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的童年回忆故事内部片

关于电影的童年回忆故事内部片（精选5篇）

篇1：关于电影的童年回忆故事内部片

四十多年前，看电影都是一种奢侈，能看内部放映的电影，更是我焦渴的盼望，那是一连几天都会兴奋不已的事情。当时有说法叫，中国电影尽喊口号，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苏联电影飞机大炮，日本电影内部发票……要看一场内部电影岂非易事!所以，“内部片”就是军区大院少数孩子津津乐道显摆夸耀的“特权”。

当年，吉林省委大院后身(北侧)，有一条原本没有名字的僻静小路(后来叫团结路，因为经常有适龄青年在路上谈情说爱，通常都是紧紧地挽着，很团结，小路因此得名)，小路东口连通斯大林大街(现在叫人民大街)，路口北侧有一幢日本鬼子盖的带地下室的四层小楼。大约是1958年到1977年，它的名称是:沈阳军区长春电影工作(发行)站，1977年4月改为沈阳军区长春文化工作站。改革开放后，改作“丁香花园”，是长春较早经营蛇餐的大型酒店。在这幢楼内，有办公室，首长休息室，检片室，修理车间，大放映厅一个，小放映室两个，地下室是片库，大铁门里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一盘盘装在铁盒里的电影胶片，那是一个个让我们急切想要知道的打仗的和爱情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几次跟父亲在小放映室看内部片。所谓“内部片”，有两种，一种是“”开始后禁止放映的国产和进口故事片，一种是军内资料片包括外军情报和参考片。国产片看了不少，也都是大家基本熟悉的，印象较深的是外国片。有墨西哥的《海角情潮》，英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和《梅耶林》，波兰的《红衣主教》，阿根廷的《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法国的《左轮三五七》;美国片更多，有《教父》《巴顿将军》《紧急下潜》《风流女窃》《鸽子号》等等;还有国内从没公映的柬埔寨电影《吴哥阴影》，澳大利亚的《三合一》《悬崖下的野餐》……更感兴趣的是“军教片”，即军事理论，战术教学，捕俘技术，爆破技术，步坦协同作战……看过《毛主席观看大比武》《郭兴福教学法》《武装泅渡》和《海角情潮》《紧急下潜》等片子，我给同班同学连续讲了一礼拜，引诱他们每天给我买汽水。

解放军首部以故事片形式拍的战术教学片叫《奇袭武陵桥》，写的是朝鲜战争时韩先楚，梁兴初，江拥辉指挥38军打的一次战役，战役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必须炸掉德川通往南川的咽喉——大同江上一座武陵桥。影片按照实战顺序一步步展开并配有解说，把这次战斗全过程介绍的极其详细。这部片子还有个版本，大家都看过，就是公开上映的《奇袭》，张勇手演方勇，武陵桥就是康平桥……那天，在小放映室看这部军教片的，就有当年参加抗美援朝并指挥拍片的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罗坤山(我父亲老战友，曾任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时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那时来长春开会)，后来听他说，拍这部片子就是在辽宁，沈阳军区辖区内。在拍片过程中，各级领导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发了话：摄制组不管到哪里，当地部队都要提供方便，到哪里用哪里的部队。动用一个团以上的部队，要上报军区司令部，只用几个连或几个营，两三辆坦克就用不着跟上面打招呼了。《奇袭武陵桥》开始是在军内放映，地方干部(很多是军队转业的)也非常喜欢，但因为是军教片，里面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一些军事术语，并穿插运用了一些战术分析镜头，不适合对外公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想改成故事片。不久，总参批准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这一请求。改拍后的《奇袭武陵桥》将片名换成了《奇袭》，于1960年在全国公映。该片基本上还是《奇袭武陵桥》的那个原型，连片头的画面都没动，把“0948部队供稿”去掉了，没有编剧，中间也删除了有关指挥方面的细节，同时也增添了其他一些细节，另外，演员也都换成了专业演员。电影公映后受到地方干部群众的喜爱，一直在各地热映不衰，被誉为战争电影片中的经典。自这次有了以故事片的形式拍摄军教片的成功探索后，军教片从此多了一个新品种。此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接连拍了《地雷战》《地道战》等等类似的军教故事片，大受部队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好评，至今仍有着强大的艺术魅力。奇袭武陵桥的经典战例出在38军，全军首部军教故事片《奇袭武陵桥》也诞生在38军，一直被38军引以为傲。后来，每逢新战士入伍，38军都要放映《奇袭武陵桥》这部影片，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

