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精选6篇）

篇1：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他们担负着国家兴旺、民族富强的重任。然而近年来，大量的调查事实表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有上升趋势，已经逐步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据常熟市人民检察

院统计，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及其在全部犯罪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这一现象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一、犯罪年龄愈来愈低龄化

据统计，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2006年为7.8％，2007年为8.4％，2008年为8.9％。虽然该年龄段犯罪比例上升不是很大，但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基数的逐年上升，其绝对数量已明显呈现上升趋势。

1、同时女性未成年人犯罪增多。过去鲜有的未成年女性犯罪案件，近年来却不断出现。我市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中，有女性未成年人伙同男性未成年人共同抢劫的；也有参与贩卖毒品的，甚至有伙同男性共同强奸的案件发生。

2、无业未成年人在犯罪中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至2008年间，无业未成年人在当年未成年人中所占比例分别为63％、68％和74％。无业未成年人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每年还在以一定的速度上升。未成年人犯罪的惯犯和累犯较多。据统计，被查获的未成年罪犯中，有违法经历的占大多数，曾被法院判刑的也有约4.1％的比例。

3、本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屡有发生。虽然在数量上相对于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而言比较小，但所占比例都超过10％，多的年份如2007，本地未成年人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25％。

从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类型上呈现的特征上看。

1、犯罪类型以侵财型犯罪为主，但是暴力型犯罪上升较快。综合三年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与侵犯财产犯罪有关数据可见，“两抢一盗”等侵财型犯罪仍然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但暴力型犯罪比例为32％、39％和49％，上升较快。其中，未成年人犯罪中既属于暴力犯罪，又属于侵财犯罪的抢劫罪，所占比例很大，分别为21％、25％和24％。

2、共同犯罪持续上升。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2008年，我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占当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比例分别为61%、66%和69%。这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大多为共同犯罪，有的是成年人带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有的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另据观察，这类共同犯罪的主体往往是同一地方的人，很多是老乡，这与未成年人年龄小，依附性强有着重要关系。

3、重大案件有增多趋势。从人民法院判决的情况分析，被缓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近三年中分别为18.4％、14.5％和5.6％，其余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刑罚，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有出现。这表明，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增加，案件向重大、特大发展。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案例分析

我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可从影响未成年人正常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未成年人的心理变化两个方面加以探讨，以下结合案例进行阐述。

一、社会环境和未成年人犯罪

首先是宏观环境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强烈的变迁。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更加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不断涌现的新生事物，使他们的欲望不断膨胀，但他们的能力使他们很难通过合法的手段去实现这种欲望，为了满足欲望，他们很可能不择手段，实施越轨甚至犯罪。加上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他们在与别人的比较中，体会到一种贫困感，这种心态加大了他们心理的失衡，更加促使了犯罪的发生。

【案例一】王某坤、张某州、张某雷、庞某强、孙某东、曹某成及安某均是河南来常熟打工的未成年人，到常熟没有多久。2006年某月，他们在常熟市某路段，采用拦路、拳打、脚踢、搜身等手段，抢劫手机、人民币、自行车、手表等物。共采用类似手段抢劫三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577元。承办人在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供述，过来打工找不到工作，最近没钱花了，所以“在路上拦住别人搞点钱花花，反正这边人有钱。”

随着社会户口制度的逐渐放开，人口的流动性随之加大，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正在发生。未成年人是迁徙大军的一员。像本案中的这七名犯罪嫌疑人一样，从河南等落后农村到经济开放地区打工赚钱的未成年人很多，但是，城市不可能完全吸收涌入求职市场的所有人，另外，这些寻找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者，往往也缺乏相应的技能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

这些远离故土来异地“淘金”的孩子们，在失去了传统的家庭制约的情况下，在消费需求严重失衡的内心冲突驱使下，往往会选择犯罪。另外，在办案中我们也了解到，类似本案这样因为没有钱花而采用盗窃、抢劫、抢夺手段“搞钱”的来常打工者不在少数，他们的高消费欲望和实际收入的不平衡，促使他们实施了侵财犯罪，这也就是侵财型犯罪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的原因。

其次是微观社会因素的影响。1，网络、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的影响。传播媒介的对未成年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的很多行为举止都可能是从这些媒介中学习的结果。渲染暴力、淫秽等思想的传播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对青少年犯罪有很强的诱发作用。

【案例二】王某刚满16周岁，是河南籍来常打工人员。2007年春节前，由于没有钱回家了，便持刀至常熟市某乡镇一条小路上，对单身女青年实施抢劫。因该女青年没有钱，王某便对其腹部连捅数刀，并一刀将被害人喉骨割断，至被害人死亡。而后又对被害人的尸体实施奸淫。王某称，从电视上看到这样来钱快，又因为看了黄色网站才产生了强奸的想法。

纵观本案，王某这名少年的所作所为，确实荒唐至极，让一般人难以想象，剖析其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似乎只能以幼稚、无知、冲动来解释。但是这样一名年幼的孩子，为何会犯下如此的重罪，值得我们细细思考。部分传媒宣扬的暴力内容诱发了未成年人的仿效。对于成年观众而言，传媒暴力不至于引发他们对这种行为的仿效，但是对于天性爱好模仿、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很可能效法传媒所宣扬的暴力行为。一方面他们可以学习到一些犯罪技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把传媒暴力作为自己行为正当化的依据。很可能在他们看来，社会充斥着暴力，自己的暴力行为也是无关紧要的。而网络淫秽文化的泛滥也是犯罪的重大诱因。网络发达以后，对有条件接触电脑的未成年人而言，只要鼠标一点，不断增加的淫秽站点就能使他们得到淫秽的文化，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淫秽文化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加上未成年人对性的冲动和好奇，很容易导致未成年人走上性犯罪的道路。

