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分调节机制

水分调节机制（精选9篇）

篇1：水分调节机制

水分调节机制

摘要：从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一种单细胞物质起,这种细胞就必须分解、分解、再分解,一直分解千百万次,最终成为一种新的形态,将自身同子宫内壁紧紧结合起来.当它成长为一个可以分娩的胎儿时,细胞分解的次数,将会达到1万多亿次!要想实现如此惊人的分解次数,母亲需要严格执行有规律的饮水规则.记住:每一种新形成的细胞都必须装满足够多的水.所以,母亲必须喝下更多的水,才能够满足胎儿不断增长的`需求.即使是在孩子出生后,母亲也必须通过乳汁来满足婴儿对水的需要.母乳既是孩子的一种水源,也是食物的一种来源.作 者：F・巴特曼 作者单位：期 刊：中国三峡建设(人文版) Journal：CHINA THREE GORGES年，卷(期)：2010,“”(2)分类号：

篇2：水分调节机制

利用通风式堆肥发酵方式研究了牛粪堆制过程中氨气的.挥发特征和锯末、稻壳、稻草等不同水分调节材料对氨气挥发的影响.结果表明,牛粪堆制过程中主要在前期,尤其是在最初的2周内释放氨气;堆肥期间挥发的氨态氮约为牛粪总含氮量的17%～50%.不同水分调节材料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氨气的挥发,但锯末抑制氨气挥发效果最好,其次是稻壳,稻草抑制氨气挥发的效果较小.因此,为了减少氮素损失,应采取适当措施抑制氨挥发或回收挥发的氨气.

作 者：王岩 娄新乾 王文亮 霍晓婷  作者单位：王岩(郑州大学,化工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娄新乾(河南省漯河市第一中等专科学校,河南,漯河,46)

篇3：端粒酶调节的基本机制

1 前言

端粒是真核生物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结构, 是由端粒结合蛋白和一段重复序列G的端粒DNA组成的一个高度精密的复合体。端粒长度受多种因素影响缩短或延伸。端粒功能失调会引起细胞周期停滞、基因组不稳定、细胞衰老与凋亡。此外, 端粒缺失能够通过限制正常体细胞的潜在增值能力来抑制肿瘤。

端粒酶, 一种核糖核蛋白逆转录酶, 由端粒酶RNA (telomerase RNA, TR) 和端粒酶逆转录酶 (TERT) 组成。它以自身RNA为模板, 在反转录DNA聚合酶的作用下合成端粒重复序列, 并将此重复序列加到染色体末端, 对端粒长度平衡的调节起关键作用。潜在增值能力强组织中, 端粒酶复性和人类癌症的相关性可达99%。端粒酶活性不足会引起先天性角化不良、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原发性肺纤维化。端粒酶调节的分子基础受多种因素影响。下面我们将概述近期研究了解的端粒酶调节机制。

2 TERT的转录调节

在多细胞生物体中, TERT基因表达与端粒酶活性相联系。除了增生性细胞和再生性组织, 人TERT只在早期发育中表达, 而在大多数正常体细胞内不表达。这都证明TERT启动子是酶调节的主要靶位点。

TERT表达受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影响。转录因子sp1与TATA结合蛋白相互作用调控TERT转录。端粒酶活性还受癌基因与肿瘤抑制因子的调控, 癌细胞c-myc表达上升引起端粒酶活性上升。Wt1失活与肿瘤形成过程中端粒酶活化有关。还有些因素能抑制人TERT表达, 包括MZF-2、锌转录因子和参与细胞周期转录调节的E2F家族成员。最后, P53可以参与人TERT表达的负调控。

人TERT沉默受表观遗传控制。TERT启动子位于高度凝聚染色质区域, 与组蛋白相关。组蛋白和Cp G甲基化在人TERT调节中受到影响。此外, 人TERT启动子的激活与染色质外环境有关。

3 TERT的翻译后调节

TERT m RNA水平不是总与端粒酶活性有关, 这说明端粒酶的翻译后调节。大多数研究表明, 端粒酶活性受磷酸化作用调节。人TERT甲基化引起端粒酶活性升高, 这是由于人TERT由细胞质移入到了细胞核。

