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2024-05-01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精选6篇)

篇1: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6月 国务院研究部署金融十条,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培育发展。

7月 央行宣布,将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

8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8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9月 时隔18年后我国重启国债期货交易。

9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自贸区内金融试点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

10月 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

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路走来成就“富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5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一路前行建设“富强中国”,共圆伟大复兴之梦。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激发中国变革新活力,再启中国增长强动力,升级中国经济硬实力,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充满期待。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金融改革更易于从全局和总量层面进行突破,从这个意义来讲,金融改革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下一步整个经济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之一。

新一轮经济改革对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一,要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放置到外部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机遇来自于:一是发达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善,由此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二是以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有空间,推进在该区域资本输出既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还可逐步形成非洲的人民币市场。其二,要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

其三,要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货币化进程都难以达到过去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阶段,结构转型的压力加大,同时货币化也在逐步进入尾声,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这种传统政策逻辑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必须及时转移到深化金融改革上来,一方面要加强对融资主体和金融中介的市场硬约束,强化市场纪律;另一方面,对存量的资产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置消化。

其四,要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当前的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财税、金融等领域中体制机制性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实质效果,需要综合改革举措的统筹规划。硕果累累。

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角已经吹起,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去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与模式,以更坚定的信心去践行改革开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态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知难而进才有希望,停滞倒退没有出路。共产党人必须树立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不断提高执行力,勇立时代潮头,敢为人先,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如此才能无愧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无愧于亿万人民群众的期盼。

篇2: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三中全会都是关于改革的重大会议,每次都会确立新的改革目标,指引我国改革前进的几个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历次三中全会上通过的。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路走来成就“富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路走来成就“富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5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一路前行建设“富强中国”,共圆伟大复兴之梦。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激发中国变革新活力,再启中国增长强动力,升级中国经济硬实力,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充满期待。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金融改革更易于从全局和总量层面进行突破,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改革领域积累的经验也对重点突破金融改革形成了支持,而且金融改革的突破对于带动整个经济转型也会有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金融改革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下一步整个经济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之一。

金融改革是三中全会部署的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金融改革,自中国加入WTO以来,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的真个金融系统,所掩盖的问题、矛盾和危险因素越来越大,金融业已经学了西方金融业一些坏习惯,也滋生了不少自身的坏毛病。虚假的金融业的繁荣与萎靡的实体经济,形成明显比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金融业的改革定位、力度、策略,一直“犹豫不决”的态度。这种局面,已经导致整个金融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服务和推进功能。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重点就金融改革定调和提速。比如在开放商业银行准入门槛、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步伐、推动区域中小股份制银行建设与发展、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应当有所触及。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如何在金融领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呢?

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目前,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均程度不同地面临瓶颈,经济转型的重心转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加快制度改革和市场建设释放各要素活力。就资金而言,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出发点是适应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要素总体较为充裕的禀赋,重点强调金融体系动员资金的功能。因此,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的管制,以及能够迅速动员储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间接融资体系等总体上适应了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随着中国要素资源禀赋出现根本性变化,新时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已超越了对铺摊子的规模诉求。这相应需要一个更加高效、市场化、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支持经济转型。这就需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实现,也需要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配套协同来实现。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20年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活动逐步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市场化的高效率部门。然而,与此同时,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资源却仍然有相当比例配置在效率低下的部门,而大量成长性良好的市场化企业往往缺乏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错配和扭曲加剧了传统部门的产能过剩,抑制了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尽管低成本融资补贴了部分企业,但却是以市场化企业较高的融资成本为代价的。如果这种错配能够得到矫正,市场化部门在金融支持上的抑制得到释放,总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金融改革要重点解决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其一,金融体系功能失调。

一是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和结构主要围绕着为重工业初期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通过利率管制人为压低资金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企业等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后者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

二是现有金融体系不足以支持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也不足以支持城镇化推进中的大规模融资。新一轮经济的转型升级应当伴随着金融资源从重资产行业向轻资产的新兴产业重新配置,即落后产能产业应当“去杠杆”,科技创新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应当“加杠杆”。然而,在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重资产行业的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新兴产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背后折射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低效率。同时,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作为融资主体的银行体系“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风险不断积累,资本约束监管趋严也制约了银行体系提供长期信贷支持的能力。

三是金融抑制引发的双轨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体系功能的紊乱和潜在金融风险的积累。利率和汇率是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市场信号,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在当前金融体系下,管制的利率体系与市场化的金融市场并存,在岸的人民币市场受到较多管制与离岸市场上自由的市场定价并存。这些事实上的金融双轨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改进。其二,金融市场结构失衡。

