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怎么样

中国科技大学怎么样（精选9篇）

篇1：中国科技大学怎么样

根据公开信息可知：中国民航大学在全国基本上是第一批次招生，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中国民航大学是一本大学。(注：自2018年开始，天津本科一批、二批合并为本科批，分为A、B两个阶段)

教育部门并没有划分中国民航大学是一本还是二本，毕业证上只有本科和专科之分，是几本只是民间的说法。某大学在某省是第一批次招生的话，通常认为该大学是一本大学，在第二批次招生的话，通常认为该大学是二本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的王牌专业有哪些

中国民航大学拥有工、管、理、经、文、法、艺7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覆盖民航主要业务领域，现有1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 ，安全科学与工程入选天津市一流学科，航空宇航和交通运输学科群入选天津市特色学科(群)建设名单。在2021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其机械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3个学科上榜，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居于全国第13名，进入前20%;其中王牌专业有：

天津市一流建设学科：安全科学与工程;

天津市特色学科(群)：航空宇航、交通运输;

天津市第五期重点学科：安全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数学。

篇2：中国科技大学怎么样

中国民航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主要的就业去向是航空公司，机场，等等。

根据中国民航大学发布的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来看，这所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87.80%。其中飞行技术、安全工程两个专业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到100%;统计学、电子信息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机械电子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应用气象学、交通运输等专业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均在90%以上，其他各项数值均保持在不错的水平。

篇3：中国人怎么养老

曾几何时, 中国的人口众多成为很多问题的借口, 最常听到的就是经济不管发展多么迅速, 一平均到13亿人头上就没剩下什么了, 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 现在社会舆论给人们一种印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什么“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养儿防老的观点变得很落后。1997年和2001年, 国家计生委组织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 说明从90年代末开始生育率已经在持续下降, 计划生育的长期强化宣传, 现在很多人认为生育多胎是可耻的了。

然而, 事情真的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人口少了, 升学率高了、失业率低了、竞争小了?其实, 一个社会人口锐减, 老龄化过于严重, 是关系到全社会的人口安全问题。

一个民族的慢性自杀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 一是物质再生产, 二是人口再生产。全球人口增加只是近两百多年的事情。中国以前几千年间人口一直波动在两千万到六千万之间。在近两百多年里上升到现在的13亿人口,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 以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可以看出, 也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恢复到数千万。并且社会人口构成将持续老化, 到时候这数千万人口中, 老年人居多, 年轻劳力很少。

胡主席在人口问题讲话已经讲到人口安全, 提到要“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但是如果现在的生育率不翻一倍的话是不可能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的, 并且由于人口持续老化, 社会将难以发展。比如, 1992年俄罗斯人口总数为1.487亿, 而2002年这个数字已降至1.452亿, 11年中俄人口减少了350万人。一个社会群体要想人口稳定, 就要达到2.1的出生率。前几天公布的上海生育愿望只有1.1了, 就是说放开计划生育, 上海生育率只能达到0.8-0.9, 因为还有单身和不孕的人口, 要是没有外来移民的话, 上海不要过几十年就会垮掉, 上海的今日就是全国的明日, 但是, 现在的文化使大部分家庭已经不愿意多生粗养了。以前邓小平说过, 计划生育只是一代人的事情,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 超过一代人了, 人口安全的环境早已有了大变化。

从人口结构看, 中国目前2亿多农民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成为最大外资投资国。大量外资引入, 中国成为初级产品的世界工厂, 城市下岗工人比例并未减少, 那么哪些人在这些新增工厂干活?农民工!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差, 工资水平较低, 而又面临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水平, 又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 有些连产假都没有, 一旦休假回家生小孩意味着失去目前的工作机会。因此他们的生育愿望事实上比城市人口更低。现在广西、湖南、安徽、贵州、四川以及江西都快出现无人村了, 以前每个村都有小学, 现在四、五个村才有一所小学, 每个班的人数也在减少。虽然年轻父母进城打工了, 但他们的孩子基本都留在农村, 九十年代初老师要转行下海是很难批准的, 现在老师过剩,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有些边远地方的田地因为没人种, 干脆响应国家号召退耕还林了。前几年国家轰轰烈烈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政策,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减少。

虽然现在农村还有很多超生现象, 像美国也一样, 看起来2.08的生育率比较理想, 但很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黑人和墨西哥移民生的。由于下层经济能力有限, 无力提供子女必须的教育, 没有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无法承担今后生产力水平所需要的工作, 这些人中一部分很可能成为社会负担。姑且不谈欧洲和日本, 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经济水平不过比中国早发展二十年, 人口已经负增长了。照这样发展, 大陆统一台湾已经不用费太大力气, 到时直接帮着台湾地区的人养老就行了。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了, 减少人口有何不好?中国人口密度比较大, 但人均资源比日本甚至一些欧洲国家要好。要是中国人口成比例地降低到七、八亿, 当然也不错。但现在只是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减少人口, 反而增加老年人比例, 今后有活力的人口过度减少, 而整个社会压力却不断增加。