蛋白泛素化可能也影响端粒酶活性。MKRN1泛素蛋白连接酶与人TERT有关。MKRN1过表达导致TERT降解, 引起端粒酶活性下降和端粒缩短, 这说明端粒酶活性受TERT稳定性影响。近期研究发现, CHIP作为E3泛素连接酶的一种辅助因子可能通过控制胞内物质运输和人TERT稳定性来调节细胞周期中端粒酶活性。

端粒酶的亚核定位在细胞周期是动态受控的, 并且与酶调控有关。研究证明, 活性端粒酶转移至染色体末端, 首先需要由端粒酶特异性cajal受体蛋白 (TCAB1) 介导的TR通道。

核仁中酶的隔离作用能够负调控端粒酶活性, 引起DNA损伤, 使人TERT短时间内从核质移入核仁。我们推测这种重定位能降低DNA损伤位点端粒再生的能力。Pin X1在体外直接与人TERT和TR结合抑制端粒酶活性。

4 TR的转录及转录后调节

尽管许多肿瘤病人TERT的缺乏能引起端粒酶失活, 但是TR充足却能缓解端粒酶失活。Sp1和HIF-1能激活人TR, Sp3能抑制人TR。此外, 人TR转录易受表观遗传控制, H3和H4乙酰化作用的降低可以抑制人TR表达。最后, 人TR上至少6个位点易受甲基化引起的转录后调节。人TR改变是否调节端粒酶活性仍是一个未决问题。

5 基因量、选择性TERT及TR亚型

研究大多数有机体发现, TERT和TR作为单拷贝基因存在, 它们的无效突变最终导致死亡。事实上, 一系列发展的干细胞疾病与端粒酶亚基中心的半合子状态有关。编码TERT和TR染色体位点的放大与肿瘤的形成有关。因此, 基因量在端粒酶调节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TERT选择性剪辑在多细胞整合生物中广泛存在。人TERT有不同的剪辑变种, 能引起内部缺失和蛋白销蚀。一些剪辑变体与端粒酶活性改变有关。TERTα编码一个183 bp缺失的无意义突变, 其表达引起端粒酶活性降低。端粒酶亚基的不同亚型也是基因复制的结果。拟南芥属也发现选择性端粒酶亚基。拟南芥属编码两种不同的模板RNA, TER1和TER2。这两种RNA链由单一的TERT亚基组成形成选择性端粒酶发挥作用。TER1是典型的端粒酶模板, 对端粒维持起到关键作用。TER2则是酶活性新的负调控因子。

6 端粒酶补充端粒的调节

活性端粒酶核糖核蛋白颗粒一旦形成便会参与染色体末端端粒复制。我们简单的认为端粒酶核糖核蛋白复合体与端粒加帽蛋白的结合影响端粒酶补充端粒的募集反应。非催化性端粒酶成分Est1将核糖核蛋白与端粒联系起来, 这种相互作用在细胞周期被调控, 在S期达到顶峰。与端粒酶延长端粒的募集作用联系起来, Est1体外影响端粒酶与DNA引物的相互作用而刺激延伸。

在端粒酶的募集作用中, Ku异源二聚体也发挥了作用。发芽酵母菌中, Ku异源二聚体直接与Tlc1环相互作用。缺少Ku异源二聚体的细胞表现Tlc1核定位缺陷, 端粒缩短并含有较长的G突出端。最新发现, Ku在端粒复制的G1期促进端粒酶复位, 在S期促进端粒合成。

端粒酶募集反应的机制尚不是很清楚, 但端粒酶与人细胞端粒加帽蛋白的组成有关。此外, TPP1蛋白与TERT的TEB区结合影响端粒酶募集反应。

7 染色体末端端粒酶持续合成能力的调控

端粒复制有两种模式:分别为多次端粒复制的连续性反应和一两次复制的非连续性反应。从非连续到连续合成端粒, 这种惊人的转变需要Cajal受体参与的人TR的运输。因此, 人TR的转录后调节与辅助因子在体外可能调节端粒酶持续合成能力。

