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鼓励到人的座右铭

有鼓励到人的座右铭（共6篇）

篇1：有鼓励到人的座右铭

“鬼”到人的转变人和人的忏悔作文

犯错者+明错者+忏悔者+谢罪者=敬 重者

敬重者×敬重者=东史郎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伴随 着稚嫩的呼唤，我“如在爱中游，似于情中嬉 ”。渐渐地，明晰着爱的灵动，我长大了!我 不再是那个心中没有沟壑的小孩子了。现在的 我，多了几分敬佩与赞美，少了几分迷茫与彷 徨。

东史郎，一位日本老兵，他把参加侵华 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日军驻扎南京时 的暴行详细记录在日记中。当这部《东史郎日 记》公之于众后，引起日本右翼势力的极大不 满，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并 以此起诉东史郎。……2月21日，日本最 高法院判决东史郎终审败诉。

在以后的日子里，爆炸、恐吓频频向东 史郎涌来，东史郎几乎天天可以看见自己的宅 巢被血迹布满的印痕：白墙、白瓷砖、白瓦砾 上处处可见那刺眼的血红色，有时还有许多武 装军警队伍整日围绕在他的房前屋后，对他进 行威胁、逼迫，但坚强的东史郎却丝毫没有被 震惊，更没有低头认错，因为他知道：一个真 正的日本人，一个大义凛然的铁血男儿是不会 埋葬自己的罪行的!只有在天地间行尸走肉般 的懦夫，才会潇洒甩一甩头，吊而郎当地撇一 撇嘴，留下一句“我没错”。的确，你没错， 你确实没错，是中国人太不顾人情，没有听话 地把现成的中华民族善良可敬的劳动人民送到 您手中，让您痛快地去杀、去宰;是中国人民 无意间把您在中国不小心宰杀了超过45万的南 京人民的.数据统计了出来;是中国人忘记了提 前与您相约“九一八”，而是让您不远万里， 浩浩荡荡、杀气腾腾而来;是中国人太无知了 ，竟然不厌其烦地把您在中国的“光辉壮举” 谱写成了一本胜似21世纪珠穆朗玛峰最新数据 结果的经典之作载入史册;其实也怪中国地域 纵横一万里，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汉字太 多了，光用来形容您的，比如“黠、诈、歼、蟊、霸……”就不计其数，所以洋洋数字的点 睛之笔也就不足挂齿了。

可怜的日本人，我想中国人的歉意应该 满足您的饕餮之心了吧!说到这，我的心也不 禁为之一颤，也许是肺腑之言怵目惊心，触到 了心灵最柔处：东史郎!

生前的他曾七次来到中国，用日本最高 的礼节向中国人民谢罪!而且一次比一次真诚 ，一次比一次恳切，一次比一次感人。在他第 八次想来到中国再次恳请中国人民原谅，并把 埋藏内心许久的秘密告知中国人民的时候，他 倒下了，最终也没能圆一个“八次谢罪中国妈 妈”的梦，带着遗憾，他写进了日记里(《东 史郎日记》)。在日记里，他这样说，“……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中，我也曾亲手杀死了3个中国 人，看着中国百姓愤懑奔腾的热血在我的刀下 激射出一缎缎弧线，交织在血红的夜空，我真 的不知该拿什么来偿还……”就是这样一个愿 把一生献给忏悔、献给正义的东史郎，中国人 民不但不会谴责他，反而会授予他最高名誉称 号--敬重者。

曾经的日本“鬼子”东史郎已经真正转 变成如今“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的“人”了; 当今的忏悔也已变成“人向人”，而不再是“ 鬼向人”了!

篇2：有鼓励到人的座右铭

我们停车后就往海角方向走，我和爸爸最为兴奋的当上排头兵高高兴兴地走在最前面，一路上我们看见很多野兔，看见满地的野兔洞终于明白狡兔三窟。路的一边野花遍地，靠海的岩石边灌木郁郁葱葱，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石壁，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

正当我看着美丽的风景入迷的时候，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抬头一看，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一团团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雨，我们的伞刚打开就被风吹翻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我们全部赶回了车里。

我们在车里等着雨停，爸爸说这应该是阵雨很快就会停的，半小时过去了，感觉车外的雨小了，停顿了一下，我们跳下了车，决定再去海角看看。可是我们刚走开10步远，雨又大了起来，风也吹了起来，于是我们又赶紧躲进车里继续等待。再车里又呆了半小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对爸爸说：“爸爸，雨这么大，不如算了吧，我们回去吧，也许没企鹅和海豹呢?”爸爸说：“我们再等等吧，雨终究会停的，坚持就是胜利!”

果然，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雨终于慢慢停了下来，天放晴了，被雨洗过的天空特别的干净，特别的蓝色，和蓝色的海相连在一起，我们所有人都开心的下车再次向海角走去。当我们快到海角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两只企鹅，还有慢慢吞吞爬上岸晒太阳的海豹，越往海角的边缘走去，发现更多的海豹在上晒太阳，有的四脚朝天躺着，有的直接趴着，有的做着打盹，它们都以最舒服的姿态晒着太阳，真实太可爱了，我们开心得一会看看这只，一会看看那只，还有一只举着手像是跟我打招呼呢。

我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等待来的美景，真是坚持就是胜利!