一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低风险偏好难以支持经济转型升级。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转型过程表明,在支持创新、动员金融资源方面,资本市场比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而中国金融体系突出的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从融资结构看,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中,只有13.9%来自于债券和股票;从资产规模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在90%以上。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不仅导致系统性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部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金融支持十分有限。二是行政管制和审批是导致直接融资欠发达的重要原因。债券市场方面,由于主管部门不同,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存在分割,无论是市场参与主体、上市交易品种还是市场的托管清算均未实现统一,且交易所市场发展滞后于银行间市场。此外,银行间市场还存在由商业银行主导的问题,导致风险实质上仍高度集中在银行体系。股票市场方面,证券的发行和上市交易受到行政审批限制,大量有活力的创新型企业难以获得上市融资机会。

三是股票市场结构仍待进一步调整。股票市场层次较为单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代办转让系统呈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形;养老金和保险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发展迟滞,A股市场专业投资者持有市值不足两成,远低于发达市场七成左右的占比情况;一级市场价格严重高于二级市场,2012年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为47倍,而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仅为17.8倍;估值结构不合理,蓝筹股价格明显低于非蓝筹股价格,绩差股价格畸高,严重背离企业内在价值。其三,金融监管失位。

一是监管机构零风险导向抑制金融市场创新。目前,监管机构在事实上强调零风险容忍,监管手段行政化色彩浓重,监管行为常常容易渗入到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使得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商业化经营行为难以充分开展,抑制了金融创新发展。

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从国际上来看,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都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监管的两大首要目标。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金融监管的职责都较多地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对国家战略的支持,而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强调不足。

三是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与大量涌现的、以大资产管理为代表的跨领域创新不匹配。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造成了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行政分割,出现监管真空、监管冲突和监管重复并存,以及协调难度加大等问题。

四是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亟需明确。与大量新兴金融机构在各地涌现相矛盾的是,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注重准入审批,但是在行为和风险监管等方面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作用,适当下放部分金融监管权和政策制定权,明晰中央与地方在金融监管上的职责,成为在全局的金融体系稳定与局部的金融市场活力之间达成平衡的关键。

新一轮经济改革对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一,要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国际经济再平衡是未来一个时期影响全球经济与金融走向的主题。放置到外部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机遇来自于:一是发达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善,由此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二是以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有空间,推进在该区域资本输出既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还可逐步形成非洲的人民币市场。

其二,要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劳动力与资金价格的扭曲是过去30年中国高增长模式的重要贡献因素。近年来,劳动力要素的短缺正在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外部不平衡的矫正。而资金价格的压制仍在继续,因此必须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发挥资金的资源配置功能。

其三,要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过去30年整个经济处于上升周期、货币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以不良资产为代表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货币化过程中得以消化。而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货币化进程都难以达到过去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阶段,结构转型的压力加大,同时货币化也在逐步进入尾声,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这种传统政策逻辑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必须及时转移到深化金融改革上来,一方面要加强对融资主体和金融中介的市场硬约束,强化市场纪律;另一方面,对存量的资产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置消化。

其四,要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当前的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财税、金融等领域中体制机制性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实质效果,需要综合改革举措的统筹规划。

硕果累累。正如新闻媒体所说,“改革,为了我们希望的生活”。30余年来,我们最大限度发掘了经济发展的潜力,成功渡过了国际金融海啸的动荡,战胜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切得益于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让我们坚信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整装前行。改革面临重重困难,反对声、质疑声、唱衰论接踵而至,但这些从来都不是停止改革的借口。在信息爆炸时代,面对全球竞争,无数教训在告诫我们,不变则落后、落后就会挨打。一句“人民币对不起中国人”表达了群众对于改革的期盼。创新发展、生态文明,这些关键词出现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是在提醒我们,改革不是在黑暗中摸索,而是调整步伐,带着明确的目标整装前行。

厚积薄发。今年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从顶层设计带头,转变作风、简政放权,让各级地方政府都清醒的认识到,改革就是要转变思想,将“为人民服务”转化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让广大企业、经济组织看到,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有一个正在不断转变职能,全方位服务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描绘了一个“美丽中国”的蓝图,更是通过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反腐倡廉等,为人民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长风破浪。站在历史新的起点,我们深感骄傲,无数先辈为我们当代人创造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让我们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信念坚定,相信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冲破既得利益团体的阻碍、建立风清气正的服务型政府、最大限度改善社会民生,最终实现国家富强与社会和谐。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角已经吹起,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去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与模式,以更坚定的信心去践行改革开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态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

