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精选6篇）

篇1：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关 键 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成因、特点、对策、探索与实践

内容提要：土地历来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当前民事审判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呈现了较快的增长趋势。此类案件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关系我国农村的社会秩序稳定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农业的发展前景。但目前由于我国法律对此类案件还缺少一个完整、统一的规定，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往往对某些案件出现不同的认识和裁判，极大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研究这类案件的审判已成为民事审判人员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一、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成因

通过深入60多个村庄调查，我认为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因农村土地承包引发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如处理不好，不但不利于农村的和谐稳定，而且还会给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对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就变得非常重要。

（一）地方基层组织作为发包方未按实体法进行发包。在实践中，有的村委会和乡政府不认真执行相关法律的规定，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将留用地、废弃地私自发包给承包人进行耕种，收起部分群众不满。

（二）地方基层组织作为发包方未按程序法进行发包。因为对土地、山林、滩涂、荒山、荒地的承包都会直接涉及农民的最根本利益，涉及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在发包中，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有的基层政府在发包时超越职权，对本无权发包的土地、河流等进行违规发包；有的村党支部以党代政，违规行使村委会职权。

（三）地方基层组织以权谋私，实行“一言堂”。有的村委会领导以权谋私，不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就擅自将集体土地发包；有的乡、镇领导插手承包合同的招标活动，搞“暗箱操作”。

（四）地方基层组织政策执行不连续，失信于民。有的村委会或乡、镇政府对法律的严肃性认识不够，往往在换届后，工作缺乏连续性。下一届班子由于和上届班子闹意见，就轻易否定上届班子对外所订立的发包合同，从而使承包合同受行政意识的干预，处于不稳定状态。

（五）部分农民有嫉妒心理，故意破坏他人的承包成果。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付出了劳动和精力，理所当然地会享受一定的收益。但有些农民看到别人富裕后，心理不平衡，想方设法破坏承包合同，从而产生纠纷。

二、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特点

此类案件由于其标的特殊性，具有与其他民事案件不同的特点。

（一）大多案件涉及人员众多。有的案件涉及农村经济农、林、牧、渔业，承包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特别在承包经营权流转案件中，承包土地征用案件和土地补偿费分配案件涉及人数之多尤为突出。

（二）易引起矛盾激化和涉法涉诉信访。土地承包案件涉及的是农民最为敏感的土地使用权、开发利用权和流转权的争议。此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起农民的不理解和不满，从而引发刑事案件或农民群体性上访。

（三）案件季节性强，要求审理周期短。涉及到种植业和养殖业承包合同案件，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其季节性强，“人误一时，地误一年”，如果不能尽快立案、审理和执行，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对此类案件，应及时采取先予执行或保全措施，以充分保护农民利益。

（四）新类型案件增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经营思路的拓宽，农村土地承包案件不再局限于宅基纠纷和常见的承包方或发包方违约等旧类型，而是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案件，如开发商对城市周边土地的“圈地开发”而引起的土地征用和开发纠纷；国家或集体的矿产资源开采利用中的占地补偿和毁地补偿纠纷等。

（五）缺少统一的法律依据。由于对此类案件审理缺少一个统一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土地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国家对其有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它不但受合同的约束，还受到《土地管理法》、《农业法》、《森林法》、《物权法》等法律的调整，而且有专门法即《农业承包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法律适用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对同类案件的审判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和裁判，极不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

三、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指导原则

此类案件的审理涉及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涉及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在此类案件的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依法审理和促进生产、减少矛盾的原则。审判机关要通过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有关纠纷，稳定农村经济秩序，鼓舞农民发展农业的劲头，保障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切忌单纯为了办案而办案，要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用是否有利于农民生活改善、是否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是否有利推动农业体制更新与完善的标准来衡量案件的审理质量。对于承包方搞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的或是私自变更承包性质，破坏土地利用的，要立即采取措施制止，防止或避免损失扩大。

（二）坚持维护大多数农民利益和尊重村民自治的原则。审理此类案件，一定要注意审查某种行为的存在或变更是否经过村民大会的表决和审议，站在大多数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避免受个别村干部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的干扰和迷惑。对于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村务，原则上尊重村民自治的意见，法院不作过多干预。

（三）坚持注重协商和调解的原则。此类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农民大多不愿对薄公堂；很多纠纷争议标的不大；有些案件强制执行存在很大难度等。因此，对此类案件注重协商和调解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生产经营，防止激化矛盾。但在调解中，也要有一定的原则性，如不能将国家或集体的财产权以调解的方式转归个人所有；不能将应办理的许可证等证件的程序简化或删除等。对于协商和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防止因“久调不决”而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中的突出问题和对策

（一）承包程序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由于农民法律意识不高，加之部分村干部有特权思想，因此，在一些承包合同的订立中会出现“以权代法”、“以

言代法”的现象。如村委会对外发包耕地时，采用村支书或村主任“一言堂”，根本不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由村领导擅自在承包合同上加盖公章。这种做法不仅侵害了村民自治权，而且还会造成国家或集体财产的流失，也会滋生一些由“权力出租”而导致的腐败现象。

对于未经法定程序而订立的承包合同，人民法院不应对合同效力予以认定。2003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

（四）项规定：“承包程序合法”，即要遵守民主程序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承包方案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作为承包方的情况法律还有特别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

（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土地承包法》

（四）十八条也有相同的规定。以上这些都认是关于农业承包合同订立的民主程序的强制性规定，是必须遵守的。否则，承包合同应认定无效。

（二）发包主体的正当性和适格性。主要有两类案件需要注意：

一是村支部有无土地发包权。2003年某县某村村委会和部分村民订立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但在同一天该村村支部以自己的名义就同一地块和另外部分村民订立了承包合同。致两个合同的不同承包人就合同效力问题进行诉讼。

二是村委会是否有权未经矿管部门批准而擅自将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发包给村民。如某县某村委会将一荒山承包给某村民，除允许其进行养殖和种植外，还允许其开采。承包人就在荒山上挖取矿土出卖。这两类案件中，我们要严格审查承包合同的主体资格。在（一）个案例中，村支部是无权对外订立承包合同的，因为它是党的基层组织，只能对村内党务工作和党员进行管理和教育，无权代表村委会行使行政权利，这也是我国一直强调的“党政分开”的要求。在（二）个案例中，村委会无权处分矿产资源。因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授权当地矿产管理部门对此进行管理，对矿产资源的发包必须要经过矿管部门的批准，承包合同才能有效。

（三）发包方单方违约的合理性与违法性。对于土地承包合同案件中出现的发包方单方违约情况，我们要区别对待。

一种情况是由于国家征用土地，如根据规划修路，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将承包方土地收归国有，形式上看，发包方违约，但这是有合理的前提条件的，是服从国家或当地政府的规划，是政府行为，承包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如果承包人就此提出诉讼，追究发包人的违约责任，人民法院要驳回其诉讼请求。当然，对于征用行为造成的承包人的损失，必须由征用人进行合理赔偿。

另一种情况是发包人无合理根据而擅自违约，单方撕毁合同。例如，比较常见的村委会班子调整后，新任班子不认可老班子订立的承包合同。对这种情况引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一定要维护承包合同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能因村委会班子的更迭而随意废除或更改合同。还有，某些村委会不顾农民的意愿强制推行规模经营，集中种植。农民不接受的，发包方便假借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强迫农民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也是不能

