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房的认定以及补偿

危房的认定以及补偿（精选2篇）

篇1：危房的认定以及补偿

一、相同的骗取行为是容易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行为一定包含“欺骗”这个重要环节。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只有“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规定, 一定具有普通诈骗罪所包含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要素。但是, 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的规定,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 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构成骗取贷款罪。不难发现, 两罪中的“诈骗”和“骗取”极难区分。同时,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中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中明确提到, “以转贷为目的,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自己高利转贷给他人”的, 其行为涉嫌高利转贷罪。这里提到的“套取”又是一个极难认定的客观行为, 并没有指出其和“诈骗”以及“骗取”之间在客观上的区别。

笔者认为, 此三罪在“骗”的这个客观行为上并无区别。也就是说, 与贷款相关的这三个主要罪名在客观行为的“骗”上并没有不同之处。高利转贷罪虽名为“套取”, 其实质是为和“转贷牟利”的客观行为在文意上相搭配, 其本身并没有脱离“骗”的行为的本质。而贷款诈骗罪中之所以用到“诈骗”这个词, 是因为贷款诈骗罪除了强调客观的“骗”行为之外还要强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诈骗罪主要要件。因此, 单从有“骗”这个行为就认定欺骗金融机构的行为人的行为涉嫌贷款诈骗罪还为时尚早, 其行为还要看行为人是否有其他客观行为以及其主观行为的内容来判定。

二、三罪之间的衔接关系

2006 年的《刑法修正案 ( 六) 》第一次将骗取贷款的行为列为犯罪行为, 其宗旨是配合已有的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一道, 更有效的打击金融犯罪的行为。因此, 在理解这三罪的时候, 要有意识的明确三罪中嵌含的逻辑关系, 才能更好的把握三罪的界限。贷款类犯罪排列在我国刑法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因此其所保护的法益更重要的是金融管理秩序, 而非单纯的金融机构财产安全。因此, 在罪与罪的解释过程中, 应该注意对市场秩序保护的完整性, 条文之间的衔接具有逻辑, 否则单独的、割裂地看待条文, 会伤害刑事的严密性, 破坏法律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作用。

此三罪在内在逻辑上明显有相互配合的内在关联。骗取贷款罪在客观行为上少高利转贷罪一个方面; 而在主观意图上少贷款诈骗罪一个方面。但是, 事实上, 具有骗取贷款罪行为的案件, 其社会危害性并未小于贷款诈骗罪, 因为其造成的客观效果, 例如贷款无法追回造成严重损失等, 和贷款诈骗罪并无两样。因此, 刑法修正案 ( 六) 将该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内, 予以规定。同时, 骗取贷款罪的行为与高利转贷罪的客观行为一样, 都未按照贷款协议的规定专款专用, 导致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对贷款失去控制, 损害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因此, 骗取贷款罪实为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的“部分”构成模式, 在实务认定过程中宜先考虑行为规定较全面的贷款诈骗罪以及高利转贷罪, 如未能逐步对应, 才应该考虑涉案行为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其认定逻辑并非先从骗取贷款罪入手, 不应现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 不构成再试图推理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因为骗取贷款罪在行为上只是其他二罪的“部分”, 三罪之间的逻辑关系明显, 不宜颠倒。

该观点也符合《刑法修正案 ( 六) 》在制定时的预期。增设骗取贷款罪, 一方面打击了司法实践中滥用银行贷款却以“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借口逃脱刑事责任的行为, 一方面也顺应了不以主观为要件区分金融犯罪与非罪界限的趋势。 (1)

因此, 区分三罪的关键在于如何分别区分别区分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 以及骗取贷款罪和高利转贷罪。