篇3: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医改,展望

无可否认,医改是我国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极其关注的民生焦点之一。而近期多起恶性伤医事件更是将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目前,对于医疗现状的公论是“看病难,看病贵”,而实际参与医疗活动的广大医护人员从事的是高风险、高知识层次需要的工作,但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价值体现和合理的薪酬回报。这两者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医改,就应该是理顺医疗体系、体制和机制,改变其中不合理的组成部分,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医疗体制的建立。只有体制顺了,才能使得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才能使医疗资源得到合理分布,才能让老百姓看到医疗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才能在现有资源条件之下尽可能好地为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过程中,党和政府也多次提到医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医改的高度重视。在11月15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全文中,也多次提到医改相关部分。现试分析相关内容如下。

1《决定》中涉及医改的内容

纵观《决定》,关于医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逐步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

《决定》第四项第15条指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1.2 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决定》第十二项第46条提出,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

1.3 鼓励社会办医,再提多点执业

《决定》指出要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2 对于《决定》医改部分的简要分析和医改展望

《决定》中关于医改的字数并不多,但是每一句都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意义,体现了近阶段我国医改的可能动向和方针政策。现不吝浅薄,试对其做简要分析和展望。

2.1 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坚持公益性主线。最近几十年来,因为“以药补医”机制而形成了扭曲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机制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弱化,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目标是我国政府基于保障公民基本健康权益而必须承担的职责,公立医院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价值就是提供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

2.2 医疗机构体制改革

各级医疗机构作为医疗行为发生的主体,是医改中必须直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制构成直接关系到医疗体制的合理性和资源利用的高效性,更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就诊者的切身体会。因此,《决定》提出医疗机构去行政化,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从根本上改变医疗机构体制。这就使医疗机构有充分的积极性去减少冗员、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努力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医疗机构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来赢得病患的认可。

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地撤销医院的行政级别,而是从体制层面规范医院管理,优化医疗资源利用效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必须认识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和可占用社会资源仍非常少,医疗资源不足。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在提高医疗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基础医疗、预防医疗及诊疗行为的规范性。

2.3 优化医疗资源分布

众所周知,因历史上种种原因,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合理。大城市占据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比重。而在很多穷苦地方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优化医疗资源分布,通过政策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西部、农村、基层等医疗资源薄弱地区流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动绝不是简单的行政指令就可以奏效的。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基础差、生活条件落后的地方。国家应该从政策、生活、继续教育、升迁机制等诸多方面来落实医疗资源的优化分布。

同时,应该着手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努力促进社区医疗服务的发展。在减轻大型综合性医院压力的同时,人民群众能够就近得到优质医疗服务,可以极大地提升病患的就诊体验和满意度。社区医疗的建设,除了国家加大投资之外,还必须重视社区医疗人才队伍的建设。如何更加科学地引导人才往社区医疗队伍流动,使其得到稳定的发展,是政府应该努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2.4 规范医院的收入来源

长期以来,我国对医疗投入严重不足,实行的是“以药养医”的政策。可以说,这项政策对于补偿医疗投入不足、促进医疗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不足和缺陷越来越凸显。医护人员的合理劳动得不到应有的价值体现,而老百姓也认为医疗人员已经成为“卖药人员”。不合理的报酬体制,使得就诊者从就医伊始就存在着很大的不信任感,这在整个医疗活动中留下了隐患。长期不合理的医院收入来源扭曲了人的价值观,少数医护人员违法接受红包、回扣,极大地损害了医疗工作队伍的形象,也诱导了社会对医疗工作的负面认识。

规范医院的收入来源,应该合理体现医疗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医疗工作是一项高风险、高知识要求的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而且医生的培养周期长、付出多。因此,要建立一支稳定、优秀的医疗队伍,必须建立在其劳动价值能得到合理体现的基础之上。要让医护人员靠技术吃饭,让劳动、知识、技术的价值得以体现,而不是靠卖药吃饭,从根本上改变百姓对于医疗工作者不信任的现状。因此,改变“以药养医”是医改的重要方向。

规范医院收入构成也可以有效诱导病患的分布。现阶段,在社区医院与三甲医院诊疗挂号费仅相差1~2元的情况之下,必然出现病患全部涌向三甲医院的现象,而社区医疗资源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对于社区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人才队伍的稳定极其不利。

政府通过购买医疗服务的方式来补偿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过去政府赋予医疗机构大量的公共卫生任务,但又没有建立相关的补偿机制,对医院机构自身发展、继续承担任务的能力和积极性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公立医院在各种公共卫生事件中,如四川地震、奶粉事件、手足口病防治、禽流感患者救治,包括艾滋病等常规公共卫生项目等,都作出了贡献,但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补偿。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各级财政只提供抗病毒药品和部分监测试剂,在诊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则由医疗机构自行解决。《全文》明确了今后政府将通过购买医疗服务体现医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价值,并将其固定为一项制度,促使医院提供优秀、高效的公共卫生服务。

