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

论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共11篇）

篇1：论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

中国 《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该法第4条第1款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被认为是食品安全法的一大亮点。但笔者不以为然，因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定位于“议事协调”，与 法律 赋予卫生部“综合协调职责”有床上叠床、屋上架屋之嫌。本文不打算对此进行探讨，而介绍日本于2003年设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希望能有所借鉴。

一、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成立背景

在日本，一方面，伴随 经济 社会的 发展，国民的饮食生活日趋丰富，另一方面，食品相关的 科学 技术在发展、食品流通的大范围化、国际化也在发展，日本饮食生活的周围环境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这一变化为背景，自2001年发生的疯牛病开始，2002年的外国产蔬菜中残留农药、使用国内未登记的农药等，食品安全问题相继发生，国民对确保食品安全性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为了准确地回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不仅仅要确保最终的食品消费的安全性，还要从第一次生产起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以食品影响健康的科学评估为中心的科学方法，防止或抑制给国民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确立确保食品安全的基本原则，建立最优先保护国民健康的新的食品安全行政体制，就成为其紧要的课题。[①] [①]2003年3月13日，《食品安全基本法（草案）》作为内阁提案被提交众议院，后经众议院审议，几次修改，于4月22日通过了该法案。4月23日提交参议院，经审议，5月16日参议院通过。国会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审议之后，于5月23日公布《食品安全基本法》（2003年第48号法律），自7月1日起施行。

《食品安全基本法》由两大支柱构成：第一根支柱是明示确保食品安全的指针（基本理念、相关主体的责任和作用、以及政策制定的基本方针），所以该法是“基本法”；第二根支柱是在内阁府下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②] [②]该法是日本确保食品安全的基本法律，确立了保护国民健康至关重要、从农场到餐桌全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将给国民健康的不良影响防止于未然的三大基本理念，规定了中央、地方公共团体、生产者、运输者、销售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各自的责任，建立了食品影响人身健康的风险评估制度，设立了下辖于内阁府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组织。该法为日本食品安全体制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试图以科学知识为依靠恢复消费者的信心。2003年7月1日，根据《食品安全基本法》的规定，[③] [③]食品安全委员会（简称“食安会”）正式成立，隶属于内阁府。

日本之所以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其直接契机就是2001年日本本土发生的疯牛病事件给食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2001年9月10日，日本千叶县发现首例疯牛病牛肉销量骤降，养牛户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随着第二例、第三例疯牛病的发现，日本消费者一时间“谈牛色变”。[④] [④]日本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查明感染源，全面禁止制造、销售含有肉骨粉的饲料，确立了肉食牛的全头检查体制，并采取紧急措施稳定生产者和牛肉相关 企业 的经营。2001年11月6日，农林水产大臣和厚生劳动大臣成立了“bse问题调查研究委员会”，作为其私人的咨询机构。2002年4月2日，bse问题调查研究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出，[⑤] [⑤]现行的食品安全行政存在着诸多缺陷：缺乏危机意识、欠缺危机管理体制，行政轻视消费者、而以生产者优先，行政机构决策过程不透明，农林水产省与厚生劳动省合作不足，行政不能适当地反映专家的意见，信息公开不彻底、消费者难以理解。因而，今后的食品安全行政要变换从前的想法，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导入世界标准的风险分析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以此为重点，对整个食品关联法制进行根本性的重估。该报告还建议设置一个以风险评估功能为中心、具有独立性、一贯性的新的食品安全行政机关。这一报告也基本为6月11日的食品安全行政相关阁僚会议所采纳，也成为《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基础。

此前，欧洲也发生过类似的疯牛病事件，欧盟收拾残局的关键一招就是成立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日本借鉴了欧盟的这一做法，汲取以往的教训，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应该说，在行政瘦身化（slim）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仍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而且最终获得国会的批准，一方面显示出国会对此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足可见当时民众不信任食品行政的严重程度。

二、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性质

食品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根据科学知识，对相关行政机关的风险管理进行客观、中立、公正的风险评估的独立机关。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业务就是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相关大臣进行劝告，它并不担任制定、实施规制措施等行政任务。从而，在与国民的关系上，它并不是制定标准、实施行政处理、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从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所辖事务来看，其性质或者说在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定位，并不是《国家行政组织法》上的行政委员会（即所谓“三条机关”），而是相当于审议会（即所谓“八条机关”）。[⑥] [⑥] 所谓三条机关，是指《国家行政组织法》第3条规定的机关。第3条（行政机关的设置、废止、任务及所辖事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由本法规定。”“设置为行政组织的国家行政机关为省、委员会和厅。其设置和废止另有法律规定。”“省是在内阁统辖之下，处理行政事务的机关。委员会和厅作为外局设于省之下。”“设置的第二款国家行政机关，在第一附表中列举。”所谓八条机关，是指《国家行政组织法》第8条规定的机关。第8条（审议会等）规定：“第三条的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所掌事务范围内，根据法律或政令的规定，为了对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审议、不服审查、以及其他适于由富有学识经验者等的合议处理的事务，可设置合议制机关”。虽然三条机关和八条机关中均可有委员会，但其职能是不同的。三条机关中的委员会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要处理行政事务，按照《国家行政组织法》第一附表的规定，目前只有公害等调整委员会、公安审査委员会、中央劳动委员会和运输安全委员会四个。但八条机关中的委员会则主要是负责审议，而不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显然，根据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职责定位，它应该属于八条机关。