沈阳军区长春电影工作站的小楼里的大小放映厅都不是电影院形式，没有固定座椅，大放映厅据说是鬼子跳舞的舞厅改的，放电影时摆上一些椅子，可容许普通观众(当然也是军内人员和部分家属)观看。小放映室面积都在三四百平米，可容纳四五十人，专门给首长放映内部片，有时也允许少数家属观看。前面是几排雪白的布套的沙发，沙发前茶几上有水果汽水，那是首长坐席，俺爹和那些伯伯们才有资格坐那里。少数家属和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坐后面摆放的椅子。小放映厅是单机，放映中间换胶片时，还要开灯检查室内人员，发现不被允许进入的人，立即请出去。我不是每次都能有幸进入看内部片，有两次是从银幕后面的防火通道(日本人盖房子特别讲求安全和逃生，每座房子，包括平房，都设计极其方便的防火通道)偷偷潜入的，半场时就被“请出去”了。

记得在大放映厅放映苏联巨型战争片《解放》，禁止家属孩子观看，我和几个小哥们得到消息，天没亮就从楼外贴着地面的透气窗(鬼子楼房地下室都设有通风口，通常都连接一楼地板下面的通风道)钻进去，在地板下藏了三个小时，上午七点半影片开演后，顶开地面出口爬出来，藏在墙根下厚厚的双层黑绒窗帘后面看电影。《解放》时长八小时，看电影的干部们都配发了面包汽水，到12点，一边看一边吃。我们事先不知道时间要八小时，啥吃喝也没带，只好饿着渴着……看朱可夫在银幕上趾高气昂指手画脚还连吃带喝，我一下一下的咽口水……好在那次没有半场开灯检查，我们总算混到最后，看完这部无法重复的冗长的“内部片”。

除了在这个电影站，我还在长春军人俱乐部看过几部内部片。1968年，看过《清宫秘史》《桃花扇》和最早的无声片《火烧红莲寺》。1973年，为了加强军队高级干部对外军的了解，中央军委曾在全军军以上各大单位轮流放映内部片，其中有，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片资料片，主要是战前准备，侦察，间谍潜伏，电子干扰，突击，指挥，后续部队跟进……

苏军入侵捷克，起因在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苏联看来，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

1968年8月20日晚上，到23日早上，两天两夜，20万苏联军队便完成对捷克全境的军事占领。从1939年到1968年，不到30年，捷克两次遭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武装入侵和军事占领。 动用的兵力差不多： 选择的入侵时刻差不多：都是从深夜到凌晨这段万籁俱寂的月黑风高夜。 使用的战术差不多：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这部片子当时被当成防范和抵御苏军入侵的经典，倍受高级干部称赞。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军事、政治以及战备教育的需要，中央指示，译制了一部分经典的外国影片，作为《内部参考电影片》(简称“内参片”)在不同范围、不同单位内部放映。其中日本影片《军阀》《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就是为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思潮而译制的。我看过其中一批日本战争片(在当时就应该称为“大片”)，除了上述几部，还有《日本海大海战》《虎虎虎》(写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瓜岛之战》……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而““””后期集中译制了几十部“内参片”，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从“内参片”的内容来看，并非社会上所流传的那种说法———“_h;这完全是一种误传。“内参片”有分类，编号如“特内”、“沪内”、“影外”、“影资”，下达译制任务时只说编号不说片名。其中有江青私人保留的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艺片，如后来公映的《魂断蓝桥》，也有一大批欧美拍摄的最新故事影片，其中有描写外国宫廷政变的，有讲暗杀活动的影片，如《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被玷污的勋章》等。1983年后，我还在吉林市东市场老五金商店(现在国贸位置)楼上的“沈阳军区吉林电影站”看过几部内部片。有《出水芙蓉》《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有经典间谍片《深渊》……

其实，最让我引以为荣的，是在中南海甲区西楼看内部片。出入甲区是要有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的通行证，但到西楼看电影，只要有票就可以，因为票是发给一定级别的高干及家属的，这些人不需再审查了。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1972年暑假一天，我和父亲一位老战友家的大哥一起到西楼看电影，那天放的是一部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第二天，看过这部片子的人一律都被要求禁声!

那大哥告诉我，毛主席也时常看内部片，有时是在他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有时在春藕斋。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 《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毛主席有时也看“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飞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现在想来，内部片的作用不仅是娱乐，也带有一定的工作性质。如反映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41》《缅共游击队的训练》《缅共人民军获大捷》等，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高级干部观看的，对于分析敌情，判断形势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这才是内部片真正意义所在。

作者|宋曙春

公众号|咱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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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关于电影的童年回忆故事内部片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也是祭灶日。祭灶的仪式由奶奶来执行。老太太恭恭敬敬地把在灶头待了一年的灶王像请下来，给他嘴上抹了灶糖。边抹边叨咕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然后，划根火柴，一把火送灶王爷去见玉皇大帝。