端粒酶复制持续合成能力 (RAP) 受很多因素影响, 如TERT的TEN1区促进RAP;P82能刺激四膜虫属端粒酶催化核心的RAP;人端粒酶的RAP在体外受TPP1影响而升高;此外, 端粒长度和RAP关系密切, 端粒酶优先延长较短的端粒, 而较短的端粒端粒酶的RAP强。端粒酶持续合成能力的调节在建立端粒长度平衡上起直接性作用。

同时, 端粒酶建立或维护的端粒长度平衡可以改变其RAP。当端粒酶维护端粒长度平衡时, RAP得到强烈的刺激, 只有单一的端粒酶与其相应的端粒作用。发芽酵母菌体内, 端粒酶持续合成能力受到Pif1解链酶负调控。

8 TERRA的端粒酶调节

端粒都是异染色质的, 其转录产物 (称为端粒复制封闭RNA, TERRA) 是一个长的非编码RNA, 能被RNA聚合酶Ⅱ从亚端粒和端粒之间转录出来。与很多真核生物不同, 拟南芥属转录端粒序列, 既生成TERRA, 也生成TERRA的反义转录产物ARRET。哺乳动物的TERRA大小在200 nt到9 000 nt之间不等, 酵母的TERRA大小在200 nt到380 nt左右。TERRA分子都有7-甲基鸟苷的帽子结构, 其中部分还有3'poly (A) 尾。

TERRA具有不同的功能:TERRA能与RNA结合蛋白相互作用;TERRA能增强染色体末端异染色质的性质;TERRA能与独立于TR的TERT相互作用;由于与TR模板结构域互补, TERRA有负调控端粒酶的可能性, 而正是这种对端粒酶的正向负调控可能作为一种精确的反馈机制来促进端粒长度的调控。

9 结论

尽管端粒酶调节的前期研究集中于中心亚基的转录调控, 但是近期研究显示端粒酶核糖核蛋白易受高度复杂的调节途径影响, 如改变亚基的丰度、胞内运输、与染色体末端相互作用及在染色体末端的活性均可改变端粒酶核糖核蛋白。总之, 端粒酶在保护基因组中起到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篇4：多细胞生物吞噬的调节机制

关键词：秀丽线虫 细胞自噬 细胞凋亡 衰老 质谱

Mechanism of Autophagy in Multicellular Organism

Zhang H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We used C. elegans as a multicellular genetic model system to investigat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autophagy， apoptosis and aging. The project aimed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he molecular machinery of the evolutionarily conserved autophagy-lysosome pathway， the phagocytosis pathway and also how these processes affect the aging process during anim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we established C. elegans as a multicellular genetic model to delineate the autophagic machinery by demonstrating that a variety of protein aggregates are selectively removed by autophagy during embryogenesis.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se metazoan-specific autophagy genes in mice. Second， we studied the phagocytic removal of apoptotic cells，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ell death program and an important event in tissue remodeling， suppression of inflamm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immune response. We have identified six novel regulators and reveale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y regulate various aspects of cell corpse removal. Among these newly identified regulators， TTR-52 and NRF-5 are extracellular lipid-binding/transfer proteins that mediate recognition of cell corpses. Third，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mitochondria in aging process. Using metabolic labeling with the stable heavy isotope 15N and quantitative mass spectrometry （MS）， we find that proteins up-regulated in daf-2 are highly enriched for those functioning in fatty acid metabolism， glyoxylate cycle， amino acid metabolism， or ROS metabolism. Fourth， we set up a high resolution biological mass spectrometer.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proposed by the grant， we developed a variety of mass spectrometry based proteomics techniques. Through biological mass spectrometry， we identified multiple phosphorylation sites on proteins that help initiate autophagy in mammalian cells. Besides the field of autophagy， we also applied the biological mass spectrometric techniques in a variety of important biological fields including necrosis and aging，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se fields. Our studies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autophagic pathway and also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and also how the autophagy-lysosomal pathway interacts with the endosomal-lysosomal pathway.

