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共6篇）

篇1：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休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儒家以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将休闲当作修身养性完善德行的手段,追求着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道家则以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追求着天地浑成、物我为一的境界,以求得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禅宗则以在世的人生态度,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进入快乐无忧的境界.无论儒、道、禅三家的休闲观念有何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说来,中国人的休闲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哲人教给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精神的自由,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的一种快乐的哲学.

作 者：陈盈盈 作者单位：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昆明650022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5)分类号：B018关键词：休闲 儒 遭 禅 入世 出世 在世

篇2：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并强调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前提是要确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化自信。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学习西方”的文化氛围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以某种程度的文化不自信为前提的。那么，当下我们如何才能坚定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化自信呢？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孕育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承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基因，具有厚重的历史优势。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以海纳百川的气魄融汇了众多民族的思想智慧，生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追求、价值准则和思维方式，经过世代传承锤炼，汇集成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传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精神追求的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不仅创造了对本民族发展壮大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历史辉煌，也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根本的文化遗传和精神基因。诚然，传统文化毕竟形成并适应于封建社会，确实存在某些需要加以摒弃的东西，但文化传统却是熔铸于我们的血脉之中，是不断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文化传统是我们文化固有的根本，割裂或忽视文化传统，就等于割断了精神命脉，就会导致“民族自我”的丧失和自身文化价值的不自信。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凝聚了中华民族价值追求的精髓，并赋予了时代性的创造转换，进而成为当代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价值基础。例如，“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思想精华和传统美德就是涵养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源泉。承接了文化传统根本精神基因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必将得到世界有识之士的文化认同，正如罗素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具有推进社会进步促进人类解放的先进思想文化内涵。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民族进行文化借鉴时都有一个筛选、内化的过程，国情决定文化选择。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世界历史的结果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使觉醒的国人开启了“学习西方”的历程。此后，西方许多思想学说陆续在中国登场，但都没能使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壮丽的日出，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明了出路，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崭新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小康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的诉求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实现了汇通与融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时代性、科学性等先进的思想内涵，使中国人民在精神思想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逐步生成的，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先进的思想内涵。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延展了革命文化的先进本质和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在艰辛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传统。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都以崇高的爱国主义传统、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奋斗精神和伟大的创造精神等彰显了革命文化的先进本质，是表征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丰碑。革命文化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民主自由等的实践探索和价值追求。它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风尚、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这种影响和塑造的凝聚升华和思想结晶。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革命文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先进本质和伟大精神的发展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等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无不是革命文化的优良传统、理想信念、创造精神等先进本质和精髓的当代发展和弘扬。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要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生成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强大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精神体现。从根本上说，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价值观念根植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文化不自信，根本原因不在于“西洋底”与“中国底”的差异，而在于文化、价值观念反映的经济、政治的差别。经济、政治的巨大差异常常使我们处于文化不自信的状态，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就是这种状态的两种极端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尽管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但在经济方面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价值观念的文化自信还缺乏基本的物质支撑。在新世纪新阶段，党领导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攀升、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自信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西方人眼中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外某些政界要员和学者发生了从“中国不能输出价值观”到“世界文化东移论”的转变。尽管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还要走很长的路，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不断增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放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前景，我们坚信，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必将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时代内涵、鲜明的中国特色展示出它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意义！

篇3：中国传统法观念的透视

1 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制度性基础

1.1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

从整体上看, 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农耕社会, 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自然经济有其特点:首先, 农业生产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在很大程度上它依赖的是对天时节气的准确把握, 并且这种对时令的摸索、耕作技术的总结等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过程。其次,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 生产本身的特点要求人们在极短的时间把所有劳动人口都集中起来, 统一支配。第三, 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最后, 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低下, 粮食就成为最重要的财富, 积蓄粮食就是积累财富。这一切决定了自然经济的内在、封闭的特性。

1.2 宗法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

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宗法社会。“宗法”, 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 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这样在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树状枝杈的宗法式的社会图景。与宗法制紧密相连的分封制也是按宗法关系进行的。“宗法血缘纽带已获得空前的社会价值, 它是划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 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力再分配的标准”。这种宗法社会组织结构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时间, 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角色与权利分配。

1.3 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这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好诠释。自秦以来, 中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中国封建时期大一统的格局, 也奠定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有学者将君主专制政体的内涵概括为: (1) 君主的终身制和世袭制; (2) 君主地位至高无上; (3) 君主独揽国家权力。前两项非君主专制政体所独有, 而真正体现出君主专制政体的就在于君权不受法律制约, 不对任何机构负责, 不受任何机构和权力的合法反对与制约监督。

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作为中国传统法观念产生的制度基础, 三者是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联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然会产生宗法的社会结构, 而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又必然导致专制政体的出现。所有行之有效的行政行为、法律制度、道德教化等等, 都从不同方向将个人固定在土地上, 束缚在家族中, 把个人融化在农业生产过程里, 并把个人镶嵌在宗法血缘的网络间。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法观念必然是压抑人、束缚人的, 必然是义务多余权利, 必然是集体本位高于个人本位, 官本位大于权利本位的。