第二天便开始除尘。墙角旮旯的灰尘都要打扫干净，铺了一年的旧炕席撤掉，土炕面清扫之后换上新买的炕席。屋里能擦的地方都要擦到。杯盘碗盆彻底清洁一次，被褥也要拆洗。这些活大部分都是二姐干，过年过节她是最累的。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便有了年的气氛。父亲和哥哥要去几次镇里，那里有商店、集市。过年用的祭品、烟花爆竹、食品丶水果、礼品等等都要准备齐全。过年要穿的新衣服二姐早就给我们备好，，还能得到两个漂亮的新头卡。买来的年画，对联、挂旗、福字，灶王像，年三十都要贴上。父亲和二哥忙着磨刀杀猪宰鸡。打我记事起，家里每年都要养猪杀猪，都是留着自家吃，从来不卖的。那时没有冰箱，是放在雪堆里浇上水冻了冰来保存。这样保存的猪肉不风干，很新鲜。杀年猪的烩酸菜是东北的名菜，现在很难吃到了。

每年三十之前还有一件大事是必须做的，那就是蒸粘饽饽。有白面红豆馅的、豆沙馅的豆包，有白面馒头，更多的是黃米面豆包。黃米面要和好放到热炕头，用被子捂上，第二天稍微有点酸味就可以包豆包了。大约要蒸两三天，冻了之后捡到一个大缸里，一个正月都吃不完。饺子也要多包一些，够吃到初五的，冻上保存。

年三十这天大人们是最忙碌的。父亲、哥哥、姐姐们忙着做饭年饭，做祭品，摆供品。我家过年供家谱，祭品很讲究，仪式也很隆重，都是奶奶和父亲亲自操持供奉。家谱不知传了多少代，上上下下的写了很多人名。记得母亲病逝后，我看见父亲把母亲的姓氏“王苏氏”也填写在了家谱上。祭祀的器皿是成套的黄铜材质，也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都由侄子保存。

年三十的晚餐和夜饭是很隆重的，除了沿袭至今的放鞭聚餐畅饮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程序。院子里燃烧一堆干柴接财神。奶奶率领儿孙们拜祖宗，之后，父亲和哥哥们给奶奶磕头，哥哥们给父亲磕头，我们女孩子是不用磕头的。

从初一到十五，都是休闲娱乐的日子。村子里会来秧歌队，敲敲打打的很热闹。我家是军属，秧歌队是要进院拜年的。父亲和哥哥们会准备好热水和烟，还要打赏红包。领队的连说带唱宣布红包的钱数。红包赿大大家的情绪赿高，扭得赿欢，时间也长，赢得一阵阵的叫好声。送走了秧歌队，哥哥们便不见了踪影。男人们聚在一起闲聊、玩牌、喝酒，女人、姑娘们凑在一块玩嘎拉哈。我家有半面袋子的嘎拉哈，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已经磨得很光滑。姐姐们会好几种玩法，十分有趣。我和弟弟妹妹们感兴趣的是吃糖块、水果、啃冻梨冻豆包和放小鞭，或者跟着奶奶走亲戚。

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一个热闹的日子。除了看秧歌队的表演、亲朋宴饮之外，家乡还有送灯的习俗。晚上家里的各个角落和已故亲人的坟头都要灯火通明，图个吉利。

整个正月女人们基本不用做针线，男人也没什么活计。一直到二月初二烀猪头啃猪爪剃龙头，这个年才算过完。天也转暖了，也该准备春耕生产了。可我们小孩子意犹未尽：什么时候才能过下一个年?

作者|王宏

篇3：关于电影的童年回忆故事内部片

通常，晚上要放电影，上午(最多中午)放映海报就在街边的墙上贴出来了，有时是红纸，有时是黄纸，墨汁淋漓，走过的人都能看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不消半天，附近十里八里的村庄都知道了。而放电影的地方，就在区政府门前的广场上，也就是白天赶场的地方。

到傍晚五六点钟，广场散场了，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就到政府办公室把放置放映机的桌子搬出来，在墙上挂好电影银幕，也就是一块宽大的白布;还要在银幕两边各安放一个大大的音响，打开随放映机带来的录音机放起了音乐，放的都是一些革命歌曲。这时，镇上的广播喇叭也想起来了，一个声音高声广播着晚上即将放映的电影名字。广播的声音很大，镇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附近的村庄也可以听到。这样一来，白天没有来赶集、也没有得到放映消息的乡亲们都知道了晚上放电影的消息;那怕听不到广播里说了什么，但只要听到广播的声音，人们也知道晚上要放电影。

我家住在镇上，就在政府旁边，隔一条马路就是放电影的广场，但走路要绕一个“>”字型的弯，大约有100米，也就两三分钟的路程。知道晚上要放电影，妈妈很早就做好了晚饭，吃了晚饭，我们小孩子就拿着凳子去广场里占位置了。虽然每次都去得很早，但总有比自己还要早的，广场上已经乌压压坐满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有的是镇上本村的，也有的是附近村里的，都是提前来占位置。也有的是离家远的年轻人，十来个人一伙，赶完集就留在镇上等着看电影，看完了再打着手电回家。

