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明威生平的评价英文

对海明威生平的评价英文（精选4篇）

篇1：对海明威生平的评价英文

Ernest Hemingway is a giant of modern literature. Among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writers, his work is most often compared to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William Faulkner and F. Scott Fitzgerald. Combined with his outstanding short stories, Hemingway’s four major novels—The Sun Also Rises (1926), A Farewell to Arms (1929),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comprise a contribution to modern fiction that is far more substantial than Fitzgerald’s and that approximates Faulkner’s.

Faulkner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 few years before Hemingway received this recognition, but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to fiction are so dissimilar that this belated receipt says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Hemingway’s stature relative to that of Faulkner. When set alongside Faulkner’s Mississippi novels, Hemingway’s major works feature simpler structures and narrative voices/personae.

As or more important, Hemingway’s style, with its consistent use of short, concrete, direct prose and of scenes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dialogue, gives hi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 distinctive accessibility that is immediately identifiable with the author. Owing to the direct character of both his style and his life-styl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cast Hemingway as a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writer whose work reflects the bold, forthright and rugged individualism of the American spirit in action.

His own background as a wounded veteran of World War I, as an engaged combatant in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Nazism, and as a “he-man” with a passion for outdoor adventures and other manly pursuits reinforce this association.

But this identification of Hemingway as a uniquely American genius is problematic. Although three of his major novels are told by and/or through American men, Hemingway’s protagonists are expatriates, and his fictional settings are in France, Italy, Spain, and later Cuba, rather than America itself.

While Hemingway’s early career benefited from his connections with Fitzgerald and (more so) with American novelist Sherwood Anderson, his aesthetic is actually closer to that shared by the transplanted American poets that he met in Paris during the 1920s; T. S. Eliot, Ezra Pound, and, most crucially, Gertrude Stein. In this context, we must realize that Hemingway’s approach to the craft of fiction is direct but never blunt or just plain simple.

Hemingway’s text is the result of a painstaking selection process, each word performing an assigned function in the narrative. These choices of language, in turn, occur through the mind and experience of his novels’ central characters whether they serve explicitly as narrators of their experience or as focal characters from whose perspectives the story unfolds. The main working corollary of Hemingway’s “iceberg principle” is that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text is not limited to moving the plot forward: there is always a web of association and inference, a submerged reason behind the inclusion (or even the omission) of every detail.

We note, too, that although Hemingway’s novels usually follow a straightforward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as in the three days of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Hemingway does make use of summary accounts of the past, of memories related externally as stories, and of flashbacks. These devices lend further depth to his characters and create narrative structures that are not completely straightforward chronicles.

Hemingway is direct. But he is also quite subtle, and subtlety is not a trait that we ascribe to the American way. In the end, Hemingway is an international artist, a man who never relinquished his American identity but who entered new territories too broad and too deep to fit within the domain of any national culture.

篇2：对海明威生平的评价英文

秦观的故乡高邮武宁乡左厢里(今秦家垛)，距离高邮城 25公里左右，这里河汊交错，鸭群阵阵，绿色的田畴无边无际，方方池塘里鱼儿自由地嬉戏;要是在夏天，随关轻风的吹拂还会送来阵阵荷香，具有典型的水乡风光。这里曾是秦观和他的祖辈休养生息的地方。因为地势低洼，历经水患，已经寻访不到什么秦氏的遗踪旧迹了。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 “ 苏门四学士 ” 及 “ 苏门六 君子 ” 之一，北宋杰出的婉约派词人。有《淮海集》与《蚕书》传世。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秦观的祖父承议公到江西南康(今雩都县)任承仪郎，父亲秦元化，是大学者胡瑗的学生，母亲戚氏，从高邮同往。行到九江，生下秦观。按伯步兄弟次序排行第七，所以后来人称他为 “ 秦七” 。

秦七在四岁的时候，祖父任期已满，第二年(五岁)随祖父和父母回到了高邮。

至和元年(1054)父亲游京城太学。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学子莘莘，人才济济。父亲回家后，向秦七和他的弟弟谈到游历情况，并极力称赞王观和他的堂房弟弟王觌的智力高超，才学过人。秦七和他的弟弟听了，钦慕不已，决心向他们学习。父亲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秦观，弟弟叫秦觌。秦观小小年纪就志强气盛，决心尽忠报国。入学读书，过目不忘，聪颖过人。

