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法

新律师法（精选6篇）

篇1：新律师法

学习新《律师法》的心得体会

一、新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权利的规定

“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是我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三大难题，新律师法的修改通过，明文规定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权利，实现了控辩双方权利平等，有利于律师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新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主要见于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其中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又主要集中于第33、34、35条的规定。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由上述可知，第33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第34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阅卷权；第35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比照《刑事诉讼法》有关“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显然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具体表现为：就会见权而言，律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的限制；就律师的阅卷权来看，已经由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展到整个案卷材料；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事项，而不必经过被调查人或单位的同意。

二、加大检察工作力度，突破案件侦查难点

（一）、正确认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在封建制纠问式诉讼模式中，犯罪嫌疑人时刻面临着法官的追诉与审判，沦为诉讼客体。由于贯彻罪从供定原则，实践中奉行无供不定案，导致口供中心主义，口供甚至被视为证据之王。加之弱化乃至否认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泯灭人性的刑讯逼供合法化，犯罪嫌疑人成为拷问的对象，只有接受讯问并招供的义务，而刑事诉讼的重要活动即是逼取口供，程序正义得不到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和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把犯罪嫌疑人列为当事人，使得其诉讼主体地位在理论上以及立法中得到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由刑讯逼供的对象、诉讼客体转化为享有充足权利保障的诉讼主体。所以，执法人员应正确认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抛弃旧的执法理念，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行事，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二）、要“两手抓”检察机关建设，增强办案侦查能力。

律师法修改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侦查机关的权力予以规制，注重强化犯罪嫌疑人各种权利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口供作为证据的证明力显然就会弱化，因此要改变以往的侦查重点，把收集证明力强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作为侦查方向，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做起：一手抓检察机关硬件建设，大力发展刑事科学技术，以满足现代侦查技术要求，有利于多方面收集证据；另一手抓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实现人才强检，通过各种学习途径提高干警侦查能力，适应查处现代犯罪需要。

（三）、协调检警关系，共同完成追诉任务。

公安机关是刑事犯罪侦查工作的主要力量，大量刑事案件由其受理并负责侦查。律师法的修改对侦控机关收集、整理和审查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使审判前侦查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通过继续侦查随时提供指控犯罪应有的证据。目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控制指导不够，难以保证其侦查活动符合追诉要求，导致控诉力量不足，妨碍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此，要着力改善目前检警关系，使其进一步协调起来，共同完成追诉任务。

（四）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允许辩护方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有利于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由于证据展示是双向的，检察官可以通过证据展示了解辩护人的辩护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不在现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等证据。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出庭准备，避免辩护人当庭出示这些证据，搞“突然袭击”，造成控方不得不请求延期审理或者对被告人被宣告无罪的尴尬局面，对于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与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律师法的颁布实施将会给检察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应从理论和实践中研究、探索适合现代犯罪需要的侦查模式。既要深入实践，总结经验，以推动刑事侦查理论发展，又要注重有关刑事侦查理论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侦查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笔者浅谈了以上学习体会，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

篇2：新律师法

赵颖萍

新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了，《律师法》在1996年通过并实施后，历经2001年和2007年两次修改。这次修订，硕果累累。为适应新时期律师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新律师法对原律师法作了较大的调整，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比较而言，新法有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新律师法的进步与发展

1、律师权利的扩充

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往往被当作国家民主与法治总体水准的一种标志。新法规定律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使者”，这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律师职业变得无比光荣和崇高。新律师法增加了律师的权力。“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是中国律师在执业中长期存在的难题。新修改的律师法专门列出一章，对律师的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

新修改的律师法特别强调，“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使“会见权”具有了更加实在的内容。

为了更好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利，新律师法也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以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在保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利方面，针对原来律师调查取证要“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但在实践中基本无人同意的实际情况，新修改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也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有关情况。

此外，新修改的律师法还明确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律师在法庭上的代理或辩护的免责规定，对律师正常开展工作非常重要。

2、个人能够设立律师事务所

新修改的《律师法》规定了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应当具备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资产等条件外，还规定了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设立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律师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市场经济内在的需求促使律师发展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对律师的要求。一个方面是放开，另外一方面加强政府的监管，同时通过多元化的服务，通过市场体制，通过竞争来提升律师服务的品牌和意识。