篇3：有鼓励到人的座右铭

被称作电子级化学品(Electronic grade Chemicals)的高纯化学品,尤其是超净高纯化学品(Ultra clean and High purity Chemicals)是为微电子工业配套的精细化工产品,是一种对原料、纯化方法、容器、环境和测试都有更严格要求的精细化工产品,广泛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大屏幕、超薄高清晰度液晶显示器等微电子工业。可将超净高纯化学品按用途分类为光致抗蚀剂、芯片清洗剂和芯片蚀刻剂、塑封料等[1,2,4,5,6,7,8,9,10,11]。比如硫酸、硝酸、磷酸等用作芯片的清洗或蚀刻,可清除晶圆片表面残留的有机污染物,降低金属杂质的残留量。这些超净高纯化学品伴随着集成电路制作的整个

过程,支撑并推动着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微电子工业的关键性化工材料[10,11]。

电子集成电路的制程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要求高且使用量大,但该类化学品贮存有效期短,其纯度和洁净度对集成电路的成品率、电性能及可靠性影响重大[2,4,5,6,7,8,9,10,11,12,13,14,15,17]。随着电子集成电路(IC)向大规模和超大规模、极大规模的发展(IC→LSIC→VLSIC→ULSIC),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晶圆表面的光刻线条越来越精细,IC的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ULSI对超净高纯化学品也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质量要求和分析检测要求。

我国对高规格的超净高纯化学品的需求一直依赖进口。国际上掌握超净化学品研发核心技术的德、日、美等发达国家固守技术垄断的态度,国内各研发单位既要忙于技术创新又要严防技术外泄。近些年,国内报刊杂志常可见到电子化学品研发立项的报道,围绕超净高纯化学品技术研发的竞争异常激烈,但缺乏对该类技术研究的追踪报道和深度报道,相关文献量少且散见于各类期刊。技术创新中的工艺介绍、质量要求分析和分析测试方法创建等文献报道的相对匮乏也影响甚

至制约了国内该技术的更快速发展。

本文收集、整理、研究了国内近二十年来的中文文献,分析了国内外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规格要求,包括随技术创新而飞速进步的微电子技术对该类化学品洁净度、杂质容忍度日益降低的某些限定值,期望能对相关研发单位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有所帮助。

1 高纯试剂和超净高纯化学品

1.1 MOS试剂、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由来

“MOS试剂”的提法源自德国的伊默克(E.Merck)公司。E.Merck公司是国际上老牌化学试剂厂商,专门生产用户需要的各种规格的试剂,包括光学与电子学专用高纯化学品,即所谓电子级试剂(EIectronic grade Reagents)。伊默克公司于1888年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化学试剂检验标准——《化学试剂纯度检验》,并在1978年提出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专用化学品(MOS-Selectipur)的质量指标,按该质量指标生产的化学试剂,国内称为MOS试剂,即集成电路专用试剂。在20世纪80年代,配合当时5 μm 线宽IC技术的MOS试剂成为质量规格最高的电子级化学品而被普遍用于集成电路的生产制作。随着IC集成度18个月翻一番、3年就需要换代更新的发展速度[2,5,6,7],MOS试剂早已不能满足当今ULSI对化学试剂质量的要求,专用于各种高级别集成度IC的更高规格的化学品便应运而生了,但这种更高规格的试剂仍被沿袭称为 “电子级”试剂。

“超净高纯化学试剂”是对“电子级试剂”更为合理准确的表达。国内的超净高纯试剂,在国际上通称为工艺化学品(Process Chemicals),美国、欧洲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湿化学品(Wet Chemicals)[2,5,6,7,8,9,10,11]。凡是液体、糊状物和粘稠物等都属湿化学品,包括芯片加工的光刻胶稀释剂、光敏剂、光致产酸剂、蚀刻剂、去胶剥离剂、清洗剂、芯片的化学机械抛光磨料配合剂、电镀液等[9]。对于湿化学品的基本要求是超净和高纯。

在超净高纯试剂的研发中,关键技术在于控制并满足相关标准或合同对试剂中金属离子、非金属离子和固体微粒的要求,即:超净高纯试剂应满足ULSI对于试剂洁净度和杂质容忍度的要求。

1.2 我国化学试剂与化学品的区别

为了满足并保证生产、科研、医学研究、环境监测等行业对化学试剂质量的要求,我国对化学试剂的生产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化学试剂前必须先申办生产许可证,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定点生产,必须有质量检验证方能出厂销售,必须接受相关管理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不定期的市场抽查检验。这几个必须条件决定了化学试剂在国产化学品中的特殊身份,即国内的化学试剂必须由正规的试剂厂家生产。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上海化学试剂研究所(厂)和天津的化学试剂厂等化学试剂的科研和专门生产厂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涉足电子级和MOS试剂的研制和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加快更新换代的同时对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需求量越来越大,ULSI对这种试剂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国内的化学试剂专门生产厂家的生产量难以满足实际生产的需求,至目前为止,国内ULSI对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需求量仍然依赖进口。

除了正规化学试剂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在超净高纯试剂研发技术上的深度研发以外,近几年电子级磷酸等技术的研发和生产也在国内相继上马立项,这些非试剂定点生产单位的研发目的旨在缓解并能最终解决这种供求矛盾,缩短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在研发水平上的差距,达到终能与其同步发展的目的。但鉴于化学试剂在国内的特殊身份,笔者认为,国内非试剂生产企业专供微电子工业的化学材料,称为超净高纯化学品更为合适,也与国际上“工艺化学品”或“湿化学品”的称呼比较接近。

2 ULSI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质量要求

“超净”和“高纯”是IC对化学品最基本也是最严格的要求。IC向高集成度方向发展的同时,对杂质的容忍度与其对密集度的要求呈负相关。2.1 杂质对ULSI中集成原件的有害影响

