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红军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共11篇）

篇1：红军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1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

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早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象在为战友指明前景的道路。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和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出，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红桃2的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篇2：红军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61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讨还血泪债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祝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篇3：长征路上的红军电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征途。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面临的艰难困苦,令常人无法想象:前方有未知的无人区、瘴气毒虫,后面有国民党军日夜的追缴、袭扰;头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脚下是随时可能陷落其中的险滩、沼泽。伤病、饥饿、缺医少药……已经夺走了太多战士的生命,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仍然秉承着顽强的意志,迈着坚定的步伐,相互搀扶着前行。

在长征队伍中,有一支部队承担着党中央“耳目”的角色,他们就是通讯部队。有了这支部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会更好、更及时、更准确地获知敌情,做出正确的指挥判断。正是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支部队成为敌人千方百计想要打击、俘获的目标。为了不让敌人的企图得逞,这支部队有了一个残酷的工作守则:“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多少战士用鲜血践行了誓言,以致于蒋介石都不得不为这支部队的品格折服。

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10月,结束于1936年10月。长征的伟大胜利,既是国共两军的公开交锋,也是双方隐蔽战线的秘密较量。红军长征之所以创造了“用兵如神”的奇迹,其中负责红军电台的通讯部队功不可没。

一部半电台起家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武装,当时把革命根据地称为“红区”,把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而这支由农民武装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就叫“红军”。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所到之处,贫穷百姓纷纷响应。由于红军的力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革命根据地,但都遭遇失败。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了10万重兵对红区进行第一次“围剿”。国民党虽然在兵力和武器上比红军都明显占优势,但是对红军的第一次大“围剿”还是彻底失败了。

在龙冈战斗中,红军大获全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其中包括枪械、弹药和一部电台。因为在此之前红军队伍中没有电台,红军战士也不认识“电台”为何物。出于对敌人的仇恨,这名红军战士捧起电台一摔,零件散落一地。这部第一次缴获的电台,被摔成了只能听不能发的“半部电台”。虽然是半部电台,但毛泽东和朱德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有了这半部电台,红军就可以收听敌人的情报和国民党新闻了。有了这次教训,毛泽东向各部队下了“不能随意破坏战利品”的命令。红军在龙冈获胜后又乘胜追击,在宁都战斗中再次缴获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上交到了红军总部。这就是红军“一部半电台”的来源。

之前,红军作战还是沿用比较原始的方式,这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了。毛泽东对组建红军电台非常重视,1931年1月中旬,红军利用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红军组建“无线电队”是非常机密的,这“一部半电台”一直交给红军特务连管理。由于国民党尚不知道红军也有了无线电台,所以敌人在无线电通信中基本上没有采用保密措施,敌人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被红军了如指掌。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后,作战布兵更加灵活机动,大大减少了伤亡人数。红军特务连把电台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长征路上的红军电讯员

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这让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不顾敌强我弱的实情,采取正面交锋的错误作战方案,国民党在此次“围剿”中调集了近百万的兵力,外加飞机坦克配合。在与红军正面交锋后,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采取了“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压制红军被迫后退。最终,中央红军在反“围剿”的作战中失败,红军官兵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实力,免遭全军覆没,党中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蒋介石得知红军的运动意向后,立即调兵遣将追击红军。他命令部队严密监视红军长征的路线,妄图把剩余红军消灭在长征途中。

