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过三代活该散文随笔

富不过三代活该散文随笔（精选2篇）

篇1：富不过三代活该散文随笔

记者:有种说法是宏观调控带来了一个新型的“经济周期”,你怎么看?

刘胜军: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西方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总能够绝地反击把经济再救活,我想中国还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对调控的副作用确实要重视。以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例,你不能要求它完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4万亿计划确实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4万亿计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持反对或者批评的意见。其实是大家没有把这个问题区分开看。区分开就是讲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实现的效果,还要考虑到决策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记者:经济刺激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刘胜军:最大的连锁反应就是地方政府推出差不多有1 0万亿的刺激计划。

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性的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比如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包括我们上世纪90年代的银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这种情况下它做事情往往不需要考虑后果,就会导致我们的经济过冷或者过热,这是我们经济周期起伏的一个体制性的根源。

原本以为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已经解决了这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是到今天各地接二连三的万亿级别的投资计划告诉我们,这个体制性的隐患还是存在的。地方债的问题从根子上讲还是银行的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这些钱都是银行的信贷。在这一轮扩张中,你看银行信贷的增量图,2009年、2010年突然爆发。再看这两年外资银行的信贷情况,贷款规模不仅没有增长,有的还在收缩,和中资银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花钱”常伴随着寻租

记者:外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说明什么问题?

刘胜军:外资银行是以风险为导向,知道在这样大的刺激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低质量项目出来。中资银行考虑问题不一样,中资银行做事情保证这件事情是“政治上正确”的,其他事情并不重要。

每一次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国企、银行而言,就是一次花钱的机会。花钱的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腐败的机会。每一次花钱的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掌握这个资源,投资的效率和体制损耗非常大,这里面寻租空间是巨大的。这是我们目前经济面临挑战的根源。

记者: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刺激存在因果关系吗?

刘胜军:“花钱”失控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上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失控,房价再度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又倒逼决策层采取急刹车,例如一些高铁项目暂停、银监会开始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调控……这一轮组合拳下去,通货膨胀是下去了,但是经济也下来了。

为什么经济会下来?这就回到我们的中长期问题,中国经济是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的投资率,也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49%。这么高的投资率在世界经济史上都非常罕见。因为这么高的投资率,加上这一轮急刹车又是在打击投资,所以我们的经济开始下滑。

在政府投资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假设政府有10万亿,在短期内应该怎么去花这个钱。不是说修地铁、高铁不应该,而是说有没有更应该花钱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养老等。

第二,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考虑它的成本。例如高铁项目,如果以市场的方式去做,成本会不会更低一些?当然,我只是假设,因为没有办法去验证。但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经济转型需先打好基础

记者:我们常说“经济转型”,你认为要如何转?

刘胜军:其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2030》,对中国经济做了非常深入和全面的诊断,提出了非常可行的药方。

经济转型意味着什么?简单而言,就是两句话,从投资到消费,从制造到创新。

我们先看看从制造到创新。企业家为什么不去创新?政府手上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政府能够控制项目的审批、控制IPO、控制很多产业的补贴、控制大量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更多是关系导向、资源导向或者机会导向,而不是管理和创新导向。这个问题不能怪企业家,要怪我们的市场环境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体现在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这些价格都被扭曲了,都被压低了。

比如说资金,尼古拉斯·拉迪做过一个计算,从2004年到2010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是负的。这意味着谁贷款谁占便宜,所以企业就去拼命借钱投资。此外,环境污染的成本很低,劳动力价格或者说劳动力保护的成本也被忽略了。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享有扭曲成本优势。

很多企业诉苦说汇率升值了,国外形势也不好,日子很难过。在我看来,这些日子难过的企业,十年前就应该被淘汰。因为它没什么技术含量,有的就是通过污染环境来降低成本。转型意味着优胜劣汰,这些靠污染环境、扭曲成本优势生存的企业不应该存在。

经济转型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投资到消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解决“分蛋糕”的问题。我们的蛋糕越来越大,但是留给老百姓的份额却在逐年下降,这个就是扩大消费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一方面要鼓励老百姓消费,一方面把钱都拿走了,老百姓怎么去消费?所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在未来10年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推出遗产税刻不容缓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你怎么看?

