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贪官过度整型（精选5篇）
篇1：女贪官过度整型
重庆教育界女贪官：过度整型 落马后“笑着”流泪
2018年09月05日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重庆教育界女贪官：过度整型，落马后“笑着”流下悔恨的泪水 杜晓阳 资料图 重庆市万州区原人大
杜晓阳资料图
原标题：重庆教育界女贪官：过度整型，落马后“笑着”流下悔恨的泪水
重庆市万州区原人大代表、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杜晓阳的一切光环，在2018年4月13日，戛然而止。这一天，经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其后，接受审查调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这位本应“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职学院负责人，被发现“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涉嫌受贿、贪污及私分国有资产罪，将教育这项国之根本的事业作为个人谋利的工具，损公肥私，带坏整个单位乃至整个系统的生态；更甚者，“鸡脚杆上刮油”，连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款都不放过，失德失范之程度，令人咂舌。
在调查人员的教育引导下学习党纪党规后，杜晓阳不止一次“笑着”流下悔恨的泪水，因为她那张过度整型的脸上，连悲伤的表情都难以呈现。
可惜，面容可修整，走歪的人生已没有可能重来。将个人凌驾组织之上毫无党性意识
杜晓阳出生于干部家庭，父母都从事教育相关工作，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缘何走上歪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多年，随着权力的增大，政绩观逐渐出现偏差，私欲开始膨胀，逐渐忘了教书育人的初心。”
事实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杜晓阳的堕落从其一开始并不纯粹的入党动机上就可见端倪。“晓阳啊，你以后要想在仕途上有更大发展，必须争取入党啊。”38岁那年，在学校任政教处主任的杜晓阳得“高人”指点，赶紧申请入党。至于党章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党员需要履行什么义务，她从未认真了解，这在其后来的从政生涯中表现得异常明显。
2003年7月，杜晓阳开始任万州区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后担任党委书记，到2011年学院升格为副厅级高等职业院校——重庆安全职业技术学院，杜晓阳一直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直至2016年被免职。十三年时间里，杜晓阳一直保持着霸道的“家长”做派：党委书记管管发展党员、开开组织生活会或民主生活会就好了，院长才是抓大事、抓发展的关键；搞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可以，但走走过场就行，尽量缩短时间，不要耽误正事。思想差之毫厘，行径谬以千里。
“这个工程交给某某老板，就这样定了”“这个处长谁谁来当，挺合适……”该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称，杜晓阳说一，其他人不敢说二，院长办公会早已形同虚设，从后勤基建到选人用人，根本不需要上会研究，杜晓阳一人说了就算；对于党委书记，杜晓阳更是秉持敬而远之的原则，大事要事能不让其知道就不告诉他。
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杜晓阳享特权、搞特殊，唯我独尊，带头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里里外外一把抓，大事小事一言堂，自称是单位的“一霸手”。权力令人迷失。为了延长政治生命，2007年，杜晓阳想办法办了假的户籍证明和出生证明，将自己的出生年龄从1957年改为1960年。2012年，趁接触档案的机会，她在自己的32份档案资料中，将自认为需要改动的年龄和履历进行了涂改。直至2016年被发现后，杜晓阳才被免去院长一职。
改年龄的同时，杜晓阳还疯狂迷恋整型，在他人“漂亮、身材好”的夸赞中自欺欺人，享受年轻的错觉。迷信“潜规则” 带坏一方生态
杜晓阳的霸道之下，万州安全技术职业学院的管党治党责任直接“架空”，党建虚化弱化，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财务制度成摆设。杜晓阳把学院当成“私人领地”，用钱开路，向上攀附领导，向下笼络干部收买人心，带坏一方政治生态，呈“一腐俱腐”的集体腐败现象。杜晓阳将自己“走歪”的第一步，归结为一次送红包事件。2002年，时任副校长的杜晓阳，给一位领导送了800元礼金。当时，那位领导捏到信封里“薄薄”的一层，满脸不高兴，也不愿再搭理她。“聪明”的杜晓阳很快意识到是自己出手不够大方，于是，下一次，她把红包加码到了5000元，并如愿收到了领导所谓的关爱。
杜晓阳开始迷信金钱，认为权钱交易是最有用的“潜规则”。她说，“我觉得金钱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事业走向成功的催化剂，是让自己更加年轻漂亮的防腐剂。” 在具体实施上，她总结了四条心得，包括给关键人物送钱，金额不能少了，否则适得其反；领导批示“支持”只是定方向，具体支持力度掌握在关键人手里，“勾兑”很重要；要主动向领导汇报学校工程建设项目和设备采购情况，关照领导推荐的人做；关系远近看红包大小，金额越大，关系就越近等等。对此，她还专门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分工，明确哪项工作谁联系，谁负责给相关领导送红包的任务。
秉持这四条心得，杜晓阳在“围猎”他人的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也对他人的“围猎”甘之如饴。
2004年，学校建设新校区，杜晓阳有了和各种老板打交道的机会。从一开始，她就明确了一手给工程项目，一手收感谢费的“交易规则”。为了确保安全，她专门研究出了“感谢费分类处理法”：大领导介绍的老板，有背景有靠山，属于“可以信任的一类”，对这类老板给予的感谢费一般直接拿来消费或理财；单纯靠感谢费建立起关系的老板，属于“有待观察的一类”，会有意拖延工程款给付时间，暗示其感谢费不能给少了，并会等几年，感觉到安全了才开始使用这笔钱；对于某些容易出事或惹不起的老板，特别是可能涉黑的、喜欢闹事的、被司法机关盘问过的，划归为“必须搁平拣顺的一类”，这些老板给的感谢费，杜晓阳会在第三人在场时把钱还了，再暗示老板在逢年过节化整为零进行表示。曾经有个老板被检察院盘问，杜晓阳得知消息后，坐卧不安，思前想后，最终把老板给的钱拿给学校财务，以老板捐资助学的名义入了学校的账。“潜规则”同样盛行于学校内部。
从当校长开始，杜晓阳就开始收受中层干部的红包礼金，并将送红包的人，视为自己人。同时，也把红包作为论功行赏、收买人心的手段。每年春节前，杜晓阳都会从小金库提钱，把中层干部一个一个叫到身边，根据他们的级别、与自己的亲近程度和为学校小金库“找钱”的力度来单独发红包，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杜晓阳案发后，该学院已有4名中层干部被查处。
