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管辖法

2024-05-23

买卖合同管辖法（共9篇）

篇1：买卖合同管辖法

一、问题的提出

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都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大量出现，而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合同类纠纷案件中，这两种类型的合同均为数不少，属于“案件大户”。自从合同法颁布以来，对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的研究、探讨甚多。但是对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别，特别是从确定地域管辖角度的研究还有待继续。例如，甲与乙公司之间签订了一份关于机械零部件的买卖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争议，甲公司以承揽合同纠纷向其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乙公司，而乙公司则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甲乙之间是买卖合同，并且约定甲公司将产品运至乙公司进行交付，应当由合同履行地及乙公司所在地人民法官管辖。如何正确确定案件性质成为处理本案管辖异议的核心。在审判实践中，类似情况不在少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采用裁定方式作出回应，且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权，只要是启动了管辖权异议程度的案件基本都会进行到二审的终裁。即便是原受理法院享有管辖权，当事人双方如此这般的异议、上诉使得案件审理期限拉长，既造成了当事人自身的讼累，又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的效率。如果受理法院对无管辖权的案件作出裁判则属于重大程序违法，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造成司法公信力的下降，也未能彻底的解决纠纷。本文将带着确定地域管辖的目从合同的性质出发进行研究，尽可能的为司法实践中区分承揽合同与买卖合同提供多视角，从而正确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

二、探寻二者的本质区别

科学确定案件案由民事案件的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确定案由的过程，就是确定合同性质的过程。由于合同性质的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两种合同管辖的规定也是不尽相同的。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应当遵循自己的基本思维方法，即我们的判断须在具体法律条文中找到依据，不能脱离现行法。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从法条的定义不难看出，买卖合同的实质在与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而承揽合同的实质特性在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标的物。虽然两者都有交付标的物的要求，但是前者更加侧重的是所有权的转移，而后者则侧重于加工定作的过程，即两种合同的特征履行不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两类合同除了特征履行不同外，对于其他权利义务的规定也是存在区别的。如，买卖合同中买方的主要权利就是接受、检验卖方所提供的标的物，至于标的物是怎样进行生产、安装的，是不是由卖方自行生产的，在所不问；但是承揽合同中，承揽人提供材料的其选料需要接受定作人的监督，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强调了定作人对加工承揽过程的控制监督，但是买受人并不去过多的过问出卖人的生产过程，只要标的物符合约定的质量、规格、材料等。承揽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性质，定作人通常是基于对承揽人能力、设备、技术等方面的考虑并决定是否签订合同。非经定作人的同意，承揽人不得将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买卖合同中的买方只根据卖方现有标的物的性能、条件、是否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主要基于现有性能考虑购买。又如，《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而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则不可以随时单方解除合同。再如，承揽合同的中如果定作人不按约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的，承揽人可以留置未完成的工作成果，而在买卖合同中则没有法定留置权的规定。

三、现行法律关于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管辖的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被告住所地的确定往往比较容易，发生纠纷的可能较小。争议主要集中在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合同履行地的确定会因为对合同定性的不同而导致分歧。《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规定，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运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位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

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者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篇2：买卖合同管辖法

11月21日，原、被告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第三条交货地点、方式中约定“由供方（即原告）送货至需方（即被告）仓库或指定地点”。原告完成供货义务后，双方于7月3日共同确认出具了一份《对账单》，载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5万余元，但对付款方式和付款地点未作约定。原告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为由，向原告所在地法院起诉被告偿付货款。

二、分歧

对本案的履行地及其管辖法院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共同出具的《对账单》，对付款方式和付款地点未作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根据本案《对账单》，原告是接受货币的一方，本案的履行地应在原告一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为合同履行地的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对账单》是基于双方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而成立的买卖法律关系，应以该买卖合同的履行地确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交货地点为该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的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三、管辖权的确定依据

买卖合同（即购销合同）纠纷管辖权的确定依据有《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19条“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 “（合同）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给付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第一百六十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等等。实务中，对以确定管辖的被告住所地争议不大，但是，由于对买卖合同履行地的不同理解，使得此类纠纷引发的管辖权争议问题较多，前述就是典型的案例。

四、合同履行地的理解

所谓“合同履行地”，通常认为是“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可具体到个案中，由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法律行为，这决定了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因此买卖合同的双方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不

