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影响

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影响（共8篇）

篇1：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影响

埃及与以色列交战

米特拉山口战斗

1956年10月29日下午5点，由沙龙上校指挥的以军第202伞兵旅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防御单薄的弱点，首先在米特拉山口空降了500余人和部分武器装备。该旅的主力3000人，与米特拉山口的伞兵会合，向米特拉山口突进。

埃军司令部接到前线报告后，东部军区司令部于当日命令第2步兵旅的第5和第6营立即开过运河，迎战米特拉山口的以军部队。埃军总参谋部派遣第米特拉山口4装甲师的主力由运河西岸进入比尔.吉夫贾法地区，两个国民警卫旅尾随前进。第2侦察团向东南运动，企图切断以色列空降部队的退路，对米特拉山口的以军构成包围之势。

米特拉山口全长30公里，两旁悬崖峭壁，十分险峻。1956年10月31日中午，以军两个连，包括坦克支队和重迫击炮队组成的侦察分队进击米特拉山口。以军一进入海坦谷地，即遭到埃军5个连伏兵的袭击。埃军占据了东南两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以军进退两难，只得利用临时工事进行抵抗，双方激战至黄昏，以军才占领谷地东部。

阿布奥格拉战斗

以军为实现“中间突破”战术，威胁西奈北部埃军主力，配合202伞兵旅在南线的进攻，决定以第38特遣部队突击阿布奥格拉。阿布奥格拉位于西奈半岛东北部，东距埃以边境30公里，向西可通运河重镇伊斯梅利亚，从阿里什到库赛马的公路也通过这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埃军在阿布奥格马的前方鲁阿法水坝等地有坚固据点，形成了完整的防卫体系。

1956年10月30日中午，以军第7旅进至乌姆卡特父南线600米处遭到埃军反坦克火炮的袭击，损失不小。以军正面进攻失败后，第7旅奉命采取迂回战术，于31日越过埃军防守薄弱的达卡山口，进逼阿布奥格拉和鲁阿法水坝。以军南部军区司令部为配合第7旅行动，命令第10步乌姆卡特父兵旅提前于30日下午行动，由东向西正面进攻，于当晚抵达乌姆希汉和乌姆卡特夫的东线，第7旅由乌姆卡特夫南面进攻。埃军也从阿里什和运河方向调集部队增援阿布奥格拉。

1956年10月31日，以军以第7旅对阿布奥格拉发起进攻，受到埃军顽强抵抗和正确的炮火轰击。中午埃军两个步兵营夹击以军。以军在空军火力增援下，占领阿布奥格拉后，该旅立即分兵两路，一路向西推进，一路向东围攻鲁阿法水坝的埃军据点。埃军凭借20多个反坦克掩体组成的防御工事进行顽强抵抗，但未能抵挡以军的推进。以军于当夜占领该地，尔后转入防御。乌姆希汉和乌姆卡夫特的战斗也十分激烈，埃军依靠两个营的兵力就顶住了以军两个旅的进攻。达扬总参谋长亲自督促第10步兵旅进攻乌姆卡夫特，但遭到埃军炮火猛烈袭击，进攻屡屡受挫，旅长古迪尔被撤换。以军命令第37机械化旅乌姆卡夫特，1956年11月1日凌晨，第37旅先头部队发起进攻，遭到埃军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集中射击，后续部队也误入雷场，旅长戈林达阵亡，大部分官兵受伤，进攻失败，以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命令停止进攻乌姆卡夫特阵地。但这时阿布奥格拉已落入以军之手。[2]

埃及与英法联军交战

英法空袭埃及

正当埃及军队在西奈抵挡以军，大批埃军由运河开进西奈并准备大规模反击的时候。1956年10月30日下午6点，英法两国借口保护运河航运，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停火，并允许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否则派兵干涉。限12小时以内作出答复：1.两国政府立即停止在陆海空的敌对行动;2.两国军队相互后撤，埃及军撤至苏伊士运河西岸，以色列军撤至运河以东10英里处;3.埃以两国政府同意英法联军为隔离两国军队和保障一切国家船舶在运河航行而暂时占领福阿德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城。

