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扶养制度

论我国的扶养制度（精选6篇）

篇1：论我国的扶养制度

论我国的扶养制度

法律意义上的扶养，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扶养泛指特定亲属之间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存在的经济上相互供养、生活上相互辅助照顾的权利义务关系，囊括了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和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三种具体形态。狭义的扶养则专指平辈亲属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的权利义务关系。论述我国的抚养制度要从广义上进行论述解析。

一、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

抚养，是指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育教养，是父母（或其他长辈）与子女（或者其他晚辈）间一种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存在的基础是血亲关系。存在于生父母对婚生子女以及非婚生子女之间，也存在于继父母对继子女之间，还有养父母对养子女之间，有负担能力的父母，外祖父母，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具有抚养义务。

相关法条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第二十五条“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第二十八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示例 张某（男）与刘某（女）1989年结婚，婚后双方感情较好，但刘某一直未能怀孕。经查，张某精子的问题是导致女方不能怀孕的原因，且无法治愈。张某的母亲知道后很伤心，再加上邻里间的风言风语，就萌生了让儿媳做人工授精，使家里能够添丁生子的想法，并动员张某多次做刘某的工作。刘某经过反复考虑，想到婆婆和丈夫对自己疼爱有加，没有孩子的家庭也的确是有所缺憾，便表示同意做人工授精精。1993年刘某在张某和婆婆的陪同下，到某计划生育研究所进行人工授精手术，并于第二年顺利产下一女，取名小娜。在小娜8岁前，家庭生活一直比较平静。但之后因小娜的长相与张家完全不像，家庭矛盾逐渐升级，最终导致双方无法共同生活，2003年张某提出离婚，经法院调解后，刘某表示同意，小娜由刘某抚养，张某支付抚养费直至其成年。2005年张某再次诉至法院，提出小娜非其亲生子女，今后不再负担子女抚养费。刘某在法庭上出示了做人工授精时张某签字的协议书，认为小娜的确不是张某的亲生子女，但做人工授精时张某的提议且在协议书上表示同意，现在反悔已经晚了，小娜的抚养费不应由自己单独承担。法院以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与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完全相同，父母离婚不改变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张某应当继续承担对小娜的抚养义务。

二、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

扶养，我国法律对扶养采取狭义的概念，专指平辈亲属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的权利义务关系，多数抚养纠纷案件是因合法夫妻之间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相互负有的相互扶助，相互供养的义务得不到实现而发生。但在特定条件下，兄、姐对弟、妹也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

相关法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九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

示例 刘某的父亲在其5岁时已去世，2005年刘某15岁时母亲又去世，生活失去了依靠。他母亲临终时曾经说过他有个哥哥，自幼被王家收养了，让刘某在其死后去找他的哥哥。刘某随即找到已经参加工作并已成家的哥哥王某，希望得到哥哥的帮助。王某的养父母也已去世了，留有一个亲生女儿，现年11岁。

王某与刘某是具有自然血亲的兄弟关系，但由于王某被人收养了，根据《收养法》的规

定，亲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因子女的被收养而解除，亲兄弟姐妹间的关系也随之解除，互相也就不再具有法定的权利义务。所以，王某与刘某的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王某也就不承担扶养刘某的法定义务。当然，如果王某有能力也愿意抚养刘某，给予其经济上的帮助，应予以褒扬。但这只是出于道义，而不是法律上的义务。

王某与养父母的亲生女儿本来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然而由于王某被养父母收养，王某不仅与养父母产生了父母子女的关系，而且也与养父母的亲生女儿产生了养兄妹间的关系，随之产生与亲兄弟姐妹相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养父母的亲生女儿在自己尚未成年切父母双亡的情况下，有权要求王某承担扶养义务。

三、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

赡养，是指晚辈对长辈应尽的照顾其生活的义务。凡有能力的子女，不分男女都具有该种义务，这种义务不仅发生在婚生子女和父母之间，也发生在非婚生子女与父母，养子女与养父母，继子女与履行了抚养义务的继父母，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由兄、姐扶养长大的弟、妹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之间，外孙子女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

