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精选6篇）

篇1：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应将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

2010年07月27日 08:48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

2条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资料图)

凤凰网财经讯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秦晓表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秦晓结合自身长期从事大型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管理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思考发表了演讲。他分析了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论，提出了政府职能、国有资产和城镇化等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问题。以下为演讲全文：

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秦 晓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篇2：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秦晓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 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 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 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 和 “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 “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 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原载：优米新视野 2010-08-17）

链接一：

秦晓简历

秦晓，1947年4月出生，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8月已退休离职）；还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多家国内外公司的独立董事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任职于招商局集团之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秦晓博士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2001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经济学、经济管理和社会转型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专着。

链接二：

“公共知识分子”秦晓：重新启航

今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们，聆听了一次关于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问题的“思想启蒙”。讲稿后来广为流传，在社会价值生态变幻的当下搅动人心。

充当讲者的，是63岁的秦晓。8月23日，他正式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在中国，一家重要央企的执掌者，其职位与任期固然由组织部门来确认；而秦晓对于国有体制一直有自己的理解，拒绝“官商”标签，并在同类人中以善思辨著称。也有人觉得他角色错位，即使在一些朋友和老部下中，对他的学术偏好和思辨精神也有不以为意者。

招商局由清朝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史上几经沉浮。1999年由交通部直属企业，改为由中央直接管理的39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2001年，秦晓转任招商局集团的“掌门人”。

当他提出的招商局“新的再造工程”目标接近达致之际，以年龄原因退休。膝下一女与夫人长居澳洲，他不愿与外人多谈家事，亦不见卸任后颐养天年的念头。事实上，近年来秦晓治学劲头十足，频有文章引起关注。

秦晓出身于干部家庭，经历了新中国国运数十年的起伏跌宕，不可能对时代大势无动于衷；作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西方社会精英阶层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抑或更推动了他内心的自觉：“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40多年前的秦晓，并不会意识到日后会成为一名活跃的现代思想启蒙积极分子。那代人接受的是另外一套思想和职业教育，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逻辑，“接班人”的思想觉悟，一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秦晓就读于北京四中，一所干部子弟汇集的学校。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来袭，正在读高中的秦晓也成为一名“红卫兵”。但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并不赞同过于激进的阶级斗争方式。他和同学孔丹(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等人组织几十所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出面保护老干部，试图制止批斗、抄家等过激行为。他和一些同学对暴力革命逐渐产生反感，并最终走到了对立面。

高中毕业后不久，秦晓便被“上山下乡”的潮流裹挟着，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一个牧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身为“老三届”中一员，对于那段岁月，秦晓后来若有所悟：“很长时间我没有觉醒，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数年知青生涯，他阅读了大量书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影响尤深，促使他走上反思的道路。

1976年秋天，“文革”因毛泽东的逝世而告终结，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开始成为一种社会上下的共识。此时的秦晓，在历经一系列求学和职业选择后，于1983年步入中南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1986年，他来到中信集团，而后逐步拾级而上，位至总经理。

凡见过秦晓的人，公开或私下，皆感慨“此公敢言”。在香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台上发言嘉宾是国资委一位官员。现场曾就一话题展开争辩，台下秦晓直言“你们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闻者肃然。

秦晓身形瘦削，面容严厉。不过，与针锋相对的言辞相反，招商局同事对其工作风格的评价，多是“潇洒，进退自如，也不会逼死人，尺度拿捏得当”。

他痴迷围棋，平日常与孔丹等友人对弈。一人待在办公室时，也会独自打谱，或者读书。而最为外界称道的，是秦晓50岁那年，任职中信公司总经理期间，开始攻读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数年后以《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论文拿下学位。他曾自嘲读博士的经历致其“永久性脑损伤”。

不难理解，这样的国企领导人，空降到具有130年历史的招商局时，会产生何等撞击力量。（原载《新世纪》2010年09月08日）

评论一（正方）：

从秦晓看被压抑的改革民意

鱼刺

最近，有幸读了即将卸任的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全文，说实话，这是迄今我看到的国企较高级领导最精彩的一个发言，其对于普世价值的认识和解读恰当而充分，对于中国问题和道路的见解深刻而明确。赞叹之余，我忽然有个疑问：作为招商局董事长的秦晓，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否也一直如此坦白自己的观点？

