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警总队领导班子的谈话

对刑警总队领导班子的谈话（共5篇）

篇1：对刑警总队领导班子的谈话

2010年1月6日晚，市局党委书记、局长***，党委委员、副局长王云生对刑警总队新任领导班子进行了集体谈话，殷切寄语刑警总队领导班子抓住机遇，激活队伍，重振形象。现将领导谈话内容挂网，供全市广大民警尤其是刑侦战线民警学习共勉。

市局党委书记、局长***对刑警总队领导班子的谈话

今天请你们来，和大家开个谈心会。我谈几点想法： 第一，刑警总队一路走来，非常艰辛，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努力和付出代表了重庆刑警和全局的形象。

在这个大前提下，应该是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刑警主流精神是好的，总体发展是向上的，大多数同志是想干事并愿意把工作干好的，而且很多同志的热情、专业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刑警总队近年在志勇同志带领下，一路走来非常辛苦。这份艰辛和危险，在全局历史上都应该给予充分首肯。出问题是极个别人的事，不能代表整个刑警队伍。党是伟大的，但是党的队伍带病循环，这是已成事实。文革前我们不敢正视。文革后，改革开放30年间，我们党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正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公安队伍作为执政党领导下的队伍，讲政治、讲原则、顾大局，也能够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正说明我们这支队伍的成熟。虽

然出了黄代强、李寒彬等极个别人，但不能埋没和影响我们刑警队伍多年的付出、多年的承载。

我来重庆一年多时间，感觉到刑警总队在志勇同志领导下，真正具备一种精神，很多同志想把工作干好。刚才我问郭文进有关案件情况，不意味着郭文进工作没干好。文进、立勋这些人的工作我都历历在目，非常不错。作为局长，我也得换位思考，郭文进上面还有好几级领导，换谁当他这一角，打黑社会有时候也打不动。我这人是刑警，今天我们就说刑警话。王志勇这么能干，有时候我也叫过来撸一顿，但是，从没有见到志勇对市局党委或对谁有意见，因为我们都是豪爽人，都是血气方刚的人，我们之间都能坦诚相见。刑警的特点是以兄弟之情在一个平台上。市局党委也是喜才、爱才、惜才的。像志勇这批干将，我们是非常喜才的。为社会、为公正、为正气，有多少人敢拍案而起？有多少人能横眉竖目、仗义执言？在你们身上，从你们的骨子里，让我感受到一种坚强、一种刑警的精神。包括文进，怎么挨批评都不影响工作，老黄牛似的把工作往前推。我做人比较直白，批评谁很直白，关心谁很直接。我是你们的教练、全局的教练，王云生是副教练。教练，就要用自己的语言、行为规则影响大家，如果不直白，整天神神秘秘的，大家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没有意义。从组织原则角度、从整体期望值、从走过的历程、从现在的工作、从各个同志表现的角度，都应该看到刑警的精神是向上的、队伍是发展的。

第二，刑警总队带病循环是正常的，但是带病时间过长，甚至形成危害，那就不正常了。

刑警的问题不是刑警个性问题，已经成为全局共性问题，弄得没有一个局、一个警种能够幸免，只是重灾区不同而已，有的人甚至比黄代强有过之而无不及。郭老局长曾讲过我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我如果把人批评完了，后期就不想处理了；我要是不批评，那就是想处理他。批评不一定有骂声。骂是一种兄弟之情，批评属于同志之间霹雳的、劈头盖脸的仗义执言。一半批评，一半思想工作，这就是组织原则跟进。如果连看都不看，就是放弃了。

刑警出现这样的问题，正常也不正常。正常在于，队伍这么大，时间跨度这么长，社会这么复杂，整个公安队伍的风气、纪律、作风方方面面都亟待改进，刑警还有其他几个单位出现问题，我认为也正常。不正常在于，就黄代强、李寒彬个人来说，中毒太深了。

要正视已经发生的问题，发生了，就得承受，承受是责任感的一种表现。有些事完全可以杜绝和避免。队伍一定要从严管理，事先决策。要善于发现问题，不能失察失职。像黄代强出问题，我们全部领导都有责任，这是我们管理上的问题。我要批评，第

一个批评王志勇。批评归批评，但黄代强他又不是小孩，你话说到了，也不是没提醒过，都说过了，还怎么说？有些事，不能生搬硬套，关键是管理要从严。发现问题很关键，发现问题是水平，处理问题更是水平。特别是政工、纪检部门，既是变压器又是医院。志勇倾向于案子，刑警的政工、纪检部门一定要发挥作用。这么大的队伍，应该警钟长鸣；对队伍长期持续发生的问题，应该看到、听到，但你们没有认真去做，在这点上应该反思。现在虽然是马后炮，但这一炮还得打，所以对刑警这样大伤元气。刑警的主官不缺精神，王志勇就是，吴立勋、郭文进他们不缺干劲，陈迅也默默无闻地工作，都埋头干实事，这非常好。我是业务干部出身，非常看重学术水平，看重实战检验。

刑警队伍出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制度失衡的问题。制度失衡，监督归零，正气也不能上升。实事求是地讲，罗红当初是引辞、免职，如果到现在，处理会重多了。搞那些潜规则的东西，我不会买账，市局党委也不能接受。潜规则拿不到桌面上来，用潜规则去办事，已没有任何意义！罗红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问题，队伍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当政委的不抓队伍怎么行？张平，我绝不认为他坏，但是当政委不抓队伍，自然要负责任。罗红当政委不抓队伍，管技术管得一塌糊涂，给钱给人都办不成事，市局督办都不往前推，成为全国最差的技术，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组织上处理一个同志是很痛心的。罗红也是个好同志，至少也是