二、新律师法不足之处

1、新律师法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和解答权，这是新律师法的最大不足之处。

新律师法仍未能突破原有规定，规定律师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提供法律服务。新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无论是大陆法律法系的德、日等国家，还是欧美法系的英、美等国家都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律师的在场劝和解答权。这是为了防止作为公权力的侦查机关滥用私刑以获得口供，也是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程序规定，同时也是制约权力机关的有利武器。如此重要的程序规定在新律师法仍没有获得突破，不禁让我们感到些许遗憾。

2、没有规定律师证言特免权

律师证言特免权是指在诉讼中，即使律师符合证人的一切要件，知道当事人有罪或对其不利的证据，仍然能够拒绝作证，但拒绝作证的范围只能是因其提供法律服务从当事人处知悉的当事人的不公开信息。

新律师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律师法律方面并不缺少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但实践中律师常因不作证而被刑法310条款追诉。如果律师了解了当事人有关未被追诉机关知悉的犯罪情况，拒绝作证属于犯罪行为。律师工作的性质具有附属性，律师的权利源于当事人的权利，而当事人没有自证有罪的义务。由于法律事务的复杂性，当事人为当局者，容易执迷；同时他们又需要获得专业人员的帮助。因此对于当事人来说，获得律师的帮助是必须的。律师的法律帮助与服务必须建立在当事人与律师充分信任，并对有关事实充分公开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律师对于当事人的状况不能充分的了解，律师就不可能有效履行律师职责。所以对于律师来说，充分的了解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也是必须的。但是当事人不能确信证律师不会被强迫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有罪，则当事人就不会向律师充分披露当事人的秘密及有关信息。为了保证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的实现，也为了保证律师能够充分的履行职权，为此西方律师法多规定了律师的证言特免权。

我国应多借鉴英美法系的一些做法，应在立法上确立律师证言特免权。

篇3：新律师法

新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主要见于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 其中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又主要集中于第33、34、35条的规定。第33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第34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阅卷权;第35条主要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1.1 会见权

《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之日起, 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被监听。”从该条文可以看出,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有了新的变化。

一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时间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后;而新律师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两者相比, 少了一个“后”字, 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

二是会见内容方面得到扩大。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内容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扩大了律师对嫌疑人帮助范围, 嫌疑人如果对所托律师足够信任, 可以向律师坦诚所涉案的全部事实。代理律师只要不是故意仿造证据、掩盖事实, 就在给予委托人应对性的帮助方面不受限制。

1.2 阅卷权

《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从这条看出, 律师查阅的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指控证据, 而不再只限于技术性鉴定材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 辩护律师只有从审查起诉阶段起才能查阅案卷材料。但是,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能看到的材料仅限于拘留、逮捕、移送起诉意见书等法律手续、诉讼文书和相关的技术性鉴定资料。除此之外, 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检查勘验笔录、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等证据, 律师则一概不能看到。而新律师法34条的规定无疑放宽了阅卷的范围, 不仅将律师阅读案卷材料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 而且明确阅卷范围包括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书证、物证, 以及诉讼文书和技术性证据材料, 别且规定到法院审判阶段律师可以看指控犯罪的所有材料。

1.3 调查取证权

从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看,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那既然存在冲突, 在解决相关问题上,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应该适用哪一个呢?笔者认为, 两法存在冲突的时候, 应遵循“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进行适用, 也就是说, 应当适用《律师法》。在涉及非原则性法律问题上, 应按照新法取代旧法的原则, 适用新法。具体到律师会见嫌疑人及调查取证的权利来说, 如果《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相关条款出现冲突, 应以《律师法》为准。

2 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律师法》自颁布以来已经实行近两年, 就总体而言, 喜忧参半, 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制的总趋势是向前的, 对律师权利的限制和设置的障碍逐渐减少, 对犯罪侦查工作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1 对传统“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冲击

我国传统上一直沿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 其具体含义是“侦查机关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后, 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 然后再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出入, 就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整个刑事侦查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进行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国的侦查模式开始向由证到供的模式转变, 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随着新律师法实施, 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权利越来越大,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保护途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这种口供中心主义的传统侦查模式将会举步艰难, 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效果。