秦观十九岁的时候，与潭州(今湖南长沙)宁乡县主簿的长女徐文美结婚。徐文美祖籍湖南，祖父在时移居高邮。现在一些剧团还在上演《苏小妹三难新郎秦少游》的节目，那其实是文人杜撰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冯梦龙在那时能塑造出苏小妹这样活生生的杰出的才女，长妇女志气，是需要些叛逆精神的。这个故事也从另一角度表现了秦少游的才华，才女方能配才子么!其实，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苏小妹其人，秦少游也没有娶过个叫苏小妹的.妻子。尽管《苏小妹三难新郎秦少游》的情节是虚构的，但人们读起书、看起戏来，总是那么兴致盎然。

秦少游五岁随祖父从江西回故乡，到三十七岁进入仕途离开故乡，其间30多年，除了短去浙江吴兴任孙觉的幕府外，基本上住高邮。有时与友赴扬州、金山、惠山以及安徽、浙江等地游历，有时去扬州、彭城、湖州谒师友苏轼，而较多的时间在高邮杜门读书，以文史自娱，写下了大量的诗、词、赋和策论。

他的著作中不乏高邮的方言俗语，如《品令》用到 “ 织 ” 一词。 “ 胳织 ” 即今 “ 胳肢 ” ，至今高邮人还有用手触人的胳肢窝(即腋窝)而使人发笑的习惯。难怪李调元的《雨林夜话》中也说： “ 秦少游《品令》 ‘ 掉又臞，天然个品格 ’ ，此正秦邮土音，用个字作语助，今秦邮人皆然也。” 事隔900余年，人们读他的著作，仍旧感到亲切，引起深深的激动，激起强烈的美感享受。

好友苏辙、黄山谷来邮，他热情接待，相从游览，相互唱和。值得一提的是，秦少游在高邮两次接待了苏轼。一次是元丰二年(1079)苏轼从徐州任湖州，途经高邮，少游与他同行，过无锡、游惠山，中途遇参寥子，三人同游历了江浙的名山古刹。又一次在元丰七年(1084)。这一年，少游自编《淮海闲居集》十卷，凡217篇。也就在这一年，苏轼自黄州迁汝州，游润州(今江苏镇江)，少游从高邮前去。苏轼致书王安石，并附少游诗文数十篇，极力推荐：“ 行义修饬，才敏过人。” 王安厂赞少游诗“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 。苏轼并为少游三十六岁小像题赞，说他“其行方”，“其言文”，“其神昌” 。十一月中旬，苏轼来高邮看望少游。同时邀集了孙觉、王巩，雅集文游台，载酒论文，这就是千古流传的 “四贤”聚会。年底，少游送苏轼渡淮水，相与饮淮上，苏轼作《虞美人》，依依惜别。词的末两句写道：“谁教风鉴在尘埃，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后来苏轼守徐州，少游虽秋试在即，仍去徐州访苏轼，在《别子瞻》中写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二人真是情深谊笃。

少游在高邮时，曾于三十岁与三十四岁两次直言洋考试，未中，锐气大减。于是羡慕汉代马援的从弟马少游的为人：“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驭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 ” 并改字少游。在家闲居期间，少游写了《蚕书》。这一篇仅千余字言简意赅的《蚕书》大概是鲜为人知的。少游 “ 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 ” ，博览群书，极善思考。读了《禹贡》，对书中关于兖州最宜于蚕桑生产的说法，提出了疑义。在《蚕书序》中说： “ 予闲居，妇善蚕，与妇论蚕，作《蚕书》。 ” 他经过实践、调查研究，总结了家乡高邮里下河一带的蚕事经验，从蚕的生理、养蚕技术、风俗习惯、缫丝机械等方面作了全面、详细、周密的论述，精辟有力地证明处于太湖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江淮、高邮里下河一带，完全能够养好蚕。《蚕书》是我国现有最早、内容丰富的一篇有关桑蚕的科学专论，在蚕桑技术发展史上是应占一席之位的。