个老实人。但是，从中央近几任组织部长的讲话里，反映出一个递进思维。曾庆红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时，就讲要用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贺国强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时，在此基础上，又强调要用有现代意识、能干成事的干部。李源潮同志又进一步强调，要用老实人，不用老好人。什么是老实？老实人得有水平。王志勇就是老实。大家可能一般印象认为王志勇不老实，因为他沾火就着，但他坦诚就是老实。老实人是好人，老好人也是好人，但老实人和老好人不一样。杀人杀不死，救人救不活，既不能担当，又不能推进，保别人不行，保自己有余，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解释能力极强，规避风险的反应极快，这是老好人，但没有意义。

我们刑警队伍是要有性格的人、有分辨能力的人。刑警的干部出来做什么都行。全国刑警都在出干部，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刑警不出干部，还牺牲干部？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反思。我们这支队伍有一批人想干事，而且能干得很好。对一些重大案件、督办案件，我让王志勇出面去查，基本上非常满意。但王志勇派其他干部去查，结果就不行了，最近有所好转。我曾经让纪检部门向王志勇学习，学习他的敢作敢为。为什么这样的一把手带着班子，刑警还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认真思考总队班子是否真正形成良好的风气。我曾经对王云生讲，准备在刑警设个办公室，这是我一直的办公风格──抓生产车间。但后来刑警给我的感觉，是期望值很高，希望不大。特别是扫黑除恶之前，我掌握了黄代强、李寒彬之流的一些情况，觉得没有去刑警的必要了。紧接着，看到刑警的技术水平如此落后，更是非常失望！你都替他想到了，他还不想做到，给钱都办不成事，几个党委成员助推也不动。对刑警的技术问题，白笙学你们欠了历史的账。论人才，人才没起来；论队伍，队伍没健全；论设备，设备没搞好；论技能，技能都不行，连有多少人都说不清楚。去年给你们“输血”──补充人，让你们把走的人回流，到现在你们又停了。机构改革如火如荼，你们把去年我告诉你们的话忘了──要给技术干部实职和虚职数。到现在，一个报告都没有。志勇要抓紧时间横向、纵向比一比，我们这些技术干部应该解决什么职数？有的同志实职挂上了，有的同志至少应该解决虚职，都得提出。刑警的政工、纪检要管一条线，要管全局的刑侦干部。邹永才你这个政治处主任怎么当的？罗红、白笙学把干部耽误了，你这个政治处主任怎么不为大家谋福利？自己当了高工，当了正副主任，有了职务、权力和待遇，却把身边的同志们忘了，把他们沙漠化了。且不说你们有没有政治责任感，你们还有点感情没有？

刑警的辛苦和危险是不争的事实，给你们待遇都不去拿，与其说是失误，不如说是耻辱。交巡警和情报中心刚成立，待遇就上来了。下一步成立市应急指挥中心，待遇也要上来。全都在争待遇，你们在考虑什么？刑警总队争不来待遇，技术人员也争不

来待遇，党委和同志们都不会给认可。中国文字上有一个失误，一说检讨自己就吓得不得了。反观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港澳，人家对某事的回顾叫检讨，“检”就是看有没有失误的地方；“讨”就是讨论事情的对与错。过去由于缺乏文化，把检讨当成犯错误了。我们应该反思，正视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回避问题，不能把问题当错误。

第三，在新的历史结构期，在大体制改革中，没有危机，全是机遇。

听说交巡警报名非常踊跃，一夜之间，风起云涌，一千多人报，为什么？就是想争刑警办案权、治安处罚权和交通管理权，说明我们的同志有非常强的分辨能力和理性思考。刑警就在主战场，应该看到这些机遇。今天有一个新信息，接待民政部英烈抚恤司的一位副司长和公安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时得知，警察这次普通反映是发放补助，平均可能是400以上。另外，在一线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警衔和职级要往上提。现在正逢体制改革、勤务方式改革，又赶上“三定”这一非常好的机遇，不是危机，危机是危险中的机遇，但刑警还在沉闷。

首先，要在新机遇中激发队伍活力，重振刑警形象，打好新的基础。目前状况是，刑警的中心建设都是市局后勤处等部门在跑，你们反而原地守株待兔，这很危险。白笙学，你不努力可不行，十几个亿的资金，不找你们，你们也不管不问，也不主动找

我。刑警总队要抓住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次刑警要出100多人，希望能按骨干的标准来出，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刑警将来也要在全局选300人。选什么样的人？你们现在没有人着手去做。应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准备选什么样的人，而刑警仍然没有动，这是不允许的。现在至少应该分工，如立勋负责优秀侦察人选，陈迅负责大情报人选。现在网监提了一个名单，科通也有计划，但刑警的计划我没看到。要招什么样的人才？应该去周边贫困地区，如四川、陕西、新疆、西藏等地，选30—35岁左右的刑警大队长、副大队长，调二三十个搞侦查的，选进来、调进来。而刑警现在都没有这个意识，还没有策划，要抓紧把工作任务分解下去。