三、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之间的区别

根据刑法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贷款诈骗罪有五种具体的行为方式, 即: ( 1) 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 2) 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 3) 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 4) 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 5) 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应该说, 该条的规定已经囊括了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过程中的审贷要点。而骗取贷款进而将贷款用于不同于申请时陈述之目的的骗取行为, 其基本也为该条规定的这几点。上述说道, 骗取贷款罪的“骗取”和贷款诈骗罪中的“诈骗”在客观行为上并无差距。两罪的主要差距在于是否已“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罪中, 行为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骗取而来的贷款进行再投资, 但是其投资方向和使用方法与贷款合同签订时的内容不同。而贷款诈骗罪则并无利用贷款的主观意图, 所以贷款诈骗罪对的贷款的处置和骗取贷款罪不同。

实践中, “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并不容易。大多时候, 司法机关可以证明行为人骗到贷款后并没有按照预期的合同约定使用贷款, 但是否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挥霍贷款资金、非法占有了贷款资金成为认定难点。根据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之间的逻辑差别, 仅仅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原涉嫌贷款诈骗罪行为, 很有可能成为骗取贷款罪打击的对象。

另据刑法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的规定, 骗取贷款罪需要满足“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之后果。这与贷款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只看贷款数额的规定略有出入。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 二)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骗取贷款罪的立案标准采取了贷款数额、金融机构经济损失及多次骗取贷款等多项认定方法进行认定。因此, 骗取贷款罪在刑事后果的认定上多于贷款诈骗罪, 没有证据证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原涉嫌贷款诈骗罪行为, 可以在骗取贷款罪的范围内审查其犯罪构成的符合性。

四、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之间的区别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 高利转贷罪具备四个构成要件: 以高利转贷为目的; 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 高利转带给他人;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其“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行为与骗取贷款罪的“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行为并无异同, 都涉及到“骗”的成分。从暂时的司法解释情况以及实践资料来看, 没有区别欺骗行为的严重程度, 只要涉及到骗的行为且直接影响事后发生的信贷危机, 则可以被认为是有事先骗取或套取行为, 且这样认定有刑法支持。

高利转贷罪中针对“高利”的认定会影响高利转贷罪和骗取贷款罪的区分。如果仅有转贷行为, 但是并没有高利转贷他人, 根据刑法规定并不能就认定为高利转贷行为, 因此会涉及对该行为进行骗取贷款罪分析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 二)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高利转贷罪的追诉标准只有数额以及两次以上因高利转贷接受行政处罚的, 并没有对多高的利为高利做出解释。2015 年8 月6 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将民间企业间借贷的行为予以规定, 不再限制企业间借贷、拆借行为, 但是其中第十四条依然对套取金融机构的资金的行为予以说明, 套取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依然是刑法打击的范围。根据此司法解释的精神, 民间借贷年利率超过36% 的利润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则可以看出, 最高法院在民间借贷问题上的态度是保护年利率36% 的部分。因此, 在刑法解释还没有明确解释的情况下, 针对多少利息为“高利”的情况, 该司法解释或许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参照。针对转贷后产生的违法所得数额, 则是进一步细化追诉标准的工作安排。

另外一个针对高利转贷罪的棘手问题是: 高利转贷的目的是否要与申请银行贷款的时间相同? 是否要求高利转贷的行为人在起初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有转贷给他人的故意? 如果不要求高利转贷的目的和申请贷款的行为同时发生, 则如果行为人是申请结束之后才将贷款转借他人的, 就不产生在申请阶段的“骗取”行为, 其行为并不会涉嫌骗取贷款罪。实务的观点是取消这种同时性的要求, 即高利转贷的行为和目的并不要求和申请贷款是同一时间发生的。针对有意将金融机构的贷款申请出来再转贷他人的行为, 高利转贷罪将和骗取贷款罪发生法条竞合, 根据上述针对骗取贷款罪和高利转贷罪的逻辑关系问题, 应该认定此行为为高利转贷罪, 并根据高利转贷的追诉标准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单位犯罪和三罪之间的关系