以色列按照早已和英法商量好的接受最后通牒要求。纳赛尔则在当天深夜加以拒绝，并于31日早晨命令尼罗河流域和苏伊士运河区的防空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命令阿密尔在英法军进攻时撤退西奈半岛和部队，保卫苏伊士运河。纳赛尔认为，只要能守住拉法阿布、奥格拉、阿里什三角地区，就能阻止以色列军从北路、中路进攻西奈半岛，而当前威胁最大的是已经到达哈萨拉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即将与米特拉山隘的空降部队会合。为此，埃及军迅速将运河西岸的第4装甲师推进到哈萨拉，同时为阻止第7装甲旅与空降部队的会合而将部队推进到萨马代。

遭埃及拒绝后，英法空军(司令凯特利上将，拥有100余艘潜艇、约650架飞机以及大量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地面部队)在1956年10月31日下午对埃及的15个机场、一些兵营和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等城市的重要经济、交通设施，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同时轰炸西奈的埃及部队，企图将埃军拦截在西奈半岛，使拥有250余架作战飞机的埃及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联军海军也出动对埃及港口进行了袭击。掌握了制海权。埃及识破了英法的这一战略企图，在英法空袭后，埃及总统纳塞尔为防止英法占领运河区，而使西奈部队受到夹击的危险，命令增援部队停止进入西奈，在西奈的守军迅速撤至运河区。这样，埃军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撤出西奈半岛。驻守在乌姆希汉和乌姆卡夫特的埃军，虽受以军三面包围，仍然利用夜色掩护，向阿里什方向撤退。

1956年10月31日，以军在英法空袭埃及后向开始准备撤退的埃军进攻。但沿途遭到埃军顽强阻击，至1956年11月2日凌晨以军进至阿里什时，埃军主力已撤退西奈半岛。

篇2：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中东战争(Suez Crisis，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西奈战役、卡代什行动)是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于1956年10月29日，对埃及发动的军事行动。英法以三国的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美苏两国均介入此事件，并对三国施加压力。11月6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以色列也在11月8日同意撤出西奈半岛。英法两国的军事冒险最终以失败告终，只有以色列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身目的。这场战争也标志着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战争结果是埃及失败，英法以战胜。但埃及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在美苏的干预下赢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

篇3：隋唐大运河对唐代私家园林的影响

隋唐大运河大体分为4段, 分别是山阳渎, 通济渠, 永济渠以及江南运河。公元587年, 延用春秋吴国开凿的邗沟开凿了山阳渠;公元605年, 利用汉代的汴渠开凿通济渠;公元608年, 将曹操开凿的白沟开凿成永济渠;公元610年, 延用吴国在江南开凿的5条运河开凿成江南运河, 加上沿途利用的自然河道, 至此全长2700多km的隋唐大运河竣工。

2隋唐大运河的用途及对唐私家园林之影响

2.1 航运

首先是航运, 即水上运输, 承载人的航运称为客运, 载物的称为货运。根据承载人的身份、地位及承载物的归属不同, 又有官、私之分。

商运是人们参与运河的主要形式, 运河商运仍以粮食为主, 但盐、纸张、瓷器、纺织品、木头和茶叶也是商运的主要货物。以扬州为例, 那时的扬州人把盐运出去, 回来要压舱, 带来的就是瓷器与木头, 扬州盐商过去都很富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转言之, 运河的产生带来了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 尤其在私家园林上体现。一方面, 例如像木头一类的物品是建造园林的主要材料, 同时随木材料而游走各处的还有木工巧匠。茶叶的盛行也使得人们渴望寻觅一个更好的处所品味香茗。这些都是这些都是私家园林在的显性条件;另一方面, 不得不承认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 民间便有更多的人追求园林的乐趣。

2.2 隋唐大运河与科举制产生的关系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与科举制度的产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 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由于秦汉时代物流损耗的限制, 汉武帝一度实施的中央集权, 就算不发动汉匈战争, 亡秦之祸也将不远。西汉自秦至终, 不得不一直维持着关东地方分治的行政事实, 屡屡回收权力, 帝国就一次次倾危。所不同的, 仅仅是在精神上有一个“皇朝”的共主而已。