2.2 讯问难度增加, 言辞证据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减弱

由于客观原因, 言辞证据本身证明力就不强, 由于人的因素, 言辞证据不可避免的存在虚假或失真的瑕疵。新律师法赋予律师更大的调查取证权, 持有“三证”便可以独立调查取证。律师在对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时, 询问侧重点与侦查机关并不完全一致, 证人所作的陈述也就会存在差异, 特别是在某些不正确的引导之下, 一些证人可能基于某些考虑或是基于某些压力等原因, 对已作证言经厉害分析有可能发生心理动摇, 会出现证言不断反复, 甚至作虚假的证言。讯问拓展线索难以保密, 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缩短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 而公安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却无法知晓律师掌握证据的情况。同时, 律师介入侦查活动时间的提前, 基于律师法的规定, 侦查人员从犯罪嫌疑人处获得的线索实质上已无密可保, 虽然我们从理念上相信律师基于其职业道德的要求, 会保守案件秘密。但如果出现李庄案这样的情况, 或者双方对线索的“秘密性”认定不一, 侦查机关所掌握的一些线索将会被泄露或暴露出来, 特别是涉及案件审判的相关线索, 使情况更加复杂。

3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对新律师法的对策

3.1 改变侦查体制, 建立“大刑侦格局”

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是多重领导、上下无序的体制, 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上一级侦查机关不能有效地指挥下一级侦查机关, 名为“领导”, 实为“指导”, 造成各自为战、互不干扰, 极大地影响了对刑事案件, 特别是对重特大案件的侦破实施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若要改变目前这种无序化、条块分割的状态, 首先建立“大刑侦格局”, 改善现行的侦查管理体制, 变多重领导为侦查内部的垂直力道, 使侦查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出来, 在整体上发挥集团优势, 弥补单兵或少数侦查部门联合侦破的尴尬局面。

3.2 彻底转变传统观念, 实行“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

律师权利的扩大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和侦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促使侦查机关提高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能力, 要求侦查部门加快执法能力建设, 建立“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

新《律师法》的出台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 实践证明, 这种“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 侦查工作只有确实改变迷信口供、围绕口供收集其他证据的办案模式, 才能对律师的介入不存芥蒂, 才不会担心律师介入侦查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一侦查模式无疑会增加侦查工作的难度, 侦查人员只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通过完善侦查措施和手段就可以真正实现这一转变。

3.3 更新侦查理念, 加强机关沟通配合

新《律师法》对关于律师三大权利的细化, 使侦查部门的侦查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因此, 作为刑事侦查人员必须更新理念, 否则将陷于被动。

首先, 从侧重惩罚犯罪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平衡兼顾转换。惩罚犯罪自古以来就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题和基本任务, 也是刑事诉讼的应有之意, 但近来人权观念在我国也不断深入人心, 也促使我们侦查工作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第二, 注重实体正义, 又要注重程序正义。面对新《律师法》, 侦查人员必须抛弃以往重实体, 轻程序的观念, 抛弃“群众运动式”的执法习惯,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侦查权力。通过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来实现社会正义, 维护程序的公正性。最后, 强化侦控一体化, 实现部门无障碍交流配合。加强与公诉机关的沟通, 建立“协助式”的检警关系, 开创案前合议机制。

3.4 拓展侦查手段, 完善讯问策略, 强化取证能力

社会在进步, 诉讼制度在发展, 查处犯罪的侦查手段也应随之改变, 如今办案还停留在一支笔、一张纸的办案方式上是不行的。尽管有了录音录像, 但这也只是记录讯问的过程和记录方式的改变, 在直接获取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变化。而律师介入诉讼, 自由与犯罪嫌疑人交流, 过去的侦查方式受到了限制, 必须有新的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侦查手段。

首先, 大力发展应用侦查科学技术, 如:物证技术、情报收集技术等, 这些科学技术将成为今后的顺利侦破案件的基础。同时, 为秘密侦查立法, 发展秘密侦查技术, 开拓侦查取证的新途径, 强化取证能力。

其次, 高度重视首次讯问, 完善讯问策略和方法。首次讯问开展得顺利与否直接决定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 首次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还没有受到律师的点拨和影响, 出现被外界“污染”现象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 注意审慎决策, 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 从而更好的确保讯问效率和效果。

第三, 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完善固定证据, 减少对口供的依赖。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工作, 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 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措施和手段, 在不同的地点、范围内, 组织力量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调查对象或案件事实同时进行取证, 充分收集证据材料, 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的关联性, 及时补充完善证据, 用声像、文字等证据形式予以固定, 将其本身所具有固定和补强证明力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 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

