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选5篇）

篇1：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历代流传下来的。能够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荣耀，中华文化综罗百代，博大精深，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智慧和精髓。国学经典不仅是中国悠长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每个中国人在社会上的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成或缺的精神食粮。唐诗宋词作为国学经典之一，对了解、学习、研究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唐诗和宋词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诗、宋词具有极其辉煌的一页，没有这一页，整部中国文学史将为之黯然失色。诗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学体裁，并贯穿于整个文学发展过程，到了唐代，诗才真正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诗歌当之无愧地代表了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主流，上至王侯将相、后宫嫔妃，下至名媛僧道、村夫樵子，写诗吟诗成了一种必需的生活方式，也诞生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独具风格、成就卓越的诗坛大家，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篇佳句，使唐诗能够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独领风骚。词的发展也只有到了宋代才别具一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令世人刮目相看，出现了苏轼、辛弃疾等词坛大家，也为后代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章佳作。《盛唐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一文主要是研究唐诗对宋词的影响和宋词对唐诗的继承，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最具影响诗词人的诗词分析研究，总结出唐诗宋词的影响与继承。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唐诗对宋词发展的影响相当深远，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当然，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宋词继承唐诗创作艺术的同时也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这就就是宋词具有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二、学习唐诗宋词的意义

中国文学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是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个人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因此，我们培养个人的文化素养，从“唐诗宋词”入手是最合适大众而又简捷速效的。

首先，要了解唐诗宋词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什么是古体诗、近体诗、平仄、押韵、对仗等。这些内容大致了解即可，不必深究。同时要知道所读唐诗或宋词的字面意思。

其次，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该诗或词的写作背景。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以及该诗的创作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情感内函，从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解。如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你不了解杜甫的经历思想，不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热爱的情感，不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刻牵挂着他心魂的话，就很容易把这首诗理解成一般性喜爱春雨的作品。在本诗中，杜甫对春雨的喜爱，是出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因为好的春雨能滋润禾苗生长，能带来好的收成，让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因此诗人一开篇就以喜爱的口吻赞之为“好雨”，说其“知时节”而下。他的心、他的情、他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思想，不但能透过字面意思，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而且能在感受其对祖国和人民热血情怀的同时受到感染和熏陶，渐渐地萌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再次，感悟诗词情感意蕴，吟诵使之融为素质。在完成了上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后，还要“感其然，悟其所以然”，深入到对作品“情”的感受和“蕴”的感悟中，由学习知识进化到培养素质。那么怎样才能感受其“情”、感悟其“蕴”呢？方法只有一个：读—朗读—朗诵—吟诵。一定要出声地读，而且由一般的“读”逐渐进入到“吟诵”，这样才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犹如人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一样的“情”，感悟到如人的灵魂般的“蕴”。在经常地、多篇目地、反复吟诵“唐诗宋词”的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也培养了素质。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和”了点，“儒”了点，“雅”了些。

三、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唐诗宋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它是为了传承传统文化,研究它是为了发扬传统文化。目前,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向“洋”倾向,他们把传统文化几乎全部否定了，不但否定了传统文化中的传统诗词,艺术中的书法,国画,就连中医也有人开始否定了,更有甚者把孔子的作用都排到了章子怡,姚明的后面。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 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的精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二是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三是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四是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五是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阐述 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学习唐诗宋词，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唐诗对宋词有影响，宋词对唐诗有继承，那么我们现代人更应当对中华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下去，并发扬光大，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

（一）要系统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各个知识阶层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承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自豪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 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不少学者都认为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核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臵，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

篇2：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从三岁孩童咿呀之时就能说出“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这样家喻户晓的名句。便流传着“熟读唐诗三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样的说法。在众多的唐诗中，有关月亮的诗句为数不少，有人说是唐诗使这个自然之物有了更多的内涵，也有人说是月亮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中华民族是一个对月情有独钟的民族，与月结下不解之缘的民族，因此月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这种显赫的地位和深厚内涵又集中体现在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唐代的诗歌中。月亮作为一种自然物象，在诗人笔下是富有特征的东西，她被一代代文人墨客修饰润色，形成她独有的审美价值和含义。既是缠绵的爱情，也是悲欢离合的亲情；是相思相牵的友情，也是难舍难弃的乡情；是朦胧清新的美景，也是旷远高洁的志情。

一、时间意象之月

月升月落，月圆月缺，月光是流逝的，月光的流逝在生命的时间中展开。所以月光是有生命的，时间的。南唐后主李煜发出这样的感叹：“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在李煜眼里，往事如梦，在“春花秋月”时间的流逝中他只能在“月明中”徒作悲怆的回忆。

杜牧《润州二首（其一）》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对于时间而言，我们都是过客而已。无论是南朝士人旷达，还是东晋名宿的风流，于它而言，都不过是历史舞台上得匆匆过客。岁月悠悠，天地茫茫，千年万年，世事沧桑。人作为天地间万物的灵长，仰望夜空，明月皎皎，自然引发无穷的思考，思考宇宙的起源，思考历史的兴衰，感悟人生的意义。

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朦胧醉意中探索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从而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生命感慨。张若虚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发问中引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感伤。今人看不到古时的明月，古时的人也看不到今时的月亮，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面对亘古如斯的明月，诗人们不觉感慨系之，引发对人生哲理的探求。诗人由月想到古人，由古人折射到现实。丰富的想象，把时隔数百载的人事勾连起来，使历史与现实，今人与古人，眼前的景物与心中的情事，在时空上浑然一体。

封建专制的社会本质是吃人的，而文人骚客他们自己的豪情壮志聪明才干也无可奈何的随着月光的流逝而流逝。李白《苏台览古》中说“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冥王宫里人”。他们的生命逸致常常在“月光如水”的流逝中被淹没，被抛弃。刘禹锡说“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月”再次引起世人对历史的浩叹和追思，在这里，月再一次把千古亘远，深邃浩淼的宇宙意识贯穿到现实当中。

二、边塞意象之月

一轮明月遥挂边塞，既有开朗壮阔，雄浑苍茫之境，也有幽怨悲亢，悲凉凄清之情。边塞意象的月是对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的点缀，是对征夫思妇的一种心理慰藉。唐代的边塞或处大漠，黄沙漫漫；或据高山，偏僻苦寒。往往人烟稀少，凄凉萧条。漫漫长夜里和边关、戍楼、长城、羌笛相伴相和的只有那空中的明月，它是那么晶莹，它是那么明亮，引起诗人或美好、或凄凉、或悲壮的感情激荡。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雄浑苍茫。“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

羌笛戍楼间”，隽朗壮阔。“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悠远绵长。这里，月作为一种语言形象，把环境点缀成了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也把边塞这个地理名词转化成了艺术上的心理空间，从而赋予边塞诗更加博大阔远、混溶丰腴的意境，给人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月还是那些戍边边疆的征夫、苦待闺中的思妇的一种寄托和倾诉对象，月是他们的一种寄托和幻念，千里相共，愿随孤月，流照亲人。