2、不良交往的影响。许多未成年人一开始并没有犯罪意识和犯罪动机，往往是由于朋友的引诱、唆使，才产生犯罪的动机。如案例一中提到的庞某强，一开始并没有抢劫的意识，后来在王某坤等几个朋友的引诱下，参与了一次情节，之后他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不愿意再抢，但朋友告诉他你干过一次就是犯罪，再干也是一样。经不起朋友的劝说，庞某强索性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一次又一次的参与了抢劫。

3、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是人一生中接触的第一个学校，父母则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家庭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人格有莫大的帮助，如果家庭破裂、父母不合、行为不端、教育不当，都会极大阻碍未成年人的社会化，甚至会导致其越轨及犯罪行为。据调查发现，缺陷家庭即存在父母双亡或者一方亡故、分居、离婚、再婚等情况的家庭对引发未成年人犯罪起了一定的作用。家庭关爱的缺失使其心灵扭曲，容易受不良因素的引诱，这种家庭的未成年人往往经济失去保障。另外，父母自身的缺陷和错误的家庭教育也与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直接联系。有的父母自身道德败坏，吃喝嫖赌、作奸犯科，不仅很难管教子女，还可能成为子女仿效的对象。本院曾经审查起诉过类似的案件，父亲因盗窃被起诉，儿子在不久之后也同样因盗窃被起诉。还有的父母教育方法不当，要么过分溺爱子女，致使他们性格脆弱、任性、自私或者好逸恶劳、贪图享乐；要么对子女放任不管，致使子女性格孤僻冷漠；要么采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子女不听话动辄拳脚相加，致使孩子丧失了自尊，从而破罐子破摔、甘于堕落。

4、学校教育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可以通过学校的系统教育让他们学会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并且在学校的长期教育下培养起一定的道德和法制观念。如果未成年人缺乏在学校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一般都会缺乏应有的社会生活技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上道德法制观念的薄弱，他们实施违法犯罪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些“80后”甚至是“90后”的人，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辍学，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念不起书不再是主要的原因，主动选择辍学却成为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落后地区的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加上现今大学的高收费及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外面的世界”去打工赚钱当然比坐在教室里更有诱惑力，于是有很多人选择了主动辍学，庞大的农村辍学队伍无疑造成了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心理变化与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的生理逐渐在走向成熟，其心理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变化。在这个走向心理成熟的过程中，他们的自我意识开始强化，对父母、老师的权威开始怀疑甚至反抗；他们的自尊心变得过强，一方面希望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却没有学会尊重别人，往往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而他们的自制力确较差，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支配。

面对未成年人这些心理上的变化，如果不能正确的加以引导，往往会有一些不健康的表现，甚至引发违法犯罪：一是逆反心理加强，他们可能通过对抗学校和家长，来体现自己价值；二是养成自私自利的习气，强烈的占有欲使他们无视道德法纪，为所欲为；三是呈现郁闷不乐、焦虑烦躁的心理状态，情感无所依托，情绪起伏不定；四是造成孤僻的性格、冷漠封闭的心理，遇到问题不会与人交流，而是采取极端手段去处理问题。

通过下面两个案例就可以看出上述问题。

【案例三】周某是刚从中专毕业的学生，尚未满18周岁，常熟本地人，在常熟市某汽车销售店做汽车修理工人，工作辛苦，收入尚可。但在2007年3月间，周某三次通过偷配公司财物室、经理室的钥匙盗窃公司现金、笔记本电脑等。问其参与盗窃的原因，周某坦言因为工作以后要和同事、同学出去吃喝、唱歌等，钱不够用，又不好意思问家里拿。

这个案例中的周某犯罪是由高消费引起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在消费水平上令人瞠目。这与他们追求自我独立的心理不无关系，他们用这种方式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人攀比，追求高级享受。一方面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另一方面滋长了不劳而获、追求享乐的风气。很明显，周某的父母没能教导孩子怎么正确的消费，也没有教导其正确的处理友情、人情关系等。而周围的消费环境，如营业性歌厅、酒吧等这些场所也刺激了周某的高消费，而这些地方正是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但却没人监管或者监管不力。

【案例四】李某刚满15周岁，是苏北来常人员，母亲已经亡故，父亲不知去向，和年迈的奶奶生活。在2007年4月，李某仅为被人打了一拳心里憋着生气便持刀捅了对方腹部一刀，被害人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李某说，我当时心里很委屈，他凭什么打我，我就在心里暗自打算好那天晚上要捅他一刀。当承办人问他心里有委屈怎么没有和周围的朋友说，而是准备了刀捅人时，李某说我不会和别人说这些的，他们不会帮我讲话的。

从这个因为熟人间一点点的矛盾引发的血案可以看出，李某孤僻冷漠的性格与悲剧的发生不无关系。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李某，平时没有人交流和管教，对周围人又缺乏信任。家庭的缺陷养成了李某这样的性格，缺乏疏导和沟通及强烈的自尊心使李某“憋在心里的气”无法发泄，在犯罪时不去想或想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最后却用刀子解决问题。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是复杂的家庭、学校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与特定的主体因素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结合上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我们拟从社会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及未成年人自我预防四个方面阐述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思考。