三、委员会的组织构成

食品安全委员会虽然地位较高，但组织构成却相对简单，人员稀少。委员会由委员构成，同时设事务局和专门的调查会。

（一）委员和委员长

“为了不要借科学之名而变成安全宣言机关，委员会的委员人选便是头等重要。” [⑦] [⑦]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名为兼职。委员从优秀的食品安全的有识之士中选出，经国会两院同意，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委员任期届满或出现人员不足时，如果因国会闭会或众议院解散而无法获得国会两院的同意，内阁总理大臣可直接从具备资格者中任命委员。但应在任命后首次国会上获得两议院的事后承认。如果不能得到两议院的事后承认，内阁总理大臣应立即罢免该委员。[⑧] [⑧] 委员任期三年。但补任委员的任期为前任的剩余任期。委员可以连任。委员任期届满时，该委员应继续履行职责至任命了后任者为止。内阁总理大臣认为委员存在身心障碍无法执行职务，或委员违反职务上的义务以及其他不适合委员从事的不良行为时，经两议院同意，可予以罢免。[⑨] [⑨] 委员在服务时享有法律规定的津贴，但同时鉴于其职务的重要性和专业性，也需要恪守一定的纪律和义务。《食品安全基本法》要求委员不得泄漏职务上得知的秘密。退职后亦不得泄密。另外，委员在任期间不得在政党以及其他 政治 团体任职，不得积极从事政治运动。除经内阁总理大臣许可外，专职的委员在任期间不得从事取得报酬的其他职务，不得经营营利性企业，不得从事其他以金钱上利益为目的的业务。[⑩] [⑩]这虽然限制了委员的政治活动自由和经济自由，但却是因其担负法定职责所带来的必然要求。如此，方能确保委员履行职责时是本着其自身的专业素养，而不是党派或某个特定企业的利益出发，从而保证其决定的中立性和可靠性，进而从组织上保障食品安全行政的有效运作。

为调查审议专门的事项，委员会可设置专门委员。专门委员由内阁总理大臣从富有学识经验者中任命。专门委员在调查审议该专门事项终了时解任。专门委员同样也是兼职。

委员会设委员长，委员长由委员从专职委员中互选确定。委员长总理会务，代表委员会。委员长发生事故时，由委员长预先指定的专职委员代理其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食安会的委员全部由专家组成，这虽然有助于保证食安会的专业性，但这也遭致了一定的批评。有学者批评认为，食安会以最优先保护国民健康为基本理念，却一个连一名消费者代表也没有选出。[11] [11]七名委员均为专家，而不像欧盟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运营委员会那样还包含消费者和产业界的代表。谷垣祯一大臣在国会曾答辩称，从科学的观点出发进行风险评估，此为第一要义，而不一定要委以调整利害之任。这一观点对专家客观判断的信赖是浓厚的，但对透明性、独立性的考虑则是不足的。[12] [12]从后文关于食品安全委员会职权职责的介绍也可以看出，食品安全委员会对相关大臣享有劝告和监督的权力，承担着部分风险管理的职能，如此在委员会中就有必要有消费者代表的参加。消费者代表的加入有助于弥补专家理性的可能不足，有助于防止专家借科学之名而行背叛民众之实。

（二）调查会和事务局

委员会设置了规划、风险沟通、紧急应对三个大的专门调查会，然后根据各种危险设置了14个具体的专门调查会和一系列的评估组。评估组共包括四大种类，分别是化学物质类评估组（添加剂、农药、动物用药品、器具、容器包装、化学物质、污染物）、生物类评估组（微生物、病毒、朊病毒（prion）、霉变、自然 毒素等）、新食品等评估组（转基因食品、新开发食品、肥料、饲料等）。专门调查会总计有240人。

根据《食品安全基本法》的规定，委员会设置事务局，处理委员会的事务。事务局设事务局长一人，并配备一定的职员。事务局长受命于委员长，管理局务。[13] [13]至于事务局的内部组织架设则是由《食品安全委员会令》 [14] [14]来规定的。事务局设事务局次长一人。事务局次长，协助事务局长，整理局务。[15] [15] 事务局可设置四个以内的科室。此外，委员会事务局还可奉命设置参与筹划局务相关重要事项的职位。同时，《食品安全委员会令》还作出授权，由内阁府令规定委员会事务局的内部组织的细目。[16] [16]现在，事务局共设四科一官，即总务科、评估科、劝告宣传科、信息·紧急应对科和风险沟通官。

三、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权限

《食品安全基本法》对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其职责权限主要包括风险评估、提供咨询、调查审议、风险沟通和应对危机几个方面。[17] [17]

（一）风险评估

所谓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是指“对摄取含有危害的食品有多大的概率、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人身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进行科学评估。例如，对于残留农药和食品添加剂，根据动物的毒性试验结果，推定人一生中每日摄取不会对人身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量（日摄取容许量，adi），然后再设定这样的标准。” [18] [18] 以往，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浑然一体。在设置食安会之后，明确区分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使风险的评估与管理相分离，由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一元化的风险评估，而由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等其他规制机关进行风险管理。这是日本食品安全行政的一项重要改革。在风险评估机关上存在着两种类型：一个是英国型或一体型，由同一个机关同时实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另一个是法国型或分离型，即由不同的机关分别实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是一体型好还是分离型好，取决于各国自身的状况。如果拥有决定风险管理政策权限的组织不能听取风险评估的科学家的意见，将两者分离，使风险评估机关独立出来，明确风险管理的政策责任是有必要的。在日本，行政常常无视、轻视科学家的警告，为此有必要加工风险评估机关独立出来，并赋予其对风险管理机关的劝告权。[19] [19]日本的分离型风险评估机关是基于其自身行政的 历史 而作出的选择。

食品安全委员会所进行的风险评估，又称之为“食品影响健康评价”，即根据科学知识，对食品本身含有或加入到食品中的影响人身健康的生物学的、化学的、物理上的因素和状态进行评价，看其是否影响人身健康以及影响的程度。这是食品安全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责。食品安全委员会应根据有关机关的要求或者主动对食品影响健康进行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的结果，通过内阁总理大臣，劝告相关各个大臣所应采取的食品安全政策；基于评价的结果，监督所采取政策的实施状况，在必要时，可通过内阁总理大臣劝告相关的各个大臣。相关各个大臣应向委员会报告其就劝告所采取的措施。[20] [20]这种两种劝告以及在劝告之后的监督的职权，使得食品安全委员会又区别于一般的审议会，使得食品安全委员会事实上拥有与各省厅的调整功能。因而，对委员会的公共性进行分析是重要的。[21] [21] 食安会的风险评估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评估，另一种是任意性评估。前者诸如根据《食品卫生法》、《农药取缔法》等法律制定或修改相关规格、标准等措施时，应当听取食安会的意见； [22] [22]其他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相关大臣在必要时可以请求食安会提供意见。

（二）提供咨询

政府应就实施食品安全诸项政策所采取的措施，制定措施实施的基本事项。内阁总理大臣应在制定基本事项的提案前，听取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意见后，然后请求阁议的决定。食品安全委员会应向内阁总理大臣陈述意见。