沈如筠的《闺愁》中的“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她独处空闺，而丈夫戍守南疆。举头看见一轮孤月挂在天际，她不禁暗想，斯人是否也如她一样看着月，心系着她？“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于是她很自然地就想到自己像月光一样倾泻在他的身上，像月华一样陪着他。

王昌龄的《从军行》中“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没有战事，戍楼独坐，夕阳西下，晚风轻拂。边境上特有的暂时的平静，静谧中潜伏着肃杀和紧张。在这样的情景下，战士想家是极自然的。于是写他吹起笛子，吹的是寄托着“伤离别”之情的《关山月》曲调。通过笛声，我们已体察到这位战士思念家乡亲人的感情。末句却从反面写来：不直说战士对妻子的思念有多苦多切，而说他想到妻子在万里之外因为挂念自己而忧愁伤心，夫妻两人对长久的别离、无望的等待都同样地无可奈何。这就把广大守边战士的苦闷心情典型地表达出来，并取得了令人感动和同情的艺术效果。

李白的《关山月》中“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此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了一幅辽阔的边塞图景。天山虽不靠海，但在山上的云海则是有得，诗人把似乎是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大海上空常见的云海苍茫的景象和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了一起，显得新奇而壮观。

沈全期的《杂诗三首》中“可怜闺中月，长在汉家营。”此句看月抒怀，说今夜闺中和营中同在这一轮明月的照耀下，有多少征夫思妇两地对月相思。短短十个字，既写出了夫妇分离的现在，也融及夫妇团聚的过去。既轮廓鲜明地画出了异地同观一轮明月的月下相思图，也使人联想起夫妇相处月下，月影双照的动人景象。诗人不露声色的写出了闺中人和征夫相互牵念的深情。

李益的《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中“几处吹笳明月夜，何时倚剑白云天。”明月当空，空旷的原野上，隐隐传来哀婉的胡笳声，烘托出一种悲凉气氛，又蕴涵着一种忧伤情调，微妙地表达出五原一带形势依旧，边防尚未巩固的感慨。

三、愁绪、情爱意象之月

看着月，最容易想到月宫，月兔，桂树，吴刚，当然还有嫦娥。嫦娥奔月，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似乎自从有了嫦娥奔月的传说后，月亮就和爱情有了割舍不断的情怀，那或圆或缺的月亮就成了情人们寄托情感的美好事物。月被用来写爱情的甜蜜，写思乡的愁怨。月光溶溶，让约会的情人尽享生活的美好；月色朦胧，让离别的爱侣感受思念的煎熬；月影幢幢，让游子的心头平添无限的感伤。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圆象征团聚，月缺寓示别离，团聚也好，分离也罢，诗人常常借月把一腔愁绪挥洒得含蓄凄迷。

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既写景，也点明时令。那是在霜露漫天的夜晚，清露盈盈，令人顿生寒意。后句也是写景，却不同与上句，这里作者的客观实景中融入了主观情感。明明是普天下共一轮明月，本无差别，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这种以幻作真的手法却并不使人举得于情理不合，那正是诗人的微妙心理，突出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中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是诗中

点题之句，而且推己及人扩大望月者情思范围。但诗中秋思落谁家，把诗人望月怅然，与家人的离散，深切思念家人的真挚情感巧妙地传递出来。明明是自己在怀人，偏偏说“秋思落谁家”，诗人将自己对月怀远的情感表达的深沉含蓄。

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中“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虽然诗中点明是乘舟停宿桐庐江的时候，怀念广陵友人之作，但此句中语势趋于自然平缓，而风吹木叶发出的鸣声，也应该是如同江水的。有月，照说也还是一种慰藉，但月光所照，映衬江中一叶孤舟，诗人的孤寂感，就被触动的更加深沉。

孟郊的《秋怀》中“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诗从秋月写起，既是比兴也是比喻寄托。此刻诗人感觉连秋月也是脸色冰冷，寒气森森；以月自比的老客是诗人自己，也是一生壮志消磨殆尽，景况极其不堪。“老客”二字包含着它毕生奔波仕途的失意遭遇，而秋月之下的他一个“单”字更透出了人孤势单、寂寞之情。对月相思，久不能寐的愁意表达地自然流畅。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是温馨缠绵； “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这是回忆的酸楚。爱情由于凄迷月色朦胧月光的推波助澜，在唐人的诗歌里成为永恒的传奇。“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用最浅显通俗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思妇盼归图——痴心的女子斜倚在雕梁画栋的阁楼窗外，仰望月空，形单影只，百无聊赖，一腔思念和怨恨绵绵无绝期，只有到心上人回来的那一刻方才能罢休。这里的月是相距千山万水的恋人唯一能共同欣赏的景物，满怀心事只能与月诉怀。月是相思之物。

情到深处，月便自然与情爱相连了。“晓风残月”的悲凉，“月照高楼”的孤寂。但是，月更使一种表达情与爱的最佳寄寓和祝愿：谢庄“隔千里兮共明月”（《月赋》）；孟郊“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古别怨》）；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深挚的情与爱，化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凄美祝愿。

月下爱的禅意、爱的见证。无论是狂羁洒脱的李太白，情意绵绵的李义山，还是忧患郁抑的少陵野老，都拒绝不了月光的见证，在月光的温抚下，还原出人的本真。一时骚客的失落，才子的多情，诗圣的千虑，都一一呈现在纤尘不染的月光下„„倾听爱情的下落和心音。在爱情的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情怀、渴念，甚为壮阔、更为轻灵，情爱也甚是挚烈、浓烈。“待月西厢下”的痴心迫切，“落月满屋梁”的空虚落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的痴恋情深。月光皓照下地浩茫天穹，还是相思的成因和巨大空间。分别之后，“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得惆怅和迷惘。“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李商隐《端居》）；月明之夜，风雨之夕，情人各在一天涯，而且“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时，又添了几多愁苦！于是凄迷广浩的月下便成了无尽的相思的时空：“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中钩。”（李商隐《代赠二首》），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李商隐就是一千次一万次，也道不完，“欲说还休”。当然，随着时间而逝去的月华也见证消磨和冲淡的爱情“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赵暇《江楼感旧》）。那个相偎相依的月下倩影，哪里再可寻回？即若唤回，恐也不是彼时情怀。好梦已去，往事如烟，空留丝丝缕缕的旧踪。若如此，在伊人已逝的情人眼里，只余下“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的苍凉萧瑟的景观。爱情在凄迷的月色、催人肠断的铃声的烘托下，更为凄婉欲绝。在月光温抚的天际中，所飘荡的只有在诗歌中我们能看见那些悲怆千古的爱情了。

四、自然意象之月

美丽的月亮洒在山间，朦朦胧胧、斑斑驳驳，静谧之中有清新，清新之中有情趣。

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描绘出了皓月当空，清新幽静的山间景致。皎洁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林间洒下斑驳的影子，星星点点，格外明净清幽。清冽的山泉，犹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熠熠发光，诗中透出了一种幽静明净的自然美景。再看他《白石滩》中还有“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诗中水之清，蒲之绿，石之白都是在那皎洁的月光之下，或者正是这些物象的清晰可见，更见月光之明亮，尤其是后两句，一群少女，趁着明月之夜，不约而同的来到白石滩浣纱洗衣，明月下流动着一幅清新纯美的画面。

