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点中学有感

读重点中学有感（共8篇）

篇1：读重点中学有感

读书笔记2

读《重点中学》有感

《重点中学》是毕业于我的母校——衡水中学的保送北大的毕业生何天白的处女作，我身为衡中的毕业生，看完之后有些感触。何天白的《重点中学》以江城市朗清中学为舞台，在近乎日常化的生活故事中，描写了老师、学生、家长等各色人等，反映了现行学校教育内含的种种隐情。与别的校园小说明显不同的是，活跃在朗清中学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多是一些管理者、领导者，如杨之滨校长，尚革校长，以及在他们背后出谋划策的姜承军局长、洪标副书记。这样的一些人物设置与角色倾斜，在反映了作者的视野开阔的同时，还显现了作者何天白的一个良苦用心，那就是以领导层面在“教育改革”旗号下的我行我素和勾心斗角，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当下学校教育的病灶与问题所在。

中国的高中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完全的应试教育。本书中描述了一个虚构的重点中学——郎清中学的数个中学生的高中生活，尤其是当新校长尚革上任之后，学校的一系列政策的变化和引起的学生心理的种种变化。由于既不能辜负上级领导对所谓的“素质教育”的改革期望，又不能让学校明年的高考成绩落后，学校才搞了一套披着“素质教育”外衣的“应试教育”模式，而这个模式却让重视成绩的学生苦不堪言。实际生活中的高中也有很多如此，在素质教育的光环下，应试教育如火如荼的在进行着，学生们整天埋在海量的习题试卷中奋斗。在中国的高中里，学生的压力过大，生活单调。本书的主人公罗亮经历了分班，成绩波动，与班主任争执以及被叫家长的过程，这些在读书笔记2

高中都是些司空见惯的事，而身处重压下的学生们的心理波动变化则很好地描绘了中国现代高中中学生的心理压力之巨大，而三点一线的生活更激发了主人公的烦躁，只有在晚自习下课时能有几分钟出去看看寂静的夜景记忆和原来班上的同学见见面。重压下的生活则只能是这样……

重压下的学生上还有着一批重压下的老师。本书中着力刻画了一个班主任形象张振乾，他算是一个中国高中的成功班主任了，他上面有领导的重托——提升班级成绩，保证班级重点大学上线率，而下则要关心每一位身处重担下的学生，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书中罗亮和张振乾的争执是占篇幅很长的一段，张振乾将罗亮的心理由叛逆引导向了健康积极的一面，但又不失正确的方法，中国的高中班主任也可以说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了。

希望中国的高中有一天可以真正走上素质教育之路，就像作者对校长的命名“尚革”，即为尚处于改革阶段，中国高中教育改革定会成功。

篇2：读重点中学有感

——以长沙中学历史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为例

邓进平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单一式课堂教学已经难以满足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实践，完善中小学生教学内容，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是当前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要求。在众多的社会资源中，博物馆以自身鲜明的个性魅力和深厚的内涵吸引公众，成为青少年感知历史、认识现在、探索未来的重要文化殿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曾指出：中小学校应“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广泛利用校外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等各种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也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并培养青少年参观博物馆的习惯。” 对于历史学科而言，博物馆实物的展示空间、开放的学习环境、丰富的教学资源对于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价值。

2016年是长沙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成立历史教师沙龙10周年。十年来，我们在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提高青少年历史核心素养方面，有不少收获和启示，在这里我们抛砖引玉，以求方家指证。

问题的提出

二、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史料实证素养

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

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正确、客观的认识，必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是历史学的重要方法。在这一方面，博物馆以其海量的馆藏资源，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丰富史料，为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提供了极佳的平台。

但是，史料是不会说话的，只能通过组织社会实践活动，指导学生通过史料去重构历史，并通过这一过程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的意识和方法。有鉴于此，长沙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如2012年利用长沙窑及铜官镇相关文化资源安排长沙市实验中学和长沙市第六中学的师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不仅使学生通过参观出土的长沙窑彩瓷实物以此推翻了唐代没有彩瓷的结论，还帮助学生学会从出土材料和文献资料相映照的方式（即二重证据法）去认识历史。

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长沙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国防科大附中开展的“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走进博物馆”社会教育实践活动。这一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包括博物馆参观、游戏、手工制作、遗址实地参观等形式，不仅使国防科大附中初一年级的学生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感性认识，更使得他们切身体会到历史认识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来实现。

史料实证素养

三、通过学生竞赛活动培养历史解释素养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人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辩证、客观地理解历史事物，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

正是意识到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长沙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连续十年以“追寻历史的足迹”为主题，在全市中学生中组织学生竞赛活动。为了避免活动的单一，十年来的学生竞赛活动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如2012年是仿制历史文物竞赛，2013年是《图说历史》PPT制作竞赛，2014年是《漫画历史》手工绘画竞赛，2015年是“知我湖南人”——《图说湖南民俗文化》竞赛，2016年则是《利用博物馆资源，提高青少年素质》中学生论文评比。这些活动不仅得到了全市中学生的积极参与，更是培养了他们历史解释的能力。