其次，要抓住机构改革契机建班子。这是一个组织契机。现在刑警的班子比较健全。队伍纪律、管理和技术这一块，李阳要协助志勇抓起来，这是大事。要明确分工，各抓一条线。哪些人管区县刑警，刑侦局长到刑警支队长、大队长，刑警总队说了算，有一票否决权，我早就给你们权力了。对不听招呼的一把手，要进行纪检谈话，一否到底，绝不客气。在黔江换刑警队长的问题上，总队政治处连换的刑警队长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不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是你们自己没能力、没水平，被弱化，被下边看不起，管不起来，抓不住。组织上把权力给你们了，你们不用就是失职，出现问题就是渎职。2009年过去了，要借这个契机，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谋划2010年工作。现在全局都在实行大调整、大结构，刑警队伍建不好不行，不要再等了。今天叫你们来，除了考虑李阳报到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看到现在最沉闷的是刑警。话说得直白一点，对治安总队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政治部已经通知治安，不要再想队伍建设，与他们没有关系。志勇，我今天讲的，是在政治上对你们最大的信任。

现在就要建一支很强的队伍。怎么建？要打组合拳。一方面是技术，要建立强大的技术支撑，在全国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是建立一支可以攻坚的铁军、团队。过去我对刑警的要求和期望值很高，认为刑警一个支队长就应该指挥一个区县，可后来发现达不到那个水平。因为大部分无技能，有的有技能却不干事，这必须要改变。在输出、输入人的时候，要把一些过去搞业务的输送出去，而后要选一些既有过硬技能，又想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人。下一步，支队长的待遇肯定要提高，这必须解决。派出所马上都要变副处，你们还没有危机感。最近，我和人事局、编委商量，第一步，60人以上派出所升副处，建中心所，所辖几个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干得不好，就归入中心所，合起来就超过60人了。所长没干好，只能是正科。中心所的所长是副处。派出所工作干好了，就提上来了。第二步，60人的所将来非常多。6800今年年底招满，4000也要招满，共10800人。明年上半年，5000名“地方粮票”警察。加起来大概有15000人。现

在巡警满了，几大警种选满了，剩下的全放派出所里去。到时候派出所、刑警、治安都超编15%。比如给你300人的编制，实际交给你345人。我们现在感觉警力奇缺，到明年6月份之前，要全部满员，1万多人，这都是近期研究的。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人人都在抓机会，刑警也要很好地抓机会。现在应该思考怎么样建队伍，建队伍中应首先要想到强班子，强班子首先要想到每一个班子成员应该干什么，不能糊里糊涂。刑警的班子不能像生产队开工，这没有意义。要把工作摆在桌面上，分成几大体系、几大板块，大家各操兵刃，拎起一块，就一拎到底。

第四，从现在的组织架构到下一步的工作需求，刑警总队班子都要精诚团结。

哪一个人不团结，哪一个人就要在政治上失去。我在前面讲讲了三个方面，特别是第三个方面提出的要求，下一步，志勇和李阳要很好地进行策划、谋划，任何人不得懈怠。有失误，组织上能够弥补，但个人想弥补都难。用一句经济学家的话：现在世界的发展速度不是你发展慢与不慢的问题，而是失误之后根本没有改正的机会。在此特殊时期，希望你们能做出特殊姿态。面对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举措，更要作出特殊贡献。我不怀疑你们的个人技能,但是你们能不能把个人技能综合到平台上、体现到工作上、体现到大局上，我将拭目以待。一年多以来，我认为刑警

给我的答案是不满意的。从今年开始，我还是看大家怎么去做，党委还是看大家怎么去做，一定要有新气象。

今天的会议不是务虚，我跟大家说的都很实际。这次刑警将抽调170多人到交巡警部门，但刑警的编制没有变，你们要从全局上去策划，要考虑这几百人怎么抽、怎么选？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结构？刑警与其他警种有所不同，很多情况都是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对业务范围内的人员素质比较了解，那就可以不纳入竞争。比如搞情报，就以点击式选情报人员，直接点50、80个能人出来，经过一段时间考察，看谁能打团伙犯罪，谁既能指挥又能战斗，既能务实又有原则、有技能，选出10、20个能人。你们认为哪些人优秀，就把他们留下来。这次下去的170人是骨干，你现在又可以抓一批骨干进来。这次你们既是输送骨干，也是盘活机制。不要有危机感，认真办事就行，组织上了解你们，信任你们。但是，党委给了你们政策，给了你们权利，给了你们技能，你们又不干事，组织上就会有想法。如果今天我这些话是说给一个派出所所长听，我是在给他讲课。我和云生同志跟你们总队班子谈话，就是在和你们研究工作。下一步，新招的几百名技术人员，关系全在市局，全派下去，一批批循环。市局党委为你们刑警保留着特权，也仍然保留着很高的期望值，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契机，多想问题，抓紧时间工作。这班车坐不上，那刑警只能往后退。

第五，丢掉宏观奔具体，大事面前考验干部。

我们过去讲宏观较多，今天讲的都是具体的。大事当前，考验在即。王志勇和李阳回去以后，要好好策划，各把一条线，要明确建成什么样的刑警、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刑警、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管住刑警，这是一个课题，刑警要进行破题。要抓紧制定体制机制调整方案，第一要输送骨干,第二要更新换代，第三要强化推进。还要重温一下我最初对刑警建设的三个定位。2010年3月份，市局大情报建设即将全面启动，4月份就要开展大会战，刑警要唱头戏，要抓紧拿出跟进措施，要听到刑警的声音。

我今天找你们就谈这五个方面。我没有和云生同志商量，我认为这是习惯性的东西，相信云生也想到了，我们都是老刑警。我也相信在座各位都想到了，但你们是把这个危机放在自己头上，没有意义。你们都有技能，但现在不做，连连失去机遇。我们都是干同行的，我就把底线说清楚，如果再失去，那就不是错过，而是错误了。全局也是这样，过去有的同志掉队了，无论是谁，组织上也有责任，我们也很痛心。不失误是不可能的，不能再让同志们掉队了。我们要重振精神。美国之所以发展，是因为有精英群体，是因为不怕失误，更重要的是在失误当中能够纠正失误。一个领导班子就是自然的精英群体。一个班子的主要领导虽然不是领袖，但自然是领军人物。我真是给你们谈心。希望你们重振旗鼓，有新气象，生龙活虎地赶快拿方案、拿办法，给大

