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商业的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关于日本商业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的3个主要特色，从中找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加强机构设置方面存在的差距，并探讨如何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从组织架构、人事管理、金融监管、考核激励、企业文化等方面，建设并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

第一篇：关于日本商业的论文

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思考

[ 摘 要 ]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到了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才逐渐破裂,使得日本经济出现长达了10年的萧条。虽然中国与日本经济存在一些不同,但是许多专家指出当前的中国经济和处于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要时刻警惕我国出现与当年日本泡沫经济一样的情况,造成经济的损害。

[ 关键词 ] 日本泡沫 经济 思考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是全面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对日本今后的经济影响,这对我国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防止陷入泡沫经济起着相应的启发作用。

一、泡沫经济发生的背景及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越南战争,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美元严重外流,带来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美国黄金储备大量减少,美元陷入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开始崩溃。而此时,日本的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美国对日本贸易,在1965年转为逆差之后,197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猛增至35.6亿美元,1972年又增至41.6亿。由于美元危机后日本的大量出口遭到非议,国际社会在1973年3月承认浮动汇率制的同时,也要求日元升值。此后,由于世界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加之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很大冲击,为日后的萧条埋下了祸根。1985年五国财政部长会议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在1985年9月至1988年11月的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从1美元兑换23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兑换121日元。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经历了一次迅速升值过程。日元的升值推高了股票市场,而且日本推行了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得社会公众坚信东京有望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世界各地的银行、证券公司蜂拥而至,东京迅速暴露出地产发展滞后问题,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土地神话”,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急剧上升,银行也给股票和房地产投资者提供了大量优惠贷款。由于金融资产快速膨胀,财富效应发生作用,社会经济出现空前的繁荣和异常的景气。这就是著名的“泡沫经济”。一度的经济过热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担心,政府开始采取行政手段对土地投机加以压制;另一方面,日本银行也担心波斯湾战争引起通货膨胀,于1989年至1990年连续5次调高再贴现率,使贴现率水平达到6%,对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股价地价双双大幅滑落,“泡沫经济”于是破灭。

二、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是内外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泡沫经济的形成,“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和其后的刺激政策都属于外部因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1.日本泡沫经济生成的内因

(1)企业相互持股结构

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率普遍较低,资本结构的这一缺陷是通过相互持股弥补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相互持股,为全面推升股价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由于大部分股份控制在银行、公司等法人手中,市场上流通股有限,很容易将股价炒高。股价越高,资产收益就越多,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炒高股价的题材。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问题。在泡沫膨胀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银行绕过制度限制,通过旗下子公司,将资金转投于房地产,金融机构将房地产视为最可靠的“硬担保”,甚至按房地产预期升值的价值提供贷款。银行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胆贷款,又与“土地神话”密切相关。日本国土狭小,土地资源非常宝贵,金融机构坚信地价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2)监察制度不健全

在日本,与银行、保险、证券等相关的制度,其制定、推行和监督检查权,都集中于大藏省一个部门,外部监察制度严重缺失,致使“银证分离”等金融制度中的“防火墙”形同虚设,对于银行体系中的问题、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企业的投机炒作等,无法做到及早发现,自然也谈不到及时纠正。投机风潮四起,“虚业”压倒“实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口又面临与欧美日趋尖锐的贸易摩擦,企业经营日趋艰难。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教导企业和人们如何巧妙赚钱的“财技”大量涌现,投机风潮席卷日本列岛。许多企业不再专注于做“实业”,而是投身于土地、股票、名画、古玩等的炒作。“玩财技”压倒了“做实业”。

2.日本泡沫经济的生成的外因

日本泡沫经济生成和破灭的外部直接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日本货币政策曾经失去平衡,出现过三次重大失误。

1986年,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实际上,“日元升值萧条”的时间很短,仅仅是日元升值后市场的自动调整,当年年底日本经济便恢复增长。但是,出于对日元升值的恐惧,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萧条”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在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一次失误。