得到法院支持的。

（四）承包方违约的审查与判定。对承包方的违约情况，也要区分不同情况而定。如果由于承包方不按合同规定缴纳承包费用或是擅自改变承包性质，那么其要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承包方的违约并不必然导致承包合同的无效。例如，孟村县某村部分村民在几年前和村委会订立承包本村果树的合同，由于果树不多是50年代所栽种，到近两年不仅品种落后，而且很少挂果。部分承包人就将果树砍伐，改种玉米。村委会对此行为予以认可。但当其他承包人也改变承包地用途时，村委会提出异议，形成诉讼。后经县委和乡政府进行群众评议，大多数群众同意承包方继续承包，但应增加承包费。在此案中，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定承包人私自改变承包地用途而判定其违约，而要结合承包果树的实际和群众意见，作出合理判决。经审判人员到现场查看，承包果树确实不能挂果，继续种植果树势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最后，法院综合考虑本案情况，判决承包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但适当调高了承包费用，双方对此都比较满意。

（五）多个承包合同并存与排异。盐山县某村委会先和两个承包人订立了土地承包合同，未到期时，又和另两个承包人就同一地块订立了承包合同。两方承包人由此引起纠纷。

对于多个承包合同并存的情况，人民法院首先要审查，承包合同在主体资格上是否适格，此案中两个合同在主体上都是适合的；其次，要审查承包合同在程序上是否有瑕疵。本案中，前一个合同未经村民大会或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而后一个合同则严格按照《村民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履行了表决程序，且经过公证部门的公证，并得到乡政府的认可。因此应认定

（二）个承包合同有效。

退一步讲，如果两个合同在各个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案件最好驳回起诉，交行政部门处理，或由村委会按村民自治的原则进行选择。

（六）土地补偿费给付中的村民自治。当承包方的土地由于国家征用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承包时，由占用方给付的土地补偿费用在分配时要掌握两个原则：

一是由于不能耕种土地造成承包人的青苗补偿费和预期利益的收入应直接给付承包人，对于土地复垦费和环境污染费则原则上由村委会统一掌握和使用。如沧县某采油井因采油造成某村土地污染，由油田给付的各种费用，就应按上述原则进行分配。

二是对于城市郊区的农村土地开发占用而给付的补偿费，原则上应由村委会按照村民自治的要求，召开村民大会决议此款项的分配。如运河区某村根据村民大会的决议规定，2001年后落户本村的人不享有土地补偿费。这就属于村民自治的村务，如果不符合分配条件的村民以侵权起诉，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以村委会侵犯了该批村民享有村民资格而判令给付补偿费。

篇2：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党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全面实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现在纷纷要求耕种原来多年撂荒弃耕的土地，由于此前土地流转方式不规范，土地承包过程中的一些矛盾逐渐凸现，导致人民法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逐年攀升。黄冈市法院受理的一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2003年为57件，2004年为73件，2005年上升到105件，当年二审案件分别为9件、16件和22件，且群体诉讼案件增多，有的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发包方（集体经济组织）行为不规范或单方毁约而引起的纠纷超过一半。由于村民委员会或村小组的负责人法律意识不强，导致其在土地发包过程中行为违法或违约，从而引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表现为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发包过程中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民主议定原则的规定，将应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改由少数人定断；有些集体经济组织不与农户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而采取口头方式发包；某些合同的责、权、利不明，不便于实际履行，从而引发纷争;有些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新官不理旧事，以调整经济结构或提高承包金的方式单方收回或变更承包合同。以上纠纷一旦农户起诉到法院，集体经济组织败诉的多。如黄州区某村委会未经民主议定，由村委会少数干部将集体所有的40亩耕地发包给本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修建鱼池，承包不到一年，本村村民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其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而村委会则由此担责。

二、土地证册不全、经营权属不清而导致农户争包、抢包土地的案件处理难度大。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自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集体经济组织未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多数政府部门未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些土地证册登记较为混乱。目前，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负担普遍减轻，为农户争包土地提供了条件。1988年，武穴市某村委会与本村以外的村民签订承包合同，将本村约20亩山地交由该村民承包，承包期为20年，该20亩土地四至不清，又未补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周围村民在此地块附近修路、建房，多次与该承包人发生权属纠纷并引发多起诉讼，难以处理。此外，某些地块是属于国家所有，亦或集体经济组织，极易存在权属争议。如黄梅县蔡山镇与新开镇为长江冲积留下的“江心洲”的使用权属问题多年发生争执，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集团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从黄冈中院二审受理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看，集团诉讼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03年的2件到2004年的5件，2005年上升到8件，当事人多达几十人或几百人。此类案件矛盾集中，当事人情绪对立，案件的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稍有不慎则可能引发不安定的因素，对审判人员也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如黄州区东湖办事处某居委会与62户村民关于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中，办案人员逐一查清土地权属，认真查找与本案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走访了多个部门，接待来访人员十多次，最后才将案件顺利审结。

四、承包人非法流转土地或擅自变更土地用途应当引起重视。据调查，此类纠纷起诉到法院的虽少，但现实中并不鲜见，常常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承包人未按法律规定的用途使用土地，而是将土地用于建房、建厂、取土、加工水泥制品等，二是承包人将自已承包的土地非法流转，发包方又未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履行监督职责。这类承包人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损害了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虽然法院未受案，但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定性错误。从二审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来看，个别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将案由笼统定为土地使用权纠纷，这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只能由政府处理，对政府处理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是行政诉讼，不属民事调整范围。

认定合同效力草率。确认合同的效力是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首要环节，也是案件审判的关键。正确、稳妥地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不但是整个案件顺利审结的根本，同时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起到宣传和导向作用。但在实践中，有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或民主议定原则所签订的无效合同却被认定为有效，有的随意确认合同无效；对一地多包的合同仅仅按签订合同的时间顺序宣布后签订的合同无效；有些依公平原则或诚实信用原则确认合同无效等。这些情况的存在，不利于有关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和依法流转，不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应引起高度重视。

审理期限过长，延误农时。农业生产存在投资周期长、季节性强、收益慢的特点，及时审结案件非常重要。但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有些审判人员不能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一味地强调在审限内结案或者有超审限的现象，耽误了农时；有些审判人员工作不仔细，对本可以调解结案的案件不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贻误了调解的时机，判决后一方上诉，延长了案件的审理时间；有些审判人员机械地运用强制措施，采取保全措施时不允许农民进行正常生产，造成承包土地闲置。如某法院审理一鱼池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由于案情复杂迟迟未审结，又未及时裁定由纠纷的一方进行经营，致使案件审结时该鱼池长时间空闲，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给当事人带来了损失。

审判方式、方法呆板，导致案件的社会效果不佳。在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的审理中，有些办案人员虽然案件处理合法，但却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平息纠纷，有时甚至导致当事人缠诉，这是在案件处理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偏差。有些审判人员缺乏主动应对社会关系的能力，不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就案办案；有些未给予当事人正确的引导，使当事人走弯路而造成诉累；有些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不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地坐堂问案；有些不注重调解，结案方式单一等，造成农户不满意、不理解，办案效果不理想。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对策

一、做到准确定性。在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立案与定性时，一定要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执行。具体来说，对下列案件才能立案并审理，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因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时，一般只存在上述五种案由，对不属这五类案件的，不予受理或告知当事人向其它有关部门主张权利。

二、正确认定合同效力。在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依法确认原则，除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外，还应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七条等法律的规定，参照有关政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精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在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时，在不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冲突的情况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既要保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明晰，又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例如，对撂荒弃耕的承包经营权的案件，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主张已弃耕撂荒的承包地的，原则上应予准许；善意的第三人耕种他人的抛荒地，对该土地有固定投入的，应由收回经营权的原承包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合法承包人将自已的承包地转让给他人经营而不收取价款或向实际经营人支付价款的，现因政策调整，可按情势变更原则对原合同进行适当调整。对一地数包案件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简单地宣布合同无效，而应依优先权有关原则处理。已取得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具有物权性质，具有当然的优先权；未取得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已在有关部门登记的承包人优先；均未登记的，按合同的生效时间先后确认；以上原则仍无法确认的，按实际占有原则处理，谁实际占有，谁取得土地经营权，但在发生争议后、纠纷解决前强行先占的除外。