1931年1月,红军组建无线电台后,周恩来便在上海同时秘密组建了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当时前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非常先进,毛泽东委任周恩来去苏联求助组建无线电培训班事宜,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支持。正是有了苏共的支持,中共秘密培训出来的无线电人才比国民党的无线电人才更加出色。中共在上海培训出来的电讯人才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红军部队中。红军无线电台组建一年后,无论是发报还是截取敌人情报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了秘密无线电台,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时更加灵活机动。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选举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家祥同志为辅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向西转移。长征开始后,国民党的“固定位置作战”失去了作用。红军每天都在行军中,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络。蒋介石不得不借助无线电台来发送情报,下达作战命令。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围截、围攻和围剿,红军电讯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破译敌人密码”上。每一次都能巧妙地化解蒋介石的围剿。红军电讯员是通过严格考核和选拔出来的优秀红军战士,他们每天背着无线电台行军,无线电收发机是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在大风大雨恶劣天气下行军,红军电讯员宁愿自己淋湿,也不能让无线电收发机沾到半点雨水。红军电讯员个个都是身手了得的年轻战士,万一作战失利面临着被俘,红军电讯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毁掉发报机,烧毁密电码,然后与敌人同归于尽。正是有了这些无比忠诚的红军电讯员,蒋介石虽然掌握了一些红军行军的蛛丝马迹,但自始至终未能实现消灭红军于长征途中的计划。

神秘的红军“军委二局”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感慨万分,他说:红军长征的胜利,红军“军委二局”功不可没。“军委二局”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我党我军重要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曾希圣同志。曾希圣是湖南兴宁(今资兴)州门司镇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他是个读书用功,有着强烈民族感的青年。曾希圣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毕业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深受毛泽东信赖,是“军委二局”的第一任局长。曾希圣是红军情报技术侦察的创始人,早在1931年,曾希圣就有破译敌人密码攫取重要情报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为此,曾希圣一心一意扑在破译敌人密码的工作中,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掌握了破译国民党无线电台密码的一些技巧。

1935年1月,红军进入四川后一度陷入强敌包围中。为了扭转战局,红军发起了土城战役。土城战役是红军与国民党军打的一场恶仗,在土城战役打响前,曾希圣在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时发现,敌人对红军的合围有一个不大的口子没有合拢,这个口子就是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的贵阳。摸清了敌人的虚实之后,毛泽东带领红军从敌人包围的空隙成功突围,最终脱离了险境。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此后,毛泽东亲自掌管“军委二局”,利用曾希圣破译密码掌握的重要情报,接二连三地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使红军走出了困局。

红军到了贵州与与四川南部接壤的赤水河时,蒋介石派周浑元和吴奇伟两员大将,率领国民党六个师向赤水河逼近。当时的红军正处于人疲马倦之时,如果与敌军交战,就是能把敌人打败了,红军也不可避免要损兵折将。蒋介石派遣周浑元和吴奇伟率兵攻打红军的情报是“军委二局”截获的,曾希圣深知,这是一场对红军极为不利的战斗,如果正在渡河的红军遭遇敌人的强攻,红军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怎么办?得知这一情报后的毛泽东也是忧心忡忡。曾希圣想,既然蒋介石发电报派遣周浑元和吴奇伟攻打赤水河,那么何不利用红军掌握敌人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再发一份假电文呢?曾希圣的大胆设想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肯。于是,曾希圣冒充蒋介石又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电报,将敌人两个纵队的主力调开。曾希圣冒充蒋介石的假电报发出后,不知内情的周浑元和吴奇伟,果然把主力部队向泮水和新场方向开进,红军安然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四渡赤水,曾希圣利用熟知敌人密码来破译敌人军情,对敌人的行踪了如指掌,让红军在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的空隙间灵活穿插,让国民党军扑不着,打不到。

红军四渡赤水后进入云南,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围剿红军。1935年初夏,蒋介石调派万耀煌攻打红军。可是,万耀煌想保存实力,不愿意孤军深入尾追红军。于是,他就发电报向蒋介石谎报军情。万耀煌向蒋介石谎报军情的电文是5月4日发出的,而此时红军已经到达金沙江边。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万耀煌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矛盾,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当蒋介石于5月10日重新发电报要万耀煌“围剿”红军时,红军已经全部胜利渡江。蒋介石随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川军配合,一定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结果这一情报又被“军委二局”破译,毛泽东利用掌握的情报,放弃原来“用船只渡江”的计划,抢先在泸定镇夺取“泸定桥”,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让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再一次成为泡影。

