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祉富贵的贺词

福祉富贵的贺词（精选4篇）

篇1：福祉富贵的贺词

福祉富贵的贺词

1、亲人朋友幸福，祈盼一生平安。

2、好运福祉不断，财富智慧丰盈。

3、福寿双至，祸之远兮。

4、相守相望，和睦生财。

5、亲朋友人，其乐融融。

6、根生慧，慧生金，聚满盆。

7、一树一菩提，一生一富贵。

8、阖家团圆，幸福美满。

9、源富财丰，心慧智颖。

10、粉饰温馨，花载真情。

11、幸福萦绕，好运常在。

12、花开富贵，福满人间。

13、希望之花，灵动绽放。

14、睿智聪颖，福禄双收。

15、紫气东来，贵人将至。

16、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17、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

18、花开富贵，岁岁相伴。

19、纯净似水，友谊永恒。

20、碧海蓝天，健康到永远。

21、幸福甜蜜，似水柔情。

22、耀眼夺目，充满快乐。

23、富贵花开，智慧并蒂。

24、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25、笑逐开颜，聪慧永相伴。

26、步入吉祥路，红火恒久远。

27、挚友亲朋，幸福和睦。

28、智慧随身，财源滚滚。

29、家肥屋润，多福多寿。

30、乐享生活，笑看未来。

31、境生一份喜悦，境灭一份清静。

32、长乐未央，吉祥如意。

33、金色收获，惠泽一生。

34、敞开心灵，用心对话。

35、展现甜美，牵手聪慧。

36、步入吉祥路，火红恒久远。

37、神圣与我，唱响恋曲。

38、紫气东来，幸福安康。

39、福慧双修，飞黄腾达。

40、欲求貌端严，广结良善缘。

41、敬赠妙莲花，吉祥伴君家。

42、顺风顺水，福禄双收。

43、红色之恋，永不褪色。

44、睿智豁达，真理在心。

45、一树一菩提，一生一富贵。

46、财源滚滚，金玉满堂。

47、无尽的爱，铭记于心，亲人朋友幸福。

48、睿智豁达，黄金遍地，财富智慧丰盈。

49、福寿双至，魅力无双。

篇2：碳会计:绿色经济的福祉

2013年6月17日, 中国迎来首个“全国低碳日”, 今年全国低碳日活动和全国节能宣传周的主题是“践行节能低碳, 建设美丽家园”。随着中国首个“全国低碳日”的到来, “碳会计”这一新名词也闯入我们的眼球。

碳会计 (Carbon Account-ing) MFCA技术由德国环境与管理协会 (I M U) 开发, 联合国、日本、德国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相继承认并运用, 是以能源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 货币、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 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利用率, 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

采掘业中的资产弃置费用的清算为碳会计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 采掘业中的资产弃置费用都被忽视了, 相关的支出在发生时被直接记入费用。这主要由于几乎没有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出规定与采掘活动有关的设施必须进行拆迁和场地恢复, 故会计实务中没有推定义务。所以有关资产弃置费用的会计政策在各个国家以及企业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直到1977年12月, FASB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发布了F A S19——《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的财务会计与报告》中规定“当某一未探明矿区被放弃、废弃或其他被认为无价值时, 与其相关的资本化取得成本应当冲减相关的已提取的减值准备;如果前期提取的备抵不足, 应当确认为一项损失”。基于这种考虑, 资产弃置义务被确认为一项负资产, 通常情况下, 将这种会计处理方法称为负残值法, 这种会计被称为资产弃置债务会计。

90年代的土壤污染修复会计和排污权交易会计的出现和发展使碳会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早对土壤污染问题从法律角度要求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当属美国。F A S B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发布的F A S5、F I N14等文件将土壤污染事项列入环境负债范畴。不过, 前者未对或有事项金额估计作出详细规定, 后者采用最好估计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足, 但亦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义务的金额估计问题。由此, FASB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又于1993年发布E1TF93—5《环境负债会计处理》。但由于受到债务净额法和对污染清理义务金额的折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 EITF93—5仍存在缺陷。

排污权作为环境管理的有效手段, 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后得到迅速发展。1993年3月, 依据《空气清洁法修正案》, 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 (FERC) 首次发布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的委员会文件18CFR Parts101 and 102, 该报告对排污权分类、价值评估、费用确认及报告等做了详细规范 (GISPRI, 2003) , 但其无法在历史成本下对企业免费分配的排污权进行处理。

2008年美国学者Stewart Jones等人 (Carbon Accounting) 最早明确提出的了碳会计的概念, 具体是指碳排放、碳交易及其鉴证等方面的会计问题, 使碳会计的发展步入了正轨, 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近年来, 随着京都协议书的签订、巴厘岛路线图的出台、哥本哈根峰会的召开, 以及各国环境法规的愈加严格,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迅速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会计问题开始受到西方会计学界的日益关注, 碳会计, 已成为当前环境财务会计领域的前沿点。

“碳会计”在发达国家的实践

欧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对碳会计进行了研究和引用,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2003年, 英国政府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及“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 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 以此促进整个社会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目前英国政府所实施主要措施有:

1.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降低能源使用成本, 采用先进技术,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这样可以降低各项社会服务成本。

比如热电联产技术 (CHP) 的实施, 此项技术成功使用了发电时一般会浪费掉的热能。可以将燃料利用的总效率增加到70%—90%, 相对于传统发电方法的30%—50%还可节省40%的燃料费。

2.采用新兴能源技术, 引进低碳生产方式重视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获和储存技术、输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将其作为未来英国发展低碳产业的重要方向。

例如, 现阶段英国政府非常关注碳捕获与埋存技术 (C C S) , 这项技术可以最大限度防止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 通过将二氧化碳气体注入地表以下数千米的地质层中, 使其可以被应用在发电站和石油及天然气生产过程中的脱碳工艺中。

3.发放财政补贴, 生产低碳产品

为使英国成为全球低碳汽车开发和生产领先者, 英国政府从2011年开始给予低碳汽车最高5000英镑的补贴, 鼓励低碳汽车消费。凡是购买达到安全指标和低排放标准的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或氢燃料电池车的车主均可获得车价25%的补贴。

相关资料显示, 作为最早提出“低碳”概念的国家, “英国在过去10年间, 实现了200年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 经济增长达到28%,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量达到8%”。英国10年的低碳经济增长之路向我们证明, 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共存的。

日本也是一个在低碳经济领域中走在前列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 因此也是新能源开发最领先的国家, 在太阳能发电、海洋能、地热、垃圾发电、燃料电池等新能源领域都走在世界的前列。2006年, 日本政府首次制定了国家能源战略——《新国家能源战略》。2009年4月, 日本政府公布了《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 提出通过实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大力推动了低碳经济发展。

近年来, 为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增长和化石能源日渐萎缩, 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正在兴起, 新能源、新技术、新机制的竞争日趋激烈, 碳排放从气候问题、环境问题逐渐上升为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国际间低碳博弈与合作日趋升温。作为人口不断增长、资源保有量不断下降、经济持续发展的碳排放大国, 低碳经济、节能环保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碳排放、碳交易及报告披露均离不开碳会计, 碳会计的发展能够推动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碳会计”在中国

发达国家碳会计的研究较早, 我国还处于规范零散的起步阶段, 理论与实务差距较大。因此, 必须吸收和借鉴碳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加快实现碳会计体系与FASB/IASB的逐步趋同, 为我国碳会计的体系构建奠定相关基础。

首先必须培育碳会计所需的公允价值准则规范和市场环境。着眼于准则体系的前瞻性, 结合现实国情, 积极研究与碳会计规范相关的配套准则, 提高各个准则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提高准则的明晰性与操作性, 加快我国碳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同时, 对会计人员进行环境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综合培训, 让会计人员充分了解碳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知识, 提倡环境技术人员和会计人员共同参与公司低碳环保事项。在微观层面上强化会计人员环保素质, 发挥会计人员在环保方面的管理职能, 正确开展碳会计实务工作。

其次, 碳会计的实施需要多部委协调工作, 如《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就是经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气象局7部委联合签署的。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交易、管理、监管是多部门、跨区域的行为, 因此在实践中要协调好环保、财政、监管等部门合作, 才能推进碳会计信息的监管与披露。

环保部门应对上市公司的碳会计信息披露作出技术性基础规定。例如, 确定污染行业名录、协助国家立法机关建立和健全环境审核制度、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应披露的主要污染指标数据、在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进行环境审计时提供理论支持等。财政部门在制定会计法规、准则时, 应参考环保部门的规定及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将环境问题纳入会计法规。公司的会计部门则应按照国家会计法规、准则的规定, 准确及时地对外披露本公司的碳会计信息并接受环保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和社会审计机构审核。总之, 要更好地进行碳会计信息的监管与披露, 各部门必须既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又要通力合作, 共同努力。

同时需要加强碳审计监督, 国际商业学会对环境审计给出的定义是:环境审计是环境管理的工具, 对与环境有关的组织、管理和设备的业绩进行系统、有说服力、定期、客观的评价, 并通过有助于环境管理控制及有助于对公司有关环境规范方面的政策鉴证等手段, 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

环境审计中的碳审计是对碳会计资料作出证据搜集及分析, 以评估企业碳状况, 然后就资料及一般公认准则之间的相关程度作出结论及报告, 同时关注碳排放等信息披露情况。

碳审计监督要逐步将审计范围从传统的财务审计领域扩展到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大气污染防治、生态环境建设、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等审计领域。通过碳审计对碳会计信息的确认、计量、评估及其披露, 提高各公司的低碳环保意识, 督促和引导全社会都来关心、重视低碳问题。

应在审计人员中开展社会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等方面专业知识的培训, 普及碳会计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基础知识, 深化有关低碳减排、节能环保知识, 培养审计人员的低碳监督意识。