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国、西德等相继提高利率,日本银行也准备升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灾”爆发。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干预下,“黑色星期一”仅表现为一种市场恐慌,并且此后不久,人们原先对世界经济的悲观预期为乐观情绪所代替,各国经济均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日本经济的灾难却由此开始。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银行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及时向欧美市场回流,可能再次引起国际市场动荡,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暂缓升息。

日本政府也担心,提高利率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推动日元升值,引起经济衰退。并且当时日本正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以较低的利率来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常项目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一直到1989年5月日本银行才提高利率,这时距离“黑色星期一”已经19个月,距离日本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已经27个月。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二次失误,也是一次“致命的失误”。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

1989年,日本政府感受到了压力,日本银行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调至6%。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货币政策突然收缩,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三次失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也呈现出人民币面临升值和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的趋势,虽然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经济的热度有所缓解,但是避免重蹈覆辙,就有必要借鉴日本经验,减小当前中国产生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更加完善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必然选项,这里主要就宏观政策加以分析。

1.注重科研创新,正确引导投资流向

日本制造了上个世80年代的最大的经济泡沫,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投资并未流向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而是集中于房地产和股市。“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货币供应过多或金融创新过度,另一方也应该视作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足以充分吸纳资金的增加。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具有效益潜力的科研开发,不仅要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具备科研的“造血”功能,通过新兴技术运用带动的相关产业,展投资渠道,使投资领域、投资工具多样化、避免资金的过度集中造成的过热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新月异,开展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无疑是占优策略,但是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就丧失了对经济的主动权,尤其是在自己经济实力与贸易伙伴不对等的情况下,更易受到国际因素波动的负面影响。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在完善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也要及时培育国内市场。若是过于依赖国外市场,等到发现国外市场受阻才匆忙转战国内市场就延误时机了:速度过快,国内市场的一时接受不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会助长泡沫;速度过慢,经济却又不可遏止的下滑了。可以说,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能在该国的国外市场受到冲击时起到缓冲作用。

2.客观评价经济指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奉行“生产第一,增长至上”的观念。追求增长数字、以增长率高低论政策成败的观念根深蒂固, 80年代后期的政策连环失误均与此相关。为了避免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下滑,日本政府将资金注入了大批公共工程。其实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可厚非,但是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华丽指标,忽视了股市和房市所酝酿的风险,无疑是短视的做法。

3.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时间和力度

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时期的货币政策起伏过于猛烈,而且时机掌握得也不好。一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但由于日元升值引发的交易条件改善的效果逐渐体现,以及金融、财政方面的景气政策发挥了作用,日本经济在1986年开始走出低谷,增长明显加速。但日本政府对此反应有点迟钝,一直将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续至1989年才有所改变,从而给泡沫经济的膨胀创造了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戳破资产价格泡沫时又显得有些操之过急,结果泡沫倒是破了,但宏观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和萧条中。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趋于紧缩,但要防止紧缩过度,使宏观经“济硬着陆”。

4.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

日本的教训表明,房地产价格膨胀很容易引发经济泡沫和银行危机。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已出现泡沫化的迹象,比如部分地区房产投资增长过快,房地产价格升幅过高,房屋空置比率上升,房贷违规现象增多等。近几年由于房地产过热,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抑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发展,如“从国六条“”国八条”到“国十五条”等,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究其原因,除了宏观调控政策显效具有滞后性以外,某些地方政府的权力托市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作为其政绩衡量标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与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相互配合,把大量资源投入房地产业的发展,甚至主动参与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助长了房产泡沫的膨胀。我国开发房地产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如果我国房地产出现严重泡沫并破灭,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将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5.中国需要为热钱流入增设屏障