接力配合与严格保密

红军长征途中,大部队(中央红军)与其它部队尽量错开时间行军。如果中央军在白天行军,那么留下另一支红军在夜里行军。这支夜里行军部队的电讯员就肩负起截取敌人电台信号的任务。如果一支红军夜里行军时,白天行军的红军部队电讯员就负责夜里截收敌人电台信号。利用这种错开时间的行军方式,虽然各红军部队相隔千里,但仍然能保持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无遗漏地截收敌人的全部电报。

电讯员是红军行军的“眼睛”和“耳朵”,红军的电讯员都是无比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在长征途中,除了大名鼎鼎的曾希圣这样的电讯人才外,还有红一方面军王铮、红四方面军宋佩夫、王子钢等许多位电讯英雄。红军电讯员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他们宁可牺牲也不会向敌人泄漏半点信息,并且时刻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战役中不幸失败后,电讯员把电台和机要文件全部烧毁,然后从容就义。在电讯保密问题上,红军电讯员抱着“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的信念,让国民党军根本没有机会破译红军的情报。

篇4：长征路上：红军的装备和补给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

1934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的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质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李德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他们还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是即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32243支。其中，651件是轻重机枪。有38门迫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1801640发子弹，2523发迫击炮弹和76526颗手榴弹。

毛泽民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当时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1934年春天才开始搬动。毛泽东的卫士吴吉清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

朱德：“供给方面应就地征集”

红军离开瑞金，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朱德在1934年10月25日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文中强调了关于后方、伤病员处理、供给三个方面的工作。在谈到供给时，电文强调：“供给方面应就地征集（没收或收买），没收物质资料，应有组织地进行，并严守阶级路线。”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

攻占遵义后，已是隆冬季节。这时的黔北高原，朔风穿胸透背，天气干冷异常。红一团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很难说是军装了）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

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红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总卫生部所有的伤病兵约300余人，在此休息期中，有80%医愈出院。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国民党军是“运输队长”

乌江战役后红军入云南，收获极大。收获之一：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红军缴去，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到了补充。红军以此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两师。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的国民党军为运输队长，称蒋委员长为输送总指挥。红军收获之二：在黔北休养了12天。这12天的休息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红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红军在黔东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风传云南。陈云记述，自遵义红军获胜之后，红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之弹药可缴。陈云写道，那时红军“骄傲气概，可见一斑”。

扼守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105英里左右的东川（当年称会泽）。东川离金沙江20英里。这里的民团同别处的民团一样不愿同红军打仗，但是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把杨县长和当地一个“恶霸”拉到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們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火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6万银元，还吸收了几百人入伍。第九军团缴获的银元太多，只能蹒跚前进，用很多骡子来驮银元。在同第一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第一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手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

红军通过六盘山后，进行了歼灭马鸿宾部的两个骑兵连的战斗。当红军冲进青石嘴这个山村时，敌人正在开饭，乱糟糟的一大片，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得茫然不知所措，还未来得及还手就已成了俘虏。当时，敌人的100多匹战马系在村头的树上还没待解开，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这一仗，红军还缴获了十多辆马车的棉衣和布匹，这对冬天将至衣着正单的红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原来，这是“西北剿总”给马匪送来的过冬服装，他们刚刚收到，就全部“移交”给红军了。

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由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三十军攻克大戒寺后，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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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每人做套衣服”

红军在藏族地区时，由于过去军阀官僚迫害少数民族，造成藏民仇视汉民的心理，加上语言隔阂，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在红军到来之前都逃跑了。山上常年积雪，山下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纵横，没有道路。天气恶劣，变化无常，六月里一忽儿晴空朗朗，霎时间又乌云密布，雨、雪、冰雹铺天盖地而降。草地行军时，红军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有些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花八门；有些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搂在身上；还有不少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完全成了“秃头军”。

吴起镇战斗后，天气奇冷。某日，杨成武和王开湘驱马到总部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途中遇邓小平。小平一见他们就笑嘻嘻地问：“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了敌人不少布？”杨如实回答：“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小平马上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杨答：“好，照指示办！”杨成武回忆说，当时小平特别高兴，说：“讲妥了，一言为定！如有多，还可以给机关的同志添件衬衣。”

