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

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精选7篇）

篇1：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

学校名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c炅x塾大学

所在位置：日本，港区

学校设置类型：

创建时间：1858年

学历：本科 研究生 预科

学校性质：

学生人数：39000人

院校地址：

学校中文网址：/school/6498

建校时间：1858

学校性质：私立

所在省州：东京都

所在城市：东京市三田区

学校简介

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它创建于1858年，由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江户(东京旧称)的筑地铁炮州购地开办，取兰学塾，又名福泽屋。后，即庆应4年，正式定名为庆应大学。如从1858年算起，则比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还早。1871年校舍迁至现在的本部校区所在地港区三田。到1890年正式成为日本政府认可的一所私立大学，设有文学、理财、法律3科，8年后根据学制改革的要求，陆续增设政治科、医学科。19，学科上升为学部，法律科与政治科合并为法学部，加上原有的学部，庆应大学已成为具有文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医学部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并创设了研究生院。1944年，原来的藤原工业大学并入庆应后改为工学部，并发展函授教育，新的学部和研究生学科不断充实。1957年增设商学部，1981年工学部改组，增设两个专业成为理工学部。后来，又在藤泽新区设立综合政策学部和环境情报学部，新成立系统设计管理研究科、媒体设计研究科并且合并共立药科大学成立药学部和药学研究科。到今天，庆应大学已成为具有10个学部、1个通信教育课程，1个日语教育中心，14个研究生教育科和一批研究机构的规模宏大的大学。

学科设置

文学部

是庆应最老学部之一，它的特点是学科较多，如文学、史学、哲学、图书馆和人际关系学(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际科学)等。研究范围广泛，仅教员开设的课程就有142门，但每学科又有其独特的个性。以森鸥外，上田敏为顾问，永井荷风等组成的三田文学、田中一部为首的三田史学，川合员一为首的三田哲学形成了带有庆应特征的三田学派。特别是前者，涌现了久保田万太郎，佐藤春夫、小岛政二郎、山本建吉、西胁顺三郎、池田弥三郎、远藤周作、江藤淳等知名的作家学者，还有2名直木奖得主：松村友视、三好京三。

经济学部

亦是3个最老的学部之一。学校创始人福泽谕吉最早上此讲授经济学，他接受了西方的思想，翻译了外国经济学著作，摒弃了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号召向西方学习，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在他的影响下，庆应先后成长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者，如小泉信三、江田一郎、气贺勘重、高桥诚一郎和野村兼太郎等。他们不仅使庆应的务实传统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得以发扬光大，而且向作为日本现代化强大支柱的金融、实业等各个经济领域提供了人才与理论。

法学部

法学部由法律学科和政治学科构成，两学科都有100多年的历史，整个学部中，两学科的学生和教师配置的比例基本上是1比1，它们之间有如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互相磨合共同发展进步。并且加之日吉校园教养科目教师队伍，形成了法律-政治-日吉三位一体的模式，建立起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规则的结晶。政治是以法律支配社会为前提，创造更加理想的社会体制和制度的构想。它们都是深入了解人和社会的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学问。

篇2：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

医学部的二至六年级学生、护理医疗学部的三年级学生和医学研究科的研究生们在此学习。信浓町校区和大学医院合为一体，以医院为中心布置的校舍体现了重视临床医学的方针。

湘南藤泽校区(神奈川县藤泽市)

综合政策学部、环境信息学部、护理医疗学部的一，二，四年级学生、政策传媒研究科、健康管理研究科的学生们在此学习。该校区作为基于顺应时代变化的全新概念而建设的教育研究基地，开办于1990年，占地面积达33万平方米，是一所将高新科技和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未来型校区。

芝共立校区(东京都港区)

篇3：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

一、中国独立学院与日本私立大学的相似点

中国独立学院作为普通本科高校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具有公益性、民间性和自治性等特点,与日本私立大学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首先,办学经费都主要依靠学生缴纳的学费。日本私立大学75%的收入是来自于学生自己,10%的支助金来自于政府,其余的收入靠企业、社会、校友等的捐助。中国独立学院完全靠学生自己,政府没有任何投资。

其次,学校管理模式都属于法人管理。日本私立大学从建校开始,学校法人就承担了自主管理学校确保学校营运的责任。学校法人下设理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而中国的独立学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自承担民事责任,设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

第三,相对独立的办学和管理。不论是日本的私立大学,还是中国的独立学院,各个大学能够基于独自的办学精神进行大学的营运,较少依靠政府解决运营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独立学院还可按国家有关教育事业统计的规定,独立填报《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

二、日本私立大学发展的特点

(一)办学法律法规体系健全

立法是日本私立大学管理的基本方式,依照法律法规发展高等教育、实施大学管理是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私立学校法》规定私立学校发展的三条基本原则是尊重私立学校的自主性、实现私立学校的公共性和政府资助私立学校。同时还规定了学校法人的设立、管理、解散等问题。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又相继制定了有关私立学校的法律。文部省也为执行《私立学校法》于1950年下发了《私立学校法施行令》和《私立学校法施行规则》。这些法律、法令构成了战后日本私立学校教育法规体系。政府依靠立法这一方式,有效地监督与指导私立大学的办学和发展。

(二)办学经费筹措渠道较多

尽管日本私立大学与中国独立学院的经费都主要依靠学生缴纳的学费,但日本私立大学经费筹措还有政府支助、校友捐赠、社会资助等渠道。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的经济支助包括直接支助和间接支助。日本政府给予私立大学经常费用的补助正式开始于1970年,至今为止,政府每年仍有10%左右的补助金。有的私立大学如早稻田大学2003年达到15.4%的补助金。在1975年日本颁布了《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为私立大学稳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专条规定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私立大学的办学经常费用,补助金额不超过办学经常费用的二分之一。政府将私立大学的补助经费先按计划拨给日本私学振兴财团,各私立大学再向财团申请拨款。除此之外,政府还以免税、减税措施对私立大学实施间接经费支持。同时日本政府给予私立大学宽松的收费政策。凡是报考私立大学的学生,每人需缴纳一定的入学考试报考费。以立命馆大学为例,2004年报考人数为10万人,每人需缴纳3万日元,收取报考费33.29亿日元,折合人民币2亿多元,占立命馆大学当年收入预算的5.3%。而私立大学的学费标准由大学自己本身来定,一般私立大学的费用比公立大学的本科学费标准平均高出1倍以上。由于日本经济高度发达,私立大学在办校多年来,云集了众多人才,校友和社会的捐赠为私立大学的经费筹措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经费的重要来源。

