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定管辖通知书

2024-04-30

1指定管辖通知书（精选7篇）

篇1：1指定管辖通知书

工商行政管理局

指定管辖通知书工商字〔〕号、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一案管辖权问题，经研究，现决定指定该案由工商行政管理局管辖。请你们接到此通知后及时办理案件及相关材料的移交手续。

（印章）年月日

本文书一式四份，二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篇2：1指定管辖通知书

指定管辖通知书工商字〔〕号

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一案管辖权问题，经研究，现决定指定该案由工商行政管理局管辖。请你们接到此通知后及时办理案件及相关材料的移交手续。

篇3：1指定管辖通知书

一、国际刑事法院“属地管辖权”的定义

因为国际法庭或国际法院并非主权实体,所以它们的管辖权的定义非常复杂。根据国际刑事法院在Lubanga案中的表述,它的管辖权是指法院“处理《罗马规约》规定下的犯罪问题的资格能力”。(1)因此,“属地管辖权”一词将在这里用来讨论《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定义的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地域范围,也因此,本文将不会讨论在规约第十三条第(二)款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情势时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地域范围问题。

二、2008-2009侵略罪工作组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根据《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的规定,在缔约国提交情势或检察官主动进行调查时,当“有关行为”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时,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规约该条款的含义并不清晰,并给法院将来的行动带来了较大的解释空间。因此,该条款的解释以及在国际法下如何使用属地管辖权定位法则将是本篇讨论的重点。

为说明此问题,学者们在著作中曾举出一个案例:导弹从一个非缔约国境内发射并在另一个非缔约国境内爆炸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导弹仅在这之间穿越了缔约国的领空。(2)国际刑事法院在将来的工作中可能遇到更加有挑战性的法律问题。例如:一项犯罪的主要罪行发生在非缔约国境内,但其帮助行为、教唆行为或准备行为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比如这样一个案例:主要犯罪发生在了非缔约国境内,但用于支持犯罪的资金(或购买武器行为)是通过瑞士或列支敦士登得以完成的。

在这些案例中,使用资金的行为是否足以构成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的“有关行为”,从而使得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对案件行使管辖权?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规定的法院属地管辖范围究竟有多大?

从政策角度看,面对远程武器投送系统以及电子交易技术的进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常运作比可能引起法院管辖权冲突风险要更重要,这一点显而易见。接受二者择一将会给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体系留下巨大的漏洞并形成免予追究的情形。(3)

罗马会议之后的讨论显示,各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界限以及影响十分关注。在2008年11月的缔约国大会侵略罪工作组会议上,该问题被第一次正式提出。工作组报告指出:“考虑到对侵略罪负责任的领导者行为很可能发生在侵略国境内,提出的问题是该犯罪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在感受到结果、也即受害国境内发生。”(4)对于此问题,一些代表团作出了相当肯定的回答,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需要进一步的以《罗马规约》或《犯罪要件》的修正案的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法律规定,此外一些代表团认为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5)

相关问题在2009年2月的工作组会议上被再次回顾,各代表团认为需要提出建议以便明确条款规定的界限。(6)有建议提出增加条款,以致明确“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的‘行为’概念包含有关行为及其结果。”(7)尽管此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也有建议提出“尽管以属地原则为基础的管辖权与行为本身发生的地域以及结果发生的地域相关,这一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也有代表团持观点认为这一问题最好留待国际刑事法院自身决定”。(8)最后,很重要地是注意到在早些时候的特别工作组会议上,有观点强调规约第三十条在该问题上也应当被考虑。(9)

最终,与会者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并且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并未被2010年的回顾会议修改。因此,笔者将在下文中讨论国际刑事法院在决定其管辖权地域范围时可能需要用到的素材以及在何种案件严重程度之下,法院可以声明行使管辖权。

三、对《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有关行为”进行解释的规则说明

在民主刚果共和国情势中,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庭在判决中指出:“对于条约的解释,《罗马规约》无例外地受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尤其是其中第31和32条的约束。”(10)在Lubanga案中,上诉庭认为该解释规则已被检察官和被告方共同接受为“对《罗马规约》进行解释的真正指导原则”。(11)在Gombo案中,法庭作出如下表述:“对于法律的一部分进行解释的规则是依照其在上下文语境中的含义及目的和目标。特定法律条款的上下文语境是由法律子部分作为整体单独审视以及与整体联系起来构成。它的目标可以从包含了特定章节的篇章部分得出,它更广泛的目的可以从序言和条约总的要旨中得出。”(12)

