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精选6篇）
篇1：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运用这
一理论来解释当代大学生考研的动因，我们可以认为：
1、大 学生考研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是 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 过程；#、大学生考研绝不是盲目的，他们有明确的动因和目 标。一开始他们是为了获得就业机会解决生存压力，但又是 在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不断反思自己的行 动和调整自己的策略；(、正是因为行动者总是不断反思、调 整自己的行动，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 被行动者自己预期到的，也并非都是符合初衷的，更不一定 都是合乎理性的结果。可以看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于 社会学的方法论难题作了较好的解答。除此之外，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56789:6;4<=98<>43>?@3><78A>48:4 @9<89;9BC）也同
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研究视角。
由于目前大学生考研主要是一种“ 个人行为”，还没由于目前大学生考研主要是一种“ 个人行为”，还没有
相对固定的形式，但它又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
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因此，从微观
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
系统行动层次，以进一步对大学生考研现象做出规范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而社会学的理
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本文的分析依据采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大学生
篇2：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对制度性风险的强调，另一个是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吉登斯的风险社会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中的风险不断，更重要的是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风险社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社会。（徐艳晴-p32）
风险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众多社会现代化努力方向的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如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核污染、电子污染等）、环境风险、金融风险以及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震荡等等，一旦发生，就将会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这些作为现代性本身后果的诸多社会风险也同样是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所同样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的汶川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南方雪灾以及去年的海南的40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威马逊等自然灾害给当地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充分说明了我们抵抗突发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还需要提高，启发我们政府及社会组织要提高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在实践中，要求政府及社会做好灾害的应急预警和预防，做好自然灾害前的应急动员工作。（徐艳晴-p34）
篇3：浅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一、结构化理论研究现状
吉登斯学术活动基本上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对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系统梳理, 后期主要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创造性地阐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造性地阐释主要奠基于前期对古典社会学三大理论家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著作的深度分析与清理。因此吉登斯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出了极强的综合性。
结构化理论作为吉登斯社会学理论中的基础性的核心理论, 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对社会学研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吉登斯学术文献频繁引用主要涉及他的现代性理论, 而对最具独创性也最具理论特色的结构化理论却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结构化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理论的介绍与阐释, 缺乏深度, 表现为一种“褒大于贬”的趋势;二是国外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 富有深度, 表现为一种“贬大于褒”趋势。这两种趋势均反映研究的非中肯态度, 或者说肢解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文本完整性。
(一) 对“结构”突生的认识
一些学者们认为, 吉登斯结构的观念本身是不清楚的, 呈现突生性。指出吉登斯坚持“结构”是规则和资源, 但是这些术语的使用方式却较为特异, 对它们的阐释也不够清晰。除此之外, 还存在一个更重要问题, 那就是规则和资源被定位在何处?或者更正式地说, 它们的现实地位如何?吉登斯告诉我们两种定位:一是在记忆痕迹中;一是具体体现在互动实践中。这两种不同定位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观念, 甚至可以说是二重性的结构观念。
(二) 对结构二重性的认识
有些批评者认为使用联结词“和”来解决二元论的问题在吉登斯的推理中屡见不鲜。有一个例子屡被提及:吉登斯认为结构之所以是二重性的, 是因为结构同时具有促动性“和”制约性。而这两个术语不仅意义不同, 并且实际上也是相互矛盾的。“促动性”这个词指是为行动者提供了一些意义、价值和手段, 可供其在行为过程中选择。但这种选择想必是受限制的, 换句话说是受到高度的约制, 否则, 使用结构这一术语就毫无必要了。
(三) 从行动者角度对“结构”概念的质疑
一是吉登斯这样定义结构概念导致在吉登斯的行动者理论中, 究竟是谁或者什么东西在进行选择。如果结构寓于行动者实践意识中的记忆痕迹, 那么就必然主张是结构真正地构成了行动者。而如果行动者不从结构中分离出来, 那么, 自由行动的个体的本体论地位就必定会有问题。
二是在所有这样的个体主义还原论中, 行动者身上真正可以给个体提供身份认同的那一面却消失了。行动者的第三个层面, 也是最具无意识色彩的那个层面, 即无意识动机和认知的层面, 似乎具有独立的起源并且起着决定作用, 但却没有在该分析的其他地方联系结构和结构化之类加以讨论。
三是他的结构化理论在处理结构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 将重点置于行动者对自己存有保障的维护和对潜在行动脉络里的规则的掌握上, 并据此来解释结构如何在行动中被再生产出来, 二者又似乎忽略了行动者的创造力和结构的转化等问题。