家以希望。如果你们分工很明确，谁再抓不起一条线，谁再这样没力度，不争气就放弃。稳定是社会的，荣誉是团队的，困惑往往是干部自己的。领导不能当和事佬，要具备职业操守和良知

篇2：对刑警总队领导班子的谈话

当前,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目前已处于加速发展期。在城镇化进程中, 我国失地农民的规模日益庞大, 分布十分广泛。尽管由于实际统计的困难, 对截至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的估计看法不一, 但是一般认为至少已达6000万左右。到2030年, 我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城镇化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由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和回应受阻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这不仅给社会治理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也在事实上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要理性回应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 首先要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有一个较客观和全面的认识。近年来, 学术界对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持续而深入的关注,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失地农民具体有哪些利益诉求或者说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构成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解读2003年国家农调总队调查结果和十七省地权调查报告, 在当前失地农民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的现实背景下, 研究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诉求的构成, 寻求有效的途径予以回应, 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概念界定

关于利益诉求的内涵, 学术界对此见仁见智, 莫衷一是。目前, 比较广泛的一种看法是, 把利益诉求看作是利益诉求主体的利益要求表达过程, 这一过程还承载着影响政治系统公共政策输出的功能。“利益诉求是当社会主体的利益遭受侵害时, 诉诸于执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级社会组织, 寻求利益保护的过程, 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向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级组织表达自身利益要求, 以影响政治系统公共政策输出的过程。”“农民利益诉求指农民作为一个利益主体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也有学者把利益诉求视为一种要求。“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带动了社会整体进步, 必然会使人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 对实现利益诉求有着更高的期待。”

笔者倾向于把利益诉求视为关于利益的要求, 是利益诉求主体对利益的设想、要求与期许, 而不应视为一种过程。至于把利益诉求呈现出来的过程则属于利益诉求的表达范畴。不仅如此, 利益诉求的产生也未必是在“社会主体的利益遭受侵害时”, 因为, 即使是在社会主体的利益未遭受明显侵害或是未遭受侵害时, 作为社会主体也可以对一些利益的分配格局作出展望和期待。在此, 笔者把利益诉求作这样的界定:利益诉求是社会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设想、要求和期许, 其诉求的对象是执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级社会组织。经济利益诉求则是社会利益主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设想、要求和期许。

三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诉求构成

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 我国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中, 经济利益诉求长期占据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不因征地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2003年,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调查。这次调查以人均耕地面积0.3亩以下的农户为主要对象, 共调查了2942户。调查显示, 46%的失地农户失地后收入水平下降。在接受调查的农户中, 年人均纯收人下降的有1353户, 约占46%。在一些地方, 很多失地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消费增长速度的现象普遍存在, 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 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更大。2003年, 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调查显示, 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失去了土地, 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失地农民来说意味着失去了维系低生活成本所依赖的庭院经济模式。耐人寻味的是,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对农地征用给予适当补偿的原则是“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而事实上, 在现行征地制度之下, 不仅被征地农民在补偿时根本不可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而且“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这一补偿原则对于大量失地农民来说也远未实现。同时,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对土地的极度依赖, 失地后, 农村特困户的数量增加甚至成倍增长。“不因征地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因此成为失地农民迫切的利益诉求。

2. 及时就业以保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目前, 我国失地农民最大的困难在于失地后随之失去了最基本的收人来源。由于“要地不要人”的安置方式已成为当前失地农民最主要的安置方式, 又因为整体就业形势严峻、农村劳动力自身劳动技能不适应新的工作要求、信息沟通不畅, 以及就业观念落后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和再就业困难重重。2003年国家农调总队调查报告显示, “天津有54%的农户表示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河北迁安、高碑店市的失地农户, 有80%以上就业困难;河南深河市源汇区和孟津县的失地农户中赋闲在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则分别高达43.5%和47.8%;广东约有四成的调查户耕地被征用后的收入减少, 有8%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而赋闲在家;陕西的失地农村劳动力只有38%找到了工作。”失地农民普遍认为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迫切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与此相应, 失地农民盼望政府能够在劳动就业方面帮助他们。具体的帮助形式包括提供技术培训、就业指导、组织劳务输出, 直至提供工作岗位等。

3. 希望政府为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地农民失去土地也就随即失去了土地所赋予的天然的就业权, 如果无法及时就业, 生活便会越来越艰难。为了生存, 一些失地农民选择了外出打工, 一些失地农民游动兜售一些生活用品, 也有一些失地农民在街道、村里摆摊、开店和办厂等。由于政府没有提供优惠政策, 不管设摊、开店和办厂者经营状况如何、赚钱与否, 各种摊派、税费都要缴纳。同时, 由于不能享有城市 (镇) 自谋职业的失业人口享有的优惠政策, 在与城市 (镇) 居民的竞争中, 失地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失地农民对今后的生活深感忧虑就为普遍的现象。2003年国家农调总队调查报告显示, 部分被调查农民在耕地被征用后有意自谋职业或发展养殖业却苦于缺少或没有资金。因此, 一些失地农民希望得到政府部门在资金、技术上的扶持, 希望一些金融机构能放宽信贷条件, 降低贷款门槛。

