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二大试题

中共十二大试题（共6篇）

篇1：中共十二大试题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0年底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从理论上冲破多年来市场经济的束缚，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理论基础。

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国的宪法。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有关的重大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10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到本世纪末，经过三个阶段，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篇2：中共十二大试题

1922年7月16日，上海南成都路625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李公馆”———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在沪寓所的客堂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着中国的时局及对策。隔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印刷间，满屋的柴禾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此刻，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则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

2002年6月30日，依“李公馆”辟建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为纪念中共“二大”召开80周年，上海市静安区投入100多万元修缮“二大”会址，恢复其历史原貌，并建立了“二大”会址纪念馆。纪念馆的资料陈列室里，陈列着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资料、当年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印刷品和会议提出的宣言。在作为会场的“李公馆”客堂里，摆放着一张桌子和14把椅子，向人们展示了当年开会时的场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等重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当时中国的形势，发表了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达到共产主义。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开放，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从昨天开馆到今天中午就有四五百人前来参观。老共产党员、离休干部叶锋是从上海杨浦区赶来的。在资料陈列馆内看完“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党的„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现阶段的改革开放也具有深刻意义。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又要明确现阶段的任务，脚踏实地做好当前的工作。这两者是统一的。”

这是一座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房子——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又称“辅德里”），它掩映在延中绿地的碧草和青竹间，把一段光荣历史深藏门内。

昨天，记者随第一批参观的人流进入中共“二大”会议原址。原址的门额上，清晰地雕刻着“腾蛟起凤”的字样，在这个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的底楼客堂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周围八个方凳，两边是太师椅和茶几，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据工作人员称，虽说年代久远，但那门额题字，仍保存了当年模样，每一扇门上的字都不一样，而厅堂内的电灯还是民国初期式样。

“二大”会址原是李达私人寓所。如今，除客堂外，底层已被布置成展厅，二楼则是李达书房和卧室，内有简单的帆布床和办公桌椅。展厅中的史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二大”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党员从“一大”时的全国55名，发展为195名。12名共产党员代表全国的党员，在“二大”上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可令人关注的是，毛泽东缺席了这次会议。对此，“二大”会址在展览中用美国记者斯诺的作品作了注解。据斯诺记载，毛泽东本人曾说，他本来也是要来开这次会的，但因为具体地址不清，当时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错过了这次大会，他对此一直感到很遗憾。

走出“二大”会址，对门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旧址，如今也已修缮一新。据史料介绍，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便商量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于是用自己的稿费和工资的一部分租下了42号的房子。如今，里面的教室、工场、学生宿舍等都已恢复了当时的原貌，平民女校旧址和“二大”会址，都是风格相同的石库门建筑。两座旧址，经历了80年的风雨后，相映成辉。

谁是第12位党代表？“二大”会址纪念馆通过本报向海内外征集史料本报讯中共“二大”留下了诸多历史谜团，其中，“谁是第12位党代表”最为牵动人心。在“二大”会址昨天举行的开馆仪式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报公开征集有关“二大”的历史资料，请海内外知情者向“二大”会址纪念馆提供信息和线索。

在修葺一新的“二大”会址展厅内，悬挂着12幅会议代表的照片，而其中的一幅却留出了空白，这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二大”

会议共有12位代表，他们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尚有一位代表，因历史原因，无从查考。

据介绍，因年代久远，“二大”会议没有留下多少后人能够追抚的印记。当时，为安全和保密，和“一大”一样，会议采用了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开法，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当年的南成都路625号（现纪念馆原址）召开，其它两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地点，已难以考证。纪念馆中展示的历史史料和家具摆设，大都是根据有关回忆和文献记载，重新复原的。曾有一些史料研究对“谁是第12位出席代表”，有种种推断和说法，都因缺乏实证，所以，历史之谜一直悬而未解。

相信“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开馆，有助于推动这一段党史的研究，填补许多空白。静安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尤启龄告诉记者，“二大”会址纪念馆从7月开始将试展半年，听取观众意见，为的是进一步丰富史料和扩大展品，包括征集实物、回忆录，寻访历史人物在内，有关“二大”会议的一切史料都将是纪念馆感兴趣的。

鲜为人知的细节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作为静安区现存的52处革命遗址遗迹之一，它从规划、保护到重新开发，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延安高架为之让道

