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通用9篇）

篇1：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1、必须具备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封闭式垃圾容器，并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2、室内外环境整洁，无蚊蝇、老鼠孳生。有防蝇、灭蝇、防鼠、灭鼠及灭蟑螂措施。

3、墙裙、地面用不透水材料铺设（镶贴），保持清洁、下水道通畅，无积水。

4、营业场所整洁、无吊灰、蜘蛛网和积尘，墙壁及天花无霉斑，无脱落。

5、有油烟排放设施，并保持排气罩清洁，不滴油。

篇2：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为提高职工健康意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降低四害密度，加强对除四害的工作力度，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曹国祥；组员：孙荣福、王君达、王新华、顾蕾。除四害领导小组成员每季度各开一次会议，研究本单位除四害情况及方法，并制订除四害的工作制度。

二、灭鼠工作

⒈把除四害工作列为本单位爱卫工作、创建文明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人人参予，个个动手，家家户户不留死角。

⒉灭鼠工作坚持经常与突击相结合，防、灭相结合，药物与工具相结合，每季度开展一次药物突击灭鼠活动，常年有灭鼠工具，有切实可行的防鼠措施。

⒊及时清理室内外杂物，经常检查仓库、墙角、墙缝、鼠洞，及时堵塞，对鼠笼、鼠夹应及时投放和清理。

三、灭蝇、灭蚊工作

⒈彻底清除蚊、蝇孳生场所和卫生死角，翻盆倒罐，清除积水，不乱倒乱丢垃圾。

⒉定点、定人、定时对孳生场所进行药物喷洒消灭。

⒊完善防蝇设施，垃圾箱有盖有门，密封存放垃圾，厕所定人打扫，定时喷洒药水。

四、灭蟑螂工作

⒈每年每季秋季开展药物消灭蟑螂突击活动。

⒉饮食、食品存放处必须开展经常性的灭蟑螂活动，确保“药

⒊职工家庭厨房要经常彻底清理蟑螂栖息场所，并搞好室内外卫生，清洗厨房每个角落，确保饮食卫生。

××市烟草专卖局卫生管理制度

为加强对卫生工作的考核管理，营造整洁、优美的良好工作环境，确保卫生工作全面达到创建要求，现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经爱卫委小组研究决定，特制订本制度。

一、强化组织领导，实施分工负责制。各科室负责人为

本科室卫生工作第一责任人，要把卫生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摆上位置，扎实做好各项卫生工作。

二、坚持长效管理的原则，实施卫生包干责任制。各科

室卫生包干区要专人负责，责任到人，确保卫生全面达示。

三、坚持每天一小扫，每周一大扫，每月大整治，要清

除卫生死角，办公场所卫生要达到创建要求。

四、积极参与局（公司）组织的卫生整治工作，严格考

勤，确保人员落实到位。

五、积极配合局（公司）做好除四害工作，有专人负责，不准乱倒垃圾，乱扔烟头和杂物。大小便要及时冲洗，保持厕所卫生整洁。

六、定期进行灭鼠、灭蚊、灭蝇、灭蟑螂，消除“四害”，由办公室派专人实施负责。

七、在城客户服务部的卫生工作由网建办负责，并定期

组织检查考核。

八、扎实做好健教工作，定期组织辅导上课，每季一期

健教专栏，内容要广泛全面，不断更新，确保健教的实效性。

九、局（公司）每月组织一次检查考核评比，并与当月

篇3：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下政府卫生支出的变化情况

政府卫生支出是指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反应了政府对卫生事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卫生支出是卫生总费用的一部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也稳步上升,2009年以后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已经达到WTO年提出的占GDP5%以上的要求,相应的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却随着卫生总费用的增长发生了变化。

(一)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变化

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反映了政府对医疗卫生进行财政支出力度的大小,分为绝对规模以相对规模。政府卫生支出的绝对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卫生财政支出的总额及其增长率,相对规模是指政府卫生支出与GDP、财政支出以及卫生总费用的比值或百分比。对政府卫生支出规模的变化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比较。1985年医疗改革启动以来,总体上政府卫生支出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反映出国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幅度会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现状(见表1)。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2013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hppt//www.moh.gov.cn.

1.政府卫生支出绝对规模的变化

医改以来政府卫生支出的总额逐年上升,但在增长幅度上分为两个阶。1985—2006年之间政府卫生支出处于平稳增长态势,除去2003年突如其来SARS政府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外,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007年以后政府卫生支出增长趋势迅猛,但增长速度波动较大,除去2007年由于禽流感导致政府卫生支出异常增加外,其余年份的波动与医改政策的变化有关。

2.政府卫生支出相对规模的变化

政府卫生支出的相对规模经历了三个阶段:1985—2000年的下降阶段;2000—2007年稳定阶段;2007年以后的上升阶段。虽然政府在1997年规定“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的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但在1985—2006年间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这导致政府卫生支出占GDP与卫生总费用比重过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较重。2007年以后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上升较快,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恢复到医改前的水平。

(二)政府卫生支出的结构变化

政府卫生支出的结构是指卫生财政补贴的分配状况,按照支出功能划分为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行政管理事务支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支出四部分,其中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占据了政府卫生支出的80%以上,是政府卫生支出的主体(见表2)。新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立使医疗保障支出逐年增加,导致政府卫生支出中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的比例下降而医疗保障支出的比例上升,2007年医疗保障支出超出医疗卫生服务支出成为政府卫生支出的重点。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政府补贴的增长幅度也很大,2012年基本医疗保障支出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贴占政府卫生支出的57%,成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下的政府卫生支出主体。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同表 1。

