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共2篇）

篇1：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一

从1975年瑞典的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会议报告（《What Now》）中，第一次使用了“不同的发展”概念开始，“自力更生”便作为一个与“内生发展”并用的词汇开始被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遗憾的是自力更生与内生发展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被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淹没，在很多后发型国家，这种思想更是被当作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产物而束之高阁。在我国，这种“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尊重发展多样性，重视‘社区’存在与自立”的内生发展思想，同样被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开发思想及全球性资本的跨国开发潮所掩盖。与之相对应的景象是：随着城市的无限扩张，资源被高度集中在城市社区特别是大城市，与之并存的农村社区资源日益枯竭， “空心化”态势明显。而这种趋势与日本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非常相似，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分别提出“重化学工业向沿海集中（1962）”、“建设都市型日本（1969）”、“建设新干线（高铁）交通网络以降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1977）”、“开发工业园区吸引资本（1987）”四次开发计划，直接结果是“农村环境破坏和农村空心化”[1]，间接结果是大量投资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逐渐丧失。

目前，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全球贸易萎靡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发展30年”的论调正在被新一轮的发展理念所接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事实是：在主要城市外围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以“拆迁抗争”为特征的“赤裸裸”的抵抗和“再建边界”为特征的“静悄悄”的抵抗，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抗争目前主要发生在那些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却还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大城市周围，与发达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不同，其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内生自发性”特征，本文称之为“新自力更生主义”。

内生发展理论主要侧重于文化本身，指在社会变迁中由该社会的内部创造所引起的发展方式。英国莱斯特大学Lan Bowler认为，应加强对本土的强调来回应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内生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的一个过程并且没有依赖于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国际监管机构制约的嵌入式发展。该进程已经被广泛用于探索区域和农村发展的均衡问题，也在此基础上对于农业内生发展做了更多的努力。农业内生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本土资源的依赖、对发展的当地控制和本土发展利益的保持力，强调基于本土价值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并在本土发展优势上建立成熟的控制机制――自身边界维持，如此，本土资源为本土化发展提供再促进机制，即新的动力。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农村经济中心的Christopher Ray更多关注于区域身份，主张通过探索内生的或区域的发展活动和现代性反思的广阔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来寻找路径。他认为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历史或物质，指出区域身份建构的目的在于，在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结构的过程中，外部力量可能会破坏本土化的良好社会经济基础，而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无独有偶，目前在我国主要大城市周边发生的抗争运动正是这种本土化意识建构的一个现实版缩影。在城市化主导的经济发展理念的作用下，大城市外围农村首当其冲成为城市扩张的一线区域，而目前的政策虽然建议保护农民群体的利益，但是开发主义（或恐怖的经济主义）的势力远非农民能够抵挡。在此背景下，很多地区出现的.个体性抗争抑或群体性抗争都具有极其明显的自力更生特征。表面上看，这或许只是农民的一种利益维护行为，但实际上这是农民基于本土资源建构自身区域身份而试图维持自身发展进程的行动。

二

以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为例，其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地农业人口向中心集镇流动和外来农业人口流入郊区特别是近郊农村，这一过程使得中国发达大都市的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异： “进出互补模式”使得上海必须严重依赖外来人口实现发展，在城市周边形成了一个新的“裙带”，这里村落的本土性特征正在被日益强化，成为抵抗城市扩张的第一道屏障。(行政管理论文 )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互补”，濒临崩溃的村落文化边界正在“静悄悄”恢复并在强化。第二，这种文化边界的形成得到了“历史与物质”上的强有力支持，本地村民基于集体资产利益分配考量与外来人口进行的“地租交易合作”行动，使村落的行政和经济边界因利益而被强化，并正在使得某些行动更加具有集体属性。