2 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思想性基础

与自然经济、宗法组织结构、专制政体制度性基础相对的是传统法观念的思想性基础。这种思想性基础是对制度性基础的总结、抽象, 从而形成了影响人们的法的看法的思想系统。如儒教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 这些思想在传统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法观念。

2.1 儒教意识形态与蔑视法的思想

儒教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儒家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多, 但主要是围绕着宗法社会的组织结构来进行展开的, 由于他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 主张贤人治国, 因此产生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说:“为政在人”, “其人存, 则其政举, 其人亡, 则其政息。”认为国家的治乱, 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 而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好坏和有无。并且, 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的“人”, 并不是指一般的人。他说:“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显然, 孔子的心目中能够为政的人是那些具有贤能的统治者, 而不是一般的无知的“小人”, 他们只能作为被统治者。他还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民, 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 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 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 而从内心归服。这说明虽然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 但法律与道德教化相比只不过是次要的手段。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孔子不仅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之上, 而且也把礼德置于“法”之上。

在孔子之后, 随着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的变化, 儒家法律传统也发生某些局部的修正和总体的完善。孟子是孔子学术的继承人, 此外他还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 这则进一步为实施教化提供了依据。荀子虽然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但他的思想已经跨出了儒家思想的原有领域。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理论, 并且在“人治”理论方面别有建树。董仲舒是研究公羊学的大儒, 他继承了儒法合流的荀子的学说, 并采纳了阴阳五刑的神秘理论, 缔造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础。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贡献是在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基础上, 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因素, 完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哲理化。

在儒教的思想体系中, 孔子和孟子是排斥“以法治国”的“法治”, 强调统治者个人素质的优劣和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荀子以及董仲舒、朱熹虽然都坚持“法治”, 但他们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坚持法家的“法治”, 而只是坚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 同时主张用法律和刑罚来维护“德治”、“礼治”。因此从整体上看, 儒家对法律的态度是蔑视的, 法律这种工具性的作用远远比不上道德教化的精神追求上的意义。

2.2 “法治”:法观念的初醒

春秋战国时期, 以商鞅、申不害、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在西北的晋国初露端倪, 并最终在秦国付诸实践。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 针对“为国以礼”的“礼治”, 要求用后天的人为功利代替先天的血缘身份, 并主张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制订为“法”, 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 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法治”的提出, 实质就在于用地主阶级的新“法”取代贵族的旧“礼”, 剥夺旧贵族的特权, 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以适应封建制度的需要。

法家“法治”思想的提出就产生的根源来说只是作为一种治国的理论主张, 与我们当下所宣扬的法治思想是完全两回事, 它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法律意义。就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所服务的政治目的来说, 本着打破宗法等级特权、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 积极地参与国家的管理活动、法制建设, 对于秦朝统一中国以及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国, 都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法家的法治思想而且影响了秦朝以后的各朝各代, 对中国传统法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治思想打破了儒家礼治思想的一些弊端, 展现出封建时期法观念的初醒。

2.3 礼法融合:法的双重性格

秦朝以法家的法治思想建立中国大一统的封建格局, 但它的传万世的美好想法, 在传二世的时候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归其原因在于法家的思想理论虽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愿望, 但其所建立的封建王权却太过激进。帝王的专制权力过于强大, 忽视了长期以来的由礼所建立起来的传统思想, 加之残酷的统治方式背离了社会的发展模式。汉以后吸收了这种教训, 礼治与法治的对立局面逐渐的走向融合。礼法融合所造就出的法就具有了双重的性格, 它既要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又要维护封建集权政体。在这种法的制约下, 形成了个人-家族-国家三个层面, 个人既要履行对家族的义务又要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3 中国传统法观念所带来的影响

通过对中国传统法观念制度性基础与观念基础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观念的轮廓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对此, 武树臣先生曾给出过细致的描述,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 泛神主义的差等意识; (2) “亲亲”的宗法意识; (3) “尊尊”的权力意识; (4) 静止的私有权意识; (5) 轻法贱讼意识; (6) “混合法”意识。这些就构成中国传统法观念, 笔者十分赞同这些对传统法观念的精辟总结。问题的关键不在中国传统的法观念是什么, 而在于这些观念给中国法律思想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极度抹杀, 个人权利的极度忽视。

3.1 集体本位取代个人本位

由于受到宗法社会结构和专制政体的影响,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始终是被压抑和摧残的。在宗法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强调的是孝、悌、忠、信, 强调的是对父系族长的绝对服从。个人完全禁锢在宗法体系之中, 维护的是宗法家族的整体安宁。中央集权式的政体的确立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它打破了宗法血缘关系的格局, 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但是, 个人的权利始终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 个人的存在与发展绝对不能违背专制国家的根本方向。这就使得个人似乎刚刚脱离的宗法血缘的束缚但同时又陷入到国家集权的禁锢中。