一、社会预防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重视社会和谐发展，努力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各机关团体可以对青少年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的教育，密切关注和热情关心有不良品质和劣迹的青少年，及时发现他们的罪前征兆，如人际关系恶变、物质欲望膨胀等，及时采取措施，将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控制在酝酿与预谋阶段。另外，优化未成年人成长文化环境，一方面抓文化市场的管理，整顿黑网吧等场所，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图书馆、博物馆、少年宫、青年之家等场所的建设，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开展正当的文体活动，陶冶情操，培养品格。与此同时，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强同犯罪现象作斗争，新闻舆论部门等媒介要扬善除恶、弘扬社会正义之风。作为我们检察机关，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不能就案办案，要积极从案件中发现新问题，多思考、多总结，与有关部门配合，通过发检察建议等形式，提醒社会各界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多出力、出好力。

二、家庭预防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必须重视和搞好家庭教育，切实解决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加强和发挥家庭教育在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首先，家庭教育要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须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其次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注意方式和策略，既要严格要求又要耐心教育，以理服人，而不是予以责骂、讽刺，甚至毒打；最后，家长要注意以身作则。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有示范作用，家长应当规范自身的行为，使自己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我们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要尽量挖掘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如果涉及到家庭方面的，尽量与家长配合，做好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心理引导、疏通，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

三、学校预防

为了巩固学校这块培养国家接班人的阵地，加强学校这道防线，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加强德育教育，扭转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只重视智育忽视德育的倾向，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2、加强文化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使教育结构多元化，大力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以满足不同岗位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增加学生的就业能力，实现学校到社会的平稳过渡。

3、加强法制教育。未成年人不知法、不懂法是他们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学校中设置法制教育的课程，从小培养其知法、守法意识，使其养成守法习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同时，要采用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工作。可以通过与各级学校联系，采用“以案说法”、“模拟法庭”、上法制课等形式，借学校这个平台，向广大未成年人宣传法律。

四、未成年人自我预防

这是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角度构筑的防线。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也越来越完善。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外，许多地方都颁布了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未成年人应当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和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学习，可以使其明白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引导他们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规范，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的引诱和侵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犯罪行为依法打击，特别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严惩。

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几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统一综合体。只有四方面相互配合、协同工作，组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防御体系，才能使一切有违法犯罪危险性的未成年人停止在欲犯不能的状态，及时挽救有不良行为倾向的未成年人，使其成长为遵纪守法的公民

篇2：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

举报线索的主管机构,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新工作机制,落实取信于民,不断提高举报线索的数量和质量,保障职务犯罪侦查依法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当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举报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打击报复案件难以杜绝,举报人权益得不到很好保障。从全国范围来看,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典型的如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案的举报人李国福在监狱中非正常死亡;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案的举报人吕净一,先是被免职,接着又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被拘留,最后自己被凶手行刺造成重伤,其妻则被刺身亡。匿名举报得不到及时查处,署名举报又被打击报复,正成为举报实践中难以破解的难题。

2、群众举报热情不高,举报线索的数量出现下滑。某西部省级检察机关受理的职务犯罪举报数量显示,至连续三年的同比下降平均幅度达到了15%左右。从浙江省检察机关受理职务犯罪举报情况来看,辖内首次举报比上一年下降16.6%,今年一季度受理辖内首次举报线索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7.8%。

3、实名举报率过低,举报线索可查性不高。实名举报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使办案人员迅速、直接地和举报人取得联系,不仅能对已经举报的问题进行核实、收集证据,还可以发掘新线索,使案件得以快速调查处理。同时,实名举报者对问题敢于负责,不是捕风捉影,所以案件的可查性较强,成案率也比较高。国际上有关资料显示,实名举报中90%以上是可查的,匿名举报能够追查的则不到10%。我国检察机关受理的职务犯罪举报实名率普遍偏低,从浙江省检察机关受理的职务犯罪举报线索来看,署名举报仅占30%左右,其中还有大量线索实为假名举报或冒名举报。笔者实践中发现,真正实名举报的大部分是举报农村干部的线索,有价值的实名举报很少。与我们大陆地区实名举报率相对照的是:自以来,中国香港特区廉政公署接到的市民投诉中,70%以上是实名举报。实名举报率偏低,举报线索质量不高,成案率低,已经成为制约反腐败工作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推行实名举报单线联系制度,突出落实取信于民,提高举报线索数量和质量。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当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举报线索管理工作应突出落实取信于民。为此,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举报工作中应大力推行实名举报单线联系制度,高度重视对实名举报的查处,力争赢得群众的充分信任,使真正掌握有价值的案件信息的人,出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能够实名向检察机关提供案件线索,线索质量和数量就会大大提高,线索成案率也会提高,这样整个举报工作、自侦办案工作就会慢慢走上良性发展。

所谓实名举报单线联系制度,是指检察机关举报中心在实名举报的受理、管理工作中,指派专人与举报人实行一对一的单线联系,严格控制举报人身份信息知情范围,全面保障举报人权益的举报工作制度。首次承办实名举报线索的检察机关举报中心的工作人员确定为该实名举报人的单线联系人。单线联系人的职责主要是:

1、妥善保管举报人身份信息,负责身份信息的保密;

2、具体负责该实名举报线索的分流、督办;

3、负责联系举报人,接待举报人来访、指导举报人收集案件信息、接收补充线索;

4、在征得举报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将单线联系机制转移至侦查部门指定检察官;

5、必要时对案件材料进行核实、线索初核;

6、这个制度立足于为实名举报人服务,鼓励实名举报,目标为落实取信于民,对于提高实名举报率具有重大意义。

篇3：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

一、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 建立完整而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我国社会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但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 建立该制度涉及到社会观念、法治理论和司法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 构建该制度存在诸多现实方面的问题。