孩子和孩子在一起，不免打打闹闹，玩耍嬉戏，你追我赶，乱作一团。有胆大好奇的孩子，就跑到放置放映机的桌子旁，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于是惹来工作人员的一阵斥责，旁边的孩子就发出一阵快乐的哄笑。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四乡八里的人都来了，扶老携幼，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找家人的，找同乡的，找凳子的，各个村庄的口音此起彼伏家都想往电影银幕下挤。于是你碰倒了他的凳子，他踩了她的脚，她又档了你的视线，免不了发生一些口角，这又给旁边的人来了不小的乐趣，都在等着看热闹。被笑得急了，有横的就挥起拳头想打架，但都打不起来，早被旁边的人拉开了;就算被打了一两拳的，想还手，拉的人多，还是被分开了，骂几句就过去了。一些小孩子仍然在广场四周又跑又叫，打仗，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对他们来说，主要的不是看电影，而是借这个人多热闹的机会玩耍一番。

这时电影还没有开始放，放置放映机的桌子上亮起了灯，放映员就开始倒带子(胶片)，一边同旁边的人抽烟聊天。而有幸坐在桌子边的人，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无论平时多么的吝啬，这时也变得慷慨了，主动拿出自己的纸烟给他抽，还要恭恭敬敬的给点火，随便问一些晚上放几场电影、“好不好看”之类的话。带子为什么不事先倒好，而要到晚上才倒呢?虽然很多人心中都有此一问，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出来，只好睁大眼睛等着，倒好一卷，就对边上看不到的人说一声“倒一卷了”、“倒两卷了”、“倒三卷了”、“倒最后一卷了”。大多数的电影胶片都是四卷，倒好第四卷，那就是说要开始放了。

看电影的人等得心急，但放映员却是不急。他把倒好的带子放到铁盒里装好，关掉一直放着的录音机，打开放映机，于是银幕上就出现了一个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的白框。这是在试镜头。有的时候，镜头一半在墙上，一半在银幕上，就听到一片的声音说：“歪了，歪了。”调好镜头，使得白框刚好在银幕的正中间，就可以放电影了。这时吵闹的声音小了，骂人的也闭口了，都在等着，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银幕。

开始放了，但放出来的却不是预告和广播的电影，而是“加演”，也就是在放正片之前的热身影片。一般来说，加演影片都是一些电影片段，有的时候是领导讲话的录象，有的时候是农业科教片，更多的时候都是那些早就已经看过多少遍的电影片段。

看看还没放正片，小孩子们又闹起来了，有的让别人给看好凳子，赶快回家叫父母，加演只是几分钟，马上就放正片了。来得早的人就抓紧时间上一趟厕所，省得一会儿耽搁了看正片。

有的时候不放加演，而是有领导现场讲话，或者是通知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时就是大家吵闹得最凶的时候，巴不得领导两句话讲完就开始放正片。而领导的讲话通常都是又长又多了，半天还讲不完，于是就有小孩开始破口大骂起来：“讲个球，快放吧。”也不管讲话的人是否听见。

到晚上八点，加演放完了，放映员把刚才倒好的带子拿出第一卷来，拉出片头，穿针引线般在机子上从前往后上卷。上好卷，就关掉桌上的电灯，开始放正片。有的时候怕中途下雨，还要在放映机上打一把大伞，遮住电影机和放映员。

那时放的电影，全都是爱国主义战争片，不外乎《闪闪的红星》、《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白毛女》、《沙家浜》这些。很多电影都看了好几遍，但大家还是百看不厌。而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就两个标准，一个是“好看”的，一个是“不好看”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所谓“好看”的，就是打仗打得激烈的，越激烈越好看;“不好看”的，就是打仗打得不激烈的，说了半天还不见拔出枪来。如果好看，看的人会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没有凳子就站着，站着看不见就爬窗户、爬房子、爬树，恨不的把脖子伸长三尺。当电影里打仗激烈的时候，也就是观众看得高兴开心的时候，伴随枪声的就有许多“咕隆咕隆”的声音，其实是有人从凳子上，或者是树下不小心忘乎所以摔下来了，有摔到地上的，有摔到别人身上的，也不管它疼不疼，爬起来又继续看。

如果电影不好看，很多大人看着看着就说话聊天了，小孩子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有的躺在父母怀里，有的趴在凳子上，有的滚到了地上。说不定等他一觉醒来，电影早散场了。

对电影里的人物，评判的标准也是两个：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解放军和共产党是好人，国民党、日本人和汉奸就是坏人。看到好人被打死了，人们会唉声叹气，一些妇女和小孩子还会哭得“呜呜”有声，鼻子“吸呼、吸呼”的成了一个出气筒;看到坏人被打死了，大家就哈哈大笑，拍手称快，恨不得自己也冲上去，把所以的敌人和坏蛋都打死光光。