警惕高报出口价、低报进口价等典型的热钱流入途径,房地产公司海外IPO对中国来说并无意义,它将外资引入经济中最热的、泡沫性的部门,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应予停止。对于非贸易性的、非QFII的证券投资资本的流入,也要严加监管。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教训是金融自由化不是自由放任。资本账户的开放要与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程度相适应。当金融体制成为发展的桎梏,必须对体制进行调整乃至变革。但是体制的变革必须采取合适的方式和符合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速度。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按照想当然的时间表以超常规速度推进。因为结构调整、经济模式的转移都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资本账户的开放更要把握节奏,欲速而不达。必须设计与自身的发展相适应的速度和方式,不可不切实际地拔苗助长。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全球自由流动是非常理想的国际贸易的秩序和目标。但是各个国家向这个目标努力的途径和进程会差距很大,不能强行复制,更不能重复别人的错误。从中长期来说,一定要按照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表,加速改革的进程,按照“十一五”的战略发展规划,尽可能减少,或不受干扰地稳步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转移,经济结构的调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的新途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年日本泡沫经济所带来的不足问题在中国也同样需要密切关注和努力解决。因此,日本的相关经验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张季风. 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与走势探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3,(06)

[2] 王凌云. 当心,日本 泡沫经济中国重演[J]. 资本市场, 2005,(08)

[3] 韩霈煖. 日本经济面面观(4)——泡沫经济的膨胀和破灭[J]. 日语知识, 2008,(04)

[4] 刘炼. 从现代通货膨胀看日本泡沫经济[J]. 世界经济研究, 1993,(06)

[5] 王乐陶. 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影响和思考[J]. 商情(教育经济研究), 2008,(01)

作者：徐 锐

第二篇：日本商业银行机构设置的特色及借鉴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的3个主要特色，从中找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加强机构设置方面存在的差距，并探讨如何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从组织架构、人事管理、金融监管、考核激励、企业文化等方面，建设并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

关键词：日本商业银行;机构设置;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机构设置的科学合理是其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先进管理模式过程中，与我国近邻的日本在地域文化、社会观念、民俗民风、金融环境和历史起点等方面都有更多的共通之处，因而以其作为前车之鉴，构建与国际先进模式接轨并符合我国金融环境现状的商业银行组织机构模式，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一、日本商业银行机构设置的主要特色

(一)以客户为中心宗旨下的分类和个性化服务

1、客户群分类及其服务策略

法人客户按其信用评级和规模(年销售额)分为4类：一是小规模法人客户，主要是运用自动化简捷化审查功能，将其业务集中到商务金融中心进行集约和迅速处理;二是信用评级居中且规模适度的法人客户，侧重于在控制风险回报的基础上进行量的扩大与质的改善，有效地利用定型式战略商品，尽量在各营业网点就终结审查以提高书面审查效率;三是规模大但信用评级低、营业状况不好的客户，侧重于强化事业再生支援和提供问题解决方案，以改善资产构成，销减授信成本，并确保与风险相对应的贷款利润;四是规模大、评级好，且有各方面资金需求，也是各家银行竞争焦点的客户，此类客户业务需求营业网点和常规性业务部门满足不了，要通过设立若干个专门部门，并能提供和实施个性化提案来最大限度地赢得客户，体现银行的综合竞争实力。

个人客户按其对银行效益贡献度大小分为高端客户、中端客户和一般客户三类。高端客户配备专门的客户经理，为其提供PB(personal banking,即个人银行)和FC(financial council,即财务顾问)服务：中端客户设置专业经理，为其提供相对定型的MC(money council，即家庭理财咨询)服务;一般客户则主要通过柜面和自助设备以及电子商务等为其提供简便快捷的服务。

2、机构设置

(1)法人服务集团组织体制。一般设有6个部：业务对策部、国际业务部、A.L.C对策部、事业调查部、企业法人规划部和零售企业法人营业部。以上除零售企业法人营业部主要负责商务金融中心营销与管理，从而面对数量庞大的小规模企业法人客户群外，其余5个部均以后三类客户，尤其是第四类重点客户为主要对象提供服务。