历史解释素养

四、通过学业水平考查渗透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与人文追求。通过历史学习，我们要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国情，具有家国情怀，形成对祖国的认同感；了解并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这方面，长沙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通过在长沙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增加考察有关湖南省博物馆藏品的题目来渗透家国情怀。如2009年长沙市中考历史即有一题为：

2009年5月22日，“凤舞九天――楚文化展”在湖南省博物馆盛大开展。在这次展览中，你可能了解到的是

①凤的形象融入大量文物中，体现了楚人对凤的崇拜　②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　③先进的武器和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楚庄王称霸的主要原因之一　④我们的家乡长沙在战国时属于楚国

A．①②③④ B．①② C．①②③ D．①③④

这一题目使学生体会到长江流域文化中湖南文化的悠久，体会到长江流域是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源头。

再如2016年长沙市中考历史有一题为：

日前，湘籍旅美画家李自健“人性与爱”系列油画作品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下列画家与李自健籍贯相同的是

A．齐白石 B．顾恺之 C．吴道子 D．赵孟頫

这一题既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还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众多优秀的艺术家。

家国情怀

我们的思考

十年来，长沙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在培养青少年历史核心素养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这种合作，我们认为，要使这种合作进一步发展，还可以采取这样的举措：

1．开发基于博物馆资源的教材教具。目前，长沙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正在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开发一套校本课程资源，预计2017年6月出版。

2．通过网络来开发利用博物馆资源。各种博物馆都开始数字化，通过网络，我们可以找到历史课程的一些资源。老师可把所需要的图片下载下来，用PPT展现，让学生自己识读或由老师引导。

篇3：读重点中学有感

本书的特点在于, 它能使读者更集中、更全面地了解苏霍姆林斯基其人、其校及其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施教措施。该书除在苏联国内多次重版外, 还在国外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本书通俗易懂。它既非空洞无物的泛论, 也不是事实材料的罗列, 而是以论统实, 寓论于实。结构严整, 泾渭分明。下面我将结合书本内容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及看法。

一、关于教师的角色定位

读了《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使我了解到, 一个好教师应当具备哪些素养?教师应当怎样去不断提高自己的素养?怎样建立坚强的教师集体?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教师及整个教师集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我想凡读过《帕夫雷什中学》一书者, 定会留下这样一个深刻印象:苏霍姆林斯基作为“教师的教师”的高明之处, 在于让教师们过着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即给他们提供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 让他们有暇思考教学教育难题和总结工作经验, 有暇结合工作实际博览群书, 引导他们沿着实践、读书、科研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前进, 使之不断有所发现, 有所创新, 做到使个人的探索小溪汇成集体的创造洪流, 最终达到用共同的教育信念把全体教师团结成一支攻克教育堡垒的坚强队伍。

教师拥有很多甘于奉献的称谓, 如园丁、蜡烛等, 书中的很多建议也是引领教师向这种无私奉献的角色靠拢。可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不求索取, 甘为人梯的超道德者必竟是少数, 广大教师必竟是普通劳动者, 因而, 教师在更多的时候首先应定位为一种职业, 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人的基本需求有两种, 一物质需求, 二精神需求。在物质方面教师职业缺乏有效的奖励机制, 干好干差区别不大, 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从事该行业 (特别是幼儿园和中小学) , 也难以激发在职教师的内在动力。在精神方面, 教师的工作自由度很低, 整天被大量无意义的事情耗掉宝贵的时间, 被一些意义不大的所谓规范的制度束缚住思想, 思考带给人的不是快乐, 而是无奈, 那么广大教师只能成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教书匠。因而, 现行体制下, 教师中能真正成为名师、大师的人极少。它促使我们深思:当前的教育到底缺失什么?当前的教师到底应该如何去做, 才能有效地使我们的教育富有成效?我以为, 当前的教育不仅仅缺乏的是经费, 更重要的是存在于教育中的普遍的功利性与浮躁心理, 反映到实践中, 就是我们教育表面功夫做得多, 而真正基础的公民教育、美育、劳动教育都很缺乏或走形式主义, 实效不大。教师们很多时候只是机械地完成上面交待的任务, 将教育的目标仅仅定为成绩好, 不出安全问题, 更谈不上什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做一些扎实的、创造性的事。

