办。那么我就查一查中国的古书吧。手头正好有一部《全唐诗》，这就只好请教它了。也是打开一看，果然首先映入眼中的正是太宗、高宗以及历代后妃之作，然后才是各家诗人之作，包括我们的伟大诗人李、杜在内。我这才有点“解”了。虽然不是“于今尤烈”，却的确也是“古已有之”。我们不免也承接了这么一点“流风余韵”。《全唐诗》是通政使曹寅奉命主持编辑的，这么做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今人不应该比他“解放”一点吗？

篇5：读菊花有感

从上面我从今以后我要好象阿牛一样，要好好孝顺我的爸爸妈妈。

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阿牛发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子，阿牛问那个仙子他妈妈的病怎样制的好。仙子告诉阿牛要去采菊花。

篇6：读《菊花娃娃》有感

妈妈给我买了《黑魂灵》这本书，我迫不及待地阅读。书里共有五个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菊花娃娃》这一篇。

《菊花娃娃》讲述了一个充满爱的故事：一座美丽的小城里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天天都在做布娃娃。每做完一个，她都会在布娃娃的身上绣一朵菊花。从日出到日落，从春秋到冬夏，她用了一生的时间做菊花娃娃。

这座小城里的`人家都知道她会做布娃娃。她的一个布娃娃去陪伴一个害怕黑夜的男孩，让他一觉睡到太阳高高升起;一对双胞胎姐妹在城外大河边玩耍，不幸妹妹失足落水。于是，又一个刚做好的布娃娃去做了小妹妹……就这样，她的每一个布娃娃都离开她去了特别需要它们的地方。当她开始做第108个娃娃，也就是最后一个娃娃时，她已经老了。她决定把这最后一个娃娃留给自己，陪伴自己。

可是，一对母女来了，小女孩一眼看到柜子上的布娃娃，就马上跑过去把布娃娃抱在怀里。老太太解释说，这个布娃娃是留给自己的。但是，这个母亲哀求地说：那个孩子也许看不到明年春天的太阳了。然后，母亲把小孩拉过来，离开了。可孩子不停地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妈妈，我要!那个孩子的声音和目光使老太太感到心疼。于是，她叫孩子的母亲，可是因为她老了，暗哑的声音传递不过去。于是，就用拐棍把窗户上的玻璃砸碎了……这最后一个布娃娃也离开了她。

又过了一年的秋季，这个城市举办一个布娃娃的展览会，所有的娃娃都来到了这个展览会上。这些布娃娃很快发现，它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朵菊花，于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最后一个布娃娃对哥哥姐姐们讲，我们的妈妈已经老了，也许此时此刻正躺在床上。于是，这一天夜里，所有的布娃娃从展览厅跑出来，沿着大街往他们出生的那个古老房子跑去。当穿过菊花地的时候，每一个娃娃都摘了朵菊花，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第二天早晨，妈妈的窗台上、地上，全是布娃娃，全是她的孩子。

篇7：观菊花展有感

今天，阳光灿烂。我和妈妈吃过早饭去香坊公园看菊花展。

到了香坊公园，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花香，甬路两侧和草坪上都摆满了菊花。菊花的颜色非常鲜艳，有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千姿百态，各种各样，十分漂亮。聪明的园艺工人把菊花放到树干上，远远望过去，就像树上开满了菊花，我和妈妈给它起了好听的名字叫“菊花树”。

我和妈妈随着人群边走边看，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公园正门，妈妈拉着我大声说：“你看那是什么？”，我朝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望去，两条黄色的巨龙横卧在我们的眼前，我和妈妈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菊花做成的。我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园艺工人的聪明。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在繁花落尽的中秋时节，菊花依然带给我们无尽的美丽。

我爱菊花！

篇8：读高更有感

看的多了, 不免对一些画家慢慢有了另一种新的认识。这有点像交朋友, 相处的时间长了, 一些客套、俗礼的东西就慢慢淡化。如果再能体会到一些人所难见的细微妙处, 就更能感受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不凡, 之所以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绝对不是偶然性因素造成的。

对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 的再认识, 亦是如此。只有真正面对他的作品时, 才能深刻地体会到画布上表现出的强烈悲剧性色彩以及对天堂乐土的人类家园的向往与追求。巨大的叶子上金黄与绿色的斑点;相同的底色上同一平面上的轮廓;深红色的沙土;橘黄色的天空———一切都在此时定格了。在第一刻就能以自己非凡的真诚和空前绝后的质朴打动人。这是什么?是被遗忘的儿时的童话、或是重新寻找天堂的传说、抑或关于天堂传说的神话……?而所有的这些感受, 如果不是数次接近原作, 反复揣摩, 用心体会, 单凭缩印到画册上的那些偏色跑调的图片, 是绝对难以体会得到的。陈丹青就一直主张, 年轻人如果有条件, 无论是靠自己的积累还是依家庭的资助, 都应该尽早的出去看看, 到欧美的博物馆中, 真正的领略一下大师的风采。

高更的生平是小说家的绝妙素材。与家庭乃至社会的决裂;市民中的革新家的悲剧;流亡远方的岛屿;与另外一个悲剧性人物文森特·梵高 (Vincent Van Gogh) 的超乎寻常的友谊和决裂;在获得世界的赞扬与荣誉前夕默默死去。一生的艰难与荣耀, 似乎都基于他所具有的狂野的西班牙人的基因和原始秘鲁人的血液之中, 正是这些矛盾的性格, 才造就了他作品中鲜活的个性特征。