李白的《峨眉山月歌》中“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诗先从“峨眉山月”写起，点出了远游的时令，秋高气爽，月色明朗。又以“秋”字形容月色之美，信手拈来，自然之妙，月只“半轮”，就使人联想到青山吐月的幽美之境。次写月影映入江水，又随江水流去。更加突出在静谧的夜晚中青山吐月的那种美妙情致。

刘方平的《月夜》中前两句“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夜半更深，朦胧的斜月映照着家家户户，庭院一半沉浸在月光下，另一半则笼罩在夜的暗影中，这明暗的对比越发衬出了月色的静谧祥和。诗人同时还写到北斗星和南星都正横斜，把读者的视野由“人家”引向寥廓的天宇，让人感到那碧海南天之中也笼罩着一片夜的静寂。

戴叔伦的《兰溪棹歌》中“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抬头仰望天空，“凉月”二字，既写出了月色的秀朗，又点出春雨过后凉爽宜人的气氛。“挂柳湾”使人想象到月挂梢头，光泻兰溪，溪月相映增辉的情景。后一句中的“镜”比喻溪水，也暗示出月光的皎洁，并使人看到月下溪水的倒影摇曳生姿，朦胧而飘渺，如仙境一般。

篇3：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关键词：饮膳正要,饮食,文化,元代

《饮膳正要》成书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是一部由元廷多位官员共同参与完成的著作,其中的主要贡献者是忽思慧,蒙古族或色目人[1]3,精通蒙、汉医学,自元仁宗延佑年间即担任元代宫廷饮膳太医职。《饮膳正要》共三卷,书中将饮食与健康、养生紧密结合,体现“未病先防”的中心思想,反映了元及元以前中国饮食及营养食疗学之成就,是多元文化相交融的集中体现。本文将从《饮膳正要》对面食、菜肴、饮品等的记述,品读经典,体味中华饮食文化。

一、面食

金元时期,多民族迁徙、混居,使得饮食习惯、食品名称多样。“饼”之名,其来久远。刘向《说苑》中已涉及战国时期关于“饼”的叙述,故饼的出现应不迟于春秋战国时期。东汉刘熙曰:“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2]135可以理解为面食的总称。饼有多种,汤饼为水煮面食;蝎饼在《齐民要术》中作“截饼”,指食用时需切或撕成小块,似今羊肉泡馍用的馍;索饼为长条状面食,也叫“热汤饼”(东晋裴启《语林》),即今之面条;蒸饼,即蒸制的面食,亦称炊饼。宋仁宗赵祯(祯、蒸,音近)时避讳,将蒸饼改为炊饼。《析津志辑佚》记载,元大都大悲阁后有蒸饼市,品类繁多,常在五更开市,敲击铜锣招客,至午不息[3]6。

上述各类面食,虽名称及外形各异,但均为蒸制或煮制的面食。而胡饼应来自西域,汉或之前已传入中原。《太平御览》引《后汉书》云:“汉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胡饼用炉烤或煎制,口感香、脆,与蒸、煮之面食不同。刘熙《释名·释饮食第十三》记载:“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4]135“大漫冱”指有如甲壳的扁圆形大饼,似今之“馕”。另外,也有将撒有胡麻(芝麻)的面食称为胡饼的。后赵时,胡饼被称为麻饼。《事物纪原·卷九·胡饼》记载:“后赵石勒讳胡,改为麻饼。”后赵皇帝石勒(274—333)为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后裔,对羯族人被称为胡人十分恼火,在位时曾颁布法令,如有言“胡”字者,问斩不赦。胡饼也就在此时改称麻饼。以此看来,“芝麻”确为胡饼制作的重要元素。《饮膳正要》中记载有黑子儿烧饼,为炸制品,应属于胡饼的范畴。其中,黑子儿“味甘平无毒,开胃下气。烧饼内用,极香美。”(《饮膳下要·卷三·料物》)关于“黑子儿”为何物,有不同观点,有认为“黑子儿”是黑芝麻的[5]23、[6]2。但《饮膳正要》中“,芝麻”和“黑子儿”分别列于“米谷品”和“料物性味”中,用途也不同,应不是一物。也有观点认为,“黑子儿”是元大都对马蕲子儿的汉语俗称,是气味辛香的草本植物马蕲的种子,具有温中暖脾,开胃下气、消食的功效。唐代苏敬(恭)曾云:马蕲子,黄黑色,似防风子,调食味用之,香似橘皮而无苦味[7]459,说明我国唐代即已用作辛香调料。相似的名称还有“黑种草子”,见于《中华本草·维药卷》,维药名称为“斯亚旦”,为毛莨科植物黑种草的种子。藏医学认为,黑种草子性甘、温,可祛肝寒,舒肝理气,消食祛湿。从功效来看,黑子儿确实适宜多肉、多油的北方游牧民族搭配食用。现新疆维吾尔族在制作的一种叫“拖喀西”的馕时,习惯在馕面撒上“斯亚旦”,似与“黑子儿”比较吻合[8]107。

馒头是最常见的面食,又名曼头、蛮头,西晋文献中已有记载。《事物纪原·卷九·酒醴饮食·馒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也,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一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飧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神亦飨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至晋卢谌《祭法》,春祠用馒头,始列于祭祀之品。”[9]470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蛮荒之地,得知当地有“杀人祭神”的风俗,则改面团包裹肉末,并作成人头状,以代替真人祭神,成为人类文明之创举。宋元以前的文献中,馒头多是有馅的,明代出现实心、无馅馒头。如《金瓶梅词话》和《儒林外史》中均有记载,且故事背景均在山东,似乎实心馒头起于山东。之后的文献中,根据有馅无馅区分馒头、包子已成共识,仅江南沪上无论有馅、无馅,均统称馒头,买生煎馒头得到的是肉馅包子,如果只说要馒头,买到的可能还是包子。

《饮膳正要》中的包子、馄饨、兜子等品,均为有馅馒头分化而来。馄饨之名,古已有之。东汉扬雄《方言》曰“:饼,谓之饨……或谓之馄。”三国时期《广雅》载“:馄饨,饼也。”此处的“饼”指面食,即刘熙《释名》中的含义。唐代李匡义在《资暇集·卷下》曰:“馄饨,以其像浑沌之形,不能直书‘浑沌’而食,避之,从‘食’可矣。”相传“,浑沌”为生活于昆仑西的一种兽,其“有目而不见,有两耳而不闻……有腹无五藏……有肠直而不旋, 食径过……名为混沌。”[10]80说明馄饨外形似混沌兽,混然一物而无窍。至北齐,颜之推曰“今之馄饨,形如偃月”,说明了馄钝外形的变化。另外,我国古代称外形似馄饨的菱角为“馄饨”,如宋代范成大所著《吴郡志》记载:“近世又有馄饨菱者,最甘香。”后来将外形似菱角的面食亦称馄饨,如天津清真饭馆的馄饨叫做菱角汤[11]79,即肉馄饨。