3.5 建设新型队伍, 推进刑警职业化

自2002年司法制度改革后, 我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业人员一律要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虽然在现阶段公务员警察招考加强了对警察各方面素质的考核,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公安队伍的法律素质和法、检、律等部门和人员比较相对较差。而刑侦干警又必须和他们同台竞技, 因此公安要突出重点建设刑侦队伍, 推进刑警职业化建设。

首先, 注重刑侦队伍的专业结构。我们必须要把各种优秀的人才吸引、充实到刑侦队伍。让刑侦从单一走向多元, 变成一支多学科相结合的科技队伍。

其次, 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推行侦查员等级制度。从工作实绩、纪律作风、破案率等各个方面进行考核, 确立每位侦查员的等级并且和工资级别相挂钩, 这样可以适当缓解压力、增强侦查动力。

3.6 协调探索, 积极呼吁立法

面对《律师法》实施后的困难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审视问题, 协调探索, 无法解决的要积极呼吁, 争取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问题迎刃而解。比如, 可向立法机关呼吁, 增加强化侦查工作的措施和手段, 增设强制证人作证制度, 完善证人保护和豁免制度等。另外还可以探索, 在公诉权运行机制中建立一种司法机关主导的刑事案件诉前合意机制。

参考文献

[1]徐静村.21世纪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篇4：新律师法

每一次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完善,在使律师这一法律的执业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在一步步得到完善。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律师法作出重大修改,使律师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对于长期困扰律师界的“三难”问题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给予了明确的规定,为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提供了更有力保障的同时,也将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即有权复制诉讼文书和案件材料。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而原有法律规定律师在这阶段享有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范围从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从这不能不说对公诉部门的工作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由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公安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因而可以知道全案的证据弱点。同时,律师还可以提前了解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

同時,律师有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取证据或自行调取证据的权利。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原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也就是说律师在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时,不必经他们同意,只需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使一直以来流于形式的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取证权得到了明确的法律保证。

这样一来,会产生以下一个问题,即检察机关所获得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但律师自行调取的证据,检察机关去无法获得,势必造成检察机关和律师在证据地位上的不平等。如果律师在法庭上突然出示其自行调取的证据,将使公诉机关非常地被动。

二、我国现有证据展示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有的刑事证据开示存在许多缺陷,导致不能适应新的庭审方式,司法实践中出现诉讼活动动作不顺畅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降低了诉讼效率,妨碍了公平竞争。控辩双方相互隐瞒主要证据,很难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很少进行证据交流,辩护方从控诉方所得到的证据材料也非常有限,这样就会导致庭审中双方都会提出一些令对方措手不及的证据,不利于双方进行充分的质证、辩论。如果一方因此而申请延期审理,就会造成拖延诉讼,法庭的不间断审判原则得不到贯彻。同时也增加了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核实的负担,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二,控方进行指控难度的加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辩护方向控诉方开示证据的义务。然而,如果庭审前不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难免会造成辩护方在审判过程中突然抛出一些具有很强证明力的证据,而检方对此毫无防备,从而陷入不利境地,丧失诉讼中的主动权。对于一些案情复杂、举证困难的案件,辩护方如果进行证据突袭,必将会给控诉方带来很大的挑战,不利于惩罚打击犯罪。由此可见,没有证据开示制度的对抗式庭审机制只能带来控辩双方非正常的对抗和资源浪费,这与当初设立对抗式庭审机制的初衷背道而驰,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①

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一)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证据开示(Disclosure of Evidence),是指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展示证据的一项制度,它是发端于英美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在英美对抗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以及法官消极的中间仲裁者地位,决定了证据开示殊为必要。证据开示制度在英美刑事诉讼中无疑已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制度。所谓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将各自掌握了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的制度。②它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辩护方可以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他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即控辩式的对抗模式,其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特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基础是控辩双方力量的相对平衡。

在现代刑事诉讼构造中的控辩平衡,实质是要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因为刑事诉讼在本质上是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权益冲突。由此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引发了一场诉讼,控辩平衡就是强调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在相互对抗中势力均衡,在相互发展中走向合作。

合理的诉讼构造,必须体现控辩平衡的理念与原则,即应当使控辩审三方构建成一个以法官为顶点、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为底边的“等腰三角形结构”的理想图形,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庭审中,也体现在庭外诉讼准备阶段。“程序必须体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她” 。因此,诉讼的科学程序要求控诉与辩护双方在形式上应保持平等对抗的格局即平等武装,这是保证诉讼客观、公正的前提。