相关法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第二十八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第三十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示例 原告人王某与1984年娶妻张某，生有二子（即被告王甲、王乙）。王某在1995年外出打工，1998年认识第三者李某后，没有再寄钱回家。当时，王甲13岁，王乙11岁。2003年王某患病，李某与王某分手。2006年王某因病失去劳动能力，生活无着，回到乡下，要求已经成年的两个儿子扶养，遭到两子的拒绝。王某便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王甲、王乙每人每月给付150元赡养费。王甲、王乙辩称：“我们的生父多年前遗弃了我们，是母亲单独抚养我们成人。我们不同意给付生父赡养费。”最后，法院判断二被告每月给原告赡养费120元。虽然原告王某1998年以后未对两被告尽抚养义务，鉴于原告曾经抚养过被告，其父母子女关系存在，现在被告患病需要赡养，而且王甲、王乙有赡养能力。因此，被告有义务赡养原告。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我国关于抚养、扶养和赡养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扶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第二十三条 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第二十七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第二十九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第三十条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篇2：论我国的扶养制度

摘要：自仲裁法颁布以来，我国仲裁制度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在发展，不断完善，使得仲裁在社会中发挥了其作用。但是，虽然我国仲裁制度整体上呈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在仲裁的代表性、针对性、专业性等方面也出现了一种泛化现象。因此，作者将从仲裁制度中的有关协议仲裁、仲裁程序等方面来说明仲裁的泛化现象。

关键词：仲裁制度；泛化；现象

一、仲裁泛化现象的提出

（一）有关协议仲裁方面的泛化

1.协议仲裁的概述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制度。协议仲裁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包括在协议中约定仲裁事项、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和指定仲裁员等，使仲裁协议能发挥三个作用：第一，仲裁协议能约束当事人。既然，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成达的，当事人就必须自愿受其约束。在纠纷发生时，就必须将其提交仲裁，如有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协议规定提交仲裁，而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则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第二，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都必须指定仲裁机构，被当事人合法指定的仲裁机构即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应予以受理。第三，仲裁协议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2.问题的提出

协议仲裁最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有关仲裁的一切事项可以自主决定、自主负责，且不受任何不当干涉。但是，有些机构却主要是利用行政力量,以规范合同的名义强制或半强制地要求当事人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这就泛化了协议仲裁有关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进行仲裁的概念，将以规范合同的的名义强制或半强制地要就当事人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的方式，与协议仲裁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条件联系。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机构自身及承担组建工作的政府部门应负主要责任。相当部分的仲裁机构设立本身只是地方政府部门及相关领导出于追求出政绩或其他个人考虑而草率决策的结果,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当地对仲裁服务的需求是否实际存在。机构成立之后则定位模糊,粗放经营,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仲裁员队伍和机构工作人员队伍,也无力为仲裁终端用户提供的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更为糟糕的是个别机构只顾眼前利益,自律意识极其薄弱,根本不能赢得当事人基本的信任。

（二）有关仲裁程序方面的泛化

1.有关仲裁程序的概述

仲裁程序是机构仲裁或临时仲裁在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的参加下,为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依据仲裁法规定的,或者仲裁机构制定的,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在仲裁过程中遵从的一定的程序、方式和步骤作出公断的相互关系。①其具体步骤为：第一、提出仲裁申请。这是仲裁程序开始的首要手续。第二、组织仲裁庭。根据我国仲裁规则定，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各自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指一名仲裁员，并由仲裁委员会主席指定一名仲裁员为首仲裁员，共同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双方当事人亦可在仲裁委员名册共同旨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席指定一名仲裁员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单独审理案件。第三、审理案件。仲裁庭审理案件的形式有两种：

一、是不开庭审理，这种审理一般是经当事人申请，或由仲裁庭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只依据书面文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

二、是开庭审理，这种审理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采取不公开审理，如果双立事人要求公开进行审理时，由仲裁庭作出决定。第四、作出裁决。裁决是仲裁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

2.问题的提出

与诉讼程序相比,仲裁程序具有独立性、非公开性、可选择性、强化当事人主义及非正式性等特点。然而,在我国仲裁程序的立法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非良性的诉讼化倾向，仲裁程序逐渐与诉讼程序相类似，大大降低了其代表性和针对性。特别是法院往往“自由裁量”将“法定程序”或仲裁程序理解为诉讼程序，这种对“法定程序”规定的泛化和对仲裁程序理解的模糊化,从而加大了仲裁诉讼化趋势。