三、提高审理质效。要尽快处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首先要树立效率的观念，能快结案的一定要快审快结。其次，要树立责任意识，将每一件案件均当成大案来办，尽职尽责地处理好每一件案件，并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三，慎用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对确实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一定要允许该土地上原耕种的农民继续生产，不要轻易裁定停止生产经营，以免造成一年的零收成。

四、坚持多调少判。以维护新农村社会和谐为出发点，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高度重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土地争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般人数多、土地流转次数多、权属不明、合同签订和履行不规范、政策性强，加之部分农民法律意识较差，导致案件难以审理，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当始终坚持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先行调解原则，通过调解让农户知法明理，化解矛盾，使对抗得到缓和，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篇3：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1 大通县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主要做法

1.1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积极组建仲裁机构

1.1.1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大通县委、县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成立了由主管县长、农牧局、法院、司法局、财政局、法制办等部门领导组成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工作方案, 落实具体措施, 积极筹备建立仲裁机构。之后, 在原“大通县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大通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 负责本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信访接待、调解、仲裁、档案管理、仲裁员日常管理等工作。

1.1.2 完善机构, 明确职责。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仲裁试点工作要求, 成立由农牧局局长任主任, 主管副局长和农经站站长任副主任, 县法院、司法局、农经站等部门的业务骨干任委员的新一届仲裁委员会, 负责本辖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仲裁工作。为保证仲裁质量, 确保仲裁案件依法公正裁决, 从法院、司法、农牧等部门抽配3~5名专职仲裁员, 还专门聘请1名法律工作者任常年法律顾问, 为依法、公正开展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2 建章立制, 强化管理, 规范工作程序

1.2.1 建章立制, 拟定操作规范。

为了保证仲裁工作的有序开展, 在总结近几年调解土地纠纷经验和广泛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 借鉴其他省份处理土地承包纠纷的经验, 结合本地实际起草了《大通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暂行办法》, 并经县人民政府第4次县长办公会议通过, 于2005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

1.2.2 健全管理制度, 注重以制度促管理。

建立健全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程序、仲裁员工作纪律、仲裁庭工作制度、书记员职责、档案文书管理制度、来信来访接待工作制度和仲裁纪律等各项内部管理工作制度。

1.2.3 规范工作程序。

从案件的受理到文书的送达、监督、回访等形成完善的工作机制, 包括立案、取证、现场勘查、举证、调解、仲裁、合议、执行、结案等, 对每一环节都要制订操作规程, 使仲裁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在规范之下, 以保证双方当事人公平、公正的取得合法权益。

1.2.4 仲裁文书和档案实行标准管理。

设计了一套统一格式的调查笔录、庭审笔录、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立案审批表、仲裁庭组成人员审批表、仲裁委员会讨论案件笔录、案件中止审理审批表、仲裁通知及送达回执等。建立了档案室, 设置了档案柜, 专人负责土地纠纷仲裁档案的管理。承办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审结案件, 制做结案审批表, 将各种调解、仲裁文书交由档案管理人员归档, 做到一案一卷, 分类保管。

1.2.5 建立了定期报告制度。

仲裁委员会将每年受理、处理土地承包纠纷的情况进行总结汇报, 包括调解、仲裁的各项工作资料, 深刻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完善仲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积极开展专题研讨, 并进行半年和年终总结。

1.3 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仲裁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法律法规素养

为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 2005年4月份, 县农牧局农经站积极组织人员, 邀请县法律服务中心的专家, 对40名仲裁员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合同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知识及相关政策的培训, 并经省农牧厅考核合格后颁发了仲裁员资格证。

1.4 设置仲裁庭, 强化土地仲裁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仲裁庭的设置, 按照便民的原则, 在县农牧局会议室设立了县级仲裁庭一个。仲裁庭内设有仲裁台、申请人席、被申请人席、群众旁听席、仲裁监督员席、群众监督台等。确保仲裁案件依法得到客观公正的裁决。同时, 按照便民的原则, 设立流动仲裁庭, 以方便农民就近仲裁, 使案件的处理简便快捷。

2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取得的成效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 大通县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截至目前, 全县共受理土地纠纷155起, 其中:仲裁56起, 调解99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1 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行为

通过调解和仲裁, 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严肃性, 而且提高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 推动了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2.2 有效化解了农村土地承包矛盾

仲裁庭的建立, 为处理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纠纷搭建了平台, 提供了载体, 维护了农村稳定, 促进了经济发展。一些通过信访渠道难以解决的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案件通过仲裁, 都得到了依法合理解决。

此外, 仲裁工作的推进, 建立了27种标准文本, 为大通县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通县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全省其他州、县成立仲裁庭提供了经验。

2.3 转变了政府职能, 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

近年来, 大通县仲裁庭受理的案件没有一起出现反复, 没有一起不执行或上诉到法院。相关单位上下联动, 促使基层干部从调解和仲裁中不断提高法律法规的认知度, 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效率。探索出一条在乡镇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庭的土地纠纷解决途径, 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纠纷仲裁具有法律严肃性、权威性, 同时较法律诉讼成本低、时效性强, 解决了土地纠纷政府下手难、村委会不愿协调、法院受理难的困境。土地纠纷仲裁既维护了当事人的权利, 又节省了经济成本, 推广后易被广大农民群众接受。

3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 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是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有效途径。大通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3.1 司法接轨不畅

虽然审结的大部分案件都已经自动履行, 但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滞后, 在诉前证据、财产保全和裁决结果的强制执行等司法强制措施方面, 还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有效支持。此外, 对有些土地承包的法规和政策, 我们和法院的衔接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

3.2 仲裁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是一项新生事物,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而且此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特别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都有不同的变化, 对仲裁员的业务要求极高。虽然仲裁员基本上都是选择熟悉农业农村工作、懂一定政策和法律知识的人来担任, 但是同样面临着加强培训、尽快熟悉业务的问题。仲裁经费缺乏。由于财政困难, 经费无法保障, 大通县仲裁委员会工作经费相当紧张, 土地承包纠纷数量逐年增多, 并且大多案情复杂, 解决起来也非常的棘手,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不仅办案人员无津贴可言, 连日常办案经费都无法保障。

3.3 仲裁经费缺乏

由于财政困难, 经费无法保障, 大通县仲裁委员会工作经费相当紧张, 土地承包纠纷数量逐年增多, 并且大多案情复杂, 解决起来也非常的棘手,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不仅办案人员无津贴可言, 连日常办案经费都无法保障。

摘要：近年来, 农民对其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 农民因土地承包发生的纠纷明显增多。为积极探索化解土地承包纠纷的有效途径, 妥善解决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大通县2005年成立了青海省第一家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 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仲裁机制的建立, 有效化解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农村社会稳定,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大通县,土地承包,仲裁

参考文献

[1]王小波.温州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实践及对策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 2011.