刘胜军:收入分配失衡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房价。现在白领基本上出现贫困化的趋势。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靠什么呢?要靠中产阶级。但是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中产阶级的赤贫化或者白领的贫困化,很多中产阶级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看不起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的问题。

此外,解决收入分配失衡要保证两点:第一是机会公平,第二个,要保证“富不过三代”。这里所说的“富不过三代”是指这个社会结构不会固化,这样才有奋斗的动力。如果怎么奋斗都不能成为有钱人,那还奋斗干吗?怎么做到富不过三代,就是遗产税。

美国的遗产税率是45%,这样遗传3次,到后代那里已经剩不下多少。政府可以拿这个钱帮助穷人,还可以提高大家创业的积极性。我们看到美国很多企业家主动把钱捐出去,因为他知道不捐也要被收走,还不如把它捐掉。看一下我们的企业家,他们都把财产给自己子女,股份都已经转移了。这个财富是非常惊人的,这些财富如果都逃掉45%的税意味着什么?我们失去了非常好的纠正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的机制。所以说出台遗产税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行政手段难抑房价

新京报:刚才讲到房地产的问题,能深入谈一下吗?

刘胜军: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中国M2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中国M2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08年到2011年全球新增M2当中,中国就占了50%,你可以想象这么多钱砸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么通货膨胀,要么资产膨胀。如果把通货膨胀压住了,这个钱去哪里?钱要去炒楼市和股票,因为它没地方去。一方面到处撒钱,一方面又说这里不能涨价,那里不能涨价,这是不符合货币经济学的常识的。

第二个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是一个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通过行政性的打压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目前的措施导致大家陷入观望,带来的后果是房地产市场冻结,没有人去建房子了。这样一个政策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不可持续。然而政策一松动,需求又回来了,因为钱没有走,只是在观望,但是你房子没了,因为这两年没有新的项目。接下来房价会再次拔高,没有办法,因为钱没有地方去。我们目前解决问题都是靠硬性去压,而不是去疏导,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要管住货币,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要实现社会分配相对合理。一方面是拼命地盖房子,另一方面我们盖了房子被一些官员藏到自己怀里去了,房价能下去吗?

改革动力来自民众进步

新京报:你期待下一轮经济改革怎么改?

刘胜军:政府体制本身的改革是下一轮改革的核心,看起来是央企改革,但是我们知道,央企它不是企业,它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说很多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核心,都是一个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重组,就是如何切蛋糕,但谁也不愿意利益受损,所以改革体制的设计就会非常复杂。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有积极的一面,改革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在今天,中国民众的思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充分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这些因素都是社会改革或者前进的积极动力。

同题问答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刘胜军:吴敬琏。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他。因为吴敬琏是中国经济的良心,他能够抛开个人的利益,从对国家经济负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把这些话说出来。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刘胜军:经济的持续下行。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刘胜军: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而且马上就可以做的就是减税。我们说每年年底财政突击花钱就超过1万亿,与其浪费不如把钱花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消费。另外一个,就是打破垄断。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刘胜军:很难说到太具体每个行业,从大的角度来讲,医疗产业的前景会非常大。

篇2：亚洲富豪富不过三代？

许多新一代接班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继续在国内打理好这个家族王朝呢，还是冒险把企业推向全球化舞台？

有这么一群亿万富翁，他们是亚洲经济繁荣的推动者，他们将亚洲从二战后的贫困萧条中拉出来，一跃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尽管这些大亨常常因为新近的交易举动或不断抬高的身价而见诸报纸头条，但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他们已不再年轻。