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具体说来，出卖人必须履行交付约定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则必须履行支付约定价金的义务。合同法对买受人的主要义务规定了三条（第159、160、161条），要求买受人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将约定价款的所有权转移给出卖人，对出卖人的主要义务规定了四条（第135、136、138、141条），要求出卖人在约定的期限、地点，将标的物或提单交付买受人并转移所有权。既然存在买方主要义务履行地（即交付价款地）和卖方主要义务履行地（即交货地），那么，买卖合同的主要履行地自然也应是两个（有些情况下可以合二为一），还可能有一些与履行该合同有关的地点，如：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理论上讲这些有关地点均是合同履行地。

五、管辖的确定

既然一个买卖合同因有两个履行行为而有可能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合同履行地，那么，这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呢？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是确定所有合同管辖的一般性规定，理应适用于确定买卖合同的管辖，按该条的本意，与买卖合同有关的履行地（包括接受价款地等）法院本应都有管辖权，但《民诉意见》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了专门规定，第19条“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实际履行地点与约定不一致，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而《规定》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了最狭义的规定，仅以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为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其它地点（应包括价款接受地点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既然有了对买卖合同履行地的专门规定，那么,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只能作狭义的理解，就不应按《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作广义的理解。还要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和《民诉意见》第19条有冲突，因《规定》的颁布生效在后，故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及管辖权的确定自然应适用《规定》。

对《规定》笔者的理解：

1、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或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那么，上述地点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原约定的地点，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否则，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这里的其他方式应包括双方实际已交付和接收地点，即以实际交货地点作为履行地而确定管辖。

3、当事人在合同中虽有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

4、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无论是否实际履行或交货，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

5、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

六、存在问题

值得注意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虽有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规定》中没有明确如何确定案件管辖，笔者认为理应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即只要未实际交付货物，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对是否已实际履行，存在一个程序和实体审查的问题，原告方往往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义务，故在履行地法院起诉，而被告方可能以对方没有履行而抗辩，要求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是否实际履行属于实体审查范围，在程序阶段就以原告的诉请确定管辖。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管辖权异议纯属程序问题,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定性属实体问题,程序审查不应审查实体问题。如此认识则过于机械，因为，许多程序问题的确定，必须依赖实体问题的正确认定，如特别地域管辖就是依不同性质、种类的实体关系来划分的，实体关系的性质、种类不同，是适用不同管辖规定的连接标志。所以，就被告依实体关系而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法院审查的关键就在于当事人之间属何种性质、种类的实体关系，不能简单以“据原告诉称双方应属于某种关系”而确定管辖。

七、该案的处理

篇3：买卖合同管辖法

一、涉外合同案件的诉讼管辖权

涉外合同案件诉讼管辖权问题属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范畴。我国关于涉外民事案件诉讼管辖权的规定, 一方面体现在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的规定中, 另一方面体现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中。

立法上, 我国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年《民事诉讼法》和$%%%年《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司法实践中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年$&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 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章只就部分民事案件的管辖权作了规定, 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该法中某些关于国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同样可适用于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定。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 我国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应遵循以下六个原则:

$ (地域管辖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凡被告住所或经常居所地在我国境内的, 由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法院管辖;对不在中国境内的被告, 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法院管辖;对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的诉讼, 如果合同的签订地或履行地、或诉讼标的物所在地、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在我国境内的, 由上述所在地法院管辖。

& (专属管辖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六条, 就专属管辖作了规定: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我国法院管辖;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辖;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协议管辖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确定协议管辖的原则。该条款规定, 涉外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 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推定管辖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的管辖不提出异议, 并应诉答辩的, 视为承认该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原则。我国已参加的涉及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国际条约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年参加) 、《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 (%&$’年参加)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 (年参加) 。

此外, 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一系列司法协助协定中, 也有涉外民事管辖权的规定。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和我国法律的规定, 我国法院在确定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时必须信守上述条约的规定。

) "特殊情况下适用国际惯例的原则。在应当适用我国法作为准据法时, 如果我国法律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未作规定的, 可适用国际惯例。

二、涉外合同案件的法律适用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 立法上主要见于:%&’) 年《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 %&&&年《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年《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六条, %&&$年《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司法实践方面的规定主要见于:最高人民法院于%&’’年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案件的法律适用有以下五个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涉外合同案件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即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在实践中, 我国一般要求合同当事人的法律选择, 必须是明示的, 而拒绝承认默示选择法律方式;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或发生争议后选择法律;要求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必须是现行实体法, 而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