我们有个说法叫“两头真”，是说我们的领导，直到在退休后才可以说一点儿真话。那么，这个说法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在其掌握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期间，他们一直说着官话、套话、假话和空话。这对于实际工作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管理肯定是虚假和浮华的，难以符合真实的民生和民意。更大的问题是，社会管理者在普遍的官话中自我循环，也让我们对整个社会形势、改革进程、民声、民意的判断都出现了问题：比如我们习惯于套话和官话，肯定就会忽视民生与民意；习惯于颂扬和赞歌，肯定就会躲避问题与矛盾；习惯于迎合和稳定，肯定就会压制异议与呼声；习惯于顺从和服从，肯定就会漠视改革与进步„„。

我们都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说着言不由衷的官话，形成了一种语言和反馈的定式，违背这个规则的就不合时宜或者政治不正确，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也造成我们自满于现状，实际上却背离了社会现实，失去了民心民意，终究要受到社会规律的惩罚。另一方面，民主一直也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至今总认为民众的文化素质还不适合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众的文化素质有问题，而是我们社会的表达和管理机制有问题。

我们对于“不当言论”的控制，对于反对和异议的排斥，对于公共舆论的选择和压制，恰恰抑制和歪曲了正常、真实的民意表达。可见，自由的公共舆论、畅通的沟通渠道、以及保证舆论畅通、自由的法律和制度，是社会管理得以符合真实社会、真实民生、真实民意的首要前提；也是我们判断社会现状、维护稳定、推进改革、良性发展的首要前提。缺少了这些，就难免越来越脱离现实和民意，造成社会管理的懒惰、浮华、虚假、腐败和落后。

确实是这样，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和文化启蒙，中国社会已经有足够的社会管理和知识阶层，接受和深刻的认识普世价值观。而我们的社会也恰恰因为缺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使社会和普通民众，对于现状也有比较强烈的不满和改革要求。我们试想：还有多少象秦晓这样，身居高位，头脑里有着清醒的认识却没有表达出来？或者不能够正常的表达出来？造成我们实际上对社会形势和民心民意的误判，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无限滞后，造成社会裂痕和矛盾的不断扩大和积聚„„。

近年，我对于思想文化启蒙一直有几个判断：一是、启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管理者的自我启蒙；二是、启蒙要致力于催促、推动政府觉醒和主动进行改革；三是、思想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完成，已经有足够的社会阶层接受和具备了足够的现代文明观念；四是、对于社会和民众的启蒙和改变，一定要依靠制度的力量才可能普及，才可能真正的改变整个社会。所以，我们以往对于国民性和社会无序的批评，实际上恰恰是倒果为因，只有良性的法治和制度才可能塑造良好的国民性和社会秩序。当然，我不否认一个良好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付出长期、艰难和曲折的道路。

所以，我略改一下秦晓发言中的几句话作为结语：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还有公共知识分子，要抵制权力和世俗的诱惑，独立、真实的表达自己，秉承普世价值，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政府和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原载凯迪社区

2010-9-7）

评论二（反方）：

对秦晓先生演讲的几点质疑

mengbingnan

在网上拜读了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先生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将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中”的演讲，有几点质疑，写在这里，仅供有兴趣者一笑了之。

我的感觉，整个演讲充满了盲目迷信西方文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否定的思想。

秦先生说中国没有通识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在废除科举制度后一味地跟西方的屁股跑，搞什么学科分工，越分越细，丢掉了自己特色。忘记了“歧路亡羊”的古训。中国传统教育先育人，从培养健全人格入手，在学习识字过程中打好人格的健全的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佛教是外来的宗教，道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虽说儒释道三者并存，但主流意识是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育人。西方是靠宗教育人，学校不抓道德教育。“因材施教”本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最为精彩的灵魂，可是我们丢弃了，大搞应试教育。当然，秦先生在这里讲所谓的大学通识教育是为了宣传“普世价值” 做铺垫。