篇3：“正法”的福祉

关键词：正法；印度；危机法

“达摩”（dharma）一词在古代印度意为真理、秩序、命运，指宇宙运行的规律，但更多的是指人間的秩序，古代中国人将“达摩”一词翻译为“法”，现代中国人以“正法”一词指代“达摩”一词。“正法”在古代印度是所有社会秩序的代名词，是否合乎正法是善恶的标准。正法所起的作用类似古代中国的“礼”，它有食、饮、眠、起、行、住、坐、卧等生活细节，也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政治策略，正法的最高境界也与宇宙终极原理相接。印度人认为遵行正法的人今生可得幸福，死后可上升至天界的吉祥居所，总之，正法是小到一个家庭，大到整个世界的人类今生与来世的幸福的保证。分析正法的内涵、意义、范围可使我们了解古代印度人对道德的独特看法，这种看法与古代中国有基于共同人性而有的相近之处也有由于文化、世界观差异而产生的不同。

一 正法的内涵

古代印度正法规模十分庞大，内涵十分复杂，大体上说，可分为规范个人言行、纯净个人生活与心灵的个人正法、协调亲属之间关系的家族内正法、为国王所掌握、实际上起着法律作用的王国内正法和类似国际关系守则的王国之间的正法四种。然而，自制、平静、非暴力的精神却贯穿在所有的正法中，《摩诃婆罗多》说：“不伤害众生，是善人们公认的正法。”，正法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为了增长宽容、慈悲之精神。

1、个人正法

古代印度个人正法犹如古代中国礼制中的“曲礼”、“少仪”，是对具体细小仪节的规定。对于新生儿，《摩奴法典》说：“生子后切除脐带前，规定有一项仪式；要叫他尝蜜和盛在金匙里面的酥油，同时伴诵密咒。”对于正在求学期的青少年，《摩奴法典》详细规定了他们的穿戴和进食方式。“梵志生应按照种姓的高下。穿黑羚羊皮、鹿皮、雄山羊皮上衣，和大麻、亚麻、或羊毛织品的下衣。” “不要把残食给任何人，早晚两餐之间，不要吃任何东西；不要吃得太多；也不要在饭后不先漱口就到任何地方去。”对于如何读书也有规定：“在学习圣典开始和结束时，要念一个单音节圣言，”对于已经成家立业的人，法典详细规定了他们如何出门、如何行路——“要携竹杖和贮满水的壶、圣纽、一把鸠娑草，和闪光发亮的金耳环。” “不要跨过系牛犊的绳索，下雨时不可跑步，不要对水注视自己的容貌；这是规定。”甚至，对于如何洗澡、大小便等也做了规定——“不应赤条条地裸浴，不要在路上、灰上或牝牛的牧场上大小便；”还有关于如何说话的规定——“要说实话，要说引人愉快的事情；不要宣布不愉快的事实，不要说应酬人的谎言；这是永久不渝的法律。”

而这些规定中也包括如何与他人交往的规定，如与老师之间——“在老师面前，食物衣饰要始终朴素，要先于他起身，后于他归去。”；与客人之间——“家长不可自用某种食品而不给与宾客；尊敬宾客，是取得财富、荣誉、长寿和天界的方法。”从这些规定就演化出宗族乡党间的正法。

2、家族内正法

古代印度也有类似于古代中国的宗族和家族，如同中国古代的礼有相当多的内容都是关于父子、兄弟、夫妻等家族关系的，印度古代的“正法”对于家族秩序也有很多规定。《摩奴法典》说：“对姑母、姨母和姊姊，要有和对母亲一样的礼数，但母亲比她们更可尊敬。”又说：“夫妇相得的每一个家庭中，永久幸福不渝。”这些正法相当于古代中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妇顺等伦理道德。印度古代家族也和中国古代家族一样有祭祀神灵、祖先等宗教任务。《摩奴法典》中说：“以适当方式向火内撒布的酥油供物，变作水蒸气上达于太阳；从太阳下降为雨，从雨滋生食用植物，从食用植物，物类吸取其滋养分。”凡人将供品投入火中，香烟到达天空为神享用，中国人认为祭天地可以保证来年风调雨顺，印度人认为祭神灵也有同样的作用。印度人也要祭先父、先祖父、先曾祖父等祖先之灵，祭祀的日期、方式、出席祭祀的人等，都规定地非常具体。

与古代中国不同的是，古代印度家族还要尽对学生的义务、对遁世云游者的义务、对宾客的义务和对于需要救济的一切物类的义务。印度人将人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名为梵行期，是指作为学生、住在教师家中的时期；第二阶段名为家居期，是指结婚后成立自己的家庭并以正当职业谋生的时期；第三阶段名为林居期，指苍颜华发之后，把家务交给儿子，退居于树林等隐蔽处的时期；第四阶段名为云游期，是指四处流浪乞食直至命尽的时期。处于梵行期、林居期、云游期的人都不从事生产劳动，都要靠家居者供养，因此，供养这些人也被古代印度法律规定为家居者的正法。《摩奴法典》说：“有如一切生物赖空气之助以生，同样，一切其他住期也赖家长之助以生。” “首先要进食于宾客，并按照规定布施乞食的学生，给他一份相当于一口之量的米饭。”在来到自己门前求食的云游者和学生都已吃饱后，家居者自己才可以进食。而进食之后，还需将余食施舍给万物生灵。“要将准备给犬类，堕姓人，饲犬者，染象皮病者，或患肺痨病者，小鸟或虫类的部分食物，渐次撒在地上。”家居者不应就食于他人，却应供养所有生灵，这是印度人公认的正法。