细心的人们，路经延中绿地老成都路、延安路口时，会发现延安中路高架路在这里有个细微的转弯。静安区建委副主任王力告诉记者，当年，造高架时，有关部门考虑到“二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连延安高架道路建设时，也特地为会址让道。

从展馆的旧址模式上，可以清楚看到，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4排，“二大”旧址位于深巷中的第2排，现在却成了沿街楼房。原来，为了保护“二大”原址，高架拆迁方案实施到“二大”原址所处的一排石库门建筑时便戛然而止，以至于留给人行道的地位十分狭窄，只得通过向马路延伸才得以扩展。

中共“二大”对中国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等重要文件，与中共“一大”一起圆满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并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

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原名是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也是党的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李公馆”的客堂间举行。1959年，“二大”会址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为配合延中绿地一期工程建设，静安区动迁了这一地块上的670户居民，并把这片保护性建筑保留下来。为纪念中共“二大”召开80周年，该区投入100万元，修缮了中共“二大”会址，恢复了会址的历史原貌，并建立了“二大”纪念馆。

上海南成都北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会址，1959年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共静安区委、静安区政府对“二大”会址进行了修复；2002年7月，“二大”召开八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美丽的延中绿地，周围碧草如茵，一年四季姹紫嫣红。更有飞瀑遥挂，清风弄竹。两边便是繁华的南京路和淮海路商业街。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

但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里是列强飞扬跋扈的“国中之国”——法国租界，会址边上的延安中路当时就叫福煦路，是以当时法国的将领的名字命名的。1922年7月16日——23日，我党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为什么要召开党的“二大”呢？大家知道，1921年7月，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党成立以后，面临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国际上帝国主义召开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会议，会议上签定的《九国公约》使中国又重新恢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共产国际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根据革命导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为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斗争方向。国内的局面也非常混乱，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取得胜利，控制了北京政权。扬言要“武力统一”中国。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奉系战败，退居关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提出了“自治”主张。该主张受到处于同样地位的地方军阀的吹捧，一时间“自治”、“联省自治”的主张甚嚣尘上。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等人，在五月十四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由“国内的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以便“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解决“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该年6月中旬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遭到了失败。民主和共和革命主张再次遭受挫折。迅速变换的证据让老百姓茫然无措。面对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迫切需要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

另外，我党成立以后，一方面加强了宣传和组织工作，党员人数从1921年7月的55人，到1922年6月底已经发展到195人。另一方面着力领导工人斗争，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统一领导全国工人罢工。在我党的领导下，香港海员坚持罢工56天，并且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同时，安源路矿的罢工斗争也在酝酿之中。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制订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的革命纲领，以便进一步推进全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是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还没有能够制订出一个包括目前时期革命任务在内的革命纲领。因此，这个任务就由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完成。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的部分代表，共12人，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杨明斋、北京罗章龙、山东王尽美、湖北许白昊、湖南蔡和森、广东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震瀛、青年团中央施存统等12人，代表着全国党员一百九十五人。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由于“一大”时曾发生过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事件，这次大会以分组活动为主，只开了三次全体会议，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和其他文件。第一次会议就在楼下的客堂里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民族会议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7月23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及关于《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组织委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篇3：中共十二大试题

2010年10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

《建议》共分十二个部分。在“加强社会建设,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 《建议》规定: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 增加财政投入,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扩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建立和完善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确保药品质量和安全, 加强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新增医疗卫生资源重点向农村和城市社区倾斜, 加强医学人才特别是全科医生培养, 完善鼓励全科医生长期在基层服务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探索形成各类城市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合理分工和协作格局。坚持中西医并重, 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积极防治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和精神疾病。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医疗机构, 促进有序竞争, 加强监管,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卫生需求。

篇4：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述评

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述评

● 杨 晔

本文系统梳理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认为研究经历了“20人说”、“12人说”、“主流认证”与“多家争鸣”等阶段，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建议

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述评

学界对于中共二大的研究近几年来虽有较大进展，但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代表人数及名单至今仍存争议，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回答争议问题，并诚望能对今后的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立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通过一系列纲领性决议，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明确地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不仅在党的历史上，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况限制，如此重要的会议却未能留下参会代表的确切名单，以致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积淀为中共二大研究中一个难解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

