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通用8篇）

篇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论文

一、理念的渊源与复兴

说到“理念”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看来，“理念”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为推动知性产生到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将理念称为“自在而自为的真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等等。在上述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理念”一词在唯心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内涵也随着唯心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

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

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

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Lieberman，RobertC。，，Ideas，Institutions，andPoliticalOrder：ExplainingPoliticalChange，i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6，No。4。

[4]Huntington，SamuelP。，1981，AmericanPolitics：ThePromiseofDisharmon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篇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发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西藏白皮书全文约3万字，包括五个部分。西藏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发展阶段，西藏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走上今天的发展道路，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条道路上，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西藏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向富裕文明的跨越，以崭新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西藏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积极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西藏发展进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西藏走上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

【思维导图】

③

②

①

【创新演练】

1．《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指出：“经过西藏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团结奋斗，西藏已经走上一条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西藏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原因主要有()①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创造性 ②我国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③我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④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A．①②③

C．②③④

B．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西藏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因此不适用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1 故排除③。

答案：B 2．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作为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下列对此正确的理解是()A．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B．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C．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的特别行政区 D．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外交自治权

解析：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故A项错误；民族自治地区不是特别行政区，故C项错误；D项表述错误。

答案：B

一、选择题(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意)1．2016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32周年。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各族人民才会有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之所以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因为它()①是实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 ③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④是制定国家其他具体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A．①③

B．①②

C．③④

D．②④

解析：①②正确地说明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入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是制定其他制度的基础，③④错误。

答案：B 2．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的省级自治机关是()A．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 B．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C．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 D．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

解析：本题考查对自治机关的理解。C正确。司法机关和人民政协都不是自治机关，A、B、D错误。

答案：C 3．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有关法律，先后制定了若干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依法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表明，我国()①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 ②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③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 ④各民族享有相同的权利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人民权利有保障体现了①；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体现了③。人民代表大会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之分，②错误。各民族享有的权利不同，④说法错误。

答案：C 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加强民族团结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就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各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成果，它体现了()①国家尊重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②国家加强保障和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享有的政治权利 ③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总高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④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尊重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①④说法正确。公民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规定的，不能随意地扩大或缩小，②说法错误。③表述错误。

答案：C 5．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产量居全国首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成为全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和综合利用基地……这说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A．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B．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

C．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D．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消除民族差距

解析：题干侧重于新疆和广西的经济发展，所以C项最符合题意，A、B两项均与题意无关。由于各种原因，各民族还存在差距，排除D项。

答案：C 6．从雪域高原到茫茫戈壁，从红土南疆到天山南北，占共和国国土面积六成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克服了转型期的阵痛，砥砺奋进，实现了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发展目标。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民族区域自治是()A．实现各民族政治平等的可靠保障 B．实现各民族大团结的有效机制 C．建立各民族新型关系的制度保障 D．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证

解析：紧紧抓住材料的中心思想，“占共和国国土面积六成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说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克服了转型期的阵痛，砥砺奋进，实现了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发展目标”强调的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D符合题意。

答案：D

二、非选择题

7．《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发展少数民族事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有人认为，只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一定能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请结合所学知识，就上述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也需要从其他方面努力。

答案：(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因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篇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一、革命程序论:训民众素养, 促民智养成

孙中山一生的追求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 使国民可以民主地行使国家主权。这就需要人民的政治觉悟和自治能力达到较高水平, 从而适应高度民主政治要求。基于中国国情和人民政治素质考虑, 1906年, 孙中山提出“建国三序”思想, 将革命程序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 作为民权逐步实现的三个步骤。1914年, 孙中山又把这三个步骤概括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 革命程序论由此诞生。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对三个阶段做了具体规定:军政时期, “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 而尊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 “由革命党督率国民, 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 “由国民选举代表, 组织宪法委员会, 创制宪法, 宪法创制之日, 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其中, 军政阶段是“破坏时期”、训政阶段是“过渡时期”、宪政阶段是“建设完成时期”, 经过三个时期, 中国可实现政治民主化。