业务对策部：主要是为客户提供市场、工程和资产方面的情况，对尖端技术企业和创业初期企业、新客户企业以及非盈利法人(医院、学校、宗教组织等)提供业务对策建议，组织银团贷款等。

国际业务部：主要为海外日资企业和在日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并对内资企业和其他业务部门外汇贸易实务和金融提供业务支持。

A.L.C对策部：主要为以控制和改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Asset)、负债(Liability)和资本(Capital)之比例关系为核心的客户提供财务及经营应对策略，包括业务营销、资产证券化和动产及不动产融资等。

事业对策部：主要根据产业及行业动态对企业集团重组、经营方向变化和财务体制改革等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并抓住与客户事业相关的“新鲜适时”发展主题，直接向客户提供相关的情报信息。

企业法人规划部：主要侧重于对企业法人的商品市场营销流程、网络和组织体制提供全盘性规划、开发与管理等服务。

(2)个人客户服务组织体制。一般设有7个部，即个人业务综合部、咨询业务部、融资业务部、结算资金业务部、个人审查部、支行业务部和支行事务工作指导部。除后两个部主要以占比最大的一般客户为工作任务外，其余5个部也均以中、高端客户为主，为其提供从情报、咨询、理财、融资、结算、存款、基金和证券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由上可见，日本商业银行组织机构设置是根据典型的客户分类二八法则，把主要的资源集中在少量贡献度较大的目标客户群之上。其客户分类定位、组织机构资源的差别投入，以及对市场新兴、高端、重点难点项目的部门职责分工的细致入微及其主体对应关系，均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和高度的市场化、集约化及标准化原则。

(二)组织层次简约

与其他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一样，日本的商业银行无论是城市银行还是地方银行，都实行直接的总分行制度，即使象瑞穗、三井住友这样规模庞大的城市银行，也都只有总行和分行(支店或营业网点)两个层次，有的地区设立了“地区小组”，也是直接面向客户进行经营的支行性质的组织。风险管理、业务监察、稽核监督等综合性管理督导部门一般只设在总行本部，而诸如会计监督中心、清算中心等业务机构也都直接上收在总行，总行直接管到支店，总行与支店两层的管理与经营目标均明确而清楚，真正实现了扁平化。体现出更多的业务集约和便于考核管理的特点。

(三)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

如果说机构层次的组织体制是人力资源配置的硬件，那么考核激励机制则是人力资源配置的软件，它起着激发人力资源动力的桥梁纽带和传导通道作用。

1、终身雇用制及年功序列的惯例。与日本其他行业一样，日本商业银行对员工的雇佣及激励也实行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惯例。前者指企业连续地雇用员工直到其退休，后者指每隔一定时间按规范和尽可能公正的标准对员工进行考核评价，并根据考核评价结论对员工晋级加薪。上述两制明显受到日本传统的组织原理及所谓“长幼有序”的儒教文化观念的影响，但从企业文化和经济分析的观点，也可以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日本企业至少在战后取得成功，实行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比之其他的组织原则和雇佣结构具有更高的经济合理性。

2、总分行联动考核。实行总分行制的日本商业银行，实行经营业绩的双重反映考核体制，即将项目产品的收入或效益进行两重会计，一方面记录在支店效益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总行相关部门业绩上，在会计簿记上双方同时反映，实行总行和分行间的联动考核，以此来有效地形成竞争合力，避免总行和分行(支店)间由于管理层次及市场距离不同形成经营取向差异从而导致资源内耗。

