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周易研究中心（共6篇）
篇1：江西周易研究中心
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论程颐《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潘富恩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不能孤立地存在，在谈到“一”与“二”关系时明确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生生之本也”。在讨论事物运动时提出“动静相因”、消长相因”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即以“动”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以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动”比“静”更为根本。“随时变易”是普通的原则。认为一切事物是“与时消息”，人们的行动当“随时而进”，“随时而宜”，“合宜适变”，企图说明“时”对人行动的重大影响。
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如“危极必安、乱极则治”，然程颐认识到由“危”转“安”是必定要通过“刚阳之才”活动才行。
关键词：周易程氏传、无独有对、合宜适变、物极必反
《周易程氏传》共四卷，是程颐对《周易》的《经》部分的注释，此书又名《伊川易传》。程颐从少年学《易》，晚年在涪州编管期间，前后历时十三年，写成有独特心得《周易程氏传》，由于他宦途生活的曲折，观察到时政的弊害，因而将他的变革思想寄寓在对《易经》的注释中，程颐的辩证法思想的内容也就主要见诸于这部力作之中。
一、“万物莫不有对”
程颐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家“有对”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又说“夫有始必有终，既终则必有—始，天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二《盅卦》）“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终，常道也。”（同上，离卦）还说：“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同上，贲卦）程颐认为阴阳、善恶，是非、始终、文质，上下、彼此，盛衰等等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这是“天之道” 作者简介：潘富恩（1933—）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自然之理”，并非出于任何事先的人为安排。对立的双方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先后之分。
程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谈到“一”与“二”的关系时明确地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周易程氏传》卷三《损卦》）这就是说天下没有孤立存在的“一”，“一”与“二”总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他曾以阴阳为例，论证了事物既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他说：“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之初也。”（同上，鼎卦）。他说：“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同上，艮卦）动和静是相辅相成的，动中有静，静中也有动，虽然作为具体的事物总有静止的时候，所谓“物无常动之理”，但是天地的运行是一刻也不停止的，即使在“天地闭”的冬天，日月星辰也还都在运动不息。在“动”和“静”“一对矛盾”“动”比“静”更为根本。他提出了“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的观点。认为：“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易程氏传·复卦》）程颐认为先儒把“静”作为“天地之心”是错误的，只有“动之端”才是“天地之心”即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他不仅辩证地理解了“动”和“静”的关系，而且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则是相对的。纠正了周敦颐将动、静割裂，而以“寂然不动”作为宇宙的最高境界的错误。
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成，程颐认为矛盾的运动产生了世界万物。他说：“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同上，泰卦）又说“女之归男，乃生生相续之道，男女交而后有生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前者有终，而后者有始，相续不穷，是人之终始也。”（同上，归妹）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运动)万物才得以生长，所以这叫“通泰”。同样，由于男女的互相交感，才能繁衍后代，人类才能“生息而后其终不穷”。这就是说只有事物的矛盾运动(交感)才能产生生命，“不交”，事物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程颐具体论述了事物的交感现象。他说：“天地之气开散，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雷雨作而万物皆生发甲坼”（同上，解卦）又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未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来屈信明感应之理，屈则有信，信则有屈，所谓感应也。”（《周易程氏传·咸卦》）这是一幅多么绚烂多彩的自然界的运动画面。阴阳摩轧，风气激荡，雷霆震动，风雨润泽，日月运行寒暑相推，整个自然界都在运动不息，生机盎然。