相关各个大臣认为对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有必要的，可以听取委员会的意见。但在食品影响健康评价中，则应当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只有在委员会认为从政策的内容看进行食品影响健康评价明显没有必要的，或者相关各个大臣认为需紧急防止、抑制对人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而不能事前进行食品影响健康评价的，才能不事前听取委员会的意见。但在紧急事态之后，相关各个大臣应在制定食品安全政策后的一定期间内向委员会报告，听取委员会的意见。

（三）调查审议

食品安全委员会应调查审议食品安全政策的重要事项，在必要时，向相关行政机关的首长陈述意见。为了实施评价等活动，还应进行必要的科学调查研究。委员会认为对其完成所管事务有必要的，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首长提供资料、表明意见、进行说明以及提供其他必要的帮助；可委托独立行政法人、一般社团法人、一般财团法人、企业以及其他民间团体、都道府县的试验研究机关和有学识经验者进行必要的调查。

篇2：论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

尽管中国与日本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但是，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在语言文化方面更是有着较多的不同之处。尽管说在中日两国交流过程中，日本从中国吸收了较多的语言文化元素，呈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然而，日本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多方面都与中国不同，其语言文化必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事实上，日本语言是日本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反映了日本这个民族的个性与历史。因此，日本语言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表达特征，即暧昧性，它是日本民族独特的思维习惯决定的，并通过此特点与其他国家语言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2、日本语言文化形成的独特背景

日本人有着谦逊和含蓄的个性特征，在工作和生活中崇尚团队合作精神，处处以谦让为主，充分体现了“和为贵”的为人处事原则。这些性格特征与处事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语言文化特点。当然，他们的语言文化形成还与所处的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生产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独特的地理环境。日本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早期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很容易与其他国家民族产生矛盾和冲突，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但是，它的地理环境又让它的经济发展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而这些劳作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必须强调合作性与默契性的。久而久之，日本人就开始重视团队合作精神，并崇尚团体合作方式。此外，日本又是一个在山地上进行种植的国家，如果农户间不协调好关系，很容易产生矛盾。因此，日本人在长期的劳作中又形成了集体观念和换位思考的方式;

(2)传统的“和为贵”思想。在日本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了协调内部民众间的矛盾与冲突，日本人开始重视良好关系的构建问题。这表现在语言文化中，就是他们更倾向于使用那种含蓄和委婉的表达方式。如果一个个人做出了一些与集体思想相悖的事情，将会被其他人耻笑甚至排斥。因此，日本人十分重视与周围人的关系，有时甚至把别人的观点看的比自己都重要。他们在这种道德标准的引领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强调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良好氛围，并进而在语言表达中呈现出一种更为谦逊的发展趋势。

3、日本语言文化的表达特征

日本语言文化的表达特征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思维模式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们性格习惯的根本反映。日语学习者只有很好的了解日本语言与日本文化，才可能真正学好和运用好日语。就现有的状况来分析，日本语言文化最为显著的表达特征就是它的暧昧性，这是日本人克制含蓄的生活态度与行为习惯决定的。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下日本语言文化的暧昧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强烈的内外意识。日本这个民族有着较为强烈的内外意识，因此，他们的语言中很少使用你、我这样的词汇来进行表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代词显得有些生疏和死板。换言之，日本语言中常常会使用一些内外分明的措辞或者敬语词汇来表达你我之分。有时，日语中也会通过授受关系句型来表达你我之分。然而，这与中国语言之间的差距性较大，因为我们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方式，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中日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表达差异。当然，日语中还有很多关于天气等礼节性的寒暄语，这在汉语中也是没有的语言表达方式;

篇3：论“小物”意识的日本人

千叶敦子在《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ぞ、日本人》中谈到“小物に凝る男たち”, 比方说, 大多数日本人为了说明问题, 会从口袋或是文具袋中拿出笔画图作解释, 笔不是我们熟知的黑色或是藏青色, 而是绿色或是橙色, 因为这样的颜色更加醒目, 更适合明示问题。不光是文具用品, 名片夹、钥匙包、领带夹、钱包、手表等等, 日本人钟爱小物件的情结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日本人对小物的喜好源于日本文化中的精于细节。大和民族身处狭窄的列岛, 四面环海, 山岭绵延, 最高的富士山海拔只有3776米, 河流纵横, 但河床短浅, 涓涓细流, 日本自然景观中多为小巧而纤丽。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一是“纤细与素朴”。人们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 并在温和的自然环境的包围中, 养成了纤细的感觉和素朴的感情, 对事物表现了特别的敏感和素朴, 乐于追求小巧和清纯的东西。

二、“小物”意识的体现

仅从以下几方面便可窥见一斑。

(一) 厕所文化

日本人对关注日常生活小事的态度, 细微到了极致而且处处折射出人性的设计。女生上厕所时总是担心被人听到“不雅之声”, 所以就有了一种叫“音姬”的模拟冲水声设计, 一进厕所按下冲水阀, 一来可以掩饰, 二来可以节约用水。

在日本大多公共厕所都非常干净, 而且装修也很讲究。有许多厕所还安装有急救铃, 以供体弱者或老人遇紧急情况时呼救;有的公厕还预备了婴儿床, 既方便孩子换尿布, 也方便大人如厕。另外, 日本人还发明了带烘干装置的自动坐便器, 并且大多数的坐便上都有温度调节器, 这样即便在严冬我们也不会感觉接触肌肤时的冰冷。

(二) 丰田汽车的管理

广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兴亚在谈到丰田的管理上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是“细致”。广州丰田的员工开电瓶车路过车间每个路口时, 不管有没有人都会停下, 并且要用手左、中、右各指一下, 确定路口没人没车才会继续行进。这样的举动在国人看来似乎有点傻, 在广州丰田却是每个开电瓶车员工都会自觉做到的。

另外一个例子, 广州丰田总经理葛原徹在广州丰田第一店视察的时候, 发现店员在帮助车主倒车进入维修区域时, 要做到一次性倒车入库很难, 于是他就找准最佳角度, 在地上画了一条线, 店员以后每次倒车时只要按着这条线的指引, 就可以一次性倒车入库。这条线也被销售店的员工称为“葛原线”, 最后被推广到了全国的销售店。