(一) 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面临社会公众心理的挑战

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歧视和恐惧是该制度确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主要是来源于两个落后的文化观念:一是报应文化观念因素。二是社会防卫文化观念。社会公众对有前科的未成年人采取的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使得前科未成年人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包袱, 面临各方面的困难, 会产生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加重了前科未成年人重返社会的难度, 不利于刑罚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 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与部分法律存在冲突

首先, 我国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实行单独立法, 《刑法》中关于累犯、再犯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存在部分法律上的冲突。其次, 确立该制度与一些职业准入的严格规定存在冲突。《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师法》、《律师法》等均规定受过刑事出处罚的人不能获取本行业的从业资格, 那么, 前科消灭后是否能够从事该职业, 如果可以, 就违反了上述规定, 如果不可以, 那么前科消灭制度就没有了实质意义。

(三) 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追责机制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仅仅在立法中规定该制度是完全不够的, 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追责机制作保障, 就如同空中楼阁, 无法运行。概言之,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使我国档案管理和户籍制度更加有效地保障前科消灭未成年人的隐私。要确立我国前科消灭制度, 使前科消灭的未成年人在以后的升学、就业、入伍、户口迁移等方面不受歧视和限制, 必然会冲击我国当前的档案管理和户籍制度。二是缺乏相应的教育和帮扶制度。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正是在不让未成年犯脱离正常生活的前提下, 由专门人员对其加以教育、引导, 使其早日改正错误。未成年人安置帮教是对刑满释放后未成年人给予帮助和教育, 使其尽快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活, 避免再次犯罪。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制度。

二、实施和完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措施和建议

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是一个时非常复杂的、系统的工程, 要使其发挥效力, 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制度作为保障。

(一) 培育全社会对未成年犯宽容的文化理念

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落后的文化观念是其最大的障碍。所以, 首先就是要突破落后的文化理念, 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报应观念、社会防卫思想等非是人类理性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是社会文明程度低下的一种反映, 因而我国要重视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 淡化社会报应等落后文化观念, 培育公众宽容的文化理念, 从而转变对有前科未成年人的歧视态度, 使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防止违法犯罪的再次发生。

(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符合人道主义要求, 是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因此, 首先应尽快将前科消灭制度进行立法, 在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实施机关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系统地规定, 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以体现现代法治文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另外, 我国在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同时, 还要注重不断完善相互间有冲突的法律法规, 使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运行顺畅。

(三) 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加强前科消灭追责机制

一是健全户籍档案管理制度。户籍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特殊证件, 而我国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存在诸多弊端, 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后, 前科记录应将从其户籍档案记录中永久清除, 采取任何方法将不能被搜索到。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均不得要求未成年人提供无前科的证明。

二是建立并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制度。我国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前科人员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的法律、法规, 但并未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和帮教工作做出单独性规定。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结合社区矫正工作, 施行并不断完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未成年罪犯防治体系,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跟踪帮教工作。

三、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检察环节的实践

2011年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成为天津市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试点单位之一, 现结合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中主要做法及效果, 总结一下检察职能如何与该制度有机结合。

(一) 完善机构, 分工负责

设立践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专门机构, 完善检察院“未检”部门。目前我院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案件审查的富有经验的人员已初具规模, 并且于2010年建立了“未检科”, 专门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案件。针对刑法修正案的规定, 作为前科消灭制度的试点单位, 我院未检科专门抽调人员对完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 建立相关的工作机制, 为下一步制度细化打好基础。与档案部门联系, 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档案专门管理。本科内专人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档案,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借阅。这样我们在制度上更有利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对前科消灭的实施顺利进行。

(二) 结合职能, 重点试点

我国每年因犯罪情节轻微被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人有相当数量, 这些未成年人较被判处缓刑、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一般犯罪情节都较轻微, 但是不起诉决定书仍将前科烙印深深烙在他们身上。我院2011年做出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18人, 在校学生16人, 对于这些被不起诉人, 结合本地区情况, 逐步运用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前科消灭审查决定权。根据法律规定, 不起诉决定书要送达被不起诉人所在单位, 我院经研究决定, 对于在校学生所在学校不予送达不起诉书, 避免不起诉书计入学籍档案。这一举措从检察工作的角度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 避未成年人遭受“前科之累”作出了积极贡献, 是检察机关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

(三) 定期回访, 预防再犯

为了更好地实现设置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目的, 我院正结合社区矫正工作的初步建立, 逐步完善对未成年罪犯的跟踪帮教制度, 以避免未成年罪犯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对于每一个涉案少年我院未检科均会定期到其家庭、学校及所在村居委会实地调研, 并撰写调研报告。在生活上积极给予涉案未成年人帮助的前提下, 认真做好法律和思想教育工作, 使他们真正“痛改前非”, 也使前科消灭制度的初衷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篇4：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

关键词：检察机关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 机制

2012年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及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制度作出了规定。随着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深入贯彻落实，上述法律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情况和问题，亟需理论和实务部门深入研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加以解决。本文仅对其中八项机制存在问题的“解决路径”进行详述，对“法律规定”及“发现的问题”不再赘述。

一、专门机构、专人办理工作机制

首先要保证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未成年人案件办案人员承担着“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未检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检察人员要进行诸如通知援助律师、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社会调查、羁押必要性审查、心理辅导、司法救助、不捕、不诉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帮教、协助联系复学、就业、预防犯罪进校园、进社区等大量特殊工作，还需要与团委、妇联、综治办等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活动，有的检察院还把未成年被害人刑事案件也纳入到未检办案中，办案的工作量呈几何级增长。近年来，部分法院成立少年综合审判庭，把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也纳入审理范围内。建议检察机关参照这一做法，成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综合检察处”，实现与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及我国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有效对接，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为此，必须保证专门机构与足够的专业人员。

