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转居民申请书

农民转居民申请书（精选6篇）

篇1：农民转居民申请书

关于做好广州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申请积分制入户计划生育情况审核的通知

穗计生发〔2010〕62号

关于做好广州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 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申请积分制入户 计划生育情况审核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口计生局：

为做好我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申请积分入户工作，根据市政府发出的《印发广州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积分制入户办法（试行）的通知》（穗府办〔2010〕8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我市申请积分入户人员计划生育情况审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积分入户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一式两份填妥《广州市积分制入户计划生育审核表》（见附件1,下简称《审核表》），经申请人（已婚者包含配偶）户籍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计生部门加盖公章后送迁入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计生部门审核。

二、申请人递交《审核表》的同时应该出示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结婚证（已婚人员提供）、户口簿（含配偶、子女）、《婚育证明》或《广东计划生育服务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递交《审核表》前最近一年的孕情检查证明（已婚未育、现孕、生育后未满一年、未婚、离异、丧偶者除外）。迁入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计生部门对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应该作为审核资料附件归档。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审核通过：

（一）有超生行为的；

（二）有非婚生育行为的；

（三）非法收养（含抱养）子女的；

（四）其他不符合政策生育情形的；

（五）已婚申请人或者其配偶不按规定参加孕情检查的。

四、符合生育政策已经生育（含收养）2个及以上子女的申请人尚未按照《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应在其夫妇一方落实长效措施后再行审核。

五、申请人应如实申报其计划生育情况，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如故意隐瞒事实，经查实后不再予以审核。

六、《审核表》审核通过后有效期6个月。

七、《审核表》由各区人口计生局按照附件一的格式自行印制，并放置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政务服务大厅（中心），方便群众索取；同时将《审核表》的电子版放在所属网站上，供有需要的群众下载。

附件：

1、《广州市积分制入户计划生育审核表》

2、《印发广州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人员积分制入户办法（试行）的通知》（穗府办〔2010〕82号）

3、《印发关于广州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积分制入户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穗发改社〔2010〕101号）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篇2：农民转居民申请书

众所周知，如果自己有工作的，单位需要为自己购买医保，负责自己的医保报销。如果是居民的，也可以自己购买医保。那么，职工医保转居民医保怎么办理呢?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办理职工医保转居民医保的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须先办理职工医保停保手续。与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辞职后，已由单位经办人员为其办理了停保的，可直接申请参加居民医保。如果原来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则由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张，到社保局业务分厅相应的城区部办理停保手续。

2、要到所居住社区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参保时需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缴费时可以选择在社区刷卡(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或是持社区打印的缴费通知书到银行网点缴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如，柳州市居民医保成年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140元/年。参保人员缴费后就可在社区直接领取医疗保险证了。

由于居民医保不设个人账户，在暂停职工医疗保险后，原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暂时被冻结，期间不能在医院门诊或药店刷卡，卡中余额也不能使用。当参保人员再次进入用人单位时，可由用人单位经办人员为其办理居民医保退保和恢复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手续，继续参保缴费后，原被冻结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在待遇等待期过后仍可继续使用。在职工医保生效之前，参保人员可继续享受居民医保待遇。职工医保生效后，居民医保自动退保。

二、医保报销流程如何？

1、一般使用医保卡直接住院的，可以直接划账，在住院前到医保窗口(医院专门开的一个)将医保卡放那里。出院结算的时候已经报销了，只要支付个人部分就可以了。医院也是定点的，这个要确认一下。

2、如果忘记携带医保卡，就声明没带，然后到医院的医保办公室询问，即把医保卡抵押在那里，先自费，然后再根据人家给出的意见来走报销流程。

3、其中报销有起付标准，各个地方不同。药品不同，诊疗手段不同，报销比例不同，有些给全报，有些按比例报，有些不给报。

以上就是有关如何办理职工医保转居民医保，医保报销流程如何的具体情况，希望能帮您解决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劳动纠纷非常的复杂，如果需要走诉讼程序，建议最好事先咨询相关的劳动法专家律师，以少走弯路，更好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三、医疗保险的范围

