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回避制度

2024-04-13

任职回避制度（精选6篇）

篇1：任职回避制度

想学法律？找律师？请上 http://hao.lawtime.cn

任职回避制度

“我爸爸是某某法院的领导，我给你打官司肯定能赢。”今后，如果还有律师打着这样的旗号代理案子，那他肯定是在“假打”。

从今年开始，重庆市法院将全面推行法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其配偶或是子女不能再从事律师职业，或者配偶子女继续当律师，则本人要辞去领导职务。

市高院院长钱锋表示，确保司法公正，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关键在于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即只能实行单方退出，否则腰板永远硬不了。

钱锋称，今后在招录或调入工作人员时，将把“单方退出”作为刚性前置条件。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不再作为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的提名人选。而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要逐步清理，要么配偶、子女不再从事律师工作，要么本人辞去领导职务。

此外，法院工作人员离任后去当律师，要想在原来工作过的法院代理案子打官司也将行不通了。对此，钱锋提出了一条硬杠子：全市法院工作人员离任后，均不得担任原法院案件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不受两年离任年限的限制。同时，要严格限制离任法官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在原法院代理案件。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篇2：任职回避制度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三条：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亲属关系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有上述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

现就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的理解和执行问题，解答如下：

1、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亲属关系有哪些？

答：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

直系血亲关系：法律意义上的直系血亲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指有自然血缘关系的亲属，即生育自己和自己所生育的上下各代亲属，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另外一种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但由法律确认其具有与自然血亲同等的权利义务的亲属，这种情况称之为法律拟制血亲，如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指同源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三代以内，除父母直系血亲以外的，与自己有间接血亲关系的亲属。所谓“三代以内”是从自身往上数，自己为第一代，到父母为第二代，到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三代；从自身往下数，自己为第一代，到子女为第二代，到孙、外孙为第三代。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近姻亲关系：姻亲是指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关系。近姻亲主要指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2、有回避亲属关系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任职时有何要求？答：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

3、与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干部，任地方党委、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是否应当进行回避？

答：与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干部，任地方党委、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其任职回避主要按以下原则掌握：

（1）与地方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有以上亲属关系的干部，任地方党委、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进行回避；

（2）与地方党委政府副职领导成员有以上亲属关系的干部，任该副职领导成员所分管工作部门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进行回避。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与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有以上亲属关系的干部，在地方党委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否回避，由各地根据有关规定和本地实际情况决定。

4、领导干部任职需要回避时，一般由哪一方回避？

篇3：任职回避制度

一、我国不同类型企业人事任职的特点

我国企业的人事任职制度与政府、事业单位的任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人事任用任职制度本身就带有政府机关性质, 基本上是能上不能下, 并且是论资排辈, 僵化的人事任职任用模式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使企业的发展缺少朝气和活力。企业改制以后, 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 但是由于旧的烙印太深, 原有的体制影响深远, 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改变的。

在我国, 新建的企业多采取股份制形式, 在人事任用和任职方面有了一定的灵活性, 此类企业多借鉴和引进国外近年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模式, 大胆采用和尝试新的任用方式, 能上能下, 以能力为任用和任职的基础, 论资排辈的现象开始减少, 这就为新人的涌现提供了平台, 越来越多的富有朝气的中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对于我国的外资企业来说, 它的任用任职制度随着其外方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和到位, 使得越来越多的本土化人才走上了管理岗位, 这种开放包容、因才任职的人事制度, 还使得外资企业能够有效地将国外的管理理念与中国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改变了完全西化的管理模式, 在管理上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

二、不同类型企业任职制度的优缺点

一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人事任用任职制度, 基本沿用的是政府机关任用流程, 比较完善, 干部人员的选拔、任用任职、考核非常严谨, 多与资历挂钩。资历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标杆, 利弊参半。资历可以解释为资格和经历, 资格说明一个人具有从事某项工作的能力, 是最基本的要求, 例如时下有很多任职资格证明认证, 律师资格、注册会计师资格等等不一而足。国有企业的干部任免多少还是受到旧体制的影响, 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因此, 受原有干部任用选拔体制影响较深的国有企业, 在干部的任用任职上, 在遵循严格的考核选拔机制的基础上, 要增加选拔机制的灵活性, 设计公开透明的选拔机制, 为人才的选拔提供平台。

