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简介

邓中翰简介（精选6篇）

篇1：邓中翰简介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邓中翰

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第一次登陆纳斯达克。

全球的电脑摄像头中，每10个中就至少有6个是采用中星微电子公司的产品。

20，邓中翰领导开发设计出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份额的6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被三星、飞利浦、惠普、罗技、创新科技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

2005年3月28日，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芯片使得邓中翰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邓中翰还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很多荣誉。

赵赫：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十名年度人物奖、单项奖和年度提名奖颁发之后，来到我们现场的9名主任评选委员会将现场投票产生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在前5届的评选中，只有经济学家吴敬琏、中中国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和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获得过此项奖，他们都是对中国经济做出突出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经济发展潮流的年度人物。今年谁会获得年度人物大奖?

王小丫：我们九位主任评委非常仔细的在看，我想对于年度人物的候选人他们也是非常清楚和了解，他们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人能获得我们今年年度人物大奖呢，我们现在请他们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陈教授：“新”字。

刘先生：“责任”。李东生：“创新”。谢先生：“创新”。张教授：“骄傲”，我们中国人为他而感到骄傲。郭广昌：团队合作。陈彤：高科技。

赵赫：下面让我们用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晚上所有的获奖者。

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属于你们，此时此刻面对即将到来的，我想请今天集中几位获奖者用一个词语来表达你们对2005年的记忆。

现在有请亚洲博螯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宣布。

亚洲博螯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我很荣幸的宣布，经过主任评委会评票，大家一致认为，2005年经济年度人物大奖的获得者：中星微电子集团董事长邓中翰。

王小丫：有请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先生上台为年度人物大奖颁奖

王小丫：此时此刻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描述你的心情?

邓中翰：我非常激动，2005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我今天获得这个大奖我觉得我是代表我们这一代在追求自主创新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斗的一代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我想，今天我们获奖的所有人都在各自的行业里面像我们中国芯一样打造了我们核心竞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大奖，创新、责任感、影响力、推动力，它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个创新时代的到来，它象征着我们走上了一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它象征着我们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型经济。

王小丫：谢谢，去年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审计长李金华先生获得年度人物大奖，今年他再次来到我们舞台上为我们今年的年度人物颁奖，我特别想知道你此时此刻想说什么？

李金华：今年的心情和去年一样，非常高兴和激动，所不同的是，今年评出的经济人物大奖是邓中翰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位企业家，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得奖将标志着我们国家将走科技发展的道路，我们的未来属于年轻人，谢谢大家！

赵赫：感谢李金华审计长精彩的致词，下面请所有的获奖者高高地举起你们的奖杯和奖状，再次祝贺所有的获奖者，感谢你们！

王小丫：2005年我们走的很辛苦，2005年我们走得很精彩，朋友们，明年再见！

 

篇2：邓中翰简介

再次见到中星微电子董事局主席邓中翰,是在其驻地附近的德宝饭店,而其最近也增加了两重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多媒体芯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作 者：林坤  作者单位： 刊 名：新经济导刊 英文刊名：NEW ECONOMY WEEKLY 年，卷(期)： “”(4) 分类号： 关键词： 

篇3：解读邓中翰

热情开朗、谦和、善于思考，是世人对邓中翰印象的概括形容；

海外归来学子、爱国创业者，是外界对邓中翰身份的标签张贴。

然，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邓中翰身上所凸显的“成功因子”远不是这些词语所能表达的。在细细品读、认真研究邓中翰的创业成长成功历程后，《科技创业》在本文中对他做出了解读。这种类似于标本式的解读，已超越对人物宣传报道的含意，以期在理性专业的解读中，为读者、创业者们找到启迪，举一反三地反思自己的创业状态和行为，从而不断完善、调整自己的创业事业，为我们创业成功多一份希望，多一个机会。

必不可少的学习精神

到1996年年底毕业时，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3个学科的人。

学习精神的真正内涵是以最博大的胸怀，接容包纳世间万物，并不断探索和挑战，而绝不是仅限于常人所认为的那样单一和功利。正是基于这样的心领神会，邓中翰走上科研道路，让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着浓浓的科技家梦想”；还是基于此，邓中翰归国创业，让自己“非常敏锐的企业思维”大放光彩。

1987年迷恋上星空和宇宙的邓中翰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物理系的学生。做事专注、喜欢刨根问底的他在老师的鼓励下开始科研研究，其中一篇用量子力学解释外太空射线对地球矿物质晶体结构影响的论文在权威杂志上发表，邓中翰因此而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正是这个奖杯让邓中翰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科研成果的价值，他期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因而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硕士。邻近硅谷的邓中翰每天都能感受到前沿信息技术掀起的硅谷热浪。当时的风云人物，“摩尔定律” 的发明者摩尔和英特尔的董事长兼CEO安迪·格鲁夫都毕业于伯克利电子工程系，在榜样的力量下邓中翰随后转读电子工程系。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沿着科学家之路进行着。