程颐还用阴阳两气的交感作用来解释自然界电雷和风雨等自然现象。何为电雷的成因?电是阴阳二气相倾轧，这如同两石相磨所以看到火光，而阴阳相碰撞则形成了雷。雷与电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程颐关于雷的论述还见于多处。他说：“雷者，阳气奋发，阴阳相薄而成声也。阳始潜闭地中，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始闭郁，及奋发则通畅和豫。”（同上，豫卦）又说：“雷行于天下，阴阳交和，相薄而成声，于是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其所赋予，洪纤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同上，无妄卦）雷能“成声”是由于“阴阳交和相薄”的原因，所以，一声春雷就可以“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程颐还常把雷和风雨联系起来议论。“阴阳始交，则艰屯未能通畅；及其和洽，则成雷雨，满盈于天地之间生物乃遂。”（同上，屯卦）“雷雨二物，相益者也，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助益。”（同上，益卦）在这里，程颐排除了对于电雷风雨两成因的神秘主义的解释，而把阴阳两气的交感作为发生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的依据。这种力图以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事物是事物存在的形式还有第二层意义，即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显然程颐也是指这种观点的，他常常把“动”与“恒”联系在一起。他说：“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周易程氏传·恒卦》）他认为“不动”就不能“恒”即永久地存在。这是因为在天地间唯有“动”是“恒而不穷”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动着，即使像山岳这样的坚厚之物也不能不动，不能不变。因此所谓“恒”不是指“一定”不变的意思，凡是一定不变的事物没有一个是能够保持“恒”的。只有“随时变易”才是普遍的原则。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明”暑寒相推，四时革而不已所有才能成岁，等等。应该承认程颐的这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事物的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决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规律性的。程颐说：“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同上，乾卦）何为性命，程颐介释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同上）即事物有着各自特有的性命即规律。天地之间的变化虽然无穷无尽，但是总有其“常”(规律)，像阴阳日 月，寒暑、昼夜之间的变化就是“常”的运动。顺循这个“常”的运动是永恒的，他还是以阴阳日月为例说：“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周易程氏传·恒卦》）“天地之运，以其顺动，所以日月之变不过差四时之行不愆忒。”（同上，豫卦）程颐所指的“顺动”是指顺循“常”的运动。如天地的运行，日月的照明，阴阳往来，精气盈缩都是因为顺“天之道’而“常久不已”的。程颐在讨论事物矛盾运动时，很强调“顺”。他说：“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还说：“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顺动而已。巽而动，常久之道也。动而不顺，岂能常也?”（同上，恒卦）很明显他在这里所说的“顺”多少包含着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因素，因而是有可取之处的。天之理与人之理是相同的。“人事”强盛，“天”就不能对人造成灾难，相反，“人事”衰弱“天”就能对人构成灾难。“如祁寒暑雨”这是自然现象，如果人身体强壮，就不会生病，相反人的身体“羸弱”，就不免要生病。所谓“天人之理自有相合”是主张以积极的“人事”应付“天变”使“天不为灾”。这种天人相合与汉儒所说有“天人感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程颐认为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互相渗透的，如动静、有无等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是相互渗透的。他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故曰动静一源”，“消长相因天之理也”（同上，复卦）这些观点表明程颐对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朴素理解，虽然这种理解尚属肤浅，然而这在当时却是非常可贵的。程颐不仅肯定了对立的普遍性，而且认为矛盾的双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转化的具体形式丰富多样，难以统一于一定 的模式，但是矛盾转化却是普遍现象，任何事物概莫能外，但是程颐的转化观尚未能摆脱循环论的倾向。他说：“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险陂者，谓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谓阴当复也，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同上，泰卦）又说：“无往不复，言天地之交际也，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同上）程颐企图用“物理如循环”来说明阴阳、升降，平陂、安险，泰否等矛盾转化的现象是不很确切的，有相当明显的循环论的倾向，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因素。
人活在世上活一日少一日，即使对于刚生的婴儿来说也是如此。身体一天天长大，活的天数一天天减少，两者是不矛盾的，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指出：“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之吉凶，谓之大惑。”（《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进而他又批判了佛家的生死观。他说：“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二程遗书》卷一）他认为佛学不明生死的道理，所以才以生死恐动人，”而圣贤则认为生死为本分事，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所以不谈生死的问题。他赞成对于生死采取“鼓缶而歌”的态度。所谓“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遇常皆乐。如鼓缶而歌”（《周易程氏传·离卦》）但是和首倡“鼓缶而歌”的庄周相比，程颐对于人生并不悲观。他的人生观是积极人世的，程颐之所以赞成“鼓缶”，才能对生死泰然处之。程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解释生命的现象，是对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表现了他所持的无神论思想。