篇3：农民转居民申请书

“土地财政”狭义理解为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向土地使用者出让土地使用权所获得的收入。从广义上来看,“土地财政”可理解为包括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房产税、城建税、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及利用抵押土地所获取的借贷收入,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其财政支出,是一种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

“土地财政”不是我国独创,国外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都有利用土地资源获得财政收入的历史,如:美国从建国至1862年近百年间,也依靠过“土地财政”。当时美国法律规定创始13州的新拓展地、新加入州的境内土地,由美国政府所有、管理、支配。公共土地收入和相关税费,构成了美国收入的最主要部分。最高的年份土地出售收入占美国政府收入的48%。直到1862年《宅地法》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民,前后持续近百年。1862年后,美国政府的“土地财政”才逐渐被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所代替;欧洲的“圈地运动”始于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当时,大多破产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一、我国“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产生的主要原因

1.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在二元经济体制下,我国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数据显示1952年—1982年,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剪刀差资金大约有7千亿左右,依靠这种办法,我国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中国城镇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0%左右。我国城镇化的大发展,开始于1980年代后期,依靠当时经济体制无法维持城镇化发展需求。

2.计划经济时的土地被分为国有土地(城市)、集体土地(农村),该二元形式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奠定了基础。

3. 中央有着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和人事任免权,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比例为7:3;事权比例为4:6,造成了地方财政收支的巨大缺口,中央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留归地方政府所有,为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制造了机会。

4.我国香港土地批租制的成功办法,使地方政府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及利用土地是获取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5.在政治上,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是“土地财政”的加速器,政府官员为了保持职务竞争优势,地方政府间展开了激烈的资金竞争,进而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逐“土地财政”。

二、我国“土地财政”的利与弊

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的陆续出台,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摆脱“财权上移、事权置留与下放”的不利局面,逐渐积累起大量的资金,数据显示2001年土地出让收入只有1300亿元,2007年突破了1万亿元,达到了1.22万亿元;2010年突破2万亿元,达到了2.75万亿元;2011年达到3.15万亿元,2012略有下降,达到2.69万亿元,2013年达到3.9万亿元;一些地方,土地直接收入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土地财政”在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伴随强大的融资功能,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2013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40.39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7.76万亿,估计全国600多个城市抵押贷款总额超过10万亿。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27%,城市面积比改革开放初扩大了5倍,大大小小的城市,迅速发展。中国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超过了改革之初的想象。纵观人类历史,这样的高速增长前所未有。城镇经济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市民生活质量,也带动了周边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农民进城务工,其正面效应不容否定。

然而因“土地财政”的不成熟,制度规定和监督等方面不够完善,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放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剧了财政和金融风险;资金投资不能完全反映民意,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竞争攀比的工具;推高了城市房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幸福指数;造成经济机构失衡,加剧了产能的过剩,抑制了民间投资;加速了城镇规模扩张步伐等等。

三、被土地征收农民数量及安置模式

据北京、上海、山东等16个省(区、市)国土资源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的调查显示,近10年来政府土地征收用于交通、能源、水利项目等基础设施约占10%,用于学校、企业约占13%,用于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约占22%,多地成立土地收储机构,大量的土地是经营性用地。因土地征收范围逐渐扩大,近年来被土地征收农民数量显著增加。

1.我国被土地征收农民数量。数据显示,我国目前被土地征收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约6000万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预计2020年左右将超过1亿。据抽样调查,有60%被土地征收农民生活困难,没有因被土地征收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被土地征收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被土地征收农民生活无着,没有保障,相当一部分被征地农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有些甚至成为三无人员(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是社会稳定的隐患。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李克强同志多次强调,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如何有效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其征地后生活稳定,不仅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我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必要性,且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安置模式。

2.我国被土地征收农民的主要安置模式。

(1)土地权换社保安置模式。社保型安置模式开始于本世纪初,该模式核心是“土地———社保”,先期实施该模式的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等省市来看,各地实践中采取了诸多不同具体做法,然而较具代表性为上海“镇保模式”,将被征地农民(男性大于16岁小于55岁;女性16岁小于55岁)的由土地征收单位为其缴交高于一般农民保障待遇的小城镇社会保险;被征地农民(男性年满55岁、女性年满45岁)的由土地征收单位为其一次分别缴交15年、20年的征地养老金,2003年10月后的“镇保模式”落实了相关社保,在当时起到了积极意义,但由于被征地农民预期养老金支出远大于养老金缴费,造成资金缺口较大、同时被征地农民就业难、国家以后出台的“新农合”、“新农保”等政策对该模式产生冲击,使其后期不具有生命力。