3.2 义务本位大于权利本位

在我们传统的礼法文化中, 法律是孕育于礼的大环境之中的。有道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如果一个人抱着为权利而斗争的态度去寻求权利上的保障, 那会认为是扰乱社会的不安定分子, 会认为是刁民。当然, 中国人也并非没有权利意识, 趋利弊害是人的本性, 但这中追逐权利的行为要符合基本的礼法即是说符合义的约束。权利的能指只是国家权利、社会权利, 为了保证国家权力至高无上, 必然要禁止个人权利, 民众只有服从于法律, 服从于整体, 国家才能安宁、富强, 正所谓国泰则民安, 国富则民强。在国家利益、君主权力面前, 个人是从无权利可言的, 只有永无休止的义务付出。

3.3 体制性的束缚限制创造性的突破

由于长期受到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政体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时期形成了非常稳定的体制性结构。上自天子皇帝下自平民百姓都受封建礼法的约束而无一例外。任何改革和创新都被这种稳定的态势所埋没, 普通的民众也安于这种状况, 除非是遇到灾荒之年苛捐杂税实在压的人民除了奋起一搏别无他路的时候, 这种状况会长时期的保持下去。

任何创造和革新在这种状态结构中来都会非常的缓慢。即使是像黄宗曦那样具有锐意进取, 提出多项近似西方近代民主革命主张的人, 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秩序的稳定压倒了一切创造性的动力, 而在这种体制下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压缩, 创造的思维被体制性的束缚所压抑也就在正常不过了。

摘要：中国的传统法观念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 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通过对中国传统法观念产生的制度性基础和思想性基础进行分析, 在肯定中国传统法观念所具备的借鉴意义和精华内容的同时, 更加侧重于对它带给我们的消极影响的分析, 以期能更加全面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法观念。

关键词：法观念,宗法,权利本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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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补观念

外国人弄不明白的是。在他们的营养学中无论如何也查不到中国食物的“冷热观念”和“食补观念”，为什么同样是家禽，鸡肉是温性的而鸭肉却是凉性的?同样是畜肉，羊肉是热性而兔肉却是凉性的?至于为什么中国人认为“最补”的补品，比如穿山甲、海马、鳖、燕窝、蛤蚧等都是些“奇怪性质者”，更是使外国人一头雾水。

俗语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必须先了解她的肠胃。”“文化”对于一个民族饮食习惯的约定性是很大的。不同文化的人不但饮食习惯有差异，而且对食物的基本观念也迥异。中国人说“吃这种食物容易‘上火”’，外国人听后感到很惊诧，因为他并没有看到食物在燃烧，而中国人却大人小孩都明白。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文化对饮食的科学，一般称“营养人类学”或“食物人类学”，这也常是包含在“医疗人类学”中的一门学问。在人类的食物谱中，营养物(nutrient)与食物(food)并不等义。是否有营养是有客观标准的，但是否可认为是食物，则是不同民族文化主观所认定的。西方人的主观认定往往看重营养，这和他们缜密逻辑线性的思维方式有关。而中国人认定的食物最为复杂，不但与整个医药系统密切相关，而且与自然界、人际关系调和。密不可分。讲究均衡调和，滋养身体的“饮和食德”，更讲究传宗接代的“饮食男女”。这与我们传统的圆形模糊的思维方式有关。

有许多民族喜欢吃蛹虫，我们想起来可能要恶心。西方人看我们吃“bird’s nest”(燕子的窝)感到简直不可思议。美国人最爱吃牛肉，是他们认为牛肉富含营养，吃了可以像牛那样健壮。但是说到吃狗肉，那就咽都咽不下去了。西方人对吃狗肉是～个大禁忌，要他吃狗肉就好比让其咽下餐碟一样。可是我们中国人恰好相反，虽然不是人人都吃狗肉，但称狗肉为香肉，并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滋补上品。

中国人的传统饮食观念，是民族传统不可见文化长期整合的结果，是通过几千年来人民大众经历了无数次的亲身生活实践和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临床实践逐渐总结发展而形成的。它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医药学家、养生学家、儒家、道家、佛家以及广大民众的宝贵经验。而历史上的学问家们把这些丰富的经验不断上升到食医的高度来认识和完善，创造了中国传统饮食理论基础，其中包括了“食药同源”、“食物的四气理论”、“食物的五味学说”以及“以脏补脏说”等。这些传统理念在民间代代相传，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养生理念。

谈起养生，饮食养生是我国传统膳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时珍曾把饮食养生的历史上溯到轩辕时期。他说：“轩辕氏出，教以烹饪，制为方剂，而后民始得遂养生之道。”而《周礼·天官冢宰》中已记载有专职的“食医”，可见当时对“食医同源”、“药食同源”、“药膳同功”的养生保健作用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并重视。