政德沦丧把经济困难学生当摇钱树
每年给上级送礼金，给下级发红包，如何填补大窟窿？杜晓阳伙同下属从基建、维修、采购等项目中虚开发票，其中，该校网络与信息安全系等9个系部处坐收坐支，私设小金库，涉案金额高达340多万元。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动辄刷卡10万元用于整型的杜晓阳，竟然在“鸡脚杆上刮油”，把经济困难学生当成了摇钱树。
这是一个极端讽刺的画面：作为校长，杜晓阳吃穿追求档次，全身名牌，多次用一个月的工资来购买一件衣服；而她的学生，由于多数来自贫困农村，很多学生中午舍不得买一份荤菜，常是一点素菜就着米饭便是一餐。但利欲熏心的杜晓阳眼中看不到这些，她把党和国家对学生的有关资助政策当作自己的发财路径，安排他人套取国家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资助款643万余元，套取万州经开区发放学生实习顶岗补助48万余元，克扣学生教材折扣费25万元，违规收取学生安全员考证费8万余元，严重损害学生利益，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杜晓阳理想信念丧失，对组织毫无敬畏之心，十八大后也不收敛不收手，可谓大德不明；宗旨意识淡薄，盘剥学生钱财，可谓公德不守；崇尚奢靡，作风不正，贪得无厌，可谓私德不严，是政德沦丧的典型。“我忏悔，我对不起学生和家长。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一味地信任学校，信任老师，从微薄的收入里挤出学费，希望孩子可以在学校学到一技之长。但是我却盘剥他们的钱财，榨干他们的每一滴油水，实在罪无可恕。”杜晓阳在其忏悔录中说，“我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为了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一辈子，如果他们知道我这样对学生，不知道九泉之下如何安息？”
杜晓阳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接受法律的审判。
目前，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会议已经通报杜晓阳违纪违法案件情况，并在其所在支部宣读了市纪委监委处理决定，由杜晓阳曾经的同事结合思想工作实际，以案说法、以案说纪、以案说责、以案说德，切实敲响警钟。同时，对市纪委监委反馈的该校政治生态不良，收受红包等“潜规则”盛行的问题，已经明确两手抓：一是聘请审计专家，对学校财经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体检”，堵住制度漏洞；二是加强日常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议事规则，全面净化修复政治生态。
篇2：女贪官过度整型
张忠俊写于2015,4,23
男贪官有权就任性,男贪官能干的,女贪官都能干,甚至比男贪官更任性, 男贪官好色，方法简单、直接，要么利用权与利“诱惑”，要么拿钱“砸”;女贪官好色，方法五花八门，颇具“特色”。
有句话说,男人靠实力征服世界,女人靠征服男人去征服世界.蒋艳萍用金钱和美色构建起来的关系网，让她从一个仓库保管员变成了副厅级干部。
据悉，她还总结出自己的“至理名言”：“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湖南省计委原副主任陈某和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张某就是被她按这句“名言”拉下了水。省邮电系统一项标的近6亿元的巨额工程被蒋艳萍一人揽入名下。
1999年9月，蒋在汉寿县看守所内，为了与外界串通，又利用色相，一步步把该所副所长万江拉下水，致使万多次为其传递信函纸条。40多名大大小小官员被其“玩”的团团转。
女人一旦有权，甚至比男官员更加任性。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借机构改革之名，全区派出所由原来的25个变为8个。这种机构改革对徐娘半老的安惠君来说是“钱色”双赢，送钱来的可保位子，甚至提拔，而对于想提拔的帅小伙子送来的性贿赂，博得她的“芳心”，同样提拔。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还有更任性的女官员，鞍山市原国税局女局长刘光明，为了留住容颜去美容，前后花500万元去香港等地整容，光臀部整形费就达50万元，整出了一个“鞍山最美丽的屁股”，使得旧貌换新颜，平添了许多献媚勾引重要人物的资本。
总结贪官的特点，其实都没有新意，无非是因为钱、权、色，这或许是大多数男贪官的特点。但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女人当官早已是很寻常的事情，所以，既然有男贪官，自然也少不了女贪官，尤其在近年，女官员贪污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我们归纳这些女贪官特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女贪官对比男贪官，并不逊色于男贪官，也同样是因为财、权、色，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男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是更下流而且无底线。
为什么当代女贪官比男贪官更下流而且无底线呢？其实我们可以先看看女贪官有哪些特点，归纳了一下，女贪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贪婪是一切贪官共性
贪官不分男女。在贪钱上犹如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在贪色上都是“色情高手”。缘何贪官都好色,贪钱,贪权？源于强烈的“占有欲”。不是自己的钱，偏要变成自己的，贪婪是一切贪官的共性。不属于自己的女人或者男人，只要相中，也要揽在自己怀里。这是贪官“占有欲”的延伸。一个“贪”字，涵盖了贪官的一切,贪权、贪钱、贪色。
二,女贪官工作方面,特别不讲道理，更无视法律和制度，讲究的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而且骂起人来特别难听，简直比泼妇骂街还要脏；
首先，女贪官之所以在工作时横蛮不讲道理，比泼妇骂街还要脏，主要是女贪官将自己视为弱势群体，而男人往往以“好男不与女斗”，不与这些女贪官争论而退让，纵容了这些女贪官，所以，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只要稍微不如意就采取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男人们自然采取退避三舍的原则遂了她们的心愿。如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辽宁省抚顺市国土局原局长“土地奶奶”“三最贪官”罗亚平、江苏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张美芳、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可以穿汗衫不戴胸罩骂人，女贪官正具有这样的特点。