但隋唐大运河的产生打破了这一长期困扰君王的局面, 隋炀帝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因此随之而产生的科举制便不足为奇了。

2.3 科举制度对士流园林的引导

科举制度的产生, 使得官吏通过考试来任命, 大量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有机会以此进身官僚阶级。“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在拥有优厚俸禄时有经济实力, 可造私园, 在“穷通”时, 也可避开闹市经营自家园林, 于是逐渐催生了一种新风格的私家园林———士流园林。

科举制度使“隐逸思想、寄情山水”的追求在物质与精神领域产生了矛盾, 知识分子不再如南北朝时那样超脱。真正的隐士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隐于园”者, 他们既可为官从政, 也可精神超脱。“中隐”思想越来越流行。更多的文人参与造园活动把士流园林推向文化领域。

隋唐大运河的形成与科举制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科举制极大地引导了士流园林和“中隐”思想的发展, 从这种连贯的角度, 因果的关系来看, 隋唐大运河间接对唐代私家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

3简析白居易庐山草堂及履道坊宅园受“中隐”思想及运河影响

白居易大力主张“中隐”的隐逸主张, 《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 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

从其“道法自然”的造园手法来看, 在庐山草堂中, 他用白石作铺装“为出入道”, 营造朴素, 整洁的园林意向, 与环境融合, 暗示自身“隐逸”。水是园林之血脉, 他在选址时就将宅园西临伊水, 背靠伊渠, 可见唐文人造园时追求天然水源, 而使各处水系得以相通的工程正是隋唐大运河。

4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更带来了一座座城市的兴起, 从而带动了唐代私家园林的发展。人们对运河理解也是一种对水的理解。“通”与“塞”是中医对人体的理解, 经络就像河流一样, 流通不畅人就会生病, 即通则不痛, 而在帝王的视野里, 运河畅通则意味着国富民强, 运用中医针灸疏通, 这些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智慧与当年先民治理河流的智慧一脉相承。

园林水文化源于运河, 水是环境空间艺术创作的一个要素。无论中外, 运河都是推动历史的强劲引擎, 园林也在运河与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赵书彬.中外园林史[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篇4：隋大运河对唐朝经济文化的影响

隋大运河作为连接中国两大地区的运输纽带，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长江流域的开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并最终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战略性转移。如何看待隋大运河对唐经济的影响，关系到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作为连贯南北交通的动脉，它沟通了长江、黄河的水运交通，全国各地的大商巨贾，弘舸巨舰，往来不绝。唐代统治者执政以后，对隋代修筑的水上交通设施又进行了整修，使之更适应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虽然旨在运输漕粮及各地搜刮来的财富，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水运交通的发达，使得沿岸一带商业发展迅速。运河之上，贩运物品的商船，穿梭往来，一派繁荣景象。运河所经之州，如运河和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都成为繁盛一时的都会，成为物资和人文荟萃的地方。在一些新兴城市中产生了柜坊、飞钱等早期汇兑的新方式。当时，“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代的商业性质这时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由过去的偶然交换和土特产品的贩运，过渡到固定的城市商业。城里的商人不再游踪不定，有了固定的经营点，并出现了“行”这种组织。

杭州是隋唐之际兴起的商业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荣富庶，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户数由贞观中(627—649)的35071户增至开元时(713—741)的86000余户，人口有几十万之多。

唐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的重心。然扬州兴起以后，已居“益”之上。扬州与成都为东西两个商业中心，同位于长江流域。扬州既居江河运道之通衢，又为海泊到达之终点，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渐居成都之上。当时的官僚富豪多在扬州置邸开店，经商营利，使得扬州“商贾如丝”。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曾引沈括语：“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也以扬州为治所，领盐铁转运，整理漕政。同时，许多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麇集于此，开店置肆， 因此扬州亦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兴起的商业性城市，无不欣欣向荣。汴州，其地位仅次于扬州，“舟车辐渎，人庶浩富”，“没入死商钱且千万”。