关于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自然人基本采取的是行为地法原则, 对法人采取的是本国法兼行为地法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即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时, 法律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法律。

司法实践中, 我国以“特征性履行”作为对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进行界定的依据, 即哪一方行为属于合同中最具特征性的履行行为, 就适用哪一方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在通常情况下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适用合同订立时, 卖方营业所所在地法律;银行贷款或者担保合同, 适用贷款银行或者担保银行所在地法律;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加工承揽合同, 适用加工承揽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技术转让合同, 适用受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工程承包合同, 适用工程所在地法律;科技咨询或者设计合同, 适用委托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法律;成套设备供应合同, 适用设备安装运转地法律;代理合同, 适用代理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不动产租赁、买卖或者抵押合同,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动产租赁合同, 适用出租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仓储保管合同, 适用仓储保管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

实践中, 我国还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上述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例外条款。即:若合同明显的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时, 人民法院应以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依据。

此外, “最密切联系原则”还是我国解决属人法连结点积极冲突的依据。即在当事人有一个以上营业所时, 就以与合同有最密切关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所时, 以其住所或居所为准。

!"仅适用中国法律的特殊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 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 必须适用中国法律。

#"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凡中国缔结参加的与合同有关的国际条约, 与准据法不同时, 优先适用国际条约。

%&’’年我国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公约的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缔约国公司间达成的货物买卖合同如不另作法律选择, 则合同规定事项自动适用公约的有关规定, 发生纠纷或诉讼, 亦得依据公约处理。

$"特殊情况下适用国际惯例的原则。在应当适用我国法作为准据法时, 如果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未作规定的, 可适用国际惯例。

涉外合同案件的管辖权不仅是一国法院得以审理涉外合同案件的前提条件, 而且是其作出判决, 得以在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必要条件。管辖权问题与法律适用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管辖权的确定取决于适用的准据法;法律适用问题取决于何国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为了保证我国主权行使, 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 我国司法就必须随着涉外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我国涉外合同案件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制度, 这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的发展要求, 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要求。

篇4：买卖合同水也深

【案情简介】

上海万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成实业”）与上海伟峰金属结构厂（下简称“伟峰金属”）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截至2006年8月17日之前，万成实业已向伟峰金属交付金属材料为4000余吨，货款总计为600余万元，而伟峰金属仅向万成实业支付货款100余万元。万成实业多次向伟峰催讨货款，并于2008年5月 9日以挂号信的形式向伟峰金属书面催讨货款。在万成实业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万成实业于2008年11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伟峰金属支付拖欠的货款500余万元。

庭审中，为证明送货数量及货款总额，万成实业向法院提交双方之间通过传真缔结的合同、伟峰金属仓库人员“李永平”签收的送货单、万成实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为证明万成实业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万成实业向法庭提交2008年5月 9日的挂号信存根及催款函复印件一份，证明已经向伟峰金属催讨过货款的事实。

针对万成实业提交的证据，伟峰金属提出几点抗辩：第一，传真件并非原件，性质上等同于复印件，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伟峰金属公司内，以及仓库管理人员中没有“李永平”此人，所以其签收的相关送货单不予认可；第三，增值税发票虽然已经全部抵扣，但是这与具体收货多少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借此认定伟峰金属收货的总金额；第四，伟峰金属的确于2008年5月 9日左右收到过万成实业所发的信函，但是拆开信封仅为万成实业的宣传材料，并无任何催款的内容，所以万成实业提起诉讼的时间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

最后法院综合考虑，认定了万成实业发出催款函的事实，然后依据增值税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认定了伟峰金属的收货数额。进而判决支持万成实业的诉讼请求。

【律师感言】

重视送货单签收人

买卖双方可将收货人的名字列于买卖合同之上，或办理阶段性对账

在买卖纠纷中，最重要的，也是法院首先要明确的是买方究竟收了多少货。所以法院往往让买卖双方在庭上或是庭后一起对账。如果对得清楚，那么案件事实自然简单明了。但要是一笔糊涂账，或者是部分糊涂账，法院只能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来认定收货的数量。其中一个重要的直接证据就是买方签收的送货单或其他单据凭证。本案中，伟峰金属否认存在签收人“李永平”，这的确给万成实业的举证造成较大的困难。因为根据证据规则，如果买方否认存有此人，则卖方应首先对存在该签收人举证，如果举证不能，那么法院就难以认定送货单或其他单据凭证是买方签收的。本案中，万成实业曾试图调查“李永平”是否在劳动部门办理过录用来证明伟峰金属有“李永平”该员工，但是劳动部门没有查询到相关记录。