秦先生接着开始了他的“普世价值”的宣传。他所讲的所谓“普世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核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从演讲中可以看出，秦先生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偏爱。为什么中国没有启蒙运动，如上所述，中国没有宗教产生，更没有象基督教那样的残酷的宗教压迫与思想的束缚，对伽利略的宗教审判就是佐证。中国儒家主张以“仁”治理天下，提倡人本思想。这是东西方在古代文化的差别。所以，中国的专制主义与的法国的专制主义有所不同。启蒙运动领导者不就是吸收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而提出来的“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思想的吗？“个人价值”有其合理性，但是也有其弊端，凡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吗？克雷洛夫寓言“天鹅、龙虾和梭鱼”就是对“个人权利”弊端的最好的注脚。个人自由与集体的关系处理不好，非但是个人问题，还会影响家庭和社会。中国的先哲早就看到了这一点，社会的伦理关系依赖于家庭关系，而个人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的至上势必破坏家庭关系以致社会伦理关系。美国的单亲家庭之多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至上的恶果。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常识，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是社会人。一个人行为不单关系到行为者本人而且还关系到与其相关的人。正如孩子的健康关系到父母，同样父母的健康关系到孩子。天要下雨，娘要改嫁。是强者对弱者实施的行为。一个男人只管自己的喜恶，抛弃自己的妻子以及孩子，就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一个对自己的亲人、家庭都不负责的人他会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负责吗？秦晓1975年毕业于矿业学院机械专业，虽说后来读了哈佛的经济管理的博士学位。但是缺少人文科学，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为缺少。从他的讲话中就反映出来。也是一个言必称希腊的人。

中国传统价值里面到底没有“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在秦先生看来是没有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分析了有关的争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是概念的差异和理解不同引起的。仅以“自由”说明之。中国对自由的理解是绝对的自由——无拘无束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是指不对他人的自由不构成危的自由，这与我国儒家的“子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谓同工异曲。

秦先生主张服务型政府，政府不要干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赞同者，而且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秦先生难道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尼克松的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的恶果么？最近，在奥巴马签字，颁布了对金融业最强有力的监督法案吗？通过唐骏造假事件我才知道，美国是全世界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度，这恐怕是政府不干涉的结果吧？美国政府倒是保护了本国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每年5亿美元的收入，既解决了就业又有GDP，何乐而不为？却贻害全球。美国从来是不考虑别国的利益的。中国为何改革30年经济发展如此快，完全得利于政府干预。现在的台湾倒是实现了秦先生所主张的民主政治，政府是服务性，经济不但不发展反而倒退。请问秦先生对此作何解释。（关于“民主”我写了一篇博文“民主没有是非”，是对民主的弊端做了初步的剖析。欢迎批评指正。）执政党通过一个决议何其难也。台湾创造亚洲四小龙的奇迹恰恰不是现在的民主政治时期。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至今都搞不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不愧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只懂经济。我看秦晓先生也是如此，只懂经济。秦先生非常崇拜《国富论》。其实《国富论》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理论总结，其理论基础的前提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公平的。可事实完全相反，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多是盲目的、投机的和贪婪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所决定的。别说亚当·斯密，就是耶稣也改变不了，不然他创立基督教作甚？

秦先生拾人牙慧，大谈城乡差别的消灭。我从小就无数次听过消灭城乡差别这种说法。50多年前读小学时，每到放假我就带上假期作业到农村去过。虽说乡村在许多方面不如农村，但是有其特殊的魅力是城市所没有的，至今也是如此。这不，城市周边的有条件的农村办起了农村旅游，就是证明。我这时才思考关于消灭城乡差别这句话的意义何在，发现这是一些所谓的极端人士提出的动人口号，根本做不到。一言以蔽之，只要农业生产存在，只要城市存在，乡村就存在，城乡本质差别就存在。物种的多样性和事物的多样性造就了这个纷飞多彩的世界。有人却要消灭城乡差别，这不是反自然的事情吗？当然可以减少两者的差别。但是，农村田园般的生活是城市的生活永远所代替不了的。

篇3：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老字号”是集我国几千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为一体的瑰宝。当今, 它“逆势飘红, 独秀商场”已经成为商业服务行业的一个重要载体;它“历经沧桑, 岿然不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标志、历史符号;它“千锤百炼, 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传承与发展并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杰出典范;它的存在意义已经具有完全有别于纯商业企业的时代诉求和社会重任, 已经成为当代“新中国”建设中的一剂强行针、一股强势力。