程颐并没有把对立转化的观点坚持下去，当一接触封建等级制度之道时，他认为这是无对的，所谓“道无对”。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变动的。“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义明矣。高卑既别，贵贱之位分矣。阳动阴静，各有其常，则刚柔判矣。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则有类，物则有群，善恶分而吉凶生矣，象见于天，形成于地，变化之迹见矣。”（《周易经说》卷一《易说·系辞》）这里他所说的定、分、常、判、见都是既定的、不变的矛盾现象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不可变动的。这不仅暴露了程颐封建主义卫道土的立场，同时也窒息了他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所闪烁的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气息，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一切事物的运动总是处于一定时空中的。对于“空”，程颐没有更多的涉及，但是对于“时”，程颐却是非常注重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与时消息”的。“日中盛极，则当昃映；月既盈满，则有亏缺。天地之盈虚，尚与时消息，况人与鬼神乎?盈虚则盛衰，消息谓进退，天地之运，亦随时进退也。”（《周易程氏传·革卦》）程颐认为日月天地的盈盛与昃缺是“与时消息”的。同样，一切社会人事活动也是与时进退的。“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时极道穷，理当必变也，圣人至此奈何?”（同上，既济卦）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之理，不是进便是退，然而“进退”是与“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不受“时”的影响。时间变了，事物也就要随之变化。
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都要发生变化。因此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人们的行动应该是“随时而进”“随时而止”、“随时自用”。即使是圣人对于‘时’也只能“因时处宜而不能违，”所谓“时者，圣人所不能违”圣人和众人所不同的是“因时而处宜随事而顺理”（同上，革卦）而众人则不能掌握(识)时机罢了。因而获程颐认为“随时之义，是犹如“禹之治水”，这个观点是可取的。程颐还对“随时之宜”作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他说：“君子观象以随时而动。随时之宜，万物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向晦人宴息：君子昼则自强不息，及向昏晦，则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随时，适其宜也。”（《周易程氏传·隋卦》）正常情况下白天“自强不息”，晚上就要及时“宴息以安其身”。人的起居是有规律的，违反了这个规律就要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程颐以起居随时企图说明“时”对人的行动的重大影响，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含有辩证因素的。
二、“物极必反”与“革者，变其故也”
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了“物极必反”的命题。事物发展到顶点(极)就要走向反面，这是规律(其理如此)概莫例外。生命达到顶点就要走向死亡，而死亡了的生命通过转化分解又成为新生命所必需的成分，因而在新生命中得到反映。生死是如此，始终也是如此，对于其它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他说：“物理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矣。如升高，高极矣，动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同上，睽卦）又说：“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同上，困卦）“物极必反”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一个人向东走，走到东方尽头了只要再一走动必然要朝西，同样，如升高升到高的极点了就要下降。事物到了极点，就要向反面转化。“物极必反”是一个普遍规律，它同样适用于社会的治乱安危。“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同上，否卦）程颐认为虽然泰极必否，否极必泰，危极必安，乱极必治这是“理之常”，但是由危转为安，由乱转为治，却又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定要有“刚阳之才”的活动才行。他的这个说法使他关于对立转化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物极必反”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精彩的命题。
既然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走向反面，因此要想不走向反面，就要注意不过“极”，程颐说：“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过极也。有极而不处，则无盈满之灾，”（同上，大畜卦）根据同一原则他提出了居安思危，居盛虑衰的观点。“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之盛也。”（《周易程氏传·临卦》）“当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时，不敢安逸常艰危而思虑，正因其施为如是则可以无咎。”程颐认为要想使“盛”与“安”能“永久”存在，只有在“方盛”、“方泰”之时高度警惕力戒骄侈。经常思虑艰危之时，就可以“无咎”。程颐认为大几天下久安终不免于乱者，不外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因循守旧，“惮于更变”，二是“狃安富”而“骄侈生”，导致“衅孽萌”、“乱之至”。他说：“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同上，泰卦）又说：“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而骄侈生乐舒肆则纲纪坏，忘祸乱则衅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乱之至也。”（同上，临卦）他的这番议论是他“物极必反”在社会政治中的具体应用，说明事物向相反的方向的转化是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过程的。