4. 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从而保持生命的基本尊严

失地农民在失地之前, 其所经营的土地在事实上承担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功能。失地后, 由于就业与再就业困难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加之征地补偿标准偏低, 许多失地农民对征地后生计的维持怀有巨大的担心。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 失地农民普遍希望能拥有社会保障的愿望十分迫切。目前情况下, 国家还没有在农村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广大农民只能把土地作为保障基本生活的主要手段。部分即使拥有了非农户口的失地农民也未被纳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样面临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2003年国家农调总队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老年家庭现在都是靠征地款来维持生计、‘坐吃山空’, 但过几年征地款‘吃’完了, 生活就没了着落。失地农民还非常担心自己的医疗无着落, 看病就医花费太高, 看一次普通的感冒就得花费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一次还不一定能医好。”2012年十七省地权调查报告显示:“很多被征地农民失去了他们主要的生产资料, 而且也缺乏去城里打工的机会或技能, 所以如何使他们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将是中国征地制度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社会保障关乎生命的基本尊严, 如何使失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 无疑是牵动失地农民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

5. 及时足额发放征地款补偿、安置费用

现有的征地补偿标准、安置补助标准太低的状况无论是在失地农民中还是在学术界已成共识。但是, 即使是在当前的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标准下, 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没有得到及时、足额补偿, 甚至有超过10%的失地农民竟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征地补偿。这一现状的存在显然是造成失地农民不满情绪滋长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耕地补偿费为该地被征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 安置补助费为该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6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擅自降低标准或者变相降低标准, 比如分期补偿、实物相抵以及拖欠补偿款等现象时有发生。2012年的中国十七省地权调查报告显示, 64.7%的失地农民获得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 12.8%的失地农民获得了分期支付的补偿, 9.8%的失地农民得到了补偿的承诺但补偿款项还没有到位, 12.7%的失地农民则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事实上, 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不鲜见。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于2006年结题的《陕西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情况调查》显示, 在西安, 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往往不能按时兑现的现象也较普遍。“长安区某街道办, 承诺征用土地每亩补偿2.3万元, 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绝大多数村民拿到的补偿款都不足额。”

6. 合理确定现有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合理分配土地出售所获收益

无论是在失地农民中还是在学术界都普遍认为现有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不合理, 认为这些都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此处所指的合理或不合理不仅包括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设定的标准太低, 也包括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由于土地项目不同而形成的补偿、安置款项差距甚巨。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征地补偿既没有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也没有考虑土地可能存在的巨大预期收益, 同时缺乏补偿公平性方面的统筹考量。2012年的中国十七省地权调查报告显示, 征地补偿的平均金额为每亩18739元 (2005年的调查显示为每亩10765元) 。被访农民大多不知政府卖地的具体价格, 调查显示, 政府卖地的平均价格为每亩778000元 (中位数为每亩200000元) 。由于目前这些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几乎都被政府占有, 因此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 也是导致失地农民不满的重要原因。“调查表明, 不满意的人数是满意人数的两倍以上, ‘很不满意’的群体占到了16.7%, ‘非常满意’的群体只有2.8%, 前者是后者的六倍。”相对于每亩动辄上百万元左右每亩甚至更高的土地出售价, 给予失地农民的每亩1.0765万元、1.8739万元、乃至2万元、5万元不等的补偿价都显得微不足道。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对土地的低征高卖行为, 引发了失地农民极大的对立情绪, 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

7. 拥有选择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对于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来说, 失地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原来熟悉的、虽不富裕但尚能维持温饱并能有一定经济自主权的乡村生活。失去了土地, 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失地农民来说, 就意味着失去了维系低生活成本的生存方式。这些农民在失地前, 如果感到有必要, 可以外出务工获取一定的收入。如果感到无此必要, 可以选择在家务农, 上可照顾父母, 下可抚养育子女, 同时, 可以实现家庭团聚。而失地后, 在没有就业安置和缺乏社会保障情况下, 为生活所迫, 他们可能必须到处颠簸流离寻找生存的出路, 已无任何退路可言。土地赋予的天然的保障功能随着失地一并丧失。尤其对于年老的失地农民来说, 要求他们在面临生活水平下降、无稳定收入来源、老无所养等的情况下, 改变自己习惯了几十年的农村生活方式而去适应陌生的城市 (镇) 生活, 很难说是出于他们的本来意愿。尽管在我们审视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时候, 不常看到这方面明确的表达。笔者认为, 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利益诉求相比较于征地补偿、就业困顿、无社会保障等来说, 其迫切性和重要性要轻微一些。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诉求就是缺失的。2012年中国十七省地权调查报告显示, 当前征地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土地流转行为严重违反了农民的意愿”。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属于“被流转”行列。现实中, 基层政府的过度参与, 甚至与老板、公司一起联手谋求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因此, “拥有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宰自己的经济命运成为了部分失地农民的一个几乎无法实现却又客观存在的利益诉求。

四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诉求回应途径

1. 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创业机会

毫无疑问, 失地后, 农民便失去了来自于土地的收入。其收入的主要来源都将主要是就业所得, 对部分家庭来说, 就业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 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不仅是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的重要保证, 也是增强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存能力以保证失地农民生活可持续提高的重要条件。事实上,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也是当前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 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 政府要创造条件, 为失地农民提供适合于这一群体特点的就业机会。需要指出的是, 就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而言, 结合失地农民现有的文化基础和劳动就业市场的需求, 既符合失地农民的自身特点, 又能满足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才会是合适、有效的。同时, 为失地农民自主择业、自谋职业提供必要的政策优惠和可能的资金、技术扶持, 适度放宽一些金融机构的信贷条件以帮助失地农民就业也无疑是必要的。