二、关于和谐的课堂

苏霍姆林斯基在《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这一节中谈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是比较大的, 书中所述:“学习上的成就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对一个学生来说, ‘五分’是成就的标志, 而对另一个学生来说, ‘三分’就是了不起的成就。教师要善于确定:每一个学生在此刻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如何使他的智力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教育技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关于这一点, 就我个人而言, 非常赞同, 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因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每期的期末成绩常常在人均九十分以上, 这种要求显然超过了部分学生的能力水平, 使得教师在教学中常常显得急功近利, 特别是对待学困生常常显得急燥。因而教师要在工作中保护和培养每一个学生的自尊感, 这取决于教师对这个学生在学习上的个人成绩的看法。而教师能否做到这点, 取决于对教师的评价机制。只有对教师的评价更科学, 才能吸引教师在教学上自觉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 使每一个儿童的力量和可能性发挥出来, 使他享受到脑力劳动中的成功的乐趣。学习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和有所发现的快乐。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就不会把教师单纯地看成严厉的监督者, 也不会把评分当成一种棍棒。他可以坦率地对教师说:某某地方我没有做好, 某某地方我不会做。他的良心是纯洁的, 他不可能去抄袭别人的作业或考试时搞夹带。他想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在学习上取得成就, 是通往儿童心灵中“想成为一个好人”的一条蹊径。对于这一点, 我认为应成为育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种课堂中, 教师和学生的感受都是愉悦的, 教师在这样的气氛里工作确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翻读《帕夫雷什中学》, 可以触摸到真理的闪光, 人性的真谛, 智慧的芬芳, 诗韵的神奇。它的确如有人所赞誉的, 不愧为一部“活教育学”。

帕夫雷什中学是个理想国, 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理想国。粗略地看完这本书, 我不敢称我是从事教育的, 我是在理想国的边缘挣扎的一个企图进入城堡的人……

摘要：近来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 深有感触。这是他26年担任校长工作的教育总结, 是他一生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使我们更集中、更全面地了解苏霍姆林斯基其人、其校及其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施教措施。我将结合书本内容从教师的角色定位以及和谐的课堂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及看法。

篇4：读重点中学有感

关键词　　台湾　　台湾国文教育

台湾与大陆同宗同源，有着相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底蕴、共同的伦理传统。台湾的教育与大陆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国文教学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两岸交流的增多，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等领域，也需要了解台湾的教育工作研究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蔡美惠教授编著的《台湾中学国文教学研究》一书，对于两岸的互动与发展，促进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为，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本书理论与考察并重，语言简洁凝练，一共分为七个章节来阐述台湾的国文教学研究，分别为：台湾中学国文教学研究的气象、课程改革的趋势、教材的编选特色、教材的撰写风格、范文教学的潮流、教法运用的方向和实际教学的挑战等。

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笔者感触最深的是本书关于台湾中学国文教材的编选特色的介绍。台湾地区中学国文教材的编制，有多次的变更，为了突显台湾五十多年来，尤其是教改十年来教材编制的特色，本章将现行的台湾中学国文课本与以前使用的教材版本作了对比分析，总结出台湾国文教材编写趋于多元化、教材内容趋于简易化、教材取材趋于本土化三大特点。

首先是教材编写趋于多元化。近十多年来，时代潮流的多元化带动教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向，呈现在教材编写原则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在修订的目的上特别强调：“建立国民中小学课程发展以‘人的生活’为中心，并尊重多元文化价值的理念，培养学生具备科学知识能力以及适应现代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其编写原则，大抵有一下几个方面：能力化、一贯化、本土化、人本化、国际化、生活化、趣味化、主动化、弹性化和整合化等，呈现出相当丰富的多元化取向。

其次是教材内容呈现简易化。科技发达，信息一日千里，学科的分化日益繁杂，学生的课业压力也随之加重，所以，为了减轻学生学业压力以及顺应新信息时代的需要，各课程多有所调整。在选文上，文言文比例稍有降低，现代作品增加，尤其当代作品激增，考量也由文化传承、道德陶冶，迈向生活运用、通俗趣味。其次，选文逐年减少的趋势更加明显、测验题目的简易化，将持续影响着国学教学的简易趋势。

最后是教材取材渐染本土色彩。由于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结构，转为工商业为主的都市结构的同时，城乡冲突产生，乡土文学萌芽，激发了人群对乡土的怀念，刺激了本土化理念的发展。乡土文学有着发扬民族精神、反映乡土生活的使命，正因为深怀着民族与本土意识，以及对传统精神与这块土地的诚挚情怀，乡土文学在台湾当代文学中，居于重要地位。乡土文学的产生与成长，对台湾文艺与民风都有深刻影响，中学国文课程渐染本土色彩，也是时势所趋。

总结台湾中学国文教材的编选特色，我们可以对我国大陆语文教材编选做以下几点思考：

一、语文教材的编选要有经典性

语文教学有一个不可推卸的重要任务：传承民族的、人类的文化和文明。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闪耀着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光芒的。我们的青少年，一定要阅读经典，经典作品在思想性及艺术性方面都展现了某一时代的语言风格和语言内涵，所以语文教材要选取具有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引导学生真正认识到语言与文化的深层关系。

二、语文教材的编选要有时代性

语文教材的时代性主要表现在时文的入选上。时文入选教材有一个困难，那就是优秀的时文是不断产生的，而教材则是相对稳定的，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语文教材的每个单元可分为“必读”和“选读”两个部分。必读部分篇目相对固定，而选读部分篇目则可以时刻变化，以保证教材选文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台湾教材编写原则中，就没有考虑到选文时代性的特点。