然，对于一个能以博大胸怀接容世间万物的人来说，强烈的“入世”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单纯的“技术”远远不会是终极目标。1994年的一次疏忽，由于忘记签证，随导师访问的邓中翰被迫滞留日本，无事可做的他站在东京银座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群，那种富庶和繁华让从未接触过商业世界的邓中翰突然从技术转望生活。他开始第一次思考和接触另一种此前从未重视过的价值观：技术的终极使命是使生活更美好，而除了技术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为社会创造财富——经济学。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学习，来研究和实现“入世”价值。返校后，他同时申请研讨经济学，成为该校成立130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这种完美的知识结构，让邓中翰的世界不再是从技术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狭窄、专业和简单，开始日渐立体、鲜活和圆满；当商业思维和原有的技术思维交织和积淀，邓中翰也从一个埋头学习的学生蜕变为一名跃跃欲试的准创业者。

天生具备的勤奋品质

中星微骨干之一的张辉和邓中翰是在伯克利的同门师兄弟。由于彼此非常投缘，他们还合租了一套公寓。张辉因此目睹了邓中翰凌晨4点回来、早晨7点又出门学习的真实经历。

勤奋几乎是所有创业者的普遍特征，这一点在邓中翰身上突显尤甚。学生时代，他是大家公认的最勤奋的学生之一。带着敬仰开始学业，几乎放弃一切娱乐，甚至电视都不看，整天穿梭于不同课堂却毫不倦意。中星微骨干之一的张辉和邓中翰是在伯克利的同门师兄弟。由于彼此非常投缘，他们合租一套公寓，张辉因此目睹了邓中翰凌晨4点回来、早晨7点又出门学习的真实经历。正是这样恒久的勤奋，邓中翰才创造了传奇的历史，能经过5年的学习，同时拿下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

还在求学时代，邓中翰就加入IBM公司进行实践工作。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他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申请多项发明专利，还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之后，他又加盟SUN公司。不论在哪里，他都勤勤恳恳，要求自己“尽力做到极致”。

创业后，邓中翰更是身兼数职，既是“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又是研究员、设计师。员工对他的评价是：既掌握全局，也关注细节。在“星光一号”攻尖战中，他和伙伴们一起不休不眠奋战了整整17个月；办公会上，他可以随口说出一个个工程师最近的工作量。这份细致与体贴，除了勤奋外再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拥有。就邓中翰而言，勤奋早已融入习惯，既因环境压力而生，更因内心力量而生，更持久更强大。

超越自我的报国情怀

在邓中翰众多的照片中，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就是自己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他说，我们团队都是“海归”，当初出去就是为了有一天回来，报效祖国。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不是唱高调，只有到了国外，才能感到什么是“中国心”。我们都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上干一辈子，我们更不愿看到，在科技引领世界的今天，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芯”……

上国内名校、留学美国名校、硅谷创业，邓中翰与所有优秀的留学生的轨迹雷同，不同的是他把这条优秀者的典型成长轨迹的最后一链拉长并把这个经典环节加上了世界的高度和民族的意义，根本上改变了商业运作的成功模式和个人成功的民族意义。而对邓中翰来说，选择意味着风险：陌生的中国产业环境，芯片的高技术门槛与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极佳的发展态势。这个选择是他人生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艰难抉择的过程。

1998年，正值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市场兴起之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找到了在硅谷的邓中翰，带给他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周老告诉邓中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邓中翰没想到周老会这样问自己。随后，在周老的介绍下，他又和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进行了一席长谈，邓中翰强烈地感受到了祖国求才若渴、希望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创业的殷殷之情。

1999年10月1日，邓中翰应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当他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观看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后，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祖国的强盛才能使每一位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邓中翰以阅兵车队为背景留下一张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在他的心里也更加坚定了回国创业的决心和信心。就在当天下午，热血澎湃的邓中翰和一同回国的3位好友杨晓东、张辉、金兆玮一起登上八达岭长城誓师：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发展祖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做贡献，结束“中国无芯”的历史！

事实上，在邓中翰选择回国创业之前，他已经在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已经达到了像他这样的莘莘学子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度。对其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邓中翰用爱国来解释，很多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的思想原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结会体现在他与团队每一个目标的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邓中翰一直坚信 ：在企业文化中增加爱国主义情结，能够增强海归企业的凝聚力。

可圈可点的团队意识

邓中翰人生每个阶段最好的朋友几乎都成了中星微团队的一份子。也许他们的技术、经验和背景不一定完全合适，但邓中翰觉得，只要信任他们，给他们机会，他们肯定能很快地学好、做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也许就能打造像微软那样的成功企业。

邓中翰寻找创业团队的观点和很多人都一样，那就是志同道合；可他组建团队的途径却有一点儿不一样，从身边的人开始，让自己人生每个阶段最好的朋友都加入创业团队里来，就这样，他组建成了超豪华的团队阵容。

师弟张辉：邓中翰科大时的校友，伯克利时的室友，曾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无线通信、低功耗芯片的研究。

杨晓东：邓中翰多年的好友，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英特尔、惠普公司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的研究，拥有几十项美国及国际专利。

金兆玮：邓中翰在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从1997年起开始了对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的研发，拥有十几项国内外专利。

当团队组成后，4个人专门做了如下分工：邓中翰是一个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的人，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所以主持大局；张辉擅长站在各方的角度看问题，协调和平衡能力很强，因此负责市场；说话和走路的频率都比别人快的杨晓东则是对技术充满了激情，那就完全专注于技术；金兆玮和再难缠的人都能打交道，所以抓销售。就这样，带着互信，这几个不同时段的朋友跟邓中翰一起开始了新的创业。

