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发展（精选6篇）
篇1：五言诗的发展
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
张松多
内容提要
西汉，是五言诗的酝酿期，五言歌谣形式在这一时期日趋酝酿成熟。到东汉，文人们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谣形式的基础上，开始了五言诗创作，班固的《咏史》标志着这一创作的开始。此后，经过许多作家的努力，至东汉末年，五言诗已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这个时期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不仅奠定了建安文学的基础，而且成为诗歌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到建安时期，曹植父子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树立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建安以后，阮籍是第一个全力用五言诗创作的人，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开了大规模五言组诗的先河，成为五言诗上划时代的作品。西晋时期的藩岳在形式主义文风大盛的时代，在诗中保留了民歌的特色，推动了这一时期五言诗的发展。和他同时代的陆机对诗的工整的讲求，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比他们稍后些的作家左思。以称誉文坛的“左思风力”扩充了五言诗的艺术风格。他的《咏史》五言组诗是作家文学进入繁荣的标志。到了东晋。陶渊明以淳朴、自然的诗歌更进一步丰富了五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把五言诗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 一、五言诗的酝酿期 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西汉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行露》 五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或尽事国，或息偃在要形式，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床，或不已于行，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劳，或程。早在四言诗风靡中国诗坛的楼迟偃仰……” 时代，五言形式已开始萌芽，如到了春秋时期，楚国出现了《诗经》中的《父子露》和《北《孺子歌》： 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虽然句句用韵，但较之前二者已完全脱离四言体，成为独立的五言诗 形。至西汉，类似的歌谣便多了起来：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使谁告汝”。
——《戚夫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李夫人歌》 “上陵何美美称，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从为君笮。木兰为君濯，黄金错其间……甘陵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铙歌•上陵》
“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树颠。古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撛”。
——成帝时民谣
到这时侯，五言歌谣形式无论其用韵方式还是语言表达形式，都较《孺子歌》一类歌谣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五言诗已经初具规模。当然就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五言诗，但由于它们表现出比较成熟的艺术技巧，而且由于字数的增加，在表情达意上呈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因而博得了文人学士的青睐，他们便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地模仿，于是，五言诗便像一根幼苗在中国诗坛破土而出，并以它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为中国诗歌增添了不灭的光辉。
二 五言诗的成立期
——东汉
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数东汉班固的《咏史》：
“三王德弥薄板，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这是一首写缇萦救父的短叙事诗。五言体式已完全具备，但其艺术水平较差。因此钟嵘批评道：“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写五言诗，技巧还很不成熟，这以后，五言诗写得较好的是张衡，他的《同声歌》用新婚女子自述的语气，表现了女子结婚以后事夫的情景，感情诚挚，辞采华丽，表达技巧有了明显进步；如“情好新交接，恐慓若探汤”比喻贴切、形象，将新婚女子的心理状态表露无遗。
到了东汉末年，五言诗逐渐兴盛起来，作家群也不断扩大，其中成就较高的有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这是留别妻子的诗，表达了夫妻之间深切的友爱之情。虽然缺乏社会意义，但感情诚挚凄恻，语言整齐优美，仍不失为五言诗趋向成熟期的好作品。蔡邕的《翠鸟》以鸟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逃仕网的心情。炎的《见志诗》二首，飞》，蔡琰的《悲愤诗》，其艺术表现技巧和思想内容的演进形式是明显的。尤其是《悲愤诗》以严谨的条理、真实的笔调，描写了作者颠沛流离的一生，把自己心情的痛苦，当时政治的离乱、社会的动荡飘摇以及广大人民的流离失所集中在一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具有强烈的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迈绝世的雄心壮志和贤才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别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篇末二诗，揭露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黑暗，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从以上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班固起，作家们便不断吸收汉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的营养，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写现实的生活，抒发真实是感情，至东汉末年，把五言诗这种新型的诗歌形式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三、五言诗的成熟期——东汉末年