三、教材编选要关注学生真实的生活及社会实际应用

近十几年来，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新一轮义务教育教材的编选标准与内容建构处于改革的浪潮中，其中，“教材编写要关注学生真实的生活及社会实际应用”这一要求被提至研讨的视角内。这一论点的核心要求是：教材的设计要注意面向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面向学生的日常生活环境，面向社会实际。这不仅是20世纪教育发展史上课程变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当今各国课程改革的焦点之一，同时，它也是我国义务教育面向21世纪课程改革的方向。

四、教材编选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

当今教育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强调学生的自身发展，这一教育理念体现了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叶圣陶先生说：“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是育人，是培养自觉地、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是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现在社会，青少年感情冷漠化，各种犯罪率上升，学生最为主要教育对象，人文教育迫在眉睫。传统的教育模式下的中国教材选文没有很好地注重这一点，课堂上老师根据教材采取“填鸭式教学”，学生主动性的不到发挥，个性和创造力被扼杀。以分数来评判学生的好坏，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我们应该从传统的教育模式中走出来，尊重学生的主导地位，为学生创造一个积极活波的教育环境。因此，中国教材选文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

目前大陆对台湾教育的研究主要在高等教育方面，对中等教育的研究较少，对中等教育语文的研究更是不多，所以，这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台湾的中等国学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这本书对于台湾中学国文教育中的具体教学板块例如写作和阅读教学等方面介绍还比较简略，同时，对于教学研究个案分析也比较少，对于台湾中学考试研究方面也很少涉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

篇5：读《中学生报》有感

马岭学校七一班 杨丽君

“人生的价值在于何处?生命是怎样的呢?”我反复地思考着。终于，当我读完《中学生报》后，我才知道《中学生报》的“美文专列”中告诉了我这一切。

原来，生命是美好的，当一个生命依恋另一个生命时，就会相依为命，结伴而行，会感觉到世界真的很美好。生命是一个旅程，如果能够乘风而行，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都是幸福而饶有趣味的。

老师常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起初我还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认为是老师让我们更加努力学习罢了。当我看了《中学生报》的“美文专列”这一栏目，才明白：生命是短暂的、无常的，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自己能够活到明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珍惜，学会充分利用生命的价值。追寻你的梦想，做一个想做的人，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亦只得一次机会去做你想做的事。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时，我又想起以前我种种浪费时间的行为，我不禁后悔万分。我终于知道时间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既然我们要充分的利用生命的价值，即人生的价值。那么人生的价值又在于何处呢?我依旧追寻着答案。

在“美文专列”中，我还感悟到其实人生的价值在于超越自我。人生路漫漫，到处都是坎坷。在人生的道路上，困难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把攻破困难比作超越自我，那么判断一个人是否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不应该光看攻破困难的多少，还应该看他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如果他攻破的困难大大超过他的能力限度，那便是超越自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如同一根火柴，只要充公燃烧了，就实现了

它自身的价值;而一块优质煤即使放出的热量千百倍于火柴，只要它

没有充分燃烧，就没有实现自身的价值。想到我从小到大在学习上未

曾超越自我，成绩平平，我很惭愧，决定往后要努力学习，超越自己。

人生之路，坎坷莫测，一步走错，后悔莫及。有时困难是否能攻

破并不在于自身能力的强弱，而只是自己内心的魔障在作怪罢了。所

以，在人生之路上的众多困难之中，很多都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自己

能勇于尝试和探索，不垂头丧气，没勇气，就能攻破困难，勇往直前。

成功并没有什么秘诀，我们周围的那些成功者，都是在横冲直撞的尝

试中寻找机会的。虽然经常被撞得头破血流，失败得更多，但都能找

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和空间。大浪淘沙，百炼成金，雕琢能让玉器更趋

于完美，忍受雕琢之苦方能成大器。所以走过苦难经过锤炼的生命会

绽放出不可思议的光彩——这，就是我在“美文专列”中的最大感悟

之处。

现在我才明白，有多少老师为了把我们培育成才而废寝忘食、忘

我工作，这是多么有利的学习条件啊!我要珍惜这分分秒秒，发奋努

力!超越自我，勇于战胜困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篇6：读中学生守则有感

初二(2）班 左小芝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中学生的我们正直青春年少，意气风发，难免“活泼过头”。为了使中学生们能够德智体全面发展，政府部门就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要求新修订了上海《中学生守则》。内容不多，一共十条。但阅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这短短的十条却包含了我们中学生从进校到上课再到课间，从作业到会风，从衣着打扮到内在思想的各个内容。不仅如此，它还记载了中学生在家庭和社会的许多基本的做人准则和行为规范，真可谓是面面俱到啊。