电影放完一卷，就要换第二卷。因为只有一台放映机，换卷的时间要几分钟，这时银幕上就是一个白框。突然，银幕上的白框里多了一根粗粗的手指头，或者是一个拳头、一个巴掌，有时是一个大大的人头，大得遮住了大半个银幕。原来是有恶作剧的人，把手或者是头挡住了放映机里射出来的光线。还有的用手在光线中做出各种形状，银幕上的影子也就变化无穷。有的年轻小伙就吹起了口哨，尖锐的口哨声震遍全场，有时还会听到姑娘们“哎哟”的声音，被谁睬了脚还是捏了腿，于是就有老人骂了起来：“这些死年轻人，一点没正经。”

身上揣钱的还会乘机到广场边买来瓜子、葵花、花生等吃食，你分我一点，我给你一点，边吃边看，边看边聊，笑声不断。整个电影场上，口哨声、欢笑声、呼叫声响成一片，嘈杂得很。第二卷开始放了，喧闹才渐渐平静下来。

有时电影刚好放到紧张的地方，突然“喀嚓”一声，带子断了，或者是温度高烧坏了，放映员就拿出剪刀、胶布，把段口剪起重新接起来，这就需要技术，也需要时间。好的话两三分钟就好了，不好的时候十分钟还接不上。这时就是广场上最吵闹的时候，说什么的都有。如果接不好，就拉过一段再放，放映员祖宗十八代都被骂翻。

一场电影放完，基本上已经是开十点了。如果是放两场电影，那放正片的时间就要提前，或者是不放加演影片。但一晚上最多只能放两场电影，散场也快十一点了。电影一完，广场上立刻人头煽动，有孩子的抱孩子，有凳子的拿凳子，有手电的打起了手电。一条条长长的队伍，从广场走向四周的路口。我们这些家住镇上的，几分钟就到家了，也不用打手电;家住乡下离镇里远的，就高声招呼同乡，买好两节新电池，开始往自己的村庄赶。黑暗之中望去，只见路上一只一只的手电光在移动，有的快，有的慢：快的是年轻的小伙子，慢的则是老人、妇女和小孩。

我5岁那一年，寒冬腊月里一个赶场天的晚上，镇上也是放电影，家里有事情，父母都不去，我就自己搬了一张小板凳，带着才三岁的而弟就高高兴兴的去广场上看电影了。看到一会儿，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样子，我们很害怕，就回家了。回到家，父母的房间里很热闹，隔壁我的干妈也在，地上铺着一层煤灰，妈妈已经给我们生了一个弟弟，干妈就是来接生的。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小时候的事情不可能还有记忆，况且那时我还只是一个5岁大的小孩子。但这件事却仍然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一直都没有忘记。

渐渐地，随着人口的增加，镇里放露天电影的时候看的人太多，政府门前的广场容纳不下，放映地点就改到了离镇上大约一公里远的公社院坝，也就是我们镇上所属的乡政府大院，那里是集体时候镇里的公社。这时候放的电影，除了战争片以外，开始有了《少林寺》、《假大侠》之类的武侠片。

记得有一次在公社院坝里放《岳家小将》，看得人实在太多，院坝里坐不下。而电影银幕是栓在两棵马路边的楸树上的，很多人就蹲在银幕后面的马路上看。动作和字幕都有，但都是反的，只有声音是一样的。

还有一次，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离镇十公里远的学官中学放《长城大决战》，也是赶场天就贴了海报的，我们镇上同一个村的孩子都约好去看，我和二弟也不甘落后地去了。看完电影，已经快十点了，天气漆黑，估计走到家得十二点。幸好当时大姑爹在学校里教书，分得有房子，我们兄弟两就住下了，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才走路回家。其他的孩子则是走了一大晚上才到镇上。

后来，镇上有了电影院，公家放的露天电影就少了。以前一个月放一场，现在两三个月才放一场，有时要半年多才放一场。而镇上的电影院却是每个赶场天都放的，还不止一家，有从县里来租房子放的，有镇上的青年在自己家里放的。再就是小学里的钟晓频老师，也借了学校的一间教室来放电影。观众最多的，要数从县里来的那家，租了我们村的集体公房，能在100多人的放映厅里场场爆满，有坐在凳子上的，有坐在地上的，还有在后面站着的，每天可以放两三场。那时的电影票也不贵，大人三毛钱，学生和小孩子一毛钱可以看，两毛钱也可以看。