发生这种情况，对卖家来说无疑是非常凶险。如何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建设施工合同中比较常见的做法，将施工代表或项目经理的名字列于合同之上。同样，买卖合同的缔结方可将收货人的名字列于买卖合同之上，如果本案中买卖双方已将“李永平”确定为收货人，那么本案的审理就不会变得那么曲折复杂。另外，由于买卖关系的特殊性，收货人员不固定，所以还可约定：如卖方发现收货人员变更，可发函要求买方在一定期限内确认，如过期未确认也未提出异议，则视为认可该收货人员。还有一个办法，同样借鉴建设施工合同中的阶段性结算，买卖双方可以约定进行阶段性对账，比如在卖方交付了5笔货物之后对账一次；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后对账一次，从而确认买方已收货的金额。同时可以进一步约定：如果买方在一定期限内，对卖方出具的书面对账金额，未确认也未提出异议，视为认可卖方出具的金额。

顺便提一下，笔者常常看到有些卖方在制作送货单据时，未将其所送的货物的金额数量明确地写在送货单上。如果这样的话，出了纠纷很容易造成麻烦，法院为确定总价，不得不去找关于该货物的单价约定，假如没有这方面的单价约定，法院甚至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所以，笔者建议卖方在制作单据时，最好不要忽略这一举手之劳。

税票认定收货金额

如果买方用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法院可依发票金额来认定买方已收货数额

在本案中，万成实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成为法院认定伟峰金属收货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上，卖方开具给买方的增值税发票，如果买方确实用于抵扣，则法院依据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来认定买方已经收货数额的证明。虽然如伟峰金属所抗辩的，发票金额与实际收货金额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商业上还有“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一情况。但是法院的思路是建立在举证责任相关规则上，在伟峰金属用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的事实情况下，已经发生了举证责任转移，即可视为伟峰金属已经收到了与发票金额一致的货物，伟峰金属如需推翻这一结论，必须提出相反的证据，借此来证明其提出的无因果关系的异议。

可能说到这里，思路活跃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如果伟峰金属拿了发票不去抵扣税款，或者是反过来，万成实业多开了增值税发票，而伟峰金属又都拿去抵扣税款，那么真实的收货数量不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吗？笔者认为，如果是刻意为之，的确会发生这种结果。但是实际操作上，买方很少情况下会有票不用，而卖方也很少会去多开票，这与各方在税收方面的常识相背离。所以，除非暗藏祸心，实务中发生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传真并非证据原件

传真件不是“尚方宝剑”，建议慎用传真件

传真件的认定与否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笔者见过很多当事人拿着传真件当作“尚方宝剑”，甚至有些律师对传真件是否可以作为原件使用也不置可否。因为在实践中，由于传真的便捷性，通过传真来缔结合同，通过传真来相互函告，早已在社会上被普遍采纳，并被根深蒂固地理解为传真件即是原件。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一书中，针对传真件是否能作为原件使用这个问题答疑时，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传真件并非证据原件。所以笔者建议慎用传真件，如果读者觉得原件快递来去比较麻烦，完全可以改用电子邮件，这种形式反应出来的内容比较容易认定，如果对方否认，则补办一个公证手续即可。当然，如果合同双方能在原始的合同中确定双方来往的电子邮件地址则更好。