其次选拔合适的办案人员并强化对他们的教育培训。要专门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懂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人员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要强化对他们的教育培训，逐步将其锻造成专业、合格的未成年人法律、教育工作者。

二、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完善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援助律师队伍。建议由法律援助中心从从事刑事辩护多年的律师中，确定一定数量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成年人工作的律师，专门从事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提高其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水平。对于全国200多个没有律师的贫困县[1]，建议国家采取特殊政策，允许退休的法官、检察官、法律院校等已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开展法律援助。

二是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建议借鉴国外有益做法，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在结案时，提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内容包括会见未成年人的时间与次数、调查取证和阅卷的情况、出庭的时间和次数，同时要求提交受援人和合适成年人、办案机关对于该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确认，最终作为法律援助中心发放办案补贴的参考与年检注册的依据。

三是明确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后果。对于公、检、法机关未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应当规定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社会调查工作机制

第一，应明确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受委托主体，公、检、法作为委托主体开展社会调查的工作机制。由涉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社会调查，有利于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教育环境、成长经历等信息，有利于与其所承担的后期帮教考察、社区矫正等工作相衔接，提高司法效率，并避免由办案机关自行社会调查带来的对调查结论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产生质疑。

第二，建立社会调查员的准入、培训、考核机制。要建立社会调查员的准入、培训、考核机制，不断提高其在问题评估与帮教干预方面的能力。公、检、法机关应当定期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评估，将质量评价纳入对社会调查员的考评中。还可以让社会调查员参加法庭调查，必要时接受法庭询问、质证，提高其责任心和社会调查工作水平。

第三，完善社会调查的启动机制。建立侦查阶段即启动社会调查的制度，而且时间应当在立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当天。这不仅符合刑事诉讼流程，而且能节约司法成本，使调查报告成为对涉罪未成年人是否羁押、起诉、适用缓刑等的重要考量因素，把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挽救贯穿到整个刑事诉讼中。同时，明确不进行社会调查的法律后果，比如不进行社会调查，案件不能作出处理等等。规定检察院只对新出现的情况和公安机关遗漏的情况进行补充，法院只对被告人或其代理人对调查报告有异议的内容进行补充，从而使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社会调查层层递进，不断完善。

第四，规范调查方法和内容。在调查方法上，继续发挥传统调查方法的作用，即谈话、观察、电话、填表等，并积极采用人格理论、心理学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进行人格测量、心理测试等；在调查内容上，要对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学校环境、居住环境等内容进行细化。此外，社会调查还应明确说明是否由两个以上的社会调查员前往调查；是否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是否对调查的过程进行了正确的记录等。

第五，建立异地社会调查机制。应在全国建立外地籍涉罪未成年人委托社会调查制度，开展跨地区社会调查。建议以委托调查机关所在地“政府购买”的方式保障这一制度的落实。

第六，规定社会调查中的隐私保护责任。应该把社会调查中的隐私保护责任明确下来，同时把违反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与违反轻罪记录封存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规定下来，以保护涉罪未成年人正常回归社会。

四、非羁押措施适用机制

一是建立羁押必要性评估和审查制度。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结合案件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综合考察其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并对该未成年人是否有逮捕必要进行评估审查。可以将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个人情况、家庭概况、保障支持条件作为主要的评估项目，每项设置高、中、低三种风险度逐项进行分析评判，综合评估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非羁押措施的风险度。同时，开展对羁押必要性的动态审查，必要时及时改变强制措施。

二是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保证方式。建议借鉴英美法系中的“保释”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在人保中加入单位保和社会组织保两种形式。对于既无财产又无亲属担保的未成年人，由当地单位或社会组织向检察机关担保，履行其社会监护义务。

三是完善审前羁押替代性措施。其一是借鉴上海检察机关的“观护制度”，将符合条件的无羁押必要的外地籍涉罪未成年人交由社会力量组成的专门观护组织，在诉讼期间进行帮教、考察和矫治，并确保诉讼顺利进行；其二是引入电子手铐技术，一方面确定被监控者所在位置，另一方面，被监控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被羁押。这一措施已被上海浦东区院尝试，值得我国在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改革中率先借鉴。

四是构建有三角诉讼结构的羁押审查机制。在审查逮捕阶段引入准司法程序，由检察机关召开由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辩护律师等多方参加的听证会，综合考虑各方关于是否逮捕的意见，最后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

五是建立公检双向说理机制。公安机关应全面收集证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的证据材料，加强提请逮捕文书中逮捕必要性的举证、论证及理由说明，对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加强对延长必要性的举证、论证及理由说明。检察机关在作出决定后，应当制作专门的逮捕、不捕理由说明文书回复公安机关。

六是建立不服逮捕决定申请重新审查的机制。在公安机关对不服决定享有复议复核权的情况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代理人、近亲属、律师应该有权在一定期限内要求上一级检察机关对逮捕决定进行复议或复核。

五、合适成年人工作机制

第一，建立以司法社工为主、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司法社工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知识，所以建议建立一支以司法社工为主、广泛吸纳青保老师（学校老师、共青团干部）、志愿者（妇联工作人员、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员以及退休老干部等人员）等爱心人士参与的专门的合适成年人队伍，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他们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和管理。

第二，建立合适成年人与公、检、法机关工作衔接便捷机制。合适成年人管理单位应设置24小时热线并在看守所设置工作办公室，为办案机关随时提供合适成年人到场服务。

第三，建立合适成年人“一站式”工作模式。在不同司法办案阶段由同一人担任涉罪未成年人各诉讼阶段的合适成年人，有利于他们掌握案件的全部情况与案件进展，缓解涉罪未成年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心理压力，协助未成年人与司法人员沟通，更好地实现合适成年人制度的价值，避免频繁更换合适成年人给涉罪未成年人带来的焦虑恐惧等不利影响。