（一）“20人说”。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还少有史家问鼎不同，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部分关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与学者，就撰写了一批概论性研究文章与著作，如纳乌莫夫（化名卡拉切夫）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舒米亚茨基的《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史略》，米夫的《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英勇奋斗十五年》等。这些著述虽因当时联共（布）党内政治斗争及写作主体对中国革命实际了解不够等局限，论述的客观性、准确性难免受到影响，但由于写作时间与那段历史切近，又多有中国早期革命者从旁相助，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因较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中共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1936年的《英勇奋斗十五年》等，普遍认为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人数为20人（未列具体名单）。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内党史研究尚处文献征集、整理阶段，加上苏联“老大哥”的地位，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表述，就基本沿用了上述苏联学者的“20人说”，对具体代表名单，也未作探讨。

（二）“12人说”。20世纪50年代初，在整理由上海运到北京的“中央文库”档案文献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份中共六大时期手写、未署名的《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以下简称中共六大统计表）。该文件是1928年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对之前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情况的回忆和整理。据其记载，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共有12人，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①这份名单出现后，因其回忆、整理者多为早期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二大亲历者，又具年代优势，因而当时学界普遍认为可信度高，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当一部分党史、革命史著作、文章，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的著作、文章，多持此说”[1]。

在1957年后苏联归还中国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了至今唯一一份涉及中共二大代表的原始文献：《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该文献分俄、英文两版。俄文原稿未注明作者和时间，译者据内容判定为1922年冬[2]；英文版注明时间为1922年12月9日，尚存于莫斯科档案馆，“应该是以陈独秀为团长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12月）的中共代表团提交给共产国际的”[3]。报告提到：“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的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4]（原稿此处少一地区，且未记载具体姓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存疑的中共二大代表名单问题，重新开启了研究之路。1980年，《党史研究》第5期刊载了邵维正、徐世华的《“二大”的召开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一文，文中指出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应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蔡和森、项英、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等12人。这份名单确定的具体依据与考证，见于1981年《历史研究》第2期刊发的徐世华《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名单的考证》一文。由于该文广览最新文献资料，考证细致，分析推理到位，研究成果迅速为20世纪80至90年代大多数党史著作所采纳。

但是，198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王健英著）一书，作为中共组织史沿革的代表作，却未引用上述名单，而是“根据传记、简历及各种回忆录”，断定12名正式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项英、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施存统、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陈望道”，并提出“邓培、向警予（女）、张太雷、邓恩铭、林育南等”为大会列席代表（原文注：“湖南代表毛泽东因未找到会场未能参加；北京代表李大钊因事未到，会后来上海。需查实。”）1995年，该书增订本又将原12人名单中的杨明斋改为列席代表，增补谭平山为正式代表（未注明修改依据）。

（三）“主流认证”与“多家争鸣”。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正式出版。书中提出中共二大代表为12名，分别是“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原文注：其中代表名单缺1人）（以下简称“组织史名单”）。该书虽注明判断依据为“英译文《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但明显也是对之前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成果的又一次重新甄别与认证。

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再次确认了组织史名单：出席二大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由于上述两部极有分量的历史著作，资料占有得天独厚，编写主体的权威性无可比肩，因而当其相继面世后，就迅速奠定了新“12人说”在当下党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然而组织史名单提出后，虽然国内党史著述多持此说，但因缺乏原始文献资料支撑，质疑之声仍时有所闻。2002、2011年，王志明先后发表的《关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名单问题的探讨》、《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两篇文章，就属此列。他虽基本认同组织史名单，但却指出依据现有文献资料，还难以完全定论，认为其中“尚有一人姓名不详”，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参加问题无法确定。同时指出，中共二大代表也许不止12人。李黎明、金铁锋认为，中共二大代表应为13人，罗章龙、许白昊、谭平山、施存统并未出席，应为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和向警予，姓名不详的一人是四川代表王右木。[5]肖甡的《对于中共二大、四大部分出席代表的存疑》一文，则提出组织史名单中杨明斋、罗章龙、许白昊三人的正式代表身份值得怀疑，认为应为陈望道、高君宇、项英。[6]包括中共党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第一研究部2007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在采用组织史名单外，又单列“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名单”一项，计有“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等7人。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是涉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的少数国外学者之一。2004年，他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一文中，通过细致梳理代表名单确认的曲折历程，指出国内学者在名单考证时主要依靠各种回忆录，却忽视对其可靠性进行鉴别的局限，认为在原始文献缺乏、一些现有资料明显存疑的情况下，只能依据英文版《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推测“出席大会的代表好像有7人左右，其中似乎肯定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达等，因为他们曾回顾自己参加大会的情况”。[7]