2.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失地也意味着失去了土地所能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 失地对农民的生活冲击往往是巨大的。因此, 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对于失地后身份未转变为市民的农民来说,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延续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让失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把提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征地的前提条件之一, 减小乃至规避失地农民陷入贫困的风险, 应该成为衡量政府征地工作是否稳妥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比如, 就社会保险而言, 提供完善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货币安置成为最主要的征地安置方式的今天, “采取养老保险、土地产权股份合作、生产资料置换土地等方式, 使农民失地但不失保障”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对于失地后身份转变为城市 (镇) 居民的人员, 应该享有城市 (镇) 居民的社会保障政策。

3. 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安置机制

毋庸置疑, 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金应以保持和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为目标。而我国目前实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关于土地征用补偿标准饱受诟病。其中, 未充分体现土地的长远收益和增值的预期、未考虑土地的市场价格以及未充分考虑土地之于农民长远生活保障功能等是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的主要因素。就目前学术界的探讨来看, 改革现行征地制度, 既考虑到要确保失地农民不因失地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又使补偿标准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似乎比较好地体现着土地征用补偿的实际效用, “考虑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位、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土地市场的供需功能三因素”, 这一主张也似乎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当然,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需要进行细化, 使其理论依据更为充分, 实践操作更具可行性。比如, 征地时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等的确定, 都需要进行科学的测算与论证。

4. 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征地补偿款、安置费用

就目前标准下的征地补偿款项、安置费用发放的现状而言, 分期补偿因为存在实际补偿款项缩水的现象, 应尽量减少。对于确实需要采取分期补偿方式的征地行为, 征地方案中应考虑弥补失地农民在这一方面的损失。对于得到了补偿的承诺但补偿款项还没有到位的情况, 应兑现承诺, 及时足额发放征地补偿款项和安置费用。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款项、安置费用的情况则坚决不能允许其再发生。对于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由于土地项目不同而形成的补偿、安置款项差距甚巨的情况, 需要进行合理地调整, 以使由此产生的矛盾得以化解。

5. 征地过程中加强政府与农民的沟通以达成共识

讳言, 在我国当前的征地过程中, 违背农民意愿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由于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偏低、社会保障制度配套不健全甚至缺失以及损害农民权益的“土地被流转”等降低了农民土地被征用的意愿, 而且, 对于一些农民来说, 原来熟悉的、虽不富裕但尚能维持温饱并能有一定的生活自主权的乡村生活的改变, 也是造成农民不愿土地被征用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政府加强与农民的沟通以达成共识, 尊重和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直至决策权是必要的。事实上, 在关涉地方经济发展甚至关涉国计民生的问题上, 在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等足够科学合理、失地农民利益被足够重视和以人为本得到充分体现的前提下, 农民改变不愿土地被征用的意愿似乎并不十分困难。换言之, 在失地农民合理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 征地也许并不会至为困难。

五结语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 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他提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研究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诉求的具体构成, 全面审视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直至对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回应进行初步探讨, 无疑有助于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与回应机制, 适切地回应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这不仅是满足失地农民合法正当权益的需要, 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来自实证研究的文献认为,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最重要动因是参与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 经济利益上的损害成为解释参与者行为动机的主要论点。2003年国家农调总队调查结果与2012年十七省地权调查报告的出炉前后相隔近十年, 然而, 与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的格局不相适应的是, 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与回应的现状却不容乐观。这既值得人们深思, 也无疑是今后需要我们做出努力予以改变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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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玉娟、赵琳、赵丽媛.农民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成因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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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陕西省委党校课题组.陕西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情况调查[R].理论导刊,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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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宗华.稳妥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思考[J].理论前沿, 2007 (2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8]贾宝林.利益、心态与身份地位:群体性事件动因的一个分析框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8 (3)

[9]毛峰.政府该为失地农民做些什么?—对2942户失地农民的调查[J].调研世界, 2004 (1)