五言诗的兴起，为叙事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五言体式的成熟，叙事诗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从《上山采蘼芫》《十五从军征》至《陌上桑》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薰妍绕》，再至无名氏的《孔雀东南
社会性和历史性，代表了汉朝文人五言叙事诗的高峰，是五言诗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这个时期，真正称得上普遍意义上的成熟的作品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一群无名作家创作的作品，是东汉末年大乱时代人民思想感情的表现，也是东汉末年社会黑暗现实的折射。总括起来，它表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写游子思归。如〈〈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
（二）写热衷仕宦。如“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
（三）写人生无常及时行乐。如此〈〈青青陵上柏〉〉〈〈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
（四）写朋友交情凉薄。〈〈明月皎夜光〉〉。
（五）主旨不明的。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成就：一是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同样的内容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法表达，差不多每篇每句都是抒情的，而抒情方法则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如《迢迢牵牛星》，写景而情在其中。二是能用平淡自然的语言表达出委婉生动的感情，能够把丰富的内涵 加入到简单的故事之中，做到了“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古诗鉴》）“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自然过人。”（《四溟诗话》）。它还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这些诗已不再是以前那种见景自然的天真活泼，而是一种澄澈的人生观照。不仅表情达意与《上邪》《有所思》大不相同，而且它的应用范围也较乐府诗广，成为读书人阶层用来抒情泄愤的形式。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汉末文人不是处在社会的最低层.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他们既使对社会不满，也不能理解黑暗社会的实质和根源。因此，他们所写诗歌的题材是比较狭窄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但无论如何，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把五言诗体推向了高峰，并为建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这个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四、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
——魏晋
建安时期：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一）正始时代：五言诗歌发展到正始时期才突破了建安时期沿用乐府旧题的模式，脱离五言旧题，开始自立题目，这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五言诗表现为隐晦难懂的形式。主要作家有阮籍：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他能够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五言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具体表现在：
1、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咏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和黑暗，把五言诗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了坦率裸露心灵模式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
2、五言诗至阮籍完全脱离了民歌风味。《诗品》说“其诗源于《小雅》”，是很有道理的。
3、阮籍开了大规模五言组诗的先河。
4、他创造了“响逸啁远”的独特的诗歌风格。
5、他以《咏怀》为题，对后世影响极大。
（三）、西晋时期：整个西晋文学在总体上是追求文辞华美，形式压倒内容的时代，这一时代，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是藩岳、陆机和左西。
藩岳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其大部分作品内容单薄，词藻华艳，但他的少数篇章以言情见长，如《悼亡诗》，保留了民歌的特点，这在浮艳华靡之风盛行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它为五言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陆机和藩岳一样，也一味追求形式的华美，讲求语言的过分加工和深奥，对后世影响较大，但他对诗的工整的讲求，在五言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他，中国诗歌可能只满足于汉魏古朴直爽的诗风。
敢于和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顶风逆浪的是左思，他是个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因此它的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
他前期的代表作品《咏史》八首“创咏史之格，开咏怀之境”，在咏史中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进而通过咏史，批判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度，抒发同时代、同阶层人悲愤难抑的呼声，可称为咏史诗上的里程碑。他的这八首《咏史》诗开了中国五言组诗的先例，这不仅有助于深刻而完整地表达诗人的情感，而且也是作家文学进入繁荣时期的标志。
从他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进一步发展，诗中用对偶，也用词藻，但由于裁剪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风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感觉。他的诗不只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艺术表现也更为圆熟了。