第四，明确合适成年人到场履职对证据效力的影响。如果合适成年人既未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自己的身份及作用，又未在讯问笔录上签名，则属于瑕疵证据，应当予以补正。如果既未告知，又无签字，且无录像，案件中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该未成年人所述属实，应当依法排除该讯问笔录。如果法院庭审时未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公诉人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并建议延期审理。

六、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机制

首先要细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3款规定，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而无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该“异议”权过于绝对化。建议根据异议的不同内容分类作出不同的处理。第一类是对案件性质有异议，认为应该作出绝对不起诉或存疑不起诉处理，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其附条件不起诉，其就失去了从法律上被确认无罪的机会，故毫无疑问应当移送起诉，由法院进行判决。第二类是对案件情节轻重有异议，认为应该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已经足以实现对他的处罚，再接受一段考验期处罚失之过重。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应当改作相对不起诉；认为异议不成立，可再行起诉。第三类是同意附条件不起诉，仅对所“附条件”有异议，比如对考验期限长短、赔偿金额大小、矫治措施、强制性公益劳动等有异议，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可以对附加的义务作出相应修正，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后，仍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其次要建立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监督机制。其一是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学校、社区等有关单位协助检察机关考察帮教的职责，为未成年人社会帮教体系的形成提供有强制力的法律支持。其二是建立对协助帮教考察人员的考察机制。要加强指导，强化责任，提高帮教考察水平。发现不履行监督考察职责，需要更换的，应及时更换。其三是建立针对考察对象的测评机制。负责考察帮教的检察官要定期对考察对象进行跟踪回访，结合协助帮教考察人员出具的相关报告，对考察期内考察对象的生活、学习等情况测评打分，决定最后的处理。

七、犯罪记录封存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未成年人前科记录的整体封存体系。应规定所有知晓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都应为此保密，因故意或过失导致泄漏的，根据情节轻重，后果大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还应当建立在行政、司法、民政、社区等大环境支持下的制度支撑体系，全面规范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的操作程序，保证各环节均不泄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二是明确“有关单位”“国家规定”的含义。“有关单位”和“国家规定”的范围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关单位”笔者建议参照《刑法》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包括有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国家规定”可参照《刑法》第96条的规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出的决定和命令。

三是完善相关配套体系和法律、制度间的衔接。建议修改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相冲突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建立结构协调、逻辑严密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修改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开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制度方面的冲突规定，特别是严格规范公安机关网上数据查询系统，切实全方位保证犯罪记录封存的效果；要与教育、人事及军队等部门进行衔接，取得相关部门在升学、就业、入伍等方面的支持，保障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得到真正落实。

四是扩大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但对实践中被作出“行政处罚”“刑事立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起诉”处理等从性质上来讲明显更轻的行为，是否应当对相关记录进行封存，法律却没有规定。我们认为，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原则，对作出上述处理的行为记录更应该封存。

五是规定相应的查询与审核。一方面，由查询人员或单位向封存犯罪记录的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中要详细记载查询主体、被查询对象及查询的原因和理由等内容。另一方面，负责审核的相关部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依法对收到的查询申请进行审核，报经主管检察长批准或经检委会讨论决定，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审批意见，并回复查询单位。

六是明确封存方式。首先是案卷材料，包括侦查卷、检察卷、法院的正副卷等案卷材料，同时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档案材料，也应一并封存。其次是裁判文书，除依法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书外，其他文书一律予以封存，不得在网络上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开发布。公、检、法机关在电子办案系统内应增设“未成年人档案封存”模块，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电子档案一并封存，进行统一管理。

七是建立对封存主体的责任人追究和赔偿机制。其一是对于违法提供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或泄露相关记录的，封存主体应对责任人予以纪律或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封存主体是国家机关的，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其二是建立对泄露相关记录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对于泄露相关记录的，当事人有权对相关单位和个人提起侵权民事诉讼。

八、建立全程“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机制

一要建立全程帮教机制。首先要用专门制度促使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开展帮教。其次要建立考核机制，督促律师、合适成年人开展帮教。再次要强制不履职的监护人开展帮教。

二要建立专业化帮教机构。建议由司法行政机关（或民政局）组建一支专业精良的帮教队伍开展专业全程帮教。

三要建立异地帮教机制。加强检察系统内部合作机制，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委托异地检察机关帮教机制。对于“三无”人员需要异地帮教的，通过异地委托的方式解决帮教问题。

篇5：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常委会2006年工作要点的安排，7月13日至14日，常委会杨美林副主任率内司工委就我市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先后听取了市检察院、博罗、惠城等县（区）检察院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汇报，全面了解全市检察机关2004年以来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状况

2004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精神，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点预防”的工作方针，运用各种形式，深入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预防职务犯罪的能力。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市检察机关的预防工作水平逐步提高，预防网络逐步形成，预防内容逐步丰富，预防力度逐步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步。2004年至2006年6月，全市检察机关开展项目预防18项，行业预防60项，个案预防18项；发出检察建议书11件，预防调研18项，形成调研报告13篇，召开预防研讨会15次，预防教育授课120次，组织警示教育活动30次，发放预防宣传挂历图300套，制作预防影视片1部，预防咨询600次。