物理学熏陶出来的理性使邓中翰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对会议效果的影响。团队的每次聚会、会议，他都精心策划会议地点、形式，营造氛围。每个季度，邓中翰都会带领团队一起离开北京开会。邓中翰鼓励团队讨论问题，没有什么不可以在桌面上谈，他认为争吵是获得信息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竞争的方式；“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吵下去的话，公司团队就会很不团结，时间久了，矛盾就会激化，所以每个季度我要带大家去开一次季度会”。邓中翰认为季度会是一个阶段性调整，因此地点和环境非常重要。“这个会一定要在外面开。开季度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更远，那么这时可能需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另外，在办公室开会一定是非此即彼、针锋相对的辩论，而一旦到了外面更陌生的环境当中时，大家自然会感觉到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致对外，自然环境给人心理造成的影响是很关键的。”

面对媒体，记者很难从邓中翰嘴里问出他在“星光中国芯工程”中个人的贡献。包括他领导研发的高端平行数位成像技术，创造并保持至今的每秒拍摄成像8万次世界纪录，他只字不提。而一谈到团队，他便如数家珍：副总指挥张辉博士对多媒体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和超低功耗振幅电路的贡献，副总指挥杨晓东对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的贡献，副总指挥金兆玮对单晶成像嵌入系统的贡献，副总指挥张韵东参与高品质图像处理的研发，还有芯片设计总监朱军、首席图像科学家俞青也各有建树。对同伴的贡献时时铭记于心。

坚定敏感的市场理念

“从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在这个行业，你要么不做，要做就要瞄准全球第一去做。不然，就算你在中国做到第一，也一样会被别人灭掉。”邓中翰认为。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并没有选择CPU、通信这些通用芯片，而是选择了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多媒体芯片。

曾有同样是海归创业的芯片公司高管很有感触地说：中星微的市场感觉太好了，值得我们学习。的确，邓中翰的起点就是立足自主创新、市场化导向。他认为越是核心技术越要与市场结合，创业应该瞄准市场空白而不是填补技术空白，技术是随市场发展的，只有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找准技术方向。

1999年，集成电路领域的市场早已几分天下，美国占领了中央处理器领域，韩国攻占了存储器芯片领域，而中国的集成电路以前总是跟别人做同样的东西，总想着取代别人。但跟踪意味着永远都处于产业的弱势。为什么一定要和CPU中的英特尔、内存芯片中的三星这些巨头硬碰硬呢？如果结合新应用领域开拓出一系列别人还没有的技术，那自然就可以成为老大。几经琢磨，邓中翰认为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全世界尚处于“群雄混战”的局面，是中国芯片产业快速腾飞的绝佳突破口。理由是：当时这个领域相对较新，一些大企业重视不够；而且由于当时以英特尔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设计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冯·诺依曼的运算方式，处理数据时能耗很大，并不适合对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体领域。既然没人注意，也没人做得好，这里自然适合去填补空白；而且和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计算机摄像头、手机、数码相机、高清晰度电视等都离不开数字多媒体芯片。

同时，以前中国的很多芯片项目都是立足本国的，但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没办法分层，不可能做成中国的或是美国的芯片。放眼望去，世界上成功的芯片公司都是全球化的。为此，邓中翰决定，包括技术产品的切入、策略合作伙伴的选择、产品的销售、行业标准以及核心竞争力等各方面，中星微的商业模式从第一天开始就要进入全球的产业链。

为此，在公司成立之前具体的产品就已经酝酿好了：中星微从PC摄像头切入多媒体芯片领域，并且从一开始就按照硅谷模式的运作——吸纳风险投资、全球化思考。

敏锐前瞻的技术嗅觉

邓中翰的技术嗅觉是非常灵敏的，中星微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公司”。而在2000年以前，中国生产销售的所有电脑，其中使用的芯片没有一枚是中国自己独立设计的。当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一部手机具有数码摄像功能。

当邓中翰和创业团队在一起讨论选择以何种方式做芯片时，他们达成的共识是：fabless(无工厂)，只做芯片设计，相对容易启动。虽然当时国内大陆地区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但可以拿到台湾地区制造。芯片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设计技术，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条芯片制造的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十几亿美金，而芯片设计的投资则要小好几个量级。

这个时候，在国际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和由此带来的全球化视野帮上了大忙。他们发现，PC多媒体市场已经悄然启动，而且，行业中的领袖级公司英特尔和微软已经开始在联手推波助澜了。“我们注意到，英特尔唯一的一个打自己品牌的整机产品就是摄像头。”邓中翰说。当然，英特尔的本意并不在摄像头本身，而是希望借此尽快培养起整个PC市场的产业链，从而促进自己芯片的销售。于是，邓中翰开始与英特尔和微软协商，两大巨头当然乐观其成，在技术上给了中星微很多的支持。“首先你要察言观色，芯片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一定要与国际巨头合作”邓中翰认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大公司比我们看到的更多更准，但是它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它也希望别人去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填补的不是一个技术空白而是市场空白，但是靠的是技术，而且，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2001年11月8日，微软Windows XP在全球发布后不久，中星微成为最早拿到微软WHQL（微软操作系统硬件质量实验室认证）的5家公司之一，抢占了市场先机。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视频聊天、可视电话等功能迅速普及开来，而这些都需要PC摄像头的支持，中星微也由此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后，在PC摄像头市场上掘到了第一桶金的邓中翰再一次选择了当初没有突破成功的手机多媒体芯片市场。2002年中，中星微开始启动手机芯片的研发，“星光四号”拓展到移动通讯系统，其低功耗、高画质、支持多种手机接口的特性，被国内外多种知名品牌手机相中；“星光五号”更完美地实现了与手机、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的有机结合，称得上是一颗集大成于一身的功能强大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并成为中国电信指定的唯一标准芯片方案。中星微踩对了市场的节奏。从2004年开始多媒体手机异军突起，成为市场上的主流，面临激烈竞争的国内手机厂商也开始寻找价格更低的替代厂商。2003年底开始，波导、联想、TCL、首信等国内主流的手机厂商开始采购中星微的多媒体处理芯片。在国际大厂当中，由于在PC摄像头上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中星微一举打入了三星手机的采购名单。