自50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 西方人口学家越来越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 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这影响社会生产和开发, 再加上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人口的年龄也在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 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差很多, 因此, 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老龄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

20年前的日本生气蓬勃, 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0岁, 像现在的中国一样, 现在日本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老年人了。有人将日本的衰退归因于经济政策的失误, 事实上更大程度归因于人口老年化, 缺乏有创新力的企业员工队伍。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深层哲理

古人云,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 “无后”所以“为大”其意义在此。孔门的孝, 意蕴是丰富的。一味的控制人口出生, 谁来养活庞大的老年人口?有人说现在存钱, 今后自己养活自己, 但存的钱若干年后还不知值几许?表面上看, 未来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养活双方父母和自己以及独子的话, 事实上远不止这六口人!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小孩的老人也得由社会供养, 还是得通过增加税收到全部年轻人身上,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

很多人认为养老问题随着社会保障的完善, 已经不用指望儿女。其实, 社保系统相当于社会股票和一部分年轻人的税收给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 这样一代一代滚雪球似的永续发展。如果社会老龄化过于严重, 是从社会角度发出的危险信号。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 老年人所持的社会股票就会贬值, 甚至成为废纸。比如说, 本来100个年轻人养活20个老年人应该没有问题, 但今后是20个年轻人养活100个老年人, 就算这100个老年人存了一大笔钱, 但需要这些年轻人劳动才能转化成消费用品, 这100个老年人能存可供今后消费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 并且很多东西是无法存的, 比如医疗服务或旅游。

有人认为老年职工工资应该提高, 因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 要让老年职工工资高, 只能是企业好, 人才结构合理, 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 威胁企业生存, 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 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因为社会承担了很大部分供养老年人的责任, 个人少了后顾之忧, 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 丁克家庭越来越多, 要是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 其实是种自私的表现。

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 一方面又想让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因此, 放松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通过税收由全社会分担, 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 现在不付出, 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 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 多孩子家庭免税, 中小学免费, 美国是富人多交税, 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集中力量培养城市青少年, 牺牲广大农村青少年发展权。

落后真的因为人口吗

20年来, 我国累计少出生人口近3亿, 有人以现在养育小孩的花费来推测计划生育节省的社会成本, 认为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6万亿元, 节省物质技术装备费5.9万亿元。目前, 我国4口人及以下的小家庭占家庭总户数的比例为77%, 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亿人减少到3400万人。这样看来, 好象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都归因于人口的减少, 改革开放政策反倒是次要的了。

印度没有实行计划生育, 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多年, 但现在经济有8%的年增长率。在美国, 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 可3个孩子长大后赚钱却是1个孩子的3倍。由此看来, 生3个孩子最划算。计划生育真的节省了社会成本吗?中国70年代面临粮食短缺, 养活有问题, 当时适当限制人口当然合理的。但现在养育小孩的最大成本并不在于粮食, 而在于其他方面, 比如教育。“望子成龙”的心愿使每个父母都将独生子女当成“精英”来培养, 教育供求关系决定了教育的不合理收费, 教育的浪费情况严重, 师生比很低。以现在同样的成本本来可以培育三个小孩, 而中国是以三倍的成本只为将来培育了一个劳动力!

很多人觉得人多, 就业压力大, 劳动力过剩, 但是, 加拿大和俄罗斯人口比美国少, 为什么失业率反而更高?就业机会是谁创造的?是人!失业就像单身一样, 在什么社会都存在。不要以为某企业家死了老婆, 就可以增加嫁入豪门的机会。不要以为美国将印度和中国的电脑技术人员都赶走, 美国电脑行业就增加了就业率, 正相反, 没有了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 这个行业很可能萎缩, 导致失业率更大。

一定要拿目前中国城市问题来说话, 美国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都有问题, 为什么还吸引那么多人去?因为城市有城市的好处, 当然不可避免伴随一些缺点。正如每年春节期间,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都返乡过年的时候, 北京就像个空城, 长期如此, 城市怎么运转?大城市污染重, 房价贵, 人们还是一个劲儿往里钻, 城市化意味更多的工作机会, 意味着更丰富的生活。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1000美元, 全球企业都往中国跑, 因为现在有劳力和比较大的市场。人, 永远是第一生产力!

日本人均可利用资源远比中国少, 并且还有地震火山, 一样有数亿人口。俄罗斯远东资源丰富的很, 人力却缺乏70%。中国六十年代穷的叮当响, 一样有能力造两弹一星, 一样能搞杂交水稻, 全国受益。人力永远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 只是中间一段时间人口过多, 就本末倒置了。

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口应该以200年的时间从现在的数目回落到3亿左右, 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所谓的专家竟然忘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人口在持续减少, 则说明人口出生率始终低于正常水平, 也就是说在这200年里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话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在不停的老化, 当最终中国人口降到3亿时, 生育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将会下降到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 即使这些人再如何努力中国的人口也会继续下降。似乎很多人对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 那就是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来使生活水平赶上西方, 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 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研究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 而不是要去采用一种纯理想主义来改变这个客观事实。

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而生活水平也可以达到美国人的50%—66%, 中国按照适合人类生存的国土资源计算, 人均生存空间远比日本多, 现在的困难不过是因为分布不够科学合理与城市化水平滞后, 却要舍本逐末的通过减少自己的人口来追求生活质量。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长达千年的“厚去薄来”的朝供外交关系中, 对维持亚洲的稳定非常有效, 现在美国外交界就正在研究学习, 几千年来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以小中华自居是依靠什么维系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价值和稳定, 家庭的稳定意味社会稳定。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现在的学者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 是不影响今后养老的。既然有这样的好事, 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 又能有养老保障, 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说是老有所养, 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谁来养呢?