篇4：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积极探索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市虹口区纪委监察局

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就是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注重保障被审查党员民主权利出发，通过创新和改进审理模式，逐步探索推进党内民主的途径和方法。本文就其基本程序、基本做法、主要效果、推进中的“瓶颈”问题以及推进方向、对策建议等发表看法。

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虹口区纪委在上海市纪委和虹口区委的正确指导下，对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特别是学习借鉴江苏省纪委审理助辩经验,实施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和中央纪委审理室对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实施给予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认为这一制度是审理方式改革的发展方向，在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员权利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以下简称 “助辩制度”）就是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注重保障被审查党员民主权利出发，通过创新和改进审理模式，逐步探索推进党内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助辩制度，即纪委在审理党员违纪案件过程中，借鉴司法实践中的律师辩护制度，引入助辩员的制度，形成允许被审查党员委托助辩员参与案件审理和进行辩护的制度性安排。助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被审查党员辩护权虚置问题，从制度上为其自行申辩和请其他党员为其作证、辩护提供了平台。

2007年以来，在全区办结的65件党纪政纪案件中，有49件引入了助辩制度，引入率达75.38%，共采纳申辩及助辩意见16条，5名党员在助辩后被从轻、减轻处分乃至免予党纪处分，且无一例申诉案件和申诉信件，取得了良好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纪效果。

一、助辩的基本程序

传统的案件审理主要有受理案件、审核案件、审理谈话、再度审核、集体审议、讨论处分决定、呈报审批和执行决定等程序。实施助辩制度后，在审理谈话环节增加了权利告知、资格审查、查阅资料、实施助辩和意见反馈等几项内容。具体程序是：

（一）权利告知。案件移送审理后，审理部门（审理小组）向被审查党员同时送达 《权利告知书》、《委托助辩员告知书》和《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委托书》。被审查党员若需助辩，3日内向审理部门（审理小组）提交《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委托书》。

（二）资格审查。审理部门（审理小组）在3日内对被审查党员委托的助辩员进行资格审查，并向被审查党员送达 《助辩委托人审核意见通知书》。如被审查党员委托的助辩员未得到审理部门 （审理小组）的同意，被审查党员可在收到审核意见书之后的2日内再次提交 《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委托书》，否则视为放弃助辩。

（三）查阅资料。助辩员资格经确认后，可在3日内持《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委托书》和必要的身份证件，到审理部门（审理小组）了解涉案相关证据材料，为被审查党员辩护做准备。

（四）谈话预约。审理谈话3日前，向被审查党员和助辩员送达 《案件审理谈话 （含助辩）通知书》，告知审理谈话的时间、地点。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谈话时间、地点的，被审查党员和助辩员须在接到通知后2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是否变更由审理部门（审理小组）决定。

（五）实施助辩。助辩在审理谈话阶段进行，参加人员一般为审理人员、被审查党员和助辩员。谈话内容主要为：表明审理人员身份、确认被审查党员和助辩员身份、询问权利义务是否知晓、核对违纪事实、听取申辩和助辩意见、现场解释和说明。

（六）集体研究。审理人员对被审查党员及助辩员提出的意见梳理归纳，进行再次认真审核，提交室务会或审理小组成员会议研究，并将审理助辩情况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写入审理报告，依照规定程序提交有权决定其处分的党组织讨论。

（七）意见反馈。对申辩意见和助辩意见，应写出有事实根据的说明材料，在党组织讨论处分决定前，向被审查党员和助辩员反馈，说明采纳与不予采纳的理由，并做好记录。

（八）送达规定。送达审理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收件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的日期，并且签名或者盖章，收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二、助辩的基本做法

虹口区在全市率先探索了以审理谈话为载体，集助辩员助辩、开示证据、第三方监督为一体的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做法是：

（一）先行试点。2007年11月，虹口区纪委选择了广中路街道作为助辩制度试点单位，在街道党工委经集体讨论，组织发动社区各级党组织开展学习讨论活动后，在全区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实施意见》。2008年2月，区卫生局纪工委也制订了 《关于建立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 （试行）草案》，并据此对所属医院一件党纪案件开展了审理助辩。

（二）全面推开。在总结成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虹口区纪委制定出台了 《关于建立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了审理助辩的指导思想、助辩原则、助辩员条件、相关人员权利和义务、助辩程序等八个方面的规定，为虹口区实施党纪案件审理助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作为配套文件，区纪委还专门制订了 《虹口区纪委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员队伍组建办法》，从制度上规范了助辩员从推荐到聘用的一整套程序。并专门举办培训班，经考核，正式选聘了12名中共正式党员作为区纪委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员，为审理助辩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人员保障。2008年8月，虹口区全面实行了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

（三）拓展模式。在实施中，许多被审查党员由于存有“不想辩”、“不敢辩”、“不会辩”的顾虑而放弃助辩，明显影响了助辩制度的实施和坚持。为了突破受被审查党员意愿限制的瓶颈，使审理助辩制度能够有效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作用，经多次研讨，决定在学习江苏省经验的基础上，增加一种新的模式：即本人放弃助辩时，组织上仍安排区纪委聘请的助辩员参加审理谈话并阅看相关案件材料；审理谈话进行时，助辩员不发表意见；谈话结束后，由审理人员专门征询他们对案件的意见，并将他们的意见写入审理报告。

这种模式的创新，从维权的角度看，既充分尊重了被审查党员的选择权，又尽可能地发挥了审理助辩制度在维护被审查党员合法权利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制度实施的角度看，无论被审查党员要求助辩还是放弃助辩，审理助辩制度都能有效地坚持下去；从办案效果的角度看，助辩员的参与不仅对案件审理人员进行监督，提高案件质量，而且使助辩员在不断地实际参与中积累助辩经验，提高助辩能力。

（四）细化操作。一是规范监督程序。从试行之初，虹口区就设立了民主监督环节。即在每个案件的审理助辩谈话阶段，由审理部门（审理小组）聘请1－2名被审查党员所在单位、地区的区党代会代表、中共党员身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案件审理监督员，对审理助辩谈话进行现场监督。监督员对审理过程中实体与程序的意见既可以在谈话中发表，也可以在谈话后发表，审理人员都必须认真听取，并做好记录。第四方监督案件审理，既监督了纪检监察的办案工作，也有助于消除被审查党员的猜疑和对抗心理，增强对纪律处分的信服度。

二是完善意见征询程序。2008年9月，有助辩员提出：邀请助辩员参加审理谈话时，审理小组能以意见征询表的形式，从实体意见、程序意见和当事人的申辩意见分别进行意见征询，并放入案件卷宗归档保存。根据建议，虹口区纪委制作了《虹口区党纪案件审理谈话助辩、监督意见征询表》，该表细化了征求案件意见的内容，使助辩员对案件的监督更直接、更明确，更真实。

三是规范阅卷程序。虹口区纪委借鉴保密工作中的做法及律师、人民陪审员在阅卷权利方面的操作方法，在助辩员、监督员阅卷程序中，引入“保密承诺”制，要求助辩员自觉履行党员保密义务，签订《保密承诺书》。同时在保证举报人权益的前提下，允许助辩员有选择地阅看案件卷宗材料中纪检机关侦查掌握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时规定，助辩员、监督员阅卷必须在办案人员陪同下，在指定地点进行阅看，不准违规记录、存储、复制案件相关信息。

三、助辩的主要效果

助辩制度作为党纪案件改变审理方式的一项制度创新，已成为虹口区党纪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程序。经过3年多的探索与实践，虹口区越来越多的党员知道助辩，越来越多的纪检干部关注助辩，越来越多的被审查党员接受助辩，助辩制度的成效也逐步显现：

（一）从“要我辩”到“我要辩”。试行之初，被审查党员不敢轻易聘请助辩员，即使想辩，也存有能不能辩，有没有用的思想疑虑。虹口区坚持推行助辩制度，不仅普通违纪党员主动要求用助辩维护自己的权利，就连区管干部中的违纪党员也主动以辩维权。三年多来，虹口区的助辩率从2008年的66%提高到2011年的100%。

（二）从“外行辩”到“内行辩”。虹口区的12名助辩员中，有经验丰富的党务工作者，也有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缺乏纪检监察工作经验，特别是对党纪规定、办案规定知之甚少。如今，助辩员不仅能够自行通过查阅案卷、向被审查党员了解案情、走访相关部门，还能敏锐地寻找到助辩切入点，依照事实、证据、情节、程序、适用条款，结合各自的专业优势提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助辩意见。