正是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庭的判例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主要解释规则融合进了ICC的法律系统,该规则在本文的分析中将居于中心地位。

法院在Lubanga案中的决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目的解释案例。在本案中,预审分庭遇到了《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2项第(26)分项中的构成禁止“征召或征募进入国家武装部队”的解释问题。(13)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法庭坚持对该条款采用严格的文义解释的方法,那么如果该项犯罪是由非国家或非政府武装成员所犯,则该项犯罪不会得到惩罚。在此种情况下,预审分庭受前南刑庭对国际人权法下受保护人群国家性的要求启发,判决“在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2项第(26)分项下,‘国家武装部队’一词不局限于国家的武装力量”。(14)法院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被判决结论符合法院设立的目的及宗旨这一追求所影响。(15)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的判例法中还有很多其他目的解释在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案例。

综上所述,目的解释是国际刑事法院在实践中逐渐明确的解释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应当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及32条的规定,“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16)对于规约的解释应当符合国际刑事法院建立的目的和宗旨,并使得《罗马规约》各条款在案件中能够得到充分适用。

四、《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的“有关行为”应当解释为“犯罪行为”

《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第十三条第1项或第3项的情况,如果下列一个或多个国家是本规约缔约国或依照第三款接受了本法院管辖权,本法院即可以行使管辖权”。因此,在解释第十二条时,笔者认为应当参考第十三条第1项和第3项,即缔约国提交情势和检察官主动调查的启动机制。

规约第十三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本法院可以依照本规约的规定,就第五条所述犯罪行使管辖权:1.缔约国依照第十四条规定,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3.检察官依照第十五条开始调查一项犯罪。”第十三条第一款以及第十四条说明,当缔约国提交情势时,它引起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对整个案件情势的关注。在情势中“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而不是某个特定“行为”。缔约国提交情势后,检察官即“有责任调查并决定是否有一项或多项犯罪行为发生并是由谁所犯”。(17)在实践中,现有的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判决和检察官办公室信件表明,缔约国提交情势所使用的文本语言正趋于标准化,并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罗马规约》第十三条所使用的词语。例如,在民主刚果共和国情势中,检察官办公室文件中出现“在北部乌干达情势中由任何人所犯的犯罪”(与其提到的仅与“圣灵抵抗军”相关的犯罪相对比)以及“自2002年7月1日以来在民主刚果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18)这样的表述。在中非共和国情势提交中,在2004年12月22日检察官给Kirsch总统的信中出现“(检察官)办公室被要求调查自2002年7月1日以来发生在中非共和国境内的任何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19)字样。笔者认为,这些文件都表明《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有关行为”实际上等同于某一情势中的一项或多项犯罪行为,“有关行为”应当被解释为“犯罪行为”。

在检察官主动调查案件的情况下,这样的解释同样能够得到支持。在国际刑事法院授权启动对肯尼亚情势的调查决定中,预审分庭解释说关于第十二条的关键问题是“犯罪发生在缔约国领土上”(20)并最终同意检察官提出的“据称的反人类罪发生在肯尼亚共和国领土上,是在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下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得到满足的原因”。(21)

参考罗马会议上各国代表团达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协议的情况,将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的“有关行为”解释为“犯罪行为”仍然能得到支持。在罗马会议上,规约第12至16条是以“一揽子协议”的形式在最后时刻达成的。(22)因此,对于第十二条的解释应当置于《罗马规约》第二编、尤其是第13至16条的上下文语境下,(23)并参考规约第五条“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借此排除规约其他编、尤其是第三编的相关解释方法。

再参考“有关行为”一词以及它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体系中的位置,很明显“有关行为”指的是规约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所表述的“一项或多项犯罪行为”,也即规约第五条详细规定的犯罪行为,并且该罪行出现的情势已被缔约国提交或检察官按照规约第十五条已进行调查,因此“有关行为”指的并不仅是某个特定“行为”。在这种上下文语境下,如果参照规约其他条款、特别是第三编关于一般原则的规定,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系统的有效运行造成严重损害。