(四) 对结构化理论的整体品格认识
理论界认为吉登斯的推理中普遍存在一种循环论。这种论证的形式是:结构使行动结构化, 行动具体体现了结构并再生产了结构, 结构又再使行动结构化, 周而复始, 并且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这也是早期批评的另一个方面, 即通过玩弄术语来解决二元论。更重要的是, 它也体现出把结构还原为行动。这种循环论能够并且只是发生在行动者的层面上, 发生在行动者的意识中。它是反思性监控和实践意识之间的循环论, 前者是行动的位置, 后者是结构的位置。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概念的这几个方面的质疑, 促使我们去深度审视吉登斯阐释其结构化理论的若干文本, 从中深刻理解、挖掘吉登斯“结构”概念的所指, 只有通过回归吉登斯自身的文本才能真正理解吉登斯, 才能以文本本身去回击学术界对“结构”概念的误解与质疑。
二、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由于吉登斯把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指向了社会学理论传统以及当代欧洲各国的社会现实, 因此, 他的结构化理论自然也就围绕这些目标展开。
(一)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 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 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 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可是, 社会学家们往往从自身的研究旨趣尤其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出发, 做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判断。其实, 二元对立问题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存在, 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从时空关系角度看, 二元对立主要表现为“在场” (at present) 情境下个人与场景的对立以及“不在场” (absent) 情境下情境之间的对立, 也就是微观社会环境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对立。因此, 从现代性所引起的时空抽离化 (dis-embedding) 出发, 上述对立只是相对的, 运用社会结构理论中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概念完全实现两者的统一。为此, 吉登斯曾经说过, “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 即社会秩序问题。也就是要解释清楚, 人们是如何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
吉登斯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区分为“社会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与“系统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 , 它们相互统一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所谓“社会整合”就是个人如何与微观社会环境实现统一。他认为, 个人首先是一个有如弗洛伊德、荣格以及皮亚杰等心理学家所说的独立的人格之人, 包括人的行为的动机、行动意义以及话语意识等三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 动机表现为行动者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采取的本能反映, 它相当于马斯洛五个需要层次理论中前两个需要层次。有了动机以后, 个人要生活在社会中还应当有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指个人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仍然是一种本能的实践意识。而话语意识则是行动者自身所具有的反思意识并能够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三种意识中, 前者体现了微观社会环境的制约性, 而后两者体现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 即反身性, 从而实现了个人与微观社会环境的整合, 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社会整合”。所谓“系统整合”, 就是“不在场”情境下的有机整合, 即各个微观社会环境之间的整合。吉登斯认为, 在前现代社会中, 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 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 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 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可以借助于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二)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在结构化理论中, 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 (rule) 和资源 (resource) ”, 它们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石;而“结构二重性”指的是:一方面, 社会结构本身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 因此, 它应当受制于人的活动, 另一方面, 经过人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结构又是行动得以建立起来的桥梁和中介。吉登斯认为, 结构化理论中的“规则”主要是由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各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各种有意义的符号构成, 正式制度是指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遵守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规范性制度, 也就是支配性规则;非正式制度则是对行动者的行动发生影响的各种心理、习俗以及文化等, 即规范性规则。除此而外, 规则还包括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文化性符号, 也就是各种表意性规则。在吉登斯看来, “资源”也可以划分为两种, 即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指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威和各种社会资本等等, 配置性资源则是指各种物质实体性资源。他认为, 规范性规则经过条文化、程式化以后往往会形成法律制度;支配性规则同各种配置性资源相结合形成了政治制度;而表意性规则同语言、符号相结合形成了语言文化制度。这样, 社会结构就是规则和资源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 吉登斯提出了自己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他认为, 社会结构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制约性和派生性的统一。社会结构对于个人而言不仅仅具有客观制约性, 而且由于它是人的无限次社会活动的结果, 社会结构也就成了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一种“记忆痕迹”, 它是个人心理活动的产物。因而, 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具有主观性, 社会结构就成了个人为了获得自身社会性存在的“自我认同”。