(三)科学规范的大学管理

首先,日本私立大学管理体系完备,在体系内部各级各类管理机构结构明晰,职责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政府宏观调控,即国家和政府通过行政主管机关——文部省来实现对私立大学的管理;学校法人总管经营,包括理事会决策、监事监督、评议员会咨询等;学校内部机构微观操作,在政府宏观调控和法人总管经营下,学校微观层面上的具体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则由理事会委托校长具体负责,教授会作为辅助机构协同管理。同时,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广泛参与私立大学的管理。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层次分明、运作有序的管理体系。其次,日本私立大学的管理过程颇为规范,是世界范围内私立大学管理的良好典范。宏观上审批设置严谨,监督检查严格,处分处罚严肃。微观上从理事会和评议会的计划决策、校长及职员的贯彻实施到监事及其它部门的监督检查,整个过程都规范有序。再次日本私立大学管理手段多样,包括文部省对私立大学的审批、监督、建议、处罚等行政手段;整套有关私立大学的法律法规为私立大学的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私立大学进行财政资助是日本政府监督和管理私立大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日本私立大学非常重视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市场手段有效管理大学;在私立大学的管理中信息手段也已广为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如在招生宣传方面,各校广泛利用各种信息媒体,扩大本校的影响范围、加强影响力度。

三、对中国独立学院发展的启示

第一,明确独立学院在中国的定位,突破人们的观念障碍。政府应鼓励独立学院成为民办教育的主体,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不可替代的重要机构。同时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人们对独立学院存有一定的疑虑,甚至还存有歧视心理。所谓“多余论”、“盈利论”、“冲击论”等就是其表现和反映。说明人们对独立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缺乏正确认识,而这种观念对独立学院的发展是极大的阻力,应当予以澄清和破除。

第二,完善关于独立学院的立法。中国独立学院是新生事物,仅有《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实施条例和若干意见》等可作依据。而《民办教育促进法》没有涉及到独立学院的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若干意见》在涉及到独立学院的问题上也不是很清晰,更加不能深入涉及到保护学生和老师的权益。因此,无法从法律层面上,去解决在独立院校中存在的一些关系到老师和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只有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才能依法审批新设独立学院,依法监督、管理独立学院。

第三,拓宽独立学院资金的来源渠道。政府要不断采取措施,用各种方法支持独立学院的发展,学生收费的方式也应该灵活多变。一方面独立学院学生收费是普通高校的两倍到三倍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在税收方面给独立学院以优惠,对交不起学费的学生提供和普通高校一样的助学贷款,并且像日本的私立学校一样得到社会的支援。

第四,创新与完善独立学院的管理。首先,要健全、优化独立学院管理体系,尽快设置必要机构,更多地制定可操作性制度,并科学分工、协调运作,健全和优化管理体系,为独立学院整体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其次,要协调、规范独立学院管理过程。最后,丰富独立学院的管理手段。独立学院作为新生事物,如果仅仅依靠传统行政手段来管理,远远不适应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因此要广泛探索和科学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如在日本已广为应用的市场手段、信息手段等。除此之外,还可尝试心理手段等新型管理手段以提高独立学院的管理效率,从而促进独立学院的快速稳步发展。

摘要：中国独立学院作为新兴事物,其兴起与发展很多方面都没有模式可依,而日本的私立大学已存在多年,其发展可以作为世界私立大学的良好典范。因而本文从中国独立学院与日本私立大学的相似点入手,分析日本私立大学的特点,从而得出对中国独立学院发展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日本私立大学,中国独立学院,启示

参考文献

[1]阎效鹏.日本私立大学管理的特点及启示.高校研究与实践,2002年3月.

[2]陈永明.当代日本私立学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3]卢妹香.从日本私立大学看中国独立学院的定位与管理创新.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月.

篇4：庆应义塾大学，日本改革之魂

对日本人来说，有着157年历史的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精英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的医学院和法学院是每一个日本学生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两年前，我进入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读博。在这里学习、生活的700多天，让我渐渐对它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我看来，庆应义塾大学不仅是日本私立大学的最高学府，更是日本改革历史的灵魂所在。

理想之门

庆应义塾大学简称庆大，在关东地区有6个校区，而位于东京湾边上的三田校区是庆大的本部校区，也是最能代表庆大的校区。和所有人一样，第一次来到本部校区，我就被高耸的校门吸引了。石灰色拱门形成了一条走廊，一头是闹市区，一头是校园。这条门道又被称为“理想之门”，取自1933年塾生合唱队自创的歌曲《幻之门》，有着从这里实现理想的含义。走进大门，英伦风格的建筑群中夹杂着郁郁葱葱的灌木丛，阳光点点洒下，常常能见到坐在长椅上自习或者互相辩理的学生。

校园里最有古典气息的建筑是建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的图书馆，这里曾接待过多国领导人和大使。图书馆的窗用的是彩色玻璃，上面刻着庆大的校徽图案——一张盾牌上画着交叉的两只笔尖，寓意为“笔比剑强”，这是庆大在成立之初“教育救国”的理念象征。而这种理念的实施者，便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福泽谕吉，他的铜像位于图书馆的正门口。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19世纪中叶，西方诸强突破了日本的各個港口，开始侵入内地，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对国政无能为力，衰老的幕府在动荡之中垂死挣扎。当时，日本社会开始推崇西方技术，尤其是荷兰的炮火技术，各地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风潮，并把西方学说统称为“兰学”。1854年，19岁的福泽谕吉只身前往长崎，拜访当地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并在荷兰语翻译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荷兰语和兰学。

1858年的隆冬，福泽谕吉来到江户（现东京），住在当时的外国人居住地——筑地铁炮洲，并在那里教授兰学，人们把他的小私塾称为兰学塾，这便是庆大的前身，这一年后来被定为庆大的创立时间。之后的几年，福泽谕吉曾作为军舰“咸临丸”的军官助手前往美国，也曾跟随使节团出使欧洲多国，学习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知识。

有过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谕吉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性，回国后，他出版了《西洋事情》等书，还曾作为官员提倡对幕府机构进行改革。不过他发现，政府改革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而日本的未来也不应该是用枪弹大炮换来的，于是，他把眼光放在了几十年后，决心投身教育，为日本培养下一代精英。

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正式展开，福泽谕吉为了响应维新，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他将兰学改成了英学，教授英体系的各种文献翻译、民主政体制度以及言论自由等内容，并创办了日报《时事新报》，给庆应义塾定下“以笔强国”的基调。在福泽谕吉的影响下，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国内和殖民地相继成立了9所“帝国大学”，全面进入教育强国的时代。