诚然，程颐在当时政治变革运动中开始时曾赞成王安石变法而后由于政见的不同而转为反对者，倾向保守，他的政治态度与张载基本相似。他们也有自己的变革理论。他偏重抽象道德的修养而轻视具体功利之学，表现了理学家的思想特点，他与张载一样主张对当时的弊政作温和的变革，因而在哲学理论上也有某些“变易”的思想。他说：“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又说：“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在也。”（同上，革卦）天地、阴阳一直在“变易”之中，所以才能使四时成岁，万物各得其宜。井水一直不换，就容易秽败，只有经常变易才能清洁，所以“不可不革”。同理，社会也只有变革才能有生气。“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上顺天命下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又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弊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周易程氏传·革卦》）他的这些说法虽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天命论影响，但是他承认革新时运与改朝换代是一种革命，是最大的变革。如果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而不变，就是“无救弊济世之心”而会招致“咎”。但是究竟怎样“革”?程颐过于小心以致流向保守。他说：“革者，变其故也。变其故，则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后人心信从。„„弊．坏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同上）“事之变革，人心岂能使信，必终日而后孚在上者于致为之际，当详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虽强之行，不能成也。”（同上）变革现有的政治是件大事，一开始信从的人不多，因此必须反复“详告申令”，“使人信之”才能成功，不能取信于人的“革”是“不能成”的。应该说他的这个见解是有合理的因素，但他过分夸大了革变的艰巨性，片面强调客观具备的条件因而对政治变革抱消极的态度。
王安石认为“新故相除”为自然界和人事社会的规律，对于“变故”的改革充满信心，在变革问题上程颐和王安石所持态度是不同的，他说：“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同上）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了“位”“时”“才”这些条件才可以讨论变革，臣子不该首倡“变革”他说：“然臣道不当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所逢之时，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当进而上辅于君，以行其道，则吉而无咎也。不进则失可为之时，为有咎也。”（《周易程氏传·革卦》）因为臣不具备“位”这个条件，所以他不应当“为革之先”只能辅助皇帝以“行其道”，这也就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事实上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时具备程颐所说的“变革”条件，这种理论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否定变革。程颐说：“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则反到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同上）既“革有悔之道”岂不是不革为妙么!至此程颐就窒息了原有的变易思想而陷入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2004。
（2）潘富恩，《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3）潘富恩，《程颢、程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4）潘富恩，《二程遗书、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篇2：江西周易研究中心
《周易》形上思想研究
贞,从哲学来看,是一种善恶价值判断.它是对选择某项原则的赞叹与呼吁.它是主体的私意的表达.同时,这样的观点的接受意味着价值观的确立.价值观内化为主体的德性,成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即元.价值判断的对象是对事实陈述的选择,如利.这些对象最终落实为知识形态.知识是一种相对确定的陈述.它无法表达存在的.真正,即本体.知识所陈述的对象是事物的亨,即现象.现象是外在的生与主体的思的共同造作.在造作过程中,主体赋予事物以时空性.因此现象不真.事物的本体是生、思,即元.元展开为德性与生生不息.对于本体,人们保持沉默.元是无.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德行等把握它.
作 者：沈顺福 SHEN Shun-fu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刊 名：周易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OF ZHOUYI年，卷(期)：“”(4)分类号：B221关键词：周易 生生 本体 言
篇3：江西周易研究中心
《周易》为大道之源, 内涵精深, 源远流长, 素有“群经之首”之称。《周易》虽然在卦爻辞中没有直接提出阴阳的概念, 但这一阴 (——) 一阳 (———) 的符号本身就已向世人宣示了在《周易》思想体系中, 阴阳是最为重要的概念。应当说, 阴阳学说是《周易》认识事物, 揭示事物规律的最基本观点, 它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排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一阴一阳, 相互对立, 相互变化, 相互联系, 共同处在运动变化的系统中, 从而使阴阳的辩证关系具有渗透一切的普遍性, 成为最根本的规律。“是故‘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吉凶, 吉凶生大业。”这也表明了宇宙万象发展演化的有序性。
《周易》中的“阴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对源于客观世界的基本概念, 最初的涵义很朴素, 即背日和向日之义。阴, 《说文解字》曰:“暗也, 水之南山之北也”, 《说文系传》曰:“山北水南, 日所不及”。阳, 《说文解字》曰:“高明也。”《说文解字义证》:“高明也, 对阴言也。”阴阳的概念在后来逐渐作了延伸, 指相互对立的两个实体, 如日月、天地、水火、男女等, 再延伸至客观世界中存在的相互对立元素, 如上下、多少、左右、冷热、粗细、深浅、强弱等, 这种对立概念在艺术方面也得到了运用, 如声音的枯润、感情的明暗、节拍的快慢、情绪的敛放、意象的虚实等, 其意义是十分丰富的。
二、声乐学习中对《周易》阴阳学说的借鉴