（三）从“结果辩”到“效果辩”。虹口区在审理一起有39年党龄的党员嫖娼案件时，助辩员与当事人一见面，他就提出，希望助辩后减轻处分。虽然助辩后还是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但通过以辩明理，他心服口服地接受了处分。我们认识到，助辩不仅需要“形式辩”，更要注重“深度辩”，通过助辩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执纪效果，才是助辩制度的根本所在。

四、助辩制度推进中的“瓶颈”问题

解决好助辩操作中的“瓶颈”问题，将有助于提高助辩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一）助辩员“兼职”身份，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助辩制度的有效实施

由于助辩员工作是义务的、兼职的志愿性工作，助辩员经常遇到三个“无奈”：一是时间上的无奈。助辩员从事助辩工作虽然是经组织推荐，本人同意，但由于助辩谈话一般都安排在工作日，常常与他们的本职工作相冲突。二是“隔行”的无奈。由于助辩员缺乏系统地学习和培训，助辩熟练程度就不像他们从事本职专业那样“游刃有余”，他们常常感叹心有余力不足，“隔行如隔山”。三是忙闲不均的无奈。虹口区12名助辩员中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党务工作经验丰富且年龄较长的受托率普遍较高。造成了忙闲不均的情况。

（二）证据如何开示，已成为制约助辩制度有效实施的最大“瓶颈”

随着助辩制度的深入推进，证据能否得到有效、妥善的公开，将直接影响助辩质量和助辩制度的生命力。虹口区《关于建立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中，明确了必要知情原则，即对认定案件事实的相关依据，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党政纪条规规定的秘密事项外，应当让被审查人和助辩人知晓；明确规定了“助辩人享有在遵循相关保密规定的前提下，阅看被审查人谈话笔录，了解相关案件证据材料”的权利；明确规定了“助辩监督员享有要求调阅有关案卷材料”的权利。这三个明确规定，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保证助辩员、监督员有权全面了解案件的事实、证据和依据。

但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规定：“要切实保障检举人、证明人的权利，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不能给犯错误的人看。”《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中规定：“证人作证后，党组织应为其保密。”同时还规定了“阅卷笔录、审理讨论记录等，未经批准不得向无关人员提供。”

助辩员、监督员是否应当享有阅卷权、调查权和必要知情权？如果应当享有，又如何保证其应当享有的权利不落空。如果助辩员只能听当事人讲案情，讲理由，而不能真实了解案情的话，助辩就去掉了“辩”的功能，成了当事人的“传声筒”，就失去了助辩本来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五、助辩制度的未来推进方向及其对策建议

目前虹口区实施的助辩制度已经具备了独特的党内民主实践功能，未来将朝着更加科学化、法治化和准司法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助辩制度的深入推进，要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助辩制度的规范实施，要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助辩制度的有效实践。

（一）构建一支政治坚定、结构优化、业务精通的专业助辩员队伍是助辩工作的现实需要

一要完善助辩员队伍的选聘制度。随着助辩制度的不断推进，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助辩员队伍建设，尤其要摆上议事日程。一是人数上增加。按党员比例设置助辩员人数，确保每个基层党委、党工委至少保证1至3名助辩员。或者把全区划分为若干板块，进行助辩员统筹管理、调度。二是范围上扩大。助辩员既可在在职党员中选聘，也可以从退休的机关优秀党务干部和社区优秀党员中选拔。三是业务上多元。助辩员的专业选择要注重多元化，既要引入律师党员，也要引入公职律师党员；既要有党务干部，也要有专业干部；既要有普通党员，也要有领导干部，使他们在助辩中更好地发挥专业所长。四是结构上优化。年龄上要注重“老中青”相结合；性别上要注重男女比例相协调；精力上要注重本职与兼职相互补；业务上要注重专业优势与案件性质相兼顾。

二要创新助辩员队伍的工作机制。一是兼职与专职相结合。探索在社区退休党员队伍中按照自愿报名、组织审核、专业培训、测试考核、正式选聘等程序，公开选聘政治坚定、具有一定党务工作或者法律工作经验且身体健康的退休老党员 （高龄者除外），成为社区专职助辩员。社区专职助辩员受托后，可在办案单位提供的指定地点接待委托人，并借鉴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有关聘请的“坐班”人民陪审员享有工作性补贴，其他兼职人民陪审员享有办案交通补贴的做法，根据每季度助辩数量享有一定的助辩津贴或交通、通讯补贴。助辩所需经费由区纪委统一纳入预算管理。二是助辩与回访相结合。引入助辩跟踪机制。在回访教育中，邀请案件助辩员一同参与回访。一方面，助辩员通过参与回访收集委托人对自己助辩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积累助辩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延伸助辩的教育功能，帮助党组织做好受处分党员的帮教和转化工作。

三要建立助辩员激励机制。一是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建立考核制度，每年年终，由办案单位对每个助辩员进行业务统计和评价考核；二是建立评议制度。案件办结后，由审理小组向当事人发放意见征询表，由当事人进行评议，评议表随案件备案报告上交区纪委；三是评价反馈制度。考核、评议结束后，由区纪委作出综合评价，并正式反馈给助辩员所在单位及所在党组织，作为其参加本单位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二）积极探索适度、有效地开示证据是助辩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

在助辩示证环节中，要保障被审查党员合法权利，也要使检举人、证人及其他相关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助辩示证环节有选择地尝试性地引入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实行的示证、质证、举证等做法对探索示证公开将起到积极作用。

一是直接出示证据。对于不涉及检举人、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权利保障的案件，如一些证据以账册等书证材料为主，言词证据一般以当事人自述为主的案件，由于案中不涉及其他人证言和不涉及保密内容，证据材料可以全部供助辩员和监督员阅看，以利于助辩员、监督员对案件情况有一个全面、客观、真实的了解。

二是间接出示证据。对于涉及检举人、证人或其他相关人信息的案件，审理小组在权利义务告知中就应当明确告知助辩员和监督员可查阅的证据材料范围。对于助辩员和监督员不能直接阅看却是定案重要证据的材料，经有关证人同意，经办案分管领导批准，审理小组可以向助辩员和监督员出示；对于有关证人不同意公开的，审理小组应当隐去其身份信息，概括摘抄证言的主要内容向助辩员和监督员转述；对于检举材料则一般不予公开。

（三）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监督渠道是助辩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

党纪案件监督员参与审理谈话，对监督纪检机关办案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如何以创新的理念，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助辩民主监督机制，是纪检机关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一是加大宣传，增强监督的主动性。现阶段虹口区助辩监督的操作方法是审理谈话前由审理小组依据区委组织部、区人大、区政协提供的名单指定1至2名同志，经本人确认同意后，受邀旁听审理谈话。这种做法从监督者角度看，被动多于主动。从党内民主的长远发展来看，更有效的助辩监督应变被动参与为主动介入，即由审理小组指定案件监督员变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根据自己意愿自主选择案件参与审理谈话。

二是完善机制，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根据案件性质和群众的关注程度，适当扩大监督员范围，允许被审查党员所在党组织的党员代表旁听审理谈话；对于案情较复杂的案件，特别是助辩员对案件事实、定性分歧意见较大的案件，可以有针对性邀请有关方面的专业人士旁听审理谈话。

三是合理采信，增强监督的有效性。大力营造宽松的民主环境，让监督员大胆发表监督意见。审理小组要本着对党、对党员高度负责的态度，真心诚意地听取监督意见，有道理的意见，经核实后要及时采纳；没道理的意见，也必须向监督员讲清不采纳的理由和依据，并把监督意见实事求是地反映在案件审理报告中，为领导班子讨论决定案件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从而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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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内容摘要：农村土地问题纠纷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本文根据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笔者所在地区这类案件的类型特点及问题成因，探讨审理实务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和一些具体问题，并结合一些案例提出了几点思考和体会。