3、王国内正法

古代印度王国不是由家族组成而是由种姓组成的，种姓在王国中的作用大于家族。古代印度国家的正法实际上是种姓的正法，而不是家族正法的扩大，在此，家族的正法服务于种姓的正法、为种姓的正法所覆盖。印度人将人分为四大种姓——婆罗门，也即祭司；刹帝利，也即武士；吠舍，也即商人；首陀罗，也即奴隶，这四个种姓各有各的正法，彼此不能僭越。《摩诃婆罗多》说：“婆罗门一出生，就继承大地，成为一切众生的主宰，保护正法库藏。随后，梵天创造第二种姓刹帝利，作为大地的保护者，刑杖执持者，保护臣民。梵天规定吠舍应该用财富和粮食供养三种姓，而首陀罗应该侍奉三种姓。”在四种姓的正法中，刹帝利的正法最优越，古代印度武士是军人，是政治权利的掌握者，武士的首领是国王，职责是维护王国内的秩序，所以印度人认为各种姓正法的履行都要依靠刹帝利正法。“正如一切走兽的脚印都消失在大象的脚印中，所有的正法都融合在国王的正法中。”国王应以刑杖约束四种姓使他们各自实行各自的正法，所以，所有正法都以王法为最终皈依。

家族正法和个人正法都被王国正法——种姓制度所影响。《摩奴法典》规定：“首陀罗只应该娶首陀罗女子为妻，吠舍可在奴隶种姓或本种姓中娶妻；刹帝利可在上述两个种姓和本种姓中娶妻，婆罗门可在这三个种姓和僧侣种姓中娶妻。”又规定：“婆罗门的名字，由两个字组成，其中第一个字要表示吉祥，刹帝利的要表示权势，吠舍的要表示财富，首陀罗的要表示卑下。”婆罗门所穿戴的饰品，首陀罗是不能穿戴的。在家庭内，各种姓之间也很不平等，婆罗门女子即使后娶，地位也高于其他妻妾，而首陀罗女子所生之子只能继承最少的财产。

然而，古代印度还是有一些各个种姓都信奉的共同正法。《摩诃婆罗多》说：“不发怒，说真话，公正，宽容，与自己的妻子生儿育女，纯洁，不背叛，正直，养育仆人，这九项是一切种姓的正法。”无论人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这些正法都是应当遵行的。

4、王国间正法

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统一行政体制的大帝国，古代印度却是一个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组成的分散的文化共同体，古印度分裂的时间多、统一的时间少，这和古代中国的情况相反。对于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印度人也形成了类似国际准则的正法，用于解决王国之间的交战、结盟的问题。这些正法可视为王国之间的正法。王国之间的正法较少受种姓制度的影响，因为印度王国都由刹帝利建立，不存在基于出身的不平等。这些正法中有些是类似于武士道的国际战争守则，如：“战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的兵器，如内藏尖锥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有些类似于外交政策，如：“要使友邦、中立国王和敌人都不能取得对自己的优势，要之，这就是全盘策略。”

二 正法的意义

印度人认为正法保证了今生与来世、生前与死后的幸福，无论个人、还是家族和国家，如要生前获得财富与快乐、死后前往天堂，都要遵行正法。古代印度人将正法、利益、爱欲、最后解脱视为人生的四个目的，当人处于梵行期、家居期等入世间生活阶段时，正法保证了利益与爱欲，当人处于林居、遁世等出家修行阶段时，正法保证了解脱的实现，正法是唯一贯穿入世与出世的规则。在入世的生活中，正法发挥了它在世俗世界的作用，在出世的生活中，正法发挥了它在宗教中的作用。