与众多中华老字号一样, “张一元”历经百年的发展, 在中华茶文化领域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造就了其独特的品牌价值。从一方茶摊, 到全国茶叶界的龙头企业;从单店经营, 到拥有120家连锁店, 成为集产、供、销、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从1992年销售额800万元, 到2008年突破4.3亿元, 连续数年列居全国茶叶内销榜首;从默默无闻, 到先后荣获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茶叶第一品牌”等诸多荣誉称号, 成为远近闻名的著名品牌;从统购包销特色不足, 到以茉莉花茶“汤清味浓, 入口芳午, 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而香飘万里远销海外, 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青睐, 茉莉花茶加工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从服务广大百姓, 到成为奥运村中国茶艺室唯一指定运营商, 百余年风雨历练, 百余年沧桑巨变, 张一元始终坚持“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始终承担着艰巨的社会责任和历史重任;始终乞求着尽善尽美的产品质量;始终秉承“人品如茶品, 好的人如好的茶一样至清至纯”的人文理念。

改革开放之初, 张一元就将“打造品牌”当作企业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将“创新”视为企业发展的永动力。率先建立起茶叶生产基地, 由此打开了中国茶产业向集产, 供, 销于一体的发展新思路, 带动了茶产业从一家一户式的传统生产方式, 向科技化、集约式转变;举办了京城首届绿茶节, 由此更打破了京城花茶一统天下的旧格局、改变了地域性传统的饮茶习惯;摸索出独特的连锁加盟之路, 使民族产业为跻身国际化市场铺平道路。同时, 积极拓展外延产品, 张一元桶装水、茶食品等新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赋予传统产品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先后恢复了断档几十年的传统工艺, 如“茉莉毛尖”、“柚子花茶”, 由此探索出一条对传统技能, 技艺更有效的传承与创新的新方式, 实现了由“博物馆”式的保护向“市场化”转变的发展。多年来, 一系列独具匠心的举措不但使“张一元”品牌逐步成熟、深入人心, 更突破了我国有名茶却无名牌的历史瓶颈, 铸造出了“中国茶张一元”这一令国人骄傲的民族品牌。

在喜迎国庆六十周年之际, 张一元又坚定而有力地迈出“做熟做透北京, 覆盖全国, 走向世界”的步伐, 即河北、山西、山东、内蒙、杭州等省市成功运营之后, 又成立了天津分公司, 最大限度的实施品牌拓展, 成为推动老字号的商业文化交流和民族品牌的发展,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当今, 金融危机远未平息, 张一元人高举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 切实贯彻“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的方针, 以“务实、稳进、创新”的发展思路, 以品牌扩张为主导, 紧抓市场机遇, 不断提升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使品牌真正成为抵御危机的最佳武器, 企业发展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 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15.2%, 利润同比增长17%, 上缴税金同比增长37%, 又创造了一个行业奇迹。

篇4：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今天我也可以这么讲,十年以后,很多人会说,中国的经济也好,世界的经济也好,都是贵州惹的祸。如果你不参与整个大数据的建设,不把自己的企业真正变成一个互联网的制造业,我相信你一定会像今天一样抱怨和埋怨。

我觉得任何事情要站在未来角度看今天,而不仅仅从今天的成绩,今天你能做什么能力去看待未来。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很大变化,我相信未来30年是人类社会最精彩的30年,未来30年也是令人期待的30年,未来30年是令人恐慌恐惧的30年。

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纠结的年代,经济下滑趋势,小公司在关门,说是因为互联网, 大公司无所适从也是因为互联网,反正每个人都怪因为互联网我们出了麻烦。但另外一方面,又发现很多欣欣向荣的企业在不断的起来。

前段时间我面试了六个年轻人,我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幸好是15年前创业,要是今天创业, 肯定被这帮小子活活搞死,因为他们用的大数据, 他们用的是互联网模式,他们说的很多东西我不是很理解,但是我相信,一旦我理解,我会越来越恐慌。

其实今天来讲,我们喊了很多年的信息数据时代开始,政府转型创新的时代开始,转型、升级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正在开始形成,也许很多人说我们期待转型升级。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就是煤,是真正释放人的体力,希望更强。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起来之后释放了人的能力,人希望能走得更远。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说会是什么商业形态,这是我最近考虑最多的,因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变革对商业的形态所造成影响是非常大,必须从组织上去思考,我们未来组织应该怎么样。我思考最多就是任何一次军事变革经过很多年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商业的变革。

可以讲,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次技术革命会造成什么东西 ? 因为这次技术革命释放的是人的智慧,人的脑袋。人们没有去想过这次技术革命对整个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的组织不是公司雇佣员工,而是员工雇佣公司。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因为整个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数据的产生,人类整个社会商业发生变化一定会造成整个社会发生变化,经济、政治体系发生变化。 所以大家要去思考,什么样的组织才适合未来,什么样的团队能够适合未来 ?