二、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需要切实解决的两个问题

系统梳理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一系列优秀成果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渐次显现出来，它们既直接制约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增大了名单疑团破解的难度，如不努力设法加以解决，也许就会越解越迷雾重重，始终难觅庐山真面目。

（一）相关文献资料严重匮乏。中共二大代表名单之所以歧义纷出，难以定论，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原始文献资料的严重缺失。目前国内研究者考证、判断名单真伪的主要依据，一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和中共六大统计表两份资料；二是李达、张国焘、包惠僧等当事人的回忆。就是这些有限的资料，虽在名单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大量事实却证明，其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如前所述，“补充报告”中提到七个地区，仅列出六个；中共六大统计表中出现了毛泽东的名字，但毛本人却否认参加过中共二大；至于各种回忆录，因年代久远，个人主观因素、政治因素的杂入，更难确保绝对准确。

档案文献资料的这种匮乏现状，就使中共二大名单研究越来越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境地，很难得出一个让党史学界都信服的结论。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笔者认为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1.广开档案查询之路。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也是从闭关锁国逐步走向开放的社会。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走出国门，前往西方、日本和苏联，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异国他乡的人们也出于各种需要，纷纷来到中国。这种活跃异常的“流动性”，既加速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步伐，也使某些关涉中共历史的资料，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档案馆的馆藏。像中共二大名单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就来自共产国际的解密档案。因此，走出国门，花大力气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查寻这类涉中共档案，就可能为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2.拓展资料收集范围。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国别事件，它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紧密相连，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革命活动，不仅在国内各种书报杂志上时有反应，在其他国家的报章杂志和著述中，甚至警局档案中，一定会留下某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石川祯浩在1922年2月第10号《外事警察报》上发现的施存统1921年12月被捕后在日本警视厅接受审讯时的口供，就提供了许多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资料；再如美国学者韦慕庭意外发现陈公博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事，也很具启示意义。论文所附的中共一大和二大文件（英译文），就给党史学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就国内而言，台湾地区留存的民国政府档案，以及大陆不少档案馆、图书馆收藏并可调阅的20世纪初期中外文期刊杂志，至今尚未很好地发掘利用。相信从拓展资料收集范围入手，持之以恒，也一定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重视文献资料甄别工作。在拓展视野，广开文献资料查询之路的同时，现有文献资料的考证、甄别工作，也要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现有中共二大代表名单文献资料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回忆录中的“层累现象”——即当事人在撰写回忆录时，参考了相关人士的著述与文献资料，致使被“视作原始史料或早期回忆录的资料，实际上只是各种信息的复合体、堆积物”[8]；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史料的翻译、整理与编纂，存在着翻译失误、因政治原因某些内容有所改动等问题。这两类问题如不通过认真考证、鉴别，及时加以修正，以讹传讹，中共二大名单研究就会愈趋复杂化，难度也会随之增大。

（二）研究理念有待更新。研究理念的拘于传统，也是考证之路越走越窄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党史学界对中共二大名单研究重视度不够，致使这一课题至今未能成为关注热点；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相比，视野还不够开阔，方法拘于一格等。对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理念进行更新，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至关重要：

1.提升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关注度。中共二大是中共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次会议，要完整记录、准确解读这段历史，代表名单不可或缺。正如著名学者陈志让所说：“革命是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得以实现。”[9]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创造者，正因为有他们的出席与积极参与，才有力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升华，让中共二大在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与会代表名单至今无法定论，无论对那段历史、对代表本人、或是对今天的人们，都是一大缺憾，甚至还被有的国外学者诟病为“家底不清”。要通过提升对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调动起人们竞相参与破解这一难题的积极性。一旦凝聚起足够的人气与研究力量，缺失历史的复原也许就不再遥遥无期。