1、世俗意义

印度人将宇宙从开始到毁灭分为圆满时代、三分时代、二分时代、争斗时代四个阶段，而宇宙处于四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取决于正法，正法完全实现，宇宙就处于圆满时代；实现四分之三时，宇宙就处于三分时代；实现一半时，宇宙就处于二分时代；仅剩四分之一时，宇宙就处于争斗时代，是正法主持着宇宙的生住异灭，正法是大地上的梵。《摩诃婆罗多》说，“在圆满时代，到处盛行正法，没有非法，所有种姓的人都不喜欢非法。毫无疑问，所有的臣民都能保障安全，所有的吠陀礼仪都会产生功德。”当正法仅剩四分之一或完全丧失时，大地上的人就进入充满痛苦与磨难的时代，此时，“到处盛行非法，没有正法，所有种姓的人都背离自己的正法。首陀罗依靠乞食维生，婆罗门依靠侍奉他人维生，失去安全保障，种姓混乱。所有吠陀礼仪不产生功德。”正法是大地上的秩序，只有正法存在，人们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与妻子，如果没有正法，就没有人能说“这是我的东西”。是因为有正法的存在，人们才会履行契约；是因为有正法的存在，人们才会恪守信义；是因为有正法的存在，人生四期的责任才有人承担；是因为有正法的存在，人们才会安然无恙地生活而不遭受暴力的伤害；是因为有正法的存在，妇女才能佩戴所有首饰上街而不会遭到抢劫。正法保护着一切众生，如果没有正法，强者就会像用鱼叉烤鱼那样蹂躏弱者；如果没有正法，人们就会将年迈的老师、父母、长者抛弃；如果没有正法，一个人就会抢劫另外一个人，而另外两个人又会抢劫抢劫者；如果没有正法，人们会不顾妇女的呼号公然掳掠妇女，在没有正法的世上，即使盗匪也不会感到安全，因为还有其他盗匪危害他们。正法得到很好的维护，王国内与王国外秩序井然，人们才能谋求财富并享受快乐。《摩诃婆罗多》说：“四种姓遵守各自的正法，不混淆种姓界限，刑杖学得到实施，和平安宁，臣民无所畏惧，三种姓努力按照规定举行苏摩祭，你要知道神和人由此得到幸福。”相反，如果大地上的秩序被破坏，人们就不能生活，在人间，正法与所有众生共存亡。

2、宗教意义

《摩诃婆罗多》说：“人生各阶段的正法都导向天国，”印度人认为，无论正法在人生各个阶段起着什么作用，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死后的解脱。于利益与爱欲相比，解脱是更根本的目的，利益给人此生的幸福，解脱才能给人永久的幸福。《摩奴法典》说：“法是人死后与人为伍的唯一朋友；因为其他一切友谊都和肉体一起同归于尽。”正是由于正法的引导，人才脱去尘世之垢，获得宗教的圣洁，《摩奴法典》说：“学习和理解吠陀，修严峻的苦行，认识梵天，制驭情欲，不伤生，尊敬师长，是引人走向最后解脱的主业。”，而这也正是正法的要求，此世间所履行的完成义务的道德行为也是出世间的宗教戒律。古代印度一直有善行导致善业，善业可使人死后投生到较好的处境，恶行导致恶业，恶业使人死后投生到较差的处境的信仰。“如果灵魂几乎常行善而少作恶，它披着自五要素引出的身体，享受天界的快乐；但如果屡作恶而少行善，则在死后脱离其自五要素引出的身体，而被另一种由元素的微粒形成的身体，遭受阎摩加给它的苦刑。”而要死后不再轮回，则应无私无我地履行正法并不计所得。《摩诃婆罗多》说：“在思想上、语言和行动上，都不对一切众生作恶，这样的智者达到梵。”不伤害一切众生也是最高正法。梵犹如寂静的无燃料的光芒，达到梵需以正法净化行动之邪恶、思想之邪恶、语言之邪恶。在入世间的生活中很好地奉行正法的人才能在出世间的生活中获得纯洁的认识与苦行并实现印度教的最高目的——梵我合一。

三 经与权

虽然正法是人一生中应奉行的守则，但是，印度教认为，有些情况下可以打破正法，而这种打破不是不道德，恰恰是对正法的维护。偷盗被印度教规定为非法，可《摩诃婆罗多》说：“在危难中，为了老师的利益行窃，不玷污本人。”又说：“除了婆罗门的财物外，窃取他人的财物，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也就不受玷污。”不仅偷窃，抢劫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是合法的。《摩奴法典》说：“祭祀人为完成祭祀，可在拥有许多牲畜、不行祭祀、不饮苏摩酒的吠舍家中，以策略或武力取得该物品。”如果有人非常富裕却从不祭祀、从不施舍他人财物，印度人认为可以暴力从其家中抢出财物用于祭祀或给予婆罗门，这是在“帮助”别人布施和摆脱恶业，此时，抢劫不是非法。说谎话被古代印度许多宗教规定为违反戒律，但《摩诃婆罗多》说：“为了救自己或别人的性命，可以说假话；为了老师，为了妇女，为了结婚，也可以说假话。”在全部财产丧失时、生命受到威胁时或为了结婚说的假话被印度教认为不是假话。一般情况下，四种姓不应不从事种姓制度为他们规定的职業而从事其他种姓的职业，但是，如果婆罗门不能以其神学谋生，可从事刹帝利的职业，也可从事吠舍的职业；如果刹帝利不能以自己职业谋生，可经商，如果吠舍不能靠经商和种田谋生，也可以像首陀罗一样伺候别人。甚至杀人，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合法，《摩奴法典》说：“无论何人向自己扑来行刺而无法逃走时，即使来者是教师、或儿童、老人，甚或精于圣典的婆罗门，也应该毫不踌躇地杀掉他。公然或私下杀死企图进行暗杀的人，毫不构成杀人罪：这是以暴对暴。”这些极端情况下的做法，印度教叫做危机法，此时，正法是不适用的。