（二）东晋时期：这一时期，玄言诗占据了文坛，使文学在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失去了现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给五言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
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篇2：五言诗的发展
第一节 五言诗的起源 一、五言诗是从民间产生的
1、《诗经》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是五言诗形式。
2、春秋末期楚国《孺子歌》及秦始皇时《长城歌》已是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
3、西汉出现了五言的歌谣谚语。是五言诗酝酿期尚未完全成熟的作品。
4、汉武帝后，乐府诗中出现了成熟的五言诗，文人们因爱好而摹仿，于是有了文人五言诗。二、五言诗的特点
五言诗句所包含的词和音节比四言句多，运用起来伸缩性也较大，所以在表达上更灵活更方便些。锺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因为五言宜於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所以居文词之要，便成为众人所趋的一种新形体。诗由四言而变为五言，是中国诗歌史上形式的进步。
三、文人五言诗产生于东汉，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前人的传闻。
第二节 东汉的文人五言诗
一、班固的《咏史》诗，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技巧还很不熟练。是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五言诗。
二、张衡的《同声歌》，感情真挚，词采绮丽，表达技巧已有一定的进步。
三、秦嘉的《留郡赠妇诗》三首
内容：叙述作者奉役离家，不得与其妻面别的惆怅情绪。
特点：以整齐排偶的语言，写真挚深厚的感情，朴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学习五言诗的技巧已渐趋熟练。
四、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二首，风格逼近乐府民歌，不但表现技巧纯熟，而且深得乐府民歌的精神。
五、东汉末年还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其中一部分代表了那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一、《古诗十九首》的来历
《古诗十九首》载于《文选》，因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故《文选》编者题为“古诗”。“古诗十九首”虽不是一人所作，但风格内容大体相同，估计产生时代大概在东汉末年。
刘勰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这话并不过分。就“古诗”所达到的成就及其在诗歌创作上所产生的影响来说，它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这些正是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真实的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1、其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而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
2、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突出。
3、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衬映烘托，着墨不多，而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蕴藉，余味无穷。
4、语言不假雕琢，浅近自然，但又异常精练、准确，含义丰富，十分耐人寻味。
四、“苏李诗”
1、《文选》中的“苏李诗”一共有七首五言诗，它并不是苏武、李陵所作，但根据其诗内容、风格来看，大致可以肯定它们的时代与《古诗十九首》接近。
篇3：五言诗的发展
一、《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
《古诗十九首》一般为游子思妇之词, 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 也有表现文人对人生的体悟和态度。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漂泊在外的游子, 且多是失意的士子, 他们身在他乡, 人生境遇不佳, 思乡情结比常人更甚。《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采撷芳草想要赠给远在家乡的妻子, 想到与家乡相隔遥远, 不禁叹息:“还顾望旧乡, 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 忧伤以终老。”《明月何姣姣》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 揽衣徘徊, 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 不如早旋归。”游子久住在外, 思念家乡及亲人, 这是人类普遍的情感, 《古诗十九首》将这种情感自然真切地表达出来。
《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妇心态也是细腻而丰富的。《古诗十九首》众多的思妇诗中都体现出了思妇盼望游子早归的思绪。她们对待婚姻爱情是坚贞的, 只是这种坚贞表现方式不同。有的对待自己的婚姻非常珍视, 对待远在他乡的游子爱恋极深, 当远方捎回书信, 她会揣在怀里, “三岁字不灭” (《孟冬寒气至》) ;远方寄回一端绮, 她把它绣上鸳鸯, 裁制成象征夫妻恩爱的合欢被 (《客从远方来》) 。有的觉察到“游子不复返”的苗头, 思妇渐感衰老、消瘦, 只有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 (《行行重行行》) 。这些诗歌未必都出自思妇之手, 但却充分展现了思妇的心中日夜牵挂着远在他乡的游子之情。这种牵挂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女子对婚姻的坚贞不渝, 可敬可叹。
《古诗十九首》也有表现文人对人生的体悟和态度。《明月皎夜光》感叹世态炎凉:“昔我同门友, 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体现了诗人对友情的珍视和失去昔日友情的难受体会。《回车驾言迈》写道:“盛衰各有时, 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体现了诗人对人生有限的体悟。《生年不满百》中第一句“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意在嘲笑有些人活的太累, 人生有限而忧愁太多, 诗人劝他们该及时行乐:“为乐当及时, 何能待来兹。”表现出了诗人对待生活的豁达态度。