二、若干借鉴

(一)根据市场导向和“二八”法则抓紧再造业务流程

在推进集约化经营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已经提出了根据客户规模和贡献实行差别服务的经营理念，但囿于观念、资源和系统开发的限制，进展不快，即使在一些传统的业务领域，如结算、融资等业务，我们仍在一视同仁地提供服务，重点客户与一般客户在业务流程和资源投入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当前应抓紧研发推广定型式产品，构建、完善商务金融中心，投产升级自助式和自动式金融服务系统，只有在标准化规范化业务流程前提下，才能腾出宝贵的柜面资源和客户经理资源为重点客户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二)对重点项目和产品研发实行倾斜性的机构发展战略

以资源配置的效率观点分析，全力经营与分力经营、专业管理与综合管理对产品项目推进的差异，尤其是新兴产品和高端项目上推进力度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针对重点项目客户在情报信息、市场网络、资本管理、资产保值、理财咨询和集团运营等方面的服务要求，我们应分设出更多的专业部门，实行针对性、个性化的专家式服务，以保证我国商业银行在重点战场和前卫阵地的综合竞争实力。

(三)加速简化管理层次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实行的总、省、市、县、网点过长的五级体制链条，造成管理变革的从上到下，以及市场导向的从下到上双向的信息及力度衰减都是较为明显的。由于网点众多和管理历史的沿革，目前应逐步推进管理层次的简化变革。县级支行要抓紧落实账务上收，切实精简二线人员;省市两级分行要裁减非经营性管理部门，并逐步向经营性组织过渡;总行部门的管理链条和力度要进一步延伸和强化，并向能直接调控到网点的目标过渡，以最终达到扁平化管理的目标。

(四)进一步强化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形成的稳定的价值观体系和各种观念文化的总和，包括价值观、行为规范、习俗习惯、制度法则、精神风貌等，而人本主义和增强凝聚力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当前，借鉴西方就业惯例和对传统“铁饭碗”制度的变革，我们实行了内部退养、自谋职业和对柜员合同工按年龄和工龄两条线进行切取等政策，对减员增效、转变观念和打破能进不能出的旧制度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对一线员工的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能逐步淡化统一切线的办法，实行按员工的综合业绩评价的动态管理方法决定员工的取舍升降，则能更好地体现我国商业银行用工和考核制度上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实力。

(五)完善部门目标考核机制

健全完善部门目标考核机制，对找准部门目标定位和经营取向，强化条块之间的动力传导具有最直接和刚性的功效。当前一是要根据管理会计的责任中心原则，对收入、成本、费用和效益实行条块同步反映考核;二是要注意部门考核指标的设置必须与其主要任务和主要资源投入对象相匹配，防止造成管理错位;三是对每个业务部门，尤其是主要业务部门都要实行考核激励，激发员工积极性并切实杜绝平均主义分配倾向。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机构设置方面正在积极进行改革，力求与国际接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国际上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诸多不足。我们应努力借鉴先进的经验，构建与国际先进模式接轨并符合我国金融环境现状的商业银行组织机构模式。

(责任编辑：王福生)

参考文献：

[1] 中国金融法治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05).

[2] 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道格拉斯·盖尔(Douglas Gale)著，王晋斌、朱春燕、丁新娅、胡雅梅、周业安译.比较金融系统[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06).

[3] 王晓晔(主编).反垄断立法热点问题[M].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7，(12).

[4] Racheele Younglai.“SEC eyes disclosure in subprime probes”. February 9, 2008.

作者：吴　真

第三篇：关于日本主义

1988年5月至12月，《日本主义展览：日本对19世纪西方美术的影响》在巴黎和东京先后举行，它展示了大量西方19—20世纪美术家在日本美术影响下创作的作品。日本的权威专业杂志——《艺术新潮》在1988年第11期上以特集的形式予以介绍，在总标题《日本文化审美趣味对欧美影响的总结》之下，刊登了大量知名学者的文章和谈话。