贷款诈骗罪的法条表述没有单位犯罪规定, 骗取贷款罪和高利转贷罪的表述均有单位犯罪的规定。因此, 由于单位主体的不同会影响三罪在贷款犯罪过程中的结构。目前, 较大金额的贷款业务都是以企业或公司的名义对外借出的, 自然人于金融机构的业务贷款已很难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要求的追诉标准。然而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中对于单位犯罪的缺失着实造成了办案机关对单位贷款诈骗行为的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的, “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 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 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的刑事责任, ……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该条解释已经被诸多学者批评, 但是其多少能起到缓解贷款诈骗罪在实务中无法追究单位犯罪人的尴尬。同时, 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的话, 单位犯罪情形的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在犯罪主体上能有衔接, 则上述逻辑分析能勉强说通, 也算是实务办案曲折迂回的无奈之举。

六、小结

综上所述, 由于贷款犯罪三罪在行为模式上都有欺骗的成分, 因此容易在认定的时候产生模糊。骗取贷款罪是根据《刑法修正案 ( 六) 》新添加的罪名, 因此在逻辑排列上较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相对靠后, 构成要件相对简单, 在认定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出现构成要件缺失的情况下, 可以参照骗取贷款罪重新进行推理, 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的行为有可能被认定为骗取贷款罪。最后, 在实务认定的时候要注意骗取贷款罪和二罪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区别, 并谨慎针对单位犯罪认定贷款犯罪的响应罪名。

摘要：我国关于贷款类犯罪在实践操作中存在诸多争议, 主要集中在贷款犯罪手段行为的认定以及贷款犯罪间罪与罪的逻辑关系。本文切入点正是后者, 从贷款犯罪间罪与罪的关系入手, 浅谈我国刑法对于贷款金融领域的保护与构建。

关键词：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贷款类犯罪

参考文献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2]张勇.存贷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3]刘艳红, 施建辉.不动产贷款诈骗犯罪刑民交叉问题探讨[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

篇2：危房的认定以及补偿

在农村的配电网所现有的井灌专用设备已年久失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设备亦缺乏无功补偿。这将很难适应现代农电管理的要求,难以适应提高广大农村用电客户的经济效益的需求。农村的井灌配变是属于较稳定的季节性的负荷,其配套所使用的计量和无功补偿设备的改造,既要满足国家和电力行业的相关规定,还要以比较高的性价比去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因此,能否合理地选择农村的井灌配变计量和无功补偿配置的模式,并且使这项技术得到推广应用,直接关系到农村用电管理的规范性、农村配电网安全性以及经济效益是否得到提局。

2 功能的选择

2.1 自动投切的方式

目前,电容器自动投切装置大致有三种模式:接触器投切、可控硅投切、可控硅过零投切与接触器相结合方式。利用接触器投切电容器难以控制“过零”投切造成的较大冲击电流,接触器接点容易被损坏;利用可控硅代替接触器可使投切过程无冲击电流,但可控硅长期工作造成发热,并产生一定的谐波,抗冲击能力差,经常造成可控硅元件损坏;利用可控硅完成投切过程后将接触器投入,系统电流较小时还可用它发出投切补偿电容的命令,防止反复投切,避免可控硅发热及冲击电流损坏接触器接点,这种方式是目前比较理想的投切模式。

2.2 谐波的分析

目前,已经有些低压无功的自动投切装置采用“傅立业变换技术”监测电网谐波含量,谐波含量一旦超出一定的允许值就会退出已投电容。这样保证谐波过大时不会损坏电容器。农村配电网的井灌专用配变在安装的无功补偿装置时应注意谐波和无功倒送的问题。首先,电容器具有一定抗谐波的能力,谐波的分量如果过大会减少的电容器的寿命。正是因为电容器对谐波的放大作用使得系统谐波受到的干扰程度加重,所以,动态的无功补偿控制环节更容易受到谐波的干扰进而造成控制失灵。其次,电力系统不准许无功倒送,避免增加线路及变压器的损耗,避免加重线路的负担。