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手法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手法历来被文学批评家推崇, 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他是“五言之冠冕”, 钟荣在《诗品》中评价它为“一字千金”。诗人均有感而发, 语言朴素自然, 描写生动真切, 决无虚情与矫饰, 更无着意的雕琢, 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表现在诗人有感而发, 情真意切。他们坦然地且自如地抒发了自己的真切情感。在《冉冉孤生竹》中, 诗人用孤零零的竹子、花开花落的蕙兰衬托新婚女子对久别丈夫的忧思。“思君令人老, 轩车来何迟!”细腻真实地表现出了思妇那种期待与失望、眷恋与悲哀的情绪。
第二, 诗歌质朴自然。没有艰深、冷僻之词, 语言朴素而生动, 耐人寻味。如《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 把游子的思乡情感与自然界的景象自然地联系起来, 使人极易产生共鸣。《庭中有奇树》“攀条折其荣, 将以遗所思”, 将长的最茂盛的树枝折下来送给亲人, 希望他“馨香盈怀袖, 路远莫致之”。正如诗中所说:“此物何足贵, 但感别经时。”这枝条算不上什么贵重物品, 却表达出亲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第三, 作者运用写景衬托人物情感, 达到了情景相生的境界。《青青河畔草》中, 诗歌开头“青青河畔草, 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 皎皎当窗牖”, 采用比兴手法用明媚的春光来表现女子波动的心绪。《明月何皎皎》开篇写景, “明月何皎皎, 照我罗床纬。”这种环境让人很容易产生孤独之感和思乡之情, 诗人在这样的月夜, 不禁“忧愁不能寐, 揽衣起徘徊”。独自徘徊, 愁思却无人诉说, 只得“引领还入房, 泪下沾裳衣”。诗人的愁苦与月寒之夜这种情境浑然天成。
《古诗十九首》诗歌内容或抒写相思之情、离别之苦, 或体悟人生。其艺术手法已经成熟, 不愧被称为“五言之冠冕”。
摘要：两汉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社会进步, 文学也蓬勃发展。五言诗作为中国诗歌的主要诗体之一, 正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其中,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 标志着文人五言诗已经发展至成熟。
关键词：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东汉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中国古代文学》施国锋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篇4：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的地位研究
关键词：五言诗 批评 抒情性
五言诗的兴盛与被视为正统的四言诗不同，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在《诗经》中五言诗句已经出现，《召南·行露》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但数量不多，而且并非完整的五言诗。钟嵘则认为“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1]视《书》《离骚》为五言起源。两汉时期是五言诗涌现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使其逐渐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诗体。“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2]汉代乐府诗中涌现了大量的五言作品，至东汉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更是五言诗发展的一个高峰，被尊为“五言之冠冕”。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更是以不可遏制之势蓬勃发展，出现了“自五言兴，而四言遂少”[3]的局面。与四言诗相较，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能够更加灵活细致地进行表达，更符合汉以后丰富的表达需求，表现出高于四言诗的优越性。五言诗作为后起之秀，与古诗中偶尔出现的三言、七言等形式一样，最开始并不引人重视。“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昭彰国彩，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4]迄于西汉末，文人五言诗仍不见著录，究其原因，或是当时不存在文人五言作品创作，上层士大夫奉四言为正宗，不屑创作五言诗，没有五言作品问世；又或已有创作，但不被重视和收录。不管是何种情况，五言诗不被认可的地位可窥见一斑。由于当时的诗歌以四言诗为正宗，其他形式都被排除在外，五言更是被视为俗体，受此雅俗观念的限制和束缚，五言诗必然受到轻贱。“在五言诗的产生过程中，其初始状态，只是‘歌诗的产品，汉乐府民歌中五言诗即是，早期文人五言之作大多与‘歌诗相关联。……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创作是在个人的私生活中进行的，这正说明五言诗式在当时的地位。”[5]随着五言诗的崛起发展，其地位甚至超越了原先正统的四言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对五言诗的评价也莫衷一是，对如何衡量其价值出现了争论。
由于受到四言诗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在诗体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保守性，重四言而轻五言。以挚虞为代表，他在《文章流别论》中称：“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之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成篇。……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6]认为只有四言是正宗，其他形式都不能视为正体，尤其对五言诗更是贬低。“俳”是一种滑稽戏，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称：“戏也。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的解释。挚虞将五言诗划入游戏之作，认为五言诗是俗，“俳谐倡乐多用之”，不可与四言诗相提并论，“非音之正”。刘勰的观点不像《文章流别论》所表现的那样极端，他从宏观的角度评价四言诗和五言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既保留“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雅俗观点，持有传统的诗歌观点；同时又能客观的区分二者的特点，仅就诗人的艺术成就论高低，而对诗歌体裁的优劣不加评论。