日本主义的概念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居然设有“日本主义”的条目。它这样写道：“日本主义(Japonism)指一种审美崇拜，始于19世纪中叶。日本与西方通商后，这种审美崇拜在法国和英国延续约30年之久，对印象主义绘画有重大刺激作用。日本主义主张精心研究输入的日本美术作品，主要是近代流行的版画(浮世绘)，而非著名的古代绘画。法国画家马奈、德加和莫奈等都收藏了这种版画。其清晰的线条、宽敞的布局、大胆而质朴的色彩和明暗处理，对这些画家及其追随者的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展出日本装饰艺术后，一些法国画家又竞相模仿日本的室内设计。”

日本近年出版的《世界美术辞典》也设有完全同名的条目：“日本主义指欧美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性运用日本美术造型特质的态度。与其相对，19世纪后半期以降，由于龚古尔兄弟及其他人介绍和爱好而在欧美兴起的嗜好日本美术热潮，模仿中国趣味、土耳其趣味的称呼，被通称为日本趣味。另外，在欧美收集珍玩的浮世绘及其他日本美术品、及欧美人模仿它们的作品，也被称为日本趣味。所以，日本主义和日本趣味有时往往难以区别。至今，美国、法国还通行以书法和禅画为媒介的日本主义。”

前者认为：“日本主义指一种审美崇拜”，强调它“对印象主义绘画有重大刺激作用”;后者认为：“日本主义指欧美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性运用日本美术造型特质的态度”，至今还在美国和法国通行，侧重讲它与“日本趣味”的区别和与今天的“日本主义”的联系。但是，由于篇幅及其他原因，它们都没有深入挖掘日本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刻分析它的时代意义。

日本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1828年，当日本最前卫的洋画家高桥由一诞生时，日本尚处于江户幕府的锁国时期。1826年法国人埃普斯已发现日光硬化摄影法，预兆着绘画可能面临着挑战。同年，日本浮世绘师葛饰北斋正创作他的代表作——《富岳三十景》系列画。浮世绘流行于江户的花街柳巷和下里巴人中，绝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荣登巴黎的艺术殿堂。同期的西方画坛上，新古典主义还方兴未艾，浪漫主义已形成潮流。中国海派画家赵之谦和法国新印象主义画家毕沙罗与高桥由一是同时代人。1850年前后，浮世绘中的一些劣质作品开始出现于欧洲。西方列强则在瓜分中国后，美国军舰撞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在1855年，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评审委员会将法国画家库尔贝的名作《奥南的葬礼》和《画室》拒之门外，库尔贝不得不在博览会附近搭棚展出自己的40多幅作品，并发表写实主义宣言;但浮世绘的劣质作品却被欣然接受，进而受到法国画家的青睐。1856年巴黎出现葛饰北斋的画集，法国画家对浮世绘的兴趣日益高涨，他们不断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性运用浮世绘的美学风格，或以浮世绘作品为自己画面的背景。由此形成的一种艺术热潮，被法国人命名为japonisme，后被转写为英语JaPonism，通译为日本主义。这种热潮的产生和发展，为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抢走价值连城的名画《女史箴图》的翌年，日本在蕃书调所(幕府处理洋务的机构)开设画学局，高桥在此学洋画;巴黎里弗立路一家店铺开始出售来自日本的服装、根雕等。在江户幕府的最后一年，巴黎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博览会，展出的浮世绘后期末流作品100多幅，被抢购一空，把日本主义推向高潮;高桥由一的油画也在同展览上展出。19世纪70年代，印象主义在法国形成潮流，并于1874年举办了第一届画展，由此构成现代主义的前奏。日本则于1876年开办工部美术学校，形成强大的以欧化主义为旗帜的洋画潮流。

西方人为什么需要日本主义这个问题应该归入艺术发展学来讨论。艺术的发展永远需要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的刺激及对它们的吸收。西方第一次文化革命——文艺复兴就是明显的例子。此后，大航海使人洞开了世界眼光，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因此，这种世界形势造就了发生全球性现代文化革命的可能性。17世纪后，西方先后流行过土耳其趣味、中国趣味、伊斯兰趣味、印度趣味、希腊趣味、埃及趣味、东方趣味、阿拉伯趣味，它们对于罗可可美术、新古典主义美术、浪漫主义美术的产生，有着很大的诱发作用。但是，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西方美术的写实本质。无论从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还是从德拉克洛瓦的《阿尔及利亚妇女》，便可略见一斑。