正确不凡的资源能力

从创业开始，邓中翰就在考虑如何把国家意志和企业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后，邓中翰和团队坚持抛弃以往那种不成功的，以科研单位为主的模式，在企业平台上以中国信产部电子发展基金的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以风险投资的形式进入；而他们4人则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邓中翰成为公司董事长，这也是他在引入信产部资金时候一直坚持的原则，即自己能够把握公司发展的方向。实际上，信产部成了VC。邓中翰科学地解决了中国自主芯片发展的这个结点。

邓中翰对资源的整合和掌控能力从他一开始归国创业就显现得十分完美，顺应国家整体产业发展之大势，充分利用政府资源。1999年，当邓中翰计划回国创业时，他被安排向国家领导人做一个关于硅谷如何搞高科技的汇报。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进言中国也应当采用硅谷的投资方式。过了不久，中星微就获得了信产部的第一笔投资。与以前的政府投资不同，这次政府的投资类似于风险投资，并不要求控股，这也给中星微的管理层很大的发挥空间。2000年，国务院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对芯片行业给予大力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星微研发多媒体芯片的“星光中国芯”工程被列入众多政府部门的扶植之中。

随后，邓中翰利用硅谷的投资机制和在国际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和人脉，又开始吸引海外资本的加入。在公司成立的初期，他说服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第一位华裔校长田长霖的天使投资资金，给中星微带来了极高的声誉。2000年5月，加拿大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Power Pacific（Mauritius）Limited又进行了第二轮投资。接着又有美国的风险投资商介入，进行了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融资。

2002年底，中星微曾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产品还没有大规模上市，公司已经扩张到了200人，融来的资金花得只剩下200万美元，要不了几个月，公司的资金就要断流了。这个时候，有人就劝邓中翰把公司卖了算了，也有一些海外的VC希望给中星微投钱；但是邓中翰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候并不是进行股权融资的合适时机。于是，他动员几位创始人把个人的资产作为抵押，从银行中贷出了一笔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熬到了2003年第二季度，中星微的经营现金流开始由负转正，公司再融资时估值高得多了。2004年7月，邓中翰又说服了Donald L. Lucas这位Oracle的前董事长加入中星微的董事会，同时还聘请了美国证监会前主席作为中星微的法律顾问，这些资源整合的举动都大大地提高了中星微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帮助中星微成功实现IPO。

2005年，在整个芯片行业大势不好的情况下，中星微仅仅打了相对较小的折扣，最后还是成功上市。邓中翰一直以科学家的身份而自豪，但他其实更是一位精明的创业者——对环境极为敏感，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嗅觉，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周边的资源。

相关背景

1999年10月1日，邓中翰、杨晓东、张辉、金兆玮北京八达岭长城誓师，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2001年3月11日，北京早春的星期天，中星微委托加工的第一款芯片从首都机场接回，成功从实验设备中清晰地展现出数据图像。邓中翰和伙伴们欢呼雀跃。这是中星微电子开发出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CMOS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成功实现了核心技术成果的产品化。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成为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邓中翰并敲响闭市钟。

2005年12月28日，邓中翰获得倍受瞩目的“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

2006年7月27日，中星微董事局主席邓中翰博士应全球集成电路设计协会(FSA)的邀请，再次出席纳斯达克为闭市仪式敲钟。

2006年12月7日，中星微公司荣获全球半导体设计协会(FSA)2006年度大奖，成为中国大陆地区首家获此殊荣的芯片设计公司。

截至2006年底，中星微公司“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累计销量突破1亿枚，被国内外140多个知名企业采用，在全球计算机图像芯片市场的份额超过70％，居领先地位。

邓中翰语录

每个人都是从平凡到逐渐取得一些成绩，在很长时间里都应该默默努力地工作，获得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在产业里面有影响力有推动力的一股力量，那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多年的平凡工作积累的成绩在那一刻实现。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在孤独、寂寞中默默工作进行累积。

邓中翰语录

篇4：邓中翰　创新崛起

致力于创新立法

年初，本来就处于行业周期性低谷的集成电路行业再受冲击——全球电子产品市场总体需求低迷、产业竞争加剧、行业增速急剧下滑、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外资利用率大幅走低、骨干企业困难重重……