邮寄凭据适用举证

只要符合事态的发展，又拿得出相关邮寄凭证，法院一般都认定律师所称的发函内容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一般为2年。所谓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已开始的诉讼时效因发生法定事由不再进行，并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丧失效力，诉讼时效的时间重新起算，也就是在2年中，发生了法定事由，则从法定事由发生当日起重新计算2年。2006年8月17日是万成实业的最后供货日期，如果没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起诉日期2008年11月5日显然已经超过2年。一般来说，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是权力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如果本案中万成实业于2008年5月 9日向伟峰金属寄发的挂号信被法院认定为催款函，则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那么伟峰金属所称的未收到催款函，而仅收到宣传材料的抗辩能不能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司法实践上基本上只要权利人能够举证相关的邮寄凭据，则认为权利人的举证产生举证转移的法律后果，如果义务人不能举证证明邮件上没有催收的内容，则应认定权利人已向义务人主张了权利，引起了诉讼时效中断，如义务人能够举证证明权利人的邮件不存在催收内容，则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篇5：浅谈买卖合同管辖权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就是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以后，其中一方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或者是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另外一方想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时候，究竟该向哪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甲公司和乙厂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甲公司是原材料提供方，乙厂是购买方。在合同签订以后，甲公司按照约定将货物送达乙厂，合同中约定：乙厂在收到货物的一个星期内支付货款。乙厂在收到货物后，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此时甲公司欲向法院起诉，该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呢？合同中关于纠纷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按合同法规定。

对于这个案例，对于合同纠纷问题的约定是按照合同法的规定，那么按照合同法的约定，双方所在地法院，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实际履行地的法院均有管辖权。但是在本案中，因为没有实际的约定哪一个法院为纠纷解决对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确定哪一个法院具有管辖权呢？

（一）在案例中，甲公司和乙厂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也没有约定交货地点，根据《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诉讼管辖司法解释规定，只能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从案例中，则是乙厂所在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篇6：买卖合同管辖权异议上诉状

上诉理由:

资阳区人民法院以被上诉人曹霞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且合同履行地应为益阳市资阳区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是完全错误的!资阳区人民法院偏听偏信，完全不顾证据的是否真实、充分，完全不顾案件的客观事实，完全不顾仲裁协议的存在，其裁定明显违背了我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且具体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如下:

一、因原债权人佛山市蓝箭电子有限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故，该<债权转让协议>对我司没有约束力，被上诉人曹霞非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无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应驳回其起诉。

所谓“当事人适格”，也称为正当当事人或者合格的当事人，是指对于特定的诉讼可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当事人的资格。

判断当事人适格与否的标准是看当事人是否是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本案诉讼标的)的主体，而原审原告曹霞与买卖合同纠纷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司与曹霞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她根本就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

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篇7：买卖合同管辖权异议上诉状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路×号×栋×室。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总经理。

因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上诉人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洪民商初字第××号民事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撤销原裁定，将本案依法移送北京市××区人民法院审理。

上诉理由：

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xxx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既未约定合同履行地，也未约定交货地点。双方在《协议书》中特别提示约定：“所有货物必须于收货当日当着运输公司人员的面开箱确认货物外观完好，……。如果甲方于收货数日后而非收货当日告知乙方货物外观由于运输原因破损，由于已无法追究运输公司责任，乙方对此破损不承担责任。”以上约定应当正确地理解为双方就货物的交接验收和责任划分所进行的约定。然而，一审法院想当然地将其延伸理解为双方对交货地点的约定。而且这种错误的理解为一审法院错误地适用相关规定，错误地处理本案的管辖权异议埋下了伏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法发[xxx]28号)明确规定了以约定的履行地点或者以约定的交货地点确定合同履行地。而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发[xxx]28号号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法释[xxx]3号)明确规定废止适用。该《批复》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法发[xxx]28号)，是一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管辖问题的程序性规定。不论购销合同是在该规定生效前签订的还是生效后签订的，凡在该规定生效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应适用该规定，而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

所以，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以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 “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是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亦是错误的。上诉人依法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不能依据履行地确定管辖，而应依上诉人的住所地确定本案的管辖，即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是不适当的，应依法将本案移送到北京市××区人民法院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严格执法，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xxx年六月八日

篇8：买卖合同管辖法

【推荐下载】房屋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纠纷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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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之事涉及诸多繁杂严谨手续问题。但是，如若碰到房屋合同违约的情况之时，管辖权是如何规定？在此，我们必须了解房屋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纠纷管辖权的相关信息呢。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相关资料。

一、房屋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纠纷管辖权怎么确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管辖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等多种。关于不动产有关纠纷的管辖法院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不动产纠纷”应理解为不动产物权纠纷，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是针对物的权属关系发生争议，之所以专属管辖是因为不动产标的便于该地法院进行调查、勘验，及时查明案件，也为了便于该案件审理终结生效后得以顺利执行。如果将涉及不动产买卖合同所产生的纠纷均列为不动产纠纷应属超出该条的文意范围。不动产纠纷情况是复杂的，应根据案件情况分别对待，涉及物权纠纷的应适用专属管辖。如果不涉及物权纠纷的不应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