馄钝除水煮外,还可蒸、煎、炸,名称也各异。蒸熟后浇汁食用者为兜子。《饮膳正要》记载的荷莲兜子,以豆粉作皮,上笼蒸熟,移入碟盘,浇松黄汁而食。松黄汁为松黄粉浸的汁,有补益心肺之功效。元代水晶也为此类,薄皮入肉馅,不封口。因用薄皮烫面,肉馅多用羊尾油调粉而成,蒸熟呈半透明状,形似水晶。《饮膳正要》中类似的面食还有“角儿”,外形有角,白面作皮,羊肉为馅,或煮或煎。煎者似今日之锅贴。“角儿”后世又有“角子”、“饺儿”、“饺子”等名。

《饮膳正要》中有面食名“鸡头粉雀舌琪子”。“琪子”指面片,依面片形状不同还有水龙琪子、象眼琪子、柳叶琪子等名称。“琪子”在制作时,常于面粉中加入鸡头粉(芡实粉)、豆粉等,汤料多用羊肉、姜葱之属,制作不难。其中,鸡头粉为睡莲科植物芡的成熟种仁芡实,干燥后研磨成粉,可补中、益精、除疾。江浙,尤其是苏州、无锡一带食用较多,鲜、干两品均有,鲜品常为甜汤原料。北方鲜品少见,干品制作面食,是不错的选择。《饮膳正要》中鸡头粉用得较多,加入鸡头粉制作的面食中,除鸡头粉雀舌琪子外,尚有鸡头粉血粉、鸡头粉撧面等,均取鸡头粉补益脾胃之功。

二、菜肴

《饮膳正要》中的菜肴,十之八九含有羊肉。书中卷三“兽品”类对羊肉评价极佳:“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暖中、头风,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而对猪肉的评价则差得多:“猪,肉味苦,无毒,主闭血脉,弱筋骨,虚肥人,不可久食。”元人认为,羊为放养动物,运动奔跑,体格健硕,与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相似,故食后大补;而猪为中原地区圈养家畜,多食而少动,肉肥而滞腻,故宜少食或不食。若按阴阳来分,羊多动而属阳,故性温多补;猪少动而属阴,故性寒主泄。北方高寒地区,野外生存,宜寒者温之,羊肉更为适合。元人在制作时还顺其甘温之性,配以温中理气之药,如草果、姜黄、椒、芥、葱、姜等,以增强功效,预防疾病,但不宜于内有宿热、外感时邪之人。

羊肉做菜,常加胡萝卜,如维吾儿茶饭之搠罗脱因,以白面片、羊肉、山药、蘑菇、胡萝卜、姜、葱、盐、醋分批炒制而成,似今之炒面片。八儿不汤也以羊肉配胡萝卜、回回豆、草果、姜黄、芫荽等物熬制。胡萝卜味甘性平,入脾、肝、肺经。羊肉中加入胡萝卜,一可去腥矫味,二可补充多种营养成分。现人研究,胡萝卜胡萝卜素、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 等多种营养成分,且其中有不少为脂溶性物质,与羊肉相搭配,不仅能提供肉食营养,也使得胡萝卜中的各种物质更易于被机体吸收。“朽木之上挂大耳,枯叶之下藏蘑菇”。北方丛林不乏野生木耳、蘑菇,夏秋雨后尤多,是常用食材。木耳味甘性平,入肺、胃、肝、脾、肾、大肠经,具有补气养血、润肺止咳之功效。蘑菇味甘性平,入肠、胃、肺经,可补益脾胃,养神益气。但《饮膳正要》对两者的评价不高,认为蘑菇“动气发病,不可多食”,木耳“苦寒有毒”,皆非佳品。李时珍认为,木耳随木性及生长环境的不同而性味有所不同,北方木耳性味偏凉,还具有较好的凉血止血之功。蘑菇也种类繁多,有毒无毒,各种类别,功效不一。元代可能尚无法详细区分野生蕈类,有毒无毒混淆不清,故《饮膳正要》建议少用或不食为妙。

北方地产蔬菜较少,且季节性明显。《饮膳正要》中所记载的菠薐,又名赤根,即今之菠菜,系唐代由波斯尼泊尔国王那拉提波从西域菠薐国(现在的西亚波斯一带)带回的一种蔬菜,耐寒,我国南北方皆有种植。其性味甘凉,具有开胸膈、通肠胃、活血通便之功,元人常与羊血烩食。

回回豆,又名鹰嘴豆、胡豆,是《饮膳正要》中出现频率仅次于羊肉的食材,维语为“noqut”,其性味甘平无毒,可补中益气,润肺止咳(《维吾尔药志·鹰嘴豆》),干、鲜两品皆有,鲜豆入羊肉为菜,干品常做粥汤食用。

《饮膳正要》记有野味多种,并注明功效,如狼肉性热无毒,主补益五脏、厚肠胃、填精髓,并说其味胜于狐肉,腹有冷积者宜食。元代,南北各地均喜食野味。古文献中,野味大多有药用价值,性味功能主治见于各类本草文献,尝鲜、补养、祛病总相宜。不过,野味往往也是致病源,如《饮膳正要》中的塔剌不花,即土拨鼠,是草原牧民的常见野味,亦是鼠疫等疾病的传染源。

三、果类饮品

冬季北方冰雪严寒之地,民间鲜果少见。宫廷则又不同,各地贡品荟萃,皇廷高官不乏精鲜果品。

广义的饮品包含酒、粥、汤、茶等。酒类多具有活血通脉、祛寒行药之功。《饮膳正要》推荐葡萄酒,言其可“益气调中,耐饥强志”,以西蕃所产葡萄原料酿制最佳,元代冀宁路(山西太原、安邑)酿造的葡萄酒常作为贡品运往大都。现代研究表明,葡萄酒中含有多酚、白藜芦醇、黄酮类物质等,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对抗氧自由基,美容养颜,确实是值得推荐的饮品。元代待客敬酒,有时不用杯盏,而用一木勺盛酒,轮转饮用,即数人共用一勺,或称为瓢饮、勺饮,以示亲密无间。北方室内取暖设备较好,空气燥而干热,故有以冷粥降火提神的风俗。乳粥加入生油、生肉,储于木盆中,随意冷饮。有时配以生鱼、生獐肉或烤肉,冬夏皆然。辽金饮食,粥糜中还加入果菜,如野菜铁脚草、松皮、芍药嫩芽、地丁、鲜蘑菇,甜粥加松子、柏子仁等,多能起到益脾胃,强身骨之功效。

元代皇宫饮茶多种,《饮膳正要》列举19 种茶的制法和饮用习俗。元廷在南方建有茶场,精制贡品北运,其中武夷茶厂出产的茶最为著名。这些茶运至宫中后还需再加工,多用奶油、酥油、枸杞及各种花类焙制。北地游牧人群普遍多食肉脂,以茶助运,利于消化吸收。现今发现茶多酚具有延年益寿之功,为我国饮茶养生健身之佐证。