采用高纯单晶原材料并有控制的掺入适量杂质元素来制作半导体器件,使具有需要的电学性能;将半导体元件在晶片上按一定的图形排列连接起来,使具有一定的电路功能,这便是集成电路。高集成度是集成电路的特点,加工线宽在0.3 μm(深亚微米级)的IC的集成度为1.3×108个元件数。

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有几十道工序。在所有的工序中,基片的加工处理都要使用一定数量的化学品,常被称为湿化学法。在ULSI的制造过程中,湿法工艺仍是普遍采用的处理方法,如光刻工艺后的去胶、生产过程中的清洗、蚀刻、掺杂、增感、交联、稳定、显影、晶片表面处理、去膜等,都离不开超净高纯化学品。可以说,超净高纯化学品伴随了集成电路的整个制作过程。在湿法工序中,化学品中的金属杂质会危害到电子元器件的电性能,不同类型的杂质对器件和电路的危害不同,极微量的金属杂质(微克/升)就会严重影响半导体的产品质量;化学品中的固体微粒对集成电路更有着极大危害。闻瑞梅、叶汝裘等[12,13,14]归纳了8类严重影响集成电路性能的杂质(如表1)。

由表1可见, 超净高纯化学品中的这8类杂质对ULSI的电性能都有极大危害。文献[11,12,13,14]明确指出:对于线宽小的IC,几个金属离子或几个灰尘颗粒就足已报废整个电路。文献[2,12,13,14]一致认为,随着IC存储容量的逐渐增大,存储器电池的蓄电量需要尽可能的增大,因此制作的氧化膜会更薄。化学品中的Na、Ca等碱金属杂质会融进氧化膜中,导致耐绝缘电压下降。当硅晶片表面附着有Cu、Fe、Cr、Ag等重金属杂质时,会使P-N结耐电压降低,影响IC电性能。杂质分子或离子的附着则是造成腐蚀或漏电等化学故障的主要原因[12,13,14]。

2.2 ULSI工艺复杂化对化学品洁净度——微粒的要求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加速了微米级向纳米级加工线宽的研发速度,工业生产已由K位的动态随机存贮器(DRAM)发展到M位、G位,甚至到了64G位。随着集成度的日新月异,集成电路的面积越来越大,光刻线条越来越精细,集成元件数和掩膜次数都越来越多,使得允许的微粒数越来越少,微粒的粒径也必须越来越小。1992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闻瑞梅[13]给出了IC技术发展与高纯试剂关系的展望(如表2)。

文献[12,13]特别强调了微粒对集成电路影响的重要性,叶汝裘等[13]认为,在整个光刻工艺的操作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微粒杂质。这些颗粒状和纤维状的无机物和有机物以及水中的微生物,特别是0.2 μm以上的微粒,不仅会直接损坏加工图形,也会造成沾污,甚至可能会造成机械损伤,对ULSI的危害极大。

葛继三[15]总结了电路线宽与影响电路的临界微粒尺寸大小的关系(如表3)。

在集成电路工艺中,固体微粒的沾污问题比较突出。颗粒对集成电路的主要危害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光刻时遮挡光线,二是造成化学污染。闻瑞梅[14]分析了这两种危害后指出,颗粒会严重污染芯片,被颗粒沾污的硅片会产生缺陷,严重者会引起源漏极之间的低击穿和漏电,甚至会产生针孔,破坏绝缘性能。文献[14]给出了国外对颗粒的规定:1 M位电路时大于0.5 μm的颗粒要少于100个/L,4 M位电路时大于0.5 μm的颗粒要少于1个/L。

2.3 ULSI工艺复杂化对化学品纯度——杂质的要求

文献[12,13,14] 用实验数据说明了随着IC集成度的直线攀升,ULSI对化学品中各种金属离子和非金属离子、微粒等杂质的容忍度大幅降低,闻瑞梅[12]给出了化学品纯度与集成电路技术水平间的关系(如表4)。

文献[12]介绍了国外一种可计算集成电路对杂质容忍度的方法。表5是将MOS级试剂归一化为1后计算出的IC对不同规格化学品中杂质的相对要求。

表4和表5表明,ULSI对化学品的纯度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越高,对化学品中杂质的要求也越严格。换言之,集成度越高的电路,对杂质的容忍度越低,化学品纯度对电路成品率的影响越大。

2.4 国内外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质量要求

1975年,美国的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SEMI)首先为微电子工业配套的超净高纯化学品制定了国际统一标准——SEMI标准。1978年,德国的伊默克公司也制定了MOS标准。两种标准对超净高纯化学品中金属杂质和(尘埃)微粒的要求各有侧重,分别适用于不同级别IC的制作要求。

国际上公认的超净高纯化学品的标准大致可分为四类[15]:一类是以SEMI为基础的美国试剂标准,一类是以德国E.Merck标准为主的欧洲试剂标准,一类是以关东化学(Kanto)、和光纯药(Wako)的超高纯试剂为代表的日本试剂标准,另一类则是以IREA公司为代表的俄罗斯试剂标准。ULSI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标准的指标有逐步接近的趋势,但SEMI标准更早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可。

2.4.1 各种标准对超净高纯化学品洁净度的要求——对微粒的控制

在相关文献中有用“尘埃颗粒含量”指代对微粒控制指标的说法。笔者认为,国际单位制(SI)及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基本概念中,“含量”有其专指性,对超净高纯化学品中的微粒控制指标采用“微粒容忍度”或“试剂洁净度”会更具合理性、可操作性。