先锋气质

初到庆大时，我感受最深的是这里总带着浓浓的“洋味儿”，辩论、演说是这所学校时常会出现的活动。在我的印象里，庆大的学生都有着改革情结，谁也不愿意固步自封。因此，在日本的贸易、金融等领域，庆大的学子占据着重要的岗位，形成一群有实力的“庆应帮”；而在政界，庆大更是诞生了许多改革派大人物，如尾崎行雄、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尽管各界对这些政客的评价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身上都有着庆大学生特有的先锋气质，敢说又敢做。而这种特点，在庆大三田演说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873年梅雨季节前后，福泽谕吉与几位门生对西方的演说与讨论产生兴趣，他们认为演说是西方议会政治中宣扬各自观点时不可缺少的手段，于是在自家举办了演说讨论练习。福泽谕吉用“演说”二字翻译英文“speech”，认为个人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日本普及演说是当务之急。1874年6月，福泽谕吉开始筹建三田演说馆。

三田演说馆竣工于1875年5月1日，原位于校门附近。演说馆建成后，福泽谕吉定期在馆内举办演说会，表达教育理念和政治观点。正是在三田演说馆中，福泽谕吉提出了“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脱亚入欧”等理念。现在位于校园西南稻荷山的演说馆，是1923年大地震后迁移过去并重新修复的。演说馆为欧式风格，木质构架、瓦片顶，四周是镂空的墙壁，内可容纳四五百听众。别看演说馆规模不大，设施简陋，它的地位在日本非同一般。梁启超说过：“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而他口中的“演说”，便是在三田演说馆中诞生的。

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演说之风从教育圈延展到政治界，自东京到地方。当时政府对报纸舆论等主流媒体的控制相对较强，因此演说满足了大众自我表达的愿望，这种自由之声最终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改革人士。1915年，由于在日本改革时期的巨大贡献，三田演说馆作为日本第一所演说会堂被东京府定为历史古迹。1967年，日本政府公布它成为国家级重要文物保护建筑。现在，这里成为举办各种演说会和授予学生学位的场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庆大校园里演说盛行，哪怕是刚刚入学的新生，也有机会组织自己的演讲活动和研讨会。不论是学术大师还是学校老师，在这里演讲都只能被称为“某某君”，而非“先生”或者“老师”，因为对于庆大人来说，“先生”二字是福泽谕吉的专称，哪怕是现任校长，也只能屈尊被称为“君”。不过这两年，庆大的政治倾向越来越保守，昔日热火朝天的演讲场景也越来越少了。

“暗战”百年

在日本，说到庆应义塾大学就不得不提早稻田大学，这两所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学校被合称为“私立双雄”。和牛津与剑桥、哈佛与麻省理工一样，“私立双雄”之间也有着百年来从未间断的暗自较劲。

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是大隈重信，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财政改革家。起初，他与福泽谕吉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福泽认为大隈是“任性的政治家”，大隈则认为福泽是“关在象牙塔的学者”。一次，一位杂志编辑同时邀请两人出席酒宴，一开始，互不待见的两个人都不屑和对方交流。谁知几杯酒下肚后，两人竟然意气相投。大隈对福泽说：“我真是羡慕福泽先生，可以被无数前程远大的学子们围绕。”福泽谕吉笑说：“您要不也试着办个学校？”这一句酒后戏言让大隈重信下定决心，在1882年创立了早稻田大学。1901年，福泽谕吉溘然长逝。在葬礼上，他的遗属遵从其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唯独收下了他的盟友大隈重信送来的丧礼。

每年，在日本最重要的大学生体育赛事中，所有媒体都会大篇幅报道“早庆战”，即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对抗赛，而为“早庆战”作筹划的各种民间拉拉队也是下足了功夫，在比赛期间总能听到两校支持者震耳欲聋的加油声。

在知名校友方面，两所大学也不分上下：迅销公司创始人柳井正、索尼集团联合创始人井深大、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等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而庆应义塾大学，除了走出多位日本首相、高官，还有川久保玲、山本耀司、武内直子等知名艺术家，近几年更因为培养了许多新生代演艺红星而收获了大批年轻“粉丝”。

从学术到体育，从政坛到演艺圈，两所大学的“战争”从未停歇。得益于这种竞争，“私立双雄”为日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可以说，这两所学校是福泽谕吉和大隈重信的精神延续，共同构成了从明治维新时就孕育而生的改革之魂。

篇5：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

二战之后,日本出现了严重的住宅紧缺现象。1955年日本政府成立了“日本住宅公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建设集合住宅,作为公民的房屋供给。这些由公团建设的“公团住宅”也被称作““团地””。在1945年到1995年之间,日本大约建设了302万户的公营住宅,平均每年建设6万户。1995年年末,公营住宅占到了住宅总量的6%,这大大缓和了低收入家庭住宅的紧张状况。1970年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住宅的危机稍稍得到缓解。但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了高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半个世纪过去,公营住宅也呈现出人口结构边缘化(都是老年人、残障人士、低保人士)、孤独死、暴力犯罪、社区发展停滞、活力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动了“团地”再生计划,目的是让“老化”的“团地”重新焕发生机,再生计划中的一项措施即是推动大学与周边地域的和谐共建。

二、日本大学与“团地”和谐共建的实例分析

东京都板桥区的高岛平“团地”是昭和40年代后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建筑。在“团地”再生计划的指挥棒下,2007年-2009年,“团地”居民可以参加周边大学的公开讲座,后来渐渐发展成高岛平学习会。而大学方面,以大东文化大学为例,则是在进行租房补助的基础上,以大学名义为学生(以留学生为主)做保证人租借“团地”内的房屋。前提是入住学生要承担为“团地”志愿者服务的义务。此做法期待学生能够参与“团地”“活化”活动,以年轻人的热情为“团地”带来勃勃生气,申请入住“团地”的学生多数为留学生,一方面,留学生经济负担较重,此措施正好减轻了其生活负担;另一方面,留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可以为“团地”“再生”带来异国风情的文化。

入住的学生还需要加入自治会(居委会),参加月例会,为“团地”的建设和各类大型活动提出意见。与此同时,大学租借了“团地”内商店街的一个咖啡馆作为居民与志愿者互动学习的教室。根据2010年2月的预定表,可以看到咖啡馆内设[中国语教室]、[英语教室]、[韩国语教室]、[刺绣教室]、[书法教室]、「音乐鉴赏会]、「中国经济环境交流小组」等多个学习小组,留学生的活跃显而易见。INTERNET RADIO(未来高岛平电台)也定期在每周进行节目制作,通过地域广播吸引非入住的大学生群体也能加入到建设“团地”中来。