篇3：对刑警总队领导班子的谈话

2005年11月13日, 吉林省吉林市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 成百吨的苯流入松花江, 导致松花江沿岸的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以及沿江的俄罗斯城市受到严重影响, 哈尔滨甚至全城停水4天, 在此过程中, 吉林省政府和吉林的媒体, 黑龙江省政府和黑龙江的媒体, 由于众多原因没有及时告诉群众此次事件, 导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另外, 面对哈市来访媒体, 吉林方面也称“未受污染”, (2) 而事实上,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 吉林方面在“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后, 监测即已发现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 造成水质污染。” (3) 致使哈市也没能及时做好相关准备措施。但是, 当松花江水污染进入哈市后, 哈市政府及媒体同样没有控制好信息的发布。11月18日, 黑龙江省政府在得知松花江遭到污染后, “由于正处于招商引资关键时期和旅游旺季, 所以当时没有公布”, (4) 采用了瞒报的方式, 企图使民众毫不知情, 哈市市民的知情权被侵犯, 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信息。11月21日, 哈市政府发表公告:“为了保证市区单位和居民生产, 生活用水安全,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自2005年11月22日中午12时起, 对市区市政府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 检修并停水的时间约为4天 (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 , 请市区, 企业事业单位, 个体户和居民以及供水经营单位做好生产生活用水储备, 保证正常生产生活需要。” (5) 至此, 哈市政府以公开发表公告的方式, 用另一理由解释哈市全城停水事件, 实际上也就是在提供假信息。要使市民相信并接受假信息, 前提是受众没有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 然而这个前提并不存在, 哈市市民产生了各种怀疑, 谣言通过各种渠道散步开来:“网上流传的关于停水原因的说法有两种: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 及氰化金钾;吉林的水源头被有毒的苯污染。与此同时, 地震的谣言也疯传开来, 出现市面储藏食物, 夜间不敢睡觉, 搬家躲避的现象。” (6) 哈市市民的恐慌可以说很大部分是由于信息没有及时公开, 而公开的只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假信息造成的。另外, 国家环保总局在此事中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直到11月25日才通知俄罗斯方面松花江水苯污染, 导致俄罗斯方面没有及时展开相关措施尽量减低此次污染造成的影响, 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的形象。11月22日, 哈市政府发布第26号公告:“2005年11月13日, 中石油吉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据环保部门监测, 目前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水体未发现异常, 但预测近期可能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为确保市区内人民群众和机关, 企事业单位用水安全, 哈尔滨市政府决定, 22日20时左右, 市区市政府供水管网将临时停止供水, 停水时间约为4天 (具体停止供水和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 ” (7) 至此, 哈市政府才向市民传达了真实的信息, 市民终于从权威部门了解到———为什么要停水。后来的事实证明, 哈市市民并未因为真实状况的获晓而生成进一步的动乱和恐慌, 相反在当地媒体相关报道日益增多后, 几天中的恐慌和抢购矿泉水等行为逐渐平息下来, 市民积极配合政府共同解决问题。毫无疑问, 如果哈市政府和媒体及早告知广大市民停水的真实原因, 社会恐慌将会大大减少。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报纸要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 那是很好的。但是, 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 散步坏影响, 散步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理论, 错误的政策, 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 落后因素, 破坏因素鼓动起来, 撑他们的腰, 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 报纸工作如果作得不好, 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 就要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8) 在此次松花江苯污染事件中, 吉林和黑龙江的媒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失语状态, 对群众的知情权置之不理, 没有实现媒体监督社会的功能。在危机事件中, 只有及时公开地传播信息, 群众才可能以正确的心态开展行动, “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 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 (9) 无疑此次事件中, 两省政府都没能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工具进行危机管理。

回到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 谈话最后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 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 都应当是生动的, 鲜明的, 尖锐的, 毫不吞吞吐吐的。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时代在变化, 战斗风格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 新时期的战斗风格除了要毫不吞吞吐吐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要毫不吞吞吐吐地传达社会公众信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只有人民群众才能解决问题, 不要怕人民群众知道真相, 在现时代, 政府在树立自己形象的过程中, 要做的不仅仅是宣传自己的观点, 还要在信息透明化中以良好的互动、相互的支持共同完成历史使命, 表现出政府应有的决定力和引导力, 树立良好的形象, 这样更有助于达到宣传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311页

②陈力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③《第一财经日报》12月24日A2版《追究环境灾难的法律责任》

④陈力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⑤《北京青年报》11月22日A13版《哈尔滨今起全城停水四天》

⑥陈力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⑦《黑龙江日报》11月25日头版《答疑》栏

⑧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2页, 转引自《童兵自选集》第39页

篇4：对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几点思考

明星的感性叙事。情感类谈话节目在策划中大多把受众定位为广泛的大众群体, 因此嘉宾与话题的选择也遵循着平民口味, 邀请明星嘉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明星在荧幕上讲述自己平凡或者不平凡的生活故事, 展现真实的喜怒哀乐, 不仅让观众了解到明星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们在璀璨光环照耀的背后也有着寻常人的烦恼与无奈, 同时通过各种不同年代明星的讲述, 也可以在节目中唤起人们对一个时代的共同经历、集体记忆。

感性至上的叙事原则。讲故事是一门艺术, 在电视上讲故事就更需要有很好的技巧。电视谈话节目不像报纸上的一篇深度报道, 可以让人细品味慢琢磨, 它必须在节目开始的几分钟就抓住观众, 引着观众往下看, 否则观众会毫不犹豫地按遥控器更换频道。故事的发展结构对于情感类谈话节目至关重要,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观众的情绪也随着电视里讲述者的情绪激动或者悲伤, 同节目一起达到一个又一个情绪的高潮, 真挚的情感是这类节目的灵魂, 嘉宾讲述各种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情感以及隐私的公开, 满足了观众猎奇与窥私的心理。

文化元素的加入。现在的观众看电视不仅仅需要好看、好听的故事, 还需要在对节目中涉及的人物和故事感动过、惋惜过之后, 能够引发自己对生活的思考, 能够运用节目所传达出来的健康生活理念积极乐观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上海卫视的《心灵家园》邀请心理学专家和心灵观察员坐镇节目录制现场, 请他们来为在场倾诉的当事人做心理测试、心理分析, 找寻他们可能存在的心理症结, 因为这个节目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 所以, 每当专家对这一类情况做分析和指导的时候, 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人们往往能够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影子, 从而在专家的指点下解决心中的疑惑, 得到很好的情感梳理。因此, 将文化元素融入情感类谈话节目, 在创造全新观感的同时, 也会让情感类谈话节目变得更有内涵。