2.3 电器的主接线

据统计,农村的井灌配变容量大部分在315kVA或者以下,相应的,它的配电装置电气主接线就应力求简单,以便节省电流互感器、空气开关、避雷器等设,配电装置应采用HR型的刀熔开关来作为短路的总保护,而出线则采用熔断器加增空气开关配置的方式;低压母线应采用避雷器为防雷保护或者吸收过电压,采用换相开关和电压表测量三相电源相、线电压,采用电流表来测量负载的电流,采用功率因数的监测表来监测功率因数变化情况。配变二次引线,采用集束导线抑或电缆,来降低回路损耗。

2.4 电能的计量管理

据统计,农村井灌配变的现用计量装置约有百分之三十是旧型号的淘汰表计,后换成电子式电能表系列,计量表计在更换以后,表损将会有一定的降低。农村井灌配变由于多处在野外,所以用电监察难免十分困难,为了防止窃电的产生,必须在配变的低压接线柱上外加装玻璃钢或者塑料防窃电箱。对接线柱和引线进行一定的封装。把计量装置的改造同防窃措施有机结合起来;把计量装置改造同客户配置的规范有机结合起来;把计量装置改造同提高计量装置的安全稳定运行有机结合起来。经过试验,其效果较明显。

3 效益分析

3.1 节电效益

对配电网所举行的无功补偿,提高了功率因数,并且平衡了无功功率,目前,配电网无功补偿的容量一般按照供电部门的要求而达到的功率因数进行确定的,并不仅依据用户用电是的实际节能效益、支付电费的最小经济的功率因数、最佳的电能质量来确定的。节电效益受无功补偿容量及电网无功功率减少值影响,另外还受运行时间和无功经济当量的限制。若无功经济当量不变,无功补偿容量越大,年节电量越大。根据计量技术的管理规程要求,要将计量的一次设备或者二次回路进行改造,独立出来使成为“计量专用”,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负荷、功率因数等,满足要求。以此来减少试验或其他仪器设备的缺陷故障为电能计量装置的安全可靠运行和准确计量所造成的影响。

3.2 投资回收

投资回收期是无功补偿装置总投资和节约电费之间的比值。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的节能政策的推进,各地电网规模不断扩大,网架结构随之趋于复杂。根据电网结构、运行参数、负荷性质等,广大地区开始实行科学的灌配变计量及无功补偿装置的配置。投资回收是对采用措施所进行的反馈活动,它既受无功补偿装置的价格的限制又受农村电价的影响。据计算,一般农村投资回收期为35年。

3.3 降损效果

无功补偿和农村井灌配电装置的使用,作为电网安全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一种受到高度重视。它对提高系统的电压水平和降低线路损耗、大力改善电厂功率因数以及增强系统的稳定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无功补偿提高了电压、减少了线路上无功的流动。使得降损效果非常明显。线损率是线损电量占供电量的百分数,是供电局的重要考核指标,无功补偿对于改善考核的指标线损率,效果明显。但是精确计算无功补偿后线损率的改变,不仅计算量大而且无必要,在电力网的实际运行中,用电量便计量统计出的供电量和售电量之差得到的线损电量称为统计线损电量,其中,有些是电能在输变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管理工作的原因所造成的,则可通过降低这部分的消耗来降低线损量。

结语

在深刻研究农村井灌配电的装置特点后,不断深入探索,研究发现。本文便是针对农村的井灌配电装置特点而提出的新的农村井灌配变的计量和无功补偿装置模式。农村这一新装置——井灌配变配电的改造,对全国电力部门来说,可以全面提高输配电网供电能力,而且还能降低系统的损耗,不断改善电压的质量。对广大用户而言,井灌配电装置的改造能够提高用电设备的出力,这样便可大大节约电量,进而减少电费。避免因为功率因数的过低而引起的电力部门对其的罚款,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灌溉成本。目前,在成功完成试点的工程项目基础上,运城市已经在农村的配电网推广出2097套新型井灌配变的计量和无功补偿配电的装置。相信这一项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将会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对农村的配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亦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并且无功补偿可以提高系统的电压水平,增强电网的稳定度,最大限度的降低线损,由此产生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龚家卿.局部放电也是检测金属化电容器的有效手段[A]电容器译文集[C].西安:电力电容器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