关键词：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件与日俱增，案件类型也日益复杂。农地承包合同纠纷已成为三大涉农案件(其余两类为农村税费纠纷和农村征地纠纷)之首。在这些纠纷的背后交糅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农村土地问题纠纷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理性思考有关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认真总结这类案件的审判经验，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稳定农村社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笔者所在地区这类案件的类型特点及问题成因，探讨审理实务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和一些具体问题，并根据一些案例提出了几点思考和体会。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件总量明显增加。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的案件统计显示，2004年我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4件，2005年受理18件，2006年仅1－5月就已受理23件。农村土地承包案件在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大。

2、集体诉讼和类似诉讼增多。由于村社组织将集体土地承包给他人后引发纠纷，村民起诉，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或要求将承包地收回重新发包。此类案件往往原告众多，而且容易引发群体上访，法院审理难度大。本院2005年受理了合川市狮滩镇任家村3社78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3社的纠纷后，2006年又分别受理了任家村1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1社和任家村5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5社两起同类型案件。此外，2006年2月，我院第一人民法庭受理了云门镇太平村3个社、吉福村5个社、任沟村1个社和水碓村1个社分别诉重庆万寿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共10起相同类型的案件。这类纠纷主要反映在家庭承包以外的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中。

3、村社当被告的多。虽然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既有农户之间的纠纷，也有村组起诉村民或农户的，但目前村组当被告的案件较多。2005年我院受理的1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村社当被告的就有6件，比例高达的33％。村社当被告或因发包土地过程中单方提高承包费标准，或因一地多包，或因收回村民土地，或因农户转让承包经营权后另行发包。其中，既有剥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土地经营权的违法行为，也有执行当地政策和依约履行承包合同的“合法”行为。

4、征地或租地补偿费用纠纷增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紧靠城镇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征地补偿费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成为农民密切关心的问题，伴随着征地款而引发的分配收益纠纷日益突出。同时，很多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表面看，可能是诉请继续履行承包合同，或者请求返回承包经营权，但其实质是请求分配因土地被征用或租用而产生的各种补偿费。因笔者所在法院辖区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辖区内草街水利枢纽工程、富金坝水电站、西师育才学院、以及一些中小型水泥厂、矿石场的兴建，大量纠纷因征地补偿费或租地费分配引发。以前因种地无利可图而漠视甚至放弃土地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在利益的驱动下突然也对其经营权珍视起来。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本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是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大致有以下几类：

1、确认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主要是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出生、死亡、婚嫁、农转非、参加工作等变更引起的纠纷。包括：（１）没有取得承包地的，是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２）结婚后，户口未迁出，是否应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３）死亡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随承包地存在；（４）取得承包地后，因升学、进城等，户口也迁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随承包地存在；（５）自动放弃承包地，进城经商务工办企业，但户口仍在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存在。

２、经营权流转纠纷。由于国家“三农”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越来越俏。因以前农村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备、不配套，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纠纷频频发生。一是转包转让型纠纷。税改前，种田效益不高，一些农户将土地让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地由接受者承担。现在不仅土地税费全免，而且国家还倒补贴，原承包户主张转包要求被转让户退还其承包地，接收户主张转让不愿退，于是双方发生纠纷。二是代耕代种型纠纷。以前不少农民弃田荒地，外出务工经商，又不承担税费和提留等。村干部为不使税费落空，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又履行了税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农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来了，找代耕户或村组集体要求收回自己的承包地，双方发生纠纷。

３、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前文已经提到，随着城市开发建设的加快和城乡建设的迅猛发展，征地或租地补偿费用纠纷逐年增多。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纠纷不但包括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各类补偿费纠纷，也包括原土地承包者请求土地实际耕种者返回已经领取的土地补偿费纠纷，还包括表面上诉请返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因返还土地不能而希望返回土地补偿费的纠纷。前两者案件是单纯的给付之诉，后者则需要先确定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承包经营权是否遭到侵害。

４、承包合同纠纷。一是因承包方违约引发的纠纷。包括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拖欠承包费和承包人随意变更土地使用方式等。其中前者占此类纠纷的绝大多数，承包人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合同对承包费交纳的期限约定不明，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二是因发包方违约引发的纠纷。如在农业承包合同期限中，发包方将农民的承包地随意收回。这类纠纷既有违约，也包含了侵权。三是因承包合同损害了合同外第三人利益而被请求确认其无效。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李隆富”系列案件。

5、经营权侵权纠纷。（1）违法收回“农转非”承包地。农户进入小城镇落户后，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土地。（2）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时对妇女实行有别于男子的歧视性土地承包政策；承包期内强制收回出嫁女承包地。（3）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基层政府为搞退耕还林等政绩工程，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由村社组织出面进行其他方式的承包。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成因

1、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土地现状比较乱，是纠纷产生的历史性根源。建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多经变化，一直处于一种多变的不稳定状态。短短的50余年，历经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两个大的阶段，导致了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大混乱。建国伊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从而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接下来是互助组运动，1953年开始初级合作社运动，农民的土地入股进行集体经营，1956年上升到高级合作社，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随后在全国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直到改革开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现了“集体公有，农户经营”。但是因为经营权范围的限制和“政农不分”的中国特色，实施过程中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受到严重限制。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土地现状的混乱局面。

2、法律和政策衔接不协调，是纠纷产生的法制性根源。从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出台，到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5]法释6号）的实施，历经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农业土地承包经营中产生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补充，再到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重直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法律、政策的多变性和灵活性与土地变动缓慢的过程性、滞后性产生矛盾。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曾经推广过“两田制”，而在这种制度被国家认定不利于土地的长期利用之后，很多地区却还在积极的继续施行，与国家政策和法律脱节。此外，地方执行政策、乡规民约与中央政策的不协调，更在实践中播下了矛盾的种子。例如，在合川市，为“完善土地承包和搞活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合委发（1994）43号、合委办发（1994）50号和合农委发（1994）28号文以及合川市辖区内所有第二轮承包的土地使用权证上，规定了“农转非”、外嫁女、撂荒等情形下，发包方有权收回土地。而这种做法，早已为国发《〔1992〕52号》所禁止。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5]法释6号，扩大了农民的土地处分权，土地承包最低30年不变，但是因为历史的、政策的原因，使得法律和现实脱节，使良好的法律政策无法实际良性运行。由于没有根据国家法律、中央政策的改变对土地政策及时调整，违法收回农民土地等土地纠纷大量产生。合川市草街镇大庙村书记的话道出了其中的尴尬和无奈，“我们严格按照政府的规定办事，（收回“农转非”、外嫁女、撂荒农民的土地）即便错，也是政府的错。”

3、农民利益分化是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和政府在逐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建设，涉及农村和农业的政策也逐渐向着农民利益倾斜，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土地的增值成为必然。然而我国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因此纠纷产生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因素。这几年土地承包价格上涨十分明显，前几年一亩地承包价格是几十元甚至十几元、几元，现在涨到了每亩几百元，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所有的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

4、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是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上，表现为：（1）有些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对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干预过多，时有越权处理农村的具体承包合同，对山林、池塘水库等承包合同的干涉尤为突出，甚至为搞政绩工程，强迫农民退出其生存的土地，占用大量的耕地和农田，侵害农民的土地利益；（2）有些乡镇政府工作不到位，缺乏必要的村、镇干部行政规范指导，造成农村承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及土地使用证书的发放和管理中不必要的失误，导致纠纷的产生。

5、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纠纷产生的社会性根源。社会转型期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这一点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土地使用权流转、农地征用、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纠纷，均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选择。

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的主要问题及法律适用

从当前存在的法律规范来看，涉及内容较多，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中央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另外，村民组织法、土地法、农业法、继承法、担保法、婚姻法等规范也时有涉及。如何在司法裁判中适用好相关的规范，解决好溯及力问题，以厘清在合同签订、履行、效力认定、行为合法或合理、纠纷解决等方面的司法确认问题，确保纠纷的合理解决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科学态度，协调好法律适用中可能产生的冲突问题，依据法律、参照政策、按照法律精神，以息争止讼为目的，以稳定促进发展为导向，综合运用好各种规范。