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下政府卫生支出对医疗服务公平性的影响

如果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过低,致使患者直接支付的医疗费用过高而限制医疗服务需求时,有限的政府卫生支出应该优先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才能增加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下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得到提升,支出结构的重点也转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由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围不仅包括基础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包括大中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这会激励患者到大医院就医而出现过度医疗,导致医疗费用的过快上升。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医疗服务的增长幅度会超过收入的增长幅度,医疗负担反而因此而增加,进一步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不公平程度。

(一)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是增进医疗服务公平性的前提

保持适当的政府卫生支出规模是维护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前提,政府卫生支出的降低必然提高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如果个人卫生支出比重过大,家庭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状况将决定个人的医疗需求,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可能直接转化为医疗服务的不公平。医改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以政府为主,完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及覆盖9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合作医疗保障了几乎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用占GDP的3%左右的卫生总费用使民综合健康水平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公益性医改之后,中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逐年增加,2011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增加到5.15%、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增加到55.9%,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状况改善,但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过低制约了政府卫生支出规模的提高,导致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幅度快于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幅度,收入与财产的分配状况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程度较低。中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要高于印度,但在同年WHO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191个成员国卫生费负担的公平性排名印度居第四十三位,而中国居世界一百八十八位。原因是印度政府将有限的政府投入公平地补给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低收入群体,而中国有限的政府卫生投入的主要受益人则是高收入群体。

(二)政府卫生支出结构不合理是医疗服务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提高医疗服务公益性的手段不明确,导致政府卫生支出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进入大中型医院,同样数量的财政补贴投入到大医院,属于杯水车薪,不能增加其公益性,而投入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保障低收入者的医疗需求。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首先要明确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范围,在中国的医疗体制中,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的服务,准确地说是基本药物与基本治疗范围内的服务,导致医疗补贴与医疗服务的需求量相一致。低收入者能够购买的医疗服务有限,获得的医疗补贴也是有限的;高收入在得到医疗补贴后会进一步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结果获得更多的医疗补贴,导致医疗服务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另一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导致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也大于城镇居民,结果是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大于城镇居民的医疗负担,基本医疗保险使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支付更多的医疗费用。

(三)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差别是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村合作医疗构成,2012年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达到13.4亿人,实现全民医保。但不同医疗保险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别较大,虽然政府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但差距依然存在,2012年新农合基金人均支出299.1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249.1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1 837元。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医疗保险规定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以及各种自费药品、检查等,致使低收入者从社会医疗保障中获得的医疗保障是有限的,许多特困家庭连起付线也支付不起,不得不放弃治疗,这是导致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卫生支出方向的冲突是政府卫生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根源,也是导致医疗服务公平性无法提高的原因。公益性医疗改革明确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但在支付方向上包括了基本医疗保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公立医院三方方面,在医疗服务市场化供求的激励下,有限的政府卫生支出必然流向效益较高的大医院。政府卫生支出应该向基层医疗服务卫生机构倾斜,才能促进医疗服务公平性的前提条件。

摘要：在基本医疗卫生体制中,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范围是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确定的,医疗保险支付是按照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量决定的,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享有更高的医疗保险,对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大,也获得更多的医疗保险补贴。随着政府卫生支出中医疗保障支出比重的增加,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却降低了。

篇4：环境行政主体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关键词：行政主体；环境行政主体；原因；制度研究

1 环境行政主体的制度分析

1.1 环境行政主体制度缺陷的原因分析

首先，在立法上，行政立法主体众多，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相冲突，而且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间也有抵触的情形。由于没有法律专门明确的规定，环境行政主体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所立的规章制度也是朝立夕改，难以形成一项制度。

其次，在执法上，环境行政执法不独立。目前，环境行政实行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行政体制，在行政执法中受地方人为干扰较多，环境行政执法权限不清，环保部门缺乏必要的强制执行权，这就使得执法趋利性较为明显，加大了违法行政的可能。

最后，在其他方面，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中执法监督职能和经营职能的界限模糊，使环境行政执法难以到位。各环境行政部门之间以及环境行政部门内部职责不清，导致互相扯皮，互相推诿，难以协调合理形成合力。

2 完善我国环境行政主体制度的建议与思考

2.1 环境行政的制度体系思考

首先，要改变行政主体理论。我国现行的行政主体理论是导致环境行政诉讼被告多为“影子被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理论极大地羽化了政府的责任，不符合行政管理的规律。为了强化政府的责任，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行政主体理论进行根本性改变，构建新的大行政主体理论。

其次，要改革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体制，在明确统一监督管理部门和分管部门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规定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这样就可以消除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诉讼中代政府受过的情形，使其可以真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再次，要设立必要的环保法制机构，配备环境法制工作专业人才。要充分发挥法制工作机构的参谋和助手作用。

2.2 环境行政主体制度的原则思考

(1)环境行政主体的立法思考。

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应以职能的科学配置为基础，做到职能明确、分工合理、机构精简，在设立环境机构的立法上我们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必要性原则 设置和变更行政主体应当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需要设立。国家应当保证只是在必要时才设立组织进行管理。

②可达目的原则 指建立环境行政机构时，应当具有达到环境保护目的的可能性。如果设立的环境机构及其配置的职权根本无法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设置是不可取的。

③效率原则 环境行政组织的设立应当在满足前述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保证行政效率的最大化。如果地方保护能被有效控制，由本地方环境行政组织管理地方环境事务将会更加方便和节约成本。

(2)环境行政主体的执法思考。

首先，应致力于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作为环境行政主体的延伸，环境执法工作人员应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一是环保基本国策意识。二是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意识。三是执法责任意识。四是服务意识。

其次，要强化环境行政主体的执法权力，提高环保行政部门的执法能力。其一，赋予环保部门查封、冻结、扣押等必要的强制执行权力，使环保执法真正地硬起来。其二，赋予环保部门限期治理决定权。

再次，对环境行政执法者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执法者自身的素质。并且要把这些思想教育落到实处，同时，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增强他们的民主法制意识。

最后，要建立完善的内外监督机制。外部监督体系是指由党政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新闻舆论机关和群众等方面构成的监督体系。而内部监督是指由行政机关和执法机关自身监督制约构成的监督体系，包括审计机关、监督机关、复议机关等监督。

参考文献

[1]胡婧.对环境行政主体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习，2007，2：46-58.