二十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学者对《周易》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 硕果累累, 但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周易》经传的研究、《周易》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易学史研究、易学哲学研究、易学与科学的研究、《周易》与新出土材料的研究、易学思想研究等。关于《周易》对于声乐学习中的借鉴研究论著却甚为少见, 涉及音乐的论文也不多见。本文希望以此为突破口, 将《周易》阴阳学说的相互对立、和谐统一等思维引入声乐学习的实践当中, 引导个体运用智慧思考来追求声乐艺术的本质——真善美, 从而实现声乐艺术的整体和谐。
(一) 对呼吸方法的借鉴
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是《周易》的基本思想, 分别用阳爻 (———) 和阴爻 (——) 两个基本符号来表示。“爻”的字形本身就含有阴阳交错而生变化的意思。一个卦体中, 凡阳爻去而阴爻来称为“消”, 凡阴爻去而阳爻来称为“息”。所以“消息”指的就是卦中阴阳消长变化。《周易》中的阴与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 一阴一阳产生宇宙万象。这一点体现在音乐学习中正好与声乐演唱中的呼吸方法相对应, 一呼一吸之间相当于一阳一阴的交错变化, 《后汉书律历志》:“夫五声生于阴阳”。当代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声乐演唱中的各种因素, 都可以说归纳于阴阳学说, 比如音的高低、强弱、快慢等。
在阴阳学说中, 阴阳不但是相对的, 变化的, 而且它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相辅互为补充才能达到平衡。将阴阳引申到声乐演唱中重要的呼吸方法上, 呼和吸就对应了阴和阳, 往外张是阳, 向内缩是阴, 在歌唱呼吸中, 呼吸包含着呼出去和吸进来两个运动过程, 小腹鼓则为吸气, 小腹收则为呼气, 所以用阴阳来解释也就很容易让人明白呼吸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 也更深刻的揭示出呼吸二者既是矛盾的, 又是协调对立统一的。正所谓“务乐有术, 必由平出”, “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 (《乐论》) , “乐无太, 平和者是也” (《吕氏春秋》) , 把“一阴一阳之谓道”引申到声乐方法中也就是“一呼一吸之谓道”, 有呼无吸、有吸无呼都不合阴阳之道、万物之道。“谁懂得呼吸和吐字, 谁就懂得歌唱”, 正确的呼吸方法是声乐演唱的基础。
(二) 对歌唱情感的把握
《周易》阴阳学说将客观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都归结为阴阳, 并且把阴阳两极的相互作用视为万事万物的根源。五声六律被看做是对整个宇宙系统正常运行所发出的和谐音调的模拟。因此, 音乐本身也就自然地展示出了生命活力的和谐乐章, 而这种和谐则依赖于歌唱者对歌唱情感的准确把握。《乐记》云:“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声乐歌唱艺术的情感, 是由歌唱者通过唤起自己内心曾经体验的情感, 用歌唱语言、声音的高低、快慢、强弱、刚柔、明暗、续断、优美的旋律、生动的面部表情、形象的形体动作、节奏等演唱方式将文字用情感化的音乐表达出来的。一首歌虽然由词作者和曲作者创作而成, 但必须要歌唱者深刻、生动、准确地把握歌唱艺术情感, 才能感染人们使人们产生共鸣, 欣赏到歌曲本身的美感。
《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声乐演唱中, 对情感的准确把握同样离不开阴阳互辅的平衡状态。明代王骥德讲:“凡盖曲, 句有长短, 字有多寡, 调有紧慢, 一视以板眼为节制, 故谓之板眼” (《曲律》) , 通俗地讲, 就是演唱要“有板有眼”, 这对演唱者很好的把握歌唱情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塑造出准确的艺术形象。“刚柔相推, 变在其中矣。” (《系辞下》) 很多歌唱家, 如戴玉强、杨鸿基、阎维文、宋祖英等如此受欢迎和追捧, 关键就在于他们在演唱中可以准确把握作品的情感, 和谐、自然、内在地演绎了歌曲作品。
(三) 对“时”的充分把握
在《周易》思想体系中, 时间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下》) , “生生之谓易” (《系辞上》) 。在《周易》中特别强调“时”的观念, 全书有二十四卦言时, 表达了阴阳平衡的状态。王弼把“时”看作阴阳平衡的核心, 对“时”之因素、“时”之观念、“时”之智慧最为重视, 曰“夫卦者, 时也;爻者, 适时之变者也。” (《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
这对声乐学习者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具体的声乐学习中最重要的就是善于把握和利用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时机发展自己的声乐演唱技能。很多人在声乐学习中有各种各样的困扰, 比如变声期训练、何时为自己的最佳练声期、如何克服自身生理条件等, 这些都需要个人充分把握时机,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 即所谓“变通者, 趣时者也” (《系辞下传》)
(四) 树立和谐声乐思想
变易化生是《周易》之易的涵义, 原话出自“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 (《易传系辞上》) , 把生生与日新对应来说, 是表明了阴阳变化的生命过程贯穿着推陈出新的实质内容。在这一阴一阳的内在关系中, 协调、统一、和谐是其基础和底蕴。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 阴中含阳, 阳中含阴, 二者作为一个整体, 只有阴阳具备才能化生万物, 即“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系辞传》) 。阴阳协调是万物和谐的根本,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说卦传》) 。
在声乐演唱中, 很多人只追求技巧训练而忽视了声乐艺术本身的整体和谐, 甚至有些人一味追求技巧, 追求高音, 追求音量, 尤其是听到歌唱家王宏伟演唱的《西部放歌》之后 (最高音到high降E) , 就拼命的模仿, 撕心裂肺地喊叫, 这不但破坏了声乐艺术的美感, 而且对自身的声乐学习有百害而无一益。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只有使阴阳平衡, 从而处于“太和”的状态下, 万事万物才能保持各自的生命本质和存在意义, 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 乃利贞。” (《乾文言》)
三、声乐学习借鉴《周易》阴阳学说的重要意义
《周易》以阴阳这一矛盾的对立统一为核心, 通过六十四卦的错综复杂、普遍联系, 将自然、人生中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作了深刻揭示。其阴阳学说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和谐思维的特色, 并逐渐积淀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 对声乐学习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 理论意义