民主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水平。孙中山制定革命程序论, 突出训政作用, 对于正确认识中国民主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二、五权宪法论:求权力制衡, 为效率优先

为保证政府权力系统内部相互制约, 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 即, 立法权归人民共有, 行政权归行政首脑掌握, 司法权由法院执行。三权之间相互制约又保持平衡, 保证了权力不被滥用。对于孟氏的学说, 孙中山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认为三权分立存在着两个缺点:一是政党包办, 考试选拔制度不发达;二是纠察权不独立, 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基于以上认识, 孙中山创建了五权宪法,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层面为防止政府腐败、保证国家机器高效有序运转提供了科学模式, 对于我国政治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权能区分论:保民主官仆, 行民权民治

孙中山对于民权的追求包含两点:一是希望国家主权掌握在国民手中, 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政府;二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追求, 孙中山于1924年提出权能区分论, 使五权宪法中权和能关系更清晰。所谓权能分治, 就是把政治大权为“民权” (权) 和“治权” (能) 。其中, “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治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权能区分论是对统治者既代表政权又代表治权的彻底否定, 它将人民置于国家政权的绝对支配地位, 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民权本质和民主官仆的伦理理念。

四、政党政治论:彰党义党德, 倡精英治国

民国政府成立初期, 孙中山赞同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党政治”。后来民国政府复杂的政治局面使孙中山意识到, 在革命任务没有完成前, 必须集中政治精英在一段时期内为政治民主化进程扫除各种障碍。因此他决定暂行“以党治国”, 即一党执政, 进入立宪政治后再实行“政党政治”。

五、地方自治论:使百姓直选, 植民权根基

“地方自治思想是既是训政时期训练民众、培养其参政意识与能力的基本方式, 也是宪政时期地方政府的基本组织形式与国民行使民权的基本途径。”地方自治思想是孙中山一生不断追求的政治理论, 孙中山把它看成是建国基础。1920年, 他撰写《地方自治实行法》, 对地方自治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探索, 系统介绍了自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主张。

孙中山不仅是理论家, 更是政治家和实践者, 为保证民主政治落实, 实现他提出的民主官仆政治理想, 他制定了一整套制度保障体系。这些制度有的在孙中山生前已开始实施, 有的还停留在顶层设计阶段, 在今天看来这些制度可能顾此失彼或过于理想化, 但同样闪耀着伟大的光芒。

摘要：政治理想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才能从学理层面具体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存在, 才能使民主政治理念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系统介绍民权主义伦理思想的制度安排——革命程序、五权宪法、权能区分、政党政治、地方自治理论, 并深入挖掘其内在的伦理意蕴。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主义,伦理思想,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M].中华书局, 1981.

[2]总理全集[M].上海书店, 1990.

[3]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M].

[4]孙中山.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M].

[5]孙中山.革命军人不可想升官发财[M].

篇4：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五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我们具体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一政治制度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指导着中国社会不断进步。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体内容与优越性的解读，探讨如何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推动中国更好更快的发展，振兴中国民族，不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民主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独特的民主方面的优势，强调广泛的代表性。在我国多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民主意识不健全的背景下，人民选择自己满意的代表代替人民行使权利，这样使得在遵照国情的基础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又使得组织形式相对民主，对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政治制度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创新型发展。这种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具有强大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非常适合中国的发展要求。一方面，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具备强大凝聚力的政党作为社会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这一中心保障；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要求更加有效的民主参与，多党合作可以形成更加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动员和整合更多的社会政治资源，有助于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化解利益冲突，寓政治参与于政治稳定中。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功能其实在重大事故、灾难等问题上特别明显，这是世界公认的。

这一政治制度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同时，积极推进其他政党的参与，形成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同时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合作性和协商性共同体现了巨大的民主优越性。

3、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处理，也是考验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考察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国情，我们积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加强基层的群众自治，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各个基层，这一组织原则都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体现了我国在民主道路上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在自治过程中发现问题，推进自治水平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优越性表现就是它与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相匹配、相适应。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能促进和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取得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考察其是否具有合理性、优越性的重要标志。衡量政治制度成功与否不是看它从理论上说的民主程度如何，而应该看它适不适合该国的国情，看它在实践中的作用。邓小平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以这三条来评价政治制度，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只有一种社会的政治制度适应这个国家的发展国情，才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才能使这个社会稳步发展。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充分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证实了它是符合我国发展国情的政治制度。