(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试探

1、明确证据开示的主体,确立双向开示制度。双向开示,即控辩双方均向对方开示己方证据。英国在1996年制定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中将证据开示责任的双向性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在我国,证据开示的责任也应该是双方面的,即既包括检控方向辩护方开示证据,也包括辩护方向检控方开示证据。有的观点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实行单向开示即仅由控方向辩方开示证据。其理由是,控方的证据开示是辩护律师先悉权的自然延伸,检察官负有向辩方开示证据的宪法性义务,而辩护律师取证的权利和能力较之公诉方都更为有限,何况案件提起公诉也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规定辩护律师向公诉方开示证据没有必要。笔者认为, 由于新律师赋予了律师全面的阅卷权,导致了控辩双方信息的不对等,因此证据开示制度必须规定辩护律师向控方开示其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的义务。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庭上突然出示其获取的关键证据对控方突然袭击的情况并不少见。笔者认为,只规定控方向辩方开示证据,而不对辩方作出同等规定,这对控方是不公正的。控辩双方实行双向开示原则,有利于保障诉讼公正进行,提高诉讼效率,符合国际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发展的趋势。

2、明确证据开示的范围。

对于控方而言,应确立全面开示原则。检察机关应向辩方开示所有的证据,在我国,检控方的证据开示范围应包括(1)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获得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所有证据材料,都应列入证据开示的范围,这些材料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检控方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另一部分是检控方不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这些材料通常是一些可能有利辩方而不利控方的材料;(2)证据开示的例外情况,对涉及国家机密或可能对其它案件的侦查造成明显损害的,检控方可以不开示。这里存在一个利益衡量标准,在英国是“公共利益豁免”,在我国则应该接受法院的审查。

对于辩方而言,开示范围应包括辩护方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所有证据,只要包括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特别是下列检控方尚未掌握的证据:(1)有关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2)有关被告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3)有关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指控犯罪的犯罪构成的证据;(4)有关被告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5)在法律推定事实案件中,能够推翻推定事实的证据;(6)能够证明被告人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因为律师受被告人的委托,必然要维护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对委托人不利的证据辩护律师当然不会刻意去搜集。如果是不利己的证据,当事人是不会交于法庭审查的,也就无需证据交换了,因为它本来就没被一方当证据使用。

此外,还应规定证据开示的时间、次数、地点以及相关的保障机制。这些还有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探讨以及向其他国家借鉴。

注释:

①何家弘.外国犯罪侦查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6-30.

②龙宗智.刑事诉讼法学论文集[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07—208.

篇5：新律师法

田文昌

2007年10月28日公布的新《律师法》，在律师界、司法界、法学理论界乃至全社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褒贬不一。其中，批评的声音似乎并不亚于赞扬的声音。

一、关于新《律师法》的成就与不足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律师法》的修改明确了律师的职业定位，加强了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尤其是通过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一些具体权利的明确规定，体现并推进了律师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例如，新《律师法》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一规定确立了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是对律师职业定位的明确化与科学化。新《律师法》第3条在原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的内容，并在第37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两项修改加强了对律师职业保护的力度。新《律师法》第38条的规定扩大了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在原规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漏的情况和信息”。此项修改一方面加强丁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律师执业活动的保护，明确了律师的免作证权(例外情况除外)。

新《律师法》更具有重大突破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对律师辩护权的具体规定之中。例如其第33条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该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会见权和单独会见权;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将律师的阅卷权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第35条则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取消了原律师法中“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限制性规定。新《律师法》第33、34、35条的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的“三难”问题，突出体现了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作用，从而明显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也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存在问题的重大突破。

批评的声音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种声音出自于律师界和学术界。他们认为，《律师法》的修改只是向前迈出了半步，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还有所保留或者远远没有解决。例如，虽然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却没有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对律师阅卷的规定不够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缺乏保障;律师的执业豁免权并不充分，更没有规定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的法律后果;而相反，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限制性和处罚性的规定却更具体、更严格了。另一种批评的声音则主要是来自于司法界，也包括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其主要观点体现为律师法修改的正当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冲突论”，即因律师法中规定的刑辩律师的部分权利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冲突，所以出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二是“违宪论”，认为《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律师法》则是人大常委会通过，二者宪政基础不同，后者与前者冲突时则存在违宪问题。