篇4：中国领导世界怎么样?

中国的新一代劳动者将如同成长时期的英国、美国、日本那代人一样，创造出属于中国力量的价值体系，以此向世界的发展中地区——这一大片还未被欧美世界的发展模式所覆盖的地区，展示中国道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和路径。

世界需要中国领导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月16日刊文称“中国时代已经来临”，世界进入了一个“资源通胀、产品通缩”的时代。日本学者关志雄则认为，中国在能够衡量国家实力的数项主要数据中名列世界第一，“中国第一”时代已经到来。

美国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拉里-萨默斯1月末在瑞士举行的2010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过去25年最重大的事件不是金融危机，也不是柏林墙的倒塌，而是世界一部分国家的快速致富。其中，中国人用了不到30年就轻松进入了消费社会，这在欧洲用了一个半世纪，在美国用了60多年。奥巴马本人在其1月27日的国情咨文中也承认，中国在高铁建设和生产清洁能源产品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人要奋起追赶。

国际社会惊呼世界要回到18世纪以前的中国时代。当前，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要点，多数国家则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2月12日在《纽约时报》刊文声称，“在我们看来，中国正逐渐变得富裕，而在中国自己看来，它在许多方面仍然贫穷得令人担心……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中国成功，我们都需要中国开始领导。”

不过，中国的决策者和民众多数谦虚地声称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够格在国际社会上作为领导者行事。今年1月28日，李克强副总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致辞时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100位以后；城市和沿海地区虽然已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还比较低。”从国内角度审视中国的发展和成绩，困难的确不少。

参加达沃斯归来之后，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这样看，“尽管我们不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但是我参加的会议里，他们问的问题和说的话都是说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我在所有参加的讨论中间最重要探讨的问题，中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领导或者他们更多的说中国提供的领导将跟美国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是否跟美国合作，共同提供一个领导，这是大家的期望。显然从我们国家来讲，从政府，从社会，从思想上，大家没有这个准备，我们还将继续韬光养晦，我们不当头，我们不愿意为世界提供一个领导。”

中国力量的核心构成

对国际社会而言；中国拥有的力量已经超过中国主权管辖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进入了一个海外利益和国际责任迅速扩展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呈相互依赖状态，甚至某些层面超过敏感性相互依存，进入了脆弱性相互依存阶段。也即，如果没有中国，世界找不到可替代的途径来继续推进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日不落帝国”英国为国际社会贡献了自由贸易理念，美国贡献了福特汽车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日本的跨国公司把经营提高到艺术的地位，扭转了东方社会“士农工商”的排序。在日本经济崛起的那几年里，松下电器于1960年实行五天工作制，i971年松下的工资赶上了号称欧洲工资最高的德国。自此之后，用了不到20年时间，日本公司的快速扩张把两亿日本人带入了中产行列。

不过，一个事实是：上述三个大国经济崛起之时，人口从没有超过一亿的。而今日中国，需要崛起的人口数量至少是13亿。要使13亿人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中国还将继续从全世界寻找赖以支撑生活质量提升的资源，这13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也还将在同一种目标下奋斗数年。未来，中国在生产、消费、资源、金融、投资、物流等方面都呈现出支配世界经济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最触动世界神经的是什么呢?总体来讲就是超大的规模和超常规的速度。正是中国的崛起规模和速度让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感慨，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确，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界强国的角色……也许10年至20年后，所有人都会知道该如何重新看待中国。”

“中国的力量不在于军事硬件，而在于其经济能力；它的外交武器不是以武力相威胁，而是其强大的耐心，”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作者马丁-雅克近期这样认为。2月5日，富兰克林一坦普尔顿投资公司明星基金经理马克默比乌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表示，“我们对中国2010年的展望是积极的，这是因为它比发达和不发达市场的相应国家增长更为迅速。”

对中国经济增长最为乐观的预测或许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他预测，到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123万亿美元。这一预测令绝大多数人吃惊，因为2000年全球所有国家的经济产出不过40多万亿美元。204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狙击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1倍，也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在全球GDP中的比例将达到40％，而美国只有14％，老牌的欧盟只剩下5％份额。