其实认真阅读完每一条守则，你会发现，其中要我们做到的有很大一部分都只是一些作为一个社会人最基本的道理和准则，要遵守起来并不困难。并不像有些同学认为的把我们框死的“不平等条约”。“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遵守校纪校规，友爱同学，强健身体，孝敬长辈„„”这些内容，并非“难于上青天”。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也以次为傲，既然如此，何不收一收少年叛逆的心，证明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条约”呢？

篇7：中学生读《目送》有感

她在书中写战争的残酷，贫穷的无奈，写自己在一日日的生活中，渐渐黯淡下来的激情和慢慢平和的心境，曾经相信和不相信的东西，在陌生的小巷见到的年幼的童工，父亲离世后巨大的伤痛，一点一滴细微的触动……

她的文字，如冬日晨曦中沾满露珠的青草，带着轻微的潮气和清新，扑面而来。

她的文字，如黑暗海面上绽放微光的灯塔，散发温暖的光茫和明亮，照进心房。

从她的文字中，总能读到一个矛盾的双面的她，时而锋利，时而温婉，时而脆弱，时而感伤，时而朴实，时而华丽，却总是，如此的动人。

也许是岁月增长，人的心也越来越容易忧伤。曾经视若无睹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也在心中烙下了深深印迹。 开始在乎起父母越来越多的皱纹，也开始担忧起孩子越走越远的脚步。

所以，这样的文字，才这样的令人心痛起来。

放下书，闭上眼睛，在苦涩的眼泪中，更多的领悟到生与死那一瞬间的界限。无法忍受，却需要面对的是：到底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篇8：读重点中学有感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灿烂文明的古国。自古以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无论是在物质文明上，还是在精神文明上，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整个世界还没有真正地连接在一起，虽然东西方的交流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在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不像新航路开辟以后那样深刻。在明清以前，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科学文化上，在世界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元代，中国的疆域无比广阔，将中国的科技迅速向四方传递，对其他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尤其对欧洲的崛起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

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表现的综合国力带有明显的不同的时代特征，总的趋势是向前迈进，但这也只是从中国本身发展来说，如果就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中国在明清以后，发展的步伐就落后于西欧，结果导致近代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屈辱。

近代中国经历了重大的转型时期，即由过去的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转型。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在近代转型中，表现出的不是落后，而是一种进化。虽然这种进化的道路并不平坦，存在着诸多阻碍，但是，中国文化前进的步伐是无可阻挡的。而中国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于世界文明之门外，一味闭门造车，或者是孤芳自赏得来的，也不是摒弃中国几千年来创造出的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文化而来的。“文化的创造不能简单地依傍与袭取他种文化，但是文化的创造也不能离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而孤立进行”，“一切优秀的、含蕴丰富、影响巨大的传统文化，无不包容性很强，汲取和消融外来文化能力很强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正是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这种能力早在古代就表现出来，如古代印度佛学的传入，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外来新的学说战胜中国本土的主导文化，而是被中国本土文化加以吸收、改造，变成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体，成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这种学习和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在中国近代表现得更加惊人，也使中国的文化在近代的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

中国的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经历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这是由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人面对着一个重大问题———中西问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国家，而且它的发展史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中国文化的积累是无比丰富的，数千年来不曾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中国人视野所及的其他民族，其文化发展程度都不同程度地低于中国。所以中国人在中国面临巨大变动之前，从未想到过在中国之外会有其他高等的文化，还有可与中国人相比肩、具有高等文化的民族存在。这种心理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每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都会把他们自己作为观察他们群体之外一切事物的尺度。所以在中国人固有的观念里，自己民族以外的民民族族都都是是蛮蛮夷夷。。随随着着第第一一次次鸦鸦片片战战争争的的爆爆发发，，中中国国的的弱弱势势开开始始暴暴露露。。战战争争失失败败，，割割地地赔赔款款，，主主权权丧丧失失，，虽虽然然给给处处在在大大国国迷迷梦梦中中的的中中国国人人以以巨巨大大的的震震动动，，但但绝绝大大部部分分士士大大夫夫仍仍不不承承认认中中国国落落后后的的现现实实，，固固守守““夷夷夏夏之之防防””，，认认为为侵侵略略中中国国的的英英国国不不过过是是蛮蛮夷夷，，并并无无高高过过我我国国有有可可取取之之处处。。正正是是由由于于这这种种固固有有的的观观念念，，他他们们在在对对待待外外来来事事物物时时，，所所持持的的是是一一种种民民族族的的虚虚骄骄、、盲盲目目排排外外的的思思想想，，因因此此还还有有人人顽顽固固地地坚坚持持实实行行““严严断断茶茶黄黄””的的对对策策，，力力主主用用“封关禁海”的办法断绝中外贸易，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外国“制伏其命”。从这里看出，鸦片战争虽然标志着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中国要想适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摆脱贫弱的局面，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坎坷历程。而当时人们面对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中学与西学上。