综合上述可知，古代印度正法就像古代中国的“礼”那样是整个文化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起着协调社会关系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但是，印度正法与中国的礼有两点差异：

一、正法的建立基于不同出身的人有不同人性这种观念，因而，正法统治的世界是一个壁垒森严的世界，不同于中国的礼是建立于所有人有共同人性、并奉行同一伦理的观念。

二、由于印度人认为人生只是通向死后世界的桥梁，不像中国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人生本身，所以与印度正法相连的终极实在是出世间的梵而不像中国那样是给予万物生机的天道。

参考文献：

【印】毗耶娑，黄宝生等译，《摩诃婆罗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江平主编，《摩奴法典》，法律出版社，2000。

篇4：滴血的福祉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认为，希特勒成功的关键，是他有“艺术的处世方法”。希特勒认为，德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最好的国家，要想控制德国人的思想并非轻而易举。不过，他们也有软肋，那就是他们的心。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自身的心灵可以说是最容易遭受攻击的目标。于是，希特勒就用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直指德国人内心深处最敏感的地方，而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控诉战败国的屈辱，宣扬狂热的民族主义，激发日耳曼民族的自豪感，向德国人民许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的乌托邦梦想。

希特勒宣称，“每个落地的麻雀都会得到上帝的看护”，每个“遇到麻烦”的德国人，无论是患病或是陷于贫困之中；无论是失去工作或是无家可归，都会得到纳粹党的照顾。美国记者米尔顿·迈耶在调查中发现，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组织宣称要做这些事情。

在希特勒的蛊惑下，许多德国人相信他们正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新的乌托邦。那里没有社会矛盾，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只有快乐的家庭、健康的儿童，幸福、富足、安逸的社会生活，纯粹的雅利安种族的德意志将会以此傲视全欧洲，统领整个世界。希特勒这套关于引领德意志民族复兴、使德国成为再度兴盛的欧洲文明中心的想法，吸引了许许多多抱有理想主义的德国人，他们怀揣着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憧憬，献身于纳粹主义运动。

希特勒懂得，光有精神上的口号，是无法长久地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的，还必须要有物质的保障，给人民以切实的利益，才能够真正赢得人心。他有一句名言：“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向人民行贿，这就是希特勒获取民心的重要措施。

血腥的“馅饼”

客观地说，希特勒1933年当政时，德国的经济还在泥潭中挣扎。德国自1871年由俾斯麦统一以来，从未遭遇过如此的内忧外患。一战后，战败的德国丧失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却是每年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国内面临经济衰退，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百万的失业大军占到选民的五分之一，德国马克急剧贬值。1914年1月，美元兑马克的是一比四点二，到1923年11月竟然跌到一比四千二百亿。整个德国一千七百八十三台印钞机日夜不停高速运转，印刷着叫人又爱又恨的荒唐的货币。

纳粹声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批法律就是确保债务人的权利而限制债权人的权利，目的是“遏止人民的贫困化”。希特勒的副手戈林放言：“房屋的所有者如果冷酷地和毫无顾忌地让贫困的人民无家可归，那么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将失去国家的保护。”不久，纳粹政府就在1938年以法律的名义废除成千上万的债务。“恶意的债权人”当时是被当作“德国人民的败类”予以严惩。被德国老百姓称为“我们的人民总理”的希特勒煞有介事地要求纳粹党各省部头目要反对官僚作风，要贴近人民大众，要全体公务员“既要不辞劳苦，又要不怕牺牲自我利益，从而才能够公正地实现社会福利思想”。在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对内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等。纳粹党所有这些鼓动和宣传，对于摆脱国家屈辱和经济困境的德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得到了绝大多工人、农民、城市失业者与中产人士的支持。

希特勒当政五年后，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当局在不长的时间里，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然而这一奇迹又是如何创造的呢？

其实，纳粹治理经济的方法并非独出心裁，简言之，就是通过中央政府集权，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军事计划主义经济政策”，即通过扩大政府赤字提升消费水平。与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相仿，希特勒放弃了通货紧缩政策，任命颇具才华的财政与金融专家希尔马·沙赫特为国家银行行长，并且采纳了将经济重建的突破点放在修建高速公路、重整军事装备工业以及电气化等基础设施和实体经济上的意见；为了拉动经济复苏，希特勒还允许国家对私营建筑企业给予补贴，用于维修旧房和扩建新房，以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最后，纳粹政府还通过免除税收以鼓励工业和农业企业的设备扩充。总而言之，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希特勒成功地为饥饿的德国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面包。

魏玛政府的倒台使希特勒意识到，纳粹政权是否稳固，关键是治理失业，这是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在纳粹当局的努力下，到1938年初，德国失业率降到了百分之一点三，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九，英国为百分之八点一，比利时为百分之八点七，荷兰为百分之九点九，与此相对比，纳粹党足可以宣传自己创造了“消灭失业的奇迹”。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希特勒加快了重整军事装备的步伐，军火工业最终把剩余的一百万失业工人也吸纳进去了，而且势头还很强劲，到1938年底时，德国总共还缺一百万名工人”。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这部书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毫不讳言地承认：希特勒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物价完全稳定”。“我们无法想象当时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工人阶级，是以多么大的充满感激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