鉴于五言诗的发展已成趋势，一些开明的评论家看到了这一变革的必然性，对五言诗持赞扬的态度。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通过拟作前人五言诗的形式阐明了他肯定五言诗的观点，他在序中写道“然五言之兴，谅非夐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及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7]江淹认为评价五言诗应该本着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心态，而厚古薄今，因为五言诗起源并不久远就轻视的观点有失公允，批判了当时各滞所迷、贵远贱近、重耳轻目的陋习弊病。江淹评价五言诗的标准是：“关西邺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即使诗歌的体裁风格各有不同，只要能够“动于魄、悦于魂”感人肺腑、“合其美并善”就是好的作品。与江淹包容兼爱的观点相比，钟嵘更是明确指出四言诗的局限性及五言诗优于四言诗，认为五言诗是新的发展趋势。《诗品·序》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嵘评价诗歌的标准是“滋味”，认为好的作品应当兼备风力与丹彩，滋味无穷、使闻者动心。而四言诗由于形式过于精简，表达受到局限，不如五言诗能够穷情写物，更加详尽贴切的表达。同时，从他的论说中不难看出当时认为五言诗“会于流俗”的观点仍普遍存在。萧子显的观点与钟嵘有共通之处，认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8]强调文学的变革性，认为体裁应该推陈出新。不同于前面所述或贬低、或肯定的观点，一些评论家对诗歌体裁的变化则避而不谈，仅对五言作品就事论事。如曹丕评价刘祯：“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9]颜延之称：“至于五言流靡，则刘祯、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10]将五言诗与四言诗相提并论，不加比较。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做法对五言诗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批评家对五言诗的评价存在诸多争议，这与该时期兴起的自觉追求文学审美特征的思潮有关，受到“诗缘情”理论的影响。陆机在《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糜”的主张，反映出魏晋南北朝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抒情性这一特点。此前传统的诗歌理论虽不排除抒情性，但认为情感应当有所节制，好的作品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刘勰正是秉承了这种传统的诗歌观点，他评价《古诗十九首》“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又评论“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11]对曹操的《苦寒行》则评价不高，认为只有正声的形式，其实是俗曲，他的依据是作品过度表现哀伤的情绪。刘勰评论诗歌的标准仍旧遵循着传统的诗论观，“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12]认为诗歌创作应当正其文，对抒写强烈情感的五言诗持有偏见，否定怨志诀绝的作品。与之相反，肯定五言诗的开明评论家则认为诗歌应该充满感情。如《诗品·序》称：“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认为唯有诗歌能够表现种种激烈的情感，强调诗歌的抒情性。从二者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肯定或贬低五言诗的分歧在于是否接受诗歌抒情性的特质。由挚虞视五言为俗体到后来江淹、钟嵘、萧子显的普遍肯定，五言诗的地位虽有争议，但呈现出逐渐被接受的趋势，这一变化实质上是追求文学审美性的意识觉醒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五言诗的评价争议颇多，无论是激烈的抨击还是支持肯定都对诗歌发展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与五言诗创作上的繁荣相互辉映，从批评的角度使其绽放光彩。
注释：
[1][2]钟嵘：《诗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赵翼：《陔余丛考》，台北世界书局，1960年版，卷23，第2页。
[4][11][12]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1页，第77页，第79页。
[5]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6期。
[6]挚虞：《文章流别论》，载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7]江淹：《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8]萧子显：《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三》，中华书局，1972年版。
[9]曹丕：《与吴质书》，《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二。
[10]颜延之：《庭诰》，载严可均：《全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篇5：五言诗的发展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都是从民间产生的。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远在四言诗盛行时代，五言诗即已萌芽。例如《诗经》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这不过是四言诗中偶然杂有一些五言诗句而已，当然不能算五言诗。到了春秋末期，楚国民歌出现了《孺子歌》那样的形式(《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现秦始皇时的《长城歌》的形式，虽然都是连句用韵，韵密而调促，而前者还带有语助词，但已经是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及至西汉，五言的歌谣谚语越来越多，其中如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巅。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这种隔句用韵的形式，音节比较舒缓协调，是五言歌谣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以后，这种形式的五言歌谣，大量地被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它们有不少的新颖故事，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注意和爱好。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试行模仿起来，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适应于新的内容的。汉初的四言诗本是继承《诗经》三百篇的形式，后来四言诗不能表达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旧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来代替它。所以东汉初年便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的大动荡，一些接近民间的文士忧生念乱，愈来愈感觉四言的旧形式不能适应，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就大量产生，而且艺术技巧日益成熟。