另外我想今天重点讲的是从IT到DT的变革。 我们认为IT和DT以为是技术的提升,其实这是两个时代的竞争,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DT时代的思考,DT时代的思维。IT时代是让自己更加强大,DT时代是让别人更加强大,IT时代是让别人为自己服务, DT是让你去服务好别人,让别人更爽,是以竞争对手服务竞争对手。IT时代是通过对昨天信息的分析掌控未来,控制未来,而DT时代是去创造未来。

IT时代让20% 的企业越来越强大,而80% 的企业可能无所适从。而DT时代是释放80% 企业的能力。所以整个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IT时代把人变成了机器,而DT时代把机器变成了智能化的人,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时代。

未来的制造业不仅仅是会生产商品和产品, 未来的制造业制造出来的机器必须会思考,必须会说话,必须会交流,未来所有的制造业都将会成为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终端企业。未来的制造业要的不是石油,它最大的能源是数据。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竞争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竞争。所以,以前如果说从平台型企业,以服务别人为中心,和自己企业服务为中心,我想这儿有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建立了全世界人类历史最强大的军舰,叫做大河舰, 它拥有强大的钢甲,最强大的力量,他认为他可以摧毁一切,但是它第一次远航出去的时候, 想找航母对抗,连航母都没有找到,被几架飞机给击沉了,因为航母是一个平台,自己不产生进攻能力,让航母上的舰载机具备强大进攻能力,它是一个生态。所以不管你自己有多强大,要思考让员工更强大,让你的客户强大,让你合作伙伴强大,展开竞争。假如我们对未来DT时代整个思考不去把握,那么我们的技术将是无形,还是生活在昨天。

今天我们看到无数企业在追逐、发现和参与大数据时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互联网的公司今天很快沦落成为传统的互联网企业。我们看到很多IT企业变成了传统IT,因为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IT,我们就进入了DT。互联网企业要参与社会变革,参与经济发展,让整个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强大,所以让经济更富裕,让人类更幸福, 是所有互联网大企业的历史担当。

今天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上网看新闻,不仅仅是购物,不仅仅是玩游戏,不仅仅是聊天,互联网必须成为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巨大的能源和动力,如果我们把互联网仅仅当成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就像曾经把中国发明的火药只能当做是放烟火,只能当炮仗,而别人把它当做机器。

篇5：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演讲

去年我在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驻校写作, 和喜欢中文的学生有些交流。他们很兴奋地对我说, 中国文学我知道啊, 老子, 孔子, 李白, 杜甫!了解得多一点儿的学生说, 我知道曹雪芹, 但我看不懂《红楼梦》, 为什么林黛玉喜欢贾宝玉不直接告诉他呢?不好意思挑明写封信也可以啊, 她总是整天哭哭啼啼最后把自己哭死了。搞不明白。老子和孔子是2500年前的圣人, 那时候他们的文章还写在竹简上;李白和杜甫是1240年前的人, 正值中国的唐朝, 像杜甫这样的穷诗人出远门没车坐没马骑, 只能骑小毛驴;曹雪芹最年轻, 生长在中国的清朝, 也在大约250年前就死了。我又问, 能不能说个更年轻点的?最好是还活着的。一个学生说, 我知道, 张艺谋!我说, 谢谢你, 张艺谋是个导演, 我还没听说他已经改了行。

我不敢说这就是目前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现状——最好不是。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对中国文学了解得并不多, 远远少于对“文革”、“西藏”、“天安门事件”、中国功夫、女人的小脚、四川火锅和麻婆豆腐的了解——这些方面的书我在书店里看到不少。前两天从芝加哥回来, 印度尼西亚的作家兄弟说, 我从背影看像武打电影明星李连杰;其实我希望他说, 从背影看, 我像中国作家鲁迅, 或者随便中国哪个作家谁谁谁。