他们中的重量级人物——香港富豪李嘉诚和李兆基已将近耄耋之年。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今年83岁，而澳门赌王何鸿比郭鹤年还要大2岁。台塑老板王永庆，到明年1月，就要步入91岁的高龄。“当年的青年企业家们如今都已75～80岁，他们要开始新老交接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温德尔国际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兰德尔·卡洛克说。

同样的，贸易、地产、制造业王国中也将开始传递接力棒。事实上，亚洲的家族企业模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明显。2004年，《亚洲金融》杂志对亚洲100家大型上市公司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有40家是家族经营，38家是国有企业，只有22家采用了欧美流行的股权开放模式。对家族经营的选择是基于文化背景(儒家思想)和历史背景(殖民统治)之上的，除了起步较晚之外，亚洲的经济发展同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两样。19世纪，美国企业家安德鲁·卡耐基、约翰·Ｄ·洛克菲勒等打造了辉煌的商业王朝，到了20世纪已未如往昔；如今到了21世纪，许多亚洲战后发迹的大亨们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中国人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这是颠扑不破的定律吗？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一位家族企业研究专家约翰·沃德认为“很有可能”，因为家族企业管理压力重重。从内部来看，存在继承纠纷、任人唯亲、手足竞争、权力分化等问题。外部情况而言，国内市场大幅开放，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机会增多，在许多国家，股东们都强烈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透明度。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诸如此类的挑战越来越多，随着创始人渐渐退出江湖，家族企业更加任重而道远。在韩国，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反垄断法更为严谨、外商准入度加大、继承税抬高、家族内部不和等都给三星、现代、LG、SK集团之类的韩国大财阀笼罩了一层阴影。创始人去世后，第三代继承人一掌权就面临着对他们能力的质疑。沃德说：“在所有社会中，家族企业史上最脆弱的时期是我们所说的手足合伙阶段，兄弟姐妹共同拥有甚至是共同管理企业。”

两代人的区别

现在，这句话在亚洲的家族企业中已经得到了应验。尽管权力已经成功地移交到了年轻人手中，但是反面教材却比比皆是。2002年，拥有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却长期不和的三兄弟各立门户。两年之后，印度诚信集团创始人德鲁拜·安巴尼的儿子们由于不能在管理问题上达成共识，最终把这个印度最大的工业集团一分为二。分析家们认为这对其商业发展没有一点好处。而在香港，拥有42亿美元净资产的亚洲女首富龚如心于今年4月去世，遗产全留给了她的风水大师，专家们预计，其未上市的华懋集团将在今后漫长的法庭审理中耗尽元气。

对年轻的继承人们来说，全球竞争也不是这么好应对的。2000年，李嘉诚的二儿子李泽楷成功以285亿美元从英国大东电报局手中收购香港电讯，并与原来旗下的盈科数码动力有限公司合并成为电讯盈科，李泽楷也因此被誉为电信行业的青年才俊。3年后，网络经济开始崩溃，电讯盈科失掉了96%的市场价值，李泽楷又被嘲笑是亚洲最大的财富毁灭者。马来西亚云顶集团的创办人林梧桐现在已是89岁的亿万富翁，他的接班人——丽星邮轮公司的主席林国泰如今正为了集团的发展而苦苦奋斗。丽星邮轮成立于1993年，是世界第三大环球邮轮公司，尽管去年亚洲旅游业发展兴旺，但丽星还是损失了1.56亿美元。它的竞争对手嘉年华邮轮从2002年以来股价已经翻了一番，可是丽星的经济却仍然停滞不前。