大运河开通后，不仅带来了水运交通的发达，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巨大水域网，这便极大促进了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兴修，许多荒废的土地被开垦成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城市郊外，商人往来之水陆要道或津渡，也出现了商业活动，自发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们只是临时的买卖场所，不同于城内正规的市，其存废与否，与政府的法令无关，不要经官府批准，更未设市场官吏对其进行管理。它们都是应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农村中的“草市”、“墟市”开始可能是农民出售草料、购买平常所需用品的场所。为了搬运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贩卖一般都在城外进行，日久便成草市，于是别的商品也到这种市场出售。也可能由于市场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城镇。除此以外，唐代农村中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定期集市，如“村市”、“药市”、“蚕市”、“马市”、“亥市”等。介于城乡之间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现，是唐代商业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标志。不但城市商业繁荣，农村商品经济也更为活跃了。

农村中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农村中市场的发育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若没有外在的催化剂，能否达到那样的水平，值得斟酌，而这其中，隋大运河的开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运河的开通，给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得长江流域很快成为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并最终取得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

汉朝时的长江流域，人口极为稀少，农业原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严重。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过这个地区的特征：“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修建，使长江流域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经丛林密布、极为原始的南方，已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在这一时期，由于朝廷重视，大运河的引导，及地区本身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规模、数量比历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长。据省地方志资料统计，浙江在以前各朝中，有规模的治水活动是很少的，在汉朝数量最多也是四项，而到了唐朝，治水活动空前增长，为四十四项。两项数字的巨大差异，明显表明，唐朝时浙江已被大幅度开发，农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他南方各省除了云南外，亦急剧地向前发展。《新唐书》揭示道：“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京师对南方依赖程度的发展是很快的，以至到了伟大作家韩愈的时代，江南田赋已经达到了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的惊人比例。

长江流域如此肥沃，它的潜力一旦得到发掘，便飞速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从而取代泾渭流域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地位。尽管后来各朝曾考虑到政治基地与经济基地相隔遥远，想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但一系列发展海河流域的尝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想无需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再也未实现过。作为农业生产中心的长江流域，其重要性增加了。

这时，经济重心已经向南方转移，然而自隋朝到清朝，或许由于传统习惯与政治上的惰性，首都总是定在北方。这种异常状态，使得联系生产的南方与政治的北方的运输系统一一大运河，更加必不可少了。

二、隋大运河对唐朝文化的影响

大运河，促进了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运河开通后，与南方发达的海运交通遥相呼应，使得南北各地在地域上更紧密地连为一体。地域上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打破；同时，地方民族狭隘主义也随之削弱，对异域文化，亦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它所带来前所未有地理上的开阔，使人们的眼界豁然开朗，相互间交流不再局限于一村一闾，与外界的联系愈加密切，这极大影响了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心态。再加上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统一，这一切造就了唐朝文化的磅礴气势，艺术的异彩纷呈，唐人的宽广胸怀。

，正因为唐人有如此宽广的胸襟，他们才能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统统纳入华夏文化这一庞大的文明体系，而不遵从一个模式，一个调子，体现了中国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才敢于打开国门， 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异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充满活力、百花齐放的文化局面，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学者言：“有唐一代，为文学美术最盛之时，而其他学术亦有树立……而南北之学，以之统一。”运河绵长广阔，流经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带，连接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加强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唐文化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交融、整合中，变得更为广博精深，已有革新气象，体现了唐人追求创新、自由的心态。

经学的变化在唐代已出现先兆。汉魏六朝之风一直传承至唐代初期，倡导古代传下来的学说，重家法和师法，但不允许改变师承，另立新说。然而到了唐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流，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关《春秋》的新说。啖助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借孔丘之名，实际上在批判《春秋三传》，企图成一家之言。其中已有变革气象。

就文章来说，六朝至唐中叶流行骈文。这种作品，四六对仗，注重形式，束缚人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而在唐代这样经济政治极为繁荣的时代，骈文已不能担负起表现这伟大时代的任务。故到了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等发起了古文运动，复兴古文，提倡散文，文章由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

唐代的诗歌更是光彩夺目。隋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便为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诗歌的思想内容亦更为丰富。到了唐末，词又发达起来，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格局。这无不体现出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精神。唐代在艺术、音乐等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在这里不再赘述。