然而，法定程序应该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且不能由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的程序。实际上，各国对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仅保持在程序正当性最基本的水平上。从各国立法实践分析，关于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涉及仲裁庭的组成（如仲裁员的任命、撤换与更替，组成人数，仲裁员的资格等）、仲裁程序的进行（如举证、适当通知、时效等）、裁决的作出（如是否附具理由、裁决的形式、裁决的送达等）三个方面。各国法院在考察仲裁程序的合法性时，并不完全基于本国的强制性规定，还要看仲裁庭是否遵守和达到了“基本的最低程序保护”要求。②

反观我国的有关规定，由于对“法定程序”规定的泛化和对仲裁程序理解的模糊化，从而加大了仲裁诉讼化趋势。我国仲裁法第58条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但何谓法定程序？法律没有作出进一步规定。因此，当遇有仲裁法语焉不详的情形出现时，“法定程序”就成为司法监督的杀手锏。

二、对仲裁泛化现象的几点建议

（一）强化仲裁自主性原则

仲裁纠纷解决制度，其根据在于当事人自治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石和核心，也是仲裁与诉讼最根本的区别。在国际仲裁立法方面，仲裁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而我国仲裁法对仲裁程序的运作作了严格且繁琐的规定，没有赋予仲裁庭和当事人灵活进行仲裁活动的权利；在仲裁规则的选择上，除贸仲及北京仲裁委等少数仲裁机构外，我国多数仲裁机构没有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的自由，即便允许选择其他仲裁规则，也规定了限制性的条件。这些都需要改革，应既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也允许自由选择仲裁程序法，只要不与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则相冲突即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高人们自主性意识，提高他们对仲裁的认识，这样才能使自主性原则得到具体实施而产生作用。

（二）弱化法院的司法监督，对法定程序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一个司法监督严格、仲裁诉讼化现象严重的国家，其仲裁制度就很难是完善的，其仲裁服务市场是很难有吸引力的。我国应该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进行改革，将目前的国内裁决和涉外裁决的双轨制审查改称单轨制，司法对仲裁审查应该只审程序不审实体。并且，对于司法程序审查中至关重要的“法定程序”问题一定要作出明确规定，以免成为干扰仲裁自治程序的罪魁祸首。为保证仲裁程序的公正性，法律对仲裁程序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应设置一些限制，但各国对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仅保持在程序正当性最基本要求的水平上。在将仲裁视为私力救济手段予以规范的西方仲裁法中，仲裁程序问题多属当事人自治领域的范围，只要不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当事人完全可以决定整个仲裁程序。因此，我国也可以考虑将“法定程序”改为“正当程序”来作为对仲裁的程序审查的标准，确保仲裁的自治理念的贯彻实施。

（三）扩大仲裁员选择范围

仲裁员的专职化、法官化和律师化是仲裁程序不能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具体操作程序的人员进行革新。仲裁的灵活性和自治性允许仲裁员经双方当事人授权，在认为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情况下，不依据严格的法律规则，而依公平合理原则解决纠纷，也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而以上诉讼领域的人员作为仲裁员的惯性思维却使其跳不出诉讼的程序模式，导致仲裁程序的不能独立。因此，在仲裁员队伍中灌输自治和灵活的理念无疑是重要的环节。而扩大仲裁员的选择范围，少选甚至不选有法官或律师甚至行政官员等职业经验的人员作为仲裁员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注释：

①万可佳.试论仲裁程序[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6)

②肖永平著:《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参考文献：

[1]江必新主编：《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2]姜明安主编：《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3]王振清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年版

篇3：论构建我国的离婚扶养制度

离婚扶养制度, 也有学者称其为“离婚扶养给付制度”, 指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上的合理分工导致的收入能力下降和其他合理的婚姻投入在离婚后予以补偿的法律制度。扶养制度是一项古老并且普遍适用的离婚救济措施,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均有国家适用。传统意义上的离婚扶养以扶养方有过错为前提, 因丈夫的过错造成婚姻关系终止的, 丈夫有义务继续扶养妻子。随着时代的发展, 离婚扶养制度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其一是被扶养方不再仅限于女性, 而是原则上是基于需要的一方, 重在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原配偶提供必要的救济, 其二是离婚扶养以公平和补偿为理念, 当事人的过错情形不再作为必备要件所考虑。