作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周易》, 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天下同归而殊塗, 一致而百虑。” (《系辞下传》) , 这是历代学者通过“殊塗”、“百虑”的阐释建立起了各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思想。对于声乐学习来讲, 《周易》中的许多思想尤其是阴阳学说, 对声乐训练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有基础性、启发性的指导意义。本文希望通过对《周易》阴阳学说的深入研究, 发掘其对声乐学习的价值和意义, 拓宽声乐学习的理论基础, 对声乐学习进行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引导个人用智慧思考和体悟声乐艺术的本质, 并运用于当代音乐实践活动。
(二) 实践意义
在具体的声乐学习过程中, 西方传入的一些声乐技巧对我们的声乐训练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身体条件、语言、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很多人并不能真正做到运用自如。探其根本就在于我们在接受这些外来理论的同时缺乏一种本土化的支撑, 而对《周易》阴阳学说的借鉴研究则可以提供这样的契机, 帮助我们厘清制约我国声乐演唱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反之来说, 《周易》作为“六经”之首, “三玄”之冠, 它的许多思想尤其是阴阳学说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 深层次的理解和运用声乐技巧, 指引我们走出迷宫, 总结经验教训, 使个人声乐训练取得相对理想的效果。“大知闲闲, 小知间间;大言炎炎, 小言詹詹。” (《庄子·齐物论》) 声乐学习中, 只有掌握真知识, 才能获得真收获。
四、结语
《周易》阴阳学说本身并没有善恶是非的观念, 万事万物唯有阴阳调和才能保持真正的平衡, 方能实现和谐的良好秩序。音乐艺术亦是如此, 它同宇宙一样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 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式, 服从万事万物的法则, 因此, 只有达到和谐的平衡状态才能将声乐演唱之“美”展示出来。我们需要运用《周易》中可借鉴的思想去纠正声乐学习中似是而非的观念, 做到求同存异,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个人声乐学习的理想状态。我们又必须学习《周易》, 因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们有责任去继承和发扬它的这种和谐之美。
摘要：《周易》为大道之源, 内涵精深, 源远流长, 素有“群经之首”之称。其阴阳学说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排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模型, 阴阳的辩证关系具有渗透一切的普遍性。对于声乐学习而言, 阴阳学说对声乐演唱中的呼吸方法、情感把握、适“时”而动、和谐声乐思想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周易》,阴阳学说,声乐学习,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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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周易》研究的三大盲区
目前社会上风行的《周易》讲座，都认为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是中国文化的根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学思想”，“是一座蕴含了无穷智慧的哲学宝库”，“是六经之首，领中国文化三千年的风骚”。《周易》在讲座中成了包罗万象的“哲学大全”了。
然而众所周知，逻辑学是哲学的第一要义——恰恰这个哲学最重要的方面，在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竟告阙如，不管是居庙堂之上的儒家，还是遍及学界的墨、法、道、释，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严重的缺陷之一。也就是说，作为“中国文化根元”的《周易》，虽经历代硕学大儒的精心研究，可谓皓首穷经，却始终无人从中探究出逻辑学。《周易》缺了逻辑学，便没有了完整的哲学意义，谈什么“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学宝库”呢？许多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
逻辑学最讲究概念清晰，只有清晰的概念，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这个道理，连今日的初中生都懂得。然而读《周易》可以看到，不少概念模糊不清，虽包罗万象却大而无当。这些概念由于不着边际，无法运用到实处。在实际问题面前，这些概念显得诡秘难测、莫衷一是，呈现出“怎么说都有理”的所谓辩证特性。其实，《周易》就是在“怎么说都有理”中成了玄而又玄的“天人之学”，从中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然而历史已经证实，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在“天人分离”后才成为可能。十六世纪哥白尼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于：这场革命终于使人类发现，天上人间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天人合一”是古人在未开化时期的一厢情愿——天真地将浩渺宇宙与苦难人间统一在他们创造的“大法则”中，实际结果是对人类思想的作茧自缚：既不能认识自然规律，更难以看清人间社会。宇宙有着与人类无关的运行秩序，自然界有着与人类社会不同的、且可以逐步认识的规律。这场革命使人类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启蒙：“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不再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具体事物。由哥白尼革命解放了思想的科学家们，从此以后无所顾忌地探讨自然界的规律，他们在探讨中不断地发明新的定律。这些定律在实践中转化成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唯其生产力变革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十七世纪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终于使人类的生产力进入了经久不息的发展中。