二是能动性和偶发性的统一。在社会结构作用下, 行动者的行动既具有主观能动性, 也具有某种偶发性。针对功能主义“显功能”的概念, 吉登斯认为, 行动者的行动都有其主观目的性, 但是, 行动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都是有限的, 行动者的活动将产生三种“意外性后果”:即, 由某种偶然情形而产生的意外后果;由个体活动而产生集体无意识活动, 它“是由一系列个体活动复合而成的模式”, 以及大量的意外后果所形成的生活世界。这样, 社会结构就实现了能动性与偶发性的统一。
(三) 现代性的自我认同
自近代以来, 自我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胡塞尔、弗洛伊德、米德、维特根斯坦、福柯等思想家对这一问题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而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 则更是19世纪以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在这种情况下, 吉登斯运用他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解释和分析社会转型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吉登斯认为, 自我以及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等问题完全是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的;同时, 自我以及自我认同又反过来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因此, 现代性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对个人而言就是一种“自在之物”,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不可分割。吉登斯指出, “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登斯认为, 现代性具有四个特征:
一是二维性, 即“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是指机器大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而后者是指包含了竞争性的产品市场以及商品生产体系, “民族”、“国家”则是现代性的典型社会形式。
二是关联性, 即“外延性与意向性”的关联。秉承“结构二重性”思维方式, 吉登斯把“外延性” (extensionality) 表述为向外拓展的外向性, 如全球化;而“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则关注个人素质的改变以及自我认同的形成。
三是二重性, 即继承二重性思维方式。吉登斯认为,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它使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大大拓展、生存条件大为改善;另一方面, 现代性也产生了风险性, 如战争、暴力、生态等现代风险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时代。
四是发展性, 即现代性的发展依赖于时空抽离化、社会制度的抽离化 (dis-embedding) 与反身性 (reflectivity) 机制的建立。在前现代社会中时空统一, 而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时空分离, 人们可以跨越广阔的时空领域来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重组。不仅如此, 由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所构成的抽象系统的产生使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另外, 现代性本身还具有一种反身性机制, 人们在不断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本身之间的关系。反身性构成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结构化理论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理论动因、理论建构以及理论内容等方面都指向了经典社会学理论,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超越。他的社会结构“二重性”、“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等概念, 他关于行动者行动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有机结合并由此产生某种现代性的意外后果等概念,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等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等, 以及由这些概念所建构的结构化理论成为吉登斯试图克服个体论与整体论、微观与宏观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 他以结构二重性为核心去解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从而形成独特的理论解释视角。尽管吉登斯发现了社会学三大奠基人韦伯、迪尔凯姆和马克思以及其后的许多社会思想家总是在两极方法论中寻求一极, 他所建构的结构化理论就是要寻求两者的统一。但是, 从本质上讲, 他的结构化理论也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 碎片化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总是从一些基本的概念出发去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但问题在于, 不仅他所创造的概念之间没有逻辑性, 而且由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也没有内在的必然性。给人的印象是, 每当他走入思想的困境之中时, 他就毫不犹豫地创造一个新的概念。这样, 他的结构化理论也就给人以“碎片化”之感。不仅如此, 他对自己所提出的概念没有进行解释和说明, 甚至有些含混之感。例如,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在场”情境下的“社会整合”与“不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根基。但在研究系统整合时, 吉登斯把不在场与整合等同于地理位置上的城乡分离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这显然有些牵强。
(二) 形式主义
吉登斯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结构化”理论, 他的“结构”与皮亚杰的“结构”其实是不完全相同的。皮亚杰的结构指的是一个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它具有整体性、自身调整性特征。而吉登斯把结构定义为规则与资源, 把规则与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定义为结构化, 因此, 吉登斯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具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 可是, 他并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以及在什么层面上能够统一。不仅如此, 吉登斯运用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去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 他的结构化理论成了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的结构化理论必然陷入另一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或者叫做“乌托邦”。所以, 这就意味着, 离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吉登斯要克服社会学理论中“二元对立”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三联书店, 1998.