中国人在看待中学和西学所产生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时代发展中呈现出不断冲突与磨合，正是中西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碰撞以后交织在一起的，从而给中国旧的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促成了中国文化转型。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这与那些能够放弃中国固有的旧传统文化的羁绊，放弃“夷夏之防”，认为西学值得中国人去学习，并且可以成为中国摆脱贫弱受他国欺凌，以达到富国强兵之效的仁人志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而人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使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转折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之后，林则徐等敢于面对现实，注重对真实情况的考察，在实践中逐步改变了观念。林则徐是“师夷长技”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将这种思想发挥得更加充分。在书中魏源进一步把它概括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并形成了“制夷—悉夷—师夷”的思路，在中国知识界迅即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带来了处理中外关系上的新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表明现实需求迫使那些以经世救国为职志的仁人志士们，把腐儒们所固守的“夷夏大防”信条弃置一边。虽然“师夷长技”之说没有正面提出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但是事实上已经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推上了论坛，拉开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讨论的序幕，并对以后出现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丁伟志、陈崧两位先生的评价：“‘师夷长技’之说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史上是划时代的第一枪，是具有行为标准意义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初创，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过渡的首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但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该说，不可避免地遭到当时顽固守旧派的攻击。鸦片战争的结果已经向中国人昭示了中国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西洋的事实，但顽固守旧派在“严夷夏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双重束缚下，极力反对学习外国，或者说它是“奇技淫巧”不可学，或者说它是技艺之末不必学。一时间，林则徐、魏源之说成为众矢之的。无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迈出得如何艰辛，但是它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它揭开了中国人挣脱旧思想的束缚，开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路的序幕。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基础上，使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向前又迈进了一步。对于洋务运动，过去人们的评价往往不高，近年来史学界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它的评价愈发公允。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向西方学习的号召阶段，那么洋务运动可以称为向西方学习的实践阶段。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至90年代夭亡，这三十多年里，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中国兴办洋务，以自强为目的，将“师夷长技”之说由观念变成实践。在文化观念上的变动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引发的中学西学之争上。洋务运动不仅是一场谋求国家自强的运动，而且是一次思潮的兴起。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一月(1861年1月)议复“俄法助战”之议的奏折中，顺带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力”的主张。[2]这可以看作为洋务派开始时推重林、魏“师长”说，并准备付诸实施的信号。要在中国造炮制船，就得按西方资本主义的办法办工厂，就得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和文化的近代化那以此为开端，因此，洋务运动实际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一股以重新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为特色的新文化思潮从此兴起。这场思潮的兴起，冯桂芬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是这场思潮的最早代表作，该书对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冯桂芬对于列强与中国间存在的强弱悬殊之势，不仅敢于重视，而且苦苦探索造成“第一大国受制于小夷”的局面的原因。他大胆地回答道：“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接着他又说道：“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3]在这里，他很清楚地指明，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是天然条件不如，而是“人自不如”，中国人没有奋发起来励精图治，没有尽人事，总之，是中国人的主观努力不如人。因此，解决国家落后局面的办法是知耻而自强。冯桂芬的议论深入到了文化观念冲突的层次，并且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五年的围绕着“应不应该办洋务求自强”这个中心议题的文化争论。洋务派在同顽固派的争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后来成为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一次是同治五年(1866年)冬至六年(1867年)春，关于同文馆应否以“正途人员”学习“西学天文算学”的争议;一次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至光绪元年(1875年)春夏间，关于“筹议海防”的争论。以这两次争论为中心，联系到洋务派与顽固派长达三十五年的一连串争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学西学之争”的概貌与实质。目前，史学界对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模式褒贬不一，但是比较起来，他们的思想确实要比同时期顽固派的思想要进步，他们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且以自强为目的，想要找到一条解决中国落后被动受制局面的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对西学的认识上，显然要高出以前的林、魏等人。正如丁伟志、陈崧的评价：“‘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综观它在洋务运动的全程中所起的作用，‘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的是标新领导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对于中国贫弱的症结和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洋务派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论点的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在人们要求全面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在中国实行变法改制的思潮萌动的时候，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论式渐渐变成了妨碍中国人从根本上去学习西方的羁绊。