金元人所谈之“茶”,或称“茶食”更为恰当,常于面粉中加入松子、枣肉、牛羊油脂、蜂蜜等熬成糊状,可热饮,也可冷却切块,或制成饼状,装盘待客。如香茶,是以白茶、龙脑、百药煎、麝香等与粳米同熬成粥,和成剂,印作饼后食用。这些茶点多有保健功能,调脾益胃、消腻除胀,功效不一。

元代食谱中,还有饮品舍儿别。该词汇来源于波斯语Sherbet。为中亚传入的一种饮品,在朱丹溪《格致余论·饮食箴》中称舍利别,元代家庭百科全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称解渴水。原料有两类,水果或药物,加糖或蜂蜜熬制而成。关于舍儿别的传入,《至顺镇江志》中有一段关于元代外籍官员马薜里吉思的记载:“薜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治愈,充御位舍里八赤。”[12]367成吉思汗征服中亚时,太子也可那在薜迷思贤(地名,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患病,由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当地名医撤必出手相救后病愈。忽必烈继位后,召撤必的外孙马薜里吉思来元做官。马薜里吉思从其外祖父那里继承制作舍儿别的技术,被元廷任命为舍里八赤(负责制作舍儿别的官名),并到江浙、云南、福建等地传授舍儿别的制作技术,使这种饮品在元代盛行。舍儿别种类很多,有以各种水果为原料制成的,如樱桃、桑椹等,也有以五味子、丁香、白豆蔻等药物制成的。金元医家朱丹溪认为,一些性偏温热的水果制作的舍儿别,不可饮用过多,否则不仅无生津解渴作用,反而会助湿生痰。并推荐桑椹舍儿别,认为唯此种有生津止渴之功,多饮无防。医家对过量饮用所导致的疾病已有研究,亦见当时舍儿别的盛行。后舍儿别在医学上亦用作药物赋形剂,制作糖浆剂,成为中药剂型之一。

金元时期,金戈铁马,战火频仍,民不聊生,衣食不保。然而民族迁徙,文化融合加速,突出表现于饮食结构、习俗和食疗措施等方面。大夏党项羌族、辽国契丹族、金国女真族、元代蒙古族以及汉族皆有饮食特点。多年来的人为干涉和自然选择,使中华饮食的内涵日益丰满,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营养学和食疗学,惠及四方。中国传统饮食不仅强调色香味,更重视营养搭配。故常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气候、环境、人体体质等的不同,选用食材,并于食材中适当配加药材,或取药食两用之品,注意相宜、相忌、相反之搭配,总以协同互益,养生防病为原则。

篇4：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关键词】国学 “国学热” 中华传统文化 儿童读经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1B-0005-04

什么叫国学？目前为止，学术界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多数学者认为国学指的是国家的学问，即中国之学、中华之学，重点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近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简称为“国学热”。笔者长期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参与了一些相关的学习与研究，对如何继承、发扬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些感受和体会。笔者围绕近年来“国学热”的话题，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见解。

一、“国学热”产生的原因

关于“国学热”产生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独具魅力。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特指精神财富。精神财富指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思想、学说等。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思想、学说。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思想家，代表人物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思想，创立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这就是历史上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之中，道家、儒家以及后来从印度传入的佛家的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极其深远，而三家之中，儒家的影响最为深远。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思想学说（简称儒学）作为一种正统思想一直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传承发展，“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中国人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精神修养的标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等经典著作是研究儒学最重要的文献，历代有很多学者对它们进行评论、注解，这些都是先人们留下的智慧结晶，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因如此，在多数学者看来，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包括多种思想学说，但其主流、核心就是儒学，其他的学说则处于从属地位。在“国学热”传播的过程中，从学习内容上看，大家不约而同地重点选择了儒家经典，并以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学习队伍中，这不能不说明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这是“国学热”产生的内在原因。

（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是许多人新的精神追求。如果说“国学热”产生的内在原因缘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身魅力，那么有众多的人热情参与则是这股热产生的外在原因。之所以有众多的人参与，是因为他们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当成一种新的精神追求。为什么会有这种新的精神追求？因为他们认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可以使人终身受益。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在行动上主要体现为读书，同时也包括与之相关的交流、探讨、研究、实践，等等。所读之书都是公认的优秀经典，如《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四书”、《老子》、《诗经》、《易经》、《庄子》、《孙子》、唐诗宋词及历代史书美文等。不同年龄和层次的学习者都可以根据需要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书来读。这些书包含了许多为人处世、洞察人性、领悟人生、治国理政等方面的道理，见解独到，论述精辟，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处处放射着智慧的光芒。熟读并且领悟这些书，可以使人在培养德行、增长智慧、开阔视野、激发潜能、指导实践等方面获益，这种获益甚至影响人的一生。

在许多人看来，读圣贤书并非一定要成为学识渊博、道德修养高尚的圣人或智慧超群、什么都难不倒的神人，但读圣贤书可以让人不迷失方向，收获的是一种正能量，因此选择了国学。对他们而言，这样做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追求。这是“国学热”进一步升温的另一个原因。

（三）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如果仅靠上述两个原因，国学还是热不起来的，社会各界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积极推动，才最终促使“国学热”的形成。

据报道，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联名倡议：“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回到2500年前，从中国孔子那里寻找智慧！”1994年，台湾爱国人士王财贵（字季谦）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1996年开始在大陆试行推广。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等9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议案。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2006年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2006年《光明日报》推出了国学版专栏。2009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百家讲坛》。类似举动还有许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正是在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下，更多的人认识到继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因而自觉地加入到学习的队伍中来。这是“国学热”真正热起来的第三个原因。

二、“国学热”呈现的特点

关于“国学热”有何特点，学术界鲜有评论。笔者认为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国学之热，热在民间。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官方的元素是缺不了的，但就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而言，却比不上民间。官方虽然专业，但多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而在具体的行动上明显存在不足。虽然有些院校也开设了相应的课程，但真正接受到这种正规教育的人毕竟只是少数；虽然也有各种媒体在宣传，但真正通过媒体来学习的人数却比较有限。

反观民间的做法则大不同，他们显得更接地气，更加直接，更注重实效。具体表现为全国各地纷纷创办私塾学堂、读经会所等，招收不同年龄的学员（多数是儿童），开办各种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学习班，还编印学习资料，出版内部刊物，邀请专家学者巡回作报告，不时开展一些全国性的读书交流会。根据北京季谦教育咨询中心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在该中心登记注册的“谦字辈”学堂有400多家，而其他尚未注册的各类国学堂估计约有4000家，而且这一数据还在逐年增多。这些学堂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他们的办学理念，介绍他们的学习方式，推广他们的学习成果，提高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和吸引力。许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认同感的人自觉自愿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更能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许多原本对这种学习形式不了解的人渐渐有所了解，有疑虑的人渐渐打消了疑虑，不太认可的人渐渐欣然接受，最后由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这种自觉自愿、由我及人的学习现象在全国各地不在少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学热潮。