(2)土地权换股权安置模式。该模式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模式核心是“土地———资产———股权———股东”先期实施该模式的广东、江苏、山东、四川、重庆等,较具代表性为广东南海,该模式重在发挥企业及其他各类工商业主体的作用,同时兼顾了农民的长短期利益,为保障被征地农民后续增收探索了新路。该模式实用于农村一是人均非农产业收入达到一定比例,农民将土地使用权交给集体规模经营后仍有足够收入满足生活需求;二是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已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农民土地被征收后不会出现失业问题;三是农村非农产业较为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当地有土地集中经营、发挥规模效益的现实需求。如果未能达到以上基本要求,盲目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可能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如单纯以土地作为入股要素的纯土地股份合作社,其入股要素的单一性将制约合作社经营规模的扩大,降低合作社发展潜力。因此,如何在保证土地规划用途不变前提下提高土地产出水平并促进合作社持续发展成为土地股份合作制这一模式有效运行的关键。

(3)宅基地及房屋换安置房安置模式。近些年,宅基地换房逐渐成为建设用地资源较为紧缺地区的一种主要安置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宅基地及房屋换安置房,在有些大项目建设、片区开发、新城建设中,往往整村土地被征收,在征收农民土地的同时涉及农民房屋拆迁,补偿方式主要有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而实物补偿通常采取宅基地及房屋换安置房方式实施,即按照规定置换标准用被征收宅基地及房屋换安置房。实施过程中在综合考虑被征地农民家庭人口数量、原有房屋面积大小、房屋结构、成新度、产权情况等因素基础上确定房屋置换面积及补差金额。如: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多是一处宅基地及房屋能换得一套新房,深圳、厦门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则一处宅基地及房屋可以换几套住房,西北某些地方则需要补缴部分成本后才能用宅基地及房屋换取一套新房。该模式天津最具代表性。宅基地及房屋换安置房实物安置模式以政府规划为主导,将布局分散、数量庞大、使用效率低下的农村宅基地集中起来统一整理复垦或开发,在不减少耕地面积的前提下又增加了建设用地,实现了区域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与过去一次性货币补偿相比,宅基地及房屋换安置房实物安置使被征地农民在较短时间内改善了居住条件,使他们得以住进环境相对较好的住宅小区,解决了他们被征地后的安居住房问题。部分被征地农民还将换来的楼房用于出租,获得财产经营性收入,更有助于他们土地被征收后权益保障状况的维护与改善。同样,作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的一种探索和实践,该模式实施过程中仍需进一步完善。其一,如何科学完整评估集体土地及房屋的价值国家还未有规定,导致宅基地及房屋换安置房价值难以平衡,对于宅基地房屋及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其二,项目实施没有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农民转居进城前长期从事农业劳作,对其他新职业接触较少。他们即便学习其他职业技能往往也比其他人群学得慢,尤其对于40-50岁的中老年农民而言,土地被征收后被迫承担了失业风险,出现生存压力。

(4)综合型安置模式。该安置模式的核心是就业 + 保障,如:苏州在持续的探索实践中逐步找到了一条较为可行的解决途径。补偿资金使用方面,苏州建立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相结合的合理安置机制。其中,直接补偿要么直接付给村集体由其决定如何使用,要么乡镇集中起来设立公司并建设标准厂房出租获取永续租金收入或者重点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以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间接补偿则主要用于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如部分地区对男16—45岁、女16—35岁被征地农民,待业人员每月发给180元生活补助费,男45岁以上、女35岁以上每月发给160元养老金。就业政策扶持方面,苏州将就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再就业优惠证》享受范围,被征地农民享受与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同等的就业扶持政策和再就业优惠政策,可享受免费职业培训;还积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吸收本地劳动力就业,每录用一个被征地农民给予每年600元奖励政策。就业培训方面,全市各个乡镇专门成立了人力资源部、就业服务公司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等再就业服务机构,根据被征地农民自身特点和企业用人需求有组织的开展针对性免费技能培训并帮助推荐再就业。此外,苏州还通过适当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管理费、提供专项小额信用贷款等优惠政策鼓励被征地农民从事个体经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争取用创业带动更多就业。