第三阶段，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更加强烈，更迫切地想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洋务运动所尝试的道路已经失败，中国将何去何从呢?一个新兴起的学派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曙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派。早期的维新派是从洋务派的阵营分化出来的。甲午战争后，从洋务派分化出来并公然另树一帜的维新派迅速登上了历史的前台。以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后期的先进分子，虽然在政治上、职分上仍是洋务营垒中人，但在思想简介上已经明白洋务派的做法不可取，开始探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方案。他们的言论事实上已成为维新思想的先驱。维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他们的思想带动下，走上了维新变法之路。维新派与以往的派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西方国家形成的新认识，直接成为主张援引西方资本主义成法为模式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鲜明旗帜。维新派的思想家们，以革新者的勇气和自信，奋力破除成见，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有别于“旧学”的“新学”。“新学”一经提出，就在当时朝野知识阶层中引起巨大的轰动。那么，“新学”有何新颖之处呢?就当时及后人的评议而论，主要有三点：(一)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国;(二)兴起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三)复活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精神，改革治学宗旨，整顿学风流弊。可见，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从学理构成上看，“新学”都是一个文化复合体。一方面，作为维新变法学理依据的“新学”，主要是19世纪80年代学习西学的成果。无论就其关于现实的变法改制的政见而言，还是就其对理想社会提出的构想而言，都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康有为的未刊著作《实理公法全书》[4]即体现了他的学说与西学的关系。在这部书稿中，他套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推断出人类存在着固有的“实理”，并断言只有符合这种“实理”的“公法”才是有益于人道之法。康有为构筑了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他认为“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人人都有“自主之权”，因而“天赋人权”的平等观理所应当是社会立法的唯一准则。他又设计了一套符合“实理”和“公法”的社会制度，从议会制、民主制，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到官僚、宗教、法律、礼仪、民事等等。另一方面，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维新派提倡“新学”，力图在中国进行变法，也像前两个阶段中两大派别一样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在康、梁等人宣传“新学”的时候，国内传统文化仍然以绝对的优势统治着论坛的舆情。而且，虽然康有为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但在个人情感上他还是割舍不掉对中国圣贤遗教深厚的信念。因而他借助在中国振兴今文学派来达到宣传“新学”的目的，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时被公认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同中国旧学对比中展开的关于对西学的先进性的论述，其深度远远超过康梁。严复是维新思潮中最激进、最能反映新思潮时代精神的人。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教化学术之非也”，所以他“力主西学，未及其他”。他更断言，中国当前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学：“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除此之外，其道莫由”[5]。总体而论，维新派提倡的“新学”事实上是具有“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

维新派崛起和维新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极端的守旧派在打着“卫圣教”、“避异端”的旗帜下，对维新派进行了凌厉的围攻。当时就全国情况来看，以湖南表现得最为激烈。原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原吏部侍郎叶德辉为首的湖南守旧人士，以“雷霆斧钺，所不敢避”的豁出去的态度，反对“新学”，保卫纲常名教。湖南的新旧之争的重心表现在学术上、文化观念上的对垒。守旧派攻击维新派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有的说康、梁提倡的是假西学;有的说康、梁提倡的西学不合中国的国情;有的说康、梁提倡的西学是弃长取短;有的说康、梁是要把中学化为西学。无论哪一种观点，其核心打击的目标都是康、梁“新学”根据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民权、平等学说构建的改变中国君主专制的宗法制度的变法改制的主张。新旧两大派别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大论战，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通过新旧之学的论争，维新思想也得到大大的传播，不少知识分子接受了“新学”，而且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也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但是，历经两千多年形成的旧文化、旧思想对当时的人们的控制并不是那么轻易打破的，而且康、梁等维新派本身还存在诸多缺陷，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分析得不够准确，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的守旧派又开始对维新思想算秋帐，致使守旧势力出现了短暂的得势，文化的复旧盛极一时。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守旧势力用复旧文化能够解决的，而且维新派推动的中国文化观念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人的进一步的觉醒，可以说，维新运动不仅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而且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更是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

第四阶段，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核心舞台，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向近代化的进一步转型。这个阶段是中国文化近代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戊戌维新的失败，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国事的深深的担忧和思考，从而也引发了一场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浪潮。这场思潮勃兴于海外，表现在民权思想的兴起。民权思想主要是革命派宣传民主观念，与维新派宣传的民主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宣扬中国应该效仿欧美走民主共和之路，所以在文化观念上，他们对待中国的旧文化观念的批判比维新派更为激进。他们继承了维新思潮中激进一翼的启蒙精神，倡导从文化上进行自我解剖，以寻求中国衰败的思想深层的原因。1901年5月创办于日本的《国民报》第一期发表了《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对这种走欧美民主共和道路的革命思想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文中说道：“今日固竞争之世界，不日进化，则日退化，无天可怨，无人可尤，我中国自取也。”“自取”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受专制主义之害，使得“中国两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均为“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这种文化反省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切中要害，达到了对中西文化本质认识的最高水平。民权之说，固在梁启超、汪康年、严复等人于戊戌前的言论中早有涉及，但他们那时的认识肤浅，所遇阻力又大，并没有能够列入维新派变法活动的宗旨中。而辛亥革命期间，流亡于海外、思想跟得上时代进步的志士仁人们，逐步认识到民权之有无乃是列强与中国形成强弱富贫殊别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当世界迈入20世纪的时候，国际大势已经表明中国近代以来争论不已的中西文化问题，其实质并不在于历史经历的不同和民族特色的差异，而在于现实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当时两种文化冲突的焦点，不在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区域的不同传统特色，而在于现实中存在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关键，又在于政治上的施民权与行专制之别。可见，正确看待中西文化问题的实质、向西方学习的实质，在20世纪的开端，在流亡海外的向往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的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那里，已达到利用资本主义的民权政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层次，已达到用自由平等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观念取代封建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文化观念的层次。