[2]宋杨.我国环境行政主体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

[3]齐树洁，林建文.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05.

篇5：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一、鼠类防治

1、防鼠：

(1)利用各种肯效措施，杜绝外环境鼠类侵入室内。

(2)室内所有物品堆放整齐，无杂物乱丢。室内各种材料、废弃器物都用容器盛放，加盖密闭。

(3)仓库堆放符合规格，即离地20-30厘米，离墙10-20厘米。

(4)室内无洞穴、墙洞和垂直管道通口，空调通口用水泥、油灰堵塞或铁皮补上，夹层天花板无破损

(5)下水道、地沟、排气扇和通风口加铁丝网。

2、灭鼠

(1)所内灭鼠用毒饵盒，由专人每季度对投放鼠药。

二、蟑螂防治

1、防蟑

(1)减少缝隙，对木器、电器开关等蟑螂易躲藏的地方用油灰、水泥等堵缝，大缝及时修补。

(2)控制食源，室内不遗漏食品残屑，工作后保管好食品垃圾。

2、灭蟑

(1)毒饵灭墇定期投放，少量多堆，投于蟑螂栖息活动场所。

(2)药物灭蟑，用灭蟑杀虫剂直接喷洒于蟑螂栖息处或用来蟑片熏杀蟑螂。

三、蝇类防治

1、防蝇

(1)下水道无残留污物，室内地面整洁，无死角。

(2)生活垃圾袋装后存放，及时清运，食堂泔脚桶加盖。

2、灭蝇

(1)备有蝇拍、气雾罐等灭蝇器械，做到见蝇就灭。

(2)厕所、垃圾箱等多蝇场所、用灭蝇药物进行滞留喷洒，并在这些场所附近装置捕蝇笼、毒蝇。

四、蚊类防治

1、防蚊

(1)外环境所有各类容器堆放整齐，容器内无积水。绿化地带无小容器，雨后无积水。

2、灭蚊

篇6：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爱 国 卫 生 资 料

二OO九年

2011年流水中心卫生院除“四害”工作制度

根据市创建办有关文件精神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了除“四害”工作制度如下：

1、我院成立除“四害”领导小组，医院院长为领导小级组长，成员田群、沈西英、何启腊负责全院除“四害”工作的推动和监督工作。

2、对考鼠经常活动的院落及堆放杂务之处要加大投药力度。投药要符合国家标准，不使用禁止使用权剧毒药剂。

3、加大卫生间的管理力度，及时清进垃圾，消灭蚊蝇的孽生地，要保证垃圾一天一清理，对卫生间垃圾堆放处和容易滋生蚊蝇的下水道口等部位要坚持每天打药一次。

4、坚持环境防治，以堵洞抹缝，清理蟑螂的栖息地为突破口，做好蟑螂的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及时消灭。

流水中心卫生院 2011年2月10日

2009年河西卫生院成立“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辖区情况，为了搞好辖区“创建”工作，我院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如下：

组长：刘泽余（河西卫生院院长）副组长：王龙（河西卫生院副院长）成员：田群 何启腊 沈西英

河西卫生院 2009年1月20日

爱国卫生工作制度

1、在院外院内不准随便扔垃圾，而院内没有垃圾桶，禁止随地乱倒垃圾，对医疗弃物到指定处给予焚烧。

2、不许在院内外随便堆放垃圾堆，要彻底整治视野范围内的脏、乱、差现象。

3、不准在院内外随地吐痰、乱泼污水、乱扔瓜皮果壳、院内墙壁乱画、乱贴。

4、严禁队内养家畜。

5、每年按季节变化进行除“四害”活动。

河西卫生院 209年1月21日

2009年河西卫生院爱国卫生工作计划

为巩固提高爱国卫生、卫生创建成果，完善“以人为本、长效管理”网络化运行机制，全面建设“健康社区”，我院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决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长效管理机制，与时俱进，务实开拓，在新的一年中创造更优异成绩，特制订工作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实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完善我院爱国卫生“以人为本、长效管理”网络化运行机制为载体，大力开展本单位以环境卫生、健康教育和除害防病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增强我院全体职工的社会公德、卫生健康意识。不断优化我院的卫生环境，进一步增强创建力度，努力为全院创建一个清洁、优美、整齐、舒适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

二、主要工作

1、根据市爱委会有关卫生工作的精神和要求，加强领导，健全各类制度，完善检查考核工作。并结合本院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做到全民发动，层层落实，通过活动，使我院的卫生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我们继续做好卫生包干区的日常工作及重要节日和活动的突击清扫。同时，着力提高职工综合素

质，加强对病员卫生教育，抓住薄弱环节，重点突破。

2、我们单位决心在二00八年坚持长效管理，继续完善与实施原定的卫生除害规章制度，努力把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切实搞好单位内部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不断巩固和提高卫生水准。

3、继续划分好卫生保洁区与包干责任制，使卫生工作责任落实到人。

4、要做到层级管理，互相沟通。定期进行检查，平时随机查看。

5、在卫生月、卫生周中，全员动手，开展环境整治活动。并教育幼儿参与力所能及的卫生劳动，使他们增强卫生意识，并逐渐养成讲卫生、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6、做好除四害工作，防鼠、防蟑、防蝇设施，合格率达标。厕所的清洁卫生要做到无臭味、无尿、无蝇、无积灰。

7、垃圾要做到每天保证清倒一次，必要时二次或多次，垃圾箱周围保持清洁、无苍蝇。

8、积极开展健康宣传的教育，宣传卫生保健知识与信息。疾病预防工作本着“重在预防”的宗旨全力从源头上对“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加以防范和遏制。以达到维护和促进健康之目的。