钟嵘在《诗品序》里说过，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具体地说，五言句所包含的词和音节可以比四言句多，运用起来伸缩性也较大，所以在表达上确实更灵活更方便些。明白这一点，不仅可以了解五言诗所以兴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为作家所乐用的五言诗为什么发达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前人的传闻。《玉台新咏》把《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诗“兰若生春阳”题为枚乘所作，是没有根据的。所以钟嵘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五言诗发展的趋势看来，枚乘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优美的文人五言诗。《文选》又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中抒写朋友夫妻离别之情，行役战场之苦，与苏李赠别的事无关；诗中所写“江汉”、“河梁”、“山海”、“中州”等语，更与苏李二人当日的情事和行踪不合。显然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众多的无名氏古诗的一部分，被讹传为苏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诸书所载的苏李诗，那就更不必说了。此外《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认为汉武帝太初以前的诗，实是出于误解(详后)。《文选》又把乐府古辞的《怨歌行》题为班婕妤作，也有问题。而古乐府《白头吟》的“皑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所以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可见齐梁时人已经不相信西汉时有文人五言诗了。)
第二节 东汉文人的五言诗
现存有主名的东汉文人五言寺，数量虽然不多，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时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内容是咏缇萦救父，汉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新体诗，技巧还很不熟练。其后张衡作《同声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语气，可能有所寄托。这首诗感情真挚，词采绮丽，表达技巧已有一定的进步。如“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数句，颇有乐府民歌情调，后来陶渊明《闲情赋》中“愿在衣而为领”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启发。东汉末，桓、灵之际，五言诗作者有秦嘉、蔡邕、郦炎、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诗，又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五言诗，说明诗人已不满于四言的旧形式，而在试探五言新体诗的创作。《赠妇诗》叙述作者秦役离家，不得与其妻面别的惆怅情绪，如云：“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犹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又云：“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以整齐排偶的语言，写真挚深厚的感情，朴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学习五言寺的技巧已渐趋熟练。蔡邕的《翠鸟》以鸟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脱世网的心情。郦炎的《见志诗》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迈绝尘的雄心壮志和贤材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别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篇末二诗，揭露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黑暗，充满愤激情绪，其第一首有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使人联想到李白的诗句：“万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时的共同命运。
东汉的文人五言诗之所以日趋成熟，是和学习乐府民歌分不开的。上述几首诗，无论语言风格、比兴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乐府民歌的影响。但其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则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二篇。前者写胡姬的抗拒豪强，后者假设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问答，感叹盛年一去，即遭捐弃的不幸命运。风格逼近乐府民歌。不但表现技巧纯熟，而且深得乐府民歌的精神。现录《羽林郎》一篇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人和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渝。多谢多吾子，私爱徒区区。
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乐府民歌的下层文人。《羽林郎》是乐府中的“杂曲歌辞”。它反映汉末官僚贵族、豪强恶霸对人民横加欺压的不法行为，故事情节颇与《陌上桑》相似。诗中极力描写胡姬服饰的豪华，有模拟《陌上桑》迹象。胡姬拒绝金吾子的调戏和引诱，显示了她的坚贞不屈的品格，这也和罗敷一样，都是民间女性中的光辉形象。诗中的故事、对话、结构和夸张的描写方法都具有乐府民歌的特色。