而我，则成了电影院里的常客。

每个赶场天，妈妈都要给我和弟弟们每人两毛钱，我花一毛钱买葵花来吃，剩下的一毛刚好可以看一场电影。有的时候妈妈不给钱，要我自己在场上卖凉水，放点糖精调味，放点红塘调色，大的两分钱一杯，小的一分钱一杯，一天下来也能买到几块钱，遇到天热的时候还能买十几块钱。我自己挣的钱，除了买课外书和定《故事大王》，全都化在了赶场天晚上的看电影上，收完凉水摊吃完饭，听到电影院里的喇叭声响起就往外跑。《少林俗家弟子》、《舞狮人传奇》、《武林志》等就是那时候我在电影院里看的。

再后来，镇上兴起了放录像，也就是用录像机放的电影。因为录像带很少断带，放起来也方便，90分钟一场，一个赶场天从上午九点到傍晚六七点钟可以放五六场，看的人多，老板的收入也多，慢慢的就把电影院挤跨了，大家都转而放起了录像。

作者|孙子兵

篇4：关于电影的童年回忆故事内部片

不必说悠闲浪漫的环境，不必说悦耳的蛙叫，也不必说池塘里可爱有趣的小生命，单是平静祥和的水面，就有无限趣味。窈窕文静的蜻蜓在羞涩的吻了一下水面后，便红着脸匆忙飞走;身材娇小、一身黑西装的小蚂蚁乘着树叶小船悠哉的渡过池塘，小船后面时常会跟着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蝌蚪宝宝。

夜晚的池塘更加多趣。水面在弯月的照射下反射出点点光亮，在风的吹拂下水波粼粼。这时，青蛙先生见一切都静下来了，便不慌不忙的跳上池塘中央的微微露出水面的大石头上，在天然灯光的照射和蝉的伴奏下清清嗓子，唱起雄厚的男低音。小蝌蚪们看到气氛那么好，便围着池塘游来游去，表示喜悦和兴奋，顺便提高一下自己的存在感。萤火虫们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的把自己手中的灯打开，为演唱家——青蛙先生伴舞。

对于这片小池塘，除了饶有兴趣的观赏，我还特别喜欢打水漂和捉蝌蚪。

打水漂用的石头，越薄越好。如果“技术”好的人，一下就能打起七八个，那块石头就像是芭蕾舞者，在水面上转着优美的圈。可惜，我总是没有办法驾驶这门“技术”，所以常会气的直接拿石头扔向水面，以至于溅起的水花会不小心打扰到正在和水面亲热的小蜻蜓。

捉蝌蚪，性子不可太急。尤其是这池塘里的蝌蚪，灵气高，游得特别快。所以每次捉蝌蚪时，总会叫上我的发小——杏子，他负责把蝌蚪赶成一群，而我负责瞅准时机一把捞。在捞到不少蝌蚪后，我们会激动的抱在一起，随后又小心翼翼的将它们放走。

这片小池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值一提，但它却在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记录和承载着我儿时的欢乐和幸福。

如今，这片小池塘已被填平，在它的位置，盖上了高大的楼房。我和它，也就只能在记忆中相见了。

作者：尚姿含 山东省繁华初级中学级19班

指导老师：孙淑林

篇5：童年回忆故事：简单又复杂的童年

“你一看就是个没有童年的人。”第一次见面，师兄就这样对我说。

“为什么呢?”

“你看看这些游戏你会玩吗?”他指着小朋友们在玩的益智游戏问我。

“确实不会。但这也不能说明我没有童年啊。”

“那你看动漫吗?”

“不看。”

“我就说嘛，不看动漫，不懂游戏的人怎么说得上有童年呢?”

当时很想反驳他，可是我的童年一言难尽，于是那时选择沉默，现在才来畅谈。

我的童年，很躁动，也很安静。很简单，也很复杂。

爬树摘鸟窝

在穷山沟里，小女生除了多两根辫子，似乎跟男生并没有什么两样。

而我，更是小女生中的小男生。

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可以陪我玩，所以总喜欢去找表哥他们。

穿着表哥们的旧衣服，有时候太大了就在衣服下摆打个结，总之就是个小大人一样的。

然后，他们爬树，我也跟着爬树。

有时候刚下过雨，树皮上还沾着些雨珠，滑溜溜的，手刚碰到树皮就想要缩回来，但是看到表哥们爬上去了，还是会一次次尝试着向上爬，就算本来就爬不上去。

表哥们会故意逗我说：“哇，这上面好多鸟蛋啊，还有两只小鸟呢。”

这样的话是足够让我在树下一次次尝试着爬上去，直到把树剥下一层皮的。

当然，小男生的时候也并不会忘了小女生的必杀技——哭。

偶尔哭一下，表哥还是会把我弄到树上去的，而看到鸟蛋却是一次也没有，更多的是只看到一团乱蓬蓬的草横在树枝之间，美其名曰：鸟窝。

鸟窝一见到我自然遭殃，因为总会被我弄得支离破碎。

看着一根根干草掉落在树下，我就像炸爆了敌人的军火库一样地，欢声大笑，一点也不去想下雨天淋湿了的鸟儿回来找不到自己的窝会多么着急。

树上虽然有点水，但还是觉得干干的。

于是呢，总要跟水来亲近一下。

赶鸭子，炸鱼

以前姑姑家里穷，每年过年都要靠卖鸭子来赚钱。

姑丈总会在过年前一两个月去买十几只小鸭子，回来后就交给表哥，这在表哥眼里该算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他每天可以赶着一群鸭子在同学面前炫耀，年末还可以得到一个大鸡腿。