（一）健全机构，加强对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领导。

检察机关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预防腐败指示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举措。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领导，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同时统筹协调预防工作，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有利于促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2001年市县两级都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市、县两级检察机关也相应成立了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预防职务犯罪日常事务。2002年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惠州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具体实施意见》，各县区检察机关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各县区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加强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完善廉政共建联系制度，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定期或不定期的走访联系单位，共同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惠城区检察院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延伸到乡镇，他们制定了《惠城区各镇办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计划》，督促和落实各镇办成立预防机构、落实人员、制定相关预防措施。对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形式多样，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宣传教育。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的要求，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宣传教育，通过举办各种法制讲座，召开座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一是领导重视，亲自上课。全市检察机关领导对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工作非常重视，不但要求预防部门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亲力亲为带头上课。市检察院黄新林检察长在市委党校第十八期中青班上作了“几种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的讲座，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市、县两级检察机关的主管领导也都到有关单位和企业进行授课，普遍受到授课单位和听课人员的好评。二是抓住重点部门进行预防宣传。市县两级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多发、易发职务犯罪的单位、行业、部门进行沟通联系，定期巡回宣传，先后在医疗卫生、建设、工商、税务等系统和单位召开预防职务犯罪讲座，并与其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系制度，受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是结合举报宣传周，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多年来，我市两级检察机关利用举报宣传的契机，大力宣传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关知识，2004 年“举报宣传周”期间，市检察院结合“依靠群众、反腐促廉”的宣传主题，与惠州电视台联合制作了一辑宣传检察机关、展现检察官风采的电视宣传片《惠州检察官》，并于惠州电视台《社会聚焦》栏目与广大市民见面。2006年“举报宣传周”期间，市检察院和惠城区检察院在市区滨江公园举办举报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图片展览，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解答群众提出的相关法律问题，市民反映良好。

（三）强化职能，抓好个案预防、行业预防、项目预防工作。

个案预防、行业预防和项目预防，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基本形式，采用这些方式对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具有一定成效。一是采用检察建议，抓好个案预防。结合初查、立案中的典型案例进行预防，把预防工作寓于办案的全过程。在个案预防的工作中，我市检察机关坚持查一案、堵一个漏洞、完善一项制度，帮助发案单位亡羊补牢，防微杜渐，特别是充分利用检察建议，分析发案单位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相关对策，帮助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市检察院在办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惠州分院出纳员陈x挪用公款360多万元一案中，发现该单位存在领导监督管理不到位，财务制度漏洞大，没有专职的会计，财务章和支票都由出纳员陈x一人保管，而单位领导又疏于政治思想教育等问题，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向该单位发出检察建议要求限期整改，有效地防止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二是专门机关与职能部门相结合，齐抓共管。几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个案预防的基础上，利用典型案例的共同特点，与行业部门建立合作机制，以点带面开展行业预防宣传，完善措施，堵塞漏洞，促进行业预防的开展。市检察院2004年以来与惠州市国税局、地税局、海关、工商局、质量监督局、食品药品局、国土局、公路局、水利局等16个单位建立了预防关系，共同签订了预防职务犯罪实施意见，为预防单位建章立制，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市检察院积极与惠州市委党校联系，共同建立起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并以此为平台开展了一系列警示教育活动，得到了预防单位的好评，推动了行业预防向纵深发展。各县区检察院结合各地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案发较高，存在普遍性问题的部门，开展行业预防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三是有的放矢，抓好重点工程同步预防工作。几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建立健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社会化网络的基础上，根据上级的文件精神和结合我市实际，主动与有关建设单位联系，将主要精力放在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同步预防工作。如惠州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级重点工程项目，该工程投资大、时间长、牵涉面广，为使该工程建成“阳光工程”，省检察院、惠州市院、博罗县院三级检察机关对该项目进行同步预防，从2004年至今，惠州市院共参与监督该项目招标投标20多次，涉及金额30亿元，参与监督工程变更13次，工程例会30次。其间，还针对该工程移民征地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惠州蓄电站、博罗县政府、镇政府、寨头村委会、村民代表以及施工、设计等单位在博罗县罗阳镇寨头村召开移民征地工作协调会，通过协调，消除了村民对当地政府处理征地、青苗补偿、安置搬迁及今后生活出路问题的担心和忧虑，为该项目顺利进行起了积极作用。惠州市院还对惠州大堤加固第三期工程建设开展了同步预防工作。该项目是我市经省确认的十五宗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中最大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又是市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首次介入的重点工程。2004年至今市检察院对该项目进行紧贴式的同步预防，参与该项目招投标6次，涉及金额1.3亿元，监督工程变更25次，参与工程例会30次，下工地现场检查了解情况25次，目前工程量已完成90%，合格率100%，优良率达80%，未发现任何违法违纪现象，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好评。

（四）加强调研，做好预防职务犯罪经验的总结推广。

近几年来，我市在建设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同步预防职务犯罪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在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同时，我市检察机关注意结合办案开展调查研究，分析和掌握职务犯罪发生的特点、规律和新动向，把开展职务犯罪工作中好的做法、体会、经验加以总结，积累资料，提供理论依据。2004年3月，惠州市检察院与市规划建设局多次协商，决定从征地拆迁、招标、工程质量、工程变更、工程预决算、工程验收等6个方面进行经验总结，把各单位提供的文章进行筛选，汇编成册，编纂印发了“预防在先、防腐保廉”一书。该书分为指导篇、经验篇、制度篇三大部分，对我市一些重大工程及市政工程开展同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认识和了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收到了较好的预防宣传效果。市院综合预防科撰写的“筑优质扶贫大道，创一流公司队伍”被广东省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验交流采用；各县区也积极开展调研，大亚湾区撰写的《探索工程建设项目专项预防规范建设的问题》文章也受到省检察院的表彰。