三、主要措施

1、把爱卫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创建文明行、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中，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做到有目标计划，有具体措施，有检查落实、有总结评比。

2、要加强爱国卫生制度建设，严格以制度制约规范职工的行为，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卫先管理制度台账，不断探讨爱国卫生工作和科学管理办法，推动我院爱国卫生活动工作水平持续发展。

3、加强管理，组织有关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列为考核成绩。

4、坚持不懈抓好除四害，防疾病，保健工作，大力宣传，广泛发动，着重搞好春、秋两季灭鼠工作，消灭老鼠，降低鼠的密度，5～10月开展灭蝇、蚊、蟑的消杀清理工作。

5、广泛开展控制吸烟宣传教育。办公室、会议室提倡禁止吸烟，同时设立禁止吸烟标志。

河西卫生院 2009年1月15日

2009年河西卫生院除四害工作计划

除四害是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一项工作内容之一，是创建国家卫生城的一项必备条件，我院结合“三创”的工作要求，积极配合全市切实搞好除四害工作，按照卫生局的部署及有关要求，做好灭蚊、老鼠、蟑螂、苍蝇的工作。现就我院除四害工作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的文件精神，全面宣传发动，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除四害活动，巩固除四害成果，不断降低四害密度，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下，控制和减少虫媒传染病的发病率，保证职工身体健康，提高工作生活的环境质量。

二、主要措施

1、广泛宣传发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消灭因害，讲究卫生是防止传染病爆发流行，保护职工身体健康的主要内容。要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大力宣传除四害的意义。努力营造人人动手，个个参加除四害的氛围。同时健全除四害领导小组，形成分管领导牵头，办公室负责，各科室配合的组织保障体系，切实开展好工作。

2、除害主要防治措施。——灭鼠

①搞好宣传教育，提高职工对除四害工作认识水平和参与意识；

②坚持突击灭鼠与经常灭鼠相结合，要加强防鼠设施建设。③治理环境卫生，清除院内垃圾死角，搞好卫生综合治理。——灭蝇

①缩小与根除蝇类孽生地，加强粪但管理，厕所均为水冲式化粪池厕所，化粪池盖密封，粪便无暴露。

②采用人工、药物等方法，因时因地消灭蛆、蛹，随时随地消灭成蝇。

——灭蚊

①控制和消除草生条件，疏通水道，填平坑洼，防止形成死水，同时搞好下水道和地下室的防蚊工作。

②搞好室内外速效灭蚊，常用DDV气雾喷杀。——灭蟑螂

采取环境治理与化学消杀结合的办法，铲除草生源地。对重点区域进行封闭消杀，集中治理。

3、完善卫生基础设施，提高卫生水平

①完善垃圾清运设施，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垃圾箱数量。②完善排水排污设施，下水道要基本实现封闭式覆盖。③加强医用垃圾、医用废弃物管理,垃圾、废弃物日产日清。④加强院内的卫生整治力度，做好各科室内部卫生，清理杂物，补缝堵。

河西卫生院

2009年河西卫生院成立“整脏冶乱”

领 导 小 组

根据市“创建办”有关文件精神要求，结合辖区情况，为抓好我院的整脏治乱工作，特成立了整脏治乱领导小组：

组长：刘泽余（河西卫生院院长）副组长：王龙（河西卫生院副院长）成员：田群（河西卫生院防疫专干）沈西英（河西卫生院妇幼专干）何启腊（主治医师）

河西卫生院 2009年1月20日

河西锦江卫生院

2009年“整脏治乱”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铜仁市“整脏治乱”专项行动纲要》和《铜仁市2008年“整脏治乱”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文件要求，同时结合主管部门关于“整脏治乱”工作实施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结合本院创建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创建工作的连续性，根据专项行动的要求，市卫生系统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即为“整脏治乱”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二、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

我院加大“创建”经费的投入，对环境设施进行了修改维修，并且院内摆放盆景、盆药。

三、建立长效机制，实现规范管理。

1、建立了单位领导责任制度，把“整脏治乱”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分配到各科室，层层抓落实。

2、建立举报分示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接受监督，对所举报的问题，由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认真进行梳理。

3、建立目标考核制度，把“整脏治乱”工作纳入目标管理，按当年确定的工作内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考核。采取量化考核评分的方式。

4、建立行业责任制度。

5、搞好宣传发动。

河西锦江卫生院 2009年4月10日

河西锦江卫生院

2009年“整脏治乱”半年小结

根据市委及主管部门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情况，现将半年来“整脏治乱”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认真落实市委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精神，同时按照主管部门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精神的要求，结合本院情况，按照本院年初制定的“整脏治乱”工作实施方案。

二、关年来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整脏治乱”各项工作的要求，除“四害”环境卫生管理，卫生监督工作，传染病防治工作，污水、医疗废物管理等，但也还存在不足，在下半年继续努力，为完成年初制定工作实施方案中努力。

篇7：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甲方（单位名称）： 乙方（单位名称）：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为提高除“四害”（鼠、蚊、蝇、蟑螂）质量，有效控制 “四害”密度，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现甲方聘请乙方承包除“四害”工作，合同如下：

一、服务范围

甲方室内、室外环境，面积共计平方米。

二、服务项目

1、控制老鼠、苍蝇、蟑螂、蚊子密度。

2、指导搞好卫生基础设施和防鼠防蝇设施。

三、承包服务的具体要求

1、灭鼠：

1．1外环境每个季度全面饱和投放毒饵一次；

1．2对承包范围每个月检查鼠迹不少于一次，发现鼠迹立即清理并及时饱和投放毒饵，做好投药登记；

1．3每个季度监测鼠密度一次（目测鼠迹法）并做好监测结果报告； 1．4灭杀效果：年平均鼠密度（目测鼠迹法）不超过5%。

2、灭蚊

2．1每月对承包范围喷杀 次，2．2每周对承包范围内的容器积水、下水道和其他积水进行检查，控制蚊幼虫孳生，2．3灭蚊效果：积水中蚊幼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3%。