于是看来，“中国文化之源”流淌出的“天人合一”，不过是远离科学的先人，痴迷在概念模糊不清的《周易》中的“风马牛相及”罢了，是一种愚昧与落后的思想表现。用几个再简单不过的符号与数字，企图囊括上天与人间的所有现象，凭空地归纳出“同一规律”，先验地创造出“大法则”，这样的异想天开出现在民智未开的远古时期情有可原，今日的《周易》讲座把这种“异想天开”说成博大精深的“哲学大全”，是愚昧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科学的全部发展史证实，专业化、具体化、细微化，才是科学深入发展的唯一出路，哥白尼以降数百年来的人类科学，正是在这条分工精细的道路上实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讲座试图从《周易》里找出“同一规律”、“大法则”概括宇宙人间规律的说法，除了在自欺欺人的空谈中误尽听众外，没有任何实践意义。
《周易》里的那些看上去系“无穷恒变”的说法，既不能解决真问题，也无法发现真理，成了中国哲学中不能求真得道的空谈。正是在《周易》的误导下，养成了中国人凡事不着边际、不着肯綮、脱离实际的空谈陋习。先秦诸子百家，个个都是高谈阔论的高手，留下了一些与数学无涉、与科学无缘、与精神诉求（信仰）无关的唯“礼”是举的道德说教。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法比比皆是，绝大部分概念都模糊不清、难辨其义。这既是《周易》的误导，更是空谈的需要——还有比讲着一些“怎么说都有理”的大话更有诡辩力量的吗？
二
时下的《周易》讲座，讲着这样大同小异的话：“《周易》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周易》是人类的科学宝鉴”，“《周易》是科学思想的活水源头”，“《周易》囊括了从人到社会，到自然界，到宇宙的全部变化法则”。不仅大小讲座普遍认为《周易》是一部科学著作，目前书市上琳琅满目的现代版《周易》，诠释者也都一致推崇周易的科学价值。像“《周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原理”，《周易》“是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宇宙间的地球，太阳，月亮，星星，随时都在转动”，这个运动的法则就是《周易》概括的“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正像数学一样，以公式的形式，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归纳和抽象，而又翻转过来还原为客观事物”。可以看出，在时下讲座和易学书籍中，《周易》竟成了科学的百科全书了。
然而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严酷无情的，它丝毫不能说明被称为“中国文化根元”、“群经之首”的《周易》涵有那么多的科学意义与价值。以《周易》为源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发展出科学。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已经被冯友兰、任鸿隽、竺可桢为代表的学者和科学家们讨论过，并在中国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中国古代无科学！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个正确的结论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远远超过西方。”这样的论断，在中国知识界、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却有着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量。
可是李约瑟的“优胜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未得到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许多学者从其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现，李约瑟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他把中国历史上发达的技艺，笼统地谓之曰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灿烂辉煌，显然是概念不清。其侧重技艺轻视理论的思想倾向，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宋代的沈括虽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但沈括的主要贡献在技艺方面，其著述并未抽象出完整的科学思想理论。
中国人虽然在发明科学定律上无甚贡献，却在琢磨技艺的能力方面举世闻名。早在古代就创造出让西方人叹为观止的绝活，制造出让西方人赞叹不已的工艺精品，这都是实用主义文化的功效。然而实用主义文化正是科学的“大敌”。凡科学都是形而上、非实用的，科学只有转化成技术才能表现出物化的价值。科学家都是在源于兴趣、使命感、信仰中坐得住冷板凳，锲而不舍地从事科学研究。《周易》不仅在古代发展出了实用主义的中国文化，就是在今天，也为许多相士、占卜师、风水先生、“易学大师”带来不菲的收入。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这是提出“优胜说”的李约瑟生前没有找到完整答案的问题，世称“李约瑟难题”。这个“难题”难在那个其实并不存在的“优胜说”上，难在讨论一件未曾发生的事，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当我们把近（现）代科学放到西方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观看时，这个“难题”便被映照得明朗起来——沿着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提供的“为什么近（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这一思路深究下去，便会从陈教授的大著《继承与叛逆》中看到，近（现）代科学走过的是一条唯西方文化才能铺就的道路，其中的数学传承则是这条道路唯一重要的生命线。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科学定律是通过数学计算推导出来的，这些定律又都可以用数学的方式予以表达。所以，十九世纪的德国数学家高斯总结道：“数学是科学的皇后。”诚然，这里所说的用数学计算推导定律，绝非中国的《九章算术》所能勝任。而没有完整的几何内容、没有变数的微积分的《九章算术》却代表了中国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数学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中国有史以来未曾出现过可以用来计算推导科学定律的数学，没有科学的“皇后”，哪来的科学——在这样一个明明白白的根本问题面前，还争论什么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呢？
三
今人皆知，摆脱农业文明的贫穷与落后，唯一的出路是发展工商业。历史上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发展工商业呢？此事说来话长，简要如下：
