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党课讲稿

第一篇：中共一大党课讲稿

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党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的画舫上)

第二篇：中共一大会址

红色足迹寻访：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今天，我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一大”会址是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黑漆漆的大门上配上铜环，门框围着米黄色石条。经过修缮后，与周边的现代建筑巧妙结合在一起，更显得摩登起来。

我们进入到那一幢普普通通的石库门房子，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面鲜艳的党旗，一群身着墨绿色服装的党员叔叔正在郑重地宣誓，从他们严肃的神情可见他们心中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踏上白色大理石所铺成的阶梯，二楼便是各类历史文物的展览厅。站在那些历史遗物和前辈们的相片前，回首80多年的历史画卷，我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的信念和激情。看着形形色色的数百件展品，有的纸质展品早已发黄，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丝丝曾经那斗争年代的艰苦卓绝。革命先辈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追求真理。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从展馆中渗透出来，激励影响着我们每一位参观者。初识历史的我渐渐对这些文物有了了解：晚清“割地狂潮”的局面图、干王洪仁玕所编写的《资政新编》、以及日军侵华时所用的军刀„„这些文物在无言中记载了中国的近代史，每一件展品都能使我从中找到对应的史实，因而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诞生的，然而正因党员、团员们的点滴心血所汇成的力量，使她一步步走向了今朝的辉煌。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发展历程的了解，作为一名即将入团的初一学生，我也会为共青团贡献自己的力量，使祖国的未来更美好!

第三篇：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

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做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

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只有张国焘一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拒不承认。但由于张国焘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其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应予以否定。最终，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党的“一大”的国内出席者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另有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计15人。

第四篇：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管理学院 12113490904-王晓林

五月的天气，下着绵绵细雨，空气里弥漫着些许不安宁的气息，也有些莫名的沉重。我和同学一起踏上了会址纪念馆的大门，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于这栋石库门兼职形成一道迷人风景线。

我喜欢这种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黑漆漆的大门上配上铜环，门框围着米黄色石条。经过修缮后，与周边的现代建筑巧妙结合在一起，更显得摩登起来。 这种典型的上海居民住房建筑见证了中共历史上很多重要会议，比如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他们就像那个时代的中华儿女，见证了祖国的成长。

我曾说过，或许我没有能力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但我一定是个从骨子里爱国的人。每次看记录片，我都会热泪盈眶，每当国歌响起，红旗飘扬，我便有说不出的感动和安宁，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面鲜艳的党旗，一群身着墨绿色服装的党员叔叔正在郑重地宣誓，从他们严肃的神情可见他们心中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踏上白色大理石所铺成的阶梯，二楼便是各类历史文物的展览厅。站在那些历史遗物和前辈们的相片前，回首80多年的历史画卷，我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的信念和激情，我被这种信念和激情感动着，我不知道是我不足够坚强还是因为骨子里的那份敬意和感激，我哭了„„我想每个人的这份情意都不一样，但是，我为先驱们骄傲，我也为我的良知骄傲。

在这里，我也看到了那些曾经放弃和背叛人民的罪人，我不知道当我涉猎到这段历史时，内心有多难过多失落，但是也感激这段历史，留下了最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勇者。

雨似乎不再只是细细碎碎的，开始有豆大的颗粒亲吻你的脸颊，沉重的心情可以被我身边的一些爱国游客的言语释然，我看到充满爱的人民，注重历史文化传播的人民，注重爱国教育的人民。我看到，历史红色旅程对人民的影响力，看到这段历史留下的痕迹，看到充满爱的祖国的未来! -

第五篇： 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有感

从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中共一大是在上海召开的，借着在这个繁华的地域学习的便利，2012年10月27日，我们怀着虔诚和敬仰的心情来到了我们伟大的共产党诞生的神圣的地方，我真的感觉自己很幸运，可以瞻仰到伟人的遗迹。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纪念馆的“一大”原址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上海20年代的典型民居)，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宅，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文博女校。它们的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式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这里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 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解说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1920年秋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终于在上海召开了。后因被法国巡捕房发觉，在李达夫人建议下，中共一大的第七次会议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3位代表的展位以籍贯为单位陈列：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柔和的灯光下，这些陈旧的历史照片和文物史料，似乎又把人们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 在展厅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时按中共一大会议室原状开辟的一个蜡像室。人物都是栩栩如生，仿佛世界定格在这一刻了，仿佛当时的情景再现，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对伟人的敬仰，同时也产生一种对中国的能工巧匠的敬佩!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的道路将从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