二股份制企业。这部分企业多为国有资产参与, 多种股份合作的企业, 这部分企业与原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有着很大区别, 它们既兼有原国有企业的运作和管理模式, 又兼有市场化的管理理念, 在人员的录用、招聘、选拔任用任职上较为完善。这部分企业的优点是: (1) 吸收原国有企业的任用选拔机制, 选拔考核制度严格严谨。原国有企业虽然在人事选拔任用任职上比较僵化, 但是其干部人员的选拔考核任用制度是非常健全的, 这套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 具有很多优点。 (2) 机制较为灵活, 结合资历和学历选拔人才。这部分企业摈弃了简单的论资排辈的选拔机制, 结合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选拔考核。 (3) 缩短了干部成长的时间。基于论资排辈机制下的模式, 普通人员达到领导者的成长周期比较漫长, 对于调动员工的职业积极性, 缺乏有效的激励和职业愿景的支撑。这部分企业在考核和选拔任用上给予了员工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这样从普通员工成长为管理者的周期可能只有几年的时间。

三是独资、合资、合伙、合作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小不等, 少则几人, 多则上万人, 它们既不同于原国有企业, 也不同于上述股份制企业, 由于这类企业成长速度很快, 人事政策及其管理制度经常处于变动或调整中, 缺乏稳定的人事任职制度, 特别是选拔考核制度难以形成成熟的管理流程, 主要表现在: (1) 干部任用任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企业处于高速成长阶段, 各项管理制度难以形成规范的操作流程, 管理几乎就是不断修正问题的过程, 但是修正过于频繁, 没有相对稳定的标准和制度, 必然造成人事任职上的随意性, 使得本来非常严肃的人事任职任命流于形式。 (2) 管理人员队伍不稳定。由于人事任免没有经过严格、严谨的选拔考核, 更换频繁, 这样就使得管理队伍非常不稳定。 (3) 任职的非连续性。由于任免更换过频, 造成任职的非连续性, 进一步造成管理缺乏延续性, 这样必然会增加管理成本, 降低管理效率。

三、对公司任职制度科学化的几点建议

第一, 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任职制度。新形势下, 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任用任职制度。一直以来, 国家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比较受重视。其实, 任何组织机构都需要系统化、体系化的干部选拔任用任职制度。现代企业不应拘泥于传统国有企业的用人模式, 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随时引进各式人才。同时要尽快形成有效的人才引进监管和考核机制, 避免人才流失。建议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企业, 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的用人机制, 制定科学有效的人事任用任职制度, 这样企业就会长期受益于该项制度。

第二, 认真研究最佳任职期并加以有效利用。管理学认为, 员工服役的时间具有最佳生命期, 大致为1.5-5年, 对于刚进入公司的新员工来讲, 具有接受、融入新的公司文化理念和体制的适应磨合期, 该时期的长短依据个人具体情况而定, 但总体而言, 不管是一个职场老手还是新手, 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期。对于刚步入社会的新人来讲, 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因此, 作为企业管理者, 就要认真研究如何挖掘任职人员最佳生命期的效益。员工在组织工作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融入、发展、高峰、衰退 (疲惫期) 。按照最短的时间, 员工的适应期至少需要三到六个月, 之后逐渐接受公司的文化理念, 而创造出效益必须在适应和融入公司之后。

第三, 干部任用任职要避免频繁更替。一些公司的干部管理人员频繁更替, 尤其是高管人员, 更换速度之快, 令人目不暇接。那么, 任职任命前, 高层管理人员有没有做细致缜密的干部人员选拔考核?有没有进行评估?有没有对此干部任用有一个任务的考核和能力的认定?在这些问题上, 国家公务员的选拔考核任用制度, 是相当规范严谨的, 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的任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可以说都是非常严格和严谨的。但是一些企业在人事选拔任用任职上却缺乏健全的制度, 造成干部任免随意性很大。因此, 企业可以借鉴国家公务员的选拔考核任用制度。