福格尔做出这一预测的重要证据之一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所获得的高等教育培训。福格尔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许多西欧国家的高校入学率从大约25％增至50％。而中国在2000至2004年之间，大学招生增长率达50％。未来20年左右，中国中学入学率将提高近一倍，大学入学率增加大约50％。据福格尔计算，这一代高素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6％。要知道，2008年中国20～30岁的人口拥有2亿多，与美国、日本的总人口所差无几。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外界的分析，过去2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低技术含量劳动力的解放。英国《金融时报》前华南区记者亚力山德拉·哈尼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价格》一书中，比较了广东和美国中西部在全球时代迎接挑战时的不同应对之道。哈尼认为广东不仅得益于中国整体经济的活力，也比美国要灵活得多。以农民工为例，广东每年有4000万各地来的民工，在生产高峰季节民工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40％。大批民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这种情况在美国绝对不会出现，美国和欧洲的劳工市场已经不具备那么高的流动性了。

对美国的工人而言，中国的低技术劳动力流动却是一种灾难。詹姆斯·曼在《中国幻想》一书中认为，“在美国各地，工厂关闭，数百万美国人失业。起因就是我们决定向中国商品开放市场。”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强调，“2000年以来，中等家庭收

入已经下降了4％左右，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如果要保证公平，主要的压力应该由社会上层和严重剥削社会其他阶层的金融部门来承担。”但在美国劳动者眼中，工作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归之于中国，只有中国是近期全球经济的亮点。

另外，在部分严肃的智库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力量的核心构成是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整体被低估了将近25％，如果能调整亚洲国家货币的汇率，美国的外贸赤字就能削减1000亿美元，并将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设若压迫中国升值人民币，那么就能缓解美国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及在美国本土创造千百万的工作机会，这就是美国政治家和选民的心态。

认同中国政府力量的还有《中国大趋势》一书作者纳斯比特夫妇，2月5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认为，作为决策者的政府由一群十分聪明的人组成，这批人同心协力构建了中国成长的框架，而且在政府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时，这个框架还充分接纳体制外的创新，以特区、特事特办的形式与时俱进。

在新的时期，经过高等教育训练的一代人，将在全球化的框架内重组中国力量的核心要件。用彼得-曼德尔森的话说，“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是有史以来最有国际眼光的”。这一代的领导人不仅有在国内支撑起框架性力量的政府力量，还有改写全球化框架内要素价格体系、产品价格体系和经营管理体系的新一代劳动者。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一代劳动者将如同成长时期的英国、美国、日本那代人一样，创造出属于中国力量的价值体系，以此向世界的发展中地区——这一大片还未被欧美世界的发展模式所覆盖的地区，展示中国道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和路径。

篇5：山东科技大学怎么样

山东科技大学，顶着种种压力和阻拦，毅然从泰安济南两校区分批搬迁至青岛，这可以称得上青岛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笔，无论科技大学选择青岛，还是青岛选择科技大学，对两者都是重要的。

山东科技大学决定在黄岛建新校区，从开始到现在依然是默默进行，可谓享受了难得的孤独，而当地政府却也很少表态，对其支持和关心的力度也不够，青岛市民对其也不甚了解，只认为是一般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而漠视它的存在，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学校还搬迁到了黄岛，这些都让科技大学的师生无比尴尬。

在青岛市媒体宣传中也从不提山东科技大学的名字，只是反复强调青岛的四所本科院校，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学校的师生的尴尬境地从他们的话中可见一斑：“也许青岛不稀罕我们这样的学校吧，人家需要的是北大，山大这样的高校引进，还是在济南和泰安好些。”“与一些青岛市民提起山东科技大学，会很诧异的看着你，说„你们是民办高校还是职业技术学院啊，没听过，只听过青岛科技大学。‟我们直接和青岛科大合并算了，组建新的青岛科技大学。那样好多专家人才也不会走失了。‟人才走失的原因，很多是因为搬迁到黄岛后位置过于偏僻，生活极其不方便导致。他们说与青岛科技大学合并的戏谑正是看中了青岛科技大学新校区的位置。目前因为山东科技大学搬迁而辞职的专家学者已经不少，他们有的是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的相关带头人。不知道这是青岛市引进的尴尬，还是山东科技大学选择青岛的尴尬。

现在诸如学校园区建设问题，教师宿舍楼问题等等，都存在着许多障碍，至于如何解决，那就看青岛市的政府了。这些大问题暂且不考虑，只一简单的解决科技大学到薛家岛直达公交车的问题，就很让科大师生困惑。科技大学师生若到开发区够物游玩，需要先乘10路区间车到港头陈，再转乘1，2路车。期间浪费的时间和金钱不用多说。为此学校每到周末，只能开几趟前往长江路立群的班车，解决他们够物难的问题。我与当地一个公交车司机说到这件事，人家还振振有辞说，你们反映到区政府也没用，区里能为了你们一个科大增改公交线路？说的让我无言以对。这可是一个综合大学啊，目前师生已经过万，暑假后全部搬迁来此，将是2万---三万人。满足这么多师生生活问题是小事吗？市区政府不能给他们解决吗？山东科技大学本身在夹缝中生存已经很为难了，当地政府的不重视更让他们寒心。当初，刚决定搬迁时，是动员泰安校区的，学生已经把行李都运到了黄岛，但是遇到了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的阻拦，只好作罢，临时动员济南校区学生搬迁。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队人马在无人喝彩声中孤独的搬迁到了荒凉的地方。学生失望，老师失望，本想融入青岛这个城市，但是却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的认同与支持。学校师生期望能与驻青各高校互增交往，共同发展。[原文为山东科技大学学生在贴吧内所发]