除夕夜表哥自己吃着鸡腿，表姐们只能看着，而我，还是可以分到两片鸭肉的。

毕竟我是客人，更重要的是，我也算是赶鸭子的一员。

说是去赶鸭子，其实更多的是去玩。

表哥很爱玩，他总会借赶鸭子的时间去抓鱼，但我更喜欢的是跟着他买鱼雷去轰炸鱼。

每一次要轰炸鱼都要提前好几天做准备。

我每天会去姑姑家看看需不需要买点什么，需要的话就自告奋勇地去买，这主要还是因为有时候找零有一两毛钱，姑姑自然是不会要回去的，说是给我留着买糖吃。

拿到了钱，我会第一时间告诉表哥，然后由他带我去小卖部买小鱼雷。

小鱼雷总是装在一个像火柴盒一样的盒子里，一盒两个。

表哥一般会让我进店去买，他自己先回家去赶鸭子，我买完后就去河边找他。

一拿到小鱼雷，我就像脚底抹油一样，直接滑向了小河边。

等我到了的时候，表哥通常都是先把鸭子赶到很远的地方，并且用一些东西拦着，不让它们往河的这边游。

然后就跑过来找我。

只见他从鱼雷盒里拿出一个鱼雷，熟练地掏出从家里偷的打火机。

准备点燃鱼雷的时候，他总要先吩咐我站远一点，并捂住耳朵。

表哥把鱼雷点燃，然后迅速把它扔到河里，同时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一看到他的双手紧贴在耳朵上，我就知道，鱼雷要爆了，便把耳朵紧紧捂住。

——嘭、嘭。

鸭子闻声直往前游，而我，虽然每次都被吓了一跳，但是声响一停还是会快速跑到河边去一探究竟。

这时表哥就会拿出一个捕鱼的勺子，把漂浮在河里的小鱼捞上来。

我负责把它们装进袋子里。

虽然，轰炸的鱼并不能像捉的鱼那样可以拿来烤着吃，但是，可以把它们拿回去洗洗，然后给鸭子吃。

这也是秘密工作之一，因为之前有一只鸭子吃了小鱼后就死了，表哥还因为这件事被姑丈狠狠地打了一顿。

想着有了小鱼，鸭子又可以饱餐一顿，长得快一点，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所以，我是很乐意参与这样的秘密活动的。

抓蝌蚪、青蛙

除了爬树炸鱼，童年最值得称道的应该就是抓各种小生物了。

首先是抓蝌蚪。

蝌蚪需要有瓶子装，我们就坐在树下被蚊子咬，眼睛直盯着练车的人手中的矿泉水瓶，他一扔下去，几个人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争着抢着拿上就走。