第四, 确保任职期的相对稳定性。干部管理人员如果更换频度过快, 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很难延续。任何一个员工进入一家企业都有一个磨合期, 对于新人来讲要有一个孵化和成长期, 对于成熟的职业管理者来说则要有一个企业文化融入的过程。任免过于频繁, 尤其是对于高层管理人员来讲, 失去的不仅是时间, 而且还失去了效益和效率。高层管理者的作用, 就在于能够充分贯彻总公司的方针政策, 使得企业的发展战略得以顺利“落地”。过于短暂的任职期, 相当于蜻蜓点水, 或者隔靴搔痒, 有时对公司的发展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新的领导代替旧的领导, 还会带来管理风格的改变, 这样就会使下属无所适从。任职者的任命要具有严肃性, 任职前要认真做好各项评估考核工作, 一旦任职, 就要严格按照各项考核指标对其任期进行跟踪考核, 并且与各项KPI指标挂钩, 否则, 频繁更换高管人员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五, 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一些公司由于并没有真正领会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 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 虽然也使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词汇或者管理模式, 但是并没有从深层意义上贯彻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制度管人, 只要设定的制度科学合理, 制度就起到对人的监管作用, 因此在用人上要遵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之所以出现频繁更换高管人员的现象, 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由于对人的选拔和任用上欠缺有效的机制, 带有随意性;二是可能存在“用人疑人”的问题。归根结底, 还是制度的建设不够健全和完善。

篇4：议一议“法官任职地域回避”

理念转变：地域回避是否必要

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点是集权和专制，君主出于治官的政治需要，从很早就建立起了严格的任官地域回避制度，其目的既有防止官员碍于亲情和乡情而徇私枉法的廉政需要，又有防止官员利用亲情和乡情来犯罪的专制考虑。我们甚至可以说任官“避籍”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大多数朝代执行得都较为严格。

晚清以降，源自西方的宪政和分权理论开始输入中国，到20世纪初，中国政治体制终于开始了由专制集权向民主共和的艰难转型，但转型过程中由于历史的惯性，一些诸如任官避籍之类的传统也被承续下来。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司法、行政不分，并无独立的法官职业，因而也就不存在法官任职地域回避的问题。但从晚清预备立宪开始，在分权的时代大潮裹挟下，司法权逐渐从行政权中剥离出来，成了国家权力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权力，法官由此成了一种有别于行政官员的独立职业，于是法官任职（主要是地方法官）是否需要回避本省就成了必须正视的问题。

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产生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第一，伴随着新型司法制度的创建，国人对司法制度本质的认识亦在不断深化，开始明白“法官非官也”这一基本道理。尽管人们仍习惯于将其称之为“官”，但其本质则与行政官员完全不同，应遵循与其职业相适应的管理办法；第二，法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法学知识亦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法律不仅是国家的，也是地方的，特别是要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并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的习惯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尊重。

先来看第一点变化。晚清推行预备立宪时期，一些国人为了取得真经，真心诚意地跑到国外进行考察，回国后著文：

行政权因地方之便利、可假权宜行之，犹之道路车马得以自由行动。司法权非以法律为准绳不能维持裁判之信用，犹之汽车必须遵守轨途，斯无倾轶之虞。况行政官之性质，以服从上官命令为主，阿谀希旨，即缘之而起。若司法官同此性质，意有瞻顾，断难保裁判之公平。（刘雨珍等编：《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这里说的是法官与行政官员之间执行职务方面的差别。现代社会行政管理事务繁杂，因而行政官员一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又必须严格服从上级命令；而法官则只能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和程序进行裁判，必须葆有独立性。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甚至注意到了法官与行政官员、议员乃至各种政治团体成员之间行事风格及做派上的不同。

审判案件，必須平心静气，研究法理，判决方无错误。若参与政治，奔走演说，则心气浮躁，不能专心裁判，故法律禁之。盖研究政治者，须有宏远之规模，研究法律者，须有极细密之心思，一人而兼之，实难其选也。议会议员，皆统筹全国或一地方之政治，审判官乃剖析极纤细之事理，两不相伴，故裁判官不得为议员。（宿松、熊元襄编辑，冈田朝太郎讲授之讲义《法院编制法》）