二、我国离婚扶养的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为止尚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离婚扶养制度, 但现行《婚姻法》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二条分别规定了离婚补偿制度和适当帮助制度, 为维护婚姻中弱势一方的权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很大程度上为离婚当事人消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和经济上的障碍。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也应当予以补偿。”可见, 立法肯定了妇女在家务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然而,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人们思想上仍受夫妻一体主义思想的约束, 实行财产约定所有被认为是夫妻之间不抱有共同白头偕老的信心的表现。因此大部分新婚夫妻都没有作出财产分别所有的约定。通过“夫妻书面约定”将家务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夫妻财产婚前约定, 直接导致该规定的适用受到限制。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 如一方生活困难, 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解决”。该条款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住房在财产中的补偿作用的重视, 符合民间婚嫁习俗。然而, 对于其中的适当帮助的概念, 法律并未进一步对数额的计算和补偿的方式作出规定, 在处理类似案件时, 容易造成适法不一。其次, 生活困难仅仅是针对离婚时的财产状况, 且一次性给付只能解决暂时困难, 而现实中弱势一方的生活困难往往是在离婚后的独自生活中才能体现出来, 这对弱者的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再次, 对从住房等个人财产中进行补偿的规定过于笼统, 在实际案件中, 究竟是以房屋的临时居住权还是永久居住权或是房屋的所有权补偿, 法律未明确。

三、国外离婚扶养制度立法的现状

1、日本民法典中的离婚扶养

现今《日本民法典》在第四编“亲属”中关于夫妻离婚后扶养的详细规定, 主要是通过财产分与制度来实现的。第768条规定:协议离婚的一方, 可以向对方提出财产分与请求;当事人就前款财产分与协议不成或不能达成协议时, 可以请求家庭法院以处分代替协议。根据相关规定, 离婚后扶养的适用条件是只要一方配偶因离婚陷入生活困难, 且另一方配偶的财产状态允许。法律还规定夫妻双方离婚后, 如果其中一方的生活不能达到婚姻关系存续时的水平, 则有权利获得离婚扶养补偿。扶养费的数额主要涉及夫妻一方存在的困难和被请求方的资力这两方面因素, 由法院考虑一切情况后确定。日本法在离婚扶养的范围、扶养的时间和程度、扶养的变更和撤销方面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值得我国借鉴。

2、英国民法典中的离婚扶养

英国离婚后的扶养最初的立法主旨是, 在离婚时由丈夫扶养无过错的妻子。在离婚后的扶养问题上, 现代的英国法主要斟酌以下情况:“ (1) 夫妻各方目前拥有的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内很可能拥有的收入、收入能力、财产和其他财产来源; (2) 夫妻各方目前拥有的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内很可能拥有的经济需要、义务和责任; (3) 在婚姻关系破裂前家庭享有的生活水平; (4) 夫妻各方的年龄和婚姻的存续期间; (5) 各方有无身体残疾或精神不健全状况;等等。”由此可见, 在扶养费请求权人的范围方面, 英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与英国实行判例法的特定背景相关。英国法律规定扶养费请求权人的范围, 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扶养费请求权人, 这对法官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斟酌离婚扶养时所考虑的情况值得我国在确定离婚扶养条件时予以借鉴。

四、完善我国离婚扶养制度的思考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 与西方相比, 我国对离婚时弱势一方的保护力度还较弱。建立我国的离婚扶养制度, 可以考虑完善以下方面:

1、扶养条件的完善。

首先, 放宽离婚扶养的行使时间。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请求夫妻离婚后扶养的时间范围仅限于“离婚时”, 不利于请求权人权利的行使。补偿不应仅限于离婚时, 对于夫妻离婚后扶养的请求应充分考虑到婚姻双方的全部情况, 尽可能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期限, 设立终止扶养的条件。扶养一方在收入减少、支付能力降低或被扶养一方在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 都有权向法院请求对夫妻离婚后扶养的期间给付的数额进行相应的变动。如果扶养需要已不复存在或已明显减轻, 根据扶养方的请求, 法院可以判令减少或停止支付。例如被扶养一方出现再婚或死亡等情形。其次, 提高对“生活困难”的认定标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生活困难”采用了绝对主义, 即必须是离婚时依靠分得的财产和个人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它没有考虑到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 如此规定容易导致不公平的结果。所以对“生活困难”的认定在一定情况下也应考虑采用相对主义, 提高认定标准。