唐朝统治者对外来宗教是一概欢迎的。由于交通更为发达，所以，除了本土宗教道教，及当时极为盛行的佛教外，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在唐朝时相继传入。同时，与宗教有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大大影响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宋代理学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

由于大运河的贯通，交通更为发达，经济更为繁荣。这不仅为唐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使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异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华夏文明的体系，形成一种奔放的情调，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安城内有着极浓的胡化色彩，中央官僚集团内有大量的“胡人”，从宰相至守卒，都有少数民族的身影。当时人们追求功名的风气很盛，既重边塞、科举，也希望举荐、献赋的成功。那时妇女的开放，是后代妇女望尘莫及的。她们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十分活跃，敢于抛头露面。那时的僧侣、道士、儒生、诗人也并不看轻自己的地位，他们与达官贵人自由交往，出入豪门，高谈阔论，没有太多地位悬殊的约束，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当时的社会，无不显示出开放的气息，这在其他朝代是少见的。当时的娱乐活动也极为丰富，如游戏、杂技、乐舞、戏剧等，引进了许多外来的节目，充满了生动而奔放的内容。

显而易见，唐代文化的无比繁荣，与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的发达，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分不开的，而这一切，与大运河的开通，关系甚为密切。

篇5：战争的影响

2.政治方面：大战之时，很多国家为了追求利益可能背后捅刀子，抓紧时间吃外快，而战争中的国家根本无力管辖（二战战败后我国未能向日本所要钱款就是因为国共大战之际）。大战之后，国立衰退，他国也不太会重视你的地位。

3.社会问题：大战之前，房地产股市肯定崩溃，导致富人大部分破产，会对该国产生恨。不利社会的稳定（容易犯罪），再加上武器可能流落到平民手中，容易形成黑社会。战争使国家的人口减少，人口比例严重失调。一战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亿人口卷入战乱，战场上双方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二战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参战兵力超过1亿人，大约9000万士兵和平民伤亡，3000多万人流离失所。二战后的苏联男性人口严重不足，是劳动力大量减少，从而制约了国家经济及工业的发展。

4.战争中成长的孩子们有心理阴影，很少机会接触教育。加剧恢复的困难程度。他们也很容易被教唆成雇佣兵。或者很容易成灰战争的牺牲品。战争结束后给人民带来心理上严重的创伤，面对家园被毁，生灵涂炭，对于家庭的影响是绝对毁灭性的。不少人都因战争而家破人亡，看到家园变成一片废墟，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有谁能无动于衷，只有阴霾笼罩头顶。因此战争给人们的创伤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是巨大的。

5.环境问题。这不用说了吧，很多炸弹都有迅速能迅速形成气体膨胀的元素如氮，碳。形成的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对人的健康和大气层有很强的影响。战争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及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想必大家对广岛原子弹还记忆犹新吧。又如一战中，德国对法国实行毒气战。当氯气毒气烟雾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飘来时，大群大群的士兵很快被熏得东倒西歪，眼睛睁不开、鼻子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似的。许多士兵满地打滚，另一些人则闭着眼睛狂叫乱跑。一名军官难受得抓烂了自己的脖子。士兵找不到上司，军官们找不到部下，卫生兵自顾不暇。几分钟之内，长达几公里的阵地笼罩了一片恐怖。协约国全线溃退，1万多人中毒，此种有形的战场，无声的杀伤惨剧，给人类历史留下的是痛苦的回忆。

二、战争的正面影响

1、有些国家利用战争发财。如一战、二战中使美国的国际地位提高，经济水平日益增长。

2、战争能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的实力。比如中国的抗日战争。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创造了奇迹。我们团结一心，战胜了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日本。

3、战争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隐形飞机、航空母舰等军事武器都是应战争的需 要而发明的。

4、战争使军事需求永远存在，而且永远不可满足。所以军工是最大的商业市场，可以促进 一些军事科学发展——而许多军事科技最终都能转化为民用科技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战争虽然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我想，列宁的这句话把战争影响的双面性说得很清楚了。有人说没有战争人类的发展会更快但没有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史其实就是战争史，没有战争的社会是无法前进的。

篇6：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三、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