正因法官有着特殊的职业行为方式、职业思维和职业操守，才需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

第二点变化也同样明显。依据中国传统的法学知识，法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君主意志，各级官员只能严格执行，不得有任何变通。而按照现代法学观点，法律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手段，它除了要满足国家利益之外，也应符合社会及民众的需要，既要涵盖国家知识，也应包括风俗、习惯等地方知识，甚至有学者认为法律首先是一种地方知识。对此，清末民初的国人说得极为明白：

造成一国之础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亦矣。

正是由于完成了观念与知识的转型，晚清以来中国起草的几部民法典及草案中无一例外地都将习惯作为法源，如《中华民国民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的，依习惯”。民国初年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还通过判例对可以适用的习惯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确于一定时间，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该地方之人，均共信为有拘束其行为之效力；不违背公共之秩序，善良之风俗。”（北京政府大理院判例，民国四年四月上字254号）其实，不仅是私法，民事审判和调解涉及习惯，即便是刑事审判和行政执法也可能涉及习惯等地方知识。如某些人的犯罪动机就可能与某些地方的特定习惯相连。因而，在进行刑事审判的时候将特定的习惯作为考虑的因素，就可以影响到定罪及量刑。

制度层面：规定的务实改造

尽管清末民初的国人已从理论上明白了“法官”不是官的道理，但由于政治传统的惯性影响，对任官避籍这一延用已久的政治制度也没敢一下彻底抛弃，而是采取了相对务实的策略，依据法律逻辑对其一点点地进行改造。

从现有文献看，晚清以来最早对法官任职是否需要地域回避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官方文件，是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由宪政编查馆会同法部草拟的《法官交通回避办法》。该办法第14条规定：京外各省地方初级审判厅法官“本省人员回避本管府州及本籍300里以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将回避的范围由本省缩小到了籍贯周边300里以内，即基层审判厅不得使用籍贯300里范围内的人士担任法官。值得注意的是宪政编查馆在《奏酌拟各省法官交通回避办法折》中又对这一做法进行了否定，指出从前在中央刑部任职者中也有不少本京人士，但却未见有请托瞻徇之弊，可见地域回避与司法公正之间并无简单的因果关系。紧接着制定者又明确指出如果法官“于风土人情语言习俗均所熟谙，审判宜以尽职”。（《国风报》第1年第16号，1910年7月17日）这种说与做的矛盾多少向后人透漏出了一点面对着强大的传统时，破冰者想做但又不能彻底为之的苦衷。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摆脱清廷而宣布独立，司法官的任用权也理所当然地归了各省，因而，这一时期各地所任用的法官大都以本地人为主。民国三年（1914）北京政府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纠正，并由司法总长梁启超草拟了“各省司法官回避办法”四条。

梁启超起草之办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将省级审判机关与地方初级审判机关进行区分；二是又一次将初级审判机关法官的“避籍”范围从本籍300里以内缩小到法院的管辖区域，即法官任职须回避所服务的法院管辖区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司法行政部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颁布了《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七条，内容上与北京政府时期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加细化而已。

晚清时期的制度设计者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对法官来说熟谙“风土人情语言习俗”等地方知识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风土人情是高度地方化的，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习惯。中国古人常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来形容习惯的地域性特点。

因而，对于“风土人情语言习俗”这些特定的地方知识，不是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的。换言之，一个只通晓书本上的法律，而没有丰富地方知识的法官很难是一个合格称职的法官。看来，任职“避籍”这一传统政治经验并不适合法官职业。

综上所述，尽管从表面上看，晚清至民国的历届政府在制度层面仍然沿袭或坚持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任官“避籍”原则，只是不断缩小着初级审判机关法官“避籍”的范围，但仔细辨析则足以发现制度背后的理念层面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学界的争论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认识主要集中于法学界和法律界，不要说晚清，即便到了民国时期依然有行政官员和普通民众热衷于推行法官避籍制度。对于制度设计者们试图将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适当融合的良苦用心，一些法学家并不领情，站在法学的立场从各种角度对此进行批判，公开主张彻底取消法官任职避籍制度。