三,女贪官信奉'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女贪官往往是靠出卖肉体得到提拔的，应证了杭州原某区委书记的一句名言：男人提钱方进步，女子日后才提拔。这些女贪官原来都在普通岗位，主动或被动成为某高官的情妇然后提拔起来的；
女贪官的成长的背后往往站着许多男人。许多女贪官成为官员之前，往往是极其普通的员工，她们之所以成为各种级别的官员，往往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依靠各种男人爬上去的，如成都市某普通护士主动约卫生局长单独开房汇报思想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提前东窗事发，这位女护士前途不可估量。
现在，许多女官员其实出生平凡，最初的工作岗位也平凡，最终成为高官，正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提拔起来的，如“三湘第一女巨贪”蒋艳萍就是典型代表，她的名言正反应了这类女性的思想：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了。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如重庆市公安避经侦原总队长陈光明就承认是文强的情人；土地奶奶罗亚平更是送钱给高官还自己开房送自己上床；鞍山市原国税局长刘光明更是将自己的屁股美容成全鞍山市最美女屁股来勾引官员。正是这些女贪官仗着背后有高官撑腰，所以，贪起来毫无顾忌，混起来更没有顾忌。这样的女贪官怎能不下流无底线。
四，许多女贪官并未受过高等教育。纵观落马女贪官，其中有许多女贪官开始之时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街头混混，如罗亚平、蒋艳萍等，靠的是勾引高官和专横跋扈，如此之人成为官员之后，当然就会把过去的恶习带到工作之中，在职务越来越高的过程中，当然只能是更下流无底线。
五，女贪官往往最终是抛弃家庭，自然是色无底线。女贪官比男贪官不同，男贪官好色往往并不抛弃家庭，不抛弃老婆，所以，男贪官在包养情人时往往还 会给自己老婆一个名份，还有一个完整的家。
但女贪官不同，她们应该算作女强人之列，虽然是另类，但他们具有女强人的特点，那就是家庭并不幸福，因为女強人有一个特点，一旦出轨会不顾一切，所以，这些女贪官一旦因为出轨而成为官员，就会抛弃老公、抛弃家庭。没有了家庭的羁绊，她们在性方面更加不要脸，从落马女贪官来看，她们的情夫往往成群，谁都可以要，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女婿也不放过。
如深圳罗湖区原公安局长安惠君，玩弄男性起来一是靠权力引诱，二是靠权力挤压，而黑龙江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更是靠丰满身躯色诱男官员；而国税局长刘光明当然就靠“最美屁股”来色诱官员；而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据说有十名情夫，其中一名便是女婿；而土地奶奶更是花钱5万求陪一晚；而蒋艳萍更绝，身在狱中也不忘勾引狱警„„如此疯狂女贪官，比起那些男贪官来，是不是另有特色、独有一番风味呢？
现当代女人,应自立,自尊,自强,女贪官走的路与现当代女人正路背道而驰,值得人们深思其中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一,官場风气恶劣,价值观扭曲,改革前30年搞阶级斗争,人与人互害,假,大,空盛行,将中华文明传统价值,仁义礼智信当'封资修'彻底批判铲除.导致文革结束后,人们无信仰,无理想,无敬畏,热衷于追求实惠物质利益,权,钱,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人异化为欲望多种的经济动物.官場风气恶劣,价值观扭曲,从而影响社会风气全面溃败.二,部门'老板'制,无监管,由于文革強调一元化领导遗风,各级官员一把手成了部门老板,部门人,财,物都由一把手说了算,所谓纪委监查成摆设,部门中美女,帅哥成一把手的猎物就顺理成章.三,无工会组织为弱者维权,中囯虽有工会,但基本是摆设,弱者有冤无处伸,只有任权力橫行霸道,部门中美女,帅哥成一把手的猎物的事在发达国家是基本行不通的.四,不少帅哥,美女对一把手非份要求认同,甚至主动投怀送抱,反映出社会风气全面溃败的现实.五,女贪官她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复杂性.女贪官她们开始有些是受害者,她们有权有钱后,又去伤害别人,公正的说,体制是最大作恶者.如果她们犯小错,能受到应有惩戒,如果官场风气不推波助澜,也许他们不会越陷越深.附部分风流成性的女贪官： 用五万元求包夜的罗亚平
许多女子都是以色谋权、谋财，罗亚平玩得、更花花，她不但和领导上床，还逼着不少房地产老板都和她上床，并还养了好多个基本是穷光蛋的小白脸（网曝其情人也超过3位数）。凡是和她上过床的都被咬得遍体鳞伤。
女婿都成情人的李启红
李启红，曾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务，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没收财产 人民币10万元。调查显示李启红与十名男子关系不一般可能是情夫，叫人吃惊是其中一名是女婿。
狱中勾引狱警的蒋艳萍
湖南省头号女巨贪蒋艳萍仅有初中文化，原是一名工人。据办案人员称，蒋艳萍官场发迹靠的是两招：一招是送钱送礼;一招是出卖肉体，想方设法傍有实权的高官。
“最美屁股”刘光明 以权谋色的安惠君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接受男警员性贿赂”。一靠权力诱惑;二靠权力挤压。
连“诱”加“压”，安惠君勾引多名年轻力壮、英俊漂亮的年轻警察为自己效劳，然后给予职务上的回报。最霸气的女贪官 尹冬桂
湖北省枣阳市原市长。人称“女张二江”，情人众多在当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目前难以证实尹冬桂在任职期间和多少男性有染，但传言当中与她关系暧昧者是什么人都有，有官员，有商人，也有最低级的下属，年过半百徐娘对能上床的男性是来者不拒。
最会藏钱的女贪官 潘玉梅 南京栖霞区原区长助理、迈皋桥街道原工委书记。潘玉梅贪了近800万元人民币和50万美元，竟都以现金藏在家里。靠女色勾引有权势的男人是她的绝招，并还有心记下来，在其日记本上赫然写满有案可查的有染男人达数百人。
最粗暴的女贪官 杨秀珠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她贪额堪称巨大，已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追回4240多万元，冻结7000多万元。在一桌吃饭，一言不合，她就团起餐巾纸往市委书记脸上扔„„她要是和某位来了性趣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时间、地点立即就要办“嘿咻”之事。网传其情人超过3位数......最会抢夺他人老公的女贪官 罗亚平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女局长罗亚平因贪污敛财涉案过亿，还肆无忌惮地抢夺他人丈夫，以重金将甚至是其顶头上司的男人收归已用，还在社会上包养年轻男子作自己的保镖„„2011年11月9日，罗亚平在沈阳被依法执行死刑。
最会谈对象的贪官 张美芳