2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之《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从政策扶持的角度肯定了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对于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这使邓中翰备受鼓舞。事实上，中星微之所以能逐步发展壮大，就是因企业内部有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其中包括企业研发人员占到企业总人数的60%以上。而国家加大对创新的支持，正是抓准了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当前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御寒过冬，运用经济刺激方案快速带动经济复苏，而创新则属于“远水”，难以解经济危机之“近渴”，应适当放缓。“这种看法一度让我很担忧，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家仍旧高调强调自主创新，加大科技投入。今年财政的科技投入将增长25.6%，达到1461亿。”邓中翰在接受《中国新时代》专访时说，“面对危机，减薪裁员、削减支出、推迟采购等围绕运营成本的工作，无法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商业竞争力。无论从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角度，还是站在以科技和技术发展来推动国家进步的高度，2009年都是推动国家创新，打造全球竞争力的绝佳时机。”

邓中翰的建议和议案，均从中星微电子多年积累经验出发，围绕技术创新、立法保护，旨在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方面法律的建立健全。他表示，“持续的创新能力是集成电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保障持续创新能力需要国家对集成电路领域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支持并将相关的政策通过立法固定下来。”

“关于制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的建议是邓中翰经过一年多的认真研究提出的。在这种专业性立法方面，中国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邓中翰介绍，“一般开发一种普通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至少需要投入数百万美元，花两三年的时间；而非法仿制则只需花两三万美元，不到半年的时间，不法厂商便可以低价倾销其产品。这种情况致使研发企业血本无归，严重打击了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只有建立健全自主创新的法律保护体系，才能保护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果，确保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创新法”议案的提出，得到了众多代表的认可，共有数十位代表签字支持。“自国家制定《科学技术进步法》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投入在国家战略的基本层面上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我们还没有一整套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因此我们建议尽快制订《技术创新法》，为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创造必要而规范的环境条件。

伺“机”崛起

半导体行业深受危机重创，行业巨头连连亏损。邓中翰坦言：“我们出口方面已有所感觉，金融危机正在慢慢升级，一些客户今年都做了调整，因而影响到我们的出口业务。”

对此，中星微积极调整战略方向，将一部分精力转移到国内市场，内销需求相对稳定并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此前，我们国外销售占的比例较大，如今我们开始在扩大国内市场上下工夫，我们今年在国内监控市场的发展就很好。”在邓中翰看来，抓住三星、飞利浦、惠普等国际大品牌对企业的稳定发展很重要，而寻求地区性的多元化、客户的多元化和产品的多元化同样很重要。而国内市场正是他们现在攻关的重点之一。

去年底，中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这是天津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北京中星微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企业，双方各注资人民币2.5亿，主攻安全监控市场。这意味着中星微在PC多媒体芯片、移动多媒体芯片取得成功后，正式开辟了第三战场。

篇5：邓中翰：强壮中国芯

今年是中星微成立10周年。邓中翰率领他的团队在打造“中国芯”的10年征途中处处体现了他的“中国心”。

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美国硅谷找到了邓中翰。两人早就认识，还成了忘年交。周光召对邓中翰说：“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当时，邓中翰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并任董事长。

面对周光召的问题，邓中翰提出中国应该尝试一种新模式一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周光召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其实，周光召看好邓中翰，并不仅仅因为他在硅谷的创业经历，而是邓中翰自身的实力。

邓中翰是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物理系的高材生。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用量子力学解释了空间射线对地球矿产物质的晶体结构产生的影响。这篇论文被这一领域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通报》采用了。大学四年级，邓中翰又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像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一样，他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并且如愿以偿。

1996年年底，邓中翰从伯克利毕业的时候，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他也成为伯克利建校100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的人。

邓中翰没有想到会回国创业，但是带着一腔热忱，他回到了祖国。1999年10月14日，在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一间1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中星微开张了。

中星微如何发展?邓中翰已经心中有数。那次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他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落实具体事宜。邓中翰向曲维枝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做核心技术，必须一开始就要抓住市场的突破口。技术是随着市场发展的，只有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找准技术方向。

周光召曾经向邓中翰讲过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1965年，中国科学院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是，直到1990年，我国仍然没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邓中翰分析认为，中国的集成电路以前总是跟别人做同样的东西。其实，跟踪意味着永远都处于产业的弱势。为什么一定要和英特尔、三星这些巨头硬碰硬呢?如果结合新应用开拓出一系列别人还没有的技术，那自然就是老大。

在这一基础上，邓中翰提出，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可以大有可为。当时，这个领域相对较新，一些大企业重视不够。而且由于当时以英特尔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设计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冯·诺依曼的运算方式，处理数据时能耗很大，并不适合对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体领域。既然没人注意、也没人做得好，这里自然适合去填补空白。

在芯片产品生产方面，邓中翰又引进了一个美国模式——Fabless(无工厂)，即只做芯片设计。芯片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设计技术，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条芯片制造的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十几亿美元。而芯片设计的投资则要小好几个量级。邓中翰选择Fabless模式一方面是因为相对容易启动。另一方面是当时国内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因此，中星微纯粹做设计，然后将设计出来的芯片委托代工厂流片、测试和封装，最后制成正式产品。

邓中翰设计的生产模式，使中星微俨然是一家硅谷模式的芯片设计企业。这与以前中国在重要的芯片设计领域所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邓中翰带领中星微开始走一条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的创新之路。