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优越性，这也是我国自建国以来取得瞩目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继续更好的发挥这一优越性，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创我们美好的祖国。

继续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有着科学的指导思想，严密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思想核心还是主题内容等，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充分发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要遵守制度的约束。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也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取利益。在坚持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把党员干部约束好，使其遵守规章制度，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实践已在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在我们党内有深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利益诉求更是复杂多元，这种情况下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更是艰巨也是必然，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加快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正确制度，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制度引领下的发展道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认识和发挥这一政治制度巨大的优越性，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

篇5：一提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三权分立”并非美国独创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是一个“舶来品”，就连当初的华盛顿、杰斐逊等人也恐怕难以想到当初他们为美国寻求的 “三权分立”制度对今天美国的立宪政治和民主制度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们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先驱和功臣。

“三权分立”制度由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首先提出，经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发展最终使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理论得以形成和确立。“三权分立”在美国最先实践，经过不断地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三权分立”体制在美国的确立及它的不可动摇性在美国政治制度建设和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权分立”简而言之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依靠权力制约权力这在政治史上并不是新鲜事，但权力能否制约住权力，能否依靠权力的制约来保障权利是政治统治和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历史和实践证明权力只能靠权力来制约和平衡，权利需要依靠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来实现和维护。绝对的权力一定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任何阶级和国家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对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维护不仅是权力主体的事情，也是权力的执行者的事情，而往往起重大作用的是权力的代言人即权力的执行者，“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平衡，有效地实现了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有效地实现了公民对自身权利的伸张和维护。在美国公民个人权利保护本位主义十分浓厚，公民个人十分看重个人权利的实现和维护，为了保护公民权利，使国家机器能够在公民的监督和制约下行使，“三权分立”制度这种依法的形式确立的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无疑可以使美国人民高枕无忧，使美国人民不用担心权力的腐败和自身权利遭受侵害。美国是 “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由于是新生的国家，没有封建文化的沉积，在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里几乎没有专制和独裁的文化成分，他们接受的是启蒙思想，倡导“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无论是当时的上层社会的掌权者还是下层的民众都有意识的采用或渴求民主制度，无论怎样，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只有这样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才能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的稳定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美国和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篇6：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根本政治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

2．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亲密合作的关系，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团结各阶级、阶层力量，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省级民族自治区有1947年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建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8年建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建立的西藏自治区。新中国建立后，在民族聚居地区广泛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历程

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一样，民主政治建设历经曲折，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光辉大道。回顾半个多世纪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基本可划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时期:(1949年—1954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国民党在全国的独裁专制，建立起新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到1952年9月，全国普遍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领导生产建设为中心，对国家开展的各项工作，普遍进行了认真的组织和领导，发挥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干部的支持、监督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干部。这说明，我们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个有效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同时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确立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

第二阶段：创建时期：（1954年—1966年）经过5年的实践和1953年各地的普选，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从而标志着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它

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是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纲领，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纪元。

第三阶段：重创时期：（1966年—1976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付出艰辛努力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制度遭受严重破坏。主要表现在：第一，红卫兵运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和民主法制的初步破坏。“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导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及至人身权利遭到严重践踏。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刘少奇冤案，典型地反映了宪法尊严所遭受的践踏，人民所遭受的严重人身迫害。第二，造反派“全面夺权”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空前践踏及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1967年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造成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各造反派组织间的激烈斗争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人民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社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法正常召开，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

第四阶段：重建时期：（1976年—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恢复。1978年2月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并颁布了新的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第五阶段：发展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深刻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政治建设快速发展并得到不断的完善，从理论上看，我党出台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纲领性文献，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的决议，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总目标。这些重要理论是我们新时期顺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政治具体内容的特征

1．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特征

①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中，根本的是共产党领导。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领导是基本前提，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亲密合作，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多党制的根本特点。