前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张美芳被双规，调查组曾在其家中搜出各种银行卡、购物卡多达几十张，此外还有七套房产。她的个人生活亦比较复杂。据知情人士披露，她以谈对象为由，养小白脸。
蒋艳萍用金钱和美色构建起来的关系网，让她从一个仓库保管员变成了副厅级干部。据悉，她还总结出自己的“至理名言”：“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湖南省计委原副主任陈某和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张某就是被她按这句“名言”拉下了水。省邮电系统一项标的近6亿元的巨额工程被蒋艳萍一人揽入名下。
1999年9月，蒋在汉寿县看守所内，为了与外界串通，又利用色相，一步步把该所副所长万江拉下水，致使万多次为其传递信函纸条。40多名大大小小官员被其“玩”的团团转。
刘光明：原辽宁省鞍山市原国税局局长，把持下的辽宁鞍山国税局每年税收达60多个亿，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大把大把地花国家的钱，可以胡乱截留或不征或少征民间盛传，刘光明甚至花50万元到香港把自己的屁股全部美容一遍，成为全鞍山市最漂亮的屁股！
刘光明身高1.7米多，年龄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第一眼看她，你会觉得她只有二十八、九岁，人也长得蛮漂亮。短短几年时间直步青云，从一名普通的税管员到税务所副所长、所长、市国税税政科副科长、科长，直至登上市国税局局长宝座。
刘光明为了讨得上级官员们的欢心，便于仕途升迁，不惜花费500多万元巨资，先后几十次次到香港、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国际知名美容所通过削、隆、吸、补、缝等手法把眉、眼、鼻、唇、脸、下巴、乳房、腰肢、腹部、肚脐眼儿、胳膊、大腿、屁股蛋子、手指脚趾、大小阴唇修理个遍，单屁股“美容”一项就花了50万余元，经过精心打造，50多岁的刘光明成了“窈窍淑女”。
一天，分局一位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所里安排刘光明作陪。酒足饭饱，领导回宾馆休息，刘光明见是机会便尾随过来。一番云雨后，刘光明问领导喜欢自己什么，领导捏捏她的屁股：“我最喜欢你的这个地方，特别有女人味。”从此，刘光明就特别在意自己的屁股。
不久，刘光明如愿以尝地当上了该税务所的副所长。于是乎，她继续利用自己的姿色，想方设法频频与自己的上司、上上司、再上上司“沟通”。据说为了增加诱惑力，她常常穿紧身牛仔裤，尽量让屁股凸现于上级眼下，卖弄风骚。一路“沟通”，一路升迁，直至坐上市国税局局长的交椅„„
一个能力并非很强，工作不是十分出色的副科长，如何两年时间连升数级，一跃而成局长？结论只有一个：我们对干部贪腐的监督，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仍然处在“言有余而力不足”的时代。
从近几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中国社会继续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民众，不是国情，不是贫穷，而是来自于十分落后时代的干部体制，来自于各级官员。任何改革只要是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往往不了了之。刘光明不惜50万元高价投资一个“美丽的屁股”，就是看准了干部制度落后，监督机制麻木，权力失去控制，官员素质低下的中国官场现状，企图一本万利。如果我们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确立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民主制度、公示制度，还会出现 更多类似今天“美丽屁股”的官场利器：美丽乳房、美丽脸蛋，甚至美丽手指。
篇3：女老总较量市级贪官
得知诈骗真相的于瑾开始向上级纪检部门实名举报，不料却成了网上通缉的罪犯，在逃亡5个月后被捕入狱。
狱中的于瑾没有停止抗争，在家人和律师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扳倒了市委书记，揭开了诈骗的黑幕……
落入诈骗圈套，女开发商义愤填膺探根源
2003年4月，远在澳大利亚的于瑾接到弟弟——辽宁省抚顺市某区税务局长于加威的电话，弟弟告诉她，时任抚顺市委副秘书长的秦连口向她引荐一个叫王东霖的女人，说王东霖是王市长的表妹，想卖一块地给她，每亩价格8万。
一个电话勾起许多往事。
于瑾1955年出生于辽宁省盖县，后随父母来到抚顺市，1985年，一直经营豆腐生意的于瑾承包所在单位的工程队掘到第一桶金。1996年，于瑾注册成立辽宁海外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相继在辽宁沈阳、抚顺和本溪开发承建了不少楼盘。
1996年，她开发的—个楼盘因“遮光问题”被市政府强行爆破。1997年，在动迁抚顺一处危房时，因政府协调及一些回迁安置措施出现问题，部分居民与公司产生一些矛盾。1999年，精疲力竭的于瑾辞去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离开抚顺，将家安在沈阳。
2003年初，她带着8岁的儿子来到澳大利亚求学。没想到这个时候，一块“肥肉”突然送到嘴边。
当弟弟详细向她讲了那块地后，于瑾立刻拒绝：“我对抚顺房地产开发还是比较了解的，那块地在市政府附近，没有20万一亩是拿不下来的。”
“秦秘书长说，王东霖离异，有两个孩子，生活艰难，想利用政府卖地挣点钱。王市长不好亲自出面，是市委书记周银校安排秦秘书长处理这个事情的。”
几天后，于加威再次来电话，说王东霖开出了每亩4万元的罕见低价。于瑾仍然不为所动。
半个月后，上海金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有意在抚顺投资，公司老总贺云波看上了那块地。奇怪的是，贺云波去买那块地，对方却不卖给他。
贺云波辗转找到于瑾帮忙，在贺云波的多次恳请下，于瑾决定提前结束学习回国。
2003年10月18日，于瑾作为中间人与贺云波、王东霖坐在一起。王东霖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体态丰腴。交谈中，王东霖要求于瑾参与开发，碍于情面，于瑾同意和贺云波合作。于是，王东霖作为中介人与贺云波以每亩16.6万元、总价为9179.8万元签订了居间合同。
王东霖承诺在2003年底将土地证等一些手续办下来，贺云波遂将230万中介费通过于瑾交给王东霖。
可是，一直到2004年3月，王东霖答应的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妥，贺云波和于瑾多次问起，王东霖总是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
2004年3月，市委书记周银校及市长王某即将相继调离抚顺到省里任职。在周银校离开抚顺的前一天，于瑾派人再次找到周银校，询问有关土地批文的事。周银校说，他已经办好了所有批文，马上让王东霖交给于瑾。4月9日，周银校从抚顺调到辽宁省政府任副秘书长。
几天后，王东霖将有关批文交给了于瑾，但细心的于瑾看过文件后发现有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核心文件写的是“抚顺市政府土地规划办公室”。应该是抚顺市土地局啊，文件是不是有假?