首先，上海周边农村的人口流动过程与“城中村”的形成有所不同，不是相关研究中讨论的“侵入”与“排挤”的过程，而是“出”与“进”的自然互补过程。本地村民的迁出主要是在城市拉力作用下的职业性和行政性迁出，而外来人口的迁入正好补充了这种人少地空的局面，这一过程比较自然，没有发生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争夺资源的矛盾――这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定住化”创造了条件。外来人口的进入主要是通过老乡关系到村落居住和劳动，他们作为“陌生人群”进入到日渐空心化的村落社会中，随着数量的增加和居住时间的延长，使村落因为人员外流而日渐衰退的传统文化惯习得以延续，并在“城市优位主义”的背景下强化了村落的新集体认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接触的经验，会促使外来人员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由于本地居民的缺位及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地租依赖”关系的存在，致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并日趋牢固，外来人员对传统的重视也在逐步唤醒本地居民的传统文化记忆。同时，外来人员由于群体性移人而带来的传统文化惯习的植入，也对村落新归属感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外来人员的同乡背景下的“文化韧性”以及城市郊区这一空间局限，也使村落的认同感得以强化，并日益形成新的力量。

其次，李培林认为“村落的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村落的终结往往始肇于经济边界的开放”；而笔者认为考察村落经济边界的存在与否，更多应该考察“农民个体间的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与“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不同，更多强调交易媒介――货币化的土地。由于国家一系列关于宅基地及农业用地产权的规定，郊区农村目前还拥有土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资本”的“租借（给外地人）”将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收入，并且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讨价还价”等手段抵御城市化的“开发”。而事实是这种“地租交易”模式可能使村落的经济边界得以长时间的维持。人们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都会理性地维持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希望以最低的价格保证生存空间的稳定，另一方面希望稳定的收益保证生活可持续。本地村民与外地村民通过交易活动的“最大化理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共同发挥了维持村落经济边界――货币化的土地得以长时间存在的作用。与此密切相关，目前，在上海郊区农村很多地方都无法推行村改居制度，即使是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近郊农村，很多还保持着村的建制，就是因为集体资产处置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正是因为村民基于“集体身份”的维权行动。在村民看来，集体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他们甚至有目的、有计划地在维持这种身份，而这种基于主动性的整体维持，也成为村落行政边界得以维系的主要基础，并使得城市化再次遇到制度性障碍。

对于农民来说， “土地是研究农民在土地上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土地集中体现了农民的集体认同――土地具有多重属性。主要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其中，经济属性在生存资料的生产和集体劳动的进行过程中形成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如前所述，土地的生产功能以“货币地租”和“集体身份”的形式存在，但事实上它在“交易”的过程中使土地的价值深入人心，使村民的集体认同得以强化。而文化属性在生活方式的确立和社会交往系统形成的过程中使本土价值观得以再建。文化属性是联系农民与农民身份之间的纽带，是形成村落集体认同的唯一载体，是乡村诸多边界存在的基石。如果农民对土地的集体认同感依然存在，那么无论这种认同是基于何种理性，以土地作为基础的乡村文化边界、经济边界、行政边界都将长期存在。而且，基于这种边界维持冲动的自发的维权行动也将持续展开，城市扩张不得不与这种具有强大动力的内生力量进行博弈。如果这种博弈最终因为社会稳定因素而不得不被重视，那么可能就是一次伟大变革的开始。

篇2：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关键词：怀疑主义,新摩尔主义,敏感性原则,信念形成的方法

在当代知识论的前沿研究中,布莱克(Tim Black)是新摩尔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一种直接的、摩尔式的反怀疑主义策略。厦门大学曹剑波教授在论文中曾指出:“布莱克借用相关选择论的有关理论,为怀疑主义难题提供了一种摩尔式解决方案。”[1]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也提及:“布莱克运用诺兹克的知识敏感性必要条件,提出一个解决怀疑论难题的摩尔式应答。”[2]然而,尽管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布莱克反怀疑主义的理论成果,但更进一步的研究仍未展开。

布莱克的理论主要建立在敏感性原则以及相关的语境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特征:第一,它为语境主义所倡导的知识的敏感性条件保留了位置;第二,它主张知识的标准总是相对较低的;第三,它认为知识的标准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知识的标准不会随着知识主体和知识归因者的语境变化而发生改变。

布莱克指出,由于新摩尔主义是一种不变论,其所主张的是知识标准总是相对较低的,“那种我们无法满足的高标准语境是不存在的”[3],怀疑主义不能提升知识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必解释怀疑主义如何可以提升那些标准,也无需接受怀疑主义的语境。布莱克论证了摩尔式的反怀疑主义理论像语境主义那样,对我们的认知判断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释。