讲“药食同源”，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说许多种食物都兼有药物的性能，无论是动物、植物乃至矿物皆然。我国古代有医书云：“水陆之物为饮食者不管千万品，其五气五味冷热补泻之性，亦皆禀于阴阳五行，与前无殊。人若知其食性，调而用之，则胜于药也，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其二是从其所含的物理角度，食与药二者的应用皆基于同样的理论指导。《内经·素问》提出了“饮食有节，调和五味”的主张，就是说医病健身，一方面饮食要有节制，另一方面还要注意调配得法。汉代的《盐铁论》中就有“枸豚韭卯”的药膳记载。“枸豚”就是枸杞烧乳猪。“韭卵”就是韭菜炒鸡蛋。元代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药膳专著。全书介绍了食疗药膳用菜94种、汤类35种、抗衰老食疗方29种。忽思慧在书中提出了强调以预防为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并认为“食无定味，适者为珍”，就是说，任何食物的性味都含在其中，要靠烹调的本领调和，才能得到真味，而且由于食用者的口味差别，只有合于自己的口味，才觉得好吃。

到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把我国古代的“药食同源”的理论和应用又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其中记载的历代有关养生健身长寿之方多达552首，其中有59首是作者亲身指正创研的结果。同时。书中还列有“粥条”，开列出62种“粥疗方”，亲自配制出34种“养生疗疾”佳品，这些都是“药食同源”论的生动体现。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食物被医家当作中药来广泛使用，如大枣、百合、莲子、芡实、山药、茯苓、山楂、桑椹、生姜、葱白、肉桂等。同样，也有不少中药，人们常当作食品来服用，如枸杞子、薏苡仁、冬虫夏草、西洋参等。

由于食物也是药物，药物也可作食物，并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效果，所以，我国古代医家常把食物的功用与主治和药物等同起来，甚至将一味食物当作一首名方来看待。比如，牛肉作为食品能补脾胃、益气血，医家就把牛肉的功效与中药黄芪划上等号。《韩氏医通》说：“黄牛肉补气，与绵黄芪同功。”羊肉甘温，益气补虚。医家认为：“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将羊肉之功与人参并列。还有将一味食品喻为一首名方说。如将西瓜比作清热名方“白虎汤”，将甘蔗的益气滋阳之功比作名方“复脉汤”，将梨子甘寒生津、润燥止渴之功比作“天生甘露饮”。

为什么食物也可以有药物作用呢?中药理论认为，食物和药物一样也有性味归经理论。

性味归经的哲学支持来自“天人合一论”。早在《黄帝内经》中，我们祖先就指出：“人与天地相争也，与日月相应也。”一句话，就是指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列为四时，判为五行。”按照阴阳学的定义，阴阳五行与人类机体和饮食之间，确实存在着互相连接、互相影响的关系。《内经》说：“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气，气伤于味。”是说，饮食经过生化作用变成人体之精华，经过气化作用而充实形体。饮食不合理就会损伤形体。

按照阴阳五行学说的概念，自然界的物质(事物)通过相生相克的运化才能得到的动态平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金、木、水、火、土，并不是仅指自然界的五种物质，而是五种属性或态势，正像中医学所称的心、肝、脾、肺、肾概念一样)。通过阴阳五行

来理解饮食的性味，就出现了饮食的四气理论。

所谓四气，又称四性，即寒性、凉性、温性和热性，如果再加上不寒不热的平性，有人称为五性。《神农本草经》云：“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同样的道理，凡热性或温性的食物，适宜寒证或阳气不足之人服食；凡属寒性或凉性食物，只适宜热证或阳气旺盛者食用。寒性或凉性食物，如绿豆、芹菜、菊花脑、马兰头、柿子、梨子、冬瓜、丝瓜、西瓜、鸭肉、金银花、胖大海等，都具有清热、生津、解暑、止渴的作用，对热性病证或者阳气旺盛、内火偏重者为宜。反之，对虚寒体质，阳气不足之人则忌食。同样的道理，食物中的羊肉、狗肉、辣椒、生姜、砂仁、肉桂等热性或温性食物，多有温中、散寒、补阳、暖胃等功效，对阳虚怕冷、虚寒病症食之为宜，热性病及阴虚火旺者忌食之。

此外，食性还要与四时气候相适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此其道也。”就是说，寒凉季节要少吃寒凉性食品，炎热季节要少吃些温热性食物，饮食宜忌要随四季气温而变化，这又是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观。

饮食的五味学说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观念。五味在表面上指饮食物的五种味道，实际上是指味道与人体的密切关系。如辛味能宣散、行气。适宜有外感表证或风寒湿邪者服食。甘味有补益强壮作用，凡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以及五脏虚赢者，宜吃味甘之物(肥胖者、糖尿病人忌吃甜物)。酸味有收敛、固涩作用，宜久泻、久咳等遗泄患者食用。苦味能清泻、燥湿，适宜热证、湿证病人服食。咸味能软坚、散结、润下，凡结核、痞块、便秘者宜食。中医理论认为，肺主气，心主血脉，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饮食五味用者适宜，对人体则有益，若因过分偏嗜则可发生疾病。

食物归经，是指食物对于机体各部分的特殊作用。

综上所述，食物的四气、五味、归经等学说，是中国传统饮食重要的理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理论的深处是和中医药、书画、戏剧等理念一脉相通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哲世观、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整合、影响可见文化的结果。