随后，于瑾向抚顺市土地局询问，土地局领导说，他们根本没有发过那个文件。
于瑾目瞪口呆，拿着那份文件百思不得其解，周书记拍着胸脯承诺的文件怎么是假的呢?假如文件是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于瑾决定请朋友帮忙调查王东霖的情况。很快朋友告诉她，王东霖1965年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与丈夫均为丹东市一家军工厂的工人，曾经在丹东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王东霖其实是王市长的情妇，与王市长还生了一个孩子，与王市长闹翻后向上级举报，迫使王市长调离抚顺。而就在其举报王市长的时候，还和市委书记周银校交往甚密。
惊愕不已的于瑾陷入两难境地：继续和这么复杂的女人合作，她感到一阵阵后怕；停止合作，那200多万元钱会不会打了水漂?
几天后，朋友提供的王东霖与周银校的几封E－mail更令于瑾震惊不已。
在王东霖给周银校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已经给你打过多次电话了，你安排的抚顺规划设计院给我的资料和土地局的文件都是假的，将来出了事情怎么办，于瑾和贺云波肯定会告我的。
周银校的回信说：你不用怕，于瑾曾经在开发房地产时一直不听话，让我很没面子，利用这件事情好好治治她……抚顺市公安局我都安排好了，还可以利用动迁户上访的事在抚顺判于瑾死刑，让于瑾倾家荡产死在抚顺。
于瑾惊出了一身冷汗。周银校是想将我套进一个诈骗上海投资商的圈套中，来置我于死地啊!
原来于瑾公司的“遮光案”和“动迁案”在抚顺轰动一时。倔强的于瑾为证明自己开发的楼盘不遮光，曾经通过媒体将“遮光案”曝光!这就是让周书记“很没面子”的根源啊!
于瑾拨通贺云波的电话：“事情到了这一步，合作是不可能的了，看能不能把我们前期的投入要回来。”贺云波回答：“太令人气愤了，你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举报诈骗反遭通缉，逃亡归来被捕入狱
2004年6月的一天，于瑾约王东霖单独见面，于瑾说：“贺总让我把账算一下，看看还有多少节余。”王东霖说：“我送给周银校50万元，秦连口30万元，还给其他人不少钱。除去其他花销，已经所剩无几了。”
眼看着前期投入打了水漂，于瑾给贺云波打去了电话：“要拿回钱，我们只有举报了。”
2004年8月，于瑾和贺云波向辽宁省纪委实名举报周银校和王东霖，举报信中写道：原抚顺市委书记周银校视招商为儿戏，公然与一无业女子沆瀣一气诈骗巨额钱财，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刑律……
2004年8月9日，王东霖被沈阳警方抓获，被法院以诈骗罪和伪造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于瑾积极配合警方和纪检部门搜集证据，并不断向上级继续举报周银校。可周银校迟迟没有被立案侦查。
2005年5月4日，一个朋友告诉于瑾：“你被通缉了!”上网—查，于瑾大吃一惊，在《在逃人员登记表》中写道：“13名住房户到新华派出所报警，顺城公安分局认定于瑾逃跑。现悬赏人民币500元缉拿于瑾。”在“案件类别”一栏写着：拒不执行、裁定案，“在逃类型”一栏写着：刑拘在逃。
于瑾气愤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当晚把儿子交给亲人，驾车来到北京，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附近租了个房子，她跟家人说：“我要向检察院举报周银校的案件。”
半个月后，当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督促辽宁立案的消息，她才将房子退掉，但是，沈阳她还是不敢回。
于瑾驾车沿京张公路一路西去，分别在张家口、宣化住了半个月，她不敢住宾馆，经常在车里过夜。
在逃亡的日子里，抚顺市一名警官给上海的贺云波打去电话，说市委一名领导对于瑾的事情非常重视，于瑾现在是在逃犯，要求贺到抚顺淡淡于瑾的事情，并且希望对方将
土地诈骗案往于瑾身上推，贺云波严词拒绝。
于瑾在外一直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家人。有一天，于瑾发现一封邮件，邮件中写道：“我曾经在抚顺工作几年，敬佩你的为人，很同情你现在的遭遇，我帮不了你更多，只想告诉你，这次被通缉和举报有很大关系。”
一股暖流陡然涌起，那一刻，一个念头在于瑾的心中升起，“相信组织，相信组织一定能还我清白……”
2005年7月16日，于瑾驾车穿越河北，一路颠簸来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逃亡过程中，于瑾不断向上级反映情况。于瑾的举报引起辽宁省有关部门的重视，2005年8月辽宁成立专案组，列周银校一案进行调查。
周银校被立案调查的消息令远在锡林浩特的于瑾兴奋不已，于瑾归心似箭，可她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等着她。
10月6日上午9点，于瑾回来的第三天，一阵铃声响过，来人自报家门：“我们是装修公司的，来了解反馈意见的。”
进屋后，来人突然关上房门，亮出手铐：“我们是抚顺市公安局的，你和我们走一趟。”
于瑾10岁的儿子哭叫着躲在妈妈身后，来人得意地说：“你不是能跑吗?看你能跑到什么地方!你一回来我们就知道了，GPS定位系统知道吗?能准确测出两米的范围!”