导致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比较小的原因很复杂, 在这十来分钟里很难说清楚。过于艰深复杂的原因我也没能力说清楚, 所以我就挑点简单的讲。

比如说, 汉语和汉语的文学表达有它的独特性。

我想大家见得最多的汉字可能是这三个:中, 道, 和。因为这三个字是我在中国之外见到的最多的三个。国外的朋友在谈及“道”字时, 经常向我做出一个“闻鸡起舞”的姿势,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想到了“功夫皇帝”李小龙。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张艺谋用了一个“和”字。大概一千年前, 北宋的一个印刷工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如果你看了那个开幕式, 就会发现总有一个“和”字以不同的写法在众多字模里出入, 的确很像“活着”的字。

汉字的结构。在汉字是闭合的, 每个字都像一座建筑, 每一座建筑几乎都有它独立的景观和意义。在汉字的构成里, 以会意为主, 不像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是表音的文字。汉字既不好念, 也不好懂, 不知道这个字的来龙去脉很难把它弄清楚。爱荷华大学的唐教授说, 如果你学一年英语、法语或者韩语, 你可能会知道很多事, 但你学了一年的汉语, 到中国你可能连厕所在哪儿都问不出来。我希望这不是夸张。因为懂汉语的外国人相对较少, 对汉语文学的翻译传播就少;因为汉语与其他语言的不同, 不同源, 发音规则和语法规则相去甚远, 也给中国的作家在学习外语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有的汉学家就认为, 中国文学不能迅速提升, 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大多不懂外语, 没法和别人交流, 所以主要就是在国内自己玩。幸好中国人多, 大家再不读书也有一大堆读者, 自己跟自己玩也玩得起来。

当然, 即使翻译了, 因为汉语的文学表达有它的独特性, 未必就能很好地传达出来, 也未必能很好地被别人接受。比如说, 同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 《西游记》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面就是比《红楼梦》广很多。因为《西游记》里的故事很好看, 又是猴子又是妖怪, 腾云驾雾打打杀杀, 你能看懂故事基本上就能看懂小说;而《红楼梦》更含蓄, 在表达中国人的性格、情感以及世界观时更隐秘和曲折, 每个人每件事都写得曲里拐弯。曹雪芹的表达更贴合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气质, 他把最深入的“中国性”给挖出来了, 也更贴合汉语的表意的特质。但是, 它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林妹妹宁可把自己搞成个忧郁症患者然后得了肺病死掉, 也不肯说一句“我爱你”?因为在中国, 在那个时候, 一个小姑娘就根本不可能说什么“我爱你”。如果林黛玉上来就说“我爱你”, 那会把别人吓死, 一定不真实, 曹雪芹也一定会因为背叛汉语和背叛中国人的内心而羞愧和不安。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无法与世界沟通, 因为文学说到底是人学, 所有人, 不管你待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是共通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通约的东西达成理解与共识, 通过这样的文学去相互理解和响应, 像现在这样大家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焦虑的, 如果在“文学的意义”上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所谓的“文学的意义”, 是指在“文学性”的范畴里来呈现我们的文学, 而不是在简单的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更庸俗的猎奇、曝料的意义上展示我们的文学。它们被世界阅读以后, 首先获得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而是艺术和思想的尊严。

与此同时, 并不是说, 中国文学有它的独特性, 就要抱着自己的那个传统不管好赖死活不放。独特性需要坚守, 世界文学好的东西也得“拿来主义”, 来开阔、补济、修正和完善自己。事实上, 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很大, 需要所有作家去警醒和反思。比如说, 德国的汉学家顾彬教授, 除了批评中国作家外语不行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观点, 就是中国作家, 指的是小说家, 过于看重讲故事, 讲起来没完没了, 把故事背后更重要的东西给忘了。我深以为然。讲故事是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 故事的确十分重要;中国历史五千年来跌宕起伏, 一直就没消停过, 地方又大, 只要你的眼睛足够亮, 随处可以找到不算难看的故事, 这点资源优势也惯坏了作家, 都懒得干别的了;但好故事并不能成就好小说, 对小说来说, 的确有比讲故事更重要的事情在。