争议的出现固然是由于观点的差异和部门利益的不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的如何衔接问题。新《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实施，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至今尚未出台，那么，《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在辩护活动中的诸项权利在法律生效后应否实现和能否实现?这正是目前实务界和学术界最关注和担忧的问题，也是引起当前争论的主要原因。

对新《律师法》的评价中确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两法冲突的理解上也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并不值得过分堪忧。重要的是，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应当选择何种价值观。对此，笔者主要阐明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客观、历史地评价新《律师法》的成就与不足;二是如何面对现实，积极、主动地去解决两法衔接的问题。

从前述列举的关于对新律师法赞扬与批评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新《律师法》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在律师职业定位、执业权利保障和辩护权保障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正如一些批评意见所指出的，在突破中确有许多保留，似乎是走了一步又退回半步，且在条文设计上也是谨小慎微，使得一些即使很有限的权利也难以全部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话，就不会对这些不足之处求全责备了。因为，在中国法治环境初创的大背景下，在当前律师制度及作用尚未被国人充分认识的情况下，立法的进步是难以过于超前的。客观地讲，在国人眼中律师基本上仍然还是一个新事物，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一样，律师制度的发展也难以跨越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否则，也许会遭遇夭折或者适得其反的结局。

仅就目前的内容而言，“冲突论”、“违宪论”的观点已经使律师法的实施遭遇了很大障碍，这个现实已充分体现出立法过程的时代烙印，也反映出立法活动本身就包含了各种力量和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妥协。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新《律师法》，首先是应当肯定其成就，其次才是指出其不足。更重要的是，应当承认在其不足中带着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找出这些不足的意义只在于加快其完善的步伐，而并不在于求全责备和急于求成。

二、关于两法冲突的衔接

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某些具体规定上确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如果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就会发现，这种形式上的冲突背后并不存在无法融合的对立关系，相反，却可以找出立法改革过程中互动关系的积极因素。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学术观点之争不能成为立法改革的绝对障碍。因为，长期以来法学界的观点就从未统一过且也不可能完全统一。就前面提到的“冲突论”和“违宪论”而言，也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并不代表多数学者的意见。重要的是，既有争议，就不存在绝对性的障碍，也就不能成为否定新《律师法》和阻碍两法衔接的理由。

其次，从立法改革的过程来看，与我国法治建设处于初创阶段的状况相适应。我国的立法活动正处于迅速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之中，在修法中各部门法之间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种交叉互动性恰恰形成了立法改革的积极因素。就《刑事诉讼法》而言，远在《律师法》修改之前几年就已经启动了再修改的议程，且再修改讨论过程中已经涉及到并且远远超过了新《律师法》中规定的内容，例如，除写进新《律师法》中的前述内容之外，还有律师在场权问题、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问题、庭前证据开示问题等一系列内容。这些内容与新《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的相关权利相互一致，紧密联系，且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呼声很高或者已达成共识。只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所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拖延的时间较长而至今未能出台。在此情况下，《律师法》的修改因其过程较短而先行出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其内容的形成却具有其必然性。因为新《律师法》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漫长过程中反复研讨与论证的部分成果则恰恰成为《律师法》修改的基础。我们应当看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出自于同一立法机关，而且处于同样的法治环境和历史时段，两部法律之间是不应该发生根本性冲突的。事实上，只是同一种理念和原则在先行出台的《律师法》中的一种优先体现而已。既然我们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层面，就会必然并且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因此，目前所反映的新《律师法》与现

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因时间差而形成的暂时现象，而这种互动现象则恰恰起到了推动立法改革的积极作用。

第三，从价值取向来看，法律的根本性原则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立法的指导思想。所以，判断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有无冲突的依据，应当是首先分析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有无冲突。

新《律师法》的突破性进步主要体现于对律师职责定位的正名和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这种突破的真正意义则旨在于加强保障人权的力度，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众所周知，十余年前生效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所体现的仍然是以打击犯罪为主旨的价值观，而当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这表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已经与我们不断向前发展的诉讼理念相背离，这也正是我们几年前就已经启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程序的原因。而这些背离之处，正是与新《律师法》的“冲突”所在。