当天，于瑾被带到抚顺的一个农村。第二天凌晨，于瑾被关进抚顺第二看守所。
30平方米的监舍里住着20多个女犯，简单的铺一字排开在阴暗潮湿的地面上。在逃亡过程中，于瑾的脚曾因湿疹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溃疡，此时，双脚面开始出现水疱流脓，潮气一浸更是奇痒难忍。
看守所外10岁的儿子更让于瑾牵挂揪心。于瑾曾经有过两次失败婚姻，感情几度受伤的于瑾和孩子相依为命。现在孩子怎么样了?黑暗中手抓铁窗，于瑾感到万箭穿心般难受。
愤怒的她大喊：“我没有犯罪，我要见家人，要见律师……”没有人理会她，气急的于瑾拿出脸盆使劲敲打铁窗，一个管教走过来说：“你的案件上面专门交代过，我们也是无能为力。”
几个小时过去了，筋疲力尽的于瑾瘫倒在地。“让于瑾倾家荡产死在抚顺!”这一句话让她陡然惊醒过来，“周银校虽然立案，但他在抚顺当了4年市长，8年书记，关系盘根错节，说不定真让我冤死狱中啊。我要尽早让外面的人知道我的冤情。”
面见律师的请求—再被拒绝，于瑾决定绝食。绝食第8天，于瑾躺在地上，已经不知道饿，眼前一片模糊。再次睁开眼睛，于瑾已经躺在看守所的医院里。
于瑾的身体稍稍恢复，看守所长找她谈话：“我们算是服了你，我已向上级请示了，过几天你就可以会见律师了。”
冤情漫漫信念不改。三次开庭终判无罪
2005年12月1日，于瑾终于见到了家人为她聘请的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张波和汪中两位律师。当面色苍白的于瑾坐在两位律师面前时，两位律师实在不忍告诉她被捕后的情况。
于瑾被捕后，她在沈阳的两处房产和一辆桑塔纳轿车被拍卖，家里的家具，包括饭锅、水壶、被子等日常用品，甚至孩子的一双滑冰鞋都被拍卖……年仅10岁的孩子受到惊吓，一度精神失常，病好后寄居在亲戚家。
律师告诉于瑾：“孩子可懂事了，他让我们给你捎来一包铁岭榛子……”手捧榛子，于瑾忍不住潸然泪下，她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几句话：“儿子，妈妈在这里很好，妈妈不是罪犯!你要听家人的话，好好学习……”
最后律师劝说于瑾：“你要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你公道，但你自己也要保重，身体垮了，不就成全了那些故意整你的人吗?”
“是啊，要好好活下去，就是判我几年，只要我出去，还可以继续申诉啊。”
2005年10月于瑾被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批捕。公诉机关认为于瑾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请求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处罚。2006年3月8日，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瑾一案，双方辩论激烈，法庭当庭没有作出判决。
2006年4月26日，案件再次开庭，令人惊奇的是，新的开庭竟然是在看守所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众多旁听者都被拒之门外。而且这次开庭，法官不允许律师和于瑾本人申辩发言。律师气愤地说：“我当律师这么多年，这样严重违背法律程序的事情还是第一次遇见。”4月27日，于瑾被顺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于瑾随即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律师在上诉书中写道：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先下判决，后开庭，程序违法，请求改判上诉人无罪。2006年8月17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就在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时候，先后有三名顺城区政法机关工作人员来到看守所“看望”于瑾。
有一次，一位政法干部说：“不要固执了，只要你承认有罪，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今天，我带来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你看看。”
于瑾接过纸来看都没看，就撕个粉碎：“我没有罪，更不接受你们的方案。”
那人阴阳怪气地说：“市委原有关领导早就吩咐过，放聪明点对你有好处。”
于瑾说：“我不相信个别人的权力能大过法律，我要好好活着等着出去的那一天。”
于瑾期待的黎明终于到来。
2006年8月4日，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曾任辽宁省抚顺市市委书记周银校一案在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庭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周银校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随后，原抚顺市委副秘书长秦连口等人也相继被有关部门审查。
2007年2月于瑾被取保候审，6月21日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对于瑾作出无罪判决。
走出看守所的那天，于瑾长出一口气，500多天的牢狱之灾，恍若隔世。出狱半年来，被封的房子等财产还没有归还，于瑾一直在辽宁省有关部门奔走。她告诉记者：“法律还了我一个公道，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举报扳倒了周银校，揭开了诈骗的黑幕，我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觉得自己所有的冤枉和牺牲都是值得的……”
篇4：“女贪官”现象不宜标签化
其中，“权色交易”的说法最容易陷入性别歧视的话语圈套。其潜台词是这些女性官员多数“以色谋权”，没有实际工作能力，依附于官场中的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一种依附角色，是对官场上所有女性的不公平。
如论依附关系，在目前的官场逻辑中，一些男性官员对权力的依附丝毫不亚于女性。在某些贪腐案例中，男性往往通过对权力的依附来获得上升机会，有的是花钱买官，有的是谄媚上级。因而，依附关系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滋生腐败的倒未必源自层级的上下关系，而是这种关系的不透明产生的寻租空间。
虽然中国女性就业率很高，但走上领导岗位的女性比例并不高，很多还只是基于硬性规定的副职。在政治生态中，女性长期被作为“配菜”，女性的升迁在这套权力格局之下，的确更为艰难。不排除部分女性利用男权社会的这种文化走捷径，特别是一些比较容易敷衍的岗位。但是，那些劳心劳力的核心岗位，那些将个人的实力暴露无遗的岗位，情况往往是另一种极端。也就是说，同样的职务，女性在选拔中胜出，倒可能是因为她们实在太出色了，她们往往需要做得比男性更无懈可击才能征服决策者和她们将要领导的下属们。
此外，有些媒体用市井观念来揣测女性官员的犯罪心理，指她们“为情所困”、“心态失衡”、“生活追求失道”等等。有些报道甚至把关心女性官员的婚姻感情状态作为预防犯罪的手段提出来，可见在这些舆论的预设中，“婚姻感情”就是女性天然的软肋，当了官也不例外。至于“心态失衡”、“生活追求失道”等等关键词的总结，似乎男性官员贪腐就不是“心态失衡”，就不是“生活追求失道”？报道说那些女性官员沉迷于美容、买名牌包，这和男贪官沉迷于上声色场所、买名表，又有多大区别呢？
美国《时代》周刊近日以《中国许多女性官员为补偿职业挫折而走向腐败》为题进行报道，并引用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杨静的文章称：女性官员“看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对等，仕途晋升又无望时，很多人失去心理平衡，转而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捞取好处。”这一条同样是官场的通用逻辑，不一定特指女性。在官场的潜规则中，越是希望走得更远的，越是可能扛得住诱惑而保持相对的清廉；越是升迁无望的，则越有可能“捞一把”，把手头权力套现为物质利益。
那么，涉贪腐的女性，在她们贪腐之前，究竟是哪一种类型，不宜武断地臆测。即便是涉嫌犯罪，性别公正的伦理要求应当是保持一致性的，媒体尤其不该使用那些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汇和观念来报道女性贪腐现象。
（据《环球时报》彭晓芸/文）
篇5：追逃零成本，劝返女贪官
近日，记者就本案专访了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办案人员。
前年9月13日，被网上通缉、潜逃境外七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陈燕，从德国法兰克福搭乘飞机返回北京自首归案，办案人员前往首都机场，与北京边防检查总站办理交接手续后将其带回。