综上所述,国内各地就如何有效解决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也存在诸多不足。事实上,每种安置模式都有自身显著特点和外在适用条件,很难说某一种模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关键是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宜安置模式。我国目前普遍存在被征地农民大多补偿偏低,相当多的农民被征地生活变得恶化,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有些中西部地区本身生存环境恶劣,穷山恶水,需封山育林,他们的土地被征收、宅基地指标被出让、具有劳动能力、有强烈意愿走出农村转变为城镇市民,(满足以上条件的农民以下简称“最困难农民”)。本文专门针对“最困难农民”,提出保障房“租售结合”模式。

四、“租售结合”模式

有研究显示,在以往土地征收过程中,全国35个城市平均来看,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比例为17.4:1,以海口、惠州、南京、广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分配比例为10.5:1,而以北京、太原、呼和浩特、天津、石家庄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这一比例高达28.1:1。以上数据表明,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积累了大量资金,如何让地方政府有动力去把卖地的钱更多用在“最困难农民”身上,有针对性地加大保障房建设,并对实行其“租售结合”模式,在我国仍然是空白。

目前我国多地都成立了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结构,也有不同形式的公租房、廉租房,但“租售结合”还没有地方进行尝试。所谓“租售结合”是指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最困难农民”数量,就业岗位、土地出让收入等情况,制定“最困难农民”的保障房建设计划。保障房建设完成后以“租售结合”提供给“最困难农民”。“租”解决的是“最困难农民”资金短缺问题;“售”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或融资问题。在我国各地“最困难农民”补偿不一,假设以中西部地区为例,“最困难农民”,获得补偿10-15万元 / 人,并在城镇能够找到收入很低的职业(找到这些职业目前在城镇比较容易)。假如7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8万元(土地成本2000元 / 平米,建安成本2000元 / 平米)。夫妻租房支出大约1400元 / 月,夫妻两人每年是1.4万元,10年是14万元,届时只要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只需补上差额,就可获得完整产权。这只是个例子,各地的数字可能不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以地方政府补助和企业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支付物业费) 夫妻两人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要解决“最困难农民”的保障房建设,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就中国目前金融系统来看,资金还很充足。地方政府只需对“最困难农民”的保障房建设进行适当倾斜,从土地出让金拿出首期建设资金,并通过国家代发行房地产担保债券、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约3.11万亿元、养老金约1.92万亿元、公积金约2万亿(2012年数据)等沉淀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就可以解决“最困难农民”保障房建设的资金问题。保障房最终可以上市,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押品,让保障房像商品房那样有了融资功能。之外“租售结合”模式,还有如下优势:

1.“租售结合”保障房模式的成果应用,为我国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定器。它可以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减少了因“土地财政”造成的对“最困难农民”的补偿损失,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在我国造成贫与富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动产,有房者随着房价的上涨财富逐渐增加,无房者随着房价的上涨财富减少。国外的实践表明,与储蓄为主的养老金相比,住宅更易保值、增值。易交易的住宅可以将家庭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2.国外城市化历史表明,城市化水平在50%左右时,职业教育(而非高等教育)是劳动力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手段,而劳动力资产随着时间的增加会产生贬损、折旧。“租售结合”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资产的效率,将劳动力资产转换为不动产凝结下来。

3.“租售结合”模式,不仅解决了住房问题,实际上通过补贴“最困难农民”的同时也解决了近几年来企业缺工问题,2008年后,特别是近年来,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住房成本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我国是人口多,资源不足的国家,只能通过提高用地和人口密度,来让单位公共设施来服务更多的人口。“租售结合”模式,在带来“人的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的城镇化”,杜绝了城镇到处空房林立,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的问题,从而减少类似鄂尔多斯那样纯以投资为目的的“空城”。“租售结合”模式,让被“最困难农民”转为市民,有权利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它为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身份,提供了一条绿色同道,各地根据各地实际,“最困难农民”只需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为城市纳税的正式市民。