2、扶养方式的完善。

首先, 确立长期支付的制度。从英美国家的立法例来看, 离婚扶养费的给付, 主要是给付金钱, 对于给付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不定总额, 按月支付直到不给付条件成就;二是确定总额分期支付, 其中不定总额的定期给付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办法。结合我国实际,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可以增设长期支付制度, 对弱势一方提供更加长期有效的保障。同时比照离婚前的生活标准, 根据消费水平对扶养金的数额作出调整, 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也可以防止受扶养方在一次性得到大笔扶养金后挥霍一空, 而在之后的时间里面临生存的问题。其次, 细化关于房屋补偿的规定。对于财产积蓄不多, 但是有独立房产的扶养方, 可以向受扶养方提供长期居住权以代替现金补偿。且法律对居住权的规定不应过短, 否则不利于保护居住方的合法利益, 法律可以规定持续到被扶养人再婚或死亡为止。

参考文献

[1]张学军.论离婚后扶养[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2002.

[2]吴文平.论我国离婚扶养制度的重构[J].法治与社会, 2008, (33) .

[3]冉启玉.论离婚抚养制度的发展趋势[J].家事法研究, 2006, (1) .

篇4：论遗赠扶养协议制度

关键词：遗赠扶养协议；法律适用；效力规范

遗赠扶养协议是我国《继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以往的实施过程中，对于赡养孤寡老人、用来弥补国家社会保障的不足，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模式的逐渐老龄化，赡养老人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贯彻国家“老有所养”政策的法律制度。

一、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意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种美德。在民间，就有孤寡老人和扶养人共同生活。扶养人承担老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并继承老人的财产。在社会主义合作化以后，实行“五保”，是指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我国《继承法》从实际出发，总结了各地的经验，用法律肯定了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这个制度有以下几个作用：

其一，以法律的形式来确立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有利于发扬我国赡养照顾老人的优良传统；

其二，双方自愿达成遗赠扶养协议，以合同的形式把遗赠人和扶

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下来，避免发生纠纷，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其三，被扶养人如果和其他公民或者组织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话，可以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二、我国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法律规定

第一，我国《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第二，遗赠扶养协议解除的效力：如果因遗赠人的原因导致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遗赠人要返还抚养费。如果是因扶养人的原因则不用返还抚养费。

第三，《继承法意见》规定：由国家或集体组织供给生活费用的烈属和享受社会救济的城市居民，其遗产仍应准许合法继承人继承。

三、遗赠扶养协议不同于合同

遗赠扶养协议虽然是一种合同，但它与合同不同，包括：

（一）遗赠扶养协议的双方主体，是一方需要扶养的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人，丧失劳动能力但有一定生活来源的人；另一方是被扶养人所在的集体所有制组织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公民。

（二）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即涉及到人身关系又涉及到财产关系。扶养人对被扶养人负有经济上的供养，还包括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等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被扶养人享有受扶养和照顾的权利，负有在死后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

（三）遗赠扶养协议的双方履行协议的时间不同。因为扶养人所履行的义务是从协议生效时开始的，而接受遗赠的权利，必须是在被扶养人死后才开始的；而被扶养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生效时间则刚好相反。

四、从理论上对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进行研究

第一，法定继承人不可以成为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

《继承法》的第31条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第5条也涉及到了遗赠扶养协议，这两条对此问题均未做出规定。法定继承人之所以不能成为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原因在于：其一，法定继承承认对父母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其二，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遗嘱继承人可以是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而接受遗赠的范围是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

第二，有子女的老人也可以与他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

理由一：我国《继承法》并没有规定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任何前提条件；理由二：虽然老人有子女，但子女对老人不尽扶养义务的；

第三，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

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是可以解除遗赠扶养协议的，但遗赠扶养协议和合同的解除不同。要求就是多做工作，分清是非，允许解除，但要从严。