葛继三等[15]辑录了国外相关标准对超净高纯试剂中微粒的控制要求(表6～表9)。

从表6～表9可见,美、日、德三国的相关标准对化学品中严重影响ULSI电路性能的微粒都有着极严格的要求。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IC对微粒的容忍度随着集成度的提高一再降低,无论是微粒的粒径还是一定体积中微粒的数量都有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2.4.2 各种标准对超净高纯试剂纯度的要求——对杂质的控制

随着ULSI集成度的与日俱增,加工水平越见精细,IC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ULSI的特性不仅决定了ULSI对所采用的高纯化学品中微粒的容忍度更低,也决定了对化学品纯度的要求更高——对杂质的容忍度更低。但客观说来,一代IC产品需要一代超净高纯化学品与之配套。

1982年,陈健裕[16]报道了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生产的电子纯试剂和MOS试剂对杂质的限定值,较早介绍了上海试剂一厂生产的电子纯试剂与MOS试剂的区别。报道以H2SO4为例,指出除了Al,Ag,Ba,Mg,Pb等18种元素的MOS试剂与电子纯试剂质量指标0.2～0.01mg/L相同之外,MOS试剂还对Sb、B、K、Na、Ga、Li、微粒、灼烧残渣、还原KMnO4物质等在μg/L级别上的控制指标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可见,20年前 MOS试剂比国内电子纯试剂对金属杂质的宽容度更低。

1989年,我国以国家标准的形式规定了电子级水的测试方法[17],规定了电子级水中水的电阻率、全硅、固体微粒数、细菌个数、金属杂质(铜、锌、镍、钠、钾)、某些非金属杂质(硝酸根、磷酸根、硫酸根)和总有机碳的控制指标和测试方法,该标准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

1992年,闻瑞梅[14]预测了亚微米级的IC对化学试剂纯度的要求(表10)。

2002年,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穆启道[5]总结了IC与高纯试剂的发展关系,给出了北京试剂研究所对杂质的控制水平(表11)。

从表11可知,国内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杂质控制也很严格,BV-Ⅲ级、BV-Ⅳ级、BV-Ⅴ级对杂质的限定值与国际标准C7、C8、C12要求的杂质规格相当。穆启道[2,5,6,7]认为,随着集成电路设计规范尺寸进入亚微米、深亚微米时代,要求与之配套的超净高纯化学品中的微粒和金属杂质的控制指标比原来的要求分别降低了1～3个数量级,因此,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提出了超净高纯化学品中微粒及杂质与IC的关系(表12)。

集成电路的发展,使得ULSI对超净高纯化学品中金属杂质和微粒的容忍度一降再降。进入21世纪,SEMI标准化组织根据超净高纯化学品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实际发展情况,归并了原有的分类体系,每个品种归并为一个指导性的标准,其中包括多个用于不同工艺技术的等级(表13)[1,2,5,6,7,11,18]。表13中“金属杂质”指的是对单项金属杂质的控制指标[1]。

注:金属杂质控制指标一项,文献[1]和[18]给出的为100 μg/L ,文献[2]和[11]给出的为1mg/L。该项控制指标引用文献[1]和[18]。

由表13可见,SEMI列出的对杂质的控制指标,无疑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生产工艺和杂质检测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2004年,何禄宽[18]给出了21世纪初国内常用超净高纯化学品对金属杂质和微粒的宽容度要求(表14)。

注:“微粒容忍度”在原文中为“尘埃颗粒含量”,“微粒粒径”原文为“尘埃粒径”,“适应IC线宽范围”原文为“适用于半导体IC”。

在2004年的“集成电路配套材料研讨会”上,北京某企业[19]提供了为自产超净高纯化学品制定的企业标准(如表15)。

由表15可见,该企业标准给出了相对较全的杂质控制指标。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随着微电子技术对IC更新换代的提速,国内外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纯度和洁净度的要求逐渐趋同,即对有害金属杂质的限制要求:呈现10-6→10-9→10-12(mg/L→μg/L→ ng/L)的下降趋势;对微粒数量的控制要求:由粒径大于1.0 μm微粒不得多于25个/mL→粒径大于0.5 μm微粒不得多于5个/mL;对微粒粒径的限制要求:已提出了不得大于0.2 μm的更高要求。

参与国家科技部“ULSI用超净高纯试剂研究”的“863”计划中承担相关研究项目的指标已完成或正在接近完成该课题对杂质的控制指标要求[9]:≥0.2 μm颗粒≤25个/mL,金属杂质≤1.0×10-10,并正在实现产业化[2,5,6,7,11]。

就质量要求而言,除了上述对纯度、洁净度等各项控制指标外,提纯工艺、分析测试方法、试验中用到的水、包装方式、包装容器、容器材质、生产管线以及生产环境等等都可对超净高纯化学品的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进入21世纪,围绕微电子化学品技术研发的竞争,将以高投资力度的方式集中反映在工艺提纯效率和加工处理精密度的提升、购进灵敏度更高的大型分析仪器、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等可尽量满足质量要求的各方面。

3.2 建议

微电子化学品的高附加值吸引了全球的研究开发热情,成为当今世界精细与专用化学品领域激烈竞争的焦点。微电子化学品的研发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微电子化学品的生产研究同时伴有技术含量高、精密度高、投资高和风险高的研发特点。鉴于微电子行业对于配套化学品越来越苛刻的质量要求,国内有能力生产超净高纯化学品的企业都以自己的企业标准来组织生产。目前国内尚无国家标准规范该产品的生产,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如下建议:

(1)从技术和管理的层面考虑,组织制定有全球竞争力的超净高纯化学品的国家级标准,规范该类化学品的生产和监督,以利于超净高纯化学品的进出口贸易。以国家级标准的名义:对微电子化学品的专用名词和术语给予明确界定;对分析测试所倚重的大型分析仪器的分析检定限定值给予明确规定;对分析测试人员的分析技能给予定期培训考证的明确规定。

(2)参考我国对于化学试剂生产的严格管理办法,制定更加严格的微电子化学品的国内或行业内管理制度以及具体实施细则。

(3)建立有第三方公正立场的超净高纯化学品分析测试平台,即可提供对外服务,又可与国际Merck实验室等世界范围内公认有资质的相关实验室进行实验室间测试数据交流和测试技能交流,进行分析测试校正和比较,以能建立有世界公信力的检测机构。

(4)加强超净高纯化学品研发的支撑条件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满足对包装容器、环境清洁度等的严格要求。

篇4：繁衍：从鱼到人的进化

其实，从鱼到人的进化是一个全面的进化，包括人的相貌、体型，甚至繁衍后代的方式。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繁衍方式的进化，就不会有人的所有进化。

盾皮鱼发明了两性交媾

今天，人类的繁衍必须要有精子与卵子结合，而精子与卵子的结合又必须依赖两性生殖器官的交媾。尽管今天两性的性行为已经有了太多的使命和太复杂的内容，如性生活的愉悦和千奇百怪的性行为（如性虐等），但是，性交的发明者是鱼类，确切地说，是盾皮鱼中的小肢鱼。

盾皮鱼是最原始的有颌动物，人发展为上下颌的面容也是从盾皮鱼（也称初始全颌鱼）开始的，那是在距今4.4亿～3.6亿年前。现在，被称为“脸”的人的面容上的大部分骨头都能从盾皮鱼的上下颌上找到对应的骨骼。不过，那时的盾皮鱼还进化出了一种让今天的人类遵循的繁衍行为——两性性器官交配。大约是在距今3.8亿年，小肢鱼发明了今天既让人幸福和痴迷，又使人面红耳赤的两性性行为。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约翰·朗等人在2014年10月19日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论证了这个发现。他们对栖息于今天的苏格兰、爱沙尼亚和中国的小肢鱼进行了长期研究。此前，他们一直难以明白这种长度约8厘米的鱼类身上一些器官的功能是什么。

他们对小肢鱼化石进行外观研究时发现，有些小肢鱼腹面躯体甲壳末端有一对奇怪的侧枝。这种侧枝结构与之前发现的褶齿鱼类的鳍脚十分相似，但不属于鱼类传统的鳍。一般鱼类按鱼鳍所在部位可分为背鳍、臀鳍、尾鳍、胸鳍和腹鳍等，它们有着多种功能，能对鱼的活动起推进、平衡及导向的作用。

小肢鱼侧枝鳍脚与众不同，现在，研究人员才明白，这种鳍脚就是由雄性软骨鱼类腹鳍变异成的适应体内受精的交合器。约翰·朗等人认为，侧枝鳍脚是小肢鱼雄性外生殖器的骨骼部分，雄鱼的L形鳍脚是一种“交合突”，而雌性小肢鱼的化石则没有这种侧枝，取而代之的是一对骨板，相当于雌鱼的“交合槽”，用来夹住雄鱼的生殖器官以便交配。因此，“交合突”相当于今天人类男性的阴茎，“交合槽”相当于今天人类女性的阴道。

不过，雄性小肢鱼的外生殖器向侧面伸出，与身体几乎成90度，似乎难以与雌鱼交配。于是，研究人员推测，小肢鱼在交配时是雄鱼和雌鱼并排而行，它们的带关节的硬质胸鳍互相挽住，雄鱼把向侧面伸出的“交合突”伸到雌鱼身体下方，由雌鱼的“交合槽”夹住，完成交配行为。

利用这种方式，雄鱼可以进入雌鱼体内，定向和定量地向雌鱼输送精子。今天有人说，性行为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尽管在性学家和生理学家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对，但是，从进化的源头看，也有部分正确性。因为，人类的最早祖先早就让人拥有了这一本能，否则，人类就不会进化到今天。

小肢鱼为何要性交？

小肢鱼为何要采用这种两性性器官交媾的方式来繁衍后代呢？研究人员可能无法用今天人类性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解释，如不能用性带给人的男欢女爱来解释，但是，却可以用繁衍的效率来解释。于是，就要区分今天鱼类的3种繁衍方式：卵生、卵胎生和胎生。

卵生就是雌鱼直接把成熟的卵子产在水中，雄鱼跟进，把精子射到卵子上进行受精，然后受精卵在水中发育并孵出幼鱼。鱼类的生殖和繁衍大多采用这种方法。雌鱼产的卵是直接排在环境中，不会受到保护，因而会被其他水生生物吞食。其次，雄鱼跟在雌鱼产卵之后排精，对卵子受精类似广种薄收一样，目标性不太强，就像霰弹打鸟一样，有效果，但效率不高。