二、存在问题及困难。

我市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据这次调研反映，不少单位对市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下发的《惠州市预防职务犯罪具体实施意见》贯彻落实不力，没按要求成立相应的机构，应该向预防职务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的大项采购、工程项目招标等均无报告；不少单位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重视，对检察机关上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够支持和不配合；各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发展不平衡，预防工作深度和广度还不够；预防网络建设还不够完善，预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不高；预防工作没有专项工作经费，不利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等等。

三、建议和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强调“坚决反对和预防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职务犯罪，严重危害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危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危害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影响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广大人民群众对职务犯罪历来是深恶痛绝的。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始终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成败的大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各部门要切实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纳入单位和个人的工作责任目标范围，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惠州市预防职务犯罪具体实施意见》，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构，扎扎实实地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二）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和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才能做好。因此，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要与当前开展的“五五”普法教育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紧紧围绕“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的工作要求，不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作为肩负着惩防腐败重任的检察机关，更要发挥好自己优势和作用。一是要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结合“八荣八耻”教育，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的遵纪守法意识，努力营造清正廉洁光荣，腐败堕落可耻的舆论氛围。同时，通过广泛宣传，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民众自觉参与的防范举报意识。二是要不断改进宣传方式和方法。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精选开展预防宣传教育的内容和载体，突出特点，多管齐下，不断探索宣传教育的新模式、新方法。形成强有力的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舆论环境，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活动，积极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三）认真总结经验，从制度和机制上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检察机关要努力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根据本地区职务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专题调研，特别是要针对本地区发生的案件，与有关发案单位一起，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努力发现产生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找出制度上、管理上、机制上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犯罪根源，从中吸取教训，制订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对策，及时堵塞漏洞，不断增强预防效果。

篇6：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

总结

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2007-12-07 13:58:13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2)一年来，**市人民检察院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不断创新，努力探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检察和预防工作的新思路，在有效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运行机制 我院坚持把青少年维权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建立机构，落实人员，努力实现四个“到位”：

1、组织领导到位。我院由分管副检察

长担任组长，确立由刑检科（侦查监督科、公诉科）、控告申诉检察科、监所检察科、团支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青年干警都是青少年维权活动的志愿者。

2、专门机构到位。我院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小组”，统一具体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通过对每一名涉案人员耐心细致地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其能在教训中吸取经验，在教训中学习法律知识。

3、规章制度到位。为了使青少年维权活动有章可依、有规可循，我院不断学习兄弟单位和总结本院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特点，大胆探索，勇于改革，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的青少年维权工作的制度与措施。如制订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维权工作细则》、《暂缓不起诉实施办法（暂行）》、《关于监督在押未成年人活动规则》等。

4、建立立体普法网络。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为扩大受教育

面，我们坚持“五送法”活动，以点为主，点线结合，形成普法网络。（1）、送法到学校，我院已先后与市高级中学、震泽中学、屯村中学、同里中学、松陵三中、菀坪中学、市实验小学等八所学校结成法制共建单位，定期编发《青少年维权苑》，发给法制教育共建单位。（2）、送法上街。为增强法制教育社会覆盖面，今年，已先后派干警上街设摊宣传4次。（3）、送法至社区。社区是法制教育薄弱的地方，今年我们先后派干警到南麻、梅堰等社区召开法制座谈会，把法律知识送到家。（4）、送法到监所。在押人员是教育防范的重点人群，我们坚持每月一次集中对市看守所的青少年犯进行教育，加大防范力度。（5）、送法到媒体。我们将办案中的典型案例送到电台、报纸等媒体，及时向社会进行法制宣传。一年来，共被采用200余篇。

二、履行检察职能，开展司法保护

（一）、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我们坚持三项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办案、严查细审”原则。在办案中，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确保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本院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陈发宝于2004年6月18日晚盗窃摩托车的案件时，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8月15日，而在本院的提审过程中，其供述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7月，而在案卷中却没有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户籍证明，同时，细心的承办人发现有一份王正贵（为王冬冬哥哥）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上注明的王正贵的出生年月也为1986年8月15日，而其兄弟两人不是双包胎，因而不可能同时在1986年8月15日出生的，鉴于以上情况，承办人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有关户籍证明。经复核，承办人的推断得到证实，王冬冬的出生日期为1988年11月7日，即犯罪时不满十四周岁，本院遂对王冬冬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故而在避免错案的同时

又有利的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今年，我院共对8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不诉的决定。根据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我们对不捕不诉的案件在内部制定了统一标准：如

1、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符合缓刑条件的。

2、不满16岁，强索财物。

3、盗窃近亲属财物，案发后已归还或被害人不要求处理的。

4、共同犯罪中罪行较轻的从犯、胁从犯。

5、受他人教唆犯罪的。

6、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的。

7、有自首、立功表现的。本院在受理犯罪嫌疑人朱刚涉嫌销售赃物犯罪的案件后，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朱刚虽然三次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还将赃物销售给他人，但鉴于朱刚系在校学生，且有自首、作案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等法定情节，因而对其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这对挽救、教育未成年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青少年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举保护原则。作为检察机关，打击犯罪

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办案中，我们也不能一味追求保护犯罪的青少年而忽视对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保护。一方面，应防止过度强调保护青少年的利益而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该处罚不处罚，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另一方面，应防止过度强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忽视对青少年的保护。针对上述的7种可不捕不诉的情况，我们又针对具有下列情形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逮捕、起诉的决定：

1、重大案件的共同犯罪有同案犯在逃的；

2、多次犯罪或流窜作案的；

3、累犯或曾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被治安处罚过的；

4、涉嫌数罪的；

5、到案后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或前供后翻、时供时翻的；

6、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

7、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