1、关于受理范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５１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为了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 [2005]法释6号第一条列举了法院具有管辖权的具体情形,同时排除了两类不应受理的情形。可见，因合同违约引起的违约纠纷或因他人侵权引起的侵权纠纷以及承包经营权的继承纠纷等具有可诉性，法律已有明确规定。

但审判实践中的难题是：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本文前面已经总结确认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是法院受理的土地承包纠纷中的主要类型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纠纷往往不是直接提出一个确认之诉，而是以侵权的理由提起一个给付之诉，当法院经过审理，才发现确认原告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是案件解决的关键。确权问题给民事审判带来困扰，审判员之间认识不统一，裁判的不确定性凸现。实践中，确定当事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的因权属证书与行政登记或承包合同矛盾引起，有的因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引起。对于这类纠纷，法院应该如何处理？一种意见认为，应对证书或合同或清册登记或者成因资格做实质审查进而确认原告是否享有经营权；一种意见认为，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应适用《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

笔者认为，对于这类需要以确认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为前提的案件，法院能否受理，不能一概而论。从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友在关于[2005]法释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精神看，司法解释对此的实质内涵应该包含两层意思，即本来就没有经营权和原来享有经营权后来发生争议两种情形。对于本来就不曾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如果提起实质为确认经营权的诉讼，应该适用《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和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对于以前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因户口迁出、出嫁、调整土地等种种原因而为经营权是否仍然保留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该受理。

2、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权属。

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学术届一直存在物权说和债权说两种争论，司法实践中同样如此。物权说认为《土地承包法》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绝对的权利即物权来保护的；债权说认为联产承包合同，属于债权关系。目前来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归为用益物权的范畴系主流观点。“这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一是从用益物权的主旨看，一般认为是物的使用价值之支配，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社会保障价值方面，所以在承包方可能失去生活来源的境况下，其承包经营权应受到绝对保护；二是从权能来看，一般讲用益物权不包括对物的处分权，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讲，除不包括土地买卖权外，其他权能几乎相当于所有权；三是从权利的独立性看，承包经营权与权利设立的形式是相分离的；四是这种权利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①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方面反映的是对集体土地的经营，另一方面反映农户对土地利益的分配。我们认为，物权属性的界定，能够更好的保护承包人的利益。但在审理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案件中，应区分情况适用合同法和物权调整。一是区分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至少30年不变，承包期内除依法律规定外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如依法转让、转包入股互换等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加以改变。故对于违法收回迁入小城镇或打工撂荒者以及出嫁女的土地的，发包方关于合同解除权的抗辩不能对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至于其他形式的承包，因不涉及成员权的内容，承包人的主体资格也没有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由合同来调整。当然如果当事人愿意使其承包经营权成为长期稳定的物权，可以通过登记的方式设定物权。二是区分承包关系和转

①李春林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中国法院网。

包关系。土地承包关系期限长，应当保持稳定性，因此，应当物权化。但对于转包关系，一般来说，设定的转包期限较短，没必要使之物权化，此种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单纯的债的关系。总之，关于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以物权方式救济为主，但请求合同上的补救也是保护其利益的重要方式。

3、关于其它方式承包合同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合同往往发生在发包方和村社以外人员之间，对农村集体组织的大多数或全体成员有利害关系，发包方或者多数村民要求确认合同的效力，或者在审理相关案件中需要确认合同的效力。对于这类合同，上文在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论证中已经阐明了应区别对待，应归属合同法和债权理论调整。

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第2款、第15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第2款第(5)、(6)项，《土地承包法》第18条第2款第(3)项、第27条第2款、第48条第1款，如果发包方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2005]法释6号虽未涉及村民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但1999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25条规定，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认为：原则上，只要合同形式合法，应确定合同的效力，特别是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主张合同无效的一般不予支持。其次，因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村民群体主张村委会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无效的，如承包方已作大量的投入，种植1年以上的，原则上不予支持；承包方种植不足1年的，原则上认定无效；投入不大的可予以适当补偿；有大量投入的，主要针对承包费，必要时针对承包期限作出调整。确认合同有效后，如发包方主张增加承包费的，可引入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视情增加。

五、审理农村承包纠纷案件的几点思考和体会

土地问题是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妥善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需要我们不断的总结审判实践，充分发挥法律智慧，探索更娴熟的审判技巧。在此，通过本院审理的几个案例，笔者谈几点体会。

1、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的问题。此类案件中常见的证据有以下几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土地清册、缴费票据、流转协议、村委会的证明和证人证言。但这些证据大多存在形式瑕疵、证据相互矛盾等问题。在认定证据时，应将每一个单个证据置于全部证据背景下，考察其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案件的关联性以及证据相互之间的支持作用，切不可单凭某一证据无视其他证据确定案件事实。这里要强调的是法官的调查取证工作。在不违背《证据规定》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应依照职权进行必要的调查。总之，尽可能在证据使用时符合客观真实。在本院受理的吴尤建农户诉唐孝义一案，法官通过实地查看争议土地，走访村委会和群众等，最终还原了案件的基本事实。责任问题自然也水落石出。这需要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基础上，对民事证据理论问题进行更为有针对性的探索。

2、关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村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时有发生，但是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以及人们对村民自治的模糊认识，这种现象依然未有改观，甚至妇女自身对这种侵害也感到“理所当然”。另外，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强，从本院受理的相关案件看，只有一件因收回出嫁女承包地而诉讼的案例。关于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问题，土地承包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规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也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维护妇女土地承包权的国家法在很多地方还受到“民间法”的严重挑战，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基于“搞活土地经营使用权”出台了与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相违背的政策。因此，司法作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何在司法领域践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需要我们作出努力。

3、释明权问题。本院受理的情况表明，在一部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由于原告缺乏一定的诉讼技巧，最后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结合本院卿明云诉合川太和镇沙金村2社一案。应该说，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但是否达到了案结事了，则值得探讨了。本案中，原告起诉的实质是要求分配征地补偿费。按照《土地承包法》三十三条及中央“土地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是可以主张一定的土地补偿金的。如果在审理中，法院能够充分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则可达到原告的目的。对于很多请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案件，如果不能予以支持，法院也应当行使释明义务。即使经释明后，当事人不同意变更，需要驳回诉讼请求，也应在判决说理部分告知对损失部分另行诉讼。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不一定能很好的把握相关的法律关系，但是他诉讼的目的应当是清楚的，司法处理中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则未必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4、引入情势变更原则。引入情势变更原则，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公正界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增强审判的社会效果。在农村大环境下，2000年以前，种地无利可图，选择留在村里继续耕种的农户特别是承包他人抛荒地的农户，不仅为粮食生产和保护耕地做出了贡献，而且还承担着额外义务和风险，如果毫不考虑他们的利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风险收益相当”、“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因此，对历史的原因或政策性原因引起的合同，不能简单地以签订合同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权利义务失衡为由宣布无效，造成高成本的善后处理工作的发生，应该以促进生产、便于执行为原则，维护土地投入现状，不中断、不损害土地生产。为救济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失衡现象，适用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可以情势变更为理由，调整承包期限，变动承包金数额，以化解矛盾，消除纠纷。本院在审理李隆富系列案件时，就是很好地运用了情势变更原则，在公平的基础上，既照顾了被告已经作出的巨大投入和土地已经成片种林的现状因而维护合同的效力，又考虑了村民土地的丧失情况对承包费予以增加，并将国家惠民政策落实到村民头上。