对家族企业来说，他们总是在两种资本模式中左右不定。老一辈是在隔离经济模式中打江山的，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他可以不去管市场趋势，大胆冒险放手一搏。而同样又是这么一批人，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世界最负盛名的学府去攻读MBA学位，参与管理实践，学习如何使股东财富最大化，熟悉纽约证交所的规则，这一切赋予他们全然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教育使得两代人在家族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上出现了不同。沃德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哈佛商学院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做法行事，那么就没有人真正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了。”虽然接受了全球化管理的培训，但是第二代管理者并没有完全学到父辈的政治手腕和官场心得。经济学家乔·史塔威尔认为：“这场游戏并不仅仅是关于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是要在本地市场获得认可、打开局面，实现企业联合。老一辈人经常和政治家们打交道，从中获得经验。这都不是你能从哈佛学到的。”他在新书中指出，东南亚大亨们很有可能会让地区经济陷入僵局，就像拉丁美洲那样。

一个严峻的抉择

许多新一代接班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继续在国内打理好这个家族王朝呢，还是冒险把企业推向全球化舞台？马来西亚家族企业YTL公司就在国门外看到了自己的发展机遇。集团创始人、78岁的杨忠礼在1955年从英国殖民政府揽下了第一笔生意——修建两所军火仓库。

杨忠礼后来转战吉隆坡，和外国发展商竞争大型项目。如今，他的净资产已达到17亿美元，位列马来西亚第六富，家族产业涉及酒店、IT、地产和公共事业等领域，公司也分别在马来西亚和日本上市。杨忠礼的大儿子，现年52岁的杨素斌目前正掌舵家族企业：“从第一天开始你就会深陷其中，迅速地吸收，学习如何从合同中赚钱。除此之外，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要做其他什么事。”他现在正要接下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将YTL发展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

许多家族都力争保持对企业的掌控，在处理方式上也是各显神通。塑料大王王永庆创立的台塑集团现在已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元企业，并占台湾股市10%的市值。本来王永庆已准备把重要的工作都移交给儿子王文洋，但王文洋却在1995年因为婚外恋事件被迫离开台塑集团。后来，王永庆通过交叉产权交易提高了家族成员在上市公司中的股份，以此保持家族的绝对控股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家族企业研究专家Ishtiaq P. Mahmood分析认为:“要想保持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花自己的钱来办事。这样，即使手中只有5%～10%的股权，也能掌控全局。”

但是，这样不利于企业的现代化进程。上世纪90年代，交叉持股让那些负债累累的韩国企业集团叫苦不迭，而在日本，keiretsu(指包含银行、工业机构、供应商和制造商的组合公司，其成员持有成员团体的股份)供应网的紧缩也导致国家竞争力丧失，诸多企业接连倒闭。由于台塑集团既没有负债也没有被供求商所束缚，因此分析家们认为其家族继承的最大问题在于发展缺乏侧重点。一位经济学家说：“目前，你还能看到家族企业幕后的主心骨。一旦创始人去世了，每一家子公司的运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整个集团的目标就显得不是很明确了。”

创始人撒了手，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就会迅速发生变化，这种例子在韩国已有不少。过去10年中，一些主要的财阀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动。韩国三星集团有很大一部分股权已经为外国投资商所持有，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将公司发展成为亚洲最有价值的上市电子公司，现在也不得不同遗产税进行一番苦斗。就算法官最后站在三星这一边，李家王朝也难再保持私有独立。因为新法规不允许一家企业实体同时拥有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因此三星集团旗下的金融骄子——三星生命保险株式会社就要逐渐实现公有化。

同样的命运也困扰着韩国现代集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现代曾是韩国最大的一家企业。2001年，创始人郑周永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便因长期不和而三分家业。尽管李、郑两家都已把权力交给了第三代传人，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标志着裙带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子孙们的这把椅子坐得也不是那么安稳。韩国高丽大学的著名商学教授Jang Ha Sung说：“从文化角度上讲，第三代大亨在韩国是被认同接受的。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拥有专业的技能，如果他们失败了，就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富豪家族的建立模式总是大同小异的，到后来许多家族都不得不渐渐让出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就连20世纪全球最大跨国公司福特和通用也不可避免。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把挑选家族继任人比做“挑选2000年的奥运会游泳冠军去夺取2020年的奥运金牌”——几乎没什么胜算。这对亚洲家族企业来说，恐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