很多中国作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的确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家写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品, 放在世界文学的台面上, 我也觉得足可引以为骄傲。但这条路依然漫长, 中国有句老话, 叫“艺无涯”, 还有一句大白话, 叫“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盯着世界文学的灯塔赶路, 还得继续往前跑。

希望若干年后, 我, 或者别的中国作家, 再向非汉语读者朋友介绍中国文学时, 不必这么粗疏、简单地概论, 而是可以具体而微, 随便提起一个好作家或者一部好作品时, 大家都能在瞬间就有所会心。

篇6：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

乔布斯说, 因为出身和家庭的原因, 他进了里德大学学习。然而几个月后, 他感觉在大学里选修的课程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于是, 他想到了退学。然而在当时, 退学是不为人理解的, 并且他的父母为他上大学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且对他寄予了厚望。但即使这样, 他还是顶着百般压力, 毅然选择了退学。

因为退学, 乔布斯不必再去上正规的课程, 但可以旁听其他课程。当时, 里德大学开设了全美最好的书法课, 于是乔布斯决定练习书法。并由此学到了有衬线体和无衬线体, 懂得了如何把握词间距, 如何做出漂亮的版式, 以及如何创造无法描绘的艺术气息。

虽然当时学书法对乔布斯并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但在十年之后, 他却将这些东西全部融入苹果电脑的设计当中, 开创了电脑使用艺术字的先河。乔布斯感叹, 如果当初没有退学, 就不会选修书法。而如果没有选修书法, 各种PC也就不会有如今的精美字体。而这就是因果关联。

乔布斯说, 人总要有些信仰的, 为此要给自己信心, 去跟从自己的意愿。哪怕离经叛道, 也绝不放弃。只有这样, 才能有所成。

乔布斯20岁的时候, 在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公司。十年风雨, 苹果公司由两个穷小子、一个破车库发展成为了拥有4000多名员工、市值二十个亿的大公司。然而, 在乔布斯三十而立, 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他却被自己的公司炒了鱿鱼。

被扫地出门的乔布斯好似一下从高空跌入低谷, 失去了人生的重心。那时, 他甚至想逃离自己一直生活和奋斗着的城市。之后, 他去拜访戴维帕卡德和鲍勃诺伊斯,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 他发现自己对事业的热爱并没有改变, 于是, 经过心理调整后, 他决定从头再来。

乔布斯以一个新人的身份重新开始创业。在五年时间里, 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成立了Ne XT公司和皮克斯公司。

峰回路转, 后来苹果公司收购了Ne XT公司, 同时Ne XT公司研发的技术又反过来推动了苹果公司的复兴, 乔布斯也重新回归到了苹果公司。而皮克斯公司则填补了世界上用电脑制作动画电影的空白, 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画工作室。让乔布斯收益最大的是, 五年的创业时间里, 他认识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 并和她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乔布斯认为, 在人的一生当中, 工作很重要。而对待工作, 兴趣更重要。他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事业的热爱。所以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对生活有信心, 不要放弃, 要努力寻找自己的所爱, 并为之付出努力。

乔布斯说:“有许多时候, 生活会给你迎头一击, 但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在失去的时候, 只要努力, 必定会得到更多。”他笑称, 他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当初的被炒, 而那将是他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乔布斯17岁的时候, 偶然读到一句话:“假如你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 那么总有一天你是对的。”这句话让他受益匪浅。也正是这句话, 让他感觉到了生命的有限。

乔布斯说, 一年前他很真切地接近过死亡。当时医生说他得了癌症, 生命期只有几个月, 并委婉地让他准备日后事宜。虽然一天之后, 就得知是误诊, 但在那一天里, 他却想通了许多事。在死亡面前, 一切的努力、荣耀、惶恐和挫折都显得微不足道。

没有人愿意死亡, 但每个人又都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死亡。乔布斯认为死亡是生命最好的发明, 是生命更迭的媒介。死亡推动着世界的“新陈代谢”。每个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新”的, 继而发展成为“陈”, 最后被“代谢”掉。

生命是有限的。乔布斯希望在座的所有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上, 不要被教条所束缚, 不要让他人的喧嚣淹没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呼唤, 要明白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为之去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