[2]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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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杭生.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J].社会学研究, 2001, (05) .
篇4：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关键词：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094-04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当代的社会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吉登斯构建他的结构化理论，其目的是试图克服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结构二重性就是指人们在结构的制约中再生产了制约他们的结构，结构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除了受到社会学各种流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科学学术思潮的影响，建构主义思潮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下文试图寻找出结构化理论与当时建构主义思潮之间的一些关联。
一、建构主义思潮及其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影响
零散的、不系统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实践古已有之，在苏格拉底著名的“助产术”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中，都包含了知识来自于人类思维建构的观念。
伴随着19世纪末的学科分化，建构主义思想被携带到多个学科领域，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建构主义。而本文将这种在不同学科都产生了影响的，具有一定内在统一思想倾向的理论思维方式称为建构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它重视事物乃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所以得名“建构主义”。
20世纪60年代，建构主义思潮向社会学的延伸在不同的研究取向中体现出来，在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建构主义倾向。在现象学社会学的分支中，皮特·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在196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社会建构”一词，并认为日常生活的知识基础是主观程的客观化以及透过客观化过程而建构的互为主观的常识世界。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解构”情绪的消退，建构论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的方法论，至今仍盛行不衰，吉登斯也是在建构论的“规则”中再生产出了他的“结构化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废墟上另立新的解释性框架：(1)它用社会建构认识论取代了传统的主客二分法，认为没有独立于观察者的对象，主体和客体永远相互纠缠。不可分离。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是社会建构论早期重要的思想来源，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对现代知识概念的批判最早被纳入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体系，库恩认为，科学发现不是来自观察，而是来自科学家的范式。(2)建构本体取代了物质或精神本体。社会建构论的第二个核心命题是：现实是社会的建构，社会建构论所指的“现实”不是客观自在，也不是精神的创造，而是社会的建构，是社会以话语为媒介的建构物。(3)“关系的人”取代了“本质的人”。社会建构论认为，“人是关系的存在”，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旁观者”，而是融于世界万物之中的有灵性的焦点，世界因为有了人才成为有意义的世界。
吉登斯把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当作“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观现实，而是由社会成员的行动创造的；创造社会的行为必然需要表现出专门的技能；行动者不能自由地选择如何创造社会，而是受限于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位置的约束；结构具有制约人类行动和促成人类行动(为其提供资源)的双重能力，社会学考察的焦点就是结构化过程：通过行动构成结构而行动又被结构性地构成。很显然，社会建构主义与吉登斯的思想有很多共通之处，社会建构主义讨论的是若干事实(科学事实、社会事实和日常事实以及物自体事实)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关系。而吉登斯讨论的是社会制度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建构主义思潮的关联
1.“双重解释学”与建构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双重解释学”重新表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指明了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性角色。
20世纪2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引入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条新的理论进路一社会建构主义，吉登斯对自然科学性质的表述便与此脉络有关。社会建构论逐渐舍弃了建构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意义，从社会因素入手分析技术的发展。社会建构论反对传统研究以技术与社会二分法为前提的做法，以社会技术集合作为对技术的理解方式，以这一集合的建构过程为核心研究内容，试图建立一种可以包含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框架。吉登斯认为，主流社会科学，即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正统共识，包含了一个关于何为自然科学的错误模式，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清楚地证明，自然科学是一种诠释学的或理解的努力，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当然有各种规律，但规律必定是被解释的，它们必定是在理论系统的脉络中才是这样的，因此自然科学包含了意义的解释系统，科学的本质是关于理论框架的创造，建构意义的框架实在比规律的发现更为根本。