东京的高岛平“团地”与大东文化大学很好的践行了“团地”再生计划的理念,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三者(学生·住民·教职员)始终以对等的关系推进“团地”再生计划。因为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活动的推进能够让参加的居民有信赖感和归属意识。

其次,是入住项目的导入。此项目是以学生志愿承担为“团地”义务服务的基础上实施和开展的。从2008年到2012年,活动持续了五年。对于入住学生、特别是留学生来说,开始的时候只是把咖啡馆的活动当作任务,但通过母语与外语的交流,以及各种丰富的文体活动,学生对志愿者的践行理念有了深刻的见解,对日本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有了切身的感受。

最后,是高岛平“团地”采用“三方协议会”来运营“团地”再生计划,同时创办电台INTERNET RADIO。电台的活动间接地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实际上,日本大学与“团地”共建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了干预,将“团地”的资源和大学的资源进行共享。“团地”拥有的是住房资源和社会资源,缺乏的是活力与知识。而大学正好相反,拥有的是活力与知识,而缺乏的是住房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有效融合了两个单元结构,使得单一功能的社区具有了丰富的社会结构,增加了社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日本经验对中国的积极启示

目前,中国社区仍是具有复杂社会结构的居住空间,其空间范围、建筑形式、内部结构与日本“团地”有着相似性,但在本质和功能上却有着巨大差异。日本大学与“团地”共建的模式,是一种双向开放的合作格局,对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建设仍有较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理论层面上,笔者结合中国大学和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参与力度,在大学与社区共建中扮演好主导作用。

在公共服务机制设计与设施建设方面,要考虑大学与社区的互补性、共享性,让大学与社会实现积极对接而不是互相封闭。

2. 政府应建立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

大学与社区共建的目标不应该仅仅以活动的形式呈现,而应该建立机制。例如,高岛平“团地”将“三方协议会”作为所有活动的母体组织,虽然该组织既无职员也无代表者,但是参加的居民就是实质的领导。

3. 大学方面。

一是要应高度重视,在日常教学、学生党团活动和各类社团活动中,突出大学服务社区的职能。二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在不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有序共享,有序开放,而不是全方位的向社会开放。三是在服务的过程中,突出对人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是双方的,一方面是服务对象,一方面是大学生自己,而不是用采取被动和机械式的宣讲或者是献爱心“运动式”的互动。应该是一种常态化和可持续性的互助互利式的。

摘要：“团地”是日本战后城镇人口高速增长,对住宅的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本文根据日本大学与团地和谐共建情况,总结出日本团地再生计划的模式,并基于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团地”,人口高龄化,大学

参考文献

[1]环境创造.《未来网络高岛平》的实践.2015.

篇6：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

关键词：大学生兼职,学业,实践,有机结合

一、引言

近几年中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兼职已成为很多大学生了解市场状况、跨进社会门槛的重要一步。但是随着兼职市场膨胀化, 涌现出许多学业与兼职的矛盾问题。例如:时间分配不均匀、兼职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等。另一方面, 日本作为一个高度发达国家, 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因此, 为支付一系列生活开支, 减轻家庭负担, 日本大学生从事兼职早已是司空见惯。那么中日大学生是如何处理学业和兼职的关系呢?又有哪些需要总结的经验呢?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点,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 选取就读学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以下简称广外南商) 与友好交流学校日本横浜商科大学 (以下简称横浜商科) 为对象进行考察。本次问卷调查面向广外南商学生发放问卷2300份;因条件所限, 面向横浜商科大学发放问卷100份。据回收后的有效问卷统计, 在广外南商有70%的学生做过兼职, 53.8%的学生支持大学生做兼职, 认为能够增强独立意识, 减轻家庭开支;在横浜商科则有95.5%的学生做过兼职, 81%的学生支持大学生做兼职, 认为能够获得社会经验和培养独立性。由此可见, 中日两校学生在兼职动机上基本趋同。另一方面, 在“兼职与学业”如何做到平衡的问题上, 也是两校学生面临的问题之一。那么, 以下就针对该问题做一具体分析。

二、从没有做过兼职的学生情况来看

首先让我们看一个案例。张同学是广外南商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英语专业, 家庭是小康富裕型, 生活水平较高。他非常热爱学习, 除了上课之外, 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 可称得上是班上的学霸。但是, 基本上没有做过兼职。究其原因, 首先是父母不太赞成兼职, 要求全心全意学好英语, 况且家里经济还行, 没有兼职的必要。另外, 该同学认为大学四年是学习知识的, 不需要兼职这些实践经验。但是, 现在找工作期间到处碰壁。原因是他虽有许多专业证书, 但被问到经验时, 他的回答是零。

这个个案引人深思。案例中张同学的父母重学业的施教方式正是导致他经验为零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家长虽然希望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但是由于中考、高考、深造方面的指挥棒存在, 往往会忽略这些活动。

此外, 从本次问卷结果来看, 广外南商有69.5%的学生做过兼职, 30.4%的学生没有做过兼职;横浜商科有95.4%的学生做过兼职, 仅有4.5%的学生没有做过兼职。从“有无做过兼职”情况看, 与日本相比, 中国教育重价值观, 而日本教育则重实践。在中国, 学校在人才培养上表现出的往往是注重学科专业能力的理论教育和学生个人价值观的培养, 大多局限于书本知识, 培养实践能力的教育实习也在很多情况下流于形式。另一方面, 在上世纪90年代, 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逐渐严峻, 学生无心向学, 教师水平以及专业能力欠缺被社会日益关注。因此, 日本政府对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修改, 致力于培养实践型高学历教师, 并强调实践性、现场性, 强调教育教学理论与教育教学实践、教育现场问题相结合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1) 。由此可见, 横滨商科有接近100%的学生做过兼职可以说正是日本的教师教育改革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体现。

在大学, 学习固然重要, 但是空有缺乏实践检验的理论知识等于纸上谈兵。因此, 大学生要做到学习为主, 兼职为次, 发挥兼职的能动作用。同时, 家庭教育需要把注重学业表现转移到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 要注重孩子“需要什么、想做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心理层面发展。此外, 学校要在传授理论知识教导的基础上, 加强兼职等实践活动的正确引导和指导, 以学习为中心, 为学生提供更多兼职、勤工俭学的实践平台。