此外，东汉末年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其中一部分代表了那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前面提到的无名氏“古诗”，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古诗十九首》载于《文选》，因为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故《文选》的编者题为“古诗”。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历来有许多推测，或谓枚乘、傅毅，固不可靠；即曹植、王餐也是揣度之辞。因为从诗歌发展上看，不但枚乘，即与班固同时，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对五言诗取得这样的成就。至汉末建安中，洛阳被董卓焚毁，早已化为灰烬。曹植《送应氏》诗就描写过它的萧条景象。而《十九首》的诗人眼中的洛阳还是两宫双阙、王侯第宅尚巍然无恙，冠带往来游宴如故。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世。后人又有据“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断定这首诗为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的作品。其实这是误解。这里的孟冬不是指季节月份，而是斗星所指的时刻，不能作为西汉时已有五言诗之证。据我们看，这些古诗虽不是一人所作，但风格内容大体相同。其产生的时代，先后距离必不甚远。再从文人五言寺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有关历史事实综合考察，估计《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们反映的思想内容是很复杂的。大体说来，其中有写热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三首。有写游子思归的，如“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八首。有写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如“青青陵上柏”、“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四首。有写朋友交情的凉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还有主题不明确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二首，可能是指夫妇，也可能是指朋友。“冉冉孤生竹”一首，表面上是思妇之词，也可能别有寄托。“迢迢牵牛星”一首，表面上是咏物的诗，实际上也是借牛女双星比男女离别之情。《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如“今日良宴会”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回车驾言迈”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所有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当社会大**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苦闷的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他们和乐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这些人就是诗中所谓“游子”和荡子”。他们长期出外，家属不能同往，彼此之间就不能没有伤离怨别的情绪。这对思妇来说，就会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叹息；对游子自己来说，就会发生”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和“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赠妇诗》，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徐干(中论?谴交)篇叙述汉末游宦风气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下及小司，莫不以接待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送往迎来，亭传常满”。于是士人“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最后他对这一社会病态提出批评道：“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见，那时候为什么“游子”、“荡子”会这样多；《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真实的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至于那些“游子”和“荡子”或出身于太学，或起家于征辟，大都是有较好的文学素养之士。其中有遇时不遇时，有得意不得意，失意的人羡慕得意的人。当他们游宦四方，想着策高足，据要津，却得不到帮助时，就不免愤愤不平地慨叹：“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失意者的牢骚就是这样来的。试看那时陈重、雷义互相推荐的友谊被人称为比胶漆还坚固，就可以了解诗人的心情了。他们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闷，所以一当听到动人的“慷慨有馀哀”的清商曲调随风传出楼外时，不禁触物兴感，自然而然地沉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而由此出发的消极情绪也会油然而生，于是“人生非金石”、“人生忽如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等想法都来了。加以东汉末年已是大乱将临的时候，到处农民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剥削阶级的每一个人。在此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环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没有出路的游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华，又不禁发生一连串的纵情享乐思想：“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甚至秉烛夜游的想法也都一齐来了。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内容，也就是东汉末年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镜头。它们的思想价值虽不高，却也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很突出的，在我国早期的五言抒情诗中，这样优秀的作品也是比较少见的。因此，自魏晋以来一直受到作家们的重视，历来批评家对它的评价都极高，甚至有过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所以能取得这样卓越的艺术成就，主要是作者从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汲取营养的结果。由于作者都是中下层文人，没有能够接受民歌的战斗精神，只在艺术方面接受了它的影响。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某些表现方法上，同时也接受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因而造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例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作者通过假想的牛女形象的描绘，抒写男女离别之情，通篇全是写景，而情在其中。这关键就在“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及“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等句。