“社会建构论者通过复活相对主义的古老立场，把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联系了起来”，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的涵义与此是有关联的。正是普通人引入了由社会科学家创造的概念、命题或理论而产生了新的活生生的社会世界形式，但不同的人由于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这种对外部结构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世界不一定会向社会科学家预期的方向发展，但—定会受到他们实践的影响，而社会科学家研究的素材的来源也正是这样日常的社会生活，所以社会科学有一个“双重解释学”的问题，这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的立场与社会建构论如出一辙、。
但吉登斯对社会科学性质的看法与建构主义或激进的建构主义有着不同。他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纯粹“解释性”的，但也不赞同纯粹的自然主义立场，社会科学的确包含对常人行动者所持有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涵义与自然科学的大为不同。
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今日的自然科学，正如已经在新近的科学哲学中所澄清的那样。也是关涉解释学的，科学是一种解释的努力，各种理论在此努力中建构意义的框架，但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吉登斯提出社会科学是一种“双重解释”，
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习；常人观念之上的。“双重解释”也意味着一种“双重。建构”，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具有一种深广的实践影响力，但这种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对社会变化的结果怀有警醒意识，因为正是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对他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因为这些概念和理论成为常人建构社会世界的重要依据及参考资料。
2.结构化理论的主要概念与建构主义思潮。在社会学中影响颇大的社会建构主义，讲究方法论的建构性，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建构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建构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会建构，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构着人自身，它主张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研究问题。结构化理论在这一点上也有所倾向。结构化理论绕开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只是从二者相互建构的关系中考察二者互动的过程，以揭示整个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认为，“结构”、“系统”与“结构二重性”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他似乎没有确切地说结构指的是什么，原因在于，他认为没有外在于行动或行动者而存在的结构，结构并非是交往的模式或系统。结构是一系列变动着的规则与资源，它只有在建构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中才又被行动者建构出来，这就是结构的二重性，即使动性与制约性的统一。也就是说，结构本身只是存在于实践行动的一些具体的事例之中，存在于作为人类理解能力基础的记忆轨迹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一书中，吉登斯就将结构视为一种“虚拟的秩序”，它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知识，即是一些对于社会行动者如何做、说与写的记忆轨迹；二是社会实践，通过知识的循环流动而组织起来的实践；三是能力，它是这些社会实践产生的前提条件。
3.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中蕴涵的建构主义思想对吉登斯的影响。舒茨指出，社会世界是按照常识的范畴被解释和建构的，且其根源大部分是社会的，社会行动者使用这些建构资源解释他们的行动情景，领会其他人的意图和动机，通过实体间的理解和协调行动，从而操纵社会世界。现象学社会学的建构论色彩强烈地影响着吉登斯对结构与行动之间关系的表达，以至于很多学者批评他的概念过于“流动”而难以把握。
另外，常人方法学也关注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实践或常识推理实践的基本方法。认为社会世界，除非在人们建构它时，并不真的存在；而且，常人方法学试图解构常识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对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的建构有直接的影响，“在受日常生活之成见支配的行动中，科学理性只能被看作为一种无效的理想”。吉登斯与常人方法学不同的是，他同时也强调了社会科学对日常世界的建构作用，“双重解释学”想表达的是日常生活世界与专业性知识之间互动而彼此建构的过程。
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建构主义思潮的区别
可以肯定的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情绪体现，吉登斯在创建他的结构化理论时，或多或少地受到其思想精髓的影响。这一点还可以从吉登斯本人的学术背景中发现一些端倪：吉登斯原先学习哲学，后改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而建构主义最初发源于哲学，在当代才在心理学而后是在社会学中得到延伸。因此，笔者在研读吉登斯的作品时，时时会发现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子。但我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并不仅仅是各种建构论的简单叠加和翻版，它在有些方面区别于建构主义，具体地，笔者初步总结了以下三点：
1.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肯定行动者的能动性的同时，没有过分地夸大这种能动性，而是强调了结构在其间的制约性和使动性的一面。因此，我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有点“双重建构”的色彩，这解决了建构主义思潮中因过分强调主体建构而带来的主观性问题，“主体作为代理人，对结构产生了影响，但是在缺乏结构的情况下。某个代理人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义的。这两者据说是相互建构的。”强调结构的制约性和使动性的一面，避免了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面临的哲学难题，因为胡塞尔力图创造一种关于意识的抽象理论注定失败了。这样，人的能动性不再是绝对、永恒和固定的东西，结构因为能动的作用而存，在，也不再仅仅只是约束和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外在之物。结构与能动在相互的建构中存在，社会现实也就存在于这样一种双重建构的过程之中。