19世纪以来，西方产业革命完成，唯一能与大机器工业对抗的手工活动就是艺术，但极其鼎盛的传统写实美术则由于摄影术的发明和发展而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西方艺术家从工艺美术之国——日本选择工艺性重于绘画性、装饰性重于写实性的浮世绘等艺术，便在情理之中了。这种选择导致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最重大的文化革命——以现代主义扬弃写实传统。所以早在1891年，法国批评家罗杰·马克斯在谈到日本主义时说：“日本及东方(对西方)的影响，与古代的文艺复兴有同样的意义。”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虽然流行过形形色色的异国趣味，但日本主义与它们的重要区别在于：根本上改变了美术的写实、造型和审美传统。

另外，在日本主义产生以前，西方艺术只是试图再现异国样式而已。接触日本艺术后才体会到“表现”和“自然”的意义。日本艺术天然去雕饰，对于西方人来说，既是全新的样式，也是出色解决西方艺术所面临的现代问题——根除传统艺术中“再现”和“人工”弊病的理想药方。所以，当时富有进取精神的美术家以日本主义去推动艺术的发展，成就突出者有：马奈、莫奈、洛特雷克、德加、惠斯特莱、梵高、高更、克里木特、毕加索、博纳尔等。

西方人怎样化腐朽为神奇日本美术史家秋山光和在其名著《日本绘画》(1961)中写道：“可以有趣地看到，从‘日出之国’传来的‘奇迹’，燃烧起马奈、莫奈、德加、惠斯特莱、高更、梵高以及其他许多画家之热情的，只是19世纪的劣质的三流作品。……人们不禁惊异：那些法国画家竟会从如今我们已认为陈腐颓废的版画中，获得如此重要而丰富的教益。他们怎样从这种腐旧的作风中领悟到浮世绘的全部艺术美呢?他们怎样通过这些二三流画家的作品推测出18世纪浮世绘大师的艺术灵感呢?”但是，他并没有解答这些疑问。

明治维新后，不仅失势的浮世绘、绘草纸、民俗根雕、狩野派绘画被贱卖，而且在随之而来的废佛毁释运动中被破坏的佛像和佛具也成为一堆堆垃圾，被当时来日的欧美外交官、旅游者及其他好事者成堆廉价买走。这些从远东岛国的垃圾箱中来的艺术品，令西方人赞叹不止：“异想天开的构成，把握形象的巧妙，色调的艳丽，画面效果的独创性，为取得这些效果的单纯化表现手段。”西方批评家将这些特点一言以蔽之：“全面改变西欧传统绘画的新美学。”

实际上，化平常为神奇是普遍的比较文化现象。平常和神奇不仅是艺术客体的属性，更是人们对它的主体认识和评价，它可能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而转化。比如：明清绘画对日本发生影响的，不是明四家、徐渭、朱耷、石涛、扬州八怪，而是沈南蘋、伊孚九等三流画家，但由此产生了日本文人画;西方美术对中国发生影响的，从来就不是达·芬奇、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等大师，而是诸如利玛窦、郎世宁等传教士;直到20世纪初，中国留欧画家仍不是向当时流行的风格学习，而是摹仿早已过时的学院派，这也没有妨碍中国油画的发展。这还可以从毕加索学习非洲木雕、齐白石学习民间绘画中找到例证。

西方人之所以能从日本的低劣艺术中化腐朽为神奇，从而对创造现代主义起推进作用，主要是它们对于西方人来说，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它们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深深打动了西方人。