2.5 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

要从根本上杜绝收红包、收回扣的行为,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是重要手段之一。绩效评价可以有效地衡量医疗工作者的劳动付出,调动其劳动积极性。同时应该看到,医疗工作有着巨大的特异性,其绩效考核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尽可能地制定科学、实事求是、可执行的绩效考核制度。

2.6 建立高效、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

医疗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医生的培养周期长,成才慢,投入大,对于人才的要求非常高。我国已经建立了医师实习制度、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医师定期考核制度、医师继续教育制度、全科医师培训制度等。今后,医疗人员的培训和再教育也是医改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不管如何改革,都离不开优秀的人才队伍,尤其是对于我国而言,偏远落后地区和社区医疗中优秀人才的缺口尤其大,如何加强对于他们的培养,是改革的重点方向。

2.7 鼓励多元化办医、多点执医

我国人口众多,富源广阔,医疗服务需求极其巨大。即使在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政府也无法靠一己之力提供所有的医疗服务。因此,多元化办医将是公立医疗机构之外的有效补充,同时也将督促公立医疗机构更好地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现阶段,我国多元化办医才刚刚起步,医疗机构仍然以公立医院占据绝对主体。因此,多元化办医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而多点执医将会是多元化办医的有效保障之一,也将促进人才流动和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国家必然会在这个方面加以引导,从政策层面加以扶持和鼓励。

2.8 规范医疗行为,用法律来保护患者和医疗工作者的权益

当前,医患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近期的多起恶性伤医事件更是将医患矛盾推向了风口浪尖。在我们大力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医保政策、推进医疗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不断努力的同时,如何有效解决医患纠纷也是我们必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医改成败的重要课题。综合以往经验,充分、有效的沟通和告知是一个重要手段。同时,由于双方的认识、立场存在差异性,而且医疗知识的专业性较强,沟通往往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法律在解决医疗纠纷、维护患者和医疗工作者权益方面的权威性和重要作用。只有通过公正、高效的法律手段,才能使得医患双方信服,从而有效地解决医患纠纷。

2.9 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

中医药是我国医疗的宝贵财富,千百年来,在人民群众的治病防病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决定》也明确指出,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是医改的重要方向。中医药具有方便、价廉、有效等特点,在很多方面可以弥补西医的不足,也是我国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很多缺乏大型设备、缺医少药的地区,中医药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国家也将继续重视中医药的发展。

3 结语

篇4: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研讨会现场通过主题演讲和圆桌对话的形式就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房地产市场走势、中国土地改革的趋势与展望等话题进行观点碰撞和交锋。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志峰在现场分析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他指出,从房地产投资额同比增幅走势来看,目前行业整体平稳,政策环境也相对稳定,房地产企业资金情况总体良好,实力较强的房企大多提前完成了年度销售计划。近期随着年底临近,政策环境整体向好,企业融资情况也趋于稳定。

对于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刘志峰认为,“二三线城市的经济与一线城市相比,缺乏拥有足够竞争力的产业支撑,但由于二三线城市房价较低,居民购买力较充裕,而且房价和收入上涨空间大、上涨速度快,为开发商提供了较大的利润空间及较好的发展前景。”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中,不存在‘政府指哪打哪’、‘总理说了算’的长效机制,任何直接指向房价的调控政策最终都将退出调控机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原主任陈准在演讲中指出,过去10年,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存在四个缺陷:没有利用市场机制、没有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相结合;房地产调控成本过高,效率却很低;政府的调控政策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被动性和主观性;没有和中国的改革相结合。

在会上,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人居环境委员会专家组组长开彦对城市绿色宜居社区十项评鉴标准进行了解析。这十项标准包括:地段区域标准、综合配套标准、通行可达标准、便利商购标准、套型性价标准、建筑性能标准、环境景观标准、和谐住区标准、绿色节能标准、物业服务标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在发言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首都经贸大学土地资源与房地产管理系主任赵秀池在会上作了主题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房地产政策展望与建议》的演讲。她表示,产城一体化将会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房协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嘉富诚股权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策略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未来的房地产企业要进行多渠道融资,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多渠道融资是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必经之路。

研讨会的最后,在苗乐如的主持下,江苏房协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李堃、江西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李峰、中国房协金融委副主任郑锦桥、滁州碧桂园项目总经理贺显武共同围绕“在当前形势下,对未来市场趋势的判断和企业的应对”、“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方向下,探讨房地产企业新的市场机遇”等话题进行讨论。

本次研讨会旨在让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正确认识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形式,促进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篇5: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主讲人:曹建萍

2014年5月

汇报框架

三中全会公报概览

核心问题

为什么改?