冯兴亚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日本人对细节的注重, 力求每一个细节都精细到可被度量的程度, 从而最大化地避免浪费。”

(三) 成都伊藤洋华堂的细节管理

伊藤洋华堂进入中国15年, 共有3家合资公司, 分别设立在成都和北京。日本伊藤洋华堂1958年创立, 是日本流通领域利润水平最高的公司之一。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数据, 伊藤洋华堂在中国的平均单店收入为5.77亿元人民币, 比它的竞争对手高出一截, 家乐福和沃尔玛的这一数字分别为2.23亿和1.58亿。

伊藤的成功得益于它无微不至的细节管理。他们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拜访住户, 打开市民家的冰箱和柜子, 了解冰箱和柜子里什么是必要的, 还缺什么, 甚至翻居民垃圾袋, 寻找他们的必需品。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管理的精细无处不在。

1. 各柜台的营业员站立在柜台前向顾客欢迎致意, 她们衣着整齐, 面带微笑, 对顾客彬彬有礼。

2. 各种特色熟食任意品尝。

3. 店内很多地方都安放了长凳, 这很方便顾客, 走累了可以停下来坐坐。

4. 店内提供婴儿休息室。因为很多顾客来购物, 都带着婴儿, 当孩子睡熟了的时候, 就可以带着婴儿来休息, 里面是有婴儿床的, 很方便, 舒适。

5. 洗手间的龙头是感应式的, 手可不接触岀水器具, 做到真正的卫生。室内还安装了嗽叭, 播放着轻音乐, 洗手也可慢慢享受。

无处不在的细节化, 人性化管理成就了伊藤的成功。去过伊藤购物的人, 都有种感觉:自已真做了回“上帝”。

三、对小物大精神的思考

谈到日本人注重细节, 我们可能会说日本人主要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不可否认, 这些小设计、小发明的确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是, 透过这些小设计、小发明, 我们还可以看到, 日本人对改善生活的重视和他们身上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以细节为先, 真正考虑到人的需求, 的确是日本这个岛国在不少方面能够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原因之一, 从这层意义上来看, 是否应该值得处处以大国自居的我们学习呢?

当下正处于中日关系极其微妙的时期, 日语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如何看待日本, 成了非常敏感的话题。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说过, “我们对日本缺乏超越情绪的勇气”。某报一篇文章的标题也曾写道“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

2007年在杭州举行女足世界杯上, 日本女足受尽了在场中国球迷的冷遇甚至还遭到了嘘声。然而, 在比赛结束后, 日本女足队员向现场球迷拉出了写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谢谢中国”的横幅, 并深鞠一躬。这是我们国人所无法做到的, 难道我们对日本就只剩下仇恨吗?!凡事从细节入手的日本人为日本的产品品质提供了重要保证, 除了给他们带去可观的经济效益外, 还为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信誉的同时带给民族的是自信和魅力, 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点。甘地说过, “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历史固然不能忘却, 但“面向未来”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摘要：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小物”就有种特殊的情结, 这种情结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深深地影响着他们, 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 为日本的产品品质提供了重要保证, 为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信誉。凡事从细节入手的精神, 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关键词：小物,细节,信誉

参考文献

[1]杨红.王景杰.论日本人“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J].重庆大学学报, 2006, (12) .5.

[2]千叶敦子.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ぞ、日本人[A].王健宜, 刘桂敏.高级日语精读[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3]孙耿.嘘声与鞠躬的较量学习日本“感谢中国”的胸怀[J].国际先驱导报, 2007, 9.

[4]陈鑫欣.向日本人学什么:做事不取巧成细节大师.大洋网-广州日报.

篇4：论日本文化中的民族性

一、危机意识与进取

长期以来，一种生存危机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时常困扰日本人的心灵，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瘠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主观上是由于日本一直处于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国边缘，以自身古代文明与三大文明古国比试，造成日本国民心理紧张，时常伴随一种危机意识。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与发达文明交往过程中，日本人多因这种不安而产生自卑心理。

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就此指出：“从《海国兵谈》②起，已经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无论贵贱上下都应当防卫日本的思想。这种全民族‘防卫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切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以及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排外、攘夷行动③，其所表现的民族意识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识，是一种自然属性居多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保持原来的自我，维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日本民族拥有止于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于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内质心理，这促使他们不断积极进取，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更不嫌弃自己的历史贫乏，先拜中国为师，后结欧美为友，主动走出去，虚心请回来，如饥似渴地汲取异国疆域的优秀文化，修补自身文明的鄙陋。岩仓使节团④“任务书”这样写道：“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木户孝允⑤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日本人“与今日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更为论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国民性的活动半径，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来培养国民，教育后代。”日本引进先进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机意识对于一个民族既是一种生命力，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认为：“美国所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强大压力的情由下，常把压力变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积极进取并超越危机，他们敢于同舟共济，身居列岛而放眼世界，哪里有他们的利益，哪里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国土”。

日本对外咄咄逼人，以其进攻获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便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就会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邻为壑，这样的危机意识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对邻国的快速发展而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构筑“对华包围圈”，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二、集团意识与和谐

日本人对群体、对集团具有一种强烈的的归属感，他们都有自己的“集团”。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集团或潮流中，将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团里，日本人才会觉得找到了自我位置与价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稀少，地震灾害频发，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环境;而以种水稻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横向结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观念。

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指出：日本所处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集体竞争的地方。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员工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雇员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要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意识最明显的表现。

日本也崇尚极强的个性，信守“个人发达”，但这种个性往往需要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建立在集体观念之上。美国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在日本，为了进一步强化集体意识、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内部强调“和亲一致、以和为贵、让而不争”的和谐理念，提倡奋斗，把集体作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尽量融合感情，减少摩擦，避免内耗，协作共奋，做到“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业提倡在内部“让而不争”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但在外边则是“争而不让，争而必胜”。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在于国民的服从性极强，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来自集体主义。

篇5：论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

日本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与食品添加剂分开管理。日本食品卫生法规定，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可能含有有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日本劳动厚生省可以根据需要制定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的标准与卫生要求，一旦颁布了相应标准，则禁止不符合标准的材料生产和销售。