第四，在遗赠扶养协议中遗赠财产的范围

虽然《继承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从法律条文来看，既是遗赠，可以是全部遗产也可以是部分遗产，双方当事人应当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时候明确约定，以免日后纠纷。

五、从实际案例中对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进行再研究

案例一：在原告朱一诉被告朱二、朱三、朱四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中，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问题。在案件中，扶养人和遗赠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后，遗赠人与扶养人就共同居住问题发生了矛盾，双方均未能妥善处理纠纷，遗赠扶养协议无法再继续履行下去。

案例二：在原告朱只、李大梅诉被告朱国军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中，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问题。在案件中，扶养人和遗赠人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约定原告负责被告的扶养教育和婚配，在二原告去世之后，其遗产房屋财产归被告所有。被告要对二老尽孝道送终老，在二老还没去世之前，被告违反协议没有对二老尽到赡养义务，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遗赠扶养协议。

以上两个案件的裁判规则是：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是可以解除遗赠扶养协议的，但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和合同的解除不同。要求就是多做工作，分清是非，但要从严。

总结：遗赠扶养协议是我国继承立法的一個创造，具有明显的中国大陆特色。公民或者组织与老年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受到法律的明文鼓励，遗赠扶养协议是在总结我国农村五保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于遗产继承；也不应当按照字面的理解为扶养和遗赠的结合。

【参考文献】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任丹丽.遗赠扶养协议性质探析[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3]樊丽君，邓画文.论继承契约[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

篇5：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监督制度，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旨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为相对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

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其处在行政系统之外，程序更严格，更具权威性。不仅如此，行政诉讼还常常将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决定作为直接审查的对象。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制度主要有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制度，确立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级终审制度等。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对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是我国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法治环境，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民主法治的全面发展，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些不足之处不可避免的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行政审判制度存在缺陷。首先，行政干预阻碍司法公正审判。当重权在握的行政机关成为被告或者面临败诉危险时，往往不愿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争议，而是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法院或者法官就范，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政干预。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官最难阻挡的就是当权者的行政干预。其次，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行政审判庭地位低，不利于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

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合理。受案范围关系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力度，决定着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也不利于维护正常的行政法治秩序。

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一方面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规定不明确，易生歧义。另一方面，被告主体资格不便确认。

四、行政诉讼判决执行难。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情况，规定了四项强制措施，但间接强制措施多余直接强制措施导致了在行政审判中存在大量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情况，使得行政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更加突出。

篇6：论我国民法的善意保护制度

论我国民法的善意保护制度

作者：谢育敏 王雪萍

善意保护制度,作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学界认为,其渊源于古日耳曼法的“HandsmussHand wahren”即“以手护手”原则。善意保护制度是近代以来为适应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吸纳罗马法的善意要件而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1]目前,善意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各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为大多数国家民法所明文规定。善意保护即通过保护善意的当事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它在民法体系的物权领域、债权领域和民事行为领域都有具体的体现。那么,民法为什么要对善意加以保护?善意应如何认定?体现善意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有哪些?本文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善意保护制度存在的价值

善意保护制度,是协调民事主体间利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表现为:

(一)承认善意保护制度,是民法扬善立法思想的体现和要求

无论什么性质的或属于什么部门的法律,都有两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相比较于其他部门法,民法除了追求公平与效率之外,还极为注重保护善意。民法上的善意是与恶意相对应的法概念,民法的价值取向是“抑恶扬善”:在抑恶方面,恶意磋商、恶意串通、恶意占有、不当得利、虚假告知、隐瞒实情、欺诈、乘人之危等,在民法中处处受到遏制;在扬善方面,善意(善意取得、善意占有、善意第三人)、善良(善良风俗、善良管理)、好意施惠、无因管理等,在民法中得到崇尚和褒扬。正是由于民法极为注重保护善意,“扬善抑恶”,所以许多道德准则都被纳入民法,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不违背公序良俗、恪守社会公德等。民法为保护善意,创设了众多体现善意保护的具体制度,可以说众多的民事法律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保护“善意”的体系。善意保护制度即是民法扬善思想的体现。