5.统计报表显示,商品房开发和政府相关的保障性住房、棚改区住房开发等各占50%,按照我国5年计划,保障性住房每年应建设700万套,在我国各地保障性住房对购买力的挤出效应都很严重,在北京最明显。北京只有几千套保障房,去申请的人数几十万,只有1%的人可以中签。

6.要保证“租售结合”的顺利实施,要求各地方政府因根据实际加大保障房建设、保障房与商品房规模挂钩。例如,商品房:保障房:“最困难农民”保障房的建设比例为3:3:4。保障房制度建立后,我们可以有效地将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有效区隔。从而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杠杆,在投资市场上控制商品房数量,放开价格,使其价格稳步增长,在消费市场上增加保障房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市的基本消费需求。真正做到市场的归市场,消费的归消费。

五、结论

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是摆在中央、地方政府的大事,解决“最困难农民”的安置是当务之急。我国的城镇化要在30—40年的时间内完成英国约120年、美国约80年的城市化历程,其人口基数之大、速度之快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就保障房投资主体的变迁历程而言,基本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政府绝对主导或完全主导、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并存、政府引导与市场积极参与。由于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差异很大,这就要求各地地方政府,参照各地的具体实际,制定各地的政策、制度,但就解决“最困难农民”的“租售结合”模式,在目前我国的“土地财政”还未能转变、退出或成为更可持续增长模式的情况下,只能由政府绝对主导或完全主导。“租售结合”保障房模式一旦实施,可充分调动“最困难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摘要：我国的“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其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文章回顾了“土地财政”下各地被征地农民的主要补偿和安置的办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最困难农民”的保障房“租售结合”模式。

篇4：农民转居民申请书

关键词：土地转出；影响因素；重庆市；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4003108

一、问题与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减少，农村人地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近10年，农村大量劳动力成为外出务工人员，导致大量农村闲置土地出现。国家为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土地流转作为中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土地政策制度，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为解决土地转出过程出现的冲突问题，保障土地流转顺利实施，探讨农民参与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主要从农民个体微观特征的角度开展研究。Field和Conrad[1]的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收入、家庭劳动力结构、家庭持有的土地、户主的性别等特征变量是影响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esfaye eklu[2]基于对农地市场的调查研究，发现农地转出规模主要受家庭可利用劳动力和牲畜数量的影响，而与年龄、教育程度的关系不确定。Binaagarwal[3]从农地户主个体特征的角度出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男性对是否参与土地流转有绝对的决定权。Lohmar和omwaru A[4]基于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经济水平和劳动力转移速度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urner和Brandt[5]、Bryan Lohmar[6]等人的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农民越愿意放弃土地。Deininger和Jin[7]通过对农民参与土地租赁市场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发现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教育水平越高、具有非农就业的经历以及非农业资产比重较高，则越愿意转出土地；相反，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较少、有过租赁经验以及农业资产比重较高，则越愿意转入土地。

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较，国内学者同样是基于农民个体微观特征的角度展开研究，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黄贤金和方鹏[8]基于农民的调查结果，发现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农用地转出的影响越大。赵锦山[9]、钱文荣[10]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民的土地情结对其土地转出参与意愿有重要影响。叶剑平[11]通过对土地流转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发现农民家庭劳动力结构变化是影响其参与土地交易行为的重要因素。车裕斌[12]基于对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非农产业收入越高，农民越愿意放弃土地。田传浩和贾生华[13]的研究也发现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影响其参与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罗明忠和卢颖霞[14]基于对广东省的问卷调查，发现有农民工身份的农民进城愿望强烈，但是不愿意以放弃农村土地为代价而获得城市户籍。

二、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理论框架与假设

由于土地流转包括土地转入和转出两个部分，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以及重庆市关于农民转出土地补贴政策的重点规定，本文只分析农民参与土地流转中的土地转出愿望。借鉴以上相关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是否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取决于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一般情况下，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农民会将土地流转出去，否则不会。农民参与土地转出的预期成本由机会成本和本身成本两部分组成，其中，机会成本由农民经营土地的净收益构成，本身成本是指土地转出过程中农民支出的交易成本。从农民自身角度出发，本文有如下系列假定。假定1：农民拥有全部土地的数量为A，愿意将土地转出的数量为A*。其中，假如A*= A，表明农民愿意将土地全部流转出去，而不保留任何土地。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将会获得土地流转补贴，按照重庆市土地流转补贴的政策，农民将会获得一次性的全部补贴收入，假定流转土地的单位价格为PA。