迄今为止,国际刑事法院对该问题最为明确的说明出现在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苏丹达尔富尔情势中。在检察官诉Harun和Ali-Kushayb案中,法庭指出:“关于属地和属人管辖权的范围,法庭注意到苏丹并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在根据规约第十三条第二款,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向法院移交情势的情况下,第十二条第二款并不适用。因此,在由安理会向法院移交情势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发生在非缔约国领土上和由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的犯罪行使管辖权。”(24)显然,如果没有安理会的提交行为,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将得以适用,法院不得对发生在非缔约国领土上的“犯罪”行使管辖权。

最后,参考“一罪不二审”原则,《罗马规约》确实对“行为”与“犯罪”两个词作出了区分。条款中的“行为”一词指的并不是与结果、环境相对应的某一“行为”的意思,而是指的是构成某一犯罪的整体的一系列事实,即被告人被国际刑事法院或某一国内法院据以审判、定罪或无罪开释的依据。这一观点可以在规约第二十条第(一)款“据以判定某人有罪或无罪的行为”以及第二十条第(三)款“对于第六条、第七条或第八条所列的行为”的表述中得到支持。这些条款似乎坚持了“广泛解释”的立场,它们包括“先前法律和事实上的行为”,换句话说,即“法律适格条件下包含相关的过去事实”。这种方法也被一般法律原则所支持,至少任何法庭在作出刑事处罚时都会预先考虑一项犯罪相关的客观和主观要素。(25)

综上所述,《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有关行为”的解释不应当将其与结果、环境相分离而解释为某个“行为”,否则将引起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地域范围的巨大争议。“有关行为”应当解释为法院管辖权内的一项或多项完整的犯罪行为,并以此来确定其属地管辖权。

五、将《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的“有关行为”解释为“犯罪行为”符合国际法原则以及“犯罪行为”的认定

发生于1926年的“荷花号”案确立了以下国际法原则:“如果犯罪行为中的一项构成要素、并且特别是它的结果发生在那里”,(26)则该国可以对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国际常设法院在该案判决书中说明:“国际法不但没有禁止国家把它的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权扩大适用于在它境外的人、财产和行为,还在这方面给国家留下宽阔的选择余地。这种选择权力只在某些场合受到一些限制性规则的限制,但在其他场合,每个国家在采用它认为最好和最合适的原则方面是完全自由的。”(27)国际常设法院同时指出:“所有法律体系都认为刑法上的属地性是基本的,但同样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他们的司法权力扩大到在其境外发生的犯罪行为,而在作法上又各不一样。因此,刑法的属地性不是国际法上的绝对的原则,这与领土主权不是完全一致的。”(28)

基于此,笔者认为,将《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的“有关行为”解释为“犯罪行为”属于国际法允许的将管辖权适当扩大的行为,该解释符合国际法。至于“构成要素”一词的含义,笔者认为应当参照《罗马规约》以及《犯罪要件》的规定。鉴于《犯罪要件》对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构成要件有着详尽规定,因此,当《犯罪要件》规定的某项犯罪的某一构成要素发生在一国境内时,即可认定“有关行为”———也即“犯罪行为”发生在该国。

六、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中的“有关行为”一词的理解,应当参考其在规约体系中的位置并结合上下文条款作出解释。“有关行为”系指规约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一项或多项犯罪”行为。对“犯罪行为”概念的界定则应当参照《罗马规约》和《犯罪要件》的规定,限定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

摘要：国际刑事法院自建立以来,在惩治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严重危害人类的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法院的运作也面临着与各缔约国以及非缔约国的司法管辖权冲突等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过程充满了曲折,在筹备过程中,被各代表团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即是法院的管辖权性质及范围问题。本文通过对罗马会议上各代表团对《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讨论的分析研究,认为该条款中的“有关行为”应当被解释为“犯罪行为”,即当国际刑事法院有管辖权的犯罪行为之全部或部分发生在缔约国领土范围内,国际刑事法院即对此犯罪拥有管辖权。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属地管辖权,罗马规约

参考文献

[1]Prosecutor v.Thomas Lubanga Dyilo,Case No.ICC-01/04-01/06-772,Judgment on Appeal against Decision on Defense Challenge to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pursuant to article 19(2)(a)of the Statute of 3October,2006.

[2]Situation in Dem.Rep.Congo,Case No.ICC-01/04,Judgment on the Prosecutor’s Application for Extraordinary Review of Pre-Trial Chamber I’s 31 March 2006 Decision Denying Leave to Appeal.