②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是因为我国民

主党派与共产党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这与西方多党制中以谋取执政地位为目的的反对党、在野党具有本质的不同。

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与各民主党派作为亲密友党和参政党地位，决定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质是团结合作。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诤友关系，是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亲密团结、合作共事的关系，而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互为对手、彼此倾轧的势不两立关系。这与以竞争为特征的西方多党制政治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是区别于西方多党制的显著特征。

2．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

①一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既不是脱离祖国大家庭的“独立自治”，也不是半独立状态的“自治邦”。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我国的一级地方政府。

②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自治权利是中央统一领导，根据宪法和法律，遵循党的方针政策的“民族主权”。一切民族自治地方都必须遵循宪法所规定的总原则，坚决、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依照宪法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③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少数民族聚居为基础实行的区域自治，而不是脱离一定地域的所谓“民族自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脱离整个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全国的经济建设而奢谈什么“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体系”。

④我国民族状况的特点是，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很散，绝大多数与汉族交错聚居，少数民族之间也多半是交错杂居或聚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单纯以人口比例为依据。人口较多的民族可以自治，人口较少的民族也可以自治，而不是只有一个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才能实行自治。

⑤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往往包含几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搞好民族区域自治，不仅要处理好上下关系，也必须适当处理自治地方内部的民族关系；既要适当处理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又要适当处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繁荣。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

①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制度形式。这一制度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去行使国家权力，参加国家管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我国的各政党、阶级、阶层、地区、民族等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广泛的人民基础，保证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

②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运行，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三，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

③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一院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不搞“两院制”。国家权力统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各级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都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全权性，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它的执行机关。

④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特点

1954年一届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①它规定的第一个原则是人民民主原则，而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②它的第二个原则是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集中表现为公有制原则。就社会阶段而言，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③这部宪法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篇7：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新型政党制度走出了中国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为人类的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附梳理：总书记历年参加的政协界别联组会 此为《瞭望》两会系列报道之一

新型政党制度护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程程

3月4日下午，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联组会上，总书记在听取委员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十八大以来的每年3月4日，即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第二天，总书记都会参加政协界别联组会讨论。这也是今年两会总书记首次“下团组”。

多位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界别委员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深刻阐述，对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和现实贡献予以高度肯定。广大民主党派成员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新时代新征程凝聚起巨大力量。

▲ 3月4日下午，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李学仁摄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独特优势】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联组会上，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与旧式政党制度相比，新型政党制度有“三新”，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曲凤宏认为，“习总书记用了三个‘新’，从利益代表、功能、效果三个维度，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总书记深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性，并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闫小培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非常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在十九大报告中，他指出，人民政协工作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完善协商议政内容和形式，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

总书记非常重视支持和保障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参与政协活动。在历年经济工作、农村工作等会议上，凡涉及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形成过程和决策实施，都会及时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充分协商后再提出对策建议，以强化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

“任何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其适应性。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深深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丰富了民主形式，而且深化了民主内涵。”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王红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设计科学，运行有效，既实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保证了包括参政党在内的各方智慧力量的有效发挥。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表示。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认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当中，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证明着总书记的论断：“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

在王红看来，新型政党制度是总书记在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新论述。“在其指引下，我们能更多地集中力量办大事，能集中更广泛的智慧来攻坚克难，这种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一定能更好地支撑国家的发展。”

▲ 3月4日下午，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李涛摄

【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

“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在联组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参政党，就要在决策过程当中承担责任。要能够看得到国家发展前途当中和实施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提出好的建议来。政治协商就是要把好的意见，结合实践进行深入调研，形成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

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四年前，他就作过类似表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说，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提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新型政党制度让“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成为现实。从国家层面看，政党协商内容进一步明确，程序进一步规范，机制进一步完善，成效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共百余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或出席的就达20多次；在地方层面，协商民主正在处处落地生根，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典范的温岭恳谈，被国际观察家称为“实现民主的一种途径”。

联组会上，总书记回顾了极不平凡的五年，认为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是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凝结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智慧。

他指出，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

今年2月，他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时就提出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引导广大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使新时代多党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