一对德娄斯敏感性原则的分析

在德娄斯这里,敏感性原则是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某一信念被算作是知识,那么它一定是敏感的。敏感性原则直截了当地捕捉到主体是否知道之理念,强调主体的信念必须随着真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与真相符合,即:如果p不为真,那么主体将不再相信p。科亨也指出:“当某人断言主体S知道(或不知道)P,知识的标准趋向于提高,如果有必要,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水平:S的信念P如果算作知识,那么它必须是敏感的。”[4]反过来说,“只要S的信念p是不敏感的,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断言S不知道p,说S确实知道p只能是错误的。”[5]敏感性原则是对知识的一个理性的要求,知识的敏感性条件不同于传统知识定义中确证条件对真信念的说明,其优势在于,它允许我们在葛梯尔反例中获取正确的结果。

例如:我确证地相信(1)我的同事琼斯有一辆福特汽车。由此,我可以合理地推导出:(2)我的某个同事有一辆福特汽车。

直观来看,在这个例子中,我的某个同事有一辆福特汽车这一信念是真的,然而事实上,这一信念为真并不是因为我的同事琼斯有一辆福特汽车,而是因为我的同事布朗有一辆福特车,琼斯并不是真的拥有。因此,尽管我确证地相信命题(2),但我却并不真的知道命题(2)。葛梯尔反例表明传统的知识三元定义是有问题的,而敏感性原则却可以避免这一知识的难题。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即使在我的同事都没有福特汽车的情况下,我会仍然相信我的同事有一辆福特汽车。这不符合知识的敏感性条件,因此,根据敏感性原则,我并不能知道我的同事有一辆福特汽车。可见,敏感性原则对这一葛梯尔问题做出了一个较为令人满意的解决。

但是,敏感性原则也会面临困境。德娄斯就曾指出这样一种情况。例如,缸中之脑的怀疑主义假设试图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我有手。”怀疑主义者可以简单地将这一命题转换为另外一种表达:“我错误地相信我有手”,对于后者,当我们持有反怀疑主义的立场时会倾向于认为:“我没有错误地相信我有手。”然而,仅仅是这样一个表达方式的转换,就为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之前按照敏感性原则,我们可以说“我相信我有手”是知识,因为它是敏感的;然而现在,对于命题“我没有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敏感性原则失去了效用。因为,当这一命题为假时,亦即当我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时,我将仍然保持对“我有手”的相信。无论这一命题是对是错,我都将会相信它。按照敏感性原则,由于这一命题是不敏感的,因而不能算作知识,然而,它似乎却又是合理的。

这一类的命题带给我们一个敏感性原则的困境,这一困境向我们表明,尽管敏感性原则看似一个知识的合理条件,但是,存在着一类特殊的信念,这些信念是不敏感的,但似乎又可以算作是知识。

面对敏感性原则的这一困境,德娄斯尝试提出更弱的条件来替代单纯的敏感性条件,以使敏感性原则在成问题的事例中仍然允许我们去知道。

以往,当我们认为主体的信念p不敏感时,我们会倾向于判定主体不知道P。德娄斯指出,“当非P暗示了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某事为假,但未能对我们如何错误地相信我们自认为知道这件事没有给出一个说明时,我们并不去判定我们自己对P无知。这样,‘我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暗示了我没有手。由于我自认为知道我有手(这一信念不是不敏感的),并且由于以上斜体字的命题没有说明对于我有手的命题我是如何出错的,我将判定我知道那一命题为假。”[6]

德娄斯的这一论述被布莱克敏锐地捕捉到,布莱克认为,德娄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弱于单纯的敏感性原则的知识条件。布莱克把这个知识条件加以概括,并称之为弱化的敏感性原则(weakened sensitivity,以下简称WES):

“S知道P仅当或者S敏感地相信P,或者当非P暗示了一些Q并且我们认为S知道非Q时,非P未能说明S如何错误地相信非Q。”[7]