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星光一号”研发成功。

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同时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在此之前，计算机摄像头都采用多芯片，还要有独立的电源、各种卡，图像质量又差。中星微采用单芯片设计，以很低的功耗实现了USB供电，从而驱动摄像头来做实时的音像处理，一下子将系统的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2005年，36岁的邓中翰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桂冠，并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005年3月28日，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邓中翰第一次代表中星微“星光中国芯”研发团队，接受了共和国最高和最权威的奖励——“国家科技进步奖”。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也是第一家凭借核心技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大陆高科技公司。

2005年12月，央视2005中国经济年度评选各个奖项全部揭晓。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捧走分量最重的年度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他还与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等另外9人分享了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

2008年4月，吴邦国委员长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白克明等一行到中星微视察后亲手题词“星光中国芯工程”。此前，吴邦国对中星微有两次重要批示，其中一次特别强调：“芯片设计、软件开发是信息产业的核心”。

与以往那些在美上市的网络服务股不同，中星微是一家纯粹的技术概念公司。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突破7大核心技术类，申请超过500多项专利，让中星微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企业，更是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完整自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企业。

在人才培养上，中星微探索出了“10％海归人+60％研发人”的模式。邓中翰解释说，10％的海归人是指毕业于世界名校，在国际顶级公司从事过研发工作的归国留学生，他们带回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前沿的技术。60％的研发人则包括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生和业内资深工程师，他们有着坚实的学术背景和相应的技术能力。“中星微的国际精英和本土人才在一个团队里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家的思想产生碰撞的同时又相互融合，整个团队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技术研发是中星微成长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公司对于知识产权一直非常重视。截至2009年4月，中星微已申请国内外专利超过1600项。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

篇6：邓中翰的“中国芯”

在中国科技大学，邓中翰找到了学术创新的基因

在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读书以前，邓中翰是南京一个精力旺盛，能玩会学的普通少年，但他特别敬重学习上的强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每每踏进一新的学习环境他都会不自觉地生出强烈的紧迫感，一定要从后往前赶，报考当时录取分数线比清华还要高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出于这种紧迫感，连着两个学期拿了物理满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到大二时他的成绩冲在了最前面。没想到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他在系里副主任胡友秋教授的课后交上一份长达8页的对课本中一个理论的置疑报告，并附上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5种实验方法设想。胡教授并没有轻视这个对所教授知识中次要矛盾刨根问底的大二学生，反而把他推荐给了相关问题的课题组组长黄培华教授，黄教授以考古为主业，学术跨了好几个学科，对北京人头盖骨的断代做出了国际公认的明确断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第一批当选的教授。黄教授看着这位眼中充满自信的本科生的眼睛，把一系列中英文重要文献交给邓中翰，还约好一个月后再探讨相关问题。从这位年逾60以书为墙的学界泰斗家里退出来，邓中翰这位年方20的大学二年级学生突然心生感动，他反复琢磨教授们给他提的意见，在心里把“科研”排在了学业和英语前面。

今天邓中翰回忆起来那里的“科研”都是一些对细节问题的个人理解，但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肯定，教授们给了他继续探索与发现的机会。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邓中翰缩短了寒假回家的时间，回到学校一门心思啃英文文献，寻找科研项目的线索与重点。1个月后，邓中翰不知道黄培华教授有没有听懂自己对所学文献天马行空般的解构与分析，但在讲述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的确可以成为课题的学术问题。黄培华微笑着听完了邓中翰的“读书报告”，把他介绍给了学校最先进的结构成分分析国家测试中心的两位教授。大二的学生终于在中科大唯一有空调的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临时办公桌，很自然地，那个的暑假邓中翰没有回家。从此那个小学中学爱玩的“孩子头”不见了，邓中翰以全新的风格出现在同学和老师中间。无论是面对牛气的师哥师姐还是低调随和的教授，他把感激都变成了倾听与回报。黄教授家里没有男孩，从事放射性科研的黄师母又病休在家，邓中翰就承包了导师家里的体力活，老师家里没电话，他就养成了时不时到老师家里找事做的习惯。在科研上，有了实验室的支持，他解决了自己无数的问题，但始终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但此时的邓中翰已经养成了从最简单分子做起解决问题的心态，同时有了研发的目标，邓中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对于导师的方向性指导和学长们意见建议他总是特别敏感，同时也感到越是复杂的问题就越需要团队的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不懈追求。

用怀疑的态度和实验的方法读书，这条路最终让邓中翰走通了，大学三四年级时，他分别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3篇相关文章，并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这让他对学习和科研自发的兴趣有了一个突变，“挑战杯的奖让我意识到国家对知识创新的肯定，感到有千千万万同学在看着我的一言一行，你会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1992年他大学毕业时，他的导师黄培华教授、学校的王水院士和钱宁照院士分别给美国伯克利大学写了推荐信。