Key Words：C. elegans； Autophagy； Apoptosis； Aging； Mass

篇5：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

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所以在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会保持自身的平衡状态。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总是在不间断地进行着，生物个体也在不断地进行更新。自然条件下，白蜡树 生态系统总是朝着种类多样化、结构复杂化和功能完善

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所以在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会保持自身的平衡状态。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总是在不间断地进行着，生物个体也在不断地进行更新。自然条件下，白蜡树生态系统总是朝着种类多样化、结构复杂化和功能完善化的方向发展，直到使生态系统达到成熟的最稳定状态为止。

当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的最稳定状态时，它能够自我调节和维持自身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消除外来的干扰，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它能忍受一定限度的外部压力，压力一旦解除就又恢复到原初的稳定状态，这实质上就是生态系统的反馈调节。

为了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白蜡与植物种群的介绍可以引荐）的关系，必须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自然界和生物圈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生态系统，保持这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旦白蜡周围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必将引起生态系统各种功能的失调，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指由于人类盲目活动而导致局部地区甚至整个生物圈结构和功能的失衡，从而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现象。

篇6：水分调节机制

中草药多糖的免疫调节机制及其应用

在畜牧业的长期生产中,抗生素等药物的普遍使用产生的抗药性、药物残留,危害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使人们开始积极探寻能取代抗生素的.成分.中草药多糖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组织中的醛糖和(或)酮糖通过糖苷键连接在一起组成的天然高分子化合物.

作 者：张继东 王志祥 Zhang Jidong Wang Zhixiang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刊 名：饲料工业 ISTIC PKU英文刊名：FEED INDUSTRY年，卷(期)：27(6)分类号：S8关键词：

篇7：水分调节机制

社会能力是个体有效且恰当应对各类社会情境，并实现自身良好发展的能力。社会能力和心理健康有着密切联系，社会能力水平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的生理、心理发生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是从不成熟过渡到成熟的重要转折期，对青少年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提高社会能力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个体成长的关键指标。随着青春期的到来，青少年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规范的学习，青少年的社会能力有了很大发展，但青春期由于容易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和情绪失调，使得很多青少年社会能力的成长经常遇到挫折和障碍，对青少年情绪、情绪调节与社会能力关系的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以往的研究注重考察的是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及各种行为障碍的关系，缺乏直接针对情绪调节和社会能力的关系研究，情绪调节策略可以看作是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而情绪调节能力体现了个体在调节情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水平，社会能力则是个体良好适应社会规范的重要表现，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研究的假设是:(1)社会能力和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调节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呈现显著的负相关;(2)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调节能力对社会能力的影响间起中介效应。本研究拟以青少年群体为考察对象.对情绪调节和社会能力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以便明晰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会能力之间的作用机制。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在吉林、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六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选取四个教学班，共24个班级，被试年龄介于1118岁之间，发放问卷1210份，收回问卷1150份，有效问卷1073份，问卷有效率88.7%。

2.2测量工具

2.2.1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量表

采用刘启刚编制的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量表(AERSS)，包括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两个分量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分量表包括认知重评、积极设想、求助他人和行为转移四个维度;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分量表包括攻击他人、自我责备、沉思默想、发泄不满和自我压抑五个维度。每一项目都在Liken 5点量表上进行计分，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介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8，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介于0.61—— 0.78之间。两个分量表均通过了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其中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分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

2.2.2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量表

采用刘启刚编制的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量表(AERCS)，包括情绪控制力、情绪恢复力和策略应用力三个维度[A]。每一项目都在Liken 5点量表上进行计分，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7，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3 , 0.76和0.66。量表通过了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为: CFI=0.96，RMSEA=0.08，SRMR=0.06，这表明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3讨论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能力及其附属维度和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及其附属维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大都在0.30以上，和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的相关系数大都在0.40以上，这说明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社会能力及其附属维度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及其大多数附属维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社会能力除和自我责备、攻击他人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相关系数在0.30左右外，和沉思默想、自我压抑及发泄不满的相关系数较低，呈微弱的负相关或相关不显著;社会能力及其附属维度和情绪调节能力及其附属维度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绝大部分在0.40以上，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说明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李梅等的研究表明，受欢迎的学生更多地采用认知应对、情绪表露和情感求助的方法，而被拒绝学生常用压抑的方式，被忽视的学生更常用回避的情绪调节方式。Gross等的研究表明，认知重评的个体拥有和表达更积极的情绪，并和其他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的情景，从而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关系;表达抑制的个体不愿意分享自己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体验，从而无法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