在(WES)中,德娄斯为原来单纯的敏感性原则增加一个析取的条件,要求主体的信念或者是敏感的或者是满足新增的这一析取条件。这样一来,对于改进后的敏感性原则是否能够带来更好的兼容性,我们就需要集中考察新增的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析取条件,布莱克称之为(EXP),由三部分构成:

“(i)非P暗示了一些Q,以及

(ii)我们认为S知道非Q,

(iii)非P未能说明S如何错误地相信非Q。”[7]

对于命题“我没有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来说,因为(i)我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暗示了我没有手;(ii)我们认为我知道我有手;并且(iii)我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未能说明我如何错误地相信我有手。这样一来,按照改进后的敏感性原则的主张,或者命题“我没有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是敏感的,或者这一命题符合(EXP)条件,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它就可以被看作是知识。这样看来,修正后的敏感性原则(WES)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典型事例给单纯的敏感性原则带来的困境。

然而,德娄斯在他的论述中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所主张的敏感性和(EXP)应该在一起。更有问题的是,(EXP)似乎仅仅是铺设在敏感性原则之上用以处理特定的某一事例,缺乏普遍的适用性,这一点让我们很难接受。

二布莱克对敏感性原则的发展

布莱克指出,(WES)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给出一个命题:

(P1):我没有手,由于我使用一个无法觉察的以及不可靠形式的声呐,得出错误地相信我有手。

按照敏感性原则,我知道P1为假,那么,这一信念是不敏感的。这是因为,如果它为真,我将仍然相信它为假。在命题P1中,“可用的、无法觉察的以及不可靠形式的声呐”未能满足(EXP)第ii的条件。这一方法的无法觉察性使我们无法知道拥有这样的方法或者我缺乏这样的方法。这样,(EXP)在这个例子中就是错的。此外,考虑我没有手的暗示。这里,(i)和(ii)都为真,亦即:(i)P1暗示了我没有手,并且(ii)我们认为我有手。然而,(iii)为假是由于P1说明了我如何错误地相信我有手,即:我错误地相信我有手是因为我在形成一个诸如我是否有手这样的信念时使用了这一命题所描述不可靠的方法。所以,在这个例子中,我不敏感地相信P1为假;并且P1为假的信念未能满足(EXP)的条件。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对(WES)有了一个成功的反例。

由反例可见,(EXP)并不能很好地为敏感性原则提供辩护。然而布莱克认为,我们可以修正(WES)以排除这些反例的可能性。

布莱克指出,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我相信P并且P为真,并且假设我们相信P的信念是不敏感的。布莱克将这一环境称作形成一个信念所使用的方法,在特定的环境下,P是对我所处的环境做出了恰当回应的信念,但是它同时也导致我相信P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为假。这样,当我形成一个信念所使用的方法没有对我所处的环境做出恰当的回应时,似乎很有理由认为我不知道P。于是,布莱克指出“唯一与S知道p相关的世界是这样一种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在实现信念p时,S与她实际使用的信念形成方法一样”[8]。而在怀疑主义假设的世界中,S的信念是由其他方法产生的。布莱克的敏感性条件捕捉了这一状况,并运用信念形成的方法来表达敏感性原则:

S知道P,仅当“(SEN):主体形成那一信念所使用的方法对其所处的环境做出了恰当的回应,这样它才可以在认知上从P为假的特定环境中区分出P为真的环境。”[7]

通过应用信念形成的方法这一条件,布莱克提出了修正的(WES),旨在修补诸如以上反例所揭示出来的漏洞:

(WES*):S知道通过m那么P,仅当或者S敏感地相信通过m那么P,或者非P暗示了一些Q并且我们认为S知道非Q,非P未能说明S如何会错误地相信通过m那么非Q(m是S实际使用的得出命题P的信念形成的方法)。[7]

布莱克认为他所提出的(WES*)并不容易受反例影响。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熟悉的知觉信念形成方法的基础之上,或者在通过那些方法形成信念的推论的基础之上,P1为假。然而这一命题为真并未说明我们如何可能错误地相信基于实际使用的方法而得出我有手的信念。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判断我们知道“我没有手,由于使用一个无法觉察的以及不可靠形式的声呐,得出错误地相信我有手”为假。