日本劳动厚生省颁布的标准分为3类（1）一般标准，规定了所有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中重金属，特别是铅的含量要求。例如，规定马口铁中的铅的含量不得超过5%，其他金属容器不得超过10%。该类标准还规定，包装材料使用合成色素必须经过劳动厚生省的批准。（2）类别标准，建立了金属罐、玻璃、陶瓷、橡胶等类物质的类别标准；此外还制定了13类聚合物的标准，包括PVC、PE、PP、PS、PVDC、PMMA、PC、PVOH等。（3）专门用途标准；对于具有特定用途的材料指定的标准，如巴氏杀菌牛奶采用包装、街头食品用包装等。

日本对食品包装材料的管理除尊照上述食品卫生法的要求外，更多的是通过相关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例如，日本卫生烯烃与苯乙烯塑料协会，（JHOSPA）制定了各类适合于生产食品包装材料的物质肯定列表；日本印刷油墨行业协会，则制定了不适合印刷食品包装材料物质的否定列表。行业协会组织指定的推荐性标准被业内广泛采纳，已经成为整个食品包装行业生产销售链的合格评定依据。

篇6：日本环境伦理思想研究论纲

日本环境伦理思想产生于公害引起的社会问题,它历经了四个阶段,现已进入成熟期,其主要论题涉及五大方面;日本重要思想家的环境伦理观主要有池田大作的依正不二观、高桥进的东方人伦观、岩佐茂的社会批判观、丸山竹秋的地球伦理学、岸根卓郎的共生系统观.对日本环境伦理思想的.评价要从其与日本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比较入手.日本环境伦理思想的未来走向有五大趋向.

作 者：曾建平杨方 作者单位：曾建平(吉首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

杨方(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

篇7：论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

关键词：日本文化,开放性,主体性,混杂性

若将中国文化看成是“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 那将日本文化认为是“继发的”、“摄取性”的文化也不为过。正是这种特性使日本文化具有了开放性和主体性。

一

东亚文明圈或儒教文明圈、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圈、西亚和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圈、南亚的佛教文明圈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圈。其中, 历史最为悠久、范围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成果最为辉煌的当属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儒教。儒教文明圈发祥于中国, 形成、完善于中国。中国作为东亚传统文明的核心, 对周边各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是以汉族为首的中华民族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历经漫长的历史, 不断地与大自然相抗争之下形成的文明的结晶。中华民族创造出独立的、自主的、独特的传统文化,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直至所谓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时, 才具有了根基。在历经秦代和汉代之后拥有了最终形态。之后, 虽然在宋代、明代时有所变动, 但是并未跳脱出原有的范畴。中国文明源于自然, 具有自主性、独立性, 所以被称为“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此类文化一旦形成并且定型, 就表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与周围相异的古代文化抑或文明圈的文化交流、对峙, 甚至起冲突时, 亦能够发挥强而有力的主导性和自主性。关于中华文明的这些特性, 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提出:中国和西方邻国的交流和融合超乎想象之多, 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中的精髓并没有随之改变, 而是保持着自发性延续至今。

中国文明的自立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原生性”这一点上, 而且体现在相对的“单一性”特征中。从古至今的中国传统文明, 从定型以来, 历经了与多民族间的战乱和动荡。在世界的大舞台上, 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文明和文化要素, 虽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冲突, 但中华文明的主体和基本构成并未发生太大改变, 逐步繁衍传递了下来。在历史长河中, 虽然曾被文化相异的其他民族侵略, 并曾一度被支配, 但是中华文明保持着其傲人的身姿传延至今。相反, 入侵中原的少数民族被伟大的中华文明所同化, 或被排除出了东亚文明圈之外。和中华文明并驾齐驱的外来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冲突也大致如此。例如, 对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的佛教。佛教于东汉时期自印度传至中国, 经隋、唐到达了鼎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喜好, 佛教曾一度被重视, 甚至超越了儒教, 但最终仍被抑制。佛教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终究还是儒教的附属物。此外, 伊斯兰教亦是如此。七世纪中叶, 伊斯兰教传至中国, 宋代、元代之后渐渐发展, 明末清初时期出现了伊斯兰教学者, 伊斯兰教教育也大为盛行, 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其影响虽然遍及中国的广大区域, 但仍然无法对抗中国文化的核心———儒教, 也未能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文化。归根结底, 伊斯兰教在中国能够存在并得到发展, 源于它的存在并未对儒教造成威胁。另外, 和儒教文化天差地别的基督教也在唐代传至中国, 也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基督教在元代、明代、清代曾数度在中国进行宣传活动, 但也数度被中止。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排他性之强确实惊人, 这也体现出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和“持续性”。

二

(一) 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和“周边性”

与中国文明的“原生性”和“持续性”相比, 日本传统文化则具有“开放性”和“周边性”。日本文化作为周边文明, 从古代起, 经过漫长的年月孤立地发展至今。古时的日本, 是位于东亚的一座孤岛, 独自地发展着自己的文化。E.o.ライシャワ在其所著的『ザ.ジャパニーズ』中提道:“日本农业文明的产生比起欧洲、中东、印度、中国落后了几千年。”如果没有外来文明的话, 日本文明的发展将是另一番境况。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 日本列岛一直保持着当地文明———绳文文化。绳文文化是原始的采集文化和旧石器时代的文明, 持续了约8000年。如『ザ.ジャパニーズ』记载:“在我们的祖先孤立于日本列岛, 长期停滞在石器文明止步不前的同时, 大陆的汉族早已经迎来了金属时代, 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的发展令人瞩目, 影响力也涉及我日本列岛, 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随着大陆稻作文化圈的民族携带着金属登陆日本列岛, 日本就由原始的采集文化进入水田农耕阶段, 由旧石器时代进化到铁器和青铜器并用的时代, 产生了灿烂辉煌的弥生文化。绳文文化和弥生文化的融合使得日本民族得以诞生。日本文化自身的自然进化, 历经了缓慢的形成过程之后, 随着弥生时代来自先进的大陆外来文明的渗透而中断。由于本土的绳文文化和大陆先进文化的巨大落差, 日本并没有抗拒外来的先进文化, 而是兼收并蓄、纳为己用。而且, 由于引进、吸收了外来文明, 日本列岛迎来了质的飞跃, 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就具有了开放性这一特征。根据开放性, 日本将华夏文明、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南蛮文化、荷兰文化、西欧文化、美国文化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融入本国文明。其过程, 可分为以下三大时期:公元645年, 大化改新前后对中国隋唐文化的摄取;1868年, 明治维新时期对西欧文化的摄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对美国文化的摄取。

