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与区工商局建立案件协查制度

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与区工商局建立案件协查制度（精选2篇）

篇1：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与区工商局建立案件协查制度

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与区工商局建立案件协查制度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工商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紧密衔接和优势互补，形成执法合力，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3月13日，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与区工商局建立了案件协查制度。

制度规定：一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负责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统一研究部署案件查办协作工作，解决协作配合中的问题和困难，协调重大个案的查处。二是建立案件移送制度。首先明确移送范围。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相关单位、企业有经济违法行为，且属于工商机关管辖范围的，应将案件线索移送工商机关。工商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发现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行为涉嫌犯罪，属于检察机关立案范围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其次严格移送程序。在案件查办中发现有需要移送的案件线索，报分管领导审定后，由办案机构负责办理案件线索移送事宜。接收单位对移送的案件线索进行认真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不予受理的，应写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及时退回移送单位。再次加强移送管理。检察机关、工商机关对移送的案件线索应当建立规范、有效的管理制度，明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定期汇总掌握总体情况，跟踪督办案件线索查处状况，同时总结经验和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完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三是建立工作协作制度。检察机关、工商机关在案件查办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工商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认为有涉嫌犯罪的行为，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时，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需要工商机关协助查证的，工商机关应当予以配合。除此之外，实现信息共享，工商机关、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换相关简报、文件、制度、规章等信息，协助提供办案所需的相关资料，实现信息共享。

篇2：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与区工商局建立案件协查制度

一、当前检察机关对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认识

(一)对“过问案件”情形的界定理解

建立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首先要明确哪些情形属于“过问案件”。从检察实践看,如果“过问案件”有合理的法定事由,而且履行了一定的审批程序,就不应该属于“过问案件”的情形。反之,如果“过问案件”是本院机关内部人员或上级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为了个人私利或朋友的请托,对检察机关侦办的案件或正处在检察工作环节办理的案件“过问”或“打招呼”,这类情形应该是属于“过问案件”的情形。

(二)检察机关“内部人员”的涵盖范围

检察机关“内部人员”简单地说就是具备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从当前天津检察机关的实际情况来看,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由以下人员构成:一是属于行政编制的公务员。从法律职称上区分,这类人员中既有检察员,也有助理检察员、书记员和综合部门工作人员。从职级职务上来区分,这类人员中既有检察长、科(处)长,也有一般的检察干警。二是属于事业编制的人员。此类人员基层检察院基本没有,一般是市检察院、检察分院有一定的比例,比照公务员进行管理。三是检察院因工作需要而聘用的临时工作人员,如合同制法警。这三类人员是过问案件的一般主体。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无论具体的职务身份如何,都是在人民检察院从事检察执法工作、检察管理工作和辅助性工作,有着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身份,均是过问案件的可能的主体。

(三)“过问案件人”具有主观方面故意

检察机关内部过问案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应该是出于故意,不可能属于过失。具体分析,过问案件行为人只能是因为出于对案件打招呼、说情的目的,而违反规定干预、过问、打听他人办理的案件,因此其主观方面只能是由故意构成。如果行为人没有干预案件办理之目的,纯属于工作需要而过问案件,也不违反案件管理的各项规定,这样的情形不构成过问案件的行为。或者,行为人虽然过问了案件,但系出于工作过失造成,且行为人没有干预案件的目的,也没有给案件的处理带来不良后果的,也不构成过问案件的行为。因此,过问案件行为人在主观上属于故意,也就是说其对自身违规的性质是明知故犯。

(四)过问案件的行为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为了确保司法的公正性,维护司法的权威性,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职能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其含义之一就是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确保司法的权威。但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行为,并不是阳光的,而是隐匿的,它不仅会影响到案件承办人公平的处理案件,而且检察机关的正常履职被误解,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在人民群众心中被贬损,极大贬损了司法的权威。

二、当前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的现实情况

(一)案件承办检察官的思想顾虑

从检察实践看,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承办检察官能否、敢不敢如实记录有以下顾虑:一是基于“感情因素”,作为一个单位的同事,彼此之间关系不错基于信任才过问,怕因过问案件记录影响同事关系;二是基于“心理压力”,对办案检察官来说,将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行为记录下来,最终可能招致一定的职业风险。特别是在领导进行不当过问情形下,这样的记录又会展现在领导面前,让办案干警面临“自我暴露”的尴尬,还要承担“得罪领导”带来的诸多后果,从内心有抵触情绪,最终导致其选择不记录或记录的积极性降低;三是基于“侥幸心理”,认为过问案件敏感性较强,因过问人有求于己,相信过问人不会说出去,这样自己不记录也不会被发现。四是基于“功利心理”,一部分干警通过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从中既可以赢得人脉,更主要是可以获取钱物等好处,不能因记录而断了自己的“财路”。

(二)过问案件的客观方面表现形式

一是施加压力。主要表现为上级检察院和本院领导利用其地位优势,给下级检察院或案件承办人施加压力,要求案件承办人按照行为人的意愿办理相关案件。二是打听案情。主要表现为检察院内部(含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工作人员为了给案件当事人提供案件办理的情况,向案件承办人了解、询问案件各种不宜公开的情况。三是帮助说情。主要表现为检察院内部(含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工作人员,虽然没有领导管理的优势地位,却利用同事、朋友、同学等身份给案件承办人提出恳求,或拉拢关系,让案件朝着行为人预期的方向发展。由上分析可知,过问案件客观方面的表现虽有差异,但均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插手过问案件行为与其职务或职务活动密切相关;二是实施插手过问案件总是由违背检察官职业道德开始。

三、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和追究的制度思考

一是划定内部人员不可触碰红线。为使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化规范化,有章可循,要制定符合检察实践、操作性强的“全程流痕”记录追究制度,必要时的通报公开制度,案件承办人违反规定不记录或不如实记录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将记录、通报公开和责任追究三项制度紧密衔接、层层递进,织密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和追究的制度笼子。

二是做到过问案件记录全覆盖。要不问过问目的,不过问动机是出于公心,还是基于私利,只要过问,则爱规制。对所有过问案件的情形进行记录留痕,案件承办人对党组书记、检察长一把手到普通干警过问的案件都要一视同仁,“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流痕,有据可查”,防止选择性记录。即使对正常过问“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也要做到书面登记备案,拒绝“例外、特殊”情形发生,杜绝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过问的绑架,确保凡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必记录,真正做到将过问记录随案存档备查,形成威慑效应。

三是加大过问案件责任追究力度。禁止性制度细则已经建立,关键在于执行,而执行的重中之重在于问责。对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而方,不过问案件办理情况是纪律,对案件承办检察官而言,如实记录也是纪律。要把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细则作为纪律高压“红线”,把这项纪律管到位、严到份,强化问责,用严起来的问责拉起“内部过问”的警戒线,让过问行为在监督中现形,让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在法律纪律面前安分守己,否则确定无疑地要付出代价。通过公开倒逼不敢不能过问,这样案件承办检察官才会有更多底气,司法也才更有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