3、灭蟑螂

3．1室内灭蟑：每月施药 次，清理蟑螂卵鞘； 3．2下水道灭蟑，每 月热烟雾处理 次。

3．3灭杀效果：室内大蠊有成虫或若虫阳性房间（含室外下水道沙井）不超过3%，平均每间房大蠊不超过5只，小蠊不超过10只。

4、灭蝇

4．1每月对承包范围喷杀 次，4．2孳生地检查处理：定期每月检查处理 次，并建立孳生地档案。4．3灭杀效果：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3%。

四、承包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五、结算方式

六、双方责任与权力

1、甲方责任和权力

1．1在承包期内应指定专人配合乙方工作，每次投(施)药应派人陪同 1．2负责防鼠、防蚊蝇、防蟑设施的建设、维修、保养及完善，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必要的防治知识培训。

1．3负责本单位范围内的环境卫生、“四害”孳生地的整冶和清理鼠迹、蟑迹。

1．4甲方在乙方施工后负责将裸露在外面可能接触到药物的食品、餐具等相关物品在使用前及时清洗，避免药物中毒事件，以确保卫生安全。

1．5对乙方服务不满意，应主动与乙方沟通。乙方及时改正，跟踪服务。1．6按时支付服务费，以保证乙方工作正常开展。

2、乙方责任

2．1确保在承包期内服务的项目控制在国家爱卫会除“四害”标准规定范

2．2承包期间按服务频次标准施药以达到本合同约定的消杀目标为准，并有资料记录提供给甲方。

2．3上岗服务人员要严格遵守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操作规程，文明作业。

2．4有责任建议和指导甲方防鼠、防蚊蝇设施的安装和做好日常 “四害”

2．5注意药物的使用安全，投(施)药时需要防护的部分，应向甲方提出，要求甲方协助

2．6科学安全用药，不使用国家禁用或伪劣的灭鼠杀虫剂，配置、使用药物不污染环境，如药物使用不当引起人畜中毒或其他责任事故的，应承担相关责任。

2．7服务应及时到位，保证服务质量，施工完成后经甲方签名确认。

七、监督制约

甲、乙双方可协商多样形式对乙方的报务质量进行监督。

如：甲方可根据国家标准除“四害”质量考评要求对乙方服务质量进行考评，在支付费用前进行考评（若每年只支付一次费用的，建议甲方每个季度进行考评），甲方按照考评标准给乙方的服务质量打分；根据考评结果，得分 分以上为合格，每少 分扣发承包费 %。

八、本合同书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生效后双方不得违约。

九、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可以采用以下一种或几种方式解决

1、向本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爱卫会权威机关要求调解。

2、向有管辖权的仲栽机关申请仲栽。

3十、本合同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单位章）： 乙方（单位章）：

甲方代表人： 乙方代表人：

日期：

日期：

附：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除“四害”标准

（一）灭鼠标准

1．15平方米标准房间布放20×20厘米滑石粉两块，一夜后阳性粉块不超过3%；有鼠洞、鼠粪、鼠咬痕迹的房间不超过2%；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过5%。

2．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2000米，鼠迹不超过5处。

（二）灭蚊标准

1．居民住宅、单位内外环境各种存水容器和积水中，蚊幼及蛹的阳率不超过3%。

2．有500ML收集勺采集城区内大中型水体中的蚊幼或蛹阳性率不超过3%，阳性勺内幼虫或蛹的平均数不超过5只。

3．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超过1只。

（三）灭蝇标准

1．重点单位有蝇房间不超过1%，其它单位不超过3%，平均每阳性房间不超过3只；重点单位防蝇设施不超过5%；加工、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场所不得有蝇。

2．蝇类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3%。

（四）灭蟑螂标准

1．室内有蟑螂成虫或若虫阳性房间不超过3%，平均每间房大蠊不超过5只，小蠊不超过10只。

篇8：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1环境公益诉讼构建的必要性

环境公益诉讼, 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就有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依法裁判并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

1.1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可持续发展是指, 既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也要保障后代人的需求。基于这个理念, 我们就要在保护环境、资源持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具有广泛性和不可恢复性, 受害人的范围十分广泛, 甚至是不特定的, 这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即能看出。日本在2011年遭受大地震后, 福岛核电站曾一度将辐射性污水排入海洋, 海洋的流动性将污染带到了其他周边国家, 作为有责任感的人对此种污染行为提起诉讼, 是属于不符合原告资格的, 而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可以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提供理论基础。

1.2 环境行政管理的局限性

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我国的环保机制是市政府环境管理单轨运行机制, 即国家通过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这种单轨制是具有局限性的, 一是政府为了经济的增长而放松对环境资源的监管, 甚至以牺牲其为代价, 干涉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二是对于政府的监管不力, 普通公众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 是无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三是个人和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方式仅仅是检举和控告, 这种环境保护管理的权利扩大, 并未产生实质有效的结果。

2环境公益诉讼构建的阻碍

2.1 欠缺法律依据

环境公益诉讼自从在美国创立以来, 被许多国家借鉴与效仿, 近年来, 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争相对其进行研究与实践, 但是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 对环境公益诉讼都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在我国权利分工和司法权配置语境下, 由于法律依据的缺位, 法院是否受理、如何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都没有法律依据可循, 难以纳入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

2.2 传统诉讼机制阻碍

我国的现行诉讼机制对原告资格的规定不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规定,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即适格的诉讼原告必须是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组织。然而如上文所述, 凡是公民、国家机关、社会组织都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此类案件的原告范围十分广泛, 远远超越了当前诉讼机制中对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当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时, 就无法通过诉讼来进行环保公益了。