假定2：农民整个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L，农民将土地转出后，剩余劳动力将外出务工，其数量假定为L*。农民外出务工将获得工资报酬，假定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率为PL。

假定3：农民经营土地，其收益来自于生产的农产品价值，其农产品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递增、严格准凹和二次连续可微）：

Qa=Q（A，L，V，K）（1）

A表示农民耕种的土地数量，L为农民劳动力投入数量，V表示价格为PV的可变生产要素投入，K为农业中的资本投入数量。假定农产品价格为Pa，则农民经营土地的总收益为PaQa，净收益为：

π=PaQa-PLL-PvV（2）

其中，PLL为农民将劳动力用于土地经营而放弃其他用途的机会成本。

假定4：中国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农民将土地转出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交易成本，假定用f表示单位土地的交易费用。

假定5：假定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收益最大化。则农民（i）是否愿意将土地转出是关于土地转出数量A*和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L*的收益函数，其表达式为：

Ii = PA A* + PL L*-π-fA* （A*≤A，L*≤L） （3）

其中，PAA*为农民将土地转出后的全部补贴收入，PLL*为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π为农民经营土地的净收益，也是农民将土地转出的机会成本，fA*为农民将土地转出的交易费用。

将式（1）和式（2）代入式（3），土地转出收益函数表达式变化为：

Ii=PAA*+2PLL*+PvV-PaQ（A*，L*，V，K）-fA* （A*≤A，L*≤L）（4）

由式（4）可以推出本文的理论假设。

假设一：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转出补贴收入PAA*正相关，即单位土地转出的补贴价格越高，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越强。原因是，农民认为政府规定的土地转出补贴价格越高，土地转出的补偿问题就越容易得到解决，农民越倾向将土地流转出去。

假设二：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外出务工收入2PLL*正相关，即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越多，农民越倾向将土地转出。原因是，有家庭成员为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民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较高，其家庭经济收入与土地的相关性较弱。

假设三：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经营成本PvV正相关，即农民经营土地花费的成本越高，其土地转出愿意越强。原因是，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支出越大，通过土地转出以提高未来预期收益的期望值越高，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强。

假设四：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经营收益PaQ（A*，L*，V，K）负相关，即农民经营土地收益越高，农民越不愿意将土地转出。原因是，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越高，其土地转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假设五：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转出的本身成本fA*负相关，即农民土地转出的交易费用越高，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弱。原因是，土地转出的交易费用越高，土地转出的程序越复杂，农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土地实际转出的经济效益越差。

除以上假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因素，在分析时需要加以控制。根据相关研究，这些因素包括农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文化水平、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重、土地数量、土地情结、非农就业机会、进城愿望等。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及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把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结构、拥有土地状况、农民个人偏好和政策支持情况等5个方面的因素。

三、调查样本区域选择

重庆市的土地流转在全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特色性，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本研究选择重庆市作为调查样本的采集区域。

首先，重庆市作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成立之初就一直大力推行土地流转，特别是近几年，重庆市的土地流转面积一直呈稳步增加的趋势，其土地流转面积占全部重庆市农村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也一直呈攀升的状态。由图1可知，2003年底，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为126万亩，占当年农村全部承包土地总面积的6.17%，截至2010年末，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了717万亩，占农村全部承包土地总面积的36.2%，8年期间，重庆市土地流转面积增加了近600万亩，所占比重增长了近6倍。由此可以说，重庆市的土地流转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其土地流转政策已经发展成熟。

将式（1）和式（2）代入式（3），土地转出收益函数表达式变化为：

Ii=PAA*+2PLL*+PvV-PaQ（A*，L*，V，K）-fA* （A*≤A，L*≤L）（4）

由式（4）可以推出本文的理论假设。

假设一：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转出补贴收入PAA*正相关，即单位土地转出的补贴价格越高，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越强。原因是，农民认为政府规定的土地转出补贴价格越高，土地转出的补偿问题就越容易得到解决，农民越倾向将土地流转出去。