以这种方法繁衍后代，雌鱼就要排出大量的卵，如鲤鱼和鲫鱼每年要产出数10万粒卵，翻车鱼产卵最多达3亿粒。所以，卵生鱼的受精率较低，但产卵量较大。

卵胎生是鱼类的卵在雌鱼体内受精，受精卵在生殖道内发育，与母体在营养上联系不大，在发育过程中，胚胎所需营养就像卵生那样完全靠卵子本身营养供给，所以这是一种体内受精和不完全的体内生长形式。孔雀鱼、剑尾鱼、海鲫等鱼类和一些鲨鱼就是卵胎生。雌鱼发情后，腹部逐渐膨大，出现黑色胎斑。此时，雄鱼会不断追逐雌鱼，然后把交合器插入雌鱼的泄殖孔排出精子，进行体内受精。

显然，卵胎生要比卵生更有效率和安全一些，也更进步一些，受精率和存活率较高。这种方式也是从小肢鱼那里遗传而来。

胎生是雄鱼对雌鱼进行体内受精，受精卵也在体内发育成熟，受精卵形成的胚体与母体发生血液循环上的联系，其营养不仅来自卵黄，也需母体供给，是一种体内受精体内生长的繁殖模式。只有少数的鱼，如灰星鲨和真鲨等才采用胎生。在繁殖季节，雄鱼通过交合器把精子排入雌鱼的泄殖孔，然后精子与卵子在雌鱼体内结合，受精卵再形成胚胎，发育中的胚胎与母体通过血液循环得到营养供应，并且母体孕育小鱼的地方也起了变化，造成类似哺乳动物的胎盘样构造，但还有很大差异，所以称为假胎生，以示与哺乳动物真胎生的区别。

这种情况已经类似于哺乳动物和人的胎生，显然也是从小肢鱼那里继承下来的。由于胎生鱼的后代受到保护的程度很高，所以这种方式所产的后代不多，一般只有几尾，最多也不过10多尾，但效率高和节约能量。

所谓的效率高当然是从种群繁衍的付出与获得之比来计算的。鱼类的卵生要求鱼类广种薄收，所以付出的多，收获的少，因为后代得不到保护。胎生不仅能保护后代，后代的存活率高，而且亲代付出的成本和能量较低。

更为怪异的鱼类交配

但是，为何只有少量的鱼类继承了小肢鱼的两性体内交媾而大部分鱼没有进化成这种繁衍方式，以及为何人类从小肢鱼继承了两性交媾繁衍的方式呢？

这两个问题虽然不好回答，但是也有进化上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必然性讲，上文已经有一些解释，即两性交配繁衍的效率和安全性高。从偶然性来看，另一个进化的事实可以进行部分解释。尽管在血缘上倭黑猩猩与人一样，而且性行为也与人极为相似，但是，只有非洲南方古猿才进化为人，其他灵长类，如猴、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却没有进化为人，而且今天也不可能进化为人了，这就是机遇。

另一些鱼类的奇特性行为也可能解释为何当初小肢鱼会采用两性交媾的方式孕育后代。

2012年7月3日，《动物分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越南湄公河流域的一种非常怪异的鱼类——喉交鱼是把生殖器长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体型很小的鱼类是精器鱼科已知22个种属中的一种。这种鱼类的生殖系统都生长在它们的嘴巴之后。因此，它们的交配就成为一种奇异的现象，喉交鱼的雄鱼把自己长在嘴边的生殖器（交合突）插入雌鱼嘴边生殖系统的开口（交合槽）中，完成受精。

美国华盛顿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琳妮·帕伦蒂解释说，这种奇特的交配过程是精器鱼科鱼类的一个特点。一般的鱼类交配过程通常十分短暂，几乎是在瞬间完成，但是精器鱼科的鱼类不是这样，它们在交配的时候生殖器官会结合在一起保持较长时间。这似乎有点像今天人类和哺乳类动物的交配，追求较长的交配时间，以享受“性福”。

当然，研究人员分析，精器鱼科不会是以“性福”为主要原因演化为头上长出生殖器，而是与小肢鱼的生殖器进化有相似性。这种鱼类的祖先能让雄性在体内对雌性受精，如小肢鱼一样，到后来它们就进化出了现在这种生殖器长在头上的怪异形态，就像小肢鱼的雄鱼有L形的交合突。

不过，更合理的解释是，头对头的交配方式是一种更加有效的交配形式，这种方式尽可能保证了所有的鱼卵成功受精。

喉交鱼和其他精器鱼科鱼类一样，身长通常都在2.5厘米左右，而且身体几乎呈透明状。这种新物种最早发现于越南湄公河流域的一处浅水里，这是精器鱼科通常生存的环境。这种鱼类本身也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逐渐适应了现代的生态环境。现在，研究人员居然在一些公路的涵洞中也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篇5：从猿进化到人的英语作文

从猿进化到人的英语作文

The ancestral apes already had large and high-quality brains.They had good eyes and efficient grasping hands.They inevitably had some degree of social organization.With strong pressure on them to increase their preykilling power,vital changes began to take place.They became more upright,and were faster,better runners.Their hands became strong,efficient weapon holders.Their brains became more complex,and developed into brighter,quicker decision-makers.But there developments did not follow one another in a major,set sequence;minute advances being made first in one quality and then in another,each urged the other on.A hunting ape,a killer ape,was in the making.