饮食调理的养生作用，不只是专讲“营养素”的多寡，而是根据病证、病位、病性和具体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素质类型及四季天时、地理因素，结合食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来分析并选择食物的宜与忌，这样丰富多彩、辩证科学的饮食养生观，在近代营养学和西医理论中是缺少的，这正是“天人合一”理论的光辉之处。天人合一，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使人的五脏六腑、经络、气血津液和谐相处，进而使人达到阴阳平衡、动静平衡、出入平衡、心理平衡，使人的五脏六腑的功能顺通安和，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会旺盛。正气存内，病安从来。

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中还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使外国人～头雾水的中国食物系统的冷热观念的现代科学区分标准还要加深研究。例如，蔬菜类中大部分绿色蔬菜属凉性，惟独苘蒿是热性；豆类中大部分属凉性，但红豆却属热；家禽中鸡属热，鸭属凉，鹅属平；大多数肉类都属热性。而野生动物肉比养殖动物更热。照此类推，野生动物中最勇猛的老虎就成了最“补”的珍品了。但捕杀国家保护野生动物那可是犯法的!

还有，中国人对模棱两可不能归类动物的态度与欧洲人大相径庭，古代以色列人憎恨一些暧昧、模棱两可的动物，认为其不洁净。而中国人对其不采取消极规避态度，而且利用其特性以为己用，认为最补的东西部是具有暧昧两可者，例如穿山甲(有鳞却能爬树)、海马(似马却在海中)、蛤蚧(有鳞居地上)、人参(人形植物)等。西方人怕暧昧之物，中国人利用暧昧之物，这种区别就是民族的内在文化观念在背后运作整合的结果。

篇5：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农业社会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大体呈静定状态，这样的环境便易于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一种求“久”的观念，《易传》中所谓“可久可大”，《老子》中所追求的“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反映在民间则是对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久。

反观建筑，恒久观则导致“守常”意识的产生，如以不变应万变、世界在改变而我心以不变待之等心理。在中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上，对一切的房屋、车、服、礼器等的制作都是采用一种灵活性很大的通用式设计，预计到使用情况有了变化时也可以同样应用。传统的中国式房屋设计原则就采用“通用式”设计思想，“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么用途都希望合乎使用。经久耐用和广泛适应性便成为其追求的目标。

与恒久观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并形成“寓变易于保守之中”的特点，

历代革新，无不是托古改制，一直走“复古以变今”的思路。这正是农耕经济养育的中华文化在古与今、常与变的问题上的独特表现。

建筑则一方面推行灵活多变的“通用”设计原则，另一方面则渐渐形成成熟的“标准化”建造方式。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化则满足了这种恒久与变异的社会心理的要求。空间与序列的丰富多彩最终落实到平实而定型的标准化框架之中，成为一种得心应手的方式。

再深一层次，以不变应万变之心理，在对待事物上，则须有深刻的反观内省的能力，于是在中国对“参悟”情有独钟。注重感受、注重点拨与觉悟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古代建筑的每一个层次。例如，中国建筑不注重外表直观的形象，而注重人在其中的序列安排。随着道路穿过一道道大门，便会有一个个院落，使人一次次豁然开朗。建筑序列犹如一轴长卷，且走且思， 道不尽则思不尽，一直达到高潮有豁然醒悟之感。这一点在园林设计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古典建筑在重领悟、重层次、重气氛等方面极下功夫， 反倒对单座建筑淡然处之。古人对感受与领悟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于建筑物本身的注视。

建筑以恒久的构件和不变的院落，通过无限“衍生”便能演绎出无穷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建群体独有的内涵。

篇6：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张立业

(连云港市连云区文化馆 222042)

摘 要: 从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绘画艺术两方面分析中国古代艺术的抒情性特征, 可以看出写意是中国艺术的核心, 注重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中国历代艺术审美观念的最大特点;书法创作要求把线条、内容、字体、造型、神采以及内在情感联系起来, 传统文人画追求写意传神、追求神似;中国古代艺术的美学追求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伦理思想的影响下, 经过长期艺术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 古代艺术;审美观念;书法艺术;文人画

中国古代艺术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 中国人在

美学上, 独立于其他文化 特别是希腊(西方)文

化 之外, 开创了另一个体系。写意是中国艺术 的核心, 是中国美学特有的概念。写意是 情动形言 , 是 感于物而动。以情观物, 以情动人, 从而达到心物交融、主客一体的境界。这种反映不追求客观的逼真性, 而强调 慷慨以使才, 磊落以任气 , 强调 取会风骚之意 , 强调 风力、风骨等等[ 1](P476-477), 总之是强调主观、主体。作品的高下, 不看其中有多少客观性, 而是看有多少主体性, 这是浓烈的以人为中心的艺术体系。

一、注重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显著特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特征, 集中体现在历经历史长河千年的大浪淘沙, 最终沉淀下来的精华上。纵观中国千年的文化艺术, 至今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是 风、骚、唐诗、宋词、元曲, 是书法、绘画、民族舞蹈、民族音乐, 是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 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张旭、怀素, 是顾恺之、吴道子、梁楷、石涛, 等等。这些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而鲜明 的特征是注重内心世界情感的表现。