高更是一个很少为人理解的孤独者。终生奋斗不息, 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创作主张, 曾先后几次毅然离开巴黎, 前往太平洋上的小岛。生活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岛国, 为用颜料来表现他的艺术本质的观念而斗争。他的这些观念植根于西方绘画的伟大传统之中, 又吸收了大洋洲岛国土著居民岩画艺术中的有益成分, 并深受东方艺术尤其是日本浮世绘的启发和感染, 以极大的热情真诚地描绘了远岛上的土著民族及其生活。他早期作品追求形式的简化和色彩的装饰效果, 但还没有摆脱印象派的手法。后来多次到法国布列塔尼的古老村庄进行创作, 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间版画及东方绘画的风格感到兴趣, 遂逐渐放弃原来的写实画法, 形成了独具风格特色的个人绘画面貌。作品大胆地用明朗的色块与线的组合, 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装饰效果。

还是让现藏于冬宫博物馆的这些作品来说话吧!

《海岸边的女人》这幅画由远及近, 以浅淡的蓝紫色配以橘红的色块表现背景的沙滩和海面, 用一种微弱、平和的对比关系, 营造了平面中无忧无虑的自由感受。橄榄绿的长裙和妇女们棕色的肌肤, 穿插在背景色块之中, 运用近乎垂直的色块的构成, 恰恰衬托出了远岛居民们质朴、直爽的性格特征。尤其是画面左侧, 那个臂挎水果篮的妇女, 直愣愣的站着, 以略带惊奇的目光, 回过头看着那个给小孩喂奶的妇女。第三个则轻松地站立着, 继续着她们平静的谈话。远方的人影也是照旧进行着自己的事情, 互不搅扰、悠然自得。整个画面的气氛非常宁静和含蓄, 人物动作、表情都很深沉, 有难以捉摸的魅力。

《拿果实的姑娘》中, 赤色的沙地、令人激动的金色阳光的斑点、简陋的茅舍、姑娘健美的裸体和稚拙的眼神, 再加上中景里两个席地而坐的女孩子那纯净、无邪的眼神、深色的树叶, 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浪漫, 透出些许耐人寻味的神秘气息。

《塔希提风景》中的红色的树叶和女人的精巧的轮廓、宁静的羊群、画中人物看似若无其事、游离不定的目光, 实际上却暗示着无尽的遐想和耐人寻味的深邃含义。单纯的平面性表现手法, 通过高纯度色彩的巧妙对比, 描绘出了如梦幻般的诗意境界。充分展示了颇具东方艺术韵味的单纯之美和装饰性魅力。

《摘果实的男人》、《向日葵》、《谈话》、《塔希提的田园生活》《偶像》等等这些油画, 无不充斥着金黄色的、浅蓝色的、绿色的———真实的远方岛屿的故事。使观者能真切地感受到远岛居民无尽的爱、质朴的生活方式和平和的精神状态。而有些作品中还能明显地看到与圣经故事有所关联, 如《婴儿》一画中描绘的情节, 很明显与基督诞生的传说很相似。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当地居民的现实生活, 以古代宗教故事的题材为载体, 着重强调了远岛居民与当时欧洲大陆文明的显著差别。高更在画完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以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这里有多少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 这里我的眼睛看得多么真切而且未经校正, 以致一切轻率仓促的痕迹荡然无存, 它们看见的就是生活本身……整整一个月, 我一直处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癫狂状态之中, 昼夜不停地画着这幅画……尽管它有中间调子, 但整个风景完全是稳定的蓝色和韦罗内塞式的绿色。所有的裸体都以鲜艳的橙黄色突出在风景前面。”这分明是在给我们讲述着他所向往的单纯、宁静、和谐的天堂传说的人生理想和理想破灭后孤独、矛盾的内心感受。

高更的油画色彩明度极高。他试图以明亮的色彩来加深大自然给我们的印象。迫使我们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过于亮丽, 过于动听, 是的, 过于响亮。可以想见, 高更的画笔轻快地在画布上来回游弋, 轻轻的触感描绘出他那朴实、真挚的内心感受, 得心应手, 表里如一。1893年, 在巴黎举办的高更画展的序言里, 有这样一句话:“艺术家前往那里, 不是为了用新的题材来使自己的心灵复苏……他不屑于被我们的世俗眼光、偏见和在艺术与生活方面的条条框框, 以及我们的只知道模仿的习惯, 还有令人窒息的风景画。他想找寻自己的圣殿和前行的道路。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去到远方, 为的是忘记我们。”

高更本人其实和许多现代艺术家一样, 在给我们讲述有关色彩和阴影间的音乐般的画面, 讲述神话般的和弦。其中蕴含着类似音乐的旋律, 旋律中又容纳了喜悦、灾难、悲伤与希望等等情感的因素。使人不时地联想起色彩斑斓的波斯挂毯;布列塔尼的彩色玻璃画和中世纪教堂里的壁画, 无不笼罩着神性的伟岸光辉。通过这些画作, 高更把他那付诸毕生心血, 追寻得到的天堂乐土的神话, 毫不吝惜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美术丛译.1980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