红军大学随四方面军行军。曾在红大学习的张宗逊回忆说，他们曾在炉霍的大喇嘛庙驻训，庙里存有许多羊毛，大家利用这些羊毛，人人学习捻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打草鞋，准备过冬。不久，每人都织成一套半毛衣，打好三双草鞋。炉霍地区的烧柴问题很困难，当地群众都是烧牛粪做燃料，红大校领导便请当时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为部队表演如何烧牛粪和架帐篷。

张国焘晚年也有类似回忆，红四方面军在西康停留期间，正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里布匹棉花少得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处处堆满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因为交通不便，多年屯积，卖不出去。红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毛线，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手套等。1935年11、12月间，红军各个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工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

从“压迫者”手中夺取补给

跟随二、六军团长征的陶汉章回忆长征中的供给情况说，在毕节，部队需要补充。我们散发一些传单，声明举报国民党地下工厂、军需仓库者有奖。当时国民党对食盐的控制很严格，专门设有一个“公买公卖处”，储有几十万斤盐，一块块像石头一样硬。盐是我们部队最需要补充的，许多单位早已没有盐吃了。接收后严格控制，要求发放到各部队去。还建立了小型的被服仓库，使红军战士每人增加了两条单裤。

红二方面军经过阿坝到达包座时，粮食已吃光了，饥饿严重威胁着红军的生命。当时贺庆积听藏民向导说，离包座20多里的东北方向有一个反动武装盘踞的寨子，可以搞到给养。师部请示军团首长后，决定打下这个寨子以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通往寨子途中有一条河，是白龙河的支流，虽然不太宽，但流速很急，不易涉渡。于是，贺庆积组织战士们用被单、绑腿拧成大绳，选择水浅的地段，派水性好的战士游过去，将绳子固定好，让战士们抓住绳子过河。大约过了一个连的兵力，上岸后，翻过几座小山，然后从两山之间的一条通道向山上的寨子发起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攻破了寨子，缴获了一批粮草、牛羊和财物，还有不少火腿和猪肉。这些救命粮草，解决了部队的大问题，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

红二、六军团在修平住下不久，红军开始紧张地到处写关于共产党的标语，并配以宣传画。勃沙特是英国籍传教士，在红六军团长征途中被当作“间谍”扣留，随红军行军、生活一年多。勃沙特开始时对红军印象并不好，他说，修平的许多商店住上了红军，像占领军一样，许多战士随意从里面拿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这是在查抄浮财的名义下进行的。其中有衣服、鞋，成匹的布和绸缎，以及富人家的各种物品。其理由就是“他们富有”。行军中，这种现象是反复出现的。

勃沙特说，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地主（土豪）家宿营。这里的一切马上成了红军的财富，他们拿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然后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那么按什么区分农民和地主呢？”他们回答我说：“按自食其力，如果他雇佣别人为自己种地，那他就是压迫者。”此后，在停留的一天中，红军就用“压迫者”的鸡、鸭、猪举行了一次盛宴。

勃沙特后来在与红军朝夕相处中逐渐发生了变化，离开红军队伍后，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持友好态度。他曾描述红军长征给他留下的印象：“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

（本文资料来源于萧克、伍修权、陈锡联、胡炳云、陶汉章、陈沂等老红军采访笔记，以及肖锋著《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成武著《忆长征》，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贺庆积回忆录》，白山出版社1994年版；[美]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楊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1936年《救国时报》首发；勃沙特著《红军长征秘闻——神灵之手》，参考《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3期）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

篇5：红军长征感人的短故事

前面有一条冰河沟，小钟在前面拉着马，董必武跟在马后。水流特别急，又特别冰冷，每个人的脸都冻青了。大家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往河里走去。小钟牵着马往前一跳，刺骨的冷水让马突然受到了惊吓，蹄子向前一蹬，猛地拽了一下缰绳，小钟没有防备，一不留神就被拽到河里去了。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一个漩涡就把他卷了进去，几秒钟的时间就把他冲走了五六十米远。大家见状立刻去救小钟。最后，毛主席的担架队里有几个水性特别好的，才把他拉了上来，虽然呛了许多水，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上来后，小钟冷得瑟瑟发抖，牙齿咯咯响。董必武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说： “小钟，你骑着，革命的路还很长。”