激进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在知识的建构中主体的“任意性”或“独创性”。“就激进的建构主义的思考来说，认识始终是创造，而从来不是发现，因为，在外部世界中可能存在一些本来已有的东西，一些仅仅适宜于发现的东西，而通往外部世界的途径原则上是阻断不通的。”由上述可以看出，激进建构主义否定和抛弃了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倾向，但没能避免“矫枉过正”的误区，结果是从客观主义、绝对主义的极端又走向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是为了克服这一“二元对立”立场而产生的，它抛弃了结构与能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从二者的关系中寻找二者互动的生动过程。而这正代表了当代社会科学学术思潮的新的走向。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并没有必要在一些极端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2.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强调了时间和空间因素的重要性，并将它们纳入到了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心中。激进建构主义认为：环境只是给人提供了可供加工的信息，而信息一旦进入了人脑就再也与环境无关了，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完全是人脑“内部”的事，这就是意味着人脑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任意”的处理。但对于吉登斯来说，人创造了社会，但是同时亦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对吉登斯来讲，制约人的行为的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与空间，他的结构化理论对时空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在《社会的构成》中这样写道：结构化理论构想的“秩序问题”使我们必须面对时空问题，探讨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可以说，时空出现于其理论的各种层面。他指出，以往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理论中，很少考虑过时空的重要性并作出解释。从时间角度上讲的例行化和从空间角度上讲的区域化共同构成了制约人们实践的重要因素，它们不仅指在物理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定位，而且还涉及到与各种常规化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时间的空间的区域分化。也正是基于对时空的分析，吉登斯在以后关于现代性的分析中，从时空分离的角度区别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而且从时空延伸的角度说明了时空关系在社会互动与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及它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位置，他就是从时空延伸的角度分析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关系的。
3.建构主义肯定和强调了认识在思维中的建构性，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建构主义对知识建构过程的解释也引发了这样一种研究问题：外部事物中的人造性质是如何渗入的?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恰恰试图详细地分析这一难题：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双重性。是行动者行为的一部分，在理解人类的能动作用中，他建立了一个分层模式，它综合了心理学、现象学、常人方法学及行动理论因素的成果。这个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人们“反思性监控”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监控受两个层次的意识的影响，一层是“话语意识”，它包括为其所作所为提供理由或解释的能力；另一层是实践意识，是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行动或解释他人行为时无意识中使用的知识。吉登斯力图重新在社会理论中引入无意识，他采用了埃里克松的心理分析观点；许多行为背后的基本力量是无意识的一连串过程，以求在同别人的互动中得到信任感。吉登斯把这个过程定义为行动者的主体性安全感，也就是说，行动背后非常有效但高度分散的力量之一，是维持本体性安全的渴望或者在社会关系中减少焦虑的信任感。他认为本体安全可以通过与他人际遇的例行化，以实践的或者库存的知识对行动的成功解释，以及伴随话语意识而来的理性化能力而得到。制度化模式作为能动性的一个结果，同时也作用于能动性，对于本体安全的无意识动机需要区域化(在空间中的分化)、例行化行动(可预期的，随时间变化而保持平衡的)，这种区域化和例行化的背景，是行动者以前互动的产物，并由行动者的行为建构并再生产。为持续建构惯例和区域，行动者必须使用其库存知识和话语能力以监控自己的行为；制度和行动者互不可缺，因为制度是行动者建构出来的实践，但这种建构依赖于制度模式提供的惯例和区域。
总体而言，建构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强调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建构作用，这一点影响了吉登斯对“能动性”与“能动者”的分析，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将自己与激进的建构主义区别开来。
篇5：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深度审视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二战后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是当代西方学界备受推祟也备受争议的社会理论--结构化理论的创立者.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产生缘于下述背景:一方面,现代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切要求社会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具有深度的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陷入了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之中,迫使当代西方理论家重构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出现了一股“新的综合复兴努力的迹象”[1].