首先，他们认为按照行政区划设定回避范围的想法过于简单。如有籍贯为河北天津之某法官，任职于北平地方法院武清分庭（民国时期武清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北平——引者注），依照现行的制度并无违背，但武清与天津在地理空间上紧密相连，乡党亲故，往来最多，岂无徇私之弊？（蒋铁珍：《论司法官回避问题》）

其次，他们也不认可任职“避籍”的治官效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令就近任职，则川资一切皆可从省，用度易敷。节廉自励”（《国风报》第1年第16号，1910年7月17日）。此外，“法官臧否，存乎其人，品性純良之士，砥砺廉隅，愈近梓乡，愈惜名誉。反之，行止卑污者流，荡检愈闲，去家愈远，放纵愈深。”（蒋铁珍：《论司法官回避问题》，《法律评论》第12卷第22期，1935年）也就是说，即便从廉政的角度讲，实行法官本地任职也更为合理。

诚然，司法腐败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国古代实行了严格的任职“避籍”制度，但司法腐败依旧多发；民国时期，法官任职“避籍”制度大体上得到了遵守，如笔者收集到的民国三十七年西安地方法院的所有法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例违规者，但腐败现象照样存在。同样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但就学理而言，法官任职是否避籍关系到对司法本质的认识。

至于实际操作问题，若干年前笔者在查阅民国时期陕西和西安市司法档案时，一次偶然所得倒值得思考。民国三十五年，西安地方法院的一次院务会议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就法院工作人员回避问题形成如下决议：“低级职员，回避本县”（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号089—4—35），这里的所谓低级职员是指法院内除院长、法官之外的工作人员，如书记官、录事等。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或需要回避本县呢？原因极为简单，即这些人所从事的是审判辅助工作，无需利用地方知识。选择法院管辖区域之外的人员辅助法官进行工作，既可以起到防止腐败的效果，又不影响审判质量。

但不管如何，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下面的启示足以引起我们思考：

对任何法律问题的思考必须始终坚持法学立场，唯其如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少走些弯路。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应如此。尽管目前国家已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由于缺乏法治传统，加之客观条件的限制，法学在当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尚未完成，独立性也尚未得到根本确认。因而在现实的法律生活和法治实践中每当遇到问题，我们经常发现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法学立场，更多地从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上思考与寻找解决方案，其结果往往导致许多建议及做法自相矛盾，从而使中国的法治之路充满了曲折。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篇5：法官子女任职回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

法发〔2011〕5号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二○一一年二月十日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防止法院领导干部及法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本规定所称法院领导干部，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及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本规定所称审判、执行岗位法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未担任院级领导职务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以及在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部门从事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官和执行员。

本规定所称从事律师职业，是指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

第二条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得将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拟任人选。

第三条人民法院在补充审判、执行岗位工作人员时，不得补充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

人民法院在补充非审判、执行岗位工作人员时，应当向拟补充的人员释明本规定的相关内容。

第四条在本规定施行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者岗位调整的手续。

第五条在本规定施行前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但在本规定施行后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应当自任职回避条件具备之日起一

法官子女回避

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者岗位调整的手续。

第六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在前述规定期限内没有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的，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免去其所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第七条应当实行任职回避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任免权限不在人民法院的，相关人民法院可向具有干部任免权的机关提出为其办理职务调动或者免职手续的建议。

第八条因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而辞去现任职务或者退出审判、执行岗位的法院领导干部和法官，应当尽可能按原职级待遇重新安排工作岗位，但在重新安排工作时，不得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要求。

第九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及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一）隐瞒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情况的；

（二）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规避任职回避的；

（三）拒不服从组织调整或者拒不办理公务交接的；

（四）具有其他违反任职回避规定行为的。

第十条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配偶、子女不在本规定所限地域范围内从事律师职业的，该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不实行任职回避，但其配偶、子女采取暗中代理等方式在本规定所限地域范围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其本人知情的，还应当同时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十一条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