此外,(WES)还面临另外的问题,即这一原则并不适合一般的情况,因而不能作为知识而应用到所有事例中。在此,引入缸中之脑的怀疑主义假设B:我是一个BIV,但是在我看来我正坐在电脑前。在这里,我知道在我现在的环境下我并不处于B中,因为“事物在我看来根本不是处于B中”。然而,我却相信,我不处于B中,即使我处于B中,这样,我就是不敏感地相信我不是处于B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WES)还可以算作我不处于B中的知识,那么(EXP)的条件必定是得以满足的,我们可以得到:

(iB)我处于B中暗示了(M)现在在我看来好像正坐在电脑前,并且

(iiB)我们认为我知道非M,

(iiiB)我处于B中未能说明我如何错误地相信非M。

尽管(iB)和(iiB)都为真,(iiiB)却为假。因为(iiiB)为真要求未经说明的错误信念非M存在。但在B中,我真的相信M,因而错误的信念非M则是不成立的。由于错误的信念通过我在B中却无法被发现应该不能被说明。(iiiB)为假,并且(EXP)没有被满足。接下来(WES)也没有解释我知道我不处于B中。

按照布莱克关于(WES*)描述,确定产生我不处于B中的信念形成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似乎我并不处于B中的信念最终是基于内省的,通过内省,我就知道我不处于B中。(WES*)因此允许我们知道,通过内省我不处于B中,并且我们的主张在这个例子中产生了恰当的结果。

这个例子帮助我们看到了关于(WES*)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限制条件,即限制了S知道P的条件,仅对S实际使用的形成其信念P的方法做出推论。此外,“我不处于B中”等于析取项“或者我不是一个BIV,或者在我看来我没有坐在电脑前”。在前者的析取中我的信念的不敏感性,一个通过知觉而产生的信念,导致了我不处于B中的信念的不敏感性。因此,似乎知觉对于我不处于B中的信念负有责任。然而,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内省的信念形成方法产生了在我看来我没有坐在电脑前的信念。我们也看到,尽管知觉导致的错误根本没有抨击反省产生算作知识的信念的能力,这在现在的例子中得以确认。这是因为,在最近的B的世界中,反省关于在我看来是否我坐在电脑前是很好的。在那个世界中,在我看来我坐在电脑前,并且反省使我的信念非常的恰当和真实,所以去相信。这样,尽管这个例子中,由于知觉的故障,我们仍然有一切理由去相信反省可以产生算作知识的信念。反省中仅有的故障为我们提供了理由,去质疑反省产生这样信念的能力。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一事例有助于我们看到,我们对于(WES*)在方法上的限制有着很好的理由。

布莱克对敏感性原则的分析以及他对德娄斯(WES)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敏感性原则所招致的困境,捍卫了知识论上敏感性原则的合法地位,使敏感性原则不至于因其自身的缺陷而被抛弃。此外,通过对敏感性原则和(WES)困境的解决,还有助于让我们意识到,任何被充分说明的知识都应当参考我们实际上使用的形成特定信念的方法。

三对布莱克反怀疑主义理论的批判

布莱克的反怀疑主义论证,可以说是知识论研究中的一个分析论证的典范。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细心审视,从而对其做出批判性的考察和分析,以期进一步推进反怀疑主义理论的发展。

布莱克以一个在知识论上较为成熟的语境主义理论为基础,一方面可以避免语境主义者对其理论基础的质疑和攻击,从而获得一个理论基础上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当招致其他一些理论的批判时,由于较为成熟的语境主义先前已给予回应,因而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此外,在布莱克看来,将敏感性原则与信念形成的方法理论相结合,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然而,布莱克并没有意识到敏感性原则本身有着无法摆脱的缺陷,作为语境主义理论基础的敏感性原则,始终是语境主义所患得的阿基琉斯之踵。