“不，我能坚持住，您身体不好，还是您骑吧。”小钟推让着说。

董必武指挥其他战士，硬是把小钟抬上马。自己则大步向前走去。

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时，小钟又面临一次危险：他的脚冻得不听使唤了，好像没在自己身上长着，连麻麻的感觉都没有了。实在走不动了，就对董必武说： “我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先走吧，”说完就大哭起来。

大家绝对不能让他掉队，也不能让他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

这时候，董必武让勤务员拿出暖瓶，倒了一碗水给小钟，先让他暖暖身子。果然，一小会儿，他就缓过来了。接着，徐特立从怀里摸出一个干辣椒，谢觉哉从怀里拿出一小块生姜，成仿吾把万金油往小钟太阳穴上涂。面对这么多的关怀，小钟的泪水再一次流了下来。

篇6：红军长征感人励志故事

那天,正式炎夏，共产党所有指挥官头每人头戴一顶草帽,红军侦察员从后赶来报：后面一对白军跟来了。贺龙同志点了点头。只是命令大家继续向前走。

红军走到一块平坦的山场，贺龙同志观察了地形，命令大家扔掉草帽。顿时军队议论纷纷，但是还是扔掉草帽，一切听从命令。一刹那，满地都是红军的草帽。然后贺龙命令大家迅速转移。

由蒋介石带领的反动军赶了上来，白军都没有草帽，早热得的眼冒金花，看见满地的红军扔的草帽，顿时感觉喜从天降，一窝蜂地去抢草帽，匪官也不阻挡，想是红军狼狈而逃。

这时，天空传来一阵飞机声，白军毫不介意。因为他们知道飞机是来配合他们追赶红军的。可敌机可不这样想，他们这几天连红军影子都没看见，没少挨长官骂。这一回，他们看见地上的军队都戴着有红五心的草帽，顿时喜出望外。对这团白军狂轰烂炸，机枪横扫。打的白军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篇7：红军长征简短感人故事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西南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1月19日起，红1、3、5、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演出了一幕军事史上着名战例——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向我追截，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敌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

2月2日，我右纵队红一军团先头第二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第一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我军在继续西进中，一军团又先后在叙永、毛坝、大坝等地遭川敌截击;左纵队红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敌两个团发生战斗。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予成立了中同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2月7日，龙云命令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第一、二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以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我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

二渡赤水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人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西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中革军委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我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黔敌，乘胜夺取遵义。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庆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五十九师主力及第九十三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五十九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残敌逃过乌江。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地区之敌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口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粹、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三渡赤水

敌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吁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我军东进。

1935年3月5日以后，我军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粹、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自腊坎、长干山，寻歼敌人第二纵队，未能得手。蒋介石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令各路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敌第一纵队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根据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部和王家烈残部为主要作战目标。15日，我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二纵队，因敌3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我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俞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四渡赤水

篇8：红军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曹军利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供电分局农电管理中心副主任, 一位在降损路上风雨无阻、寒暑不移的电力人。他始终以躬行者的姿态、饱满的工作热情、执著的敬业精神, 在基层辛勤地工作着, 努力推动长安农电的经济指标不断迈上新台阶。

围绕目标紧抓不懈

2013年, 长安供电分局将提升经济指标定为刚性、不可动摇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 曹军利提出农电营销工作以降损为重点, 以高损供电所、高损台区、高损馈路为突破点, 全面开展用电营业秩序整顿活动。辖区内共有1 273个台区, 其中线损在20%以上的台区有388个。面对降损压力, 当很多人开始望而却步的时候, 他以“不走形式、不畏困难、不计条件、只求结果”的坚定信念, 做出了以一天一个台区 (营业普查) 、一周一次分析 (线损分析会) 、一月一个总结 (降损总结) 、一点 (线损降一个点) 一份奖励的降损攻略, 以技术线损为基础, 以管理线损为抓点, 全力以赴打好降损攻坚战。