[3]Situation in Darfur,Sudan,in Prosecutor v.Ahmud Harun and AliKushayb,Case no.ICC-02/05-01/07.

[4]The letter of the Prosecutor to President Kirsch of December 22,2004.

[5]Kenya Authorization Decision.

[6]Prosecutor v.Delali?et al(Celebici),Case No.IT-96-21-T,Judgment,Trial Chamber,424-5(Nov.16,1998).

[7]S.S.Lotus(Fr.v.Turk.),1927 PCIJ(Ser.A),No.10,23.

[8]Markus Wagner,The ICC and its Jurisdiction–Myths,Mis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2004.

[9]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Report of the Special Working Group on the Crime of Aggression(Nov.14-22,2008).

[10]Daniel D.N.Nsereko,Triggering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4 Afr.Hum.Rts.J.256,267,2004.

篇4：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

内容摘要：对职务犯罪进行指定管辖的法理依据、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都较为充分，但实践运用存在一些问题。完善职务犯罪指定管辖制度应当在遵循程序法定原则、侦查效率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基础上，从明确指定管辖案件范围、细化指定流程、加强程序衔接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

关键词：职务犯罪指定管辖程序法定侦查效率人权保障

管辖是诉讼程序开始的前提和基础。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予以重视。结合我国政治体制安排和法律制度规定，有必要采取“相对合理主义”的态度和原则，尽快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制度，以进一步提升职务犯罪侦查法治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

一、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主要依据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制度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现行法律制度安排和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检察机关适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主要依据可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内容：

（一）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法理依据

第一，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形态的有关内容。相对于西方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审判中心主义型”刑事诉讼结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实为“诉讼阶段型”，即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程序分别由不同的法定国家机关来行使，各个诉讼阶段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有自己特定的诉讼目标和任务，这就要求侦查阶段一开始就需要解决好管辖这一重大问题，而不能用法院的审判管辖去逆推侦查管辖，检察机关在开始立案侦查的时候就应解决好管辖问题。

第二，适应我国职务犯罪侦查规律的相关要求。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团伙性、高智能性等特点，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和普通刑事犯罪侦查存在较大差异，即“地方保护”和“权力干扰”成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有效开展的严重阻力；在职务犯罪侦查立案之前设置有初查程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往往与纪检监察工作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规律的视角来考察，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制度不仅能够为职务犯罪侦查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侦查环境，而且能够较为灵活地连接起各个办案程序。

（二）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法律依据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情形：第一，管辖权“由上至下”发生转移的案件。《诉讼规则》第14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或者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管辖存在争议或者情况特殊的案件。《诉讼规则》第16条规定：“对管辖有争议的或者情况特殊的案件，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第17条规定：“几个人民检察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检察院管辖。”第三，管辖不明或者需要改变管辖的案件。《诉讼规则》第18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管辖不明或者需要改变管辖的案件。”

（三）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实践依据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适用指定管辖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第一，追求公平正义的侦查环境。从司法实践来看，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往往具有非常强大的保护势力和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并且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较大的阻力和困难。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适用指定管辖进行异地办案，可以营造相对公平正义的侦查环境，有力保证了快速有效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第二，有效利用现有的侦查资源。上级检察机关（主要是省级人民检察院、地市级人民检察院）往往从全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整体情况尤其是侦查资源配置情况出发，运用“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将一些案件予以指定管辖。这一方面避免各下级检察机关出现“忙闲不均”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各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队伍，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该地区职务犯罪侦查资源的有效利用。第三，适应当前改革的有关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在检察改革的试点地区，省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新设立的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来集中管辖特定主体的职务犯罪案件。比如，北京市第四人民检察院管辖案件范围之一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跨地区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及关联案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管辖案件范围之一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跨地区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二、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主要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较为突出问题，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案件范围不明。《诉讼规则》笼统地规定了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案件范围，但何为“必要的时候”？何为“情况特殊”？何为“需要的时候”？这些模糊的法律语言固然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管辖的灵活性，但却导致各地检察机关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案件的范围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如有的省级检察机关普遍适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而有的省级检察机关则严格限制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第二，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具体流程不清。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启动程序较为随意，即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机关只要主观上“认为需要”即可启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程序，而并不需要其他条件予以约束；二是确定被指定管辖单位的随意性较大，如何确定改变管辖后的案件承接检察机关，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规定；三是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方式不甚规范，有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采取的是“逐级指定”方式，而有的则采取“越级指定”方式。