中国艺术, 强调用境界说话。先秦的典籍 尚书 尧典 就说到: 诗言志, 歌咏言。毛诗序进一步说: 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所谓 志 , 就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十分重视言志抒情, 是中国抒情艺术之主导。在绘画方面, 从唐宋以来, 就提出了不能只求形似而要神似。不似则欺世, 太似则媚俗!音乐方面则提出了要与人心灵相通的要求, 不能只求节奏, 而重在旋律, 能与心灵共振的旋律!乐记 云: 德者, 性之端也, 乐者, 德之华也;金石丝竹, 乐之器也。诗, 言其志者也;歌, 咏其声也;舞, 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 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 气盛而化神, 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书法则达到了超常的高度, 看似简单的几笔, 能贯注一个人的全部精神气韵在内。至于壁画, 在中国古代虽被看作是雕虫小技的画匠们所为, 但也创作出了敦煌飞天那种超凡脱俗、形神兼备的神力的人!中国传统

的艺术作品不仅是人文精神的表达和渲染, 也是达到人性升华的手段。

本文仅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书法、绘画艺术窥见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传神写意之特征。

(一)书法艺术的表现

中国汉字书写方法之所以能成为独特的艺术形态, 除其源起于象形外, 更重要的在于书写者在运用毛笔进行书写的过程中融入了意志情感。书法创作要求把线条、内容、字体、造型、神采以及内在情感联系起来。

书法的线条是舍貌取神的线条, 若飞若动, 若往若来, 富有动势, 充满旋律, 并以用墨浓淡的变化、结体章法的安排, 寓动于静, 化静为动, 彰显个性。如水平线使人感到广阔、平静;垂直线使人感到挺拔、升腾;曲线使人感到柔和、流动;斜线使人感到危急、险峻, 等等。书法家正是利用这些线条的表现力并通过笔墨技巧来表现各种意境和情趣, 从而引起欣赏者产生相应的情感。

书法作品中相同的内容采用不同字体书写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字体的造型所显现的美感不一样。商代甲骨文线条细硬, 传达出一种古朴之美;商周时期的金文则趋于丰满;秦代的小篆圆转流畅, 结构严谨对称, 字体圆转舒展, 表现出圆笔曲线美;一波三折是秦汉时期隶书的重要特征, 既庄重又活泼, 表现的是波状线美;东汉晚期楷书笔画丰厚美观, 字形方正工整, 盛唐颜真卿把初唐硬瘦的楷书变为丰满雄伟的楷书,后来的柳公权则使字体显示出刚劲的骨力;东晋王羲之的 兰亭序 , 被誉为 天下第一行书 , 字体刚劲秀美流畅, 神逸思超;草书, 特别是盛唐狂草, 张旭一派, 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写意性, 发挥到极致。草书, 特别是狂草的线条飞舞, 笔画相连,生动而有气势, 能尽情抒发书法家的感情, 体现书法家的性格, 表现的是一种飞动的美。如用草书书写 神逸思超 能表现出飞动、磅礴之气, 用楷书则表现不出此韵味;而用颜体楷书书写 稳如泰

是恰到好处的, 用草书则无法使其 稳 住。书法艺术是客观世界形体美和动态美的反

映, 处处渗透着书法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相对于文学、音乐艺术, 书法艺术的抒情性是比较含蓄的, 因为书法艺术的造型不是对思维和感情体验的直接展示。除借助线条、字体外, 书法家的情感多在 书势 中抒发, 即在笔墨运行中展示内心情怀。书法家凭借深厚的功底, 运用得心应手的 气势 在造型、结体、布局方面充分表现自己的

心境、感情、性格和艺术追求, 表现出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涵。

书法风格深受书家个性影响, 风格就是书家的精神情感在作品中的反映或流露。人的性格有刚柔之别, 含露之分, 表现在书法的线墨中便会有刚强、骨力、雄浑与优美、典雅、飘逸之别。唐代孙过庭就从书法线条的变化中, 看到了 心 的不同:虽学宗一家, 而变成多体, 莫不随其性欲, 便以为姿: 质直者则径廷不遒;刚狠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 2 ](P113)狂草张旭为人洒脱不羁, 豁达豪放, 嗜好饮酒, 挥毫落笔如云烟 , 人称 张颠 , 故其草书被称为 狂草。颜真卿秉性正直, 笃实纯厚, 有正义感, 从不阿于权贵, 屈意媚上, 以义烈名于时, 故其楷书庄严正大, 朴拙雄浑,大气磅礴。

除受性格影响外, 书家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常受情绪影响。即使是同一位书家, 在不同心境下,其书法作品所显示的特征是不同的。吕凤子先生说过: 凡属表示愉快感情的线条, 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 其迹是燥、湿、浓、淡, 总是一往流利, 不作顿挫, 转折而不露圭角的。凡属表示不愉快感情的线条, 就一往停顿, 呈现一种艰涩状态, 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 风趋电疾 ，如 兔起鹘落 , 纵横挥斫, 锋芒毕露, 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3](P4)