在制定明确的降损目标后, 曹军利立即组织召开科室班组会议, 围绕如何把线损降下来的问题进行探讨, 并加班加点健全机制, 完善制度。在经历了几个日夜的商讨后, 进一步完善了线损管理组织体系, 形成了科室、供电所、员工三级线损管理网络。同时调整分配机制, 严格指标管理, 超奖欠罚, 奖惩分明;完善降损管理制度和考核管理办法20余种。

每周一早上9时, 是长安供电分局的例会时间, 会议结束后, 雷打不动的就是农电降损周会。不管工作多忙, 曹军利每周都亲自主持, 根据12个高损供电所和农电稽查队汇总好的线损报表和每周开展的营业普查结果, 同时结合各供电所高损台区自身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 找出当前降损工作中的不足, 查出影响线损升、降的原因, 列出切实可行的降损工作计划, 同时找出低压线路结构的薄弱环节, 发现电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确立各自降损的主攻方向。

曹军利不断创新管理模式, 开展供电所和配电变压器台区同业对标, 按照平原、梁塬浅山及深山对供电所和台区进行分类, 每月例会对各供电所、各台区的指标完成情况, 特别是对线损情况进行分类比较排名, 树立标杆, 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制定对策, 促进管理。

身先士卒寒暑不移

要降损, 营业普查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为了解决农电线损的症结, 长安供电分局农电稽查队到各供电所开展用电普查。由于每年的用电高峰都处在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和天寒地冻的三九天, 如果能在这些时段里控制线损的波动, 那么指标下降将会是水到渠成之事。为了加大普查力度, 曹军利在全局范围内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检查小组, 会同农电稽查队开展拉网式用电检查工作。组成反窃电工作小组, 把责任落实到人。同时, 加强供电所人员反窃电知识培训, 提高反窃电整体能力, 将定期检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 专项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 查总表与查分表、用电表相结合。采取多种分析方法、多种技术手段、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原则, 对窃电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在曹军利经常巡视的388个高损台区线路上, 陪伴他的不是三夏正午毒辣的太阳, 就是数九寒天清冷的月光。入冬后, 天一黑曹军利就带领小组人员从分局出发, 到台区开展用电普查。对于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的人们来说, 冬天没有暖气, 取暖设备除了火炉之外就是空调器、电暖气等电器, 因此这个时候是查窃电最好的时机。即使外面天寒地冻、雨骤风急, 即使农村的路面泥泞不平, 他们全然不放在心上, 只是一街一巷地走着, 一表一户地查着, 眼睛始终随着手电光盯着线路、表箱, 却看不到地下的泥水坑, 顾不上衣服被雨水打湿, 脚已踩进水里……在曹军利的带领下, 长安供电分局的农电降损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综合线损较2012年同期比较下降1.31个百分点, 为企业增加收入430.9万元。

篇9：人物：长征路上的湘籍女红军

当年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四支队伍中，都有女红军的出色表现。其中，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却只有30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在那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她们和男性一样经受了战争、饥饿、寒冷，她们还承受了男性所不会面临的例假、生育等特殊考验。

让我们走近4位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湘籍女红军，倾听她们长征途中的动人故事。

长征路上的浪漫爱情

刘英，湖南长沙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张闻天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等职。

张闻天和刘英是在莫斯科劳动大学认识的。当时，张闻天是刘英的教员，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马列理论水平深为刘英敬佩。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了遵义城，刘英在街头游览时遇到张闻天。他盛情邀请刘英到住所交谈。聊着聊着，张闻天忽显拘谨，半晌才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互相都比较了解，有着共同的信念，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敏感的刘英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自1929年丈夫牺牲后，她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紧闭情感心扉，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张闻天，她虽敬佩，却从没往恋爱上想。她生硬而直接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张闻天脸红了，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刘英解释说：“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同志来说，不仅不能工作了，还要带来一场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以至于害了孩子，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感情上的折磨简直是种酷刑。我下了决心，不到根据地决不结婚。”