(二)承认善意保护制度,符合公示公信的物权变动原则

众所周知,物权是一种对抗世人的权利,这种对抗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即无对抗效力。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向世人公开的手段,该手段便是占有和登记。[2]人们往往通过占有或登记的情形判断所有者是谁,虽然当今社会的发展使得事实上物的支配与所有权发生分离,正如学者提出占有表征所有权的命题在近代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发生了动摇。[3]但占有和登记更符合公示公信原则,因为第三人信赖占有和登记的公信力,所以他们是善意的,不能因为向世人公开的信息与事实有冲突而否认交易的事实,这样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承认善意保护制度是占有和登记的公示力和因为第三人的信赖而产生的公信力的具体要求。

(三)善意保护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易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

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以上种种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四)善意保护有利于维护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外,大多数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五)善意保护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及时解决民事纠纷

当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以后,时间一长,标的物很可能在多个当事人之间转手,因此,使得证据难以收集。若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允许原所有人向现在的占有人追夺原物,势必将推翻现有的秩序,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产陷入无休止的举证之中,使大量的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解决,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二、善意的界定

(一)什么是善意

如何界定第三人的善意,理论上有两种观点,即“消极观念说”和“积极观念说”。“消极观念说”认为,第三人的善意,就是第三人在取得财产时,根据客观情况和第三人的交易经验等考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出让人无权处分该财产。第三人的善意以接受出让人交付时为准,至于受领财产后是否知道出让人的无权处分,并不影响他对财产善意取得所有权。而“积极观念说”则认为,第三人必须具有将出让人视为原权利人,即根据出让人的权利外像而信赖其有权利实像的认识,也就是说第三人必须认为其所为的民事行为合法或行为的相对人依法享有权利。由于“积极观念说”对第三人要求过于苛刻,也不利于交易的实现,有悖于鼓励交易的原则,并且要对第三人的主观心理加以考察,缺乏可操作性标准,执行起来较为困难。因此,现在世界各国大多不采用此学说。而“消极观念说”由于能减轻第三人的义务,更有利于交易的实现,符合现代鼓励交易的立法趋向,并且具有客观性,容易把握,对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比“积极观念说”要简单易行得多,因而世界各国大多采用“消极观念说”。我国学者大多也持此观点。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在确定善意时,应将这两种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消极观念说”为原则,以“积极观念说”为补充,即只要行为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无法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根据或行为相对人没有权利,就推定其主观上认为其行为合法或相对人享有权利,为善意。但是若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根本就不认为占有人行为合法或享有权利的,则不能认定为善意。之所以以“积极观念说”为补充,是因为善意只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它存在于人们的内心理念之中,往往很难为外人所知晓和证明,但是又不能完全排除能够证明的情形存在。

由上可知,善意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民法上的善意应为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行为相对方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而与之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关系。而民法对恶意认定为明知对方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还与之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善意与恶意的区别在于第三人是否知道行为相对人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同时,基于这种区别,法律对待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的态度也不同。法律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在保护善意行为的同时,惩治恶意的行为。

(二)善意的认定

在通常情况下,判断是否善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第三人有无法定了解的义务。对于标的物,第三人没有法定义务了解物权归属及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且无恶意则其为善意;若第三人由于职业需要或特殊情况,对权利转让人及物权归属有法定了解义务而未了解的,则不能认定为善意。[4]

第二,财产转让时的价格情况。在进行转让时,转让物品品质非常好,无正当理由,第三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习惯交易价相比较,过于低廉,则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第三人为恶意购买;反之,正常情况下,第三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习惯交易价相比较,价格相当,则为善意。

第三,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依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对交易的情况尽到最低注意义务,就可作出正确判断而未注意的为恶意;反之,依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对交易情况已尽到最大注意义务而未能认别的,则为善意。

第四,第三人对出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依第三人对出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能轻易识破其为非法转让民事行为的,为恶意;反之,则为善意。

第五,交易场所的综合因素。例如是否在同类物品交易场所,交易人身份是否可疑,交易时交易人行踪是否可疑等,结合这些因素,来判断善意和恶意。

第六,第三人与出让人的关系以及其对出让人的态度。第三人与出让人之间关系密切,如近亲属、朋友等有恶意串通可能的或者第三人和出让人有其他非正常关系,有损害权利人利益可能的,应结合具体情况认定为非善意;反之,则为善意。