从课堂上的置疑开始，在老师和学长们引导和协作中完成课题实证研究，对新的学术突破口的不懈寻找，在中国科技大学，邓中翰找到了学术创新的基因。

从伯克利到硅谷，始终揣着对祖国的惦念

在伯克利的学习生涯中，邓中翰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娱乐，一排排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画像如巨星高悬在回廊里，让邓中翰每每经过时都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把这些物理学中最难啃的功课都摆平了之后，邓中翰突然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兴趣。软磨硬泡，他转攻电子工程。学习学习再学习，当时邓中翰脑子里只有技术。他甚至很少看报纸和电视。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热闹，离他都十分遥远。直到1995年的某一天，他随导师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护照问题滞留在那里。“那是真正清闲的一个星期。漫步在都市街头，人群熙来攘往。我问自己，他们在忙什么？肯定不是技术。可除了技术之外，又有什么值得如此劳碌奔波呢？”从星空回望人间，邓中翰第一次思考和接触另一种此前从未重视过的世界观。邓中翰总是专注于自己面前每一个新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由于他从来不受课本框架的限制，邓中翰视野又电子工程学扩展到了经济学的范畴，对别人来说是三种横跨理、工、商的学科，但在他眼里，却有一些共同的数学、物理学公式在其间搭起桥梁，更重要的是，所有学科的学习并没有超越在国内形成的学习模式。由于有了国际一流导师的指导和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唯一的改变就是对时间抓得更紧了。同时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使他的使命感逐渐有了明确具体的指向。他意识到核心技术服务于核心产业时，所产生的竞争力无论对一个企业是举足轻重的。到1997年，邓中翰在伯克利拿到了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3项学位，成为该校成立130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

在同一年，邓中翰一边求学一边加入了IBM公司进行实践工作。邓中翰每在一个地方，便成这个地方的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和后面加入的SUN公司，他都做到极至，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

“真诚待人，认真做事”是邓中翰从导师田常霖那里得来的座右铭。真诚和认真，使得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海归精英，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来自惠普的杨晓东......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后来企业的核心领导团队。而邓中翰总是十分谦和有礼，他说自己没办法不谦虚，在伯克利有那么多大师，在硅谷有那么多优秀企业，而许多优秀企业的创立者都是伯克利的校友。在如此多的人类精英面前，在比较中，自己凭什么骄傲？确立了目标就专注地执行，邓中翰以自己的专利技术为基础，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曾经说过，“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是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工作人员的‘老毛病’了，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自己创业，做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企业是最直截了当也最有挑战性的工作”。

对师长的尊重也为他迎来了更大的机遇。邓中翰的导师伯克利分校的副校长田常霖是美国的两院院士，他把邓中翰的努力看在眼里，把他推荐给了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伯克利做过访问学者的周光召慧眼识珠，把邓中翰推荐给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后者正主持振兴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课题。在硅谷的一席长谈，让曲维枝对邓中翰的能力和见识十分欣赏。1998年底，在信息产业部、国家发计委、科技部、中国科协、北京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星光中国芯工程正式启动。60年前，美国实施曼哈顿计划，领导者是伯克利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奥本海默。40多年前，中国研制两弹一星，周光召是攻关团队的核心成员。今天，星光中国芯工程的重担落到邓中翰这批年轻人的肩上。历史的机缘和时代的责任，把两代人的心贴在了一起。邓中翰平均每个月要与周光召见好几次面。“他是那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支持星光中国芯工程，完全着眼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听他讲以前的故事，你不会再为眼前的困难叫苦，对人生的目标和价值都有一个全新理解。”1999年9月底，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当时的邓中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界的现状和前景。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各级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深深地打动着他。

就是在这一次庆典上，邓中翰下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邓中翰说。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10月，邓中翰与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借鉴硅谷模式成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

瞄准国际市场，“专注”成就“中国芯”

对于在国内的创业可能面临的困难，邓中翰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手中拥有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出资的创业启动资金上千万元，面对恩师田长霖教授等给予的资金，邓中翰和团队坚持“把钢用在刀刃上”。为中星微选址的时候，邓中翰在沈阳、上海和北京举棋不定，内心也很矛盾，但他一直努力，并取得各级领导的支持。最终由于北京市政府积极支持“星光中国芯工程”，立项、注册、办照、招聘人员，各种手续一路绿灯，中星微电子顺利落户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成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最初的创业总部。随着事业的展开，公司将总部设在北京，研发中心分布在北京、上海、硅谷等地，深圳负责市场。地点定下来，办公室就因陋就简，有的甚至是用库房改造而成的。条件简陋，对工作的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中星微一开始就是国际化公司，市场、技术、人才与管理都是国际化的，将中星微纳入世界产业链，并力争上游。而且邓中翰借鉴微软的做法，从世界市场空白点着手进行公司主要产品的战略布局。于是，他将中星微切入市场的点定位为：以CMOS数码技术为依托，研发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因为这种芯片的应用领域涉及个人消费的数码相机，工业上的质量检测、生产监控，天文器械、医疗设备，还可应用在交通、银行、视觉玩具、通讯等方面，市场容量大。最主要的，邓中翰看到了未来通讯、家电和CPU的合流趋势，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更加广阔。占据了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高点，就有可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会在同世界的互动中壮大起来。