这种新文化思潮的兴起对于旧文化营垒震撼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1900年夏，康有为对于梁启超日益趋向民主革命的言论大为不满，师生之间发生了分歧。梁启超敢于直接顶撞师尊，对康有为反唇相讥。他对康有为的批评，表明了梁启超此时此刻已决然地摆脱那种“体用”“本末”之类的文化观的羁绊，于是乃敢痛斥中国学界死守“一先生之言”，政界死守“一王之制”，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于是他认定自由对中国为“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以提倡民权为主要旗帜的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先进人士倍加关注的热点;为兴民权而开民智，成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抨击固有文化落后面的基本内容。换句话说，身居海外的爱国志士们，已经把在国民思想上进行民主主义观念的建树作为文化战线上的首要任务来看待，所以，在短短两三年中，在海外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所进行的大量翻译、研讨和著述，以及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初步检讨反省，事实上都已成为20世纪在中国兴起新文化风潮的重要准备。

三

上述所说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迈进过程中有不容否定的作用，而且当时的进步人士大都接受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的观念，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他们救国重要途径。但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是不是像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呢?事实证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包含丰富的优秀成分，虽然被当时人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所掩盖，但是迟早它会被中国人意识到并把它发扬下去。正如古代一样，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在近代也必将继续发挥出来，汲取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将以近代化的中国文化面貌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继辛亥革命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它最突出的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战的爆发对我国文化界带来的巨大震撼。一战成为成为历史发展转变点，包含着两大特征：一是世界文化走向对话，二是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由于中国人对此感悟不同，一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面临着新的变动。当时，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在一战后，强权主义有增无减的现实，尤其是俄国革命的感召，使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开始向俄国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首先在中国树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面地介绍给国人。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对一战后世界潮流的变动，却无动于衷。他们信仰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主张“好人政府”和由一点一滴做起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俄国式的“过激革命”。1919年夏出现“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论争后，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派最终分道扬镳了。东方文化派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关注。所谓东方文化派，并无明确的界定，它被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贬斥为文化反动派，泛指反思西化并以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一派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玄学派)、梁漱溟(后来的农村建设派的代表)、章士钊(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又称“甲寅派”代表)、吴宓、胡先骕、梅光迪(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又为“学衡派”代表)等。虽然东方文化派内部派别林立，但他们对于世界潮流变动的感悟理路相类：一战是西方文化过于趋重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破绽百出，相形之下，东方文化趋重精神文明是其优长，自有它独立的价值。东方文化派的兴起，是以192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为标志，胡适强调梁启超这书发表以后，如同放了一把“野火”，使西方文明的权威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1920年底梁漱溟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因为一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对话，久受压抑和冷落的东方文化在东西方引人关注，甚至一时形成全球的“东方文化热”，是合乎逻辑的事情。首先，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国中人反省一战，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对话潮流的产物。其次，新文化运动以西学反对中学，以新学反对旧学，于其时思想解放运动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对复杂的文化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一味颂扬西方文化和否定固有文化，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弊端，所以东方文化派的出现又是反省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最后，一战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要求民族自决的呼声日高，东方文化派高扬了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东方文化派强调复兴民族文化，进而复兴中国，这说明它的出现是中国民族进一步觉醒的产物。

由上可知，一战后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发生了新的变动，即由新文化运动的一枝独秀，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东方文化派三派各领风骚的格局和呈现出多远演进的态势。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取向是：调和中西，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复兴;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西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在争取民族革命斗争中，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三者比较起来可以说各有优劣，在中国文化转型中都有积极的一面，但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互相冲突在所难免。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要数“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及以“十教授宣言”为发端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等。论争的实际是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继续。东方文化派提出要重视科学但反对“科学万能论”的科学主义，进而重视审视中国文化趋重精神文明的价值优长，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前瞻性。

综上所述，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中西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差异比较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重要的是从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中认识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而发生深刻的文化自觉。在文化接触、交流中，如果不加以外部的强制，一切优秀的东西绝无丧失之虞。文化是包括文字记载、口头传说、实物实迹、个人和群体行为、风俗习惯等内容。这些东西在特殊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有巨大外部强制力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暂时地局部地被扭曲淹没，但决不可能完全丧失或被完全取代的。”[6]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结果，并不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而是中国文化在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后，逐渐转变成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被中国人接受的新型的文化。

摘要：中国社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即由传统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国文化的转变, 是在吸取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逐步打破中国人思想枷锁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是自明朝而开始的“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 争论的焦点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通过读《中西体用之间》一书有感: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结果, 不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取代, 而是中国文化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后, 逐渐转变成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新型的文化。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学,西学

参考文献

[1]丁伟志, 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清]贾帧等.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中华书局, 1979.第71卷:2669.

[3]冯桂芬.制洋器议.

[4]中国文化研究辑刊 (第一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5]王栻.救亡决论.《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第一册: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