三、从做过兼职的学生情况来看

1. 从事的兼职工作类型问题

针对“你曾从事的兼职工作类型是?”的问题, 大多数学生的答案是从事餐饮服务类工作。其中, 中国学生有43%, 日本学生有66.67%。其次, 中国学生从事促销兼职的有39.3%, 另有少数同学从事家教、导游、礼仪、发传单等兼职工作。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大学生兼职的种类虽然多, 但是对于还没有踏进社会的学生来说, 阅历尚浅且能力有限, 不管是就本人而言还是对招聘单位而言, 会对大学生本人不能胜任的工作持保留态度。因此, 在选择兼职时, 学生会倾向于技术含量低、简单易上手的工作, 从而忽略对所学专业的巩固和提高。对于雇佣者而言, 成本控制是一门花钱的艺术, 如何将每一分钱花得恰到好处, 将每一种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这是在商业竞争时面临的问题。聘请大学生做兼职, 薪资比正式员工低, 同时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能使大学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考虑到培训员工至少需要一个月以上, 请兼职无疑是雇佣者节约用人成本的一个好方法。

另一方面, 学生会倾向于技术含量低、简单易上手的工作这一情况也反映了学生对所学专业认识不深, 缺少职业规划意识。王敏在《试论加强大学生职业规划意识的必要性》 (2) 中认为, 随着几年的高校扩招, 大学生普遍缺少职业规划意识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树立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和职业理想尤为重要。当今社会就业竞争十分激烈, 要想在众多优秀的毕业生中脱颖而出, 做好事职业规划势在必行。在巩固好专业知识和认真规划好职业生涯的基础上做兼职才能更好的发挥兼职的作用, 获得更多实践经验。

而在这一点上, 我们知道日本的职业生涯教育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 始终贯穿于各个教育阶段。自上而下由政府推行、组织和指导, 推动学校与企业等社会组织共同配合实施。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借鉴日本大学的职业生涯教育也显得相对必要。

2. 学业与兼职的时间管理问题

大学生活与高中生活相比, 学生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出于“减轻家庭开支、获得社会经验、扩大人际关系……”等目的, 兼职学生并不少见。但是,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兼职与学习上也出现了矛盾。

以广外南商的一个学生情况为例。A同学家境不好, 进入大学后课程比较宽松, 为了减轻父母经济压力, 降低生活开支, 每天下课后就到学校附近的小卖部做兼职。“一个小时8元, 每天工作5个小时, 每周至少需要工作5天。有时店里比较忙, 超出预定的工作时间但不计算额外报酬也是常事。”A同学说。因为每次兼职的周期就是三个月, 生活上的确宽裕了很多, 但是每天的学习时间只有一小时, 有时候甚至一小时也不够。同时, A同学上课走神、逃课的情况也随之增多。临近期末考才临时抱佛脚地复习。这个兼职做了一年, 他的成绩出现明显下滑。

另一方面, 再看下横浜商科的大学生情况。佐治君在一家连锁餐饮店打工, 工作勤奋干练, 一周上班三至四次, 平均每次都是在8个小时左右, 有时甚至达到12个小时, 时有加班, 却从没缺席过学校的课程, 学习成绩也很优秀。

中国学生A的兼职时间比日本学生还要短, 但是为什么会兼顾不上学习呢?归根结底是A的时间计划性差, 时间观念弱、自我管理能力低。卢梭曾说过:“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它的价值在于怎样使用它。”因此, 如何合理有效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显得尤为重要。马鋆龙的《大学生兼职的时间配置分析》 (3) 一文中, 从时间配置理论视角对大学生的时间进行了规划和分析, 认为大学生活锻炼的不只是自主能力、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时间的管理能力。只有善于利用时间、能够充分利用时间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大。因此学生们应根据上课时间合理地安排兼职时间。

上面提到的中国A同学, 还出现了在超出规定工作时间以外继续工作但无报酬的情况。这种情况也不仅仅是个案。一些雇佣者考虑到学生兼职的廉价性以及学生社会阅历尚浅等因素, 会无理地延长劳动时间却不支付相应的报酬。该情况在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案例中都有出现。为保住这份兼职, 不破坏与雇主的关系, 一部分学生的做法是不提出异议而盲目顺从。这样一来, 就出现了雇佣者要求加班加点的泛滥与学生言听计从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大学生应该明确提高维权意识, 要勇于和雇佣者协商解决, 决不能盲目顺从, 必要时要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此外, 呼吁雇佣者遵守法律法规, 保障被雇佣者合法权益。

结语

兼职已成为大学校园的热门话题, 日益成为大学生的普遍性行为。在校期间从事兼职是大学生增加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 并为今后就业打下基础的重要途径。但是, 在兼职过程往往会出现诸多问题, 从而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进而影响学业。本文通过问卷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 以广外南商和横浜商科两所大学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以学习为重, 忽略兼职等实践活动”、“兼职技术含量低、不利于专业的提高和就业”、“兼职与学习的时间管理”这些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学生方面, 要树立正确的兼职观, 灵活分配学习与兼职的时间, 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家长方面, 要注重孩子学业发展和心理发展的平衡, 鼓励并正确引导孩子做兼职, 提高社会实践能力, 进而为未来就业做准备;学校方面,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提高学生的实践意识, 加强学生的时间管理和职业规划教育, 提供兼职等实践性平台;雇佣者方面, 切实遵守法律, 合理合法安排工作时间,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今后, 希望大学生能够更好地处理学业与兼职的关系, 实现课堂知识与课外实践的更好结合。

参考文献

[1][日]张梅.日本谋求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新动向[J].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2001 (6) 50—53.

[2]王敏.试论加强大学生职业规划意识的必要性[J].教育与职业, 2006 (12) .

篇7：日本庆应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大学

教师的质量与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培养高层次人才、产出高水平成果、提供高水准服务,都离不开高水平的教师,而教师的高水平获益于教师发展。 高校教师发展是教师的全面发展,即高校教师作为一个人、一种职业、学术界的一个成员的发展[1]。 多年来“教师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利用“关键词抽取技术”我们对中国知网收录的以“高校(大学)教师发展”为主题的2948篇核心文献(检索日期为2015 年7 月21 日)进行了关键词抽取,发现研究者对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 个关注点上:教师专业发展(883 次)、高校管理(630 次)、 评价考核(412 次)、 生存状况(299次)、教学活动(236 次)、科研活动(172 次)、教育信息化(87 次)、师资队伍建设(73 次)①。 这些关注点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经历、经验、感悟等得出的理性思考,却不是大学教师群体真正的关注之处。 那么,我国大学教师群体在教师发展问题上到底最关注什么?教师发展面临的阻力有哪些?发展需求又是什么?为此,本研究以“2014 中国大学教师调查”中开放题回答内容为分析对象,通过严格的程序化数据收集、整理、统计,发掘出高校教师群体在教师发展问题上的关注点,找出现阶段高校教师发展变革中的阻力及改革着力点。