（二）儿童读经，成为亮点。台湾学者王财贵先生从1994年起，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儿童读经总的理念是让处于记忆力最佳黄金时期的儿童在13岁前尽量多读、多背那些最具智慧和价值的经典著作，从而奠定他一生的高远见识和优美的人格。在此后20年间，王财贵始终坚持不渝，致力于推广这项事业，在我国香港地区、东南亚、美国、欧洲、澳洲及中国大陆公益演讲千余场，被誉为“一场演讲，百年震撼”，掀起了全球华人地区儿童读经的热潮。

从1996年开始，王财贵开始在中国大陆试行推广儿童读经，吸引了许多人自愿成为他的追随者，他们一起孜孜不倦地推广儿童读经，并把它当作一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事业追求。经过不懈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们的理念，进而催生了众多现代私塾学堂，把儿童诵读经典教育推向全国，并逐渐向各个省、市、县、乡进行渗透。如今，儿童读经已形成风气，且声势浩大，规模空前。据统计，迄今为止，仅在中国大陆地区，已有至少5000万儿童从中受益。儿童读经已然成为“国学热”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学热”实质是儿童读经热。

三、“国学热”引发的争议

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国学热”，人们看法各异，评价不一。总体上看，持肯定态度的占多数，但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因而引发不少争议。例如，“国学热”是真热还是假热？“国学热”是不是简单复古？“国学热”是学习热还是研究热？“国学热”还能热多久，等等。如果说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还算比较温和的话，那么对儿童读经问题的争议就激烈得多。在此，笔者重点谈谈儿童读经方面的争议。

关于儿童读经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一直没停止过。支持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激烈较量，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争议的焦点和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该不该让儿童读经。支持者认为13岁以前是儿童学习语言文字的最佳时期，让儿童从小诵读中华传统经典著作，接受古代圣贤教育，不仅可以积累丰富的文化知识，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而且还能奠定文言文的学习基础，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激发儿童的潜能，促进儿童发展。

反对者认为儿童的精神世界是童心、童言、童真、童趣，他们喜欢的是儿歌、童话、故事等。让他们大量去读那些完全看不懂和完全没有用的“四书五经”，不仅严重增加学习负担，还剥夺了他们赖于成长不可或缺的快乐时空，是对儿童天性的抹杀。

（二）读经的方法可不可取。支持者提出了“及早读经、大量读经、老实读经、快乐读经”的十六字方针。读经的方法是“小朋友，跟我读”，即老师读一句，小孩跟着读一句。要求每日坚持花一定的时间来诵读，通过反复的诵读，目标是能背诵自如，甚至终生不忘。主张在读经的过程中，不求对内容的理解，只求对内容的记忆，认为现在“死记”多了，将来才能“活用”，进而提出了“填牛”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牛有“反刍”的功能，认为儿童读经也一样，一时消化不了不要紧，他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消化。

反对者认为让儿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机械地诵读、死记硬背是完全错误的，这违背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禁锢了儿童的开发性思维，是不科学的、有害的。不能让儿童死记硬背，应耐心等待，等到他能理解内容的时候再教给他。即便是“反刍”也不能等得太久。

（三）所读的“经”是精华还是糟粕。支持者认为儿童所读的“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的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是中华传统文化系统的活水源头。经典不仅构成民族的传统，而且提供给全人类无限的启发。

反对者认为“四书五经”等之所以在过去被当作经典，有两个原因：一是它可以成为专制统治者的理论依据；二是所有想做官的读书人都要靠它考取功名、得以晋升。现在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没有了，读它已经没有用。另外，这些经典中有大量的封建糟粕，隐含着奴性文化，还有许多错误和不科学之处，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那也只有史料价值。因此，将经典全盘视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肯定是错误的。

（四）读经到底有没有效果。支持者认为儿童读经效果明显。因为诵读时要眼到、口到、心到，很多时候要用手指着字读，经过反复诵读，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读经儿童的认字量非常多，口齿非常清晰，说话非常流畅。有许多读经儿童虽然对经典中的大部分内容还不理解，但学习过程中问的问题都有针对性，让老师和家长明显感觉到他们并不完全只是在机械地死记硬背，而是边读边用心思考，试图弄明白所读内容的意思。此外，在日常生活中，许多读经儿童久不久还能引用经典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由此看来，他们是在慢慢消化、吸收着经典的内容。这个过程不会立竿见影，可能比较漫长，但并不代表读经就没有收获。儿童读经讲究的是潜移默化的长期效应，正所谓“出水才见两腿泥”，事情没到关键的时候就无法见分晓。

反对者认为儿童读经只会白白浪费大好时光，对儿童成长毫无用处。因为反复读经，其实就是让儿童反复接受古人的命令和训诫，古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古人怎么做就怎么做。久而久之，儿童就不会说自己的话了，做事也没有自己的主张了，想象力没了，灵性没了，童趣也就被剥夺了。有许多家长希望孩子从小听话、顺从，将来能尽忠、尽孝，过去用了许多方法都没见效，现在希望用读经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难题。但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除了会背诵、听话、顺从外，不可能成为什么大才。因此，读经是没有用的。

总之，支持者认为儿童读经有利于奠定其一生优雅的人格基础，值得大力推广；反对者则认为儿童读经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完全摈弃。

四、“国学热”带来的思考

笔者关注“国学热”已有多年，也亲身参与了儿童读经教育实践，对期间所见所闻感触颇深，因而常常思考一些问题。笔者的看法是：

（一）平和心态，正确看待儿童读经。儿童读经是“国学热”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虽饱受争议，但应肯定其出发点是好的，学习传统文化先从儿童抓起的主张也是正确的。第一，凡是对儿童读经持反对意见且声浪最大的全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他们所认定的读经会让儿童感到“枯燥乏味、备受折磨、失去童真、痛苦不堪”的结论是在主体缺失的情况下凭主观感觉臆想出来的，这样的结论其实是不客观、不准确，也是极不负责任的。第二，对于儿童读经问题的争议，仅发生在民间或学术界，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从来都没有出面干预。并不是有关部门不了解这些争议，这恰恰说明儿童读经这种教育形式是得到默许的，至少没有遭到明确的反对。大家不妨用平常心看待儿童读经，想读的就让他去试试，亲身体验一下；不想读的也不用勉强。至于儿童读经的结果如何，不妨留给时间去检验吧。

（二）保持理智，客观评价精华与糟粕。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总有一些人除了极力反对儿童读经这种形式外，同时还质疑传统经典的价值，认为其中有大量的糟粕，甚至出现否定经典的倾向。笔者认为他们的看法过于极端，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什么叫作“精华”，什么叫作“糟粕”，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对于同一句话或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站在不同的立场就可以做不同的解读。例如，《论语》中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本意是强调子女要多在父母身边尽孝，如果确需离家，也要知道回来，以免父母担心。但有人批评说如果按孔子的说法，父母健在的子女都不能到外地工作了，更不能出国学习了，那还有什么前途？还谈什么交流？孔子赞美学生颜回有安贫乐道的修养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此，有人就说如果按孔子的观点，我们现在都得去过苦日子才行，那还提什么奔小康？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可见，对孔子的话，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又如，《弟子规》中强调“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这是要求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但有人却认为这是对儿童的奴化教育。《弟子规》中提到“亲有疾，药先尝”，意思是父母亲病了，在吃药之前，自己要先尝一下，看看是不是太苦、太烫了，体现的是一种孝心。但有人却认为这是反科学的荒诞行为，觉得病人喝的药，怎么能让健康的人先喝呢？从这些相对立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于同样的内容，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全由读者自己去衡量。正因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对经典的解读之中，所以才引起那么多的争议。