三十七岁时少游中了进士，从此进入仕途，浪迹天涯。在定海(今浙江镇海)、蔡州(今河南汝南)、京城 ( 今河南开封)、杭州、处州(今浙江丽水)、郴州(今湖南郴州)、横州(今广西横县)、雷州(今海南海康)等地做官。他屡遭贬谪，很不得意，时常借酒浇悉，并首创词牌《醉乡春》，词中说 “ 觉倾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 。五十二岁时(1100)徽宗即位，放还衡州(今湖南衡阳)，途经藤州(今广西藤县)。 八月十二日，醉卧于光化亭，诵《好事近》后急呼 “ 水!水! ” 水到，大笑而亡。有人说秦观旅途中暑了，有的说是酒精中毒了，有的则认为他久遭压抑，特度可以致命，极度的喜悦也会伤身，这真是乐极生悲啊!苏轼听到少游谢世的噩耗，两天吃不下饭，说：“哀哉，少游!病哉，少游!世上再也没有这样才学当世第一的人了!” 第二年苏轼也逝于常州。

秦观有一个儿子名湛，字处度，急赶到藤州奔丧，扶柩北还，停殡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少游去世后五年才归葬文游台的泰山脚下。风云变幻，遗址犹存，这就是有名的少游停榇地。在少游去世后 16 年，即政和六年(1116)秦湛在常州任通判，迁葬少游于无锡惠山。少游墓至今尚在，位于惠山的二茅峰，墓前立着一块石碑曰“秦龙图墓” 。因为他在去世后30年，皇上才为他彻底平反，追赠他为“直龙图阁学士” 。

少游在高邮的遗踪除了文游台及停榇地以外，最近在邮城又发现了一处秦家大院，里面均住着秦姓，按照秦氏宗谱的谱序排列，他们都是少游的后裔。扰年长者回忆，清末民初，屋中挂着“淮海堂”等匾额，这里就是少游的故居吧。

篇3：浅谈中职生平时成绩的评价

目前, 大部分中职生文化基础较差, 学习态度也不好, 学习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以致于每次期末考试成绩不够理想, 很多同学不合格, 补考更难过关。如何让学生尽量学到有用的知识呢?仅靠传统而简单的期末考试来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 已难以适应现在中职生的学习特点了, 教师应多动脑筋, 多注重学生的平时学习, 通过合理的过程性评价对学生平时学习加以引导及约束,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从而让学生一点一点地不断提高, 避免学生到了期末考试时“临时抱佛脚”, 并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因此, 制定中职生平时成绩评价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中职生平时成绩评价原则

根据中职生的学习现状, 教师在制定学生平时成绩评价方式时, 应遵循评价内容全面、评价方法可行、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原则, 具备导向、督促、约束的功能, 通过评价内容及奖励制度不断引导学生向好的习惯发展, 不断督促学生学习以纠正学生的惰性, 通过约束性的惩罚措施来规范学生的课堂行为, 以利于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3 中职生平时成绩评价内容及方式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每个教师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评价的内容及方式有所不同, 课程性质 (如理论课与实践课) 不同, 课堂教学特点也不同, 应该制定不同的评价方式, 但总体来说, 应该是大同小异。下面笔者就近几个学期试行的、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程的平时成绩评价方式进行论述, 以抛砖引玉。

3.1 平时作业

平时作业是老师检验学生课堂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对所学知识的进一步巩固, 要求学生能按时、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应涵盖所有重点, 少而精, 难度尽量不要超过教材范围, 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逐渐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 平时作业在我对学生平时成绩评价中占的比例最多, 为50%。计算成绩时, 以学生一学期中该门课所有作业最好的五次来计算, 每次作业最高分为10分, 50分为满分。如学生差一次作业则扣10分, 差五次及以上平时作业成绩为0分, 如无特殊原因, 未按时完成而补交的作业降一档次计算成绩。

3.2 教材 (学生用书)

有一部分中职学生不太爱惜课本, 也不好好保管, 往往在开学还没几周时间, 上课时就发现他们的课本不见了, 这些学生有书学起都感到困难, 更何况没书, 简直就是听“天书”, 然后上课没事干, 就开始睡觉、玩手机等。针对这一现象, 我开学第一堂课就要求学生在自己的课本的侧面用钢笔或签字笔写上自己的姓名, 以方便今后不见了好找回来, 同时, 也避免同学之间乱拿别人的书。到了期末, 我再检查学生有无课本, 凡是有课本的同学每人加10分平时成绩, 督促学生保管好自己的课本。上课时, 我随时检查学生有无拿出课本, 凡是上课时没有拿出本课程教材的同学, 发现一次扣2分, 如果将本次课的课堂笔记用本子记录下来可以不扣分。这种办法试行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效果显著, 同学丢书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上课时不拿书出来的同学也少了。