2.积极开展多形式的学术交流。一方面，要加大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优秀成果的译介力度。中共诞生后的90余年间，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研究从未止步，并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由于异域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看问题的立足点和方法，与我们均有差别，所以其成果往往蕴含有某些独到闪光处，对于开阔国人学术视野、更新研究思路、找到中共二大名单研究新的突破点，都不无意义。鉴于国外研究成果语种殊异，国内党史学界有能力直接阅读者少而又少，因此由相关部门牵头组织人力、物力，对国外中共党史优秀研究成果进行大规模译介，就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不间断的学术交流，在国内外各种研究思路、成果的交汇、碰撞中，激发灵感的火花，为中共二大名单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国内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研究基本还属关起门来，各自为政，亟需通过加大学术交流力度，打破孤立与封闭。

3.努力找寻新的研究突破口。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0]中共二大代表从表面看,似乎只是简单的代表性问题:或代表一个地区，或代表一个部门和领域。但事实上，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挑选什么样的人作为代表，又往往与代表大会的宗旨和任务密切相关。比如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纲领等，都与共产国际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精神息息相关，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代表，肯定就会在中共二大中占据重要位置。再如青年运动、妇女运动被中共二大首次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促成会议有关决议的讨论能够顺利展开，中共二大代表的选择就不可能不考虑青年和妇女代表的参会问题。此外，中共二大代表未经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二人商定，这就使中共二大代表的选择又可能多了一些个人因素。比如据张国焘回忆，蔡和森从法国留学回来加入共产党后，曾对党中央1922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达过不同看法，认为它“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陈独秀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认为他们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11]。这种背景下，陈独秀指定蔡和森出席中共二大就有其必然性。再如有资料显示，中共二大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与张太雷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这就使张太雷出席会议也有了某种可能。虽说单凭上述种种联系，并不能断定某人就一定是代表，但作为一个考量因素、一种解题思路，还是不无道理的。

[1]徐世华. 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名单的考证[J]. 历史研究,1981（2）.

[2][4]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俄文版)[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28.128

[3][7][日]石川祯浩.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J]. 乔君译.中共党史资料，2006（1）.

[5]李黎明,金铁锋. 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为13名[A].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八辑)[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12-336.

[6]肖甡. 对于中共二大、四大部分出席代表的存疑[A].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八辑）[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95-306.

[8][日]石川祯浩.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5）.

[9]陈志让, 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895-1927年[A]. [美]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95.

[10]列宁.论民主自决权[A]. 列宁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2.

[11]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一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0.234-235.

注释：

①中共六大统计表原件尚未公开，本名单依据徐世华的《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名单的考证》、[日]石川祯浩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

D220

A

1009-928X(2012)07-0030-0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篇5：中共二大会址参观后感

——参观中共二大会址有感

雨轻轻打着，天气显得肃穆，静静立在中共二大会址的门前的我不愿撑伞，而心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份庄重。我不经想起了90年前的他们，当他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心情。一条狭长的青砖小巷，独自坐落在老成都路，这便是中共二大会址。与周边的高楼相比，这个建筑显得有些矮旧，然而我却依旧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历史的沧桑特有的力量。来之前便查了许多资料，便也知道了这个小巷在党史上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今天我来到这里，为重新感受那份光荣与沧桑。

走进展厅，迎面便是一尊群像塑像。这尊雕塑有着“在中共民主革命纲领大旗指引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蓬勃发展”的寓意。而正是中共民主革命革命纲领在二大的制定，是我国的革命迎来一个新的阶段。

随后是人物展厅，墙壁上悬有参与此次会议的12名代表的头像及介绍。据讲解员介绍，由于12人中一名代表至今身份无法确认，因此第12块人物牌被空在那里。然而，我知道，无论第十二位代表是谁他都曾为我党做过艰苦重大贡献，那空白的一块其实象征着的是千千万万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中国共产党员。

一块黑板，几张板凳，在展厅的对面是一处学堂。在这个女子学堂里，曾有那么些热血青年们接受了党的教育，决心为共产主义，为中华民族奋斗终生。今天，走进这里，我依稀感到琅琅书声从历史的远处传来。