(二) 日本文化的主体性

日本文化并不仅仅只具有摄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开放性, 同时, 也具有消化、改造、同化吸取的外来文化的主体性。日本外来文化的摄取不是仅限于模仿, 而是在考虑到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一种选择、一种学习。因此, 日本文化也具有主体性这一特质。

首先, 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体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导性方面。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 日本皆选择了当时全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例如, 公元5—6世纪, 中国不仅是古代亚洲文明的中心, 而且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 日本将中国隋唐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挪为己用。又譬如公元18—19世纪, 欧洲作为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成为了近代文明的中心。日本就由欧洲引进了近代学术和近代思想, 以及近代产业和经济制度。二战后, 美国作为世界现代文明的典范, 成为各国的憧憬, 日本也迅速引进了美国的议会民主主义制度和管理科学, 将美式生活模式普及到全国。

其次, 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体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选择性方面。日本总是吸取世界当时最先进的文化, 而且是对本国发展有益的、能够适应本国国情的文化。例如, 在古代吸收中国文明时, 日本引进了隋唐时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 却抵制了难以在日本实施的科举制和宦官制。中国的科举制虽然有利于人才的选拔, 但不能适应日本固有的身份制和世袭制, 所以日本放弃了科举制。

再次, 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体现在其融合性方面。在吸收外来文化时, 日本并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 而是表现出了极强的融合性。日本在改造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将外来文化日本化。例如, 日本通过改造汉字, 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也就是, 以汉字的草书为基础创造出平假名;以楷书为模板, 创造出片假名。此外, 对传至国内的佛教进行改造, 融入日本的固有思想, 创造出“现世佛教”。而且在吸取中国儒学思想的过程中, 将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改变成以“忠”为本的日本儒学, 应用于日本天皇制度。

最后, 日本文化又具有对固有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例如, 起源于中国, 却因为战火而失去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茶道、花道、宫廷音乐等, 日本将这些国粹依样保存, 流传至今。

(三) 日本文化的混杂性

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又使日本文化具有了混杂性。在日本文化中, 古与今、和与洋、洋与洋的文化要素在统一的文化体系中并存。在明治文化中, 作为神话传说中“神的子孙”的天皇既是政治上、宗教上的权威, 又在近代的范畴中的议会上体现了其地位。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既有洋室、洋服、洋食、洋乐, 又有和室、和服、和食、邦乐。即使同为外来文明, 各国的文化在日本文化中也得以并存。例如, 英国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进化论, 法国的天赋人权论, 德国的国家思想体系、观念论, 等等。

日本文化的混杂性在日语中体现无遗。以下类似的广告在日本随处可见:「シャープなラインが、プーマらしいスタイルのこちら。フリークライミングシューズをモチーフにしたデザイン。」现在的日语中, 除了汉字之外还包括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来语。有人断言, 一百年, 或两百年后, 日语将有70%或者一半将由外来语构成。也有人称日语为“无国籍语言”。日本文化的混杂性特征使得日本文化又被称为二重文化、混合文化、混血文化、杂种文化、合金文化。

参考文献

[1]E.o.ライシャワ.ザ.ジャパニーズ[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篇8：论业主委员会制度的缺憾及完善

《物业管理条例》已实施一年有余了，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物业管理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物业管理行业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但现实中的物业管理仍存在许多问题无法可依，本文仅指出业主委员会制度的缺陷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业主委员会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模糊

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又称“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次把“业主委员会”在行政法规这样高层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从而在立法层面上正式创立了业主委员会制度。《条例》第1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而对于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条例》的定性十分模糊，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表述。有观点认为，业主委员会是独立的社团法人。也有观点认为，业主委员会属于亨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非法人组织。还有观点认为，它既不是独立法人，也不享有《民事诉讼法》中“其他组织”的独立诉讼主体资格。

(二)业主委员会成立的数量少

《条例》第11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履行下列职责：(二)选举、更换业主委员会委员，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第10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但是，由于《条例》对此并未做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规定其不成立或不备案的法律后果，从而造成了某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业主委员会数量极少的现状。据报载，乌鲁木齐市的物业管理公司大大小小已达242家，物业管理行业已初具规模。然而，全市830多个住宅小区，仅有50多个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的`数量相差悬殊。

(三)业主委员会缺乏经费，不能有效地开展管理活动

《条例》第15条规定了业主委员会的五项职责，但是没有规定其办公经费的来源，从而造成了现实中很多业主委员会由于缺乏经费，不能有效地开展物业管理活动。甚至，还出现了业主委员会委员借口缺乏办公经费而拒绝履行其职责的情况。而且，很多委员都很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工作。没有经费加之没有时间成为一些委员拒绝参加业主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借口。

(四)业主委员会超越代理权、滥用职权

《条例》虽然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条款过于抽象，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此外，《条例》没有规定业主委员会超越大会授权范围所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其对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上述问题导致了现实中很多业主委员会超越代理权，甚至滥用职权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的情况。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德州高层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在没有得到业主大会的同意且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便同意了物业管理公司使用专项维修基金。一年之中小区内的675家住户少则分摊到多元维修费，多则近4000元。在业主们的强烈要求下，业主委员会才召开了部分业主会议，要求物业在5天内公布明细帐目，支出总额及每平方米分摊的费用，但事后又杳无音信。

二、关于完善业主委员会制度的建议

(一)确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业主委员会应具有非法人团体的性质，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应当具有诉讼能力。首先，《条例》第16条规定了业主委员会应当向物业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而不是按照《社团法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即明确了业主委员会不属于社团法人。