5、注重调解。农村相对城市而言，社会结构较为稳定，同村农民之间大多沾亲带故或为几代邻居，因此做好调解工作，更有利于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在处理过程中，宜坚持调解主导诉讼，多做说服教育疏导工作，争取当事人在友好协商、平等谈判中共同寻求解决纠纷的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引导作用，利用老长辈、老党员、老干部的力量参与支持调解，以灵活有效的措施解决纠纷。此外，面临一些群体诉讼的案件，也迫切需要化解尖锐的现实矛盾。另外，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还应与政府部门进行多方位的沟通与协调，争取利用多方面的力量，解决各类土地承包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已经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中显示了其独特的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

篇6：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的探索与实践

2012-2-23 17:36:47

近年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日益增多，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2005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下简称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为正确实施该解释，加强对广大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司法保护，对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解答如下。

1、问：如何理解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答：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起诉要求取得该权利。对此类纠纷，应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人民法院不宜将其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但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承包合同签订生效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集体经济组织未实际交付承包地块而起诉的，属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分配土地补偿费数额有异议而起诉的。由于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因此，当事人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提起民事诉讼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问：村民小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答：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村民小组的成立有组织法的依据，当农村集体土地已确权至村民小组并由村民小组进行土地发包时，村民小组拥有一定的财产，在土地承包关系中也具有发包方独立地位，应当认定其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的条件，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3、问：家庭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如何列当事人？

答：根据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诉讼当事人。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农村承包经营户)，因此应将农户列为家庭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文书中可表述为“××(农户代表人)农户”。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发包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因此应根据该规定及承包合同中所载明的发包方，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为案件当事人。

4、问：家庭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

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一条、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人是农户，不是农户中的某个成员。承包耕地、草地的农户中某一个或几个成员死亡，其他成员还在，不发生继承问题，由农户其他成员继续承包；农户成员均已死亡的，其承包经营权终止，不再由该农户以外的其他亲属继承。由于林地的承包经营具有收益慢、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因此林地承包的农户成员均已死亡时，农户以外的继承人无论其是另有林地承包经营权，或是在另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落户，还是取得城市户口，在承包期内都有权继承。

5、问：农户内部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纠纷，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如果可以受理，案由为何？具体处理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承包期内，农户因分户、离婚及林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等原因需要对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由此在农户成员内部而产生的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对于此类纠纷，如在继承、离婚案件中涉及的，仍以继承、离婚为案由；如在继承、离婚案件中未处理或农户成员因分户而产生纠纷，可以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为案由。

在审理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充分考虑农村土地对于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功能，平衡各农户成员之间的利益。（2）农户内部就承包经营权分割达成协议的，应充分尊重协议约定。（3）对因离婚而产生的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可按照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具体情况，对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对因继承而产生的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可依照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因分户而产生的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原则上应平均分割。（4）分割应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土地承包合同中所确认的土地面积为限，且应只确定份额（面积），不确定具体地块，并告知当事人可按生效判决分割的土地面积分别与发包方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及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6、问：家庭承包合同中约定按农户人口变化随时增减土地，是否有效？

答：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是一项基本原则。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合同中约定按农户人口变化随时增减土地，应当认定为无效。

7、问：当事人以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承包合同无效的，应否支持？

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案、承包期内发包方基于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家庭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进行调整，以及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的，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也有类似规定。实践中，缺乏民主议定程序往往是当事人主张承包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许多情况下，虽然形式上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但实际村民对于承包并无异议，只是当利益发生变化时，以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承包合同无效。因此对于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而签订的承包合同，应当综合考虑民主议定程序对承包合同效力的影响。对于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8、问：如何理解福建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该条规定我省的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是否属于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除外情形？

答：对我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理解应当把握：(1)不禁止土地补偿费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分配。(2)对于被征用的属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或者自留地，集体经济组织又未能调整其他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土地给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情形，作出特别规定，即应当将不少于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此处所指的承包经营应为家庭承包；被征地农民应为家庭承包地被征收的农民。(3)对没有承包地被征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如何分配土地补偿费，未作明确规定。

在审理有关土地补偿费纠纷案件中，对于解释第二十四条与我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结合适用，针对不同情况，对当事人诉求分配土地补偿费能否得以支持作出判断：

(1)征用的土地属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或者自留地，集体经济组织又未能调整其他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土地给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将不少于70%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被征地农民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若集体经济组织已调整其他土地给被征地农民，并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全体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的，被征地农民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未被征地农民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2)征用的土地属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或者自留地，集体经济组织又未能调整其他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土地给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将少于30%的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未被征地村民，被征地农民以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由，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3)征用的土地部分属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或者自留地，部分属未进行家庭承包的村集体公共地，对属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或者自留地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依照上述第(1)项原则处理；对属未进行承包的村集体公共地的补偿费，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将该部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全体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的，被征地农民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未被征地农民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4)征用的土地属未进行家庭承包的村集体公共地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全部被征用的，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全体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9、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家庭承包方，在已流转的承包地被征收后是否属于《福建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被征地农民？

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家庭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因此，已流转的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其仍属于《福建省实施土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征地农民。

家庭承包方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因原承包地而产生的承包关系终止，因此，已流转的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其不再属于《福建省实施土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被征地农民。

10、问：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中是以农户还是以村民个人为诉讼主体？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确定？

答：农村土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补偿费，在性质上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根据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有权主张征地补偿费的主体应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个人，而非农户。

当事人对于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有异议，主张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土地补偿费的，由组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方案的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村民委员会组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方案后，将土地补偿费发放给村民小组；或村民小组组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方案，但土地补偿费仍由村民委员会实际持有时，则列实际持有土地补偿款的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为第三人。

当事人对于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无异议，仅主张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克扣所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属侵权之诉，应列克扣土地补偿费的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为被告。

11、问：如何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立法机关作出明确规定前，人民法院对相关案件能否中止审理？

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一般应以依法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基本原则，同时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条件，兼顾有否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并充分考虑农村土地承包所具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

依法取得包括自然取得（出生取得）和加入取得（因婚姻、收养、遗赠抚养协议、行政命令取得等）两种情形。对于因死亡、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取得设区市非农业户口、取得非设区市城镇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者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而被注销或者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人，应当认定其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于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广大农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若认定资格丧失，应当慎重。

几类特殊主体成员资格的确认：（1）“外嫁女”成员资格的认定。对于“农嫁农”人员成员资格的确定，应当侧重于与哪个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如果已进入本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即使常住户口尚未迁入，也应当认定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于嫁入城镇的妇女，若无前述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情形，应当认定其具有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于“入赘婿”的成员资格的认定照此处理。（2）离婚、丧偶妇女成员资格的认定。离婚、丧偶妇女不论其户籍是在嫁出地，还是已迁入嫁入地现又回嫁出地生活的，均应以现户籍所在地确定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外出学习、服兵役等人员成员资格的认定。因外出学习、服义务兵或初级士官兵役等原因迁出常住户口的人，若无前述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应当认定其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两劳”服刑人员的成员资格认定照此处理。(4)外出经商、务工等人员成员资格的认定。因外出经商、务工等原因，脱离常住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人，若无前述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应当认定其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5）新出生人口成员资格的认定。新出生的人员，父或母一方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其自然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若已依法登记常住户口，应认定其取得登记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超生子女成员资格的认定照此处理。(6)“空挂户”成员资格的认定。“空挂户”是指户籍在某集体经济组织，但并不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人员。由于这类人员迁入户籍的原因常是出于利益驱动等原因，未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一般应认定其不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为由中止诉讼，缺乏诉讼法上的依据。

12、问：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中，若确认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有关该当事人无权参与分配的内容无效的，应如何判决？

答：人民法院在确认民主议定程序决定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中有关内容无效后，可作出实体判决，判令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相应份额。

13、问：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捆绑”分配，当事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如何处理？

答：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依法征用后，所获得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