改什么?

怎么改?

侧重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核心问题

一、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为什么改)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和重点难点(改什么)

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障(怎么改)

一、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为什么改)

回头看历史:

奋斗的历程分外艰辛

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

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放眼看世界

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发展机遇稍纵即逝

竞争格局瞬息万变

低头看自己

未富先老

未强先大

未兴先懈

回头看历史之奋斗的历程分外艰辛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顷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经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国已成世界大国之一。

回头看历史之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

回头看历史之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十八大原文:

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

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

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放眼看世界之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笨猪五国:笨猪五国(英语:PIIGS),也叫作“群猪五国”或者“欧猪五国”,是国际债券分析家、学者和国际经济界媒体对欧洲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的贬称。这个称呼涵盖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特别指各国的主权债券市场,这些国家的公共赤字也都超过了3%。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放眼看世界之发展机遇稍纵即逝

重要战略机遇期:

能源民主

生产民主

放眼看世界之竞争格局瞬息万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和重点难点(改什么)

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非常6+1”

1、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3、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4、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5、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6、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深化军队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障(怎么改)

(一)解放思想是法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二)成立全面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三)坚持正确的改革逻辑:

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辩证统一。

(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

(五)必成的勇气和决心: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侧重点研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核心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性”

1、历史脉络

Stage1:“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80s)”

Stage2:“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4 “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6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7

“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8

Stage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2、内在机制:三大决定机制(供求、价格、竞争),三大自由(企业自主决策自由、消费者选择自由、商品和要素流通自由)

3、市场决定性面临的挑战

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道德经》)

当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着力点

摆正政府的位置(一场革命)

加强三型政党的建设(一次修炼)

走好群众路线(一种回归)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什么?

政府的职能(30年回顾)

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的观点)

“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的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

国家的职能:

一、公共安全

二、法律秩序

三、其他公共品,如教育等

地方政府职能(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原文)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15)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公共服务:教育、社保、廉租房等服务项目

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和食品监管

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自治

环境保护:空气质量、水源保护、土壤、植被等

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你如果要想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感到幸福。

如果别人不幸福,你不可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有没有特例?

为什么政府不再起决定性作用?

考虑投入产出比:

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效率最高

(市场模式)

别人的钱为别人花效率最低

(政府模式)

政府如何退出?

简政放权:简政放权须跳出“放收循环”的怪圈。

对于市场主体,“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公权,法不授权不可为。途径之一,就是实行“两个清单”制度:

一是突出市场规则,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建立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并与国际规则接轨。

二是推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详细规定权力究竟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到底怎么干,等。权力越透明,权利就越有保障。只有厘清权力的边界,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或以权谋私等乱象,才可能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

《决定》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设计就是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取消”: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

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11月23日,《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方案》印发。全国人大也授权广东在行政审批改革先行先试,突破部分法律法规限制

第二个是“下放”: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更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审批权下放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增强中央政府宏观战略管理能力、增强地方政府服务能力、提高企业经营和群众生活方便度的一大举措。

相关论点

“我任内三公消费只减不增,我任内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

关于产权:公、私财产权均不可侵犯

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

国有企业的红利上交数字到2020年要提高到30%

关于自贸区:境内关外

关于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小学与大学)关于户籍改革: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合理确定、严格控制

小岗村的经验:收入分配体制&要素结合方式!

篇6: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金融市场之展望

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北京时间11月12日落幕,法国各大媒体纷纷予以关注,尤其对经济方面举措进行了着重解读。

法国《费加罗》报直接以《市场将在中国经济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为题强调了这一问题在此次会议中的重要性,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此前对此的形容为“基础性作用”。此外,文章也提到中国司法及监察机构独立性也将有所加强。

法国《回声报》发表名为《中国政府承诺将市场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此次会议的关键词是市场,它在资源分配和定价机制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改善社会治理体制这一概念也被提出,这将有利于推动土地改革以及给予农民更多产权。

法国《世界报》也从相同的角度切入,表示中国领导人试图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改革以便保持更为稳定的增长,而这一增长的助动力也将由出口转为内部市场。并强调市场将在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文章同时指出,中国媒体不断强调国家将很可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户口制度进行改革。

法国《十字架报》在《中国政府致力于进一步深入改革》的文章中依旧强调了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表示很多中国学者及经济专家认为从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向以内部消费为基础进行转变,就意味着对更大的经济自由度的需求,无论在财政体系、国企或银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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