祖先猿已经有大型高品质的`大脑。他们有很好的眼睛和高效紧握的手。他们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社会组织。他们强大压力的增加preykilling功率，至关重要的变化开始发生。他们变得更加直立，，更快，更好的选手。双手变得强大，有效武器持有人。他们的大脑变得更加复杂，并发展成光明，更快的decision-makers.but发展并不是沿着另一个一个专业，集序列;刻的进展是第一质量，然后在另一个，每个敦促的其他上。一个狩猎猿，猿的杀手，是制作。

篇6：有鼓励到人的座右铭

刘 英（安徽中医学院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

摘 要： 恩格斯的自然观立足于实践，以辩证法为方法论，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所阐发的自然观主要包括对劳动在人与自然分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详细考察、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精辟论述和对人与自然矛盾解决的途径的系统阐释。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认清当代生态危机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处理好人和人之间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关键词：自然观；劳动；人与自然；变革

第32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 32 No． 5Sep． 2011第5 期 收稿日期：2011－06－20 作者简介：刘 英（1979－），女，湖南岳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

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由恩格斯创立的，它仅仅是对自然界发展辩证性的一种肯定和描述。而这种自然观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中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由此有些人指责恩格斯的自然观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观，特别是哲学的自然观的本质内涵缺乏全面理解。

那么何谓哲学的自然观呢？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存在、演化过程及规律进行的哲学研究，然而，这种对哲学自然观的看法是成问题的。众所周知，自然观即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演变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的总看法、总观点，是世界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依次经历了古代朴素的自然观，中世纪神学自然观，17、18 世纪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几种形态。任何一种系统的哲学必然包含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的自然观。而哲学作为世界观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反思，与此相应，自然观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为了深入地探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的自然观必须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本身作出某种统一的理解和把握，在这种哲学的自然观中，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而把对自然界本身的说明只是从属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1］。因此，把哲学自然观仅仅理解为对自然界客观图景的描绘，忽视了他们站在实践的人的立场上去看待统一的自然界这一时代主题，恰好构成了上述那种把恩格斯的自然观归结为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基本前提。

那么，恩格斯有没有哲学的自然观呢？ 国内外有学者认为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集中阐发了他的自然观，这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自然辩证法》在西方的出版，曾引起过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也有学者认为是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的认识上，炮制出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自然本体论。这种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以卢卡奇为代表。我国和苏联学者都曾对此做过批评性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西方马克思学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国内学者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笔者认为，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他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 等著作中就已阐发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这种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旧的哲学自然观、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世界观的积极扬弃。他们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 1

哲学中关于劳动中介性的观点，从劳动实践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且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同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自然观，特别是在恩格斯写作于 19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作为《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劳动》）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了集中而系统的阐述。

在阐述恩格斯自然观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厘清恩格斯的自然观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因为不把这种关系梳理清楚，我们就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自然观的本质，而且会使我们陷入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种种曲解的泥坑中。上述把恩格斯自然观理解为自然辩证法的看法，不仅没有正确把握哲学自然观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缺乏深入了解。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历来存在意见分歧，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出挑战的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把辩证法看成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则把辩证法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承认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严重歪曲。这一部分学者既包括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又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施密特等，还包括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他们以卡夫和诺曼莱文为代表。事实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为批判柏林大学讲师杜林而写的《反杜林论》和尚未成书、只是一些论文和札记的《自然辩证法》中。它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 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 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宇宙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和科学发展所得出的这些结论，描绘了自然界发展的辩证图景，阐述了自然界运动发展的各种形态，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和各种范畴在自然科学中的体现。笔者认为，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研究，正如恩格斯本人所说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 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2］（P26）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孜孜不倦的探究，其最终目的是为确立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提供方法论基础。

二

在《劳动》一文中，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个宏观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论述，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敌对的实质根源，并精辟地指出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变革。恩格斯丰富而深刻的生态自然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它深刻地表明，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是高度统一的。

第一，劳动是人与自然分化的前提。

恩格斯运用生物进化论这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详细地论述了人类是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这一思想。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P550）。劳动使猿手变成了人手，而且越加灵巧。随着双手逐渐变得灵巧，双脚也发展得更加适应于直立行走。双手的自由和直立行走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此外，劳动的发展促使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更多地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促使他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引起了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迫切需要。“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2］（P553），于是语言产生了。在语言和劳动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而“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2］（P554）“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2］（P554）在这 2

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劳动的进一步发展，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自然 界中分化出来。

可见，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劳动是人类借以从自然界分化并独立出来的特殊力量。在劳动过程中，人实现了与自然的分化。

第二，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恩格斯自然观的核心。他

在具体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分化后，深刻地分析和说明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思想。一方面，恩格斯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主动性，人对自然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指出，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活动，它们对周围环境发生的影响，是无意的，是某种偶然的事件。猿猴满足于在容易得到食物的地方觅食。但是除了无意中用自己的粪便肥沃土地以外，它们没有能力从觅食地区索取比自然界赐予的东西更多的东西。恩格斯又指出，狐狸虽然懂得怎样准确地运用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逃避追逐者，但是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的，具有受动性。

人类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但是人改造自然的行动受到自然规律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当人类的活动超出自然界所能忍受的范围，破坏自然平衡时，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的行动。恩格斯指出，人类通过劳动不仅从自然界中分化独立出来，而且也确实实现了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但是，他警告人类：“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P559）他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砍伐森林的事例，这些地方为了得到耕地而砍光了森林，因此而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也砍掉了南坡的松林，结果不仅摧毁了高山牧畜业的基础，而且使山泉枯竭，雨天则山洪暴发；西班牙的种植场主为了得到咖啡树的肥料，焚烧了山坡上的森林，但大雨却冲掉了沃土而只剩下赤裸的岩石。

第三，制度变革是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途径。应该说，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已凸显出来。恩格斯从哲学自然观的高度对此作了分析，积极探索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根源既有认识层面的又有制度层面的。从认识层面看，恩格斯强调要克服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2］（P560）。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往往是把人与自然理解为相互对立的双方，自然被视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而忽视了被人类作用过的自然对于人类的反作用。恩格斯则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参与到整个自然界的发展中。人是自然界中的人，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如果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将无法生存。可以看出，恩格斯对那种把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强调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从制度层面看，恩格斯认为，出现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有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不合理方面的原因。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P562）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 3