但是，又有多少德国人会想到这诱人的馅饼充满血腥呢？

滴血的福祉

要维持对人民的高福利，就需要有高额财政支出。换句话说，想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政府手中必须有钱，这点与居家过日子一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从1933年到1939年，尽管德国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第三帝国的债务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1939年1月，帝国银行董事会写信给希特勒：“无止境的国家开支的膨胀摧毁了有序预算的企图，即使是税款负担的大幅度增加也会将国家财政置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摧毁中央银行的汇率。”就1939年而论，当年财政收入不超过一百八十亿马克，可是民用财政支出一百六十三亿马克，军用财政支出二百零五亿马克，债务还本付息需要三十三亿马克，算下来财政赤字二百二十一亿马克。也就是说，第三帝国入不敷出，有二百二十一亿马克的债务窟窿，这个债务窟窿是当年财政收入的一点二二倍。到了1941年“已经有五分之三的帝国收入要用来清偿过去的债务。也就是说，帝国负债的情况已经导致国家债务的还本付息无法通过现有的收入来进行清偿，而债务本身还在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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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高额征税，会伤及企业影响经济繁荣；加印钞票，会引起通货膨胀；减少福利，会得罪老百姓。看来只有下手抢了。虽说是一个”抢“字，但这里边学问大了，不仅要能抢到钱，而且还要抢得冠冕堂皇。因此，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抢谁；第二，如何抢？

抢谁呢？一是犹太人，二是占领区。

如何为第三帝国的债务提供更多的资金，纳粹政府首先把目光盯上了犹太人的财产。为了把犹太人的财产划到第三帝国的国库中，希特勒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具有思想高度的理由，以便能在掠夺犹太人的财富时得到普通德国人的共鸣与支持。于是，纳粹政府提出了一个“雅利安化”，即以国家的名义将犹太人的财产强制没收为政府的财产。

纳粹政府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为掠夺和残杀犹太人大造舆论，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德国老百姓灌输：正是因为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相互勾结给了德国“背后一刀”，最终使德意志帝国战败，让德国人民遭受到灭顶之灾，目前整个世界正在被几个“犹太人集团”瓜分。接着，德国纳粹又给犹太人戴上“人民的异类”和“人民的敌人”的帽子，对他们百般刁难，声称“只有德意志血统或亲近血统的人”才享有公民权，将大批犹太人赶出公务员、医生、公司雇员的队伍，对于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迫使他们“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交出财产和产业，完成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

1938年3月19日，戈林对派驻奥地利的帝国特派员威廉·开普勒交代说：“对属于犹太人的所有奥地利企业实行雅利安化，在必要时，其规模可以超过在德国的雅利安化。”与此同时，纳粹政府还规定：“犹太人从现在起必须‘自愿’地向财政机关进行雅利安化的申报。如果犹太人企图藏匿其财产，将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财产将会被没收，而且本人会被处以十年以下徒刑。”1938年4月29日，戈林主持召开了部长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如何尽快地“将犹太人的财产转变为国家所有，将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彻底清除出去”。

仅仅靠对于犹太人的掠夺不可能支付如此巨额的福利支出和战争费用。特别是随着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掠夺犹太人手中的财富无异于竭泽而渔。同时，希特勒在国内继续实施高工资、高福利和低税收的措施，加大马力扩大军事工业，这也必然造成民用物资生产的缩水以及生活日用品的短缺，以及德国国内货币过剩。1939年至1941年间，德国国民的个人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结果，消费群体购买力增长了一倍多，由一百四十亿马克攀升至三百一十亿马克。如何缓解国内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避免通胀危机？纳粹德国尝试将祸水转移到被占领的欧洲国家，“既然不可避免要通货膨胀，那只要不在德国发生，任何地方都可以”，“被占领区的军队开支应完全由当地来负担。”

为实现转嫁通货膨胀，掠夺其他民族和国家财富这个目的，纳粹德国绞尽脑汁将诸如占领费、捐税、强制信贷转嫁到欧洲。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发明了所谓“防务捐赠”的政策。这种对被占领区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无耻掠夺，被冠以“总督辖区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例如，在波兰的这种“防务捐赠”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费用逐年增加，战争负担很快超过了被占领区战前最近一年的财政预算，在战争前半段毫无例外地超支百分之百以上，而在战争的后半段则通常超支百分之两百以上。1943年1月，帝国财政部要求“总督辖区应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上缴给帝国”，以致在波兰辖区的德军将领们抱怨道，那些捐赠“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本无法筹措到”。