然后找个时间，带着小水瓶，来到小池塘。

一脚迈进水里，有时候能直接感觉到腿上的毛孔突然间紧缩，腿有点麻。

双手捧着一两个蝌蚪然后放进瓶子里，通常都是抓了十几个就要回家的。

刚开始是直接带回家，但被爸妈骂了一顿之后，就只能把它悄悄地放在屋子后面，拿个木板挡着，一天去看好几次。

只是，一直都没见过蝌蚪变青蛙，不知是哪只调皮的猫老是一次次地把瓶子弄翻，然后，蝌蚪就消失不见了。

其次是抓青蛙。

按母亲的说法是，女孩子应该很怕青蛙。

但是，我恰恰相反，很喜欢抓青蛙。

家里排水管道有时候会跑进一两只青蛙，一觉察到有青蛙，便会让弟弟用棍子敲一敲管道，然后自己在排水口等着。

青蛙一出来，双手就扑上去，一把把它抓住。

有时候是把它扔进臭水沟里，有时候是把它活活掐死。

总之，那时候是一点儿都不觉得恐怖。

抓蚯蚓、蟋蟀、福寿螺

雨天的时候抓得最多的是蚯蚓。

一看到路上有蚯蚓，就直接用手把它抓回家喂小鸡，只因为妈妈说小鸡吃蚯蚓长得快。

有一阵子还跟邻居的孩子组了一个小分队，专门负责雨天总会到处去搜寻蚯蚓。

然后是抓蟋蟀。

蟋蟀可不是想抓就能抓的，总需要些耐心。

要提前去田地里找好蟋蟀的藏身处，然后便快速跑回家，拿着装了水的瓶子再跑回来，把瓶子打开，瓶口对准蟋蟀藏身处的洞口，直往里边灌水。

一般是一瓶水快灌完的时候，蟋蟀也该跑出来了。

因为刚好跑到瓶子里，所以不费一点力气就可以带回家了。

那时，一点儿也不好奇到底是谁那么聪明发明了这一方法，只是觉得能够抓到蟋蟀就好了，越多越好。

当然，抓七星瓢虫也是很好玩的。

各种颜色的虫子装在同一个瓶子里，还可以与小伙伴交换呢。

最后是抓一种叫福寿螺的生物。

雨后的菜园里的水沟总有很多福寿螺。

第一次去抓的时候，一抓一大把，抓得不亦乐乎，装了满满一大奶粉罐就带回家了，放在门后，想着第二天可以用来喂乌龟，这是妈妈所不知道的。

结果，第二天刚起床就被妈妈骂了一顿。

原来福寿螺是会蠕动的，在家里的客厅到处爬。

早上五点多妈妈起床被吓了一大跳。

这也是唯一一次抓福寿螺，之后就再也不敢了。

小时候的我总喜欢抓些奇奇怪怪又长得很丑的东西，而对于好看的东西，倒是不会去抓的，例如蝴蝶、蜻蜓和萤火虫。

虽然现在还是觉得不曾用萤火虫点亮自己的黑夜是一种遗憾，但那时确实只是喜欢看她们在田野里发着光飞来飞去。

文静淑女的我

一说到文静淑女，也许就会想到宅在家里看书写字，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小女生模样。

但我的文静淑女却并不如此。

今天跟一个老师讲起我小时候都没有上过补习班，她的第一反应是：那你一定很自觉学习。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没有一点书香气息，以致于我对书香特别着迷。

表哥表姐们都比我大几岁，也就自然地比我早上学。

每一次他们把旧书和旧书包扔掉的时候，我总是会去垃圾桶把它们捡回来，然后带回家。

而回到家，自然是要被爸妈骂一下的，毕竟那是我看也看不懂的书，书包也破破烂烂的。

即使被骂，我也十分开心。

因为我可以把书包和书分一些给邻居的小朋友，然后一起去上学。

所谓的上学，不过是某天午后，趁着妈妈在睡午觉，几个人就带上书包和书，有时候是一本脏兮兮的字典，跑到村里一个破庙的门口，在那里看书。

上学总需要有一个老师，而这神奇的人物往往是由我来充当的。

我负责教他们说一些我从表哥表姐们口中学来的东西，例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狗急跳墙”。

记得学“狗急跳墙”的时候，我们还故意跑到邻居家，把狗的午餐拿走了，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想着看看没了午餐的狗急得跳墙，可是始终是没有看到。

那时候还学了一句英语“Thank you”。

儿童的世界里英语是万能的，总可以用来回答所有的问题，似乎显得自己特别有文化，值得炫耀。

所以被爸妈骂了一顿，很委屈想要顶嘴，又怕再次被骂，就会用一句他们听不懂的话来反驳，随口就是“Thank you.”而这句话在那时也确实是奏效了的，因为我重复说着，爸妈听不懂自然也就想不出回应我的话，就这样骂声停止。

因为从小就对书香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所以当爸爸问我：“你想不想去上幼儿园呀?”

我不假思索就说出了“特别想”，从此那个活泼好动的我就渐渐收敛了些。

公主梦

每一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

以前去一个叔叔家看着他家有一个摆件是一个穿着长裙的拿着麦克风在唱歌的芭比娃娃，就一直很想要一个。

但是因为家里穷，是不敢向妈妈开口要求买一个的，只能时不时要求爸爸带我去叔叔家看看那个芭比娃娃。

终于有一天，奶奶去了姑姑家，回来后她说：“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

起初我以为是糖果。

但是一看，居然正是一个芭比娃娃。

奶奶说那是表姐给我的。

那时候真的觉得没有人比表姐更好，更懂我了。

有了芭比娃娃之后，便开始给她做各种衣服，包括长裙、短裙、外套、裤子等等。

后来邻居的小朋友都陆陆续续有了芭比娃娃，然后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做衣服，还举办过芭比娃娃时装秀。

这种活动在小学六年间都没有停止过，一般是一年两三次，寒暑假的时候进行。

为了时装秀，我总要留意妈妈有哪些不会再用到的布料，可以用来给娃娃做衣服。

印象中，有一次为了给芭比娃娃做一件好看的长裙，我从新买的裙子上剪下了一块布，被妈妈打了一顿，但是心里还是高兴的，因为那一场时装秀我拿了第一名。

从此，一个当服装设计师的梦想种子开始在心里生根发芽。

叔叔阿姨们每一次夸我做的衣服好看，都为我心中梦想的种子施了一次肥料，以致于它越长越茂盛。

因为有了这颗种子，我童年画卷上的大半应该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