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衔接程序不畅。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衔接程序不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刑事诉讼之“外”的角度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衔接方面往往对接不上，如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有时没有经过同级检察机关，就将案件线索直接交给下级检察机关来作侦查指定管辖。另一方面，就刑事诉讼之“内”的角度来看，由于缺乏明文的程序法律规定以及个案沟通不畅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与后续的起诉管辖、审判管辖的衔接往往出现问题。比如，被指定管辖的检察机关在侦查完毕并移送到同级法院时，法院往往以没有审判管辖权为由拒绝受理，[1]这就容易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给诉讼效率和公平打了“折扣”。

第四，公民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异议权与申请权缺失。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具有天然的强势地位，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一方不可能处在同一平等地位。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实质是检察机关单方面所作出的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决定，有悖于现代刑事诉讼所倡导的公权权利保护和救济原则。[2]一方面，当事人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没有异议权，无权就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提出任何异议，只能被动接受；另一方面，当事人对职务犯罪指定管辖也无申请权，无权就检察机关是否需要采取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提出相应的法律诉求。

三、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完善原则及完善路径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际，笔者认为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程序应当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程序法定原则，即检察机关适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依据必须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案件范围、程序要求、操作步骤等等，否则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归于无效。第二，侦查效率原则，即检察机关在适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过程中应注重讲究侦查成本，保障侦查便利，努力以尽可能小的侦查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侦查成果，[3]比如，检察机关在采取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时候应当采取“就近原则”，由地域相近的检察机关予以管辖以便缩短侦查时间，节约侦查资源，提高侦查效率。第三，人权保障原则，即检察机关在适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过程中须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尤其是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必要的时候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若公民权利遭受到不法侵害，公民有权就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程序提出异议并寻求相应救济，以便有效对抗强大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对于职务犯罪侦查管辖的完善，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明确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案件范围。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案件范围应当清楚、明确。可以考虑以下几类职务犯罪案件予以指定管辖：（1）受当地主要领导干涉、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职务犯罪案件；（2）涉及到检察机关整体回避的职务犯罪案件；（3）存在侦查管辖争议或者管辖不明的职务犯罪案件；（4）检察长指令采取指定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

第二，细化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具体流程。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流程应当清楚、具体、便于操作。具体而言：一是严格规范指定管辖的启动条件，即检察机关启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程序不仅要达到主观上的“认为需要”，而且要符合客观上的“法定情形”，笔者建议以省为单位建立统一的案件线索库，加强对本地区案件线索的“一体化”管理，下级检察机关的案件线索应当在一定期限内逐级上报直至省级检察机关，由省级检察机关掌握全省的案件线索情况，待省级检察机关应对案件线索进行全面、科学地评估后，依法作出侦查指定管辖的决定，从而避免职务犯罪侦查管辖的滥用或者乱用；二是科学确定被指定管辖的检察机关，即上级检察机关在确定被指定管辖的下级检察机关时应综合考虑被指定管辖的检察机关的各方面条件，尤其是其职务犯罪侦查资源情况，从而做出合理的安排；三是采取“逐级指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方式，即由上级检察机关确定被指定管辖的下一级检察机关，而且“逐级指定”应以两次为限；四是上级检察机关在尊重和保障被指定管辖的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同时，应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案件的跟踪和督办，发挥好职务犯罪侦查宏观指挥和协调的职能，以进一步提升侦查指定管辖案件的办案效果。

第三，健全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程序衔接。一方面，检察机关应与纪检监察机关建立健全协商制度，在职务犯罪立案之前，检察机关应与纪检监察机关协商好侦查指定管辖的相关问题，包括案件线索移送、被指定管辖的检察机关等。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作出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决定后，应即告知同级法院，由同级法院予以备案审查，假如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决定合法合理，则由该法院直接确定与侦查相对应的下级法院予以审判管辖；假如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决定有问题，则由该法院提出异议，建议检察机关重新予以指定管辖。

第四，赋予公民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异议权和申请权。笔者认为，应从法律的层面上赋予公民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异议权和申请权。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在作出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的决定之后，应将相应的法律文书送达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允许他们在法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一次。对于有异议的，作出指定管辖决定的检察机关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复查并将复查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此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职务犯罪侦查指定管辖，检察机关在审查之后，若认为申请理由合法，则应予以执行；若认为申请理由不合法，则应予以驳回，并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复议一次。