二、房产买卖合同违约赔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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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适当减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要由原告方提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房屋买卖纠纷，违约责任是如果补充协议有约定按补充协议处理，没有约定按合同处理;补充协议一般理解为是对合同的补充或变更;合同变更指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的内容发生变化和更改，即权利和义务变化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且，变更合同也应贯彻协商的原则。

当事人一方应向对方提出变更合同的要约(先做出意思表示);对方对要约的承诺与否(是否完全同意要约的内容);双方在没有达成新的协议之前，单方面变更合同属违约行为。其次变更合同的协议最好采用书面形式。新的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变更解除的电报、图表、书信等也应作为资料保管)。

篇9：买卖合同管辖法

买卖合同》”的效力

朱俊芳与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1．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并约定如借款到期，偿还借款，《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再履行；若借款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则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合同、协议均依法成立并已生效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同时成立了商品房买卖和民间借贷两个民事法律关系。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对方当事人要求并通过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不违反《担保法》第四十条、《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有关“禁止流押”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民提字第34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被申诉人)：朱俊芳。

委托代理人：王珂，北京市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洪涛，北京市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申诉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维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刚，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晓东，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朱俊芳与被申请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泰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西高院)于 2011年2月17日作出(2010)晋民再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朱俊芳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9月16日作出(2011)民申字第816号民事裁定：1．本案由本院提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 11月23日开庭审理了本案。朱俊芳的委托代理人王珂、马洪涛，嘉和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刚、范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俊芳向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称，2007年1月25日，其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1月26日，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借款1100万元，为保证还款，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约定用嘉和泰公司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14套商铺作抵押，抵押方式为和嘉和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手续，开具发票。双方约定如嘉和泰公司偿还借款，朱俊芳将抵押手续(合同、发票、收据)退回嘉和泰公司；如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嘉和泰公司以抵押物抵顶借款。2007年4月26日，还款期限届满后，嘉和泰公司未能还款。故请求确认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判令嘉和泰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嘉和泰公司答辩称，嘉和泰公司实际只借朱俊芳1023万元，其余77万元为利息。朱俊芳和嘉和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对借款的抵押担保，没有形成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担保未办理登记手续，双方约定的条款为绝押条款，抵押无效。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之间为借款担保纠纷而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朱俊芳起诉案由错误。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2007年1月25日，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约定朱俊芳向嘉和泰公司购买当地百桐园小区十号楼14套商铺等。同日嘉和泰公司将该十四份合同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并于次日向朱俊芳出具两张总额10 354 554元的销售不动产发票。

2007年1月26日，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主要约定：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借款1100万元，期限至 2007年4月26日；嘉和泰公司自愿将其开发的当地百桐园小区十号楼商铺抵押给朱俊芳，抵押的方式为和朱俊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手续，开具发票；如嘉和泰公司偿还借款，朱俊芳将抵押手续(合同、发票、收据)退回，如到期不能偿还，嘉和泰公司将以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等。该合同签订后，朱俊芳向嘉和泰公司发放了1100万元借款，嘉和泰公司出具了收据。至2007年4月26日，嘉和泰公司未能偿还该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依法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双方在后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可以认为借款协议的约定，实际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生效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出的补充。其中《借款协议》约定将到期不还的借款作为给付的房款，实际上是为已签订并正在履行的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即到期还款买卖合同解除，到期不能还款买卖合同继续履行。现嘉和泰公司到期未能还款，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未成就，应当继续履行。

2007年9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小民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

一、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

二、嘉和泰公司应当按照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履行合同。一审案件受理费87 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2 800元，由嘉和泰公司负担。

嘉和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原中院)提出上诉称，朱俊芳持有的收据数额虽然是1100万元，但嘉和泰公司实际收到的款项为1023万元，在借款时朱俊芳已扣除了 77万元利息。嘉和泰公司出具的发票金额是1035．4554万元，此金额是根据双方借款抵押的房地产面积和单价折算而来，所以与收据的金额不一致。嘉和泰公司与朱俊芳之间是借款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发票只是属于《借款合同》的抵押手续，并没有形成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而借款合同关于抵押的约定违反了担保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且未在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属于无效约定，不应受法律的保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朱俊芳的诉讼请求。