转到二楼，是一个党章陈列室。里面陈列着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修订的章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每位党员行为的准则。而我更记得，在章程中有这么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相信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当把人民放在心头的时候，一切都不必多说，自当尽瘁鞠躬。就像邓爷爷说的那样：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的，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女，我们自当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从党史陈列室出，站在二楼露天的过道向远处望去：一排排现代化的建筑象征着改革开放的成果，象征着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升。我知道，正是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下楼，自会址后门出。回首这短而狭长的小巷，我仿佛看到了九十年的沧桑，一些身影在浮现，一些精神在脑海，一些责任在心间。我突然就明白九十年前他们的心情——为中华民族奋斗，全心全意，甘愿牺牲。九十年后，这曾经的信念仍是我们现在的，这目标仍需要我们永远为之奋斗。

为了人民，这话听过很多次，也说过很多次。可我还要提，我要努力做到，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这将是我全部的生命价值。

篇6：中共甘肃省十二五规划建议

（2010-11-11 08:20:27）稿件来源：甘肃日报 搞件制作：大公教育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10年11月2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是实现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制定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甘肃实际，中共甘肃省十一届十次全委会研究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一、抢抓发展机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

1、“十一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紧紧抓住难得历史机遇，不断深化对省情的认识，不断创新和完善发展思路，确定并认真组织实施“四抓三支撑”的总体工作思路和“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经过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战胜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许多新的重大突破。全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不断改善；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农业结构更加合理，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传统支柱产业在改造提升中迅速扩张，新兴特色产业迅猛崛起，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取得重大成果；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等社会事业长足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力度空前，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就业增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十一五”期间，是全省发展速度最快、效益最好的五年，是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改善最为明显的五年，是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最具开创性的五年，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五年，是全省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的五年，全省上下呈现出经济发展、生态改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是：要把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贯穿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贯穿始终，在解放思想中不断深化省情认识，拓展发展思路，凝聚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现加快发展的目标；要把抓住主要矛盾、破解发展中的关键难题贯穿始终，在解决复杂矛盾中推动发展；要把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贯穿始终，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贯穿始终，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把发挥自身优势同利用外部资源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要把应对复杂局面、坚定发展信心贯穿始终，把科学态度与进取精神结合起来，在攻坚克难中提高科学发展的水平。“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实践经验，为“十二五”和今后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

2、“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十二五”期间，我省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国际形势总体上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从全国来看，我国经济仍处于快速成长期，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力度加大，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将为我省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从我省基础条件看，“十一五”期间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改善了生存发展条件，提升了产业实力，鼓舞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信心。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国家出台支持甘肃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政策，都将进一步推动我省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所有这些，为“十二五”期间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也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自我发展能力弱与投入渠道窄、资源依赖程度高与产业结构单一等矛盾比较突出，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不断完善思路，切实强化措施，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3、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国家支持甘肃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推进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显著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目的，围绕建设工业强省、文化大省、生态文明省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坚持“四抓三支撑”的总体工作思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强化科技支撑，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锐意改革创新，不断扩大开放，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要求，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努力探索符合甘肃实际的科学发展之路，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发展，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心环节，以项目建设为龙头，以拓宽投资渠道为保障，以扩大消费为支撑，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

坚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途径，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推动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循环经济，使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轨道上来。

坚持把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方法，立足发挥比较优势，推动重点产业、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率先发展，带动各地、各行业各展其长，共同发展。

坚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消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利用省内外、国内外各种资源的能力，为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4、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二五”时期的主要奋斗目标是：

——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全省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十一五”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稳定较快增长，工业万元产值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低于“十一五”水平，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实力明显增强。现代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第三产业层次和水平明显提升，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转变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实现新跨越。交通、通讯、水利、电网和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网络，重点流域和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城市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继续得到改善。

——社会事业长足发展。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事业投入进一步加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就业比较充分，城乡居民收入接近或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对外交流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格局进一步形成。

经过五年的奋斗，把我省打造成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商贸中心和人才科技高地，全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有色金属新材料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努力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二、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按照“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打造陇东、河西两大能源基地，突出产业优势，构建各具特色的组团式发展格局，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5、推动兰白都市圈率先发展。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协调，优势互补，增强兰州、白银两市发展融合度。加大兰州、白银城市改造力度，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加强污染治理，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和带动能力。加快兰州新区、白银工业集中区建设和发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实行合理分工，统筹产业发展，把兰白都市圈建设成为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重要支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高地，在全省发挥“率先、带动、辐射、示范”的作用。