革”。［2］（P561）

恩格斯深入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指出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出路，即扬弃 “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2］（P562）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自然界的真实写照。为此，他主张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强调，只有把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跟制度变革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分析是真知灼见。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也表明，人类在近现代面临的环境恶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美国社会学教授约翰·B·福斯特认为，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生态危机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完全相悖，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三

在恩格斯生活的19 世纪，人类对自然界习常性的干涉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恩格斯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他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不仅提出了工人居住环境的恶劣情况，而且提出了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造成的河流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他说：“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 万人的肺和25 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3］（P409）而这一切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不可分离。恩格斯深入地考察了19 世纪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利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系统地阐发了以辩证法为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应该说，恩格斯的自然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特别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考察生态危机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实质、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当代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人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当今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人类也遭受到自然的严厉报复。人与自然的矛盾说到底是由人类不合理的实践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实践首先是一种在不正确的认识导引下的实践。从古至今，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是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这种荒谬的观点在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鼓舞下，愈演愈烈。西方持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绿色人士认为，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的出现，是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密不可分的，这种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因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提出树立“自然价值观”和“自然权利论”，破除人 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寻求生态危机的出路。现代人类中心论则认为，尽管近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在于改变近代狭隘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代之以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理性偏好基础上的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诚然，以人类狭隘自我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不利于人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的，但是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价值 观的问题，这不仅不能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而且还不利于揭示生态危机的实质。事实上，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那种不合理的实践不仅是在不正确的认识引导下的实践，而且也是一种在不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实践。这种社会关系揭示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利益对抗。如前所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以人类整体利益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4

那么在现实中，到底是否存在着这种人类整体利益呢？事实上，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而只有各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而且这种特殊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是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它们具有损人利己的性质。而当人们把这种损人利己的性质扩展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必将导致对自然的严重侵害。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危机的出现，实质上是人与人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

其次，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适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在全球范围内，则表现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在以资本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利益对抗。在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关系时，这种利益对抗所表现出来的是环境正义问题。环境正义是指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正，它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其矫正。具体来讲，从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看，一方面，正是由于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而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资本所支配的［4］。比如，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所消费的能源，在世界上所占比重，远远超过了按其人口比例应得的份额。美国本土的石油资源十分丰富，而国会立法禁止开采近海石油，但却源源不断地从别国进口石油，毫无节制地消耗能源和大规模地囤积战略储备。再如最近德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北方国家对南方的“环境空间”提出了许多要求；在谈到全球经济运作方式时，该报告指出，北方国家廉价地从南方国家获取自然资源，同时为南方国家制成品进入北方市场设置障碍；他们充分利用南方的大量土地和各类资源； 他们向南方出口废弃物。又如日本大量进口中国的木材，制成一次性筷子，又销往中国，不仅破坏了中国的森林资源，同时也赚取了大量利润。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运动和资本的国际分工也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转嫁生态危机，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诉求与资本追逐利润的矛盾冲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相对较低，因此发达国家把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低标准地区转移。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已将 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美国也将 39％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5］。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 5000 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其他危险废弃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由此可见，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的利益关系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实现环境正义，规范不同国家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说，要解决生态危机，单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面对全球生态危机 问题，我们要积极探讨变革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途径，不断调适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实现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利益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统一和环境正义的追求。

最后，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面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维护我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处理好人和人之间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取得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

应当指出，以上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利益对抗的一种形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利益分化、利益对抗以及由利益分化、利益对抗所带来的对自然环境破坏的行为在我国同样存在。空气污染、水体污染、臭氧层破坏、森林资源破坏、自然灾害与突发疫病频发等等，日益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生态问题。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 5

国目前正处于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在全球范围内，如何维护我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出新的要求。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我们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而应该积极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追求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抽象的生态价值观上，而应该把维护生态环境，解决生态破坏问题真正落实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这就明确地要求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三重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中，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人与人在占有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关键。因为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与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直接相关，同时也反映人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是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合理的物质利益关系，将导致社会的物质生产只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满足他们的一己私欲，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对那些占有极少社会物质财富的人来说，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采取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因此，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着力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的利益关系，是取得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摈弃把自然观仅仅看做是对自然本身的描述的观点，从实践出发，以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全面把握恩格斯所阐发的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恩格斯的自然观使马克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实现了高度统一。19 世纪和 21 世纪虽有天壤之别，但是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精辟分析，对我们如何看待生态危机仍然有警示作用，他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系统论述，为我们今天如何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研究范式和理论指导。参 考 文 献

［1］汪信砚．论恩格斯的自然观[J]．哲学研究，2006（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王雨辰．略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J]．哲学研究，2009（12）．

［5］张然，宋秀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

On Engels＇ View on Nature shown in “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s

LIU Ying（School of Medical Economics＆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efei 230038，China）Abstract： Engels＇ view on nature is a system based on dialects and practices whi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his essay “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from Ape to Man” he expounds his scrutiny of the role of labor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manand nature, his elaboration on human－nature harmony and his systemic explanation of the way to solvehuman－nature conflicts． Engels＇ view enlightens us that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extremereflection of interpersonal interest conflicts on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that the ultimate way to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lies in fundamental change to irrational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ystems;that reasonable disposi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natural resource possession is the key for win－win success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