四、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五、激发了社会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一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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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法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场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后，英，发，美，俄等过强迫中国套上了这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和耻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战后国家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成为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半独立国家，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夺取了许多利益，由此改变了清政府的国家主权地位，具体表现是：

1。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鸦片战争后俄国透过各种条约侵吞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十使中国遭受了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英国割占香港岛，建立了一个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列强有在五口逐渐建立租界，这使得在中国东南沿海就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性质的城市，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2。中国关税自主权被剥夺。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交纳的关税税率，中国政府务必同英国政府商定，战后西方列强取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这样中国海关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丧失，反而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料的工具。

3。巩同国防的重要权利---海关主权遭到破坏，清政府也允许侵略者兵舰和商船巡行与各口岸，为殖民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

4。规定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国首先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5。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了清政府给一国家的特权和利益，其他国家都能够享受。此外，条约虽未提到鸦片贸易，但鸦片贸易实际以得到清政府的默许。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夺取的侵略特权，疯狂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古老的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样的社会还能是封建社会吗?中国不再是封建社会。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战前，地丰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大矛盾：既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不一样，“封建主义”不但包括地丰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当权的各种封建半封建的反动势力以及之后的官僚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不但包括农民阶级，还有近代新生的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三、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

正是由于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由此革命任务也会有所改变。

四、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变化的同时，思想领域也发生，变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腐朽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残酷的压制反清和进步的思想，乾嘉学派的一些读书人，也只是埋首故纸堆，绝口不谈政治，那时，中国思想“万马齐暗”死气沉沉。

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封建斗一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空谈义理，无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他们开始应对社会现实，揭露腐败现象，呼吁革除弊端，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这就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的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魏源也是新思想的侣导者。他不仅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我制造船炮。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大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新思想是主张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我一抵御外国的侵略，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对开阔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起了用心作用。

魏源向两方学习的思想启迪了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的牢笼，应对现实，放眼环球，去重新认识世界，探索救国之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其中重要的有姚莹的(糠?纪行)，徐继深的(瀛环志略)。此外，中国还出版了几十种介绍西方军器制造的书籍，涌现了一些研制新式兵器的专家。

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是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思想一方面带有鲜明的时代变化的印记：一方面又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纲常色彩，这就是那个时代新思想的特色。

新思想萌发的另一表现是：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1859年冬，洪仁轩为振兴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一(资政新篇)他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严重问题，从政治，经济，文教和外交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意见，他不仅仅重视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而且主张效法西方民主政治。(资政新篇)虽然没能实现，但他提出的思想和主张，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是时代巨变，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他们中的代表：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付之实践。太平天国时期，洪仁轩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它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些新思想对洋务运动，维新派都产生了影响。

五、激发了社会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一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把负担加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旧税之外巧立名目，增加捐税，地方官乘机敲诈勒索，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濒于绝境，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由于鸦片走私和五口通商，使中国的白银超多外流，造成银贵钱贱，老百姓完粮纳税都要用银两，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广大人民对清政府的统治日益不满。

篇7：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2012级大气科学 12010001012

王欣然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

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

名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积极主张世界各国的军事学院把《孙子兵法》列为学员必修课目。我国古代兵书不但广为世界各国军事家所学习和运用。而且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深入研究。更有趣的是，它还极大地吸引着广大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连企业家，商人等也争相研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之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人们的口头格言，就连法国的电影《蛇》的序言也以《孙子兵法》中的话为导语。日本的体育运动和营业战略也直接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辞句作口号。日本天皇带头学习中国的兵书，让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给他讲授《孙子兵法》，为此佐藤铁太郎专门著了《孙子御进讲录》。我国古代兵书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科性的宝库。军事家评《孙子兵法》为“兵学圣典”；文学家评为“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是“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政治家评为“外交教科书”，“政治秘诀”；哲学家乃至企业家则评为“人生哲学”等。