二、调查实施

1. 文本资料来源及说明。 2014 年5 月20 日至7月20 日,本团队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学教师评价的效能研究”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大学教师工作与发展调查”。结合配额抽样和随机抽样,调查共抽取了来自东、中、西的全国13 个省(市、区)的88 所普通公立本科院校。按照样本院校名单,通过检索各院校网络主页上的“师资力量”介绍,共获取教师邮箱35418 个。 利用在线网络调查平台进行调查,在设定单一链接单次回答的规则后,将问卷以超链接形式发送至样本教师邮箱。 统计显示, 成功投递21533 份,成功回收5186 份,回收率为24%。 由于调查采取在网络页面上填答,调查系统默认设置为“若回答不完全则无法提交”,因此,回收的5186 份问卷100%有效。 剔除在调查问卷上唯一的开放题空白的2113 人, 填写 “ 无” 的249 人, 以及填写无效信息的444 人之后,开放题部分有效问卷为2380 份,占总有效问卷的46%。

2. 样本分布。 2380 份有效问卷的地域、 院校层次、学科和个人特征分布见表1。

三、研究设计

1. 主观开放题的作用。 主观开放题也称为“开口题”, 是被访者主动输出, 是主体建构视角的一种表现,是“让生活告诉我们”的思路[2]。 这种形式的问题不设固定答案,让答卷人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引出的建议会比较深入,收集到接地气、个性化的资料,对大面积标准化的问卷题目是一个较好的补充。调查过程中采取的匿名、自愿、网络填写的方式,又为教师“开口说真话、说心里话”扫除了心理上的屏障。

本调查开放题的问题是“请写出您对促进中国高校教师发展的建议”,此题为选答题,填写与否和答案长短全由答卷者把握。 2380 份有效问卷对此题的填写总字数为150902 字, 每份问卷回答的平均字数为63 字,最长的为917 字,表明许多教师对中国高校教师发展真的有话想说且有话要说。 因此,本研究以对开放题的回答为透视窗口,深入解读高校教师对其发展的群体关注是可行的。

2. 研究方法的选择。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的 “理想类型”概念成为本研究在方法上的第一个指引,“理想类型是通过侧重突出事物一个或数个方面,并将从属于这些方面的大量孤立、混乱、分布极不均匀的个别现象归纳为统一的想象图像而获得”[3]。

有了“理想类型”概念的指引,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分析开放题材料。由于文本数据分析是“对所收集的大量数据进行排序、结构化并赋予意义的过程”[4],将复杂、凌乱的资料分解成组成部分,再通过编码、删减、分类和重构等程序来获得对资料更为深入的理解[5]。而分析的关键环节在于变量的抽取和属性归类[6]。所以,我们若能对开放题文本材料进行合理的编码、归类和分析,就能有效提取高校教师群体在教师发展问题上的主要关注点。参照文本分析的一般过程,本文采用以下4条分类逻辑。

第一,先大类后亚类。首先通读所有问卷开放题的文本资料,梳理出文本所含的大致命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大学教师岗位职责、教师发展特点和现代大学的实际,我们划分出八个大类: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社会服务,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生存状况,大学管理,校园环境,评价考核。八个大类产生的逻辑如下:①教学、研究和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大学教师所需承担的基本职责,所以产生了“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社会服务”三个大类。②根据两分法可将大学教师发展分为专业能力发展和个人生活发展,进而形成“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生存状况”两个大类。③如何管理好组织结构日益复杂的现代大学是各国高校管理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7],而组织环境是组织成员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由此“大学管理”和“校园环境”分别作为一个大类得以凸显。④统计中发现“大学管理”大类下的“评价考核”亚类的被关注度非常高,其统计数值几乎为其他亚类之和,按照类型学逻辑有必要将其另列为一个独立的大类。然而,大类分组方法仍过于粗放,所以,在逐一研读每条回答内容的基础上,细分大类,产生亚类别,如果遇到难以归到原有亚类别的回答时,则建立新的亚类别,力求分类准确,确保研究效度。

第二, 先分层再进门。 2380 份答案文本资料显示,各问卷答案的形式、格式、字数各异,所含主旨也纷繁复杂,为分解条目语意,实现各问卷答案的清楚归类,研究提出“先分层再进门”,即首先将目标文本按照语义逻辑分层并逐层提炼出各层主旨,再将各层主旨逐个送进各类别的“大门”。如4960 号问卷“职称评定规则必须改,不能过分看重论文、科研成果。要有良好用人机制,能让真正需要的能人进来。”按照语义逻辑可将其分为两层, 主旨提炼为:“职称评定规则”和“用人机制”;再将二者按照逻辑分别送入“评价考核”和“高校管理”两大门中的“职称考评”和“人事管理”两小门。

第三,只进一个门。严格来说,对每一条主观题答案,都应以“紧密度”在其能够从属的各个类别中赋值,但按此方法操作工作量之巨大,人工难以企及,而且若将过多变量纳入分析, 很可能造成系统崩溃;同时,紧密度概念本身的定义原则和衡量尺度也会面临严峻的科学性检验。 因此,在“先分层再进门”原则基础之上,再遵循每一条主旨都“只进一个门”,即一条主旨只归入与之紧密度最强的类别。

第四,先目标后形式。 “先目标后形式”原则是指对形式相同但目标不同的文本,采取目标优先标准进行分类。如3893 号问卷“高校应该回归人才培养这条主线,设立教学团队及科研团队。”这里所言的设立教学及科研团队是教师发展的形式,而回归人才培养为目的,故将其归于“教学活动”。

3. 分类数据库。 数据库搭建遵循自下而上、由细节到整体原则。 首先,在逐条研读开放题文本的基础上提炼出各条答案主旨,产生细类事件,然后根据细类事件形成亚类集合。为了更简洁有力地展示高校教师群体的关注点, 笔者只展示了各大类下位次排前三、答案比例从高到低排序的亚类数据,若遇亚类不足三个的大类,则展示旗下所有分类,见表2。 最后,根据具体事件和亚类数据汇总整理出大类数据,详细结果见表3。

四、研究发现

表2、表3 直观地显示出评价考核、大学管理、教师生存状况和教师专业发展四个大类位居前列,各自所占意见总数的比重均在10%以上, 四者累计权重达81.5%,成为最受大学教师们关注的问题。 教学活动、校园环境、科研活动、社会服务虽然也受到一定关注,但遵循主成分分析原则我们决定,仅对前四个大类按所受关注度从高到低依次分析。