第七,其他需要考虑的情形。当然,在实践中,判断是否善意,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上面提到的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要想正确地把握是否善意,应紧密结合具体的客观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具体分析。

三、体现善意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善意保护在物权领域中的体现

1.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善意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已经正式列入《物权法》中。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财产以合理价格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依法取得对该财产所有权,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

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如果受让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使交易无效,并让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时随时担心买到的商品可能要退还。这样就会造成当事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秩序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之上的追及权的效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权益,但是它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起到了维护商品交换的安全和良好秩序的作用。

2.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所谓占有,是对物品在事实上的占领、控制。而依据占有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即占有人是否知道其无占有的权利,可分为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根据《物权法》第19章的占有制度规定可知,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责任承担上:(1)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物,致使该财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善意占有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2)权利人可以请求占有人返还占有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财产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但对于恶意占有人,权利人不用支付该费用;(3)占有物毁损、灭失,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当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而善意占有人不必赔偿。

由上可知,善意保护通过对善意占有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和惩治恶意占有人等方面来体现其保护善意的价值。

(二)善意保护在民事行为领域中的体现

1.善意保护在意思表示中的体现

意思表示系当事人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法律效果之意思的行为。内心之意思与外在之表示不一致的情形下,效力如何?罗马法以来,关于意思表示解释的最基本规则是“探求真意”规则,但这一规则受到了挑战,现代民法中确立了“注重相对人了解”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因为在当事人进行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时,不能仅为满足保护表意人而忽视保护相对人。为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应尊重交易惯例与诚信原则,一方面,表意人表示其意思时,应顾及相对人的了解,故对不同于交易惯例的情事应事先加以说明;另一方面,相对人应尽必要注意去正确了解表意人之意欲。所以在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时,应特别斟酌相对人明知或可知的事实。“注重相对人了解”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相对人的“不了解”恰恰说明相对人在认识上处于善意。因而“注重相对人了解”的解释规则体现了对善意的保护。

2.表见代理中的善意保护

表见代理制度,本属于无权代理,但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使之发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中必须具备外表授权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持有本人发出的证明文件,如本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有本人向相对人所作的授权通知或公告。这些证明文件构成认定表见代理的客观依据。同时在这些情况下,第三人是善意的状态。法律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即通过赋予表见代理有效的形式来体现善意保护制度的价值。民法通过强制承认表见代理的有权代理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生效,从而能够很好地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的交易安全,协调善意当事人静的安全与社会动的安全。

(三)善意保护在合同领域中的体现

1.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因自己的故意或过失给缔约相对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因当事人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而引起的债权责任,这一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还未正式达成合同而处于缔约过程中的当事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因为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已由原来的一般关系进入到特殊的信赖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联系很密切,因而任何一方的不注意都容易给对方造成伤害。为了使当事人都树立责任感,法律对他们引入较高的注意要求,要求其承担协助、互相照顾、互通情况、保护对方等义务。所以缔约过失责任的设定,能够很好地警示缔约当事人,预防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害,引导双方沿着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理行使权利。

2.双务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

不安抗辩权,是指先给付义务人在有证据证明后给付义务人的经营状况恶化,或者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谎称有履行能力的欺诈行为,以及其他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况时,可中止自己的履行,后给付义务人接收到中止履行的通知后,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

由上可知,不安抗辩权是以保护先给付义务人合法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制度。在双务合同中,如果后给付义务人出现无履行能力时,该制度通过允许先给付义务人中止履行义务的行为,使后给付义务人提供担保或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行能力,如果未提供担保或恢复履行能力则先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此可以防止合同继续履行的不必要浪费和麻烦,节约司法资源,同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3.预期违约制度

我国《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这就是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

预期违约可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到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明示其将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而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履行其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提供必要的担保。预期违约作为违约行为的形态之一,是善意保护制度在债权法中的具体体现,当事人一方通过预期违约方式造成违约后果的发生,使债权关系提前结束,有利于避免债权关系继续维持而浪费相关的人力、物力和司法资源等。

综上所述,民法通过对善意保护的各项制度规定,强调其扬善的立法价值取向,为人们展示了民法的利民、便民原则,并引导人们以一种正确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利,维护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