张闻天听了刘英的解释，没有吱声，半晌才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4月，刘英接替邓小平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和张闻天的接触更多了，行军中两人常走在一起。师生之情和部属之谊，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情感之弦慢慢地弹奏在了一起。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张闻天喜滋滋地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吧”。刘英为张闻天执著的爱所感动，幸福地点点头。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被俘不忘掩护同志的“大姐”

吴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生。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省高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吴仲廉担任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时，既做敌工工作，又做群众工作，是四方面军有名的“大姐”之一。

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从地主碉堡里突围出来，抱着孩子骑在牲口上很不方便，她就忍痛把婴儿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只身逃出。她后来跟随一个干部游击队突围，队伍被打垮，她被马步芳部队俘虏，押送到西宁。在中山医院服劳役，她利用各种机会，秘密传送纸条，告诫被俘的同志，注意不要暴露身份，揭露叛徒，保护革命同志。

在这里，她恰好碰到罗成训。罗成训曾被我军俘虏，当时，吴仲廉等同志曾对他们晓明大义，耐心教育，并为他们开了释放证明书，发了路费和干粮，对此罗成训非常感激。当他在被俘红军中发现吴仲廉后，萌发了报恩之志。经多方奔走，把吴仲廉接到自己家里当佣人，掩护下来，伺机送出青海。吴仲廉通过他，还掩护了张秋琴和陶万荣（后名苏风）。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将吴仲廉等同志秘密押送到国民党南京“反省院”。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等同志，通过与国民党交涉，到“反省院”会见了吴仲廉等同志。几天后，张、吴、陶三位女红军被保释，不久她们经过西安到达延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经组织审查，作出了没有失节行为的明确结论。

感动儿子一生的一句话

邱一涵，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1934年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一起参加了长征。上有敌机轰炸，前有狙击，后有追兵；爬雪山，过草地；缺衣没食，饥寒交迫；对一个壮实的男子汉来说，都意味着九死一生，更何况邱一涵这样裹过小脚，右手又负伤致残的弱女子！

邱一涵跟儿子讲述过许多长征的故事，然而很少谈及她自己。有一次，儿子袁振威傻乎乎地问邱一涵：“同学们说爸爸当大官，妈妈长征肯定骑马。是吗？”她淡淡一笑：“爸爸的马上驮的是伤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后来还有人批评我特殊化呢！”邱一涵去世后，唐亮将军提及此事。

这时，她儿子才知道，那马背上的伤员正是唐亮上将。邱一涵是斯诺《西行谩记》中提到的长征中的30位巾帼英雄之一，每当儿子问到她，邱一涵总是淡淡一笑说：“我是和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这话听起来波澜不惊，却让儿子从小到老思索回味了整整一生。

伟大的红军妈妈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详。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与共同参加湘南起义的红军营长周子昆结婚。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

长征中，有无数伟大的红军妈妈，她们大着肚子爬雪山，过草地，她们在枪林弹雨中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在那个医疗相对落后的年代，女性生产就如同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而对于长征中的女性而言，危险系数更是激增。她们缺乏营养，缺乏休息，生下孩子，就要马上和孩子生离死别，来不及复原，就要踏上征途。

篇10：红军长征路上的小故事

在看到民众的衷心欢迎和踊跃参军的场面后，他又写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点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些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瑞士人勃沙特。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后，押着一起行军。正是这一小小的误会开始了勃沙特的传奇经历。

当时，地图对于红军来说极为缺乏，用的通常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20多平方厘米大的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无法准确地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在攻克贵州后，红军从一所教堂中找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没有人能看得懂。

听说勃沙特能讲汉语，红六军团军团长就派人把他请了来。勃沙特一看地图就认出了这是一张法文地图。于是，在微弱的烛光下，勃沙特开始为团长讲解地图，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六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正是勃沙特翻译的这张法文地图帮了红军一个大忙。这张地图成了红军在贵州作战的向导，团长对于勃沙特的帮助非常感谢，从此在行军中也不把他当俘虏看待。