3.3 课堂笔记

“你不给他找事情做, 他就给你找麻烦”, 现在的中职生在课堂上学习时就有这个特点。由于他们求知欲不强, 课堂上自我控制能力弱, 上课时一旦无事可做, 容易开小差、睡觉、玩手机等, 严重违反课堂纪律, 干扰教师正常教学秩序。因此, 我想办法在课堂上给学生找点事情做——做课堂笔记, 这样既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 又提高了学生学习效果, 减少了课堂违纪现象的发生。当然, 学生不会自觉做笔记, 我宣布了一条激励措施:课堂笔记占平时成绩的20%, 即20分, 一学期检查4次, 每次最高分5分, 根据学生所做笔记的情况来评分。这样下来, 课堂上做笔记的同学逐渐多了起来, 教师通过检查课堂笔记, 不断引导学生培养自己良好的学习方法及习惯。

3.4 课堂纪律 (包括出勤)

要想在课堂教学中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 前面提到的检查课本、做课堂笔记是营造教学环境的两个方面。而最直接影响教学环境的还是课堂纪律, 俗话说:“无规矩, 不成方圆”, 试想一下:老师在讲台上讲得眉飞色舞, 下面的学生闹得像茶馆一样, 这样教学有效果吗?因此, 必须在平时成绩的考核评价中对课堂纪律加以约束。我在课堂上规定:迟到 (早退) 一次平时成绩扣3分, 旷课一次扣10分, 三次迟到 (早退) 折算为一次旷课, 旷课除扣分外, 第一次旷课告知班主任, 第二次旷课告知家长, 第三次旷课该门课程不合格。课堂上打架、带头起哄等严重干扰课堂教学秩序的, 一次扣20分, 并移交学校纪律老师处理, 课堂上玩手机、睡觉等违纪一次扣5分, 三次以上交由班主任处理。凡是无课堂违纪 (包括出勤) 的同学, 平时成绩加20分。通过以上的约束性措施,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课堂违纪现象的发生。

3.5 课堂提问与免考规定

为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 我鼓励同学们主动回答课堂提问, 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凡是主动回答老师提问并回答正确的同学, 平时成绩一次加3分, 回答错误不扣分不加分。如果不主动回答被老师抽起来回答的同学, 回答正确加1分, 回答错误就站起上课, 下次回答正确时可以坐下。为了给其它同学加分的机会, 每位同学每次课最多三次主动回答问题的机会。课堂提问加分无限制, 一学期下来, 平时成绩总分最高的前五位同学可申请免考, 免考的同学总评成绩按95分计算。如学生平时成绩超过100分, 按100分作为平时成绩折算到总评成绩中去。课堂提问有奖有罚, 既有吸引力, 又有约束力, 目的是引导学生能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 增强教学互动性, 提高教学效果。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职生学习现状分析、提出对中职生平时成绩评价的重要性, 并探讨了中职生平时成绩评价的原则, 以作者在教学实施中的具体做法来对学生平时成绩评价的内容及方式进行阐述。

篇4：对海明威生平的评价英文

【关键词】家父遗愿；直言获罪；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7或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后因李陵事件获罪受腐刑，出狱后的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完成《史记》的撰写，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历时十六年，司马迁完成史学巨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余字。

一、家庭熏陶与漫游经历

司马迁生于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独到的评论。司马迁十岁时，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都奠定了他的文学功底。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还曾游遍萧何、曹参等人故居，收集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逸闻轶事。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足迹，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这些交往都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二、家父遗愿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病危时，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撰《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学著作。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着手撰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三、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时，却遭遇李陵事件。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兵败被俘的李陵辩护，讽刺自己宠爱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处死李陵一家，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没那么多钱赎罪，更不愿意接受摧残身心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想到先人的曲折经历和坚韧毅力，司马迁顿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毅然选择了腐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四、司马迁与《史记》

时代赋予司马迁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同时又体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史书，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留情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格高尚和信守道义的人，往往遭遇不幸和失败，就像项羽、李广都不免以自杀收场。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其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番思考。

其次，在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时，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的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在一定时期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之名，却无皇权之实。《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很欣赏那些为了求取不凡成就而甘受一时之屈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勇冠三军的季布曾为奴隶，这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或许也包含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遭遇。

最后，《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这个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更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略有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两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最初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做了齐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所以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物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描绘，不简单抹杀。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称其丰富和博大，产生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正史！

注释：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②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司马迁.《报任安书》

④《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⑤《史记﹒管仲列传》

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