吉登斯明确系统地概括了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的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确立了从人类实践活动看待社会的理论向度,把结构与行动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这是其结构化理论最具创新、最显特色之处,它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是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的深刻反思.他吸取了马克思实践观的某些思想,并且做出了富于创见的.思考和发挥,但他夸大了实践主体的能动和能知特性,否认了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而吉登斯实践观存在根本的缺陷.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并没有彻底解决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问题,但无论如何,吉登斯的理论努力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也是富于启发性的.
作 者：李红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年，卷(期)：“”(11)分类号：B15关键词：
篇6：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一、吉登斯的现代性概念
吉登斯本身对现代性概念的使用是宽泛的,现代性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与他的其他的理论研究密不可分。[2]他指出,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3]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明确表述表现为:(1)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说道,现代性约在17世纪现于欧洲,此后不同程度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它主要指社会生活或者组织模式。[1](2)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指出,现代性和工业化的世界基本等同,它首先指建立于后封建欧洲并在20世纪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4](3)在接受皮尔森访谈时,吉登斯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略表述,是一种态度,关于现实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转变的开放想法;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系列政治态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5]
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关联又纠缠不清的“星丛”。吉登斯的现代性概念归结出以下几点:(1)现代性概念的产生和指向具有时空性。把现代性看成是十七世纪最先在欧洲产生,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2)现代性是一种行为制度和社会生活模式高度体现。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伴随着全球化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塑造了民族国家这一行为主体,改变了个人生活方式,渗透到了“最富有个人色彩的领域”;(3)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吉登斯将目光聚焦在西方世界和欧洲历史,民族国家和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辩证运动。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促使世界性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另一方面,交通的便利性使得包括野蛮民族在内的一切民族卷入文明中。[6]
二、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吉登斯与马克思都强调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必然不存在一帆风顺的既定路径,仔细追踪现代性的轨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塑造了其极度推动力,它抛弃了以往沿袭的轨道,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前现代都是不连续的。
(一)时-空分离
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性的时间在“虚空”维度上得以发展:日历在全球范围内被标准化,采用“虚化时间”作为统一时间。时间的虚化启动了空间虚化的进程。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活动受“在场”因素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因素的培育,例如以海底光纤的铺设为代表的物质力量,以Facebook为代表的虚拟力量,使时-空虚化之后独立而分离,分离后为人们所把握,消弭成为社会实践和行为模式。如果没有被分离的时空的重新组合,那么,那些作为现代性特质而作为标识性存在的特定组织,想要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联结北美和亚欧,是不可能的。时空分离的“脱域”为现代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机制,让历史的总体性覆盖到了全球。
(二)脱域机制
“社会关系从彼此活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许多英里外的异地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影响本地事件的发生,反之亦然。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7]吉登斯区分了象征标志的产生和专家系统的建立,这两种脱域类型统称“抽象系统”。货币符号是象征标志的一种特殊类型,现代社会最具有特色的脱域形式就是资本(货币)市场的扩张。
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我们称之为专家系统,我们生活的物质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是由这些体系编织和规定的。[8]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从一个专家系统进入到另一个专家系统。专家系统为跨越延伸的时空提供了预期的保障,将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情境中脱离出来。
(三)现代性的反思性