假设二：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外出务工收入2PLL*正相关，即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越多，农民越倾向将土地转出。原因是，有家庭成员为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民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较高，其家庭经济收入与土地的相关性较弱。

假设三：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经营成本PvV正相关，即农民经营土地花费的成本越高，其土地转出愿意越强。原因是，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支出越大，通过土地转出以提高未来预期收益的期望值越高，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强。

假设四：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经营收益PaQ（A*，L*，V，K）负相关，即农民经营土地收益越高，农民越不愿意将土地转出。原因是，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越高，其土地转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假设五：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转出的本身成本fA*负相关，即农民土地转出的交易费用越高，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弱。原因是，土地转出的交易费用越高，土地转出的程序越复杂，农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土地实际转出的经济效益越差。

除以上假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因素，在分析时需要加以控制。根据相关研究，这些因素包括农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文化水平、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重、土地数量、土地情结、非农就业机会、进城愿望等。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及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把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结构、拥有土地状况、农民个人偏好和政策支持情况等5个方面的因素。

三、调查样本区域选择

重庆市的土地流转在全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特色性，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本研究选择重庆市作为调查样本的采集区域。

首先，重庆市作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成立之初就一直大力推行土地流转，特别是近几年，重庆市的土地流转面积一直呈稳步增加的趋势，其土地流转面积占全部重庆市农村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也一直呈攀升的状态。由图1可知，2003年底，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为126万亩，占当年农村全部承包土地总面积的6.17%，截至2010年末，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了717万亩，占农村全部承包土地总面积的36.2%，8年期间，重庆市土地流转面积增加了近600万亩，所占比重增长了近6倍。由此可以说，重庆市的土地流转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其土地流转政策已经发展成熟。

将式（1）和式（2）代入式（3），土地转出收益函数表达式变化为：

Ii=PAA*+2PLL*+PvV-PaQ（A*，L*，V，K）-fA* （A*≤A，L*≤L）（4）

由式（4）可以推出本文的理论假设。

假设一：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转出补贴收入PAA*正相关，即单位土地转出的补贴价格越高，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越强。原因是，农民认为政府规定的土地转出补贴价格越高，土地转出的补偿问题就越容易得到解决，农民越倾向将土地流转出去。

假设二：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外出务工收入2PLL*正相关，即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越多，农民越倾向将土地转出。原因是，有家庭成员为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民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较高，其家庭经济收入与土地的相关性较弱。

假设三：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经营成本PvV正相关，即农民经营土地花费的成本越高，其土地转出愿意越强。原因是，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支出越大，通过土地转出以提高未来预期收益的期望值越高，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强。

假设四：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经营收益PaQ（A*，L*，V，K）负相关，即农民经营土地收益越高，农民越不愿意将土地转出。原因是，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越高，其土地转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假设五：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与土地转出的本身成本fA*负相关，即农民土地转出的交易费用越高，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弱。原因是，土地转出的交易费用越高，土地转出的程序越复杂，农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土地实际转出的经济效益越差。

除以上假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因素，在分析时需要加以控制。根据相关研究，这些因素包括农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文化水平、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重、土地数量、土地情结、非农就业机会、进城愿望等。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及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把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结构、拥有土地状况、农民个人偏好和政策支持情况等5个方面的因素。

三、调查样本区域选择

重庆市的土地流转在全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特色性，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本研究选择重庆市作为调查样本的采集区域。

篇5：农民转居民申请书

近期，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全面打通了德阳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间的转移接续通道，实现了城乡养老保险的互转互通，有力地促进了德阳市人口合理流动，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

据四川在线记者了解，该项业务启动后，德阳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达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后，如其缴费年限不足、又不愿意继续缴费至15年的，可申请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申请人可在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继续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待到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依法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篇6：如何帮助失地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

摘要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就业的主要岗位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失地农民面临“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现状。因此，拟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选择实用可行的安置模式，探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安置模式