篇6：中国科技大学怎么样

广东有8所大学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就有南方科技大学，所以南方科技大学是双一流大学，不过只有1个双一流建设学科。

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评选了2轮，首批建设高校140所，本次第二轮建设高校147所，其中山西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为第二轮新入选的7所高校。

篇7：中国科技大学怎么样

网上的许多资料显示，西安科技大学是西安排名比较靠前的二本院校，是这样吗?我们通过它历年的招生批次来看看吧。

西安科技大学在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市是本科第一批次招生，也就是说在这些省市可以说西安科技大学是一本。而在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西安科技大学是本科第二批次招生，这些省份又可以说西安科技大学是二本。

目前，全国多数省份都已开始合并本科层次招生，一本、二本的说法也将慢慢消失。

西安科技大学怎么样?

西安科技大学是省部共建高校，是陕西省省属高水平大学之一，有19个学院56个本科专业，其中安全科学与工程是国家重点学科，采矿工程、安全工程、测绘工程、地质工程、自动化、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化学工程与工艺是国家级特色专业。

西安科技大学的前身是矿院，所以煤炭安全、机械这些专业还可以，如果是读文科的话就免了吧。

西安科技大学的王牌专业

这所学校是一所综合性较强的大学，办学历史十分悠久，前身是西安矿业学院，以理工为主，多种领域专业协调发展，最有名的的专业非采矿等专业莫属，也是一个矿业特色高校，优势专业学科有采矿工程和安全工程以及物联网工程等，采矿和安全工程专业在全国同类专业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同样是报考专业中比较热门的几个，就业前景十分广阔，所以此高校整体专业实力水平是非常拔尖的。

西安科技大学的排名情况

此所高校目前在本省里排第10名，全国内排名第205名，在全国理工科类的大学里排名还算中等，排名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数据，学校整体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综合实力也在逐渐加强，所以考生需要关注的是高校的综合实力。

总结：不论就读的是一本学校还是二本学校，进了大学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才会获得收获，同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也是很重要的。

西安科技大学有哪些专业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有特殊的要求?

对考生身体健康要求，学校执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十分清楚，必须详细了解以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明确自己身体状况所不适宜报考的专业。

西安科技大学是否有与国外联合办学，出国深造等形式?

篇8：古代中国怎么开“两会”

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会议

从制度层面来说, 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 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 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 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是有本质区别的。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 皇帝自称天子, 其实他是真正的明白人, 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 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 “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古代中国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 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 (朝廷) 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 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 其实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 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的“三公”、“九卿”, 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 有点类似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时间不长, 但相对频繁。到了唐代, “朝参”变成了“常参”, 每日或隔日举行, 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 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 其规模可大可小, 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 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古代“两会”代表都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 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选出来的不同, 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 代表中并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 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 主要有三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驻京大臣才有资格, 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 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 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 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 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三是“专业代表”, 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 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 因为都是领俸禄的, 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

另外, 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刘弗陵 (汉昭帝) 当皇帝时召开“盐铁会议”, 便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 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 表面看来是来自地方和基层, 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 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 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 要求必须敢说话, 善表达, 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 和稀泥、当会油子, 只会摁表决器和鼓掌不行。

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 “代表”们敢直抒胸臆, 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 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和查办。

在“集议”上, 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 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 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 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 结果集议了好几年, 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 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 即所谓“皆不得俸禄”, 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 (公元前81年) 二月, 会上, 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 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 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 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 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 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 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 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

会议最后经过表决, 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 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这次辩论表现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大碰撞, 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 整理出了著名的古代经济思想文献———《盐铁论》。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古代共商国是, 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 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 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 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 也可个人约谈, 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 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 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 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 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 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 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 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 有点像“政协委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 起初并无固定编制, 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 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 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 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 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 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 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 提案被采纳, 儒家地位骤升, 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 至今这一儒家思想都在发酵。

魏徵是唐代最著名的“人大代表”

到了唐代, 谏议制度趋于成熟, 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 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 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 古代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好当。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 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 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 遇到开明的好皇帝, 谏官便很潇洒, 连皇帝都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 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徵、王硅、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如用“人大代表”来称呼这些谏官, 魏徵当是唐代最著名的一位, 也是提议案最有名、被采纳最多的一位。魏徵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 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 夺得皇位后, 提拔他为“谏议大夫”, 后继任“侍中”。魏徵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 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提高公民素质, 慎用刑罚, 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魏徵所交提案中, 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 他称“民如水, 君如舟;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 善待老百姓。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 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或许毛泽东当年就是看了魏徵的“提案”后, 才提炼出了这个影响整个共和国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的最基本行为准则。

相反, 若遇到昏君庸主谏官便不好当, 或遭贬或丢官, 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 美其名曰“尸谏”。如隋炀帝杨广就不喜欢“两会”制度这样的谏议, 他当皇帝时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 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实际上, 即便皇帝很开明, 谏官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 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 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 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