在法国也同样如此。德国的军工制造和食品进口迅速耗尽了法国被占领区经常性防务开支的四分之一。此外，各种各样的榨取手段也占据了不小的分量，甚至占领军的亲属所需的假牙，包括金银的牙套，都毫无例外地从占领费中支出。德国人还操纵当地的货币，最大限度地以法国法郎来负担其对英国的空袭，用法郎建造巨大的舰船和潜艇港口。诸如此类的开销都与法国被占领区的军事管制毫无关系。纳粹占领开支中本应是军费开支，但绝大部分却用在了与占领军无关的用途上。对于第三帝国这种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行为，法国傀儡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也不断抱怨：“以占领费为名征收的捐税，往往大部分却用于负担与占领军生计无关的支出”令法国政府难以接受。

纳粹政府抢劫被占国家的财富并非都是明火执仗，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和高明的金融手段。南欧的南斯拉夫，德国占领军来到塞尔维亚的第一周就建立了塞尔维亚国家银行，随即发行了新货币——塞尔维亚第纳尔。由于禁止现金兑换，人们不得不把积蓄的现金存入银行并折合为新货币。这样，现金流动首先被遏制，进而减少了战争通胀的风险和德国的负担。

纳粹占领法国之后，强制将法郎的汇率由之前的一百法郎兑六点六帝国马克确定为一百法郎兑五帝国马克，几乎贬值百分之二十五。德国军人的军饷和工资自然增长了。因为其数额以帝国马克为基础，却以法郎支付。纳粹德国通过汇率操纵肆意掠夺占领区的财富，使包括整个德国的国民经济和在被占领区的每个德国士兵得到好处。德国输出到这些因战争而在各方面均处依附地位的被占领区的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输入到德国的产品也更加便宜了。

在纳粹占领区，进驻的德国士兵通常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的纸币（RRK）作为支付手段，而取代了数目相等的帝国马克。德国信贷银行货币为纸币式样，面额零点五至五十帝国马克不等，借助于这种军事辅币，德军在占领每个新城市时，无须没收财产并履行《海牙陆战条约》中列明财产清单的繁琐程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在德国发行并由帝国印刷厂印刷，却不在德国境内流通。归根结底，它只是个典型的征收收据，帝国银行的副行长普尔称其为“披着货币外衣的征收收据”。从国民经济视角出发，这种“征收收据”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打白条”。希特勒就是通过”打白条“来搜刮占领区的民脂民膏。

德国士兵简直把欧洲各国的东西都买空了。他们从前线向家乡寄回了成千上万的战地军邮包裹。里面有北非的鞋子，挪威的鲱鱼，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肉，更不必说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意大利的礼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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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后波兰政府统计，二战期间波兰被德国掠夺的财富超过两百亿美元；法国被德国掠夺的财富超过五百亿马克；比利时被德国掠走一千三百三十六亿比利时法郎；荷兰向德国支付了八十四亿马克的占领费；苏联占领区的损失高达一千二百八十亿美元。在《希特勒的欧洲》一书中披露：按照1939年的物价估计，1940年至1945年这五年中，大约有一千零四十亿马克的财富——占这一时期纳粹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四——是靠希特勒掠夺占领国家和地区的财富而增加的。

被收购的灵魂

在《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本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要自由，还是要面包？“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被鲁迅称为“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人性之恶，将“没有道德”、“见利忘义”与“叛逆成性”看作人类的天性。而希特勒正是看透了这一点，通过利用人的欲望而加以控制。

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种族理论”之所以吸引和征服了千万德国人，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当经历了战后饥荒、货币贬值和混乱内战之后，当饿怕了和穷怕了之后，人们最渴望的自然是温饱与稳定。希特勒提出的“面包与工作”、“德意志民族高于一切”的口号自然而然地打动了人心。虽然魏玛共和国是相当不错的宪政体制，魏玛宪法也算得上欧洲战后出现的民主宪法中最先进的宪法。但是，当一个政权无法解决民生问题时，也就在人民心中失去了其合法性。作为普通的平民对生活的认可很少是靠理性的思辨，更多的是靠切实的生存感受。

希特勒明白，仅仅靠“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要使自己的政权巩固，必须向人民行贿，顺应人民的福利需要。因此，当希特勒以牺牲犹太民族的生存权利来维护雅利安种族利益的时候，当纳粹德国以大炮和坦克摧毁异国人民的家园而让自己帝国的臣民过上好日子的时候，当纳粹占领军抢掠战败国的财富，摧毁欧洲货币体系以保证第三帝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间接的、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但却可以从这些重大的罪行中获益，享受优越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就决定了受到纳粹政权热心关照的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意识，他们不仅不会站出来反对，反而还认为“这是独裁统治的黄金时期”。希特勒通过国家的贿赂不断购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而广大老百姓最终为当权者所绑架，成为了独裁者的炮灰和玩弄于掌中的牺牲品。

向个人行贿，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如果向公众行贿呢？老百姓还会义正词严地反对吗？恐怕这种行贿，在老百姓眼中就成为了善举。

希特勒用社会福利——以抢劫犹太人和牺牲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把国家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战争机器。在大多数德国人享受到良好的社会福利、不间断的物质供给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保持沉默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种贿赂的结果是需要由整个德国的毁灭作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