3环境公益诉讼构建的建议

3.1 明确规定环境权

随着共建和谐社会的提出,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自然环境在人们心中已经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将环境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那么环境权受到侵犯提起诉讼才能够有法可依, 法院受理案件、裁判案件才有了合理的依据, 才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完整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3.2 扩大适格原告的范围

环境污染案件分为环境民事诉讼、环境行政诉讼、环境刑事诉讼三种类型。从目前来看, 环境案件数量比较少, 如果单独创制环境公益诉讼这种诉讼类型, 并单设环境诉讼审判庭, 难免会浪费司法资源。所以, 可以在原有的诉讼类型上扩大关于环境案件适格原告的范围。笔者建议将原告扩大至检察机关, 有如下4点理由:①如若凡是公民、国家机关、社会组织都有权提起诉讼, 那么将会导致诉讼的过多提起, 造成混乱, 很难合理地控制权利的合理使用。②根据信托理论, 公民享有对自然环境的使用和保护权利, 但是将这种权利托付给国家才能够更合理地开发和配置自然资源, 并且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诉讼权可以避免个人起诉时处于弱势的地位;③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可以根据国家赋予的权力有效地调取证据, 甚至建立专门部门吸收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人员, 方便举证责任的实现;④检察机关在我国承担着监督职责, 如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怠于履行职责或者监管不力,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诉讼的方式督促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合理高效使用权力。

参考文献

[1]何军兵, 杨馨德.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 2011 (2) .

篇9：环境卫生及除四害制度

内容摘要：通过M.C Mehta律师诉印度政府及机构恒河环境公益诉讼案，可以看到印度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资格的放宽，支持起诉机制的确立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充分发挥等做法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巨大推动作用及产生的问题。其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和环境公益诉讼的正常运行均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国家要为司法在促进行政机关环境执法和保护环境方面创造条件，要为环境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正常运行创造条件，要在立法上对起诉的门槛、诉讼费用的收取、举证的负担和证明的要求等方面为环境诉讼提供便利。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立环境诉讼基金，为环境诉讼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 司法能动主义 恒河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我国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而且重心是群众关注度较高的环境公益诉讼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两大方面。尽管2013年我国的公益诉讼已正式实施，但由于立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司法解释和保障这些制度实施的一些配套制度尚未出台，公益诉讼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法律规定层面。如何具体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使其能够正常运行，真正付诸实施，在遏制愈演愈烈的大规模环境侵权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是一个理论与实务界都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世界上影响较大的美国和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都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特别是印度，其是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引入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并在印度特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融入了自身的特点，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重较大，同时两国面临着共同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艰难抉择，因此，印度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关注。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直观更具体地了解印度环境公益诉讼的运作状况，笔者在对印度影响较大的M.C Mehta律师诉印度政府及机构恒河环境公益诉讼案的具体运作和审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对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两大价值和启示。

一、M.C Mehta律师诉印度政府及机构恒河环境公益诉讼案的诉讼过程

（一）案件背景

恒河被视为印度最神圣的河流，为人们提供饮用和洗浴之水源。1985年，该条河流却因为工业废水引发了燃烧现象，于是M.C Mehta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这是印度在环境领域出现的第一起关于河流污染的公益诉讼。在持续的诉讼过程中，法官将案件的审查范围扩展到了该河沿岸所有大城市的市政当局。1987年，印度最高法院就坎普尔沿岸制革业排污行为发布了一系列指令，并指示将组织对应承担恒河污染责任的坎普尔市政机构和工厂的听审。坎普尔是恒河沿岸最大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天排放2.745亿升废水进入恒河，这是北方邦出现的最高值。坎普尔的下水道从来没有系统性的清理过，城市排污系统常无法正常运行，而因为供水问题引发的传染病还造成了大范围的疾病、痛苦和死亡。

1988年，原告M.C Mehta律师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书面申请书，〔1 〕就恒河水严重污染问题提起了以公共妨害为诉因的公益诉讼，以保护使用恒河水源居民的生命健康。

（二）原告的起诉资格

原告M.C Mehta并非沿河居民，但在确认原告的起诉资格时，最高法院认为其作为一名致力于保护无数饮用恒河水居民生命的公民，其起诉资格是不容被否定的。因恒河水污染而引发的妨害属于公共妨害，大范围且无差别地威胁着饮用该水的居民的生命健康，期望某个特定的沿河居民发起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当将该案作为公益诉讼来受理，并承认M.C. Mehta诉至法院要求市政当局和相关委员会履行法定义务的原告资格。

（三）法院调查的展开

被告坎普尔自治政府是依据1959年颁布的《北方邦政府自治法案》中有关条款由民选产生的。依据该《法案》第五章第114条第3款、第7款、第8款的规定，坎普尔自治政府能就以下事项制定任何合理和适当的法规以有助于下列事项的执行：收集和清除污水，有毒物质和垃圾，包括为此新建或维护农场或工厂；管理和维护供水系统，为保证充足的水源供应而新建或批准新建工厂；防止污染水源被人们用做生活用水。此外该《法案》第251条、第388条、第396条、第297条、第398条、第405条和第407条分别规定了相关市政机构在以下方面承担的职责：通过在城区或城外新建工厂、租赁土地、与承包商签订处置协议等方式处理和收集污水；处理、转移和处置来自公共厕所、化粪池等的排泄物；处理动物尸体的方式和费用标准；对有害于健康的耕种方式的禁止；要求相关物主清除有毒的种植物；排除贮水池、地下井引发的健康隐患；以防止疾病传播为目的而随时进行的实时监察。

以上条款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坎普尔自治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具体职责。在1916年颁布的《北方邦市政法案》和1975年颁布的《北方邦供水和排污法案》中都有类似的条款。通过解读这些法规，可以认识到自治政府和市政委员会对所辖区域内的清洁维护和环境保护需要承担主要的职责。