可以说, 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 他们的结局都不好, 贾谊因建言有功, 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 便因遭群臣忌恨, 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 因上交《削藩策》“提案”, 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 斩杀于西安街头。

宋代以后, 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 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 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

篇9：中国的安全环境怎么样

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杨毅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杨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时间 ：2002年4月12日

地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家安全，关系到我们的和平生活、经济建设，也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成败，是每个人深深关注的问题。

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这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使我们的国家安全环境达到了近代以来最好的状态。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新的事态的发展，引起我们对未来安全形势的新的思考。

在第一期"论坛"上，我们讨论了9.11后我们面临的处境；本次论坛，让我们再次聚焦中国的安全环境。--编者

阎学通关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环境；或者说，什么样的安全环境对我们最有利。我觉得，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不打仗，就有了安全环境。不打仗就安全了吗？第二，是否应当把"仗打不起来"作为我们的最高安全目标。我们一直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那么，没打仗就一定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吗？第三，中国到底用什么具体的手段维护和平环境。一方面，世界大国都说要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所有大国都在加强国防建设。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以军事手段，还是以非军事手段维护和平环境。今天我们实际上也是讨论：和平环境的基础是什么？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样看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们今后用什么办法维护中国的安全环境？我们面临的问题很明显，一是台独问题日益严重，二是美国压力不断加大。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改善目前的安全状况，或者是维持现有的安全状况？

什么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根本利益

宋新宁我认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安全或安全环境。我们过去通常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现在，安全的观念已经越来越广了。我认为应当将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结合起来。从综合安全角度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传统安全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中国的经济发展，3、中国的国内安全或政治稳定，4、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在这四个方面，我们是否存在什么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根本利益？

这涉及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布什总统访华时讲，中国是一个未来的世界大国；欧盟去年的对华政策文件称，中国将要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还不承认我们是一个世界大国。所以我们在涉及和考虑对外关系问题时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定位，用以判断外部环境对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际地位是否有利、是好是坏。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仍旧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是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安全问题。对此，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因此国内的政治稳定不会有问题。从这个意义讲，目前的国际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内部政治稳定的。

周边、区域和全球安全环境的分层

宋新宁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中的分层问题。首先是周边。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总体是好的，比较棘手的是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是印度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印度的核武器对中国构成多大的实际威胁，但不能小视印度经济对我们构成的竞争。南亚是欧洲的传统市场。印度虽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但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低估。最近，印度不光与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在加强，而且在经济上与美国和欧洲的往来也在加强。有的欧洲学者提出，由于印度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其市场潜力对欧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对中国是构成一定的经济压力的。中印之间的关系到底能怎样？能不能通过中印之间关系的发展来缓和我们在第三国市场可能构成的竞争？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其次是在区域范围内。东亚地区一直没有实际的区域合作机制，连自由贸易区也不存在。现在，区域合作机制的问题越来越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在东亚能够实现真正的区域合作，应该说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如何面对第三世界。因为在经济上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我们说在政治上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但是在经济上如何真正站在一起是有很大难度的。

再次是从全球范围来讲，我们如何看待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战略环境。从经济上讲，美国和欧洲是中国的两大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在美洲，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在2005年实现，在欧洲，欧盟东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东扩会不会对中国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构成影响？如果北美和欧洲两大市场出现问题，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是近代以来最好

陶文钊改革开放20多年，是我们国家近代以来安全环境最好的时期。回顾一下历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非常痛苦地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的观念，与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打交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这30多年里，在几乎同样的国际环境中，中日都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日本成功了，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家富强起来了；中国虽然进行了洋务运动，但封建统治没有根本变化，也未能成功摆脱列强的侵略，清政府日趋衰败。这30多年中国没有利用好机遇。

进入20世纪后，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是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机，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对中国的控制、渗透减少，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改善，但是，时间太短了。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年时间应当说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执行了对日妥协路线。但长城以内还是得到了和平发展。后来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那么久，除了国际大环境以外，跟那十年中国的发展有关系，但这种发展被抗日战争打断了。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机会，不是中国自己没有很好利用，就是时间太短，被战争打断。解放之后，五六十年代本来应是较好的发展时期。但是，一方面，由于左的指导方针，我们未能始终一贯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建设中也发生了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直到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当时处在冷战时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中国能够与之建立贸易联系的就是苏联阵营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美国一直排斥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直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前几个月，美国才取消了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禁运。到60年代末期，中苏分裂发展到边界冲突，中国一度曾经非常担心苏联的入侵。所以，当时的安全环境显然不好。

邓小平同志在倡导改革开放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从那时以来，20多年过去了，冷战结束了，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他的上述估计没有过时。江泽民主席最近在德国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现在，我们没有大规模的直接的战争和外敌入侵的威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还是近代以来最好的。

目前是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

但战略态势正在趋于严峻

杨毅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问题，也就是我们应该怎样争取一个有利的战略态势问题。我觉得，总的来讲，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提高很大，冷战结束后，我们可以自豪地讲，目前是中国周边环境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原来面对美苏两面夹击，到目前没有直接外敌入侵的威胁，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这个意义讲，现在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但在另一方面，有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是：我们的战略态势正在趋于严峻。