由此可见，新《律师法》与再修改中的《刑事诉讼法》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明，先行出台的新《律师法》所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刑事诉讼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也正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所遵循的目标。更何况，保障人权已经上升为宪法原则，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已经确定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大方向。因此，可以说这两部法律在修法的理念层面上并无冲突，更谈不上新《律师法》还会有什么“违宪”的问题，而所谓的“冲突”反映的只不过是新法与旧法在某些具体内容上的差异而已。既然如此，这种差异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两法相衔接的障碍。相反，先出台的新《律师法》必然会起到推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修改过程，正如同两艘朝着同一目标进发的航船，谁先到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的一致性。

第四，从操作层面来看，由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不可能及时完成，所以两法如何衔接确实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也正是许多人为之担忧的问题。然而，通过前述的分析我们就会充分地认识到，在修法理念一致性的前提下，两法衔接问题就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解决类似问题的途径已经很多，如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法律解释过多的现象曾经遭受质疑，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在法治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发展快、变化多、立法经验不足等，都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法治环境日趋成熟的体现。因此，权衡利弊，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这种虽有争议却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多年来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正是利用频繁作出的一系列法律解释弥补了立法上的缺憾。因此，在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问题上，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和低估法律解释的作用。

篇6：新律师法

大家好，我叫##，是同盛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天我非常荣幸的受司法局党委指派和第八联合支部委托，在此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我汇报的题目是：《诚信执业、服务为民，树立律师党员新形象》先锋、模范、骨干、带头人……人们常常这样评价身边的共产党员。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一个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如群星闪耀，镌刻在浩瀚长空。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简单地说就是在具体环境、岗位上体现出的模范行为。作为一名律师共产党员，怎么样才能从普普通通的工作中实践党的“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呢？

一、端正服务理念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律师的神圣职责。首先，要进一步培养爱岗敬业的精神。律师是做社会服务性工作的，与广大群众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手中没有执法权，只有服务权，要赖得了清贫，坚持高风亮节，立足岗位作奉献，以优质的法律服务、诚信的人格魅力、热情的服务态度为法人、公民和群众团体服务。第二，要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手段。律师党员在为公民的法律服务中，要时时处处作好表率，要讲信誉、讲质量、讲人格、讲品德，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社会效益，在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中获得经济效益，做一名人民信得过的法律服务工作者。第三，要有强烈的法律服务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律师党员在履行法律服务的职能中，要做到细心、热心、诚心，严格程序，依法办案，不吃拿卡要，不办人情案，不徇私枉法，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以优良品德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赢得群众的信任。第四，要依法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蓝天。为弱势群体搞好法律援助，是我们律师党员的应尽责任，在为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中，我们要尽心尽力，热情周到，要站在贯彻三个代表的高度，想方设法地为弱势群体搞好服务。做到不计个人得失，耐心细致周到，维护法律公平，使弱势群体享受到党和政府的阳光温暖，享受到法律的公平待遇。

二、提高自身素质

作为一名律师，要不间断地学习和研究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满足现状，不能固步自封，不能坐井观天，要在刻苦学习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要在勇于探索中提高代理案件的法律本领。一是要有刻苦钻研业务的进取精神。律师工作面广、量大、点多、线长，毎一项工作都有较高的要求，繁杂的程序，科学的规律。作为一名律师党员要不断进取，钻研本职，刻苦学习，掌握一套适应律师工作需要的能力和本领，为党和人民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二是要有争创一流的工作精神。在律师工作中，要走在前，冲在先，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要以忘我的拼搏精神争一流，创一流，要见困难上，见荣誉让，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群众作表率，以显著的工作业绩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赢得群众的爱戴和赞成。三是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律师工作中，不能搞按部就班，不能搞照搬照套，要与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更新理念，更新思维，更新手段，静心思考，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在创新中取得新的业绩，争做实践职业道德的模范。

三、发挥先锋作用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就等于失去了发展的环境，稳定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律师党员在这次先进性教育中，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一马当先地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对待社会矛盾，要善于排查，及时发现矛盾，要不遗余力地运用一切手段精心加以调解，尽力避免矛盾扩大，力争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把化解社会矛盾引导到法制的轨道来解决。在社会矛盾化解中，要向群众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耐心细致地教育群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能违法乱纪，触犯法律就要受到制裁，不厌其烦地开导群众既要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又要承担法律赋予的义务，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自觉为政府分忧。

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几千万党员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人们期望：正在深入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将以它的扎实推进和实际成效，印证这位伟人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