对于存在的争议，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俗话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不争不足以把观点讲清楚，不争不足以把道理说明白，不争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在争议时，不妨多一点理智，少一点情绪，这样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据了解，对于中华传统经典中精华与糟粕的争议，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这些经典都是精华，没有糟粕；二是认为经典中多数是精华，有少许糟粕；三是认为经典中多是糟粕。三者之中，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由此可见，不管怎么争，大多数的人对中华传统经典的评价是持肯定态度的。

（三）统一认识，让“国学热”持续升温。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国学热”到底能热多久？还有没有热的必要？该不该给它浇点冷水？笔者认为，对于“国学热”，不但不应泼冷水，反而应该鼓励。只要大家都统一了认识，它就能继续热下去，并且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因为无论是从个人、社会，还是从国家的层面上看，这样做都是很有必要的。

从个人层面上看，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可以使人终身受益。关于这点，上文已谈及，即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是许多人新的精神追求。在此不再赘述。

从社会层面上看，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许多理念，一直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遵循的准则。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以人为善”、“和为贵”、“和而不同”、“为国以礼”、“礼尚往来”、“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富则兼济天下”等观点，就包含有团结、文明、和谐、诚信、友善、包容、平等、民主等主张。

从国家层面上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国家软实力，防止“去中国化”的有力举措。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号、一种标志，是民族的根本；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努力塑造起来的中国特色品牌。我们应该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国学热”这个问题，让“国学热”持续升温。

（四）群策群力，为普及传统文化知识铺路搭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文言文基础差，不具备直接阅读传统典籍的能力，因而使传统文化知识无法得到普及。虽然在大学里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有一定数量的师生在从事古典文学、典籍的研究与学习，但仅靠他们是不足以担负起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个巨大任务的。因此，我们应该群策群力，想方设法，为普及传统文化知识铺路搭桥。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五项措施：

第一，从幼年抓起，尽早对孩子进行有针对性的传统文化教育，为文言文的研读打下良好的基础。至于在学习方法上，是让孩子先把经典背诵下来等待日后慢慢消化，还是一边学一边解释，可以通过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加以完善。

第二，注意学习的系统性，合理制订学习计划。应采取分段学习的步骤，从简单的入手，按《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诗经》、《易经》、《庄子》、《孙子》、唐诗宋词、历代史书美文等顺序来学习。从少儿时代起，如能系统、完整地学完这些优秀著作最好；实在不行也只能选择式地学习。

第三，修改教育体制和教学大纲，将优秀经典纳入到必修课中。曾有学者建议把“四书”全部或部分编入教材，并当作一门课来学习。赵朴初、冰心等还提议建立幼年古典学校，或在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中学设立古典班，专门培养这方面的后备人才。笔者认为这些建议有一定的道理，不妨在一些大城市先做试点，看看效果如何。

第四，精心组织权威专家统一编写教材或读本。教材或读本不必分学习型、研究型，或初级本、高级本，通通按研究型、高级本的标准来编写。内容应包括解题、原文、今译、注释和评述。特别是评述，必须在综合古今注疏家诠释的基础上，对原著的旨意做深入、详尽的评述。这样，即使是普通读者，在自学时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以《老子》为例，仅现代的读本就不少于50本，读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来阅读。

第五，传统文化若想得到普及，最终要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经典虽然难懂，但如果换一下表现形式，说不定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笔者认为，有关部门能否组织力量，精心制作一部“中华经典系列动画连续片”呢？以《论语》为例，全书共有二十章，每一章都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场景，本身就有一定的故事性，制作成20集的动画片应该没有问题。原则是片中一定要体现文本，同时配有诵读，还可以通过旁白进行必要的说明、评述，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通俗性。如果将来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并能像公益广告一样在各电视台反复播放，那么传统文化知识就能得到普及。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共同努力。透过“国学热”，我们看到了社会大众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儿童读经热更让我们感受到传承传统文化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1]陈卫平.“国学热”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J].学术界，2007（6）

[2]商友敬.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EB/OL].（2013-12-15）[2015-02-06].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54366c0101e0hn.html

[3]彭真怀.习近平传统文化重要论述[EB/OL].（2014-08-15）[2015-02-06].http：//gx.people.com.cn/n/2014/0815/c365334-22004058.html

[4]王杰.当前“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EB/OL].（2007-06-18）[2015-02-06].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5876182.html

[5]陈来.如何看待国学热[EB/OL].（2010-08-02）[2015-02-06].http：//www.gmw.cn/01gmrb/2010-08/02/content_1199474.htm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中职学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研究”（2015C312）

篇5：从唐诗宋词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本文以英源外来词为研究载体。文中“外来词”指的是全部或部分从其他语言中引入汉语的词语,按其书写和发音特点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外国词(alien words),[3]主要指直接来自另一种语言的词,一般不包括意译或仿译,且保持原发音。(二)外来混合词(loan blends),[3]指意义整体上来自其他语言,语音形式上部分借用,其他部分用本语言的形式和语音来表示。(三)音译词(transliteration),[3]指通过音译的方式引入本语言的词。(四)仿词(calques),[3]亦称之为“意译词”,是指按照源语言的语素构成逐一意译的词,由于仿词或意译词现象较为普遍,故本文不予探讨。选择英源外来词作为研究载体的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加之当前中国对英语教育非常重视,从而导致汉语里英源外来词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语言来源的外来词。出于上述原因,本文从外国词、混合词、音译词的角度了解分析当代大学生认识和使用外来词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

一、调查问卷与过程

2008年至2010间,笔者收集整理了出现在《武汉晚报》上的词频为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一百多个外来词,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旨在了解大学生外来词认知、使用及态度的问卷。

调查问卷没有孤立地询问被调查者的意见,而是选择了其中词频超过两次的八十余个外来词。此外,问卷在提供外来词的同时,给出了其报刊原文,以便被调查者了解该词的使用语境,从而为问卷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和年龄;第二部分为三个问题,分别是:(1)您使用以下标有下划线词语的情况。(2)对于同一事物,您最喜欢使用哪一种表达方式,理由是什么?(3)您认为使用外来词,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用来了解被调查者的外来词认知程度和使用情况,共计67个外来词条目,两个选项大栏目:认知程度和使用情况。其中认知程度里有三个供选项:(1)见过并知道该词的含义;(2)见过但不知道含义;(3)从未见过。使用情况栏也有三个选项供选择:(1)经常使用;(2)偶尔使用;(3)从没用过。