第一，我们在世界战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所受到的压力增大了。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是我们的经济实力持续高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客观上讲，是世界格局的变化使我们被推上了第一线，没有缓冲带了。就像跌跤，跌在草皮上没事，若跌在水泥地上，那就不一样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到布什上台后就比较明显地露出来了。一方面，美国把我们当作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军事上明显对我防范，而在其他方面，既想占领中国的市场，又要防范中国的经济力量过于强大。这样，我们自己就面临着整个国家发展是否平衡的问题：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在世界上的综合影响能力有没有同等比例的增加，经济投入和国家安全投入是否失衡。

第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扩大，中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漫出国界，走上世界。过去，只要国土之内安定，生产照常进行，国家就是稳定的。现在，和世界的联系愈来愈多了。从我们的战略资源看，仅进出口石油一项就不得了。根据对马六甲海峡过往油船的统计，近50％都是中国的。不用别的，如果这一通道被切断，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内的战略石油储备又有多少？另外，中国的外贸对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很大。我们有没有能力维护这些发展潜力，是我们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能不能仅靠国际机制的保障？我在驻美国使馆作海军武官时，曾有美国人问我，一旦发生情况，你们怎么来保卫你们的海洋战略通道？当时，我用外交辞令说，你们美国这个交通警察不是把秩序维持得很好吗，我们只要搭车就行了。但真正来讲，这是不可靠的。如果不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可以搭车；一旦发生冲突，那就不得了。比如，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实行大范围的封锁和海上禁运，我们能否承受得了？从长远来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安全环境变得严峻

起来的三个方面

陶文钊的确，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是最好的，但也正在变得严峻起来。

第一点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发展引起美国的疑虑。中国作为一个迅速上升中的国家，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有疑虑。双方对对方的利益承认到什么地步，相互之间的利益如何进行调适，这是一个大问题。有的美国学者说，中美两国的冲突，是一个历史上的大陆国家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和一个历史上的海洋国家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美国一些人怀疑中国要把美国利益赶出东亚，认为中国在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这整个地区与美国构成竞争关系；这自然引出中国人的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否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是否设法阻挠中国的发展、给中国制造障碍？

第二点就是台湾问题。1979年中美建交后，尤其在1982年"八·一七公报"签订后，一段时间内，台湾问题没有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发展了，海峡两岸关系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自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来，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现在我得到的印象是，美国正在与台湾发展一种有军事同盟的内容、无军事同盟的名义的关系：出售武器、交换情报、培训人员、高层互访，直至像布什总统去年说的"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军事同盟不也就是这些内容吗？这是最值得担心的事情。我觉得，对中国安全态势最大的威胁就是台湾问题。中美之间，还不存在因别的原因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可能。前不久泄露的美国《核态势报告》中提到的七个潜在的核打击目标就有中国，讲到中国时，具体就是指台湾问题。

第三，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近来我感到，对这种发展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对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曲折要有充分的估计。现在的世界似乎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像单极世界。9.11以后一个时期，美国为了组织反恐联盟，单边主义有所收敛。但是不久，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展，它的单边主义倾向却愈加发展起来。比如退出《反导条约》，全世界都反对，联合国连续三年开会都呼吁维护《反导条约》、维护这个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石，但美国就是要退出，谁也拦不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就是不批准；《禁止生化武器条约》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就是不支持。这种发展趋势是令人忧虑的。

这种安全压力来自何方

宋新宁 从战略上讲，主要问题是如何估价美国的战略态势。对美国现在的单边主义倾向，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从整体来讲，美国的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放弃了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构架。战后以来，国际社会的多边机制大都是美国搞起来的。美国在小布什上台后出现单边主义强化的趋势，但主要是在某些问题领域。现在很多人把美国的霸权界定为"制度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霸权比单极霸权更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的单边主义究竟只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加强，还是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这个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单边主义的出现是一种过渡性行为，即从一种制度霸权向新的制度霸权的过渡。目前存在的另外一个争论是：现在的国际制度是不是仍旧是美国独家称霸，其他国家"搭便车"。美国在70年代曾进行过较大的战略调整，其主旨就是不能让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领域由美国独家承担责任，其他国家都"搭便车"，而应当由各国共同分担责任。

阎学通在安全环境的界定上，我的看法可能和新宁不太一致。如果把我国的国际环境分为三个方面--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安全环境的话，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是最好的。出口每年都增长，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美国、欧洲、日本，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中国采取经济遏制政策的。回顾历史，中国经济上出大问题都是出在自已的政策上(大跃进、文革等等)。我也不太同意进行战争必然破坏战争国经济的观点，美国二百年来进行了许多战争，但美国经济却不断发展。抗美援朝我们打了三年仗，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境外和边境地区有过几次防御性的战争，但战争期间和战争后的经济是否能够发展，情况差别很大，战争与经济发展与否似乎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我认为战争与发展的关系不是绝对的。