至此，犯罪嫌疑人陈燕等四人涉嫌贪污一案中负罪在逃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历时七年。最终以两人被抓获，两人投案自首的结果全部归案。
立案后四名犯罪嫌疑人迅即蒸发
2001年1月12日，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称某大型国企下属的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陈燕涉嫌贪污，将120多万元私分。
据了解，公司实际工作人员为4人：总经理陈燕、副经理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
犯罪嫌疑人陈燕，利用职务之便，于1998年1月伙同时任本公司副经理的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三人私分公司公款100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受理此案后经过初查，于2001年4月11日对陈燕等四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然而，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当检察院办案人员分别到家里和单位找人时，却发现陈燕“消失”了。原来，由于之前被燕化公司纪委查处，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介入此案十分警惕，立案前就已潜逃。
盛夏艰苦蹲守监控检察宫中暑
历时七年的追逃是一项艰苦、长期和系统的工作。
四名犯罪嫌疑人潜逃后，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开展抓捕工作。于第一时间部署了两项工作：一是请示北京市检察院后与北京市公安局技侦处取得联系，先后对四人进行了网上通缉，并对持有护照的犯罪嫌疑人陈燕、吴艳办理了边控手续；二是兵分四路，对四名嫌疑人的住处实施24小时蹲守监控。
立案三个月零28天时，即2001年8月7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承办人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潜逃后一直关闭手机的犯罪嫌疑人费旭辉刚刚使用过手机。尽管通话时间很短，但仍能准确跟踪到与之通话的固定电话号码，并确定该号码位置在江西省国家安全厅庐山招待所某房间。
其时，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正在青岛进行全员培训学习，得知消息后，侦查处长立即带领承办人从青岛动身火速赶往江西九江。
2001年8月9日，在九江市检察院的有力配合下，克服重重阻力将犯罪嫌疑人费旭辉成功押解回京。
犯罪嫌疑人费旭辉的落网，给了局领导和承办人极大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长期追逃的决心。
2003年5月7日，犯罪嫌疑人吴艳在办理出国护照换发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控制，移交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归案。
犯罪嫌疑人吴艳落网之时正值非典时期，许多单位的工作都受到了非典影响，嫌疑人吴艳的本意是想借这一非常时期侥幸过关，她当天头戴白帽、口罩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前台，要求办理出国护照换发手续，但仍然引起公安人员警觉，经过上网比对确认，被公安机关现场控制。
经过两年的逃跑生涯，只有40岁的吴艳已经是满头白发。
蹲守工作是一项极为辛苦的工作。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曾经根据案情需要，在六七月份的高温暑天在犯罪嫌疑人住处进行蹲守。因为小区建筑少且楼层矮，院内动静很容易被楼上人注意到，承办人只好守在车里不开空调，车门紧闭。闷热的车上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承办人即使出现中暑症状，也没有从蹲守一线撤下来。反贪局在每个重要节假日都布置力量在嫌疑人住处蹲守，进行严密监视，不放过任何能使嫌疑人落网的机会。从2001年立案到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期间几位主要承办人牺牲了国庆、五一、中秋等节假日，坚持赴嫌疑人住处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于几年的除夕之夜也都是在蹲守监视中度过的。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办案检察官讲述了他们盛夏车里“潜伏”的艰苦情景。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蹲守是在7=月，申奥成功的那天。”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爱军说。
那是个炎热的夏日，炙热的太阳将地上的沥青都烤化了，居民们都躲在家里吹着空调，小区里人影稀少，检察官们只能“潜伏”在汽车里盯着陈燕家的窗户和楼梯口。
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把车熄了火，甚至车窗也不敢开。半个小时后，一名女检察官申请上厕所，“忍会吧，现在出去太扎眼，容易暴露。”刘爱军轻声劝说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喘不过气来，能开会儿窗户口马?”一名男检察官声音急促地说。“你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再坚持一会儿。”刘爱军说。
车里跟蒸笼一样。所有的人都已经大汗淋漓了。来回上下车肯定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刘爱军一次次回绝了检察官们的请求。这一等，又是几个小时。
待大家集体开车出小区去上厕所时，女检察官已经吐得没有力气上厕所了，她生生被“捂”得中暑了。
迹象表明陈燕案发后潜逃德国
在徐劢潜逃后，承办人周密部署布控工作的同时，反复不懈地做其家属的思想工作，力促其亲属与司法机关合作，劝说犯罪嫌疑人归案自首。
在外东躲西藏四年之久的徐劢，终于在法律的震慑和政策的感召之下，经过艰难的思想转变，于2005年7月1日，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思想动员工作在嫌疑人徐劢身上获得成功，这也增加了办案人员劝返陈燕的信心。
陈燕潜逃后则如人间蒸发一般全无音讯，在持续蹲守仍一无所获后，承办人前往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但并未查到陈燕的任何出境记录。得知出入境管理局仅限于记录因私出国的登记后，承办人又前往外交部，在相关部门查询了公民因公出国记录。根据外交部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陈燕在2001年4月5日从上海出境，目的地是德国，并且此后再无入境记录。通过户籍民警的调查得知，陈燕有一个儿子，早前留学后定居于德国，种种迹象表明，陈燕在案发后一定是已潜逃至德国投奔儿子去了。
我国跟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所以只有让陈燕自己回来，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006年初，根据户籍民警提供的陈燕儿子在北京的手机号码，检察官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拨通了。
“喂。”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中文声音。
“听到对方的声音，我想有门儿。”刘君亮是第四拨承办人，他向记者回忆了跟陈燕的儿子电话沟通的经过。
第一次，陈燕的儿子非常客气，说母亲不在德国，去哪儿了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
事情可以转达。
刘君亮告诉陈燕的儿子，同案犯都已经被判缓刑，陈燕是有身份的人，老是这样躲不是个办法，无论什么时候被抓住，都要被追究责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漏网的鱼。我希望陈燕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回来自首是可以从轻处理的。”
陈燕的儿子非常客气地答应，如果见到陈燕一定转告。
第二次的电话是刘君亮在一天上午9点所能的。一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了吼叫声：“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原来，中国上午的9点，正是德国那边的深夜。刘君亮赶忙道歉。此时，陈燕的儿子提出，总是这样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电话费负担不起。