其次，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非法人团体(或称非法人组织)已成为实际存在的第三类民事主体。学者通说也认为非法人团体虽然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也规定了“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备受瞩目的《中国物权法草案》第113条也规定，管理委员会和管理人具有当事人能力，可以独立充任原告或被告。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物权法草案》亦倾向于将业主管理委员会纳入“非法人组织”予以规制，并赋予其诉讼当事人的地位。这无疑是对我国《民法通则》中民事主的一个突破，亦是民法理论研究对实践的积极回应。从实践看，既然法律规定了业主委员会有独立的职责，就应为其履行职责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否则对其行使职责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二)实现业主委员会的规范化

首先，确立业主委员会聘任制。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聘任，并由业主大会向其颁发写明代理权范围的授权书。它的委员可以是业主，也可以是其他人;若不是业主，则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

其次，确定适当的聘期。聘期过长，则易招致惰性，不利于积极有效地开展管理工作;还容易滋生贪污挪用的情况。过短则又会因委员变动频繁，致使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不利于自身的管理。

(三)规范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和业主关系

加强全体业主和业主大会对于业主委员会的监督权。首先，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现行的物业管理制度虽然就业主委员会应该向业主大会承担的职责有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更细化的职责，法律法规则缺少相应的规定。为了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有必要对其职责做出更详细的规定。其次，确立业主委员会定期报告制度，使其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全体业主对业主委员会的行为负责，同时，业主委员会的委员也应该向全体业主尽善管理人的责任。业主委员会应定期向业主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若业主大会发现业主委员会超越代理权的范围行事，或者为任何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的行为时，可以随时依照其协议解聘业主委员会委员，拒绝承认其行为对全体业主的法律效力，并保留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篇9：浅论日本儿童节怎么过

在日本习俗里，三岁、五岁和七岁是小朋友特别幸运的三个年纪，所以每年的这一天，会专门为这三个年纪的孩子热闹地庆祝一番。

这一天，小朋友会穿上最好的传统和服，还会背上一个画了松树、乌龟或鹤等图案的小纸袋，纸袋里装满了父母买的糖果和玩具。穿戴整齐后，父母会带小朋友上日本神社，祈求并感谢神明给小朋友带来健康和快乐。

篇10：试论日本二战后的反战文学

日本二战后的反战文学是指“对战争持否定态度, 含有反战思想的文学”。“反战思想”既包括消极的厌战、积极的反战, 也包括反对军国主义的思想。本文对日本二战后的反战文学作品及这些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特点做介绍。

2. 日本二战后反战文学的创作背景

日本二战后反战文学的创作背景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作家在战场上对战争的体验。日本二战后的很多反战文学作家都是二战的直接参与者。这些作家中, 许多人在二战前接触过西方的不同思想, 如自由主义、马列主义, 一些人有过左翼运动的体验。在军国主义的高压控制下, 这些人被迫应征走上战场, 他们对战争有了实实在在的体验, 目睹了二战末期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经历了战场上的腥风血雨以及生与死的考验。这些作家在二战末期体验是一种受害体验。这种体验使作家们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本能地厌恶战争、诅咒战争, 并引发他们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冲动, 抒发他们的受害情感, 倾泻自己压抑已久的郁愤。

二是作家对二战后生活的体验。一些作家常被称为“原子弹文学”作家。这些作家大多亲身经历了美军对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 经受了原子弹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的生活也受到美国盟军占领政策的影响, 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生存背景等都与传统的日本式生活有很大不同。而且, 美国盟军还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 在1951年同日本签订了对日媾和的日美安保条约, 在日本建造许多军事基地, 这也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但是, 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却在日渐淡化。一些作家警觉到了这一点, 他们通过创作战争文学, 警醒人民记住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灾难。

3. 日本二战后反战文学的特点

一是描写日军在战场上的厌战情绪。如梅崎春生的《樱岛》 (1946) 描写了主人公本能地抗拒强加于自身的死亡、追求生的希望 ;《剧烈摇摆的风筝》 (1963) 则描写中士川边身染梅毒久治不愈, 求偏方, 喝人骨磨成的粉末。野间宏的《真空地带》 (1952) 刻画了非人境况促成的军营痈疽。大冈升平的《俘虏记》 (1948) 、《野火》 (1951) 描绘日军在菲律宾侵略战场弹尽粮绝、自相残杀、吃死去同伴尸体的惨烈。

二是描写战争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 (1947) 、《崩溃感觉》 (1948) 以战场的幸存者为主人公, 刻画了战争带给人的精神创伤, 揭露了人在战争中的利己主义 ;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 (1950) 描述二战后回到家乡农村的战前旧军官, 仍保持军队的一套习气, 上演了一系列可憎、可悲、可笑的错位而荒诞的喜剧, 引起村民的厌恶, 揭露了天皇制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女作家野上弥生子的《狐》 (1946) 描写了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为逃避兵役, 隐遁山林养狐以安身立命。

三是描写原子弹爆炸的惨烈后果。如有吉佐和子的《祈祷》 (1959) 描写了原子弹受害者家庭生活中的阴影, 发出了呐喊 :“憎恨威胁孩子的杀人武器!”“憎恨战争!”;井伏鳟二的《黑雨》 (1966) 从原子弹受害者的立场描述了原子弹的非人性。

四是描述日军滥杀无辜的忏悔。如武田泰淳的《审判》 (1947) 描写了一个日本士兵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大陆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罪行, 经常受到良心的苛责, 最终决定留在中国。

五是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如堀田善卫的《时间》 (1955) 描写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 (1987) 记录了日军当年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场景。五味川纯平的《战争和人》 (1965-1975) 等作品记述了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罪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 (1981) 和《新人性的证明》 (1982) 揭露了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活人解剖的罪行。

4. 结语

由于政策、宣传的导向, 日本社会对二战的主要记忆是美军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日军战败投降、海外日军返回本土等。这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许多作家大书特书二战末期日军溃败、战地的生活和原子弹爆炸后日本人的生活, 很少有作家具体描写日本侵略者蹂躏、屠杀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暴行。“作家所关注的, 在国家的层面上, 只有日本 ;在人性层面上, 也只剩下日本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 是不在视线范围之内的。因此, 于前者他们只看到战争带给日本及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灾难, 于后者, 他们仅仅描绘了战争对日本人自身的人性摧残及其扭曲、变形与异化。” (高宁, 韩小龙, 2003 :62) 但是, 这些作品仍然蕴涵着反战思想, 因为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 也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日军发动的战争对日本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二战后的反战作品不再囿于作家个人对在战争的体验, 而是具有较宏大的社会视野。但是, 日本的反战文学仍然缺乏向侵略战争的受害国进行反省、忏悔的作品, 缺乏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反思的全面而深刻的作品。