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从现在起到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有许多重大任务和举措需要合力推进，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侨联都大有用武之地。必须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履职思路和重点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部署上来，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见，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深入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多达539条。

十二届政协期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紧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气水土污染防治等重大问题提出提案，为民主决策、制定规划、建立制度、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来，共收到提案29378件，经审查立案23975件。截至2018年2月20日，99%的提案已经办复。大多数提案的意见建议得到采纳或正在逐步落实中。

“未来五年，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优势这样一个特点。凝心聚力，聚焦在十九大提出的目标和任务上来，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能够确确实实做一些工作。”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书记对我们寄予殷切期望，我们一定按照总书记对民主党派提出的要求，发挥自身优势，切实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抓住发展的关键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富有见地的、易于操作的意见建议，助推新时代改革开放往纵深推进和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

【多党合作坚守初心】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回首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值得铭记的历史和不能忘却的初心——

民革中央原主席李济深在临终时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让后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永远和我们保持一致，代代相传。

民建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胡厥文曾说：“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民进的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马叙伦生前书写的最后一幅字，就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联组会上，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他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表示：“在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执政党承担着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决策作用，民主党派发挥着参政协商建言的作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当下来说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围绕一个共同的愿景，各自发挥在政治制度框架当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有序的政治运转，对保障我们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回首初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其中，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并鲜明地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不到1500字的“五一口号”甫一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响应和拥护。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人民政协正式成立。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揭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风雨同舟的精神力量穿越时空，照亮当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增强“四个自信”，增强政治定力，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LW 刊于《瞭望》2018年第11期延伸阅读总书记历年参加的政协界别联组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程程

2013年到2018年的全国两会，总书记行程单里都有一项安排，那就是“下团组”。“团”指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团，“组”即是政协界别联组会。

2018年3月4日，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回顾过去几年，谈改革、谋发展、问民生、促统一……总书记每次参加联组会都情意拳拳。他高度重视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结构调整、深化国企改革等主题有多次重要指示。

● 2013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委员，在参加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讨论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 2014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少数民族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强调，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珍惜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

● 2015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这一年，“十二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三五”规划迎来开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总书记对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说：“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 2017年3月4日，总书记看望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强调，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

篇8：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一、实事求是, 循序渐进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 甘肃是个落后的农牧业省份。农村人口比重大, 农民人均收入低, 农民文化程度低, 思想观念保守, 城乡发展差距大。受自然、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制约,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难度较大, 农民的民主政治意识非常薄弱, 不仅农民不知民主为何物, 有些基层干部也认为民主就是“为民做主”, 而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虽然村民自治起到了培养提高农民政治素质的作用, 但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依然流于形式, 很多农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 当然也就不珍惜民主参与的机会。很多农民甚至基层干部抱有强烈的依赖和顺从思想, 没有形成独立健全的政治人格。在甘肃农村, 农民依然有很强烈的清官情节, 包公、海瑞等清官形象依然代表了多数农民对官员政治人格的美好期望, 他们希望多产生现代“清官”, 改善民生, 为民谋利, 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和追求寄托在少数干部身上, 不能独立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利益遭受侵犯时, 很多农民要么胆小怕事, 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压力, 忍气吞声, 逆来顺受;要么情绪激烈, 意气用事, 诉诸暴力, 产生对抗行为。