6、加快陇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加强能源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利用，高起点规划和深度开发石油、煤炭、天然气、煤层气资源。加快实施长庆油田陇东油区千万吨产能建设规划，扩大庆阳石化加工能力，促进原油就地加工转化。建设国家大型煤炭基地和坑口电站，实施煤电联营，延伸煤炭产业链，科学有序发展煤化工产业。将庆阳、平凉、陇南融入关中-天水经济区，构建能源化工基地和装备制造、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示范区。

7、打造河西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依托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高载能等产业，培育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建设以酒(泉)嘉(峪关)为中心的风能、太阳能发电基地，配套建设大型火电调峰电厂。加快大型核乏燃料后处理和核电项目建设。加强省内省际特高压交流和直流电网建设，增强电力外送能力。

8、推动区域组团协调发展。按照“发挥优势、合理布局，区域联合、共同发展”的原则，打造区域功能组团，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把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和扶贫攻坚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落实好中央关于藏区和革命老区的扶持政策，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支持甘南、临夏、定西、陇南“两州两市”及国扶贫困县，发挥旅游资源和特色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推动金昌、武威一体化建设，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加大产业培育和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河西走廊绿色经济区建设。

9、加快城镇化进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优先发展大城市，提高聚集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能力。加快扩大市州所在地城市规模，继续发展县城和中心镇。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探索建立新型城乡管理体制，制定出台有利于人口流动和农民入城就业定居的政策措施，力争使全省城市化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

三、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0、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农村及国有农场、林区公路“通达工程”和“通畅工程”建设，基本形成农村公路网络。完善省内330千伏电网，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积极发展农村小水电，鼓励开发利用户用沼气等可再生能源。

11、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探索和完善符合甘肃特点和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多元化的农业发展之路。继续实施马铃薯脱毒种薯种植、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河西及沿黄灌区高效节水农业、优质林果业等“四个一千万亩”工程，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依托农产品资源优势，做大做强草食畜牧业，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积极建设各种农业科技示范工程与科技发展支撑体系。

12、千方百计提高农牧民收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增加农牧民家庭经营收入。整合培训资源，开拓劳务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着力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维护农牧民合法权益。

13、完善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建立各类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林产业。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研究建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制度。

四、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继续改造提升发展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

14、加大力度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快重点行业、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现有工业基础，促进有色、冶金等传统支柱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形成一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使我省成为全国重要的有色冶金新材料基地和西部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提高石油加工转化能力，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库二期工程，巩固我省石化产业的优势地位。依托原材料工业优势，开发下游产品，延伸产业链条。

15、做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以兰州、天水、酒泉为重点，加快装备制造企业联合重组，加大技术创新和招商引资力度，突出整机制造和系统集成，把我省建设成西部重要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和电工电器、机床钻井、石化设备、电子设备和汽车机械制造基地。加快发展节水设备、节能环保、种子机械、制药和医疗设备等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的新型制造业。

16、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发展高纯材料、超细材料、粉体材料、功能材料等新兴材料，积极推进新材料产业化进程。加快陇药产业发展，积极培育壮大特色中成药、藏药和生物制药，推进国家新药和中药保护品种产业化。加大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加速发展微电子产业。推进航天器用部件、器件、电推进系统的开发和升级，打造军民结合产业园和中国航天兰州产业园。

17、全面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认真实施好《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石化、有色、化工、电力、建材等传统行业清洁生产，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开展工业放散气体循环利用，实现集聚生产、集中治污、集约发展，提高能源、水资源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加强冶炼渣、尾矿等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实施重点节能减排工程，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18、发挥好各类园区和基地的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优化园区布局，明确产业定位，推动兰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增容扩区，加快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天水、金昌、酒泉、嘉峪关、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不断提升开发区的发展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政策保障，完善服务体系，把开发区建设成为政府管理、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着眼于优化经济结构、方便群众生活、增强社会功能，把促进第三产业大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

19、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坚持面向生产，发展金融保险、科技研发、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积极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鼓励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扩大金融开放，建立健全投融资平台。发挥我省承中启西的通道优势，积极发展通道经济，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重点物流园区和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基本形成较为健全的城乡大宗商品配送体系。优化和完善通信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推进“三网融合”，促进信息产业发展。