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对社会能力的预测效果，情绪调节能力可以解释28.2%的变异，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解释8.2%的变异。也就是说，相对于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能力的影响来说，情绪调节能力对社会能力的预测作用更大。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对社会能力的直接效应量为0.35，情绪调节能力通过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能力的间接效应量为0.19;情绪调节能力通过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能力的间接效应量为0.09。由此可见，情绪调节能力不只是直接对社会能力发生影响效应，而且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能力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这种中介效应要小于情绪调节能力对社会能力的直接效应，同时情绪调节能力通过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能力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要大于通过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能力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这一研究结果对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者以重要的启示，要提高青少年的社会能力，一方面要使青少年学会善于运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来应对消极情绪，减少应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干预和指导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因为相对其他心理干预来讲，情绪调节策略运用的干预目标性和针对性更强，也更容易取得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情绪调节能力不但直接对社会能力发挥影响效果，而且通过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地对社会能力发挥作用，可见情绪调节能力在对社会能力的影响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多种手段提高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通力合作来完善青少年的人格特征、形成健康的亲子依恋关系和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等多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4结论

(1)社会能力和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调节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大部分维度及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篇8：城市公交票价调节机制设计

虽然票制有所不同,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城市均建立了公共交通运价调节机制,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体现在票价上。新加坡、香港的票价调节机制尤为规范,充分考虑了CPI、工资水平、生产力进步等经济发展因素,将票价与成本有效的关联起来,设定了调价启动条件,建立了能够反映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成本变化的调价公式来测算调价幅度,制订了科学的票价调整办法,形成一种动态的票价联动机制,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规则,兼顾了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发展与公众的承受力。

从乘客角度而言,公交票价越低越好,但是从公交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看,绝对的低票价和福利化并非行业发展的可行方向。过低的公交票价和僵化的票价体制,从微观上方面将严重影响公交企业的日常现金收入,从而影响企业的日常正常运转,同时也使公众不能理性规划自己的公共交通出行;从宏观方面将吸引更多的无效和不合理的公共交通出行,进而影响到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效率的发挥,损害真正需要公共交通的出行者利益。

因此,为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应建立常态化的票价调节机制,使票价回归理性,使公交企业的市场属性得以合理体现,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票价未能真实反映运营成本

城市公交低票价政策的实施使广大普通群众的出行成本大幅降低,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得到一定提高。但近年来,在公众对于低票价逐渐失去敏感性、小汽车使用成本过低、出行环境要求提高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单纯的公交票价优惠政策已经很难有效吸引更多的人乘坐公交;同时,在运营成本急剧攀升及票价常年不调整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城市公交企业亏损日益严重,城市政府的财政补贴额度不断增加,多数城市表示已不堪重负。

长久以来,城市公交一直被当作一项纯公益性的事业来对待,而忽视了其产业性的一面。公交企业主营城市及近郊区营运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社会公益产品的供给任务,这种较强的公益性与福利性特点使得公交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要考虑社会效益,然而考虑社会效益并不是不考虑经济效益,票价的长期倒挂,公交企业入不敷出,现行的公交票价水平没有反映企业真实成本水平。近年来,国际油价节节攀升,导致公交企业用油成本急剧上升,人力成本也在逐年上升,公交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上涨,公交票价却长期维持不变,甚至出现走低的情况,这是公交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重要原因。如今,多数公交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已过高,资金链面临断裂的风险。

据统计,2009年南京7家公交企业扣除政府相关补贴后的净亏损为2.57亿元;2012年上半年,济南公交亏损1.79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8.18%,日益扩大的亏损金额已经让公交企业举步维艰。