朱俊芳答辩称，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登记备案，已经成立生效。借款协议是朱俊芳在付房款的过程中在嘉和泰公司要求下才签订，是为保证朱俊芳权益才写的条款，不影响买卖合同成立生效。故请求维持原判。

太原中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国家规定的相关部门登记备案，应认定有效。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又签订了借款合同，该合同仅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故一审判决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妥。另外，由于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出具1100万元的收款收据，其主张仅收到 10 354 554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2008年5月4日，太原中院作出(2007)并民终字第11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 900元，由嘉和泰公司负担。

嘉和泰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12月4日作出晋检民抗(2009)60号民事抗诉书，向山西高院提起抗诉。山西高院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2009)晋民抗字第69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争议双方签订的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从属于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内容，属从合同。根据朱俊芳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关于“2007年1月，被告拟向原告借款，1月26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 1100万元……。为保证原告资金安全，原、被告在协议中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商铺抵押给原告。抵押方式为和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陈述，以及嘉和泰公司与朱俊芳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关于“为保证甲方的资金安全，乙方自愿将本公司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商铺以四千六百元每平米的价格抵押给甲方，抵押面积为贰仟贰百伍拾点玖玖平米，和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到太原市房地局办理备案手续，同时给甲方开具与备案买卖合同相对应的不动产销售发票”之约定，证明嘉和泰公司与朱俊芳在借款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抵押担保，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以买卖房屋作为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内容，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从合同。且从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并未实际履行的情况可知，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不以买受方支付房款及出卖方交付房屋为目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买卖商品房，而是将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发票、收据”共同作为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内容，是为保证借款合同的履行而采取的一种担保措施。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缺乏证据证明。(二)主合同中关于抵押担保部分无效，从合同亦属无效。(1)嘉和泰公司为保障朱俊芳借款安全，将其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商铺抵押给朱俊芳，但是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抵押合同并未生效。(2)嘉和泰公司与朱俊芳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到期嘉和泰公司一次性还清朱俊芳借款后，朱俊芳将抵押手续(合同、发票、收据)退回嘉和泰公司，如嘉和泰公司到期不能偿还或无力偿还借款，将用抵押物来抵顶借款，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从上述内容可知，“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收据”的作用在于，不能偿还借款时，将抵押物即所“买卖”的房屋所有权转移为朱俊芳所有，该约定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绝押条款，应属无效。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

朱俊芳答辩称，双方之间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借款协议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一审、二审判决完全正确。

山西高院再审查明，2007年1月25日，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约定朱俊芳以每平方米4600元价格向嘉和泰公司购买百桐园小区十号楼14套商铺。同日办理了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销售备案登记手续。嘉和泰公司于次日向朱俊芳出具两张总额1035．4554万元的销售不动产发票。2007年1月26日，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借款1100万元，借款期限自借款到账之日起三个月即2007年1月26日至2007年4月26日止；嘉和泰公司自愿将其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商铺以每平方米4600元的价格抵押给朱俊芳，抵押的方式为和朱俊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手续，开具发票；借款到期，嘉和泰公司一次性还清借款，朱俊芳将抵押手续(合同、发票、收据)退回嘉和泰公司，如到期不能偿还，嘉和泰公司将以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等。同日，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出具1100万元收据。

另查明，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14套商铺，与嘉和泰公司抵押给朱俊芳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14套商铺为同一标的。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协议》中约定的“乙方(嘉和泰公司)一次性还清甲方(朱俊芳)借款后，甲方将以上抵押手续(合同、发票、收据)退回乙方”，合同即为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即为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出具的两张总额1035．4554万元的销售不动产发票；收据即为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出具的 1100万元借款收据。

山西高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再审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双方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还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2．《借款协议》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关于本案双方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还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问题。山西高院认为，本案双方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嘉和泰公司与朱俊芳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为保证甲方的资金安全，乙方自愿将本公司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商铺以四千六百元每平米的价格抵押给甲方，抵押面积为贰仟贰百伍拾点玖玖平米，和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到太原市房地局办理备案手续，同时给甲方开具与备案买卖合同相对应的不动产销售发票。”证明朱俊芳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嘉和泰公司以商铺作为向朱俊芳借款的抵押担保。朱俊芳在起诉状中陈述：“2007年1月，被告拟向原告借款，1月26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1100万元……。为保证原告资金安全，原、被告在协议中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商铺抵押给原告，抵押方式为和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朱俊芳在一审中的辩论意见也说“是怕不给钱才签订了协议，……当然就是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也印证了借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内容。