20、加快发展旅游业。把旅游业作为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柱，加大旅游产业投入力度，改善旅游硬件设施，集中力量打造一批精品景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旅游通道。加大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创新旅游消费方式，丰富旅游服务内容。加大推介宣传力度，提高甘肃旅游业知名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拓宽旅游投融资渠道，吸引各种资金参与旅游产业开发。

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和优化生态环境是我省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重大任务，必须强化措施，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

21、建立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优势互补、布局合理、运能充分、快捷通畅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2015年实现主要出省通道、省会与各市州所在地之间高速公路连接，实现县县通高等级公路的目标。进一步加大铁路建设力度，力争到2015年实现14个市州全部通铁路，形成高速、高路网密度的铁路运输体系。支线机场覆盖所有市州，建立比较完善的民航运输网络。

22、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力度。加强祁连山冰川和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快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及渭河、泾河、洮河等流域综合治理，实施甘南重要水源补给功能区生态恢复与保护，推进黄土高原、陇南山地及刘家峡库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和落实差别化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抓好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推进以河西地区为重点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好500万亩梯田建设工程和水源及绿洲边缘地区综合治理工程。加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和防治，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大力实施退牧还草、封山禁牧，加快生态修复。巩固和扩大兰州南北两山绿化成果。着力解决重点流域水污染、矿区环境污染、城市大气污染、农村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加强核设施、核辐射监测和用核安全管理。

23、加强水利建设。积极推进引洮、引哈济党等大型跨区域、跨流域骨干水利工程项目，抓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大型灌区配套改造，加强中小型水源建设。坚持全面节水与适度调水相结合，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七、坚持科教兴省和创建文化大省

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24、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发展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现市州有职业技术学院、具备条件的县有合格职业中专的目标。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条件，提高“双语”教学水平。力争经过5到10年的努力，使我省教育发展水平处于西部省区前列。

25、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体系。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力度引进国内外成熟的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增加研发经费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提高市场竞争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

26、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坚持用好现有人才，提高人才效能，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性。积极引进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调整优化省内高等院校专业和课程结构，创新培养方式，培养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适时制定和认真落实各项激励政策，不断营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氛围。

27、积极推进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化软实力。完善文化体育保障措施，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发挥现代传媒、出版发行、文娱演艺、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带动作用，加快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实现文化产业大发展。发挥品牌优势，推进文艺精品生产，打造一批与文化大省相匹配的重要文化成果。重视体育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积极发展体育产业。加强重点文物、文化遗产地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

八、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8、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进一步开发公益性岗位，努力扩大就业容量。完善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形成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29、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加快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完善城乡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确保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加大城镇廉租住房、公租房、农村危房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积极推进国有林区、垦区及城镇棚户区改造。

30、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继续加快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室和社区卫生中心建设。健全完善卫生紧急救援机制，提高公共卫生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健全和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医务人员培养培训和地方病防治，支持中(藏)医事业发展。

31、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保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保持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预防出生缺陷。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优质服务新体制。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32、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努力从源头、根本、基础上解决问题。改善城市治安基础设施，加强能力保障，大力推进平安建设，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强化社会公共安全意识，提高公共安全保障水平。

九、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是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坚持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

33、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机制和有效监督的机制，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34、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源价格改革。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大企业兼并重组力度，推动产权多元化。深化资源价格、审批和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和整顿，促进矿产资源依法、有序、集约、高效、可持续开发。坚持节约用水，逐步建立科学的水权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水价形成机制。

35、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全民创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改善政府服务，改进司法环境，放宽市场准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加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健全投资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高民营企业管理水平。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依法经营、守法经营，主动协调好劳资关系。

36、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引导国内外资本进入我省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把引进央企入甘作为我省工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吸引世界和国内500强企业进入我省。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保障能力，拓宽市场空间。加强与周边省区、东部省市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多层次的互动机制，实现互利双赢。

十、为实现“十二五”目标而团结奋斗

37、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驾驭全局、领导发展、处理利益关系和务实创新的能力。发挥好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谋划和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快推进以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

38、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39、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艰苦创业为核心的甘肃精神。推进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继续做好“双拥”工作，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