票价水平长期不变

我国大部分城市均没有建立科学的公共交通票价调节机制,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郑州、济南为例,其城市公交票价常年不变。表1详细列出了我国部分主要城市的城市公交基础票价水平、票价变动情况及票价水平与公交企业运营成本的比较等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规定》均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综合考虑各项成本因素、供求关系及比价关系,适时核定和调整城市公交票价。目前,我国中央层面还未出台关于城市公交票价定价及调节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各级地方政府也未建立与公交运营成本、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挂钩的票价调节机制,国家层面关于城市公交票价调节的有关规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票价调节经验

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较好的国家(地区)均建立了公共交通运价调节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交通票价水平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票价调节机制更为规范,均建立了具体的票价调整公式和系统的城市公交票价调节机制,还加入了生产力进步指标作为票价调节的修正因素,在考虑公交企业运营成本因素的基础上,兼顾了出行者利益。

1、新加坡公交票价调节经验

新加坡于1998年建立了规范的公共交通票价调节机制,制定了票价调节公式,公式运算结果为票价调整上限。当经济环境有下滑趋势或者出行者票价支付能力明显下降,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将启动票价调节机制。新加坡公共交通票价调节公式于2005年重新进行了优化,进一步平衡了公共交通运营者与公共交通出行者的利益。

优化后的票价调节公式引入了宏观经济指标,如CPI、人力成本(WI,全国月平均工资变化指数),作为票价调节的重要影响因子。新的票价调节公式为:

票价调整上限=价格指数—X=0.5CPI+0.5WI-X

其中,2005-2012年间,X设定为1.5%。

城市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构成中,能耗成本及人力成本是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人力成本约占总运营成本的50%。能耗成本及其他成本的变动情况可通过CPI指数变化反映,人力成本的变动情况可通过WI指数变化反映,因此新模型引入人力成本因素,并将CPI和人力成本的权重系数设定为0.5,充分考虑了影响票价水平的主要成本因素。X的设定限制了票价的增长幅度,在不影响公交企业运营的前提下,降低了社会公众的出行成本。

2、中国香港巴士票价调节经验

中国香港政府对公共交通票价实行可加可减的调整机制,并设定了票价调节公式,该公式将影响巴士票价水平的主要成本因素考虑在内,也设定了平衡社会公众利益、限定票价调节幅度的指数;巴士公司可以自行决定何时提交加价申请,政府也有权启动票价下调机制。香港交通运输署每季度通过公式计算票价调整可依据的幅度。票价调整公式为:

可依据的票价调整幅度=0.5×运输行业工资指数变动+0.5×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变动-0.5×生产力增幅

政府调整票价必须考虑的因素包括:(1)上述公式的计算结果;(2)自上次调整票价以来企业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变动;(3)对企业未来成本、收益和回报的预测;(4)巴士公司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率;(5)市民的接受程度和负担能力;(6)企业的服务质量。

在以上公式中,t为生产力增幅,在2013年前取值为0,之后至2016年取值为0.1%。

倘若在某一年,整体票价调整比率在±1.5%范围内,将不会作出票价调整,而未有调整的百分率将于下一年度进行票价检讨时被计算在内。

若申请提价的香港巴士公司通过该公式算出的数值超过2%时,则巴士公司可提出加价申请。其中,运输业界工资与综合消费物价共同构成了影响票价的总成本,并且认为两者在总成本中各占50%的比例,因此,公式中前两个成本项的调节系数各取0.5。无论如何取系数,前两项的系数之和一定为1。

无论是哪方提出调价,整个过程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期间要经历票价调整幅度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测算,政府听取交通咨询委员会和立法会的意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审议,决定后政府向公众和立法会解释等过程。

不仅如此,如果巴士公司当年利润率高于固定资产平均净值回报率(9.8%)超过1%(政府核定),政府会责成巴士公司必须在12个月内提供票价优惠;若超过不足1%(含1%),则由巴士公司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减低日后加价幅度或提供票价优惠。

以上方程式会成为票价应如何调整的评估起点,香港运输署每季度运算方程式,监察票价调整可依据的幅度。巴士公司可自行决定何时提交加价申请,而政府亦有权启动票价下调。不会建议批准少于每程一角的票价调整,政府会听取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及立法会意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最终的票价调整幅度,并向公众及立法会解释如何比较各参考指标及公开巴士公司当年及预测票价调整后的回报率。