到2030年，中国失地农民将达1.1亿人。如何帮助失地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中国近十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率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带动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带动消费增加1012亿元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就业的主要岗位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一旦被征收或征用，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将会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贫困群体，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目前，中国因城市扩展产生的失地农民有4 000多万人，有研究显示，若照目前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估计到2030年中国失地农民群体将达到1.1亿人，其中将有5 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8 000万人。因此，为失地农民建立一套保障长远生计的安置模式是当前征地工作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拟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选择实用可行的安置模式，探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失地农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1.失地农民生活难。土地征用后，原先失地农民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已经减少，收入也大幅下降。原先少数从事种粮业的农民种田的效益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这部分收入稳定，为农民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而如今这种最低生活保障也难以保留。原先多数从事花卉业、养殖业和种植水果业的城郊型农业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土地单产值高，收入多，所以一旦失地后经济会遭受很大打击。而随着出租的房屋和门面商铺等生产经营用地的被征用，原来对于农民来说稳定的经常性收入（房屋租金和个体及私营企业收入）也就化为泡影。现在他们的生活一切都城市化了，由于生活绝对成本增加，造成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对于部分群众年龄较大的失地农民来说，现在一些暂时性困难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他们面前，由于只有农业技术，谋生技能较少，就业十分困难，家庭经济收入失去了稳定的来源，他们仅靠土地赔付维持生计，若遇子女读书、生病等事情，可能会造成其生活水平日趋困难。

2.失地农民就业难。近郊人口密度大，而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普遍较高。而由于失地农民技能、文化、观念、年龄等因素的制约，使他们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弱，从而在严峻的城市就业竞争形势下，始终处于劣势位置，故其普遍就业率不高。面对当前就业难的严峻形势，那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身体较弱的失地农民基本难以找到工作，即使是年轻力壮的能找到工作，也只是一些粗活、重活、脏活，就业几率极小。

3.失地农民保障难。对农民而言，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一旦土地被征用，他们的养老保障就会出现后顾之忧。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自谋出路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少，而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更低，特别是老年人、病残人等弱势群体，养老保障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失地农民发展难。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征地撤迁工作涉及面广，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具有其特殊性和敏感性，大规模、快节奏的征地而引发的“失地综合症”，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冲击很大，在住房倒迁、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引发农民“厌农”情绪。部分农民还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观念，依靠有限的补偿费和“房租经济”坐吃山空，对今后的生活缺乏信心和长远打算，失去了重新创业的勇气和拼搏精神，表现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听天由命的低落情绪，甚至有个别还参与赌博，染上不良恶习。

二、现行失地农民主要安置模式利弊分析

1.农业生产安置模式。（1）农业生产安置方式的优点。该模式环节简单，涉及的部门较少，可操作性强；安置后的农民不离土不离乡，不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和生活条件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所以该方式易于被失地农户所接受。

（2）农业生产安置模式的限制不足。一是有许多征地数量很大的征地事件就无法采用该模式，二是很多地方由于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村集体基本无机动地可以调整，也无法采用该模式。

2.重新择业安置。（1）重新择业安置优点。重新择业安置后，失地农民通过技能培训，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就业，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收入还会有所增加。农民满意程度高，有利于社会稳定。（2）重新择业安置不足。重新择业尽管可以解决一部分人就业，但是必须符合招工单位的用工要求，而失地农民符合条件的不多，安置面太窄。另外，如果安置企业减效，或者停产、破产，这部分被安置人员就会首先下岗。

3.异地移民安置。（1）异地移民安置优点。实施异地移民安置方式的前提条件是选择好移民地，移民保障措施要健全。异地移民安置后，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有保障。农民满意程度高，有利于社会稳定。（2）异地移民安置不足。异地移民安置需要政府补贴等费用太大，因此不是每个征地项目都适用这种安置方式。

4.货币安置。（1）货币安置优点。货币安置就是按照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一次性支付足额的安置补助费，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如果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达到土地市场价值的话，实现补偿按市场价值和安置的市场化，这应当是最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补偿安置方式。（2）货币安置方式不足。失地农民满意程度不

高。实行货币安置后，失地农民满意程度不高，不是因为安置费过低，就是因为分配不公平，上访事件频繁。货币安置模式容易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安置模式

要进行征地安置模式创新，就必须对安置模式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征地安置模式目标不应简单地定位于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解决失地农民当前收益和生存问题，而应定位于使失地农民重新就业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即把“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模式的基本目标。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的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