首先,布莱克要面临一个背叛敏感性原则的困境。敏感性原则是基于我们对知识的一种直觉而提出来的,然而这种直觉并不总是对的,我们不难举出这样的例子来表明当一个信念不敏感时,它仍然可以是知识。布莱克显然对这一情形是认同的。他在解决怀疑主义难题时曾主张,我们可以像语境主义者那样,将“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的命题看作是不敏感的,与此同时,按照语境主义者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这一不敏感的信念却又是合理的,即由于怀疑主义假设解释了我如何可能去坚持一定的虚假信念,所以它可以是有说服力的,而由于缸中之脑的怀疑主义假设的信念形成方法与我们自己的不同,这造成了怀疑主义假设在认知上是无力的,因而怀疑主义假设最终并不能剥夺我不是缸中之脑的信念。然而,在这里,将一个不敏感的信念解释为可以算作知识的思路,这是违背了敏感性原则的。即使布莱克的解释是合理的,也无法挽回敏感性原对于知识的直觉的不可靠性。此外,对双重否定句难题的回应,即便是成功的,那也只是在单一事例上的成功,无法上升到普遍的层面。

其次,布莱克用一个成问题的信念形成的方法概念来修正敏感性原则。布莱克修正了德娄斯的弱化的敏感性原则,将信念形成的方法加入其中。布莱克认为,我们的信念在日常情形与缸中之脑怀疑主义假设的情形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体现在信念形成的方法上的不同。他指出,在日常情形下,我们的信念经由我们自身的一些信念形成的机制或方法而产生,这些机制或方法指的就是我们的“诸如视网膜、鼓膜、嗅神经以及味蕾等物质”[8]。在布莱克看来,信念形成的方法就是导致我们信念形成的一个外在的、事实性的条件。按照布莱克关于信念形成的方法的说明,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认为,我们日常的真实的知觉信念以及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而在日常情形下经由信念形成的方法产生的错觉或幻觉等的虚假信念,都是以这种外在的、事实性的信念形成的方法为基础的;而当我们处于缸中之脑怀疑主义假设的情形下时,由于我们的信念形成的方法发生了改变,我们信念的形成不再以事实性的肉体组织为基础,而是经由所谓的电脉冲刺激和超级计算机的运算处理而产生。按照布莱克的说法,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在日常情形与缸中之脑怀疑主义假设情形之间,我们所形成的信念确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信念形成的方法之间的区别。然而,信念形成的方法作为一个纯粹外在的信念形成的条件,它本身无法让我们通过反思而加以把握,毕竟,当主体处于缸中之脑的境况中时,他是无法通过直观甚至反思意识到自己在信念形成的方法上出现了问题。信念形成的方法在修正的敏感性原则中几乎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而实际上却无法胜任这一位置,因为布莱克并没有对信念形成的方法及其可靠性做出有说服力的知识论上的说明。

结语

综上所述,布莱克的反怀疑主义理论是存在明显问题的。一方面,对于成问题的敏感性原则,布莱克既不愿意将之抛弃又无法沿着语境主义的理念前行,他对敏感性原则所做出的析取式的补充,既没有在敏感性原则自身上做文章,又仅仅是对单一个例的修补,无法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布莱克将“信念形成的方法”这一纯粹外在的标准置于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而在判断这一标准是否正确时,既不能通过反思而把握,又无法寻求其他外在条件的保证,因而缺乏效力。针对这些问题,知识的“安全性原则”似乎更具有生命力。“安全性(safety)原则是新摩尔主义者提出来的衡量知识的标准,在他们看来,一个命题要成为知识,必须是安全的,而常识命题‘我知道我有两只手’就满足这样一种安全性原则。”[3]首先,安全性原则在直观上比敏感性原则更可靠,一个命题如果是知识,那么它一定是安全的,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命题如果是知识,那它却不一定是敏感的;其次,安全性原则比信念的形成方法更为根本,我们甚至可以将安全性原则作为评判一个信念形成的方法的依据,进而对一个命题是否是知识做出判断。而实际上,一旦用引入安全性原则,那么敏感性原则和信念形成的方法都将变得没有必要了。

参考文献

[1]曹剑波.怀疑主义难题的摩尔式解答[J].南京社会科学,2006(6):63-69.

[2]魏屹东.语境论的修正及其对怀疑论难题的解决[J].社会科学,2012(8):117-126.

[3]杨修志,曹剑波.日常语言分析下的新常识哲学:论新摩尔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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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剑波.知识与语境: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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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LCAK T,MURPHY P.In defence of sensitivity[J].Synthese,2007,154(1):5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