而在公司内几乎没有人称邓中翰“邓总”，而总是把他称为“邓博士”，他既是“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又是研究员、设计师，身兼数职。员工对他的评价是，既掌握全局，也关注细节，对此，他团队中的张辉、杨晓东等深有体会。据说，当年他们30岁生日，都是邓中翰为他们在美国过的。如果说邓中翰不经他们自己提醒就记住了朋友们的生日，说明他有心，说明他注意人缘。如果，这些朋友们将自己的生日在最好的日子告诉给邓中翰，也说明邓中翰的人缘。总之，在邓中翰的时间如此“拮据”的伯克利时代，邓中翰所组织的生日Party，其含金量毋庸置疑。随着企业在业界声誉日隆，更有很多有志创业的青年才俊慕名而来，想发现邓中翰和“中星微电子”这个金字品牌内在的力量。而他们最直接的感受，往往是在办公会上，邓中翰可以随口说出一个个工程师最近的工作量，那份细致让人既感动又惊讶。他非常独立却能够了解他人，当别人还不知道自己行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人“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岗位上去了。知人善任，邓中翰用他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赢得团队的信任和拥戴。当有的合作者无法适应这里的节奏和观念时，邓中翰又表现出宽容和果断，“让他另外选择舞台吧，也许他在别处有更好的发展。” 谈到中星微团队，邓中翰每每如数家珍：副总指挥张辉博士对多媒体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和超低功耗振幅电路的贡献，副总指挥杨晓东对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的贡献，副总指挥金兆玮对单晶成像嵌入系统的贡献，副总指挥张韵东参与高品质图像处理的研发，还有芯片设计总监朱军、首席图像科学家俞青也各有建树。从中不难看出邓中翰对同伴的贡献一直铭记在心，整个中星微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融洽的氛围中向高科技的制高点发起冲击。

团队的高度凝聚力为企业奠定了高速成长的基石，在合力攻关最紧张的阶段，废寝忘食是“家常便饭”，制定目标、研究方案、策划实施……常常使公司的核心层工作夜以继日。2001年3月11日，北京一个早春的星期天，中国信息产业的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邓中翰和伙伴们奋斗一年多了，这一天委托加工的第一款芯片将从首都机场接回。没有人刻意通知，但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早早来到公司等着。晚上23时多，当这款芯片成功地从实验设备中清晰地展现出数据图像时，整个实验室沸腾了！“我们成功了！”尽管这是预料中的结果，但当它真的来临时仍是这般令人激动。邓中翰和伙伴们欢呼雀跃，“咱们大家干一杯吧！”不知是谁提议，立即获得大家响应，没有酒，大家就把水杯、茶杯、一次性纸杯，甚至矿泉水瓶子一同举起，“干！”喝过多少次酒，这一次没有酒的干杯最让这些年轻人陶醉！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突破，2001年3月，“星光一号”作为第一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实现产业化，并打入国际市场，为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视频摄像头采用。到2002年底，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量突破百万枚，“中国芯”实现走向世界；2002年4月，“星光二号”问世，实现声像同步，进入了可视通信应用领域，在抗“非典”期间，这套可视通信系统曾被用于小汤山医院救护工作。一个月后，集拍摄、二维及三维图形、智能图像处理为一体的“星光三号”开发成功，并迅速被日本富士通用于全球第一个手机控制机器人的眼睛图像采集处理。同年年底，研发成功的“星光四号”拓展到移动通讯系统，其低功耗、高画质、支持多种手机接口的特性，被国内外多种知名品牌手机相中，波导推出的我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具有核心芯片技术的彩信手机就是“星光中国芯”在支持。“星光中国芯”为进一步带动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彩信手机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到2003年6月，“星光五号”更完美地实现了与手机、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的有机结合，称得上是一颗集大成于一身的功能强大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并成为中国电信指定的惟一标准芯片方案。现在许多年轻人喜欢的手机彩信、和弦铃声，都是“中国芯”众多功能之一。2004年，针对移动多媒体应用领域的“星光奥运计划”的第一代产品——“星光移动一号”畅销海内外，“星光中国芯”已经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波导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覆盖了欧美日韩等1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世界第一的市场份额，占有率达60%以上。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将“星光中国芯”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实现了几代中国集成电路工作者的梦想，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引领国际市场的重大突破和成功范例。整个星光多媒体系列芯片不仅提升了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地位，而且对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直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5年3月28日，“星光中国芯”因此获得了2004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因为邓中翰和他的团队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他在2005年5月荣获了团中央授予的中国青年的最高奖项：第九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总结成功的经验，邓中翰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追求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一个团队技术再先进、再有爱国热情，如果没有坚定的国家意志作支撑，缺乏有利的政策环境，也很难成就大业。两弹一星如此，星光中国芯工程也是如此。”“不过两者间也有区别。作为一项产业计划，星光中国芯工程不可能由政府部门来具体实施，包销产品。”在邓中翰看来，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和技术实力孤立地发展一项商业产品，“那样做必死无疑。”

“微软、思科、惠普、联想，它们的市场体系多健全，销售力量多强大，资金实力多雄厚，把你有特色的产品捆绑在它们隆隆向前的战车上，换回来的是千金难买的时间。”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邓中翰也经常提醒同行，“我们以前一提硅谷，总是说上市、期权，其实那只是对硅谷非常浅层次的了解。融入整个产业的生态链当中，挣自己最擅长挣的那部分钱，这才是硅谷模式的精髓。”同时，国内目前最大的机遇在于开放的市场环境和积极的政策环境相结合，这给了创业者一双强有力的翅膀，“你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抓紧每一分钟，抓住每一次机遇在国际产业链中充分拓展自己的空间，而又没有其它事业发展不相干的任何负担”。这大概就是今天留学归国人员在创业环境上的最大优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