因为这几句仍然是扣紧织女的形象和现实的景物来描写的，所以读者只觉得是泛泛写景，而织女的离愁却轻轻地点了出来。这首诗虽从《诗经?大东》化出，而写天上无情的双星，居然像人间绸缪的夫妇，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又如“明月何皎皎”一首：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傍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这首诗写一个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游子，对着照射罗帏的皎皎月光，愈加触动了乡愁。自然愁思是压不下去的，只得揽衣而起，徘徊空房之中，不觉自言自语：“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时明月满地，夜凉如水。索性打开门来走出去望一望千里相共的明月吧。他踌躇四顾一下，除了一片茫茫的月光什么也看不到，满怀愁绪，向谁去倾诉呢?不得已回到房中，不觉落下泪来。通篇只起头二句是写景，以下全是写情，而月明如昼的景色悉在其中，那个“忧愁不能寐”的主人公的全部形象都被浸在月光之中照得格外鲜明。
《古诗十九首》的另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突出。例如“西北有高楼”一首写一个追求名利的失意者的心情，并不抽象地写他如何怀才不遇，失路傍徨，却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的描绘，无意中流露了对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从而表明了主人公对那个闻声而未见面的人是一个旷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时的侘傺无聊；最后希望化为双鸿鹄同她一起奋翅高飞，更表明了主人公是个如何奋发有为，而又四顾无侣的形象。又如“凛凛岁云暮”一首描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感伤的情绪。这是一个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诗中的女主人思念着她的丈夫睡不着觉。她想到天气已寒，而游子还没有寒衣，想到寄锦衾，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想来想去，忽然笃念旧好的良人枉驾来迎，她喜出望外地想，从此携手同归，长相亲爱，这是多么快乐呀!谁料那良人“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竟自无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恼，原来却是一梦。她当时恨不得飞到良人那边。引领遥望，好像良人还走得不远。此时这位女主人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只觉得凉风拂面，蝼蛄满耳，潮水般的眼泪直涌出来，沾湿了双扉。写到这里，一个孤独无聊的思妇形象就如在目前。这样抒情叙事双管齐下的写法还很多，“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篇都是如此。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衬映烘托，着墨不多，而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蕴藉，馀味无穷。例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等句都是。尤其温丽清新、自然贴切，富于“风”、“骚”意味的莫过于“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等首。“冉冉孤生竹”既以孤竹结根于泰山起兴，又以兔丝附于女萝为比，下面“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四句，则是比中之比，层出不穷，既有新婚少妇光华艳丽的形象，又有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感慨，深沉储蓄，而不尽之情自在言外。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不假雕琢，浅近自然，但又异常精炼，含义丰富，十分耐人寻味：这也是一个特点。例如说：“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同心而离居，快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孟冬寒气至”)，一种真挚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见。“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青青陵上柏”)，官僚们钻营驰逐的情况可以想见。“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失望的心情可以想见。写景如“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东城高且长”)，叠字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牵牛星”，双关如“客从远方来”的“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都是语言方面的特点。
《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是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
《古诗十九首》以外的无名氏“古诗”散见于《文选》、《玉台新咏》等书的还不少。其中除《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二首已在上章乐府诗中论述外，尚有“兰若生春阳”、“新树兰蕙葩”、“步出城东门”等首也是游子思妇之词；“悲与亲友别”一首则是送别亲友之作；“橘柚垂华实”一首借咏物以寓人材被弃之感。以上诸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基本上与《古诗十九首》一致，而“新树兰蕙葩”的韵调尤其相似，可以认定都是同时代的作品。
还有《文选》中题为苏武、李陵的五言诗共七首，一般称为“苏李诗”。这几首诗不是苏武、李陵所作，前人早有定论。但有人认为出于齐梁时代，未免估计太晚。因为颜延之的《庭诰》早已谈到李陵诗的真伪问题(见《太平御览》五八六)，裴子野《雕虫论》也有“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之语。我们根据诗的内容、风格和词句来考察，大致可以肯定它们的时代与《古诗十九首》接近。
这批古诗的主题都是为送行赠别而作，有送朋友远游的，有送丈夫从军的，诗中或称“征夫”，或称“游子”，或称“行人”。大抵缠绵悱恻，表现了亲友深厚的感情，特别是“结发为夫妻”一首有云：“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又云：“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写夫妻离别之情非常令人感动。
篇6：五言诗的发展
五言诗三首 其二
作者：嵇康朝代：汉 修夜家无为。独步光庭侧。仰首看天衢。流光曜八极。抚心悼季世。遥念大道逼。飘飘当路士。悠悠进自棘。得失自己来。荣辱相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