(二)绘画艺术的表现

中国画的本质是抒情的, 其抒情方式大致有三种情态: 以形传神、托物比兴、不似似之。

早在四世纪, 汉代人物画家顾恺之就强调 悟对之通神、以形写神、传神之趋 , 以及 传神写照, 正在阿堵中;五世纪南朝人物画家谢赫论绘画 六法 以 气韵生动 为第一位。这说明中国画家很早就明确认识到绘画艺术的主要要求不在于模仿自然, 而应着重表现对象的 神。唐代画家张彦远提出 人物有生气之可状, 须神韵而后全, 若气韵不周, 空陈形似, 笔力未遒, 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张旭的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成为中国画的美学原则。他们都强调在主客观统一的基础上的主观表现。宋代苏轼的 随物赋形 说认为, 形式决定于客观存在的事物, 艺术不但要写出事物的常形与变形, 即形象, 还要写出事物的神情、生气, 即本质的某些方面, 而且体物往往与 写 即表达高尚、有社会意义的思想有着联

系。[4](P285)到了元代, 人文山水画正式确立后, 文人画家特别突出主观意兴, 主张直接抒写画家的性灵、情趣和思想。倪瓒在 答张仲藻书 中说:仆之所谓画者, 不过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聊以自娱耳。在 题自画墨竹 中写道: 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 岂复较其似与非, 叶之繁与疏, 枝之斜与直哉!明清之际画家石涛更是以 不似似之 的画论, 进一步抛弃形似, 将中国画重神写意的美学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以形传神, 重在把握对象的 神。在人物画中, 神 指所画人物的精神、个性;在山水画中指一种美的境界、季节气候特征;在花鸟画中指对象的形态特点和动人的意趣。事物的外形是 神 的依附, 因而首先必须形似。苏轼在 书吴道子画后 评道: 道子画人物, 如以灯取影, 逆来顺往, 旁见侧出, 横斜平直, 各相乘除, 得自然之数, 不差毫末。高度评价了吴道子人物画精细到 与自然之数 不差毫末 的程度。唐代画马大师韩斡以万匹厩马为师;明末清初的石涛也很重视艺术表现对象的客观性, 强调 搜尽奇峰打草稿。但不管是 以灯取影、或是 以马为师、还是 搜尽奇峰 , 其目的都不在写生, 而是通过大量的观察, 钻研并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万匹骏马各具形态的活跃动态, 以体现动物的蓬勃生机;通过观察、研究许许多多的奇峰, 达到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以形传神在人物画中得到最鲜明的表现。战国楚帛画, 宫廷艺术, 是细笔小写意。但至西汉, 已能得其 大貌 了, 看 洛阳西汉墓壁画 , 运笔放纵, 轮廓粗具, 情味盎然, 已经俨然大写意了。不管是东晋顾恺之的 秀骨清容 , 还是唐代阎立本精致的线勾画法、吴道子的雄浑奔放的 疏体 画风、周昉工整艳丽的画风, 还是五代、两宋充满现实性的社会生活画卷, 都重视以形传神。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 , 更是塑造了世界绘画史上稀有的形象, 是中国画写意传神、追求神似的典型作品。

托物比兴, 即借物言志、借景抒情。此类画作的构思、构图常要求含蓄而又鲜明地表现内容并突出主体, 一般除与主题、情节有关的必要点缀物或陪衬外, 大多不画背景, 不要任何多余的东西,画面留有较多的空白, 给读画者留下更多想象、理解的空间。如由明入清的明宗室后裔八大山人的鱼鸟图 , 画面惟一石二鱼三鸟, 其余皆空白。一石横空突兀斜出, 使人感觉岌岌可危;二鱼形态僵直呆板, 一来一往, 形同陌路, 眼睛却栩栩传神, 作白眼望青天 状;石上三鸟, 或白眼望天, 孤傲无

比, 或收颈俯视, 不理不睬, 或缩头闭眼, 不理世态。空白之处即表水天相连, 但却没有自由宽阔之感, 而是冷气逼人, 令人不寒而栗。这正是明室遗民的心态之写照。郑板桥慨叹曰: 横涂竖抹千千幅, 墨点无多泪点多。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念要求画家画花鸟, 也要借物抒情, 追求意旨和情趣。花卉、鸟兽、鱼虫、竹石、瓜果均为花鸟画的题材范围。文人画花鸟主要运用 比 兴 手法, 借以表现自己的 君子之风 和 隐逸 之趣, 追求诗意和书卷气 的表达。如文人偏爱松, 因 岁寒知松柏而后凋;文人偏爱竹, 因 未曾出土先有节;文人偏爱梅, 因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中国民间年画中花鸟形象也都有特定的象征意味, 如莲花与鱼 意味着 年年有余、青松与白鹤 意味着 松鹤延年 , 等等, 抒发的是平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之情。