第二个问题涉及31个外来词,下设两个选栏,均为单选。其中“最喜欢的表达方式”这一栏目,问卷提供了外来词、意译词词形供选。“理由”栏的选项分别是:A简洁;B习惯;C此处汉语/英语描述更清楚;D其他,要求被调查者只有当A/B不能成为理由时,才能在C/D中选择,确保被调查者提供的选项的理性与逻辑性。通过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了解大学生对同一事物不同表达方式的喜好。

第三个问题为多选题,问卷提供了五个选项,分别是:A会丰富汉语的表达方式;B会破坏汉语的纯洁性,但影响不大;C是对语言的侵蚀,会导致汉语的消亡;D从未想过,怎样时尚怎样用;E其他。这个问题旨在了解被调查大学生对外来词的态度。

问卷设计完成之后,针对武汉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我们发放了150份问卷,其中返回117份。涉及的高校有高职院校和本校院校,学生学历包括专科、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学生年龄在18岁到28岁之间。

问卷返回之后,我们采用软件设计分析程序,确保了数据统计的准确性。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文化结构的深层是心理文化,其中包括价值取向,这种深层文化的交流在词语借用中也刻下了印痕。词语借用的对象、范围和流向首先就强烈地体现出一定社会的价值取向。[5]本文中的文化价值取向指的是在文化范畴内个人或群体判断正确错误的信条。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人们的行为举止,而人们的行为举止反过来又会反映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由此可以判断,对外来词的态度亦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

根据对统计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当代大学生文化价值取向七个方面的特点:

(一)能够接受新事物

从大学生使用外来词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们并不抵制外来词。他们对外来词有一定的认知度,并且会使用部分外来词。调查发现,针对问卷第二个问题,没有被调查者表示喜欢全部使用汉语含义的表达方式。一些外来词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远远高出汉语含义的表达方式。如94%的人表示他们更喜欢使用“摆pose”,只有6%的人选择“摆个姿势”这一汉语含义的表达方式。PK这个源自网络游戏的外来词,受到了89%的人的青睐,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们把它用在这样的句子里:你俩PK吧;我们来个歌曲大PK吧;PK一下不就行了等等。调查表明63%的人认为外来词能丰富汉语的表达方式。总之,由此可以判断,大学生愿意接受新事物。

(二)追求新颖

外国事物的新奇性有时会导致人们使用音译词,而不是意译词,[6]目的是增加本土文化的异域气息。

陈原认为,现代汉语的借词(笔者注:即外来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抗拒音译转写,而乐于接受部分音译或全意译。并指出在汉语书写系统改用拼音文字以前(或与拼音文字共存),现代汉语借词的这种趋势(即排斥音译转写的趋势)不但不会改变,而且只有愈来愈烈。[2]然而,当代大学生并不抵制使用外国词,如copy、fans、shopping和pose等。调查表明,被调查者对这些词的偏好率依次为:65%、61%、70%、98%。同时,粉丝、拷贝、卡通等纯音译词(笔者注:即音译转写)也受到了部分大学生的喜欢。

而事实上,上述事物的表达方式其实在中文中早有对应的表达方式:备份、迷、购物、姿势。因此可以判断:大学生们偏向使用这些相对较新的外国词或音译词,并非为新事物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而是追求新颖。

(三)追求简洁

改革开放之后,汉语中出现了许多以缩写词为主的外国词和混合词,这些表达方式的共同特点是简洁。这类外来词的引进与当代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文化洞察力日益敏锐密切相关。同时,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使得人们更加喜欢对同一事物表达方式较为简短的那种,而英语缩写词正好符合要求。如超过50%的被调查者表示喜欢NBA、VIP、CT,而不是较长的汉语含义表达方式:美国职业篮球赛、贵宾级会员或客户、计算机断层扫描。较之汉语含义的表达方式,深受大学生喜欢的缩写词还有:VIP、CCTV、DNA、最HI、GDP、vs.、CPI、CT。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具有追求简洁的特点。

(四)自信

如果一个民族对经济繁荣和教育发展充满自信的话,就会吸收和接受大量的外来词,以满足提高生产力和发展教育的需求。[7]调查表明,76%的大学生认为外来词不会给汉语带来消极的影响,63%的大学生认为引入外来词会丰富汉语的表达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大学生对于民族的语言是充满自信的。

(五)宽容

汉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的宽容性。纵观历史,汉民族对各种类型的外来文化,包括域外文化以及域内各兄弟民族文化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7]邢福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在语言中的汉人大陆文化自给自足的封闭心理有了很大转变,在汉字的方块字符中夹用拉丁字母而并不觉得不协调,体现了人们对外来事物的宽容和为我所用的心理。[5]外国词和混合词在汉语中的应用就是这种宽容心态的表现,如“唱卡拉OK”“去KTV”“看NBA球赛”“穿T恤”“走T台”“做B超”等等。

统计表明,部分大学生表示,尽管他们不使用某些外来词,但是他们认知这些词。对其中一部分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即使他们自己不使用某些外来词,但也不排斥他人使用。这些都说明,当代大学生具有宽容心。

(六)随大流

49%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之所以偏爱某些表达方式是出于习惯。也就是说,他们选择“photoshop课”等外来词的原因是其他的人,尤其是大众媒体,是这样使用的,于是被调查者们也就如此用了。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中有不少的人使用外来词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跟随大流。

(七)保守

语言是一种顽固的社会习惯,[2]据此就不难理解当代大学生保守的文化价值取向了。调查表明,尽管他们对“NBA”“CT”等缩写词表示出青睐,但是对于陌生的外来专有名词,他们更喜欢用较长的汉语含义表达方式,而非简短的缩写词。如72%的人喜欢“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技术”,而非“TFT-LCD”,该词的认知度只有8%。与之相对的是,“CCTV”,认知度为99%,85%的人更喜欢该词,而非“中国中央电视台”。

由此可以判断,当代大学生并不能陡然接受那些他们并不认知的词汇,语言的保守亦可推断其文化价值取向中保守的一面。

三、结语

研究表明,一方面,大学生愿意接受新事物,他们首选的偏爱词汇有近半的是外来词;他们追求新奇,会放弃本土的一些表达方式而使用外来词;他们追求简洁,喜欢使用缩略语;他们自信,大部分人认为使用外来词能够丰富汉语的表达方式;同时他们具有宽容心,能接受别人使用自己并不用的外来词。但究其使用外来词的理由时,有高达49%的大学生表示是因为习惯了这样使用,而这一习惯是在媒体大爆炸时代形成的,并非他们理智客观地做出选择,这可归结为他们趋附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对于相对陌生的事物,他们还是首选较长的汉语表达方式而不使用简洁的外来词,这证明了当代大学生有点保守的价值取向。综上所述,多元性与矛盾化是当代大学生文化价值取向的两大特点。他们能够接受新事物、追求新颖、追求简洁、自信、有宽容心、随大流、保守,这些都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与矛盾性。

参考文献

[1]张小平.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百度网.武汉晚报.http://baike.baidu.com/view/364678.htm[DB/OL].2011.

[5]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Bloomfield,L.Language[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