不能独立和自主, 当然也就谈不上农民的当家作主, 农民的民主素质相对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的障碍因素。而民主素质的相对低下作为一个结果, 其成因是复杂的。首先, 甘肃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一个社会的政治民主水平同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发展增加收入, 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 普及并提高教育, 而教育水平的提高, 可以使人开拓眼界, 培养和增进人们的宽容精神, 有利于民主素养的培育。甘肃大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 由于社会经济的封闭、落后, 人们无力也无暇过问政治, 政治对农民还是一件奢侈品。民主对农民来说远不如温饱问题现实, 这些地区的民主选举制度形同虚设, 人们表现出对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冷漠或不参与也情有可原。其次, 甘肃农村教育文化水平落后。与社会经济紧密相联的社会教育状况, 也是影响农村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的民主能力虽受多种因素制约, 但最主要的还是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 这种局限客观上影响了其民主能力的实现和发展, 影响到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质量。甘肃许多农村由于环境封闭、交通不便,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甘肃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而且存在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 因此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列宁有一句名言:文盲是站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文化水平的落后, 造成农民不容易接受新事物, 影响其民主权利的行使, 已经成为进一步推动甘肃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障碍。再次, 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化是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集合体, 以其对社会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 内化并规范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不可否认, 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化激活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独立人格和法制观念。但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 中国的专制主义和“人治”文化因素对甘肃农村民主政治的影响是久远和深刻的, 直接造成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和权威意识的滋长。甘肃农村尤其是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 传统“臣民性”和“依附性”文化还有强大的影响力, 而且在甘肃的民族地区, 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根深蒂固, 这些都和现代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 由此决定了甘肃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因此, 培养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已经成为甘肃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因素。但要看到, 民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的。单纯的党和政府指导下的被动型、动员型政治参与虽然在短期内能取得一定效果, 但对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来说, 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更为重要。也就是说, 农民既要有参与民主政治的动力, 也要有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甘肃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既要立足当前, 又要着眼长远, 实事求是, 切实努力, 从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抓起, 在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注意培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能力和水平, 循序渐进, 一步一个台阶, 长期坚持下去, 一定能取得甘肃民主政治建设的明显成果。

二、平稳有序, 稳步推进

在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序性和稳定性。失序必然造成混乱, 混乱必然冲击政治稳定的大局, 影响改革发展的事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运动, 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其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 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亨廷顿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 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1]。农村的政治发展更是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过程, 一些关系处理不好, 更容易引发政治不稳定因素, 给农村社会秩序带来强烈冲击。甘肃农村不仅是落后的农业地区, 还是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比较复杂的地区, 政治发展中的敏感因素更多。因此, 在甘肃的新农村政治建设中, 在保证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条件下, 必须强调秩序和稳定的优先价值。

首先, 要坚持党在农村政治发展中的领导地位。甘肃的新农村政治建设能否顺利向前推进, 能否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取得民主建设的明显进步, 关键取决于党在农村的政治领导是否坚强有力, 党的领导作用是否得到充分有效发挥, 党员和群众的联系是否得到有效加强。在甘肃落后的农村地区, 尤其是落后的民族地区, 党的基层组织一度遭到削弱, 甚至部分村庄出现了宗教势力、宗族势力和地方黑社会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的现象, 直接威胁到基层的政治稳定和民主建设。事实证明, 要保持农村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 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发展, 必须坚持党对农村政治发展的领导地位。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 确保民主建设有序进行。

其次, 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各方关系。当前, 甘肃农村发展的总体局面是好的, 农村基本上保持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安定团结、和谐有序。但不容否认, 一些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 从政治角度讲, 比如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干群关系问题, 群体性事件等, 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稳定发展大局的不利因素。其实, 目前农村存在的这些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农村的利益关系没有得到有效协调, 是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体现。从基层政权和农民的关系讲, 基层政权必须有公共财力维护机构运转, 承担公共管理职能, 但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利益;基层干部是农村发展的中间力量, 是国家的重要财富, 要保证基层干部的利益, 但不能以侵犯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关系处理不好, 农民不满意, 干部也不满意, 就容易引起干群关系的紧张。当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起步, 国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力度, 这将从根本上为农村社会环境的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次,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甘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中, 正确处理政治改革、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 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讲, 它关系到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改革是动力, 发展是目的, 稳定是前提。具体地讲, 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的基本动力, 政治发展, 即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建设的基本目的, 保持农村的基本政治稳定则是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前提。当然, 政治稳定是动态的稳定, 是在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中实现的稳定。在此问题上要反对一些错误的观念, 有些人片面地认识和强调政治稳定, 认为政治改革会破坏、冲击政治稳定, 因此在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上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不错, 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党的领导人甚至提出过稳定压倒一切, 但领导人强调的稳定是辨证的稳定, 是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的稳定, 如果一味强调政治稳定而不敢推动改革和发展,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就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引发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从而破坏政治稳定。因此, 必须树立辨证的政治改革、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观, 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