印度《水污染防止与控制法》第3条和第4条规定分别建立中央委员会和各邦委员会，北方邦委员会便是依据第4条建立的。该法第16条规定了印度中央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建议和监督方面的，如向中央政府就防止和控制水污染提出建议，协调各邦委员会的活动并对其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进行或资助有关水污染防治方面的调查。第17条规定了印度邦委员会的职责，相比中央委员会而言，其职能范围更加综合和广泛，除了向邦政府提出相关建议之外，还包括制定综合规划以指导河流、井水的污染防治工作并负责该规划的执行、收集和宣传关于水污染防治的信息，鼓励引导或参加水污染防治相关的调查和研究，检查各工厂工商业污水的处理并提供经济可行的方式，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排污标准等。此外，邦委员会还被赋予了一定的执行权，如第20条、21条和23条授予邦委员向企业获取必要信息，对工业废水采样分析和进入工厂实地检查的权利，第32条还赋予邦委员会就水污染问题在一定情况下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

印度《环境保护法》也包含了相关水污染防治的条款。其中有一个条款具有重大意义，即第17条规定：如果相关政府部门违背了该法案，那么该部门的负责人将会被认为是有罪的，并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通过如上对法规的解读，法院认为尽管联邦议会和邦议会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中央委员会和邦委员会以及直辖市负责其辖区内水污染的治理工作，但其中许多条款都成为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各部门并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

（四）被告的答辩情况

原告提出诉请并送达北方邦邦委员会后，北方邦污染控制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官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证词，包含了坎普尔几个地方政府机构采取的措施以及邦污染控制委员会为防止恒河水污染采取的措施。坎普尔自治政府的环境执行工程师在证词的第四部分分析了恒河污染的原因：（1）负责各种污水收集工作的16个排污管道常常不对污水进行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恒河中，而且它们中的一些已经被关闭了；（2）位于城市中的牛奶厂有80000头左右的牛，它们产生的排泄物、饲料残留物等垃圾数量已经超过了200万人口所产生的污染物，所有这些污染物雨季都会自动进入排污系统，这导致许多下水道排污系统的瘫痪；（3）坎普尔的供水量是每天5500万加仑，大部分使用过后就进入了排水沟、地下道等；（4）在亚捷茂（坎普尔传统皮革中心）附近有80家以上的皮革厂常常直接排污到河里；（5）贫困地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随地排便等。证词进一步陈述了北方邦水污染控制委员会、国家环境工程研究所、联邦皮革研究所、坎普尔自治政府、坎普尔发展中心等已经开始采取相关措施减少恒河的污染，且这些措施的实施得到了来自恒河项目理事会、邦政府、世界银行等的财政支持。在证词中被告还特别强调了1985年至1987年间，用于治理恒河污染所投入的资金和恒河项目理事会分配给坎普尔的污染治理资金，这些资金被合理地分配在各机构以完成恒河行动计划。证词中声称未处理的工业废水的排放将于1987年3月减少80%。

（五）原告的诉讼策略

M.C. Mehta律师将关注点引向恒河行动计划（自1986年7月到1987年1月）的进展报告，这是由工业毒理学研究中心和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作出的。该报告的第20页有北方邦恒河水样本的分析数据，该报告显示恒河水在坎普尔的污染状况最为严重，生物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的值均高于印度标准学会允许的数值范围，这表明河水已不能被用于饮用、沐浴和垂钓。图表中还显示大肠杆菌等细菌的数值也非常高，这是由于城市废物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恒河。为了提高水体质量，应当立刻限制排污渠道，并将未净化的水在水处理工厂进行氯化消毒。

为了说明在热带地区发展中国家供水问题引发的传染病造成了大规模贫困、疾病和死亡，原告引用了《拉尔水和空气污染法律评论》（第二版）一书中第331页和333页的内容，介绍了热带地区气候湿热和生活贫困两个原因让水传疾病（如伤寒和霍乱）的形势变得很严峻。为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原告还引入了《水污染和陆地水治理》（1983）一书，该书详细阐述了水污染产生的问题、防治水污染的好处以及迫在眉睫的紧迫性，并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只追求经济发展而回避水污染治理问题，在工业化初期注重环境治理能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所有这些证据和理由都指向市政机构和相关委员会应当对污染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其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导致了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性。

（六）环境工程师的调查报告

国家环境研究所的环境工程师Tanzar Ullah Khan和A.K. Tiwari向法院提交了1987年11月对坎普尔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中陈述了一系列的事实调查结果：（1）坎普尔坐落在恒河南岸；（2）城市均采用管道供水系统；（3）坎普尔北依恒河，南依班杜河，G.T.路将城市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并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污水未经处理就通过5个排污管道排入了班杜河，北部大部分地区均有排污系统，污水仍未经处理就通过17个排污管道和亚捷茂地区的分流渠排入了恒河；（4）坎普尔自治政府还未向北方邦邦委员会提交污水处理工程的方案；（5）坎普尔自治政府的官员Ikramur Rahman先生提到坎普尔是恒河行动计划中覆盖的城市，并列举了许多正在或即将执行的提案。

（七）法院的判决和命令

最高法院认为，毫无疑问，在恒河行动计划下，坎普尔自治政府确实开展了一些工程来改进污水排放系统，防治恒河水污染。但其并未严格履行法律、法规确定的环保义务或进展极其缓慢，这导致了恒河在坎普尔地区污染特别严重以至于河水已经不能被人们饮用或沐浴，所以坎普尔自治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最高法院指示坎普尔自治政府需在判决之日起6个月内向邦委员会提交“污水处理工程的方案”。同时指出，起诉北方邦各自治政府和市政机构的案件延期审理6个月，在此期间北方邦恒河流经区域的各自治政府和市政机构应当向法院提交证词，参照该案例的判决和命令说明其为防治恒河水污染所采取的措施。而起诉北方邦恒河沿岸其他一些工厂案件的审理将择日进行。