传统社会中,反思性很大程度上是被限制用来重新阐释传统,由于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与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承认一般的传承”。
与传统的反思不同,现代性反思又被称为知识的反思性,具体是指:因不断受到关于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社会实践不断改变自己在结构上的特征。即文化不断展现新发现,社会实践在不断变化,新的发现不断地返还于社会实践当中去,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部分地正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建构的知识构成的。现代量子力学理论认为观察本身就会干预观察对象,专业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术,进入到它所指的对象当中去,从而原则上、实践中又改变着它所指的对象,得出“不确定原则”或“测不准原理”[9],在某种程度上是“双向阐释的过程”。现代性条件下,没有必然的知识,没有确定性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反思性的基础之上。
三、现代性的制度维度
超越寻求对现代性作出某种单一的、占主导性地位的制度性阐释,吉登斯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归纳了涂尔干的工业主义以及发展韦伯官僚制合理化思想即监督,创造性提出对暴力控制即军事力量,至此实现其对现代性制度维度阐释。
第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次级类型,具有制度性特征:一是强烈的竞争和扩张,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普遍性;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特异性,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支配着制度[10];三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在私有制财产的重要性上;四是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受制于资本的控制。资本主义是作为世界历史“顶点”的资本主义,即马克思所指世界历史性。吉登斯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诊断给予了极高评价,与马克思不同,他不是将资本主义看作塑造现代社会的全部,而是多种元素中的一种。
第二,工业主义。吉登斯对其作出制度性界定:(1)将物质能源运用到生产或影响商品流通的流程中;(2)生产和其他经济过程的机械化;(3)意味着制造业普遍推广的工业主义不单纯指这种产品的制造,主要指生产方式,这里蕴含着产品创造的生产流程;(4)工业主义同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工作地点间的关系存在于生产流程的制度中,工业主义处于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架构之中。[11]
第三,监督。所谓监控,指的是两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一是“信息”的积累即为机构或集团所储存的符号性资源;二是集团内部上级对从属人员活动的监督。[10]这两种活动都是权力产生的主要根源,对社会成员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储存有助于系统地指导对其活动的调控。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及态度的引导,福柯在《纪律与惩戒》中提到过许多例子,像监狱、学校、露天工作场等都属于直接监控的范畴。
第四,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在前现代文明中占据浓墨重彩的位置,但未获得稳定的支撑。现代社会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定界域中,在领土的明确的边界中对暴力工具实现了控制;另一方面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开始关联,突出表现在战争的工业化上,军事武器与工业化任意渗透,推动世界进入了“全面战争时代”以及核战时代的隐约降临。
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进程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军事力量的四位一体格局转化成为全球化框架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相对应,工业主义的全球性维度是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体系,与监控机制相对应的全球性维度是民族国家体系,军事力量的全球化维度是世界军事秩序的出现。[2]那么,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具有何种关联?现代性能否同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中国国情有机融合?而这一系列问题恰恰是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注释
1[1]安冬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2]山小琪.现代性的制度之维[D].复旦大学,2005:6.
3[3]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理论[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4]安冬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9:16.
5[5]安冬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6.
6[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7]安冬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9:19.
8[8]Eloit Freidson.Professional Powers:A study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9[9]百度百科测不准原理[EB/OL].[2013-12-07].http://baike.baidu.com/li nk?url=_SrCp_E8oQhGAoghrvugCweqNYzABmJRuAnVONBz95SENfGaEzE9HfTJ3V8oNqI-G_UIChDOSc_LESemSB7dSa.
10[10]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权力财产与国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1[11]安东尼·吉登斯.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一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