战士们对勃沙特的态度也越来越好，红军严格禁止以“洋鬼子”、“大鼻子”这样含贬义的词称呼他，而称他为“外国人”或“老勃”。在行军中，红军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因为潮湿多雨，勃沙特提出要块油布，结果红军给了他一条床单，他后来才知道，“这已是红军中非常奢侈的供给了”。他在生病的时候，红军还派人为他打针、熬药、治病。勃沙特的鞋坏了，红军给他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而这鞋却是从一位正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勃沙特为了回报红军的善意，每天不停地为缺衣少穿的红军编织毛衣、毛袜、手套。贺龙新生的女儿就有一件勃沙特织的毛衣。

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地被红军战士勇敢坚强的精神所感动，逐渐理解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考虑到勃沙特对红军的帮助，以及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无条件释放了勃沙特。临别，红军还送给他一笔丰厚的路费。

篇11：红军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1934年9月，在我们村东边的松毛岭，发生了著名的松毛岭战役。为支援战事，当年红屋区全民参战，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仅南山镇的红屋区、大田区普通群众就牺牲了三四百人。我们村此刻很多老房子里除了有著名的抗日漫画群，还能看到很多的门和门板不配套，这都是老乡们主动把门板给红军使用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历史的印记。

在村里红军桥的红军征兵处，柱子上有一道刻痕，约为一个长枪加刺刀的高度，那是扩红时期留下的。解放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叫：生命等高线。

我们镇当年参加长征的有六七百人，到达陕北后仅剩9个人。我的书桌上一向放着一本《长汀县南山公社革命烈士英名录》，上面记录着我们镇650多位红军烈士。但是，650位多位烈士，发出去的烈士证却只有200多本，为什么?因为很多烈士都没有了亲属，无人认领了!

当年红屋区塘背乡有个老农叫罗云然，他有六个儿子。1929年，老人送两个儿子参加红军牺牲了，1930年再送两个儿子参军也牺牲了，最后两个儿子呢，又送去参军，还是牺牲了，都没了!他为了什么啊?!

我们镇的长窠头村，当年是钟屋村的一个自然村，处于村里上松毛岭战场最便捷的通道——刘坑口，百来户人家，400来人口，他们参加革命牺牲117人，红军家属被杀35人，60多户绝户。

这个村里有位退休干部钟宜龙，今年88岁，老人还自办“家庭红色展馆”，天天在讲红军、讲传统。老人他生在五杭村，本姓华。1929年，他的生父、生母因为他的大哥当红军被反动民团杀害。母舅们不忍心5个月大的他饿死，把他抱回长窠头村的钟家。由于他的三个亲舅舅没有老婆，就把他交给已经结婚的堂舅做养子。他的三个亲舅舅和养父当了红军，先后都牺牲了。我想钟宜龙老人就是一个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典范，虽然他的家族因为革命总共牺牲了40人，但他经常说：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

我以前访问过很多老红军、老战士，问得最多的就是“五年苏维埃里，牺牲那么多人，几乎每家都有，明明明白可能会死，为什么你们还跟着红军走呢?!”他们都用十分朴实的话回答我：共产党、红军来了，我们有了活路、有了活的期望!我们跟着共产党有出路!

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复村是红军长征的起始点，前年来访的游客有10多万，去年有15万多，今年到10月份就已经超过20多万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就抱着一个目的：缅怀革命先烈，重走长征之路，传承长征精神!

我们村里有四个红军烈士纪念碑：两个无名，两个有名的。因为很多乡亲的亲人牺牲在外面，他们不明白在哪里，就把烈士纪念碑当亲人们的坟墓，常常过去祭奠。80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忘记这些先烈!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每次讲解你都充满激情?我想，就是时常呈此刻我脑海里的红军英烈的精神不断在激励我。我深深感到，发扬长征精神就是遵从习总书记教诲：不忘初心，做好本职工作，在新长征路上走好每一步!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10】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春地点：甘南。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据说她是自我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我取的。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

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职责。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

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嘛。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

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状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那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

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能够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之后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此刻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

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