如今, 情感类谈话节目已经占据了中国荧屏的半壁江山, 被高收视率和各种好评包围着, 但它也同时面临着盛极必衰这样一个自然定律, 如何获得观众的赞誉并长久保持, 是每一个情感类谈话节目制作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过于煽情。寻找人物性格的明确特点, 在矛盾冲突中将情感推向高潮, 是情感类谈话节目的亮点所在。当制作人发现催人泪下的镜头让收视率直线上升的时候, 眼泪攻势就被频繁而无节制地使用。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将“催泪”发挥到了极致, 编导策划运用各种手段设置情境、渲染气氛, 或挖掘对方不为人知的情感故事, 或安排神秘嘉宾出人意料地现身, 或设计破镜重圆、深情相拥的戏剧性场面, 我们常常能看到嘉宾、观众一起潸然落泪的感人情景, 几乎每期都有眼泪, 刚开始时的确可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观众看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能自己估计出来什么时间差不多该哭了, 什么时间应该有神秘人意外出现, 这时候节目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令人感到矫揉造作甚至厌烦, 这时就不能与观众产生心灵的双向共振了。

多数雷同。目前, 全国电视频道中大大小小的情感类谈话节目不下百档, 定位重复、题材撞车、形式相互模仿, 一个好人物、好故事往往要先后被几家甚至几十家同类节目采用、反复讲述, 观众多次在不同媒体看到同一人物的同一故事, 久而久之, 必然导致视觉的疲劳和同情心的麻木。

提高主持人的驾驭能力。在情感类谈话节目中, 主持人在现场充当的是控制器的作用, 是整个节目的组织者、控制者, 他的责任在于能够激活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欲望, 在谈话中间穿针引线。但主持人在控制别人的同时也要控制自己, 节目现场应由嘉宾唱主角, 主持人不能喧宾夺主, 要学会尊重和倾听, 并在倾听的过程中找到受众的关注点, 把握谈话方向。另外, 情感类谈话节目由于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主述人的不稳定性, 还要求主持人具备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思辨能力和现场把控能力, 一旦嘉宾在节目现场情绪失控, 主持人又不能及时调整谈话方向、把握谈话尺度, 那场面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篇5：浅谈班主任对个别学生的谈话技巧

一、避开“审问”,消除“戒备”

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些班主任习惯了用审问的口气,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学生谈话,让学生视师生间的谈话为训话,也使学生总是怀着一颗紧张不安的心,小心翼翼地“对付”着教师。这样的谈 话不但不 能使教师弄清楚学生心中的真实想法,反而会让学生非常反感,导致实现不了预期的教育目标。

“审问”不等同于“谈话”,平等有效的谈话应避开审问,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和戒备心理,以平等的心态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谈话时,班主任应想方设法地拉近师生距离,比如大话家常,使谈话氛围轻松愉快,减弱学生的排斥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生自然就会渐渐地敞开心扉,消除戒备心理,无形之中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在自然、和谐的氛围中,谈话才能有一 个良好的开端,事情也才 能向着班 主任预先 设计好的 方向发展。

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告诉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一种重要的沟通与谈话技巧。情与理的结合能使道德教育深入人心。

例如,与那些学习上有畏难情绪、怕吃苦的 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时,我惯用哲理故事,再适时适当地引用一些励志名言,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从中悟出学习、生活、交友和做人的道理。力求把所 谈的内容当作一篇篇声情并茂的演讲稿,使每位学生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三、以诚相待,倾心而谈

找学生谈话时,我们都有过这样的 感受:学生开始时并不注意你讲的道理,而是看你的态度和感情。因此在与学生谈话时,教师要以诚相待,学生只要不是自甘堕落,班主任就要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让他们体会到班主任是诚心帮助他们的,这样才能取得学生的信任,更好地进行双向交流。

著名心理学家梅拉比在实验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公式:交流的总效果 =7% 语言 +38% 音调 +55% 情感。情深出良言,谈话时班主任应做到推心置腹,让学生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在和谐、平等、毫无压力的氛围下,学生会更加乐意接受教师的劝诫和批评。例如对于班干部,我常以商量的口气与之相谈,对于性格内向的学生则以亲切自然的语调、和颜悦色的表情进行谈话,对于性格外向的学生则可直截了当,不兜圈子,用信任促其改正。

四、旁敲侧击,幽默暗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合理的批评对学生的成才和发展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然而,批评也需注 意火候,真正富有教育魅力的批评,不会损伤学生的自尊心,不会让被批评者无地自容。因此,班主任要讲究批评的艺术,而幽默暗示不失为“忠言顺耳”的一剂良药。

例如有一次我布置了一篇英语作文为课后作业,结果发现班上的A学生与B学生的作文一模一样。了解情况后,知道是平时就表现不佳的A学生抄袭,一时火冒三丈。但在冷静 下来后,我意识到 每位学生 都有尊严,尤其是男生更是 要面子。在与A学生谈话 的过程中,我旁敲侧击地指出:“第一,你有较强的鉴别能力,帮助老师选出了一篇优秀的范文;第二,你有一颗细致的心,连抄袭都能抄 得一字不 差;第三,你有一颗 上进的心,想得到老师的认可,想拥有好的成绩。这几点,多么难能可贵啊。”一席幽默的话,让A学生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了声,但笑过后,他又迅速 恢复了严 肃,主动承认 错误。自那次谈话后,A学生有了明显的改进,虽然作文写得还不是很优秀,但能看出,每一篇作文都是他自己认真写出来的,英语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总之,谈话也是 一门学问。作为一名 合格的班 主任,需要捕捉最佳的教育时机,以充满教育智慧的语言解开学生的思想疙瘩,点燃学生心灵的火花,以炽热的情感、真挚的语言,帮助学生“药到病除,言至心开”,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摘要：进退有度、左右有局的谈话技巧是班主任进行思想工作、实施正面教育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选取中学班主任针对个别学生的谈话角度,从消除学生的“戒备”心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倾心而谈,幽默暗示四方面探讨师生间的谈话技巧,以期能帮助学生“药到病除,言至心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