票价调节考虑因素

城市公交运营成本是影响城市公共交通运价的核心因素,其中人力成本、能耗费用在总运营成本中所占比例约为50%甚至更高,对总运营成本水平影响最大。

一定时期内,影响成本水平的因素有多种,其中,人力成本主要受城市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行业人力资源供求状况影响,能耗成本及设备维护成本主要受价格指数影响,折旧及财务费则主要受公交企业资产扩张规模及速度影响。在对城市公交企业主要运营成本项及各成本项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公交票价调节模型。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公交企业在运营成本上涨的同时,也享受到了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在设计票价调节模型时,应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经验,除了充分考虑成本因素,还应加入修正因素,在保障公交企业利益的同时,让社会公众共享社会经济进步成果。

城市公交票价调节模型为:

式中:K为调整系数,

P n-1为第n-1年城市公交实际平均票价(以上票价已含企业合理的投资回报率);

C1为人员工资在票价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权重系数;

C2为燃料消耗费在票价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权重系数;

C3为轮胎消耗费、运营车辆修理费及其他直接运营费对价格影响的权重系数;

C4为财务费用在票价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权重系数;

C5为票价中对调价系数不产生影响之不变因素(固定资产折旧费、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权重系数;

L为城市统计局公布的该市职工年平均人工工资;

E为发改委公布的年平均油价水平(国家发改委公告);

CPI为城市统计局官方公布的CPI指数;

F为人民银行公布的3~5年期贷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人民银行公告)。

票价调节程序

调价模型的运算结果会成为启动标准调整的依据及票价调整最高幅度,但并不决定票价调整的实际幅度,最终调价幅度在综合考虑公交企业票价调节模式运算结果、市民承受能力、城市财政能力和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情况后确定。票价调整幅度初步确定后,城市价格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召开价格听证会,并向社会公开必要的成本信息、票价调整申请报告、调整原因及调整幅度。

四项政策建议

(1)规范国家及城市层面的城市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测算及标准体系

核定城市公共交通运价定价成本,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税务等政府部门审计(审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审核无误、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账册及营运企业提供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成本资料为基础。

国家层面上,建议将城市公交明确纳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协调制定全国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定期对城市公交运营成本进行政府监审,进一步规范城市公交的成本监审工作,为城市公交补贴的核定打下良好基础。城市层面,建议城市公交主管部门对涉及城市公交票价的成本种类、单项成本标准、单项成本核定办法等作出明确规定,定期实施成本监审。

(2)构建科学的城市公交票价定价工作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于2009年联合印发了《汽车票价规则》和《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规定》适用范围包括城市公交。《规定》中对道路运输价格的制定原则、价格行为管理等作了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城市公交票价定价的具体原则、定价办法等没有得到体现,对地方城市开展城市公交票价定价工作的指导作用不强,各城市政府对城市公交票价定价的核定方法不统一。

应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企业运营成本和交通供求状况,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根据服务质量、运输距离以及各种公共交通换乘方式等因素,建立多层次的价格体系,平衡好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租车及其他交通方式之间的比价关系。一是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行业特点,在合理确定公交企业的运营总成本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合理利润率及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量,确定成本票价,并以此作为核算公共交通财政补贴的重要依据。二是各城市在确定公共交通运价水平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承受能力,确定低于实际成本票价的执行票价,降低出行成本,保障公众的基本出行需求,执行票价水平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市公众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城市财政能力确定。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城市公交票价定价指导意见,就票价定价原则、定价因素、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全国城市公交票价定价工作。

(3)建立动态的城市公交票价调价机制

综合考虑各种车型、运输成本、比价关系、供求关系、道路运输行业平均利润率、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兼顾合理比价原则,社会承受能力原则,政府、企业和乘客合理分担原则,运价调整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的原则,建立动态的城市公交票价调价机制。具体操作由城市价格主管部门、城市交通主管部门及城市财政主管部门联合研究制定运价具体调价程序、具体调价办法、调价周期,定期实施城市公共交通运价调节,充分考虑CPI、工资水平、生产力进步等经济发展因素,将票价与成本有效的连接起来,设定调价启动条件,建立能够反映公共交通运营成本变化的调价公式来测算调价幅度,制订科学的票价调整办法,形成一种动态的票价调节机制。