1. “考评体系”在评价考核大类中独占鳌头,受到被访教师的重点关注。 表2 显示,“考评体系”除了在所属大类中遥遥领先,在展示出的所有亚类统计数值中,它也是以745 次的提及率位居榜首,这意味着在2380 位受访教师中, 几乎每有三人便会有一人提及考评体系。 然而,透过对考评体系亚类集合的详细解读我们发现,只要提及评价体系的教师几乎都在批评现有的考评体系,如考评体系过分科研导向(221)、考评标准一刀切(149)、过分指标量化(119)、重数量轻质量(66)、考评周期不合理(56)、外行评价内行(21)、重资历轻能力(7)和考评形式严格(3)①。这反映出, 我国大学目前所采用的考评体系已饱受诟病,不合理的考评体系成为最受大学教师关注的发展问题。“民主-多元主义”政策模型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中自下而上的议程设定可提高政策的可行性[8],我国大学教师在大学教学评估等学术性政策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9],由此便决定了我国大学考评体系在制定过程中会出现相关利益群体参与不足,考评制度存有天然缺陷,“大陆高校‘以人为本’,即一切制度都是因人而异的,一任校长(书记)一种制度,基本不流动的教师反而没有学校制度的参与权”。 982 号问卷的回答支持了这种观点。 另一方面,由于考评体系在大学教师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作用重大,这更加剧了不合理的考评体系成为大学教师们重点关注对象的可能。

注:①大类1 中的“考评体系”指对考评体系的总体看法,由于部分教师在提及评价考核时没有明确指出其所关注的是职称、 科研还是教学考评,只笼统地谈及对考评体系的看法,故将此类意见仅归入考评体系亚类,而对评价对象明确的意见则仅归入相应亚类。 ②大类2中的“政府管理”指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而其他亚类所指则为大学内部管理。③大类5中的亚类“教学”本应归入“人才培养”,但在文本资料分类过程中发现教师提及教学活动时或明确提及人才培养,或明确提及教学,为更清楚表示教师们在教学活动上的关注,此处将教学和人才培养分开统计,两者互不包含。

2. “行政化” 是大学管理中的突出表现, 受到被访教师的严重关切。 在大学管理全部亚类别的频次中, 行政管理亚类以627 个频次占据了该大类1361个频次中的46.1%,而在行政管理亚类集合内,事件“行政化严重”出现了429 次,占该亚类69%。 分类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行政管理亚类集合内的其他事件虽未直接提及行政化, 但所含主旨均与行政化有关,如活动、评奖等“杂事”太多、行政腐败等。 这说明,行政化问题成为大学管理中的突出表现,受到教师的严重关切。 “中国教师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高校过度行政化,十多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在我校很常见。 说明教师待遇低,压力大,在学校没有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往往直接和课题获得、职称、住房、留学机会等挂钩。 ”一位“985 工程”高校的副教授如是说。 在我国行政权力泛化致使大学校园活动主体的本末倒置,行政活动成为各种活动的中心[10],教师发展所依赖的各项资源多由行政部门配置,这种权利结构下行政权力成为大学教师发展进程中一道必须直面的门槛,行政化问题成为教师关注的焦点便不难理解。

3. “工资待遇” 是改善教师生存状况的核心, 表达了教师生存与发展之诉求。 教师生存状况大类中,工资待遇亚类为558 个频次,占74.8%,同时也占教师总人数的23.4%,说明约有四分之一的教师直接关注工资待遇问题,再结合亚类集合看,工资待遇亚类集合中事件“提高待遇”出现527 次,占94.4%,几乎完全替代了该亚类。压力大、收入低、收入与工作量不成比例是高校教师谈及要提升教师工资待遇时最常用的表述。 调研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380 名有效样本中65.4%的教师表示自己从所在学校能获得的应发年收入在10 万元以下,69.2%的教师认为目前的教学、科研负荷为超负荷状态,其中17.3%的教师认为当前工作负荷已达到超负荷状态;2380 位受访教师中有57.4%的教师对目前工作的整体满意度较低,若有选择机会50.4%的教师表示自己有转岗、转校的意向, 更有教师现身说法,“就算本人这样的教授月薪8000 (备注: 每年还有两个月没有津贴, 薪水只有3000 多),每周工作40~50 小时,算下来每小时薪水也就40 元人民币。 而在我们这儿最普通的钟点工也要30 元/时,您说这高校教师的薪水合理吗? ”

4. 提高 “教师素养” 是专业发展的重心, 教师们自我判断真实诚信。 表3 显示,教师专业发展是最后一个占意见总条数的百分比在10 以上的大类, 累计频次605 次,即有25.4%的受访教师直接提及专业发展,说明该大类虽没评价考核、高校管理、生存状况那么备受瞩目,但较之其他,却仍获得了较高关注;再从所辖亚类数据看, 相较于专业发展的主体和途径,大学教师更注重发展内容, 而在发展内容亚类集合中,事件“教师素养”占据了55%的份额。 这说明专业发展内容可谓是教师专业发展大类中的“皇冠”,而教师素养则又成为了“皇冠上的明珠”,提升教师素养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重心所在,受到普遍关注。 教师素养不仅包括教师从事育人、科研和社会服务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应包括对教师工作的热爱和抱负,但现实却是“高校专业新教师大部分都是博士,科研能力很强,却严重忽视教学能力提升,再加之他们不是师范类毕业,教学技能低下,但胆子很大,一到教学岗位,任何课程都敢接,而学校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普遍都非常不重视,流于形式。 ” 一位省属重点高校的教授对目前大学教师的素养流露出深切担忧。

五、结论及讨论

上文分析显示,考评体系不合理、大学行政化严重、改善工资待遇和提升教师素养是本研究得出的4个备受大学教师们瞩目的发展问题。利益群体压力是教学变革的源泉[11],群体关注则是群体压力产生的先兆,因此,若能通过大学教师的群体关注发掘潜在的群体压力生成点,那么所得结论将更有利于决策部门有效地促进大学教师发展。

1. 机械的考评体系使大学工作异化为考核至上,教师无暇真正发展。 没有评价,就没有管理[12]。 行政权力泛化背景下,考核任务成为大学教师各项工作的轴心,完成考核则被视为教师的基本职责。 表2、表3 数据显示,教学活动大类累计频次占意见总数的比重为8%;社会服务大类累计提及频次为28 次,提及次数占意见总条数的比重为0.6%, 是一项几乎无人关注的大类。 这些数据说明,大学教师的日常工作基本围绕考核内容展开,对考评体系不涉及或涉及比重较小的项目他们很难投入大量精力, 教师发展片面。“中国的科研主导已经步入歧途。 除了有极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孜孜教学,大部分人已经沦为体制的附庸。”除了评价体系调控下的工作科研导向,大学内部位于生产第一线的教师承担了过多的考核任务,教师发展无奈让位于工具主义,成为考核制度的牺牲品。“考核大棒只打一线教师,处级干部拿行政人员绩效工资,系主任、系支部书记工作量减25%,还有若干兼职行政教师免工作量,绩效考核额定工作量由领导的发展目标分解,任务只落到一线教师身上。 这种考评机制下,我周围大多数教师只能解决温饱,根本就没奢望晋职称。 ”此外,在完成日常考核之余,大学教师还要不时应对许多突发考核, 如本科教学评估、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重点学科评估、重点实验室评估等, 这些无疑又会占据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发展问题大学教师着实分身乏术。