最高法院还发出进一步的指示和命令：（1）坎普尔自治政府应当依据《北方邦市政自治法案》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采取措施处理奶牛场的废物堆积问题，或者令这些厂迁到城市外从而使废物不能被排放到恒河，或者安排机动车辆运输这些废物。（2）坎普尔自治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拓宽下水道让排水更加畅通，负责修建和维护足够数量的公共厕所以防止人们在空旷地随意大小便，同时不应该对使用公用设施的人群收费，因为这可能导致穷人们拒绝使用。（3）坎普尔自治政府和警察机构应起监督作用，禁止人们将尸体或半焦化尸体扔进恒河，在将来审核颁发新建企业的营业执照时，如若没有处理工业废水的方案应当拒绝受理，而对存续中的企业污染恒河水的行为应当采取应对措施。（4）由于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是一项宪法义务，联邦中央政府应当命令印度所有的教育机构开设相关环境保护的课程，至少保证每周一个小时的教学时间，中央政府应当承担教科书撰写的职责，并免费发放至各学校。同时着手对主讲教师进行短期培训，这些举措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执行。（5）为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印度中央政府、邦政府和中央直辖区应当考虑开展“城市（县城或乡村）保护周”活动，至少每年开展一次，这些活动应当由各市政机构负责组织和协调。在清洁周内执行机构、议会、邦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人员应该协助当地政府机构，积极参与其中，并提供免费的咨询类服务，中央政府的环境部应当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上述命令和指示应当比照适用到恒河流经区域的各自治政府和市政当局。

二、印度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

为了使环境公益诉讼能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常运行，印度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司法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资格的放宽

印度属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原告资格认定的问题上最初沿袭了英美国家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度最高法院一直恪守司法节制原则。在经济领域法律制定、民权保障等议题上避免与议会冲突，倾向于帮助增强政府的合法性。〔2 〕当最高法院对原告资格的范围作出解释时，仅限于自身权利受到直接损害的人才有资格提起诉讼。1975年，英迪拉·甘地为回应1971年对其政治贿选案的指控，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停止民权保护以控制对手。她通过议会强制推行了许多经济改革，通过了许多有争议性的立法，包括一项认可她1971年选举合法的宪法性修正案。〔3 〕为结束这一动荡的时代，最高法院作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介入案件并宣布修正案违宪。〔4 〕在紧急状态解除之后，随着法律援助活动的蓬勃发展和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最高法院开始转向能动司法，最重要的司法改革是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该制度允许任何一名公民绕过通常的法律程序，直接诉至最高法院以保护其基本权利。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司法活动中开始确立“充分利益”（sufficient interest）标准，在“S.P. Gupta诉Union of India”一案中，帕格瓦提法官作为积极的司法能动主义践行者和公民诉讼的推动者，指出“公益诉讼的目的是救济公众受到的公共损害，促使政府履行法定职责以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任何公民只有与该诉讼具有充分的利益关系并且提起诉讼时是善意的，他就应该具备诉讼资格”。〔5 〕这意味着此处的充分利益并不要求自己的权利受到直接损害或比较其他公众自己与该诉讼有更特别的关系存在，且诉讼的目的是促使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只要起诉是善意的，被受理的可能性就很大。这一标志性案件放宽了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为富有公益心的原告提起诉讼提供了依据。尽管公益诉讼获得了发展，但公民诉讼的司法之门并未向环境领域敞开，因为就环境权是否属于基本权利还有待商榷。而随后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创造性地将宪法保护的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逐渐扩展到比较模糊而含蓄的诸如享受有益健康的环境这一类权利，也称“享受免受污染的水源和空气的权利”。〔6 〕至此，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日益蓬勃发展的趋势。

M.C Mehta律师诉印度政府及机构恒河环境公益诉讼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对于扩展原告诉讼资格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该案例，有维护公众利益的相关团体或个人都可以提起诉讼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可以说提起公益诉讼的限制条件仅为是否恶意，由此排除的诉讼仅限于由于私人恩怨或商业竞争而打着公益诉讼的旗号报复对手的案件。

目前，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印度已成为世界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原告资格最为宽松的国家。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原告资格比较宽松的美国，也远达不到印度的宽松程度。在美国，一般情况下，法院仍然要求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提供“实际上的损害”证据。与印度相比，我国立法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原告资格和起诉条件限制过多，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不仅被排除，而且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也有较多限制，环境公益诉讼起诉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二）环境公益诉讼中支持起诉机制的确立

印度在司法制度上沿袭了普通法的传统，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典》和《证据法》的规定，诉讼模式上实行的是对抗制。而在公益诉讼中法院职权性调查和各方协作的色彩非常明显。这一特点的基础在于印度《宪法》32条的规定，该条赋予最高法院有权通过适当程序通过发布指令、命令或令状来实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适当程序”一词并无确切的规定，这赋予了最高法院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在人民民主权利联盟诉中央政府（Peoples Union For Democratic Right v. Union of India） 〔7 〕一案中指出，公益诉讼的本质是原告、政府和法院之间合作以实现宪法或法律权利以及赋予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特殊利益，确保社会正义能够抵达社会弱势群体。正因如此，最高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进行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首先，大幅度降低了当事人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的门槛和要求。例如，为了让普通公民能够接近司法，印度最高法院法院创设了书信管辖权制度。最高法院帕格瓦提法官在“Budua Mukti Morcha诉印度中央政府”一案中指出，“如果个人因为距离或经济因素而无法诉诸法院，那么他/她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向法院表达诉求”。〔8 〕这已经将原告资格扩展在实践层面上的障碍减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