(4)进一步提高城市公交票款结算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针对城市公交行业特点,建立科学、高效的智能票款结算系统,精细化统计公共交通出行信息和出行成本,获取精准的公共交通出行信息,为城市公共交通运价定价及调价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促进票制结构优化,进一步提升城市公交运行效率。

近年来,国际油价节节攀升,导致公交企业用油成本急剧上升,人力成本也在逐年上升,公交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上涨,公交票价却长期维持不变,甚至出现走低的情况,这是公交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重要原因。

核定城市公共交通运价定价成本,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税务等政府部门审计(审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审核无误、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账册及营运企业提供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成本资料为基础。

篇9：水分调节机制

建立畜禽养殖风险分担机制，需要打通政策保险支农通道，增强畜牧企业内生动力和活力。目前，国家扶持政策主要是用于发展生产，平抑价格上涨，对畜产品价格下跌的调控手段较弱。建立养殖场户风险防控机制，增加畜牧业保险品种，扩大畜牧业保险实施范围，有利于化解畜禽养殖风险，调动养殖场户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

实现畜产品价格稳定，需要增加畜产品期货上市品种，发挥期货市场稳定价格和套期保值的功能。近年来，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加剧，市场风险加大，单纯依靠现货市场已难以有效地引导生产、转移风险。我国畜产品品种多、消费量大，全国每天要消费2.2亿公斤肉、7700万公斤鸡蛋和1亿公斤牛奶，发展期货市场潜力巨大。加快建立完善大宗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有利于稳定畜产品价格，稳定畜牧业生产经营。

解決畜牧业发展资金资本问题，需要坚持双轮驱动，利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支农。当前，畜牧业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推动出台贷款贴息、产业基金等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带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对畜牧业全产业链的信贷支持，加快工商资本进入畜牧行业，更好地解决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资金短缺问题。

近年来，各级畜牧部门切实加强与金融保险等部门协作，着力加快畜牧业市场支持体系建设。金融支持力度逐步加大，截至2013年3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畜牧业贷款余额303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8%。各级金融机构积极创新担保方式，简化审批手续，协助养殖场户解决贷款难题。政策性保险体系不断完善。从近期运行情况看，期货交易有望成为畜产品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

但也要看到，畜牧业市场体系离现代畜牧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金融供给还难以满足畜牧业发展需求，“贷款难”仍然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政策性保险覆盖面还不够广，很多重要畜种未纳入范围。生猪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畜产品还存在实物交割难等技术障碍，短期内还难以实现期货交易。各级畜牧部门要着眼现代畜牧业发展建设，着力创新市场手段，为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第一，积极参与保险政策的顶层设计。在与保监会联合召开畜牧业保险交流会的基础上，积极争取推动畜牧业保险政策取得新突破。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总结北京、四川、吉林等地开展生猪价格保险试点经验，推动规模化生猪养殖价格保险政策扩大试点。在实施生猪和奶牛等保险政策的同时，争取逐步扩大保费补贴试点范围，引导扩大疫病损失和无害化处理保险，推动建立肉牛肉羊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家禽产品利润损失保险。

第二，大力推进贷款政策的落地生根。继续加强与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建立银行、政府、企业和担保机构风险共担机制，依托龙头企业和贷款担保机构，有效化解畜牧业贷款的风险。针对H7N9流感疫情给家禽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积极争取出台贷款支持政策，促进重点家禽养殖加工企业和种禽企业恢复发展。

第三，密切关注鸡蛋期货的实施效果。积极配合相关单位，深化对期货交易风险以及应对措施的研究。认真总结鸡蛋期货上市经验，推动完善生猪现货市场或现金交割，提高生猪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模化水平，为尽快开展生猪期货交易奠定基础。

第四，加强畜牧业监测预警和面向市场主体的信息服务。继续下大力气抓好畜牧业生产和市场监测预警工作，不断强化信息服务，引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围绕畜牧业金融、保险等业务，加强业务主管部门与金融保险部门的信息合作，以信息化推动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