我们的国际政治环境面临的威胁并不大，但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在明显增大。安全环境的大趋势是威胁在增长而不是在下降。我们安全最好的时期是80年代未和90年代初，1995年时还没有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危险，1996年起安全形势恶化了，关键就是"台独"问题。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想绕也绕不过去。台湾问题会不会导致像苏联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和印尼东帝汶独立所引发的那种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呢?这种风险使得我们感到台湾势力发展所带来的紧迫性。

这种安全压力来自何方?我觉得，与美国当局含蓄表达的支持台湾和平独立的政策有关。美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判断有变化。原来美国认为台湾独立必然引发战争，现在的判断是可能不会爆发战争。认为台湾独立没有战争风险，所以美国就开始支持台独。这是个根本性问题。如果它认为台独有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核战争，美国就不会这么干了。美国很可能不满足于与台湾的实质性军事合作，有推动美台正式军事合作的危险--美台联合军事演习，甚至恢复正式同盟。

导致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是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上升所致；一种说是我们的政策没把握好。而我个人则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即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对手所决定的，这一点非我们所能改变的。除非在世界上能出现一个在实力地位上比我们更有潜力的国家对美国真正构成威胁，否则这种局面不会改变。这是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其他因素都是第二位的。我们只有承认中美结构性矛盾这个事实，才能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政策。

美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它在一个档次上，它只是认为现在没有比中国更能对他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发展趋势是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现在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国局，好像更重视中国了，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防范中国的力度加大了，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有个苏联局一样。

现实的安全威胁，就是台弯问题

宋新宁 如果说我们面临什么现实的安全威胁，那就是台湾问题，这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导致中国卷入战争的问题。其他都算不了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当向世界表明我们的利益所在，明确为什么台湾问题对中国是生死攸关，没有妥协余地的。就像小平同志在谈及香港问题时讲的那样：谁在香港问题让步，哪个政府都得下台。这就是我们的底牌，这就是我们无法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的原因所在。

阎学通我们在21世纪面临着三大任务(维护和平、实现现代化、祖国统一)，我们应侧重哪一条，如何选择呢？这三项都实现最好，但如果不能都得，就有个次序问题。

杨毅对台湾问题，有的同志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也有的从政治方面考虑。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根本利益示考虑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它就要牵扯你多少经济、政治、外交精力?你要投入多少资源?花多少军费?只要台湾不独立，我就一心搞国内建设，并在军事上进行威慑，以武促统、以武制独，这是最理想的，但形势发展会不会如我们所愿?因此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怎样维持和改善目前我们的安全环境

宋新宁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和改善目前我们的安全环境。我并不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中国目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分层次地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界定清楚，把我们的各个问题领域的底线界定清楚。许多国家对我们有所怀疑，缺乏信任，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么快，国家政权如此强大有力，让人产生疑虑，不知道中国要谋求什么样的利益，因而把我们看作潜在的威胁。许多问题就是因为界定不清、底线不明造成的。

陶文钊 当然，我们在国际格局中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中国倡导一种新的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这是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的。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潮流，但反全球化也是一种世界潮流。因为近十几年来的状况确实是：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拉大了，穷国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增加了。所以许多劳工组织就认为，全球化只是富国得到了好处，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大跨国公司得到好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获益。所以这些年来在西雅图、在达沃斯、在热那亚等爆发过多次劳工组织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2000年10月在汉城举行欧亚23国（包括欧盟）首脑会议。与此平行，有一个"人民论坛"，这就是一些欧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去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决定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有南海岛屿的领土争端。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我近年来在曼谷、马尼拉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时，一些东盟国家学者对我讲他们自己的"小国心态"，要我们中国对他们的担心表示理解。倡导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通过互利的协作达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通过经济上的共同繁荣，还能消除误会、增进信任，因此这不仅对双方的经济发展是双赢的，而且也对改善我们的安全环境有利。

不使用军队，还是使用军队才

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

阎学通如何改善我们的安全环境?靠把经济搞上去、靠外交工作、国防建设要加强等等，都是必要手段。但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个策略问题。面对外部威胁，是靠让步、妥协来满足对方一部分要求来减少威胁，还是让它清楚地感觉到，严重损害你的利益的后果将使它付出太大的代价，从而知害而退?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句话：既想在决不使用国防力量的前题下，改善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没有使用过的军事力量是没有可信性的，这种力量的威慑作用是很有限的。当对方认为你的军队没战斗能力，认为你没有使用军队的决心时，这支军队就没有威慑力。是不使用军队才能维持和平，还是使用军队才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

杨毅单纯靠外交，不行。单纯靠经济，也不行。我觉得应当是综合性的。在此问题上，应该说，加强军队建设、加大国防投入，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情，而应当是全民族的。是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加强国防建设，有人就要说中国要扩张，就说面临中国的威胁，实际这是误区，我们自己首先不要束缚住手脚。我们的发展要成比例的同步发展。另外，发展军事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全都是负面的，可以拉动高科技产业，带动整个的发展。总的来讲，不应只看到眼前，要有忧患意识。面临战略态势的严峻，我们还是要综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强国防建设的投入。

敢于拼命，对手知道你会拼命，

才会不敢过分玩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