世界上重要的工具书大部收进了孙子的资料。查阅世界著名的百科全书，例如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日本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列有孙子的条目，《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孙子条目写了一千字的释文。为适应各方面的需要，翻译、注释的《孙子兵法》以及研究专著，在世界各个角落相继出现。当然，各国译注的种类和数量是大不相同的，就国家而言，还要首推日本。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部能阅读汉籍，所以他们研读的是汉文兵书，并且直接大量翻印我国兵书，日本主要的汉籍目录上几乎都著录有翻刻的《孙子兵法》。自公元1660年开始，出现用日文翻译的中国兵书《孙子兵法》。用日文撰写的研究专著和注释本，如林罗山的《孙子谚解》、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佐佐木琴台的《孙子合契》、犬饲博的《孙子话说》、筱崎司直的《孙子发微》、河田东岗的《孙子句解》、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诠》、平山行藏的《孙子折衷》、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佐藤坦的《吴子副诠》等等。以上均为军界以外人士所著，其中以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和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流行最广。与此同时，军界研究《孙子兵法》的热情更高，陆海空军各有专著问世。如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的《孙子例解》、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的《孙子御进讲录》、辎重兵大尉冈本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空军少将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等等。这各式各样的著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从哲学方面研究，有的从政治外交方面研究，有的从战史和名将言论方面研究，有的从海军理论方面研究，有的从空军战略战术方面研究，有的从战斗纲要、军队教育等方面研究，还有的从近现代战争理论方面研究，各有研究宗旨。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吸取《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为其现实服务。

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

篇8：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影响

一、元、明、清沧州段运河的漕运

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所流经的全国二十多座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地级市, 北起青县, 南至吴桥, 沧州段运河全长215 公里。三国曹魏时期已经在沧州段开凿运河, 隋朝时期又重新疏浚改造沧州段运河, 时称卫河或御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朝, 沧州段运河始终是贯穿南北的交通枢纽和命脉, 元、明、清三朝每年都有大批的漕粮由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沧州和外界也通过沧州段运河开展了商品交换, 很多日常用品和货物靠运河的水路运输, 外地的药材、丝绸、瓷器等运到沧州再分发到各城镇乡村, 沧州当地的商品也通过运河运往各地, 沧州的码头和渡口呈现一派繁忙热闹景象。漕运的繁忙, 吸引了大量回族穆斯林来此经商定居。

元朝时期, 因为经济重心的南移, 人口百万的大都、地处草原的上都以及漠北地区的物资供应, 必须依赖于江南的粮食、财物的漕运。《元史 • 食货志 • 海运》亦言:“元大都距离江南极其遥远, 但众多京师官府衙门吏员、军士百姓之用粮, 均仰仗于江南。”所以, 元朝政府非常重视对大运河修治和开浚。为了把江南的财富顺利输送到大都, 元朝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除了疏浚通惠河、会通河及济州河之外, 还对大运河的其他河段如通州运粮河 ( 白河) 、卫河 ( 御河) 进行疏浚, 保持大运河畅运。总的讲来, 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 “终元一世海运不废”。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黎民百姓都仰赖于漕运用粮。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沧州段大运河往往承担了更多的漕运任务。此外商人也通过沧州段大运河来交流货物, 使得沧州段运河两侧商业街两边商铺林立, 南北商贾云集, 尤其到了每年春节的漕运庙会时期, 人们还举行焚香祭天、击鼓奏乐等传统活动, 成为远近闻名的胜景。

明朝初期, 由于气候条件变化, 航道的生疏, 致使海运更加险阻, 因此明朝将漕运重点依旧放在运河方面。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 为了实现南粮北运, 明王朝在元代京杭运河的基础上, 着重对运河某些重要运段进行了多次整治改造, 在公元1411 年, 也就是明永乐九年, 把已经淤塞了的元朝时期大运河的会通河段疏通, 使南北漕运重新畅通。不仅如此, 为了便于管理, 还围绕运河建立了一套机构管理制度。至此, 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开始贯通定型。而作为京杭大运河交通中枢的沧州, 因为地理之便, 也就和沿运河一代的城市如德州、扬州、淮安等一起, 都成为那一时期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大运河上人员往来, 货物运输, 昼夜不停, 明代诗人瞿佑在《沧州城》一诗中对此有如下描述:“……但见运河绕郭流滔滔, 高桅大舵长短篙。自南而北连千艘……”。