源于《周易》、并由孔、孟两人完善起来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曾居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地位，儒家向来轻商、抑商、恶商，视商业为社会贱业，视商人为伦理末流：“天、地、君、亲、师、士、农、商。”孔圣人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被尊为全社会人员为人处世、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商人都是“喻于利”的，也必须“喻于利”，否则就不称为商人了。历代帝王无不以“农为邦（国）本”迎合圣人的教诲，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民间从事工商业活动。也就是说，被神化了的圣人看不到，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的政治家、思想家也看不到，只有发展工商业，才是解决这个人多地少国家落后与贫穷的唯一出路。
篇5：《周易》人生哲学思想研究
http:// 《周易》人生哲学思想研究
http:// 《易》本占筮之书，而其卦爻辞多源于社会历史生活。朱伯崑在《易学哲学史》中说：“就筮法说，以取象和取义解说卦象和卦辞；就义理说，重视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和道德修养以及事物变易的法则，不以吉凶为鬼神之所赐。”人生哲学是易道的一个部分。易道讲究和谐：人与宇宙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群己的和谐，同时要彰显个体。就是人要融入社会而致用，物我一心而无间隙，达到人格的完善。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系辞.下》）
一、安其身而后动
“安其身而后动”又可以说成“身安而后动”。“身”是自身。“安”是安全，安定，与倾危相对。君子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自身不倾危。它只是一种处世的态度。不可否认这种态度在处世当中对人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态度容易导致人在人生当中畏首畏尾，从而束缚了人的手脚，禁锢了人的创造性，这是与时代精神不相符的。人总是在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中，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中成就自己，实现自我超越。而身安是理想目标实现的基础。崔憬曰：“君子将有所为，必自揣安危之理在於己身，然后动也。”①人在复杂的多变的社会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懂得并掌握安危存亡的道理。柴氏曰：“身顺道则安，悖道则危。”②此“道”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中的人道。天道刚健，地道柔顺。人道在天道之下，地道之上，处于中间位置，向上效法天道刚健不息，向下效法地道厚德载物。世界时刻不息的运动，让事物充满了复杂性、不确定性、风险性。君子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就要“顺道”而摆正自己的位置，与时偕行，唯变所适。严格做到这三点，则可以安其身而保其存，然后才可以进一步有所为。“身安而后动”才会得到众多的伙伴。
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人在社会中发展生存“身安”的基础。摆正位置在《易》当中就是要当位。“位置”就是身份地位。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生的位置是可以争取的，所以人的位置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但是人无论处在什么阶段都应该弄清楚自己在该阶段当中的身份地位。只有端正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才能更好的融入现实社会，而脚踏实地的奋斗、拼搏。位置不端正会误导人好高骛远或者自惭形秽，这是人生发展当中的大忌。君子只有摆正社会位置，人的才能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周易》认为“位”在人生之中重要非常，“综计《彖传》、《象传》言刚柔位当者三十二条，言位不当者二十四条，共四十七条。足见位当与位不当为《易传》重要义意例之一。此义例反映作者重视人所处之地位与环境，并强调人在其位，任其职，宜称其职，宜尽其职。盖人之才德与其职位相当，既在其位称其职之意。人之行事与其职位相当，既在其位尽其职之意。”①君子在社会中摆正位置，然后坦然处之，积极的融入社会当中，行事为人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合，不谄上也不慑下。不说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符合的话，不做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相符的事，这是符合于“道”的，“君子位正身安而后动，则动无不与”②君子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为“身安”奠定了基础。
与时偕行是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身安”的原则。“天下随时，随时之意大矣哉。”（《随.彖》）“时”指时间、时势、时机。人审视、理解、对待世间一切都要以时间的角度出发，确定社会中的主客观环境条件。“与时偕行”指的是人行事要与“时间”、“时势”相统一，并且把握时机。君子身处复杂的社会中对“时”必须把握。“时止论文无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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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试论《周易》研究中的两种误区
试论《周易》研究中的两种误区
着重指出目前易学界在<周易>研究中出现的`两个误区:一是把<周易>迷信化、神秘化;二是把<周易>人为地现代化,用现代科学附会<周易>.这两种倾向都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它对我们民族科学思维的建立、科学方法的应用、科学水平的提高都是十分有害的.从历史及文化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作 者：张天祥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离退休处,辽宁,大连,116026刊 名：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1(1)分类号：B221.05关键词：误区 迷信化 神秘化 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