注释：

[1]参见葛治华：《司法反腐的中国模式：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7期。

[2]参见龙宗智：《刑事诉讼指定管辖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12期。

篇5：指定管辖材料原本

指定管辖案件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指定管辖案件的审理程序，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保证指定管辖案件公正、高效的审查，现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制定本工作规范：

第一条指定管辖案件包括：

本市辖区内下级检察院之间就同一案件的管辖权发生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报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的案件。

有管辖权的检察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或不方便行使管辖权，报请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的案件：

1、检察院在编干警及其近亲属或离退休人员为案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

2、检察院的人民陪审员为案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

3、其他需要指定管辖的情形。

第二条检察院公诉局负责审查指定管辖案件。第三条市检察院负责审理下列指定管辖案件：

1、本院辖区内不同下级检察院之间就同一案件的管辖权发生争议的；

2、本院辖区内有管辖权的基层检察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或不方便行使管辖权的。第六条下级检察院报请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报请时应报送《申请指定管辖的请示》及相关材料。

第七条《申请指定管辖请示》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案件的来源及审查情况；

（二）当事人基本情况及案由；

（三）基本案情；

（四）管辖权争议的具体事由（或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侦查、审查、不方便侦查、审查的事由）；

（五）就管辖权争议的协商情况及结果；

（六）报请检察院意见及法律依据。

第八条报送材料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起诉书或起诉意见书、案件审查报告；

（二）主要证据材料；

（三）检察院依职权移送案件的，移送检察院的案件移送函；

（四）因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而移送案件的，应当提交当事人管辖异议申请书复印件；

（五）移送检察院与受移送检察院就管辖权争议进行协商解决的工作记录；

（六）曾经指定管辖案件应当提交检察机关指定管辖的决定书；

（七）承办人的姓名及联系电话。

第九条承办检察官收案后，应当对下级检察院报送材料进行审查，材料不齐全的，可要求报请检察院于五个工作日内补充齐备，逾期退回报请检察院。

第十一条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应当在7日内审结，并制作《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指定管辖涉及的下级检察院；

（二）关于指定管辖的决定及法律依据；

（三）抄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本规范由洛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局负责解释、修改。第二十三条本规范自2011年11月1日起试行。

洛阳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指定管辖

案件管理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检察院：

指定管辖案件的审查是人民检察院的重要检察职能，检察系统指定管辖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进一步加强该类案件审查的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案件质量与水平，我院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了《洛阳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指定管辖案件审理工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的初稿，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范。现将本规范印发，请各基层院遵照执行。

一、本规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规范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虽然对指定管辖适应的情形做了规定，但该规定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特别对人民检察院审理该类案件的具体程序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造成司法实践中各级检察院作法多样，缺乏统一的标准，致使指定管辖案件长期没有纳入现行的检察院审判管理系统，影响了该类案件审理的质量与效率，解决指定管辖案件审理的程序规范问题，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要。

二、指导思想

本规范的指导思想是：以《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为指导，在总结已有司法实践成熟经验基础上，加强指定管辖案件审理程序的规范化建设，力争将指定管辖案件纳入现行审判管理系统，不断提升审判质量与效率。

三、主要内容

本规范包括报请指定管辖案件的范围与类型、受理的条件、审理流程、附则四部分内容。――范围与类型

对指定管辖案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高级检察院与中级检察院对指定管辖案件受理的范围与类型。

――受理

对下级检察院报请指定管辖需要提供的材料，报请指定管辖前发生管辖权争议检察院之

间必须进行协商处理的前置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

――审理流程

对案件受理后，案件的分配、案号的登记、案件的审理方式、审限、结案方式、结案后的报批程序、法律文书的制作格式及要求、文书的送达、案件归档等具体流程作了详细的规定。

案号是一个案件在检察院审判管理系统的编号与代码，长期以来，指定管辖案件一直没有案号，导致该类案件无法纳入现行审判管理系统进行科学管理，在目前纳入审判管理系统尚不具备成熟条件的情况下，规范规定高、中级检察院立案庭可暂编立案庭庭内的案号，实现对该类案件的科学管理。

审限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判效率的管理与规范，长期以来，指定管辖案件的办理没有具体的审限规定，导致该类案件审理期限自由幅度过宽，严重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本规范针对民事、刑事案件的不同特点，对各类案件的审理期限做出了明确规定。――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