第一，日本的纯美术和实用美术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这种特色在西方是所没有的。换言之，日本的绘画、雕塑、书法与服务于生活的工艺美术没有明确界线，画家、雕塑家、书法家往往同时是工艺美术师。槅扇、屏风、障子既可作画，又是家庭用具。日本美术自古以来就不是作为独立艺术品为人鉴赏，而往往与日本人的生活及其他因素凝为一个整体的美的世界。就是书画卷轴也是选择那些与季节或某种活动相适应的内容，悬挂在客厅里，使日常生活的环境形成一个美的空间。日本的一切(包括艺术)是一个统一体这种意识，在日本主义全盛时代相当强。当时的法国人就发表了这样的见解：不是“日本的艺术”，而是“艺术的日本”。1888年5月，巴黎还创办了一本日本主义的专业美术杂志——《艺术的日本》，毫无掩饰地倾吐了对于“艺术之国”的向往。在19世纪的欧洲人看来，艺术在日本不是独立的世界，而是与生活及行为相联系的整体。

第二，日本美术的美学思想中，对“小”的特殊爱好，与西方形成强烈对照。而在西方，美总是与“大”联系在一起，美本身必须有一定的量，因此，无论建筑、雕塑、绘画都象历史丰碑一样。日本则有从小的事物中发现美学价值的传统，随之而来的精工超绝的技巧不仅有技术上的价值，也有审美价值。日本的庭园艺术甚至盆景艺术都试图在咫尺之地表现深山幽谷的情趣。在泥金、金银箔、染织、陶瓷等工艺领域，细致入微而洗练精湛的表现技巧甚为发达。与这种审美思想相联系的还有，日本画家的“写实”，不是表现在整体的空间结构上，而是表现在细部的描写上。他们往往截取自然界的某一特定题材进行描绘，或截取某一局部加以扩大，形成大胆而新颖的构图方式。欧美人对日本艺术的兴趣，趋向于它的精致技巧，比如浮世绘、根雕、盆景等难以企求的细腻令他们惊叹。从西方人的透视观念来看，小小盆景不可能象日本人一样想象出大树。西方人还从中发现了现代主义所不可或缺的不均衡美、残缺美、扭曲美、不和谐美、无秩序美、非理性美。德国思想家施马哈在日本美学影响下，提出“小为美”的观点，完成了对西方传统美学的突破。

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反传统、反摹仿的，所以它从低劣的日本艺术中获得的是神奇的启迪，而不是腐朽的摹本。从受日本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来看，他们从来就没有拘泥于具体的日本艺术形式，而是从中唤起一系列无形的现代审美观念，从而创造出与日本美术没有形式对应、又比它更高级的现代主义艺术。

同期的日本人为什么选择了欧化主义欧洲的日本主义时代，恰巧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文明开化即全盘欧化的时代。同时代的欧洲人和日本人互相学习被对方自己否定的美术样式，从东投向西的视线和由西关注东的眼神互相交错，从而产生了意味深远而复杂的比较文化现象。日本美术界的欧化运动与西方人礼赞的日本美学背道而驰，并且比欧洲的日本主义运动更为强盛，几乎是当时美术界唯一的、压倒一切的运动。日本当时最前卫的画家高桥由一苦心追求的却是欧洲人抛弃的即物性写实主义。他盛赞其“逼实”，批评日本绘画“浮薄空幻”、“单纯”、“污浊”，认为应该消除这些惰性。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欧洲相悖的潮流呢?

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产业革命业已完成，但在同期的日本正在兴起的却是“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即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还不足以否定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这一特殊形态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象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是“自发的”，即由本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引起的，而是“外力的”，即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它必须吸收包括写实主义美术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反对包括浮世绘在内的封建文化，以西方的科学、教育、民主三把利剑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化开路，经过全盘欧化而达到现代化。日本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选择西方的日本主义，将会造成历史的大倒退。另外，日本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只能接受写实主义，而不能超越时代去接受西方正兴起的现代主义。

作者：刘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