进入清代后, 由于实行海禁, 所以漕粮运输专门致力于河运, 大运河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 而且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 漕运数额不断增长。历代运河漕运的历史证明, 漕运在促进了沧州商业的发展的同时, 也吸引了回族来此经商和定居。

二、沧州回族聚落点的形成

公元13 世纪后半叶, 随着元帝国的建立, 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之间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波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大量涌入中国, 并被蒙古贵族派遣到中国各地去驻防和屯戍, 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当时, 地处京津门户之首的沧州,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交通都十分发达, 陆路建有多处通往大都的官驿, 如属于今沧州市区的清池驿, 属于今兴济镇的兴济驿等。水路则有大运河直通京城。作为京畿屈指可数的商业繁荣地区, 水旱码头, 商贾云集, 优越的地理条件吸引了众多穆斯林经商、定居。据口碑传述, 明洪武初年在今泊头市西八里庄沙河涯村就已经建有清真寺, 足可证明沧州回族大量迁入, 主要在明初。据《明史 • 太祖纪》载, 洪武四年 ( 公元1371 年) “六月, 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 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电田北平。”其山后是今宣化东南延至辽阳一带地方, 沙漠指中亚地区, 当时均属回回人分布较多的地区, 因此这些移民中当有一定的回族人民。如孟树县韩石桥村韩姓, 便是由山后禹州先迁山东禹城后至沧州立庄的。其祖谱中载:“我太祖来自西陲, 移镇东路, 相传山后禹州人”。明初沧州已有回民定居。

首先, 明政府移民政策促进了明代回族来沧定居。朱棣称帝后, 永乐二年明统治者“出旨迁民”, “以实空地”, 江南的直隶 (南京辖地) 、浙江等九省大量的回汉族人民大量北迁, 回族穆斯林因此选择定居沧州的较多, 所建村庄多为单姓或以单姓为主, 虽经历代变迁, 这种聚居模式基本未变。定居于运河以西的为尹、马 ( 一说为石) 、戴、回; 运河以东为张、王、刘、李; 定居于河间的则为金、白、马、哈等大姓。

其次, 由于明代沧州地区商业的发展, 也吸引了思变喜迁的回族商人来沧州定居, 回族人更重视他乡逐利, 以商贾为第一要业。而漕运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把握这种机遇的条件。如白寿彝教授说过:从浙江杭州到北京通县, 沿着大运河的两岸, 在各地形成一个回回聚居地带。可见, 运河漕运是回回聚居点形成的重要条件。而沧州作为运河漕运码头, 有着优越的经商条件再加上回族本身善于经商的特点, 使得沧州成为四方回族商人理想的落足之地。众多回族商人的到来为沧州带来商贸繁荣与生机。泊头的得名, 是因为其作为南运河水路交通发达、有众多船只停泊的重要码头, 此地以回民众多, 商贾云集而著称。依此, 沧州、泊头回族多以玩船、养车为主。大船主靠出租船舶或雇工漕运坐享其成, 小船主驾用自己的船靠摆渡为生。摆渡一为运送过往行人, 二为运送货物, 三为沿河农民运输街粪, 四为义务摆渡谓之敛秋。据泊头1946 年统计, 当地计有回族养船户31 家, 以石、李、曹、朵、穆五姓为主。贫苦回族户以河边拉纤码头搬运生活。除此之外, 也不乏一些富商开办大商号。据统计, 七七事变前仅沧州城里回民经营的饭店、客栈、小食品店就高达五百多家。清末沧州城较大的回民饭店有“清华饭庄”“天庆馆”等, 清代沧州最大的茶庄“万成茶庄”, 最大的杂货店“万兴恒”, 最大的文具店“文华馨”。刘凤舞家的“大兴号”钱庄位列全沧州同业之首。全市7 个回族人口超万人的县、市 (区) 中, 有6 个是古驿站, 其中5 个依傍运河。这无疑是回族人以运河为依托从事经营活动的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 运河漕运在沧州回族聚居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沧州运河地区的回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历尽沧桑, 经过数百年的繁衍演化, 现已成为全市第二大民族。沧州也成为河北省华北地区最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

参考文献

[1]吴丕清.《沧州回族》.

[2]白寿彝.《回族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