2.大学管理部门过强的行政思维妨碍教师自由发展。我国大学职能部门基本是参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机构对应而设,政府公共资源大多经由行政部门配置,行政管理注重效能和效率,因此,高校内的许多活动都以追求高效为准绳,有时甚至会忽视教育基本规律,显得急功近利。表2显示,校园软环境亚类累计频次为233次,占据校园环境大类的83.8%,其中“急功近利氛围过重”事件出现160次,占该亚类的68.7%。这表明,受访教师在谈及校园环境时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大学校园环境中充斥着较为浓厚的急功近利氛围。曾接受我们访谈的中科院某院士指出“行政部门遵从行政的那套秩序,对科研基层的事情不甚了解,基础学科的研究不是想象出来,也不可能靠顶层设计来规划,科研人员需要真正自由的发展空间。”汤因比曾说,科学研究只有在不带任何功利意图,只是为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之时,才会有种种发现[13],学者还不应受规定期限的限制,时间限制可能会使他们匆匆忙忙,也会使他们的研究进程失常[14]。易言之,急功近利氛围不为学术职业所容,大学教师发展需要真正自由的环境。遵循上述逻辑建构,被誉为“聪明王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为理念,让学者能够天马行空地思考一切命题,不论什么方向,不管耗费多少时间,无需汇报,更无考核,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让她孕育了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照来看,我国大学管理遵循的依旧是行政管理思维,偏好按照级别为教师、研究者们设定条件、期限、任务量等不同形式的发展目标,在过强的行政逻辑管控下,许多大学教师面对发展什么以及怎么发展问题时,都必须按照行政规划的既定清单,自由发展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3.中西部地区及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收入水平相对偏低,教师发展缺乏物质保障。每一个组织、职业都存有一种核心激励,它是从业者发展的内驱力。就大学教师而言,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获得学术界较高的声誉是其所能获得的最宝贵财富,但并不意味着收入不重要。双因素理论认为,薪水、工作条件等属于保健型因素[15],这些因素的满足不足以提高工作满意程度,其不足却会引发不满。调查数据显示,2380位教师中年收入不高于10万元的有1557位,占65.4%;年收入不高于7万元的有718位,占30.2%,其中来自东部地区313人,占43.6%,中部地区190人,占26.5%,西部地区215人,占29.9%。由于来自东部地区的样本基数较大,若按绝对数值比重衡量将会产生解释偏差,为了增强数据的可比性,研究引入相对数值,即对各大区年收入不高于7万的人数占本大区样本总数的比重进行比较,得出:来自东部地区的教师年收入不超过7万元的概率为0.237,中部地区的这一概率值为0.37,西部地区为0.388。按同样方法以院校层次为分割单位可得:来自“985工程”高校的教师年收入不超过7万元的概率为0.204,来自“211工程”高校教师的这一概率值为0.25,一般本科院校为0.417。以上数据说明,尽管大学教师中的多数年均收入小于10万,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院校层次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和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师收入相对更低。40%左右来自中西部地区或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师,其年收入在7万元以下,就此收入水平来讲,无论是与历史时期相比还是与同时期国内其他行业相比都存有一定差距,教师发展尚缺乏有力的物质保障。

4. 管理制度的急功近利倒逼教师不重视其长线发展。 专业能力是大学教师立足于教师岗位的根基,其发展贯穿教师职业生涯。由关键词抽取技术提取的理论研究关注点可知,“教师专业发展”出现的频次为883 次, 占总频次的31.6% , 是高校教师发展研究领域中最受研究者瞩目的问题,所受关注远胜其他。 定量文本分析结果显示,现实中最受大学教师关注的发展问题是“评价体系”,占据了意见总条数的27.4%,“教师专业发展”的关注度仅有12.1%,不足评价体系的一半。 这些数据说明在目前高校急功近利、考评至上的大环境中大学教师更重视能带来切身利益改变的变量,注重发展的实际效用,而对于专业能力发展之类的长线建设则缺少踏实认真的态度。 “国外的专家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可是我们若是那样,职称就真的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但是没有几十年的数据与调研的积累,研究的价值真的让人怀疑。”一位受访教师的回答体现出了这种矛盾。这种现象的产生或是因为,一方面,从目前的体制来看,即便教师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专业能力建设为先,但专业能力建设的落脚点终将回归评价,教师发展成效仍需借助各种考评尺子衡量, 并且由于专业能力建设周期长,会经常面临考核标准变动、人事变动、组织机构变动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所以,在既定制度倒逼下为了规避风险, 许多教师在发展路径选择伊始便 “按方抓药”,长远的专业能力建设不得不让位于现实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专业能力发展是一项耗时较长且发展成效不易评价的事业,而作为“人”的教师具有生物属性和多种需求,他们无法马上就满足所有需求,而只能间断地满足[16],于是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一些教师便选择优先满足实际效用而忽视长远。

通过对“2014 中国大学教师调查”开放题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高校教师群体与研究者群体的关注焦点明显不同,不同于研究者们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热衷,高校教师们最为关注的是“高校考评体系”。 目前来看, 机械的考评体系使大学教师无暇真正发展,大学管理部门过强的行政思维妨碍了教师的自由发展,中西部地区大学及普通本科院校相对较低的收入,让教师发展缺乏基本保障,管理制度倒逼下大学教师对长线发展重视不足已成为大学教师发展过程中的阻力所在。针对此状,大学管理部门可调整评价体系、实施多元化评价体系,摒除行政思维、营造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提高教师基本待遇、制定合理的薪酬体系,此外,大学教师也要摒弃功利倾向,以类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责任感投身于大学学术职业。

摘要：对“2014中国大学教师调查”开放题回答内容的文本分析发现,中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考评体系、大学行政化、工资待遇和教师素养上。目前来看,大学管理部门的行政思维妨碍了教师的自由发展;机械的考评体系使教师难以聚焦到真正的发展上;中西部地区及普通本科院校收入水平的相对偏低让教师发展缺乏保障;人事管理的急功近利倒逼教师不重视其长线发展。上述已成为妨碍大学教师全面发展的四道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