刘君亮立刻回答，根据规定，这些电话费将由检察院从办案经费中支付。
但陈燕的儿子态度依然强硬，要求检察院不要再打电话了。“你如果不配合，我们可以通过外交程序司法通缉你母亲。”刘君亮郑重地说。
对方口气明显软下来了，说事情可以商量。但当时时间太晚了，如果有可能，一定答复。
2006年4月，检察官们接到了陈燕户籍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得知有人前去给陈燕办理换发二代身份证事宜。
根据民警的描述，刘君亮断定，前去办理换发身份证的一定是陈燕的儿子。
于是，电话再一次打通了。“你现在在国内吧。”刘君亮开门见山地说。“你怎么知道的?”陈燕的儿子毫无准备地脱口而出。“你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刘君亮随后说想与其见面，一来是报销电话费，二来是当面好好聊聊。
陈燕的儿子一口回绝了，但答应回去跟母亲好好商量。至此，检察院终于断定了陈燕的藏身地点。
她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
此后，检察院加大了劝说的力度。检察官反复说人老了都要叶落归根，并告知同案的几个人都被判了缓刑。如果回来自首，检察院将在起诉时考虑具体的情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议从轻处理。
眼看抓捕陈燕的工作陷入困境，反贪局领导与承办人一起坚定了要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决心，同时根据案件情况将该项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劝说自首的“攻心战”上。
首先紧紧抓住陈燕国内亲属这条线做思想工作，反复上门与其丈夫关某进行沟通，动员他协助检察院反贪局劝说陈燕回国自首。根据陈燕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对其进行了贴近心理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努力扭转她竭力逃避处罚的想法。另一方面设法与其在德国的儿子取得联系，承办人保持了极大的恒心和耐心，不断进行电话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陈燕的儿子分析利害，权衡轻重，动员他劝说母亲归案自首，早日“落叶归根”，以争取度过一个内心安宁的晚年。这些思想动员逐渐被陈燕儿子所接受，他由一味抗拒转变为逐渐接受的态度。
2007年9月，陈燕通过律师，向检察机关表达了希望于近期返境自首，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的愿望。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两次亲自同其律师会面，充分了解嫌疑人立场，表明检察机关不枉不纵的态度，阐明利害，通过其律师进行思想动员，进一步稳固嫌疑人回国自首的想法。
2007年9月13日11点30分，一架航班从德国的法兰克福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亲自带领第五拨承力、人刘立新在机场等候。
“我回来自首。我回来自首了。”见到检察官，陈燕一连说了多遍。“家的感觉是难以割舍的，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陈燕握着检察官的手流下了热泪。
至此，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历时七年的追逃工作圆满结束。
在审讯中，陈燕说起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时几次失声痛哭。她说，自己投靠在德国农村的亲戚家，帮人家干点活。尽管后来拥有了长期居住权，但寄人篱下的感觉非常难受。
陈燕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原是北京某大型国有公司的一名研究员，她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世界闻名，许多外国公司跟国内企业做生意时，只要有陈燕出面，再苛刻的条件外国公司都会“OK”的。公司也非常重视专家级别的陈燕，曾选派其到意大利深造2年，并随着企业的发展，又先后4次派她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学习。
59岁前，陈燕可谓一帆风顺，成为行业内的领头人，是为数不多的享受国家级待遇的专家。然而，在退休前，曾经拒绝高薪的陈燕却出现了心理失落，与部下私分了企业的120多万元。
2001年4月，房山区检察院对她和其他三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而此时，近60岁的陈燕开始了她的逃亡生涯，她的名字也出现在被追捕贪官的名单中。
有爱国情结的人为何成了贪官
这大起大落间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1992年，公司研究院搞起了第三产业领导选中了陈燕，由她组建了北京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燕海公司)，并出任公司总经理。陈燕在51岁的时候登上了她事业的巅峰。
据检察官介绍，在深造期间，国外的公司曾许诺高薪、洋房，希望陈燕能够留下来工作，但陈燕说：“国家花重金培养我，我应该回国报效国家。”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每次她都婉拒国外公司的聘请。
那么，这个有强烈爱国情结的人又是如何成为一个贪官呢?
当上燕海公司的总经理，陈燕踌躇满志。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主要负责为上级公司各厂及研究院采购部分进口仪器、仪表、设备配件等业务，研究院只出了100万元注册资金后没有再投入，陈燕可谓白手起家。
没有资金，没有客户。公司开办初期，没有任何经验，她形容自己当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吃了不少苦”。但是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1995年，公司的业务量大增，收入也随之增长。出入各种场合，一声声“总经理”的称谓让陈燕非常满足。
业务多了，外出应酬也多了，为了方便，善于经营的陈燕让财务人员建立了小金库。一些收入被截留进了小金库。
1998年，陈燕快到退休的年龄，研究院派来了新总经理。新经理来了，小金库里所有的钱也将随之移交。可是那些钱是陈燕等人一点点挣出来的，就这样将钱拱手送给别人，陈燕有些不甘心。
于是有人提议，将120多万元分了。陈燕同意了，其中陈燕分到的最多，共计35万元。
陈燕说之所以决定分钱，除了心有不甘外，还有就是“如果多分钱，让人感觉这个公司很有实力，业绩好，也从侧面说明我很能干。当时只想着挣钱了，别的都顾不上了”。
“背着涉嫌贪污的大包袱，压力非常大。”陈燕说，“在德国的生活过得不痛快，不仅无法融入那个国家。甚至连抛头露面都不行，就像一只孤雁一样。”在审讯时，陈燕多次流着泪对检察官说。
回国时，陈燕看见检察官就像见到了亲人，而且检察官们没有当场给她戴上手铐，不仅让她感动，也觉得心理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陈燕告诉记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回国的，是检察官告诉我房山法院将几名同案犯都判处了缓刑，得知消息后，我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在检察官多次劝说下，我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
2008年8月20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以陈燕有自首情节，已退赔所有赃款，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高检肯定零成本追逃值得推广
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一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多亿元人民币。
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建明说，缉拿外逃人员，司法实践中困难很大。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此外，高昂的成本也是追逃的一大障碍。仅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成本难以计算。
因此，北京房山区检察院能以零成本，劝回外逃嫌疑人的案例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特意对此案的做法进行批示，称“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