关于《借款协议》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问题。山西高院认为，《借款协议》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鉴于就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释明后，朱俊芳仍不变更诉讼请求，朱俊芳关于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的请求不予支持，但朱俊芳可依法另行提起诉讼主张其权利。

2011年2月17日，山西高院作出(2010)晋民再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07)小民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并民终字第1179号民事判决；驳回朱俊芳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朱俊芳负担。

朱俊芳不服山西高院(2010)晋民再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二)《借款协议》是对买卖合同履行设定的解除条件，解除条件不成就时，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抵押给朱俊芳。(三)朱俊芳对起诉状的陈述并不知情，系其代理律师施冬生错误理解事实，在起诉状中作出了错误的描述。对此，朱俊芳从未起诉状上签字或按手印，庭审时也未参加，直至再审时才发现此问题。因此，起诉状里对事实的错误描述不能认定为朱俊芳的本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效，判令嘉和泰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嘉和泰公司答辩称，一、嘉和泰公司与朱俊芳之间是借贷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借款协议》明确表明双方是借贷关系，签订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提供担保，并非双方有买卖商品房的意思表示。朱俊芳在一审诉状中对此亦有同样表述。

二、《借款协议》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山西高院再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在本院再审中，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对于山西高院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效力存在争议，故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

朱俊芳主张其与嘉和泰公司之间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嘉和泰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山西高院再审认为，双方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内容，借款协议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本院认为，本案中，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的款项和《借款协议》涉及的款项，在数额上虽有差额，但双方当事人对于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款项和《借款协议》所涉款项属同一笔款项并无异议。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了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且在太原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了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备案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案涉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均为依法成立并已生效的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就同一笔款项先后设立商品房买卖和民间借贷两个法律关系。山西高院再审认为本案双方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不当，应予纠正。从本案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约定的内容看，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借款协议》属并立又有联系的两个合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借款协议》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借款协议》涉及的款项为同一笔款项；其二是《借款协议》约定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为《借款协议》所借款项提供担保，即双方当事人实际是用之前签订的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之后签订的《借款协议》提供担保。同时《借款协议》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附设了解除条件，即借款到期，嘉和泰公司还清借款，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再履行；借款到期，嘉和泰公司不能偿还借款，则履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关于《借款协议》中“如到期不能偿还，或已无力偿还，乙方(嘉和泰公司)将用以上抵押物来抵顶借款，双方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这是法律上禁止流押的规定。禁止流押的立法目的是防止损害抵押人的利益，以免造成对抵押人实质上的不公平。本案《借款协议》中“如到期不能偿还，或已无力偿还，乙方(嘉和泰公司)将用以上抵押物来抵顶借款，双方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并非法律上禁止的流押条款。首先，《借款协议》上述条款并非约定嘉和泰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借款协议》所称抵押物所有权转移为朱俊芳所有。在嘉和泰公司到期未偿还借款时，朱俊芳并不能直接按上述约定取得《借款协议》所称的“抵押物”所有权。朱俊芳要想取得《借款协议》所称的“抵押物”即十四套商铺所有权，只能通过履行案涉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实现。正基于此，朱俊芳在本案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也是确认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判令嘉和泰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其次，案涉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均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协议》中约定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为《借款协议》提供担保，并为此在《借款协议》中为案涉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附设了解除条件，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双方当事人对于是履行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履行《借款协议》具有选择性，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就履行《借款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条件未成就，就履行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论是履行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履行《借款协议》，均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且从合同的选择履行的角度看，嘉和泰公司更具主动性。嘉和泰公司如果认为履行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其不公平，损害了其利益，其完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案涉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嘉和泰公司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并未行使合同撤销权，而是拒绝履行生效合同，其主张不符合诚信原则，不应得到支持。因此，《借款协议》上述关于到期不能偿还，或已无力偿还，嘉和泰公司抵押物来抵顶借款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禁止流押的规定。山西高院再审认为，《借款协议》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案涉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均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借款协议》约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条件未成就，故应当继续履行案涉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山西高院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太原中院二审判决虽在判决理由表述上不够准确和充分，但判决结果正确，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民再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并民终字第117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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