三、民主法治, 相得益彰

在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中, 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中实现农村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民主是法制的基础和内容, 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没有法制保障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 比如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而缺乏民主内容的法制, 也不是真正的法制, 是专制。比如中国封建社会, 尽管也有很多法律制度, 但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 却是统治阶级法律统治的对象, 所以被称为人治社会和专制社会。因此, 现代民主观念都强调民主与法制的内在统一。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中, 必须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将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 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以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当前, 甘肃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滞后, 不仅表现为农民民主意识的匮乏, 也表现为法制观念的缺失, 尤其体现为非理性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加。农民有了强烈的利益意识, 但对如何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还缺乏正确的理解, 所以往往不是通过民主法制的渠道, 而是通过非正常的极端化手段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如不断出现的部分农民冲击国家机关, 集体上访等。这种现象的产生, 不能单方面指责农民素质的低下, 还要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寻找原因, 既说明农民的利益过去被关注不够, 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受阻, 也反映了政府长期以来对农民民主法制意识培养的力度不足。

推动甘肃农村基层民主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文明, 必须以提高农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为核心, 在农村建立重民主, 守法制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管理机制。广泛开展民主、道德、法制的宣传教育, 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农民守法意识, 消除农村法盲。如前所述, 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匮乏, 已经成为制约甘肃农村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造成农民非制度化、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 而且给农村的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因此, 要在农村大力开展普法教育, 加强法制宣传工作, 特别是要加大对《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教育宣传力度, 使农民真正知法、懂法、守法,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 促进村民自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借鉴经验, 创新思路

吸收借鉴外来经验历来是政治创新的基本方式。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 发达地区已经有许多好的做法, 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有很多经验甘肃可以借鉴。比如有些地方进行的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的试点:2003年12月7日,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以“公推直选”方式 (从11名参选人中“公推”出两名候选人, 全体党员投票选举镇党委书记) 选出了该镇新一届党委书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则分别于2004年3月7日和4月9日在黄墩镇和蔡集镇由全体党员投票选举产生了新的镇党委书记。2004年7月2日,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成功地以“公推直选”方式选出了新一任镇党委书记。比如有些地方加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新做法:安徽省和县建立了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常屯村设立了“村民议事厅”, 湖北省蕲春县漕河镇设置了电化“明白墙”, 浙江省台州市在“民主恳谈”、“民主听证”基础上建立了“村务大事村民票决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 江苏省滨海县在村务公开栏内设置“提问栏”和“回音壁”等等[2]。这些试点待条件成熟时会向全国推广, 甘肃在坚持本省实际的基础上, 应该积极吸取别的省市的好做法和好经验。

甘肃不仅要吸收别的省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自己也要创新思路, 力争在甘肃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创造出好的形式, 形成甘肃品牌和甘肃经验。我们承认, 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但这不应成为我们自甘落后、工作被动、畏首畏尾的借口, 要实现甘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关键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经济发展要创新, 社会发展要创新, 文化发展要创新, 政治发展也要创新。创新是社会主义的兴盛之路,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开拓之路。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 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 尤其需要观念、理论、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因此必须创新思路, 开拓进取, 在实践中开拓, 在奋进中创新, 才能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深入发展。具体到甘肃而言, 甘肃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遇到的诸多问题及其解决, 当然要吸收借鉴先进省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经验, 但更高的要求还是在借鉴别的省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甘肃本土化创新。其中尤其要注重发挥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的开拓创新精神, 进行创新实验, 争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树立甘肃品牌并扩大影响力。

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 农村基层民主的许多做法是广大农民群众实践创造的产物。在尊重基层群众实践创造的基础上, 甘肃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 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已经有了诸如“双培双带”工程这样的甘肃品牌, 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和探索的力度, 锐意创新, 开拓适应落后地区农村实际的政治发展之路,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甘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肯定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复杂的历史任务。而解决这些历史和现实问题, 必须确立正确的政治指导原则:实事求是, 循序渐进;平稳有序, 稳步推进;民主法制, 相得益彰;借鉴经验, 创新思路。

关键词：甘肃,新农村,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