参考文献

[1]高宁, 韩小龙.试论中日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把握谈起[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5) :60-67

篇11：论日本近代化中的教育

关键词：近代化,日本教育,明治维新,战后教育

近代日本在经历了幕府改革 (1841年) 、西南战争 (1877年) 于明治宪法颁布的1889年正式进入近代化。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指引下, 日本政府大力推进各项改革, 其范围波及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本文将从教育入手审视日本教育近代化, 并从中得出一定的启示。

幕府末期的教育。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教育是通过在各地建立藩校, 向普通民众传授道德、武术及一些生活常识。寺子屋是当时主要的教育机构, 由于, 不完全受政府管制, 也没有固定的年限, 因此形式比较自由。据统计, 日本当时的寺子屋有两万多所, 入学率达到42%, 位于世界各国前列。至幕末, 寺子屋的教学内容由朱子学扩充到近代自然学科, 为近代思想及科学技术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当然, 德川幕府提倡学问奖励办学的初衷是要维持封建统治制度, 但是, 当时的状况却超出了统治者的预料。幕府的教育机构客观上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培育新式人才的基地。

明治时期, 日本模仿西方教育制度, 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日本首先效仿法国, 于1872年发布了《学制》。《学制》共由大中小学区、学校、教员等6篇组成, 是一部庞大而又完整的教育法规。但由于日本当时经济落后, 国家明确规定教育的经费大部分由国民负责, 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这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1879年, 以美国教育为模板颁布了《教育令》。它是对《学制》内容的补充与完善, 要求将教育权最大限度地下放到地方县, 改变教育高度中央集权的现象, 以试图符合日本当时的国情。此外, 还对就学义务等放松了规定, 故又称之为《自由教育令》。但是放宽了的教育政策反而使政府的教育受到了轻视, 结果日本的教育反而停滞或者说退步了, 因此, 实施不久便终止了。

在《教育令》失败后, 德国的保守而政治性强的教育政策就成为日本效法的榜样。1886年文相森有礼发布了《学校令》, 建立起了一个以小学为基础的完整的教育系统, 直系是高等小学, 到寻常中学, 再到高等中学, 最后到帝国大学;旁系则是高等小学到寻常师范学校, 再进入高等师范学校。这一法令使日本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 其本身也成为1900年公布的《教育敕语》的基础。《教育敕语》的本质特征是将教育的基本方针同天皇制的国体观念相结合, 同时融合了井上毅的立宪主义, 元田永孚的儒教主义和山县有朋的军国丰义。

纵观《学制》到《教育令》再到最后的《教育敕语》, 这一时期是教育由日本化走向西洋化最后再到日本化的阶段。日本特殊的经济与文化难以适应西洋制度, 因此, 日本化的要求不断出现, 其表现即是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基础, 并加入日本的元素, 最终符合日本的教育状况。在长期探索中, 德国的保守式教育证明最适合日本国情, 因此普鲁士教育在日本扎根生长了, 但日本并没有将普鲁士教育生搬硬套原样模仿, 而是将它与儒教伦理精神相结合。

战后教育。日本教育本应在20世纪初期完成本身的近代化, 但由于受控于当时的军国主义思想, 教育的近代化实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经过民主改革才逐渐完成。战后, 日本的教育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45年9月~1952年。在民主改革之下, 以《教育敕语》为精神理念的教化政策被废除, 以《教育基本法》为中心的一系列自由主义观念的法律、法观相继出台。第二时期是1952年~1971年。这一时期中, 日本的教育政策右倾化现象日益明显, 同时, 加大了理工科学生的规模, 扩大了研究生院的招生人数, 以培养适合当时日本发展的新型人才。第三个时期是1971年之后, 其标志是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的报告, 其内容可以概括如下:一是希望解决“近年社会急剧变化和教育事业扩充后日本教育出现的问题”, 二是要根据今后社会和文化推动变化、发展的趋向, 确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教育。

自明治时期开始, 日本教育对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及近代国家形态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近代教育体制之下, 日本国民接受到当时的先进教育, 提高了入学率, 几乎做到“邑无不学之户, 家无不学之人”。从此, 经济发展, 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上升, 日本跨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国家的发展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再上新台阶, 国民智力得到进一步开发。正如, 日本政府在1962年回顾总结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成功经验时所述“明治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 尤其是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 为世界所瞩目。而导致这种发展和增长的重要原因, 就是教育的普及和发达”。

但是, 当教育事业在加速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巨大作用时, 日本教育在“国富兵强”这一政策下并没有完成其自身的近代化。相反, 由于军事力量的强大, 在封建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下, 对内服务于天皇政权的专制统治, 对外, 成为侵略亚洲各国的教化工具。正因如此, 日本教育具有了双重性格, 在近代日本的发展中起了双面作用。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落后国家要完成其“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 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技术成果和经济发展经验。要做到这一点, 教育必须“先行”于经济。

二、教育投资是有效的生产性投资, 发挥效力最明显, 效果最长久, 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项目。

三、扩大教育受众者的比例, 尤其是要扩大高等教育者的数量。中国人口数量庞大, 如果可以将人口资源转化为有知识储备的人力资源, 中国将会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正向的道德教育。二战中, 国家道德教育的错失几乎将日本拽向灭亡, 同时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相反, 正确的道德教育可以督促受教育者和善、友爱、对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因此, 教育一定要肩负起正向的作用, 引导受教育者、受教育的民族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教育是国之基本, 教育发达, 国家也会强大。100年前的日本已经深刻认识到此一点, 将一个民族的知识力量转变为国家的力量, 并很快寄身世界先进国家之列。然而, 由于意识形态或者说教育的扭曲, 日本也曾遭受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先进的科技知识、正确的道德指向、全体国民接受教育, 将会是今后教育的方向, 也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5.

[2]苑崇利.日本概观[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8:188.

[3]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106.

[4]马鸿, 曹凤娇.从西洋化到日本化:日本教育近代化的探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6 (03) .

[5]王桂, 著.日本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7: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