不似似之, 就是要超出一般表面的形似, 表现与画家的感情性格相一致的事物的内在特征, 从而达到情景交融。文人山水画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中国古代画家是由具有高尚品格和学识的文人兼画家组成的群体, 他们 文翰之余 借绘画 聊写胸中之逸气 , 表现出文人画家对自然万物和人生社会的充分关注。[5 ] 他们能诗善文, 意趣高雅, 讲求 比 兴 之法以借物抒情, 强调绘画是主观情感的抒发, 而这种情感又多强调 超然物外 , 因此, 物象景观变成了情感载体, 以情结境、以境构景成为创作中的重要倾向。文人画的显著特征是强调抒发主观意兴和追求笔墨情趣。文人画审美意识的形成取决于文人们观照自然的态度。受中国传统文化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 文人画家大都寄情于田园情趣或自然山林。因此, 自隋代展子虔的 游春图 后, 中国真正的山水画诞生了, 并成为文人画家的钟爱, 逐渐占据了中国画的主流地位。

传统文人画对于形的认识不是纯客观的、直观的形体感觉, 而是移入了画家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 并且经过审美认识和艺术改造的形体感觉。画家是用自己的心灵去观照自然, 在静观寂照中达到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境界, 胸有成竹 , 然后 以意为之。这样, 画家表现出的就不仅仅是物象的形神, 同时也是自己心中的意象。因而, 中国古代艺术, 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是创设高妙意境。所谓 意 , 就是 情 与 理 的统一;所谓境 , 就是 形 与 神 的统一。在情、理、形、神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中, 就形成了 意

境。元代画家倪赞的平远山水之所以能够写出太湖景色的精神特质, 达到形似和神似的统一, 是他几十年创作实践的结果。他晚年隐居太湖之滨, 其情感是安静恬淡的, 其所作的山水画也实在是他理想中的生活环境: 清远秀丽而恬静。倪瓒爱好大自然, 沉浸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他的主观情趣和客观景物得到了统一, 因此他的绘画就达到了情景交融, 塑造出了平淡天真的意境。

二、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对传统审美观念的铸就

中国古代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艺术的美学追求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伦理思想的影响下, 经过长期艺术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其漫长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强调天人合一, 注重融会贯通、创设高妙意境的美学追求。

从先秦开始,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就一直把天人关系的探讨作为构建自己学说的必不可少的任务和内容。在这种探讨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宇宙观念和人生境界。人生问题和人生境界是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各家在探讨人生问题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它从不同的角度共同熔铸了中国艺术的的独特审美情趣。道家哲学思想对艺术家的人生观的影响尤为突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首先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超越。在道家看来, 现实社会是违反自然、桎梏人生的污浊世界。在批判异化的现实人生的基础上, 道家肯定个体生命的意义, 主张高扬个体生命的价值, 反对用群体来淹没个体, 反对用仁义道德、纲常名教扼杀个体生命, 主张把个体的自然存 体现抒情特征的大写意作品, 李白、苏轼、石涛、郑

板桥 是也。

在中国古代艺术中, 主观情感的抒发不只是

概念的理性阐述, 而是须寻求客观外物来表现的。在 天人合一 哲学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寻找美, 表现自然之美与表现社会之美是一致的, 写自然就是写人生, 物我交融为一。最自然的也就是最美的, 合乎自然之道, 素朴自然、恬淡无为是人生的最高审美标准和审美境界。孔子说 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中国人从山水中感受到智慧和仁德, 抒写山水, 即是抒写智慧与仁德。古代画家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悟性, 借助山水而味于道。因此, 艺术家在表现山水时, 往往进入物我两忘、物我为一的境界, 精神与山水合一, 从而创设高妙意境。中国古代的画家们之所以选择花和鸟构成一个持续千年的独立画种, 无疑也是来自 天人合一 的哲理, 自然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创造性资源, 艺术家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对接, 物我一体、心境两忘、得意忘象 , 使 生命 得以延伸。中国书法捕捉万物的灵光动态, 使笔底气通血畅, 充满盎然生机。这是源于道家的 道法自然 说, 也是儒家的 天人合一 思想在书法上的体现。九势 中曰: 夫书肇于自然, 自然既立, 阴生焉;阴阳既生, 形势出矣。藏头护尾, 力在字中下笔用力, 肌肤之丽。故曰: 势来不可止, 势去不遏。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 这是中国古代评价艺术水平高下的一条重要的原则。与道 相对的是 器 , 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

在和精神自由置于一切外在的附加物之上, 走出人生的困境, 追求自然、自由。儒家在对人生境的追求上着重人生的责任道义和道德的修养,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以天下国家为已任。达则兼治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是艺术家们情感表达的具体化, 艺术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的情感的质量。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境界是以儒家为基础的, 但在不得志的情况下, 他们往往归皈道、佛, 追求个性的张扬, 追求精神的自由, 从而创作出最能

参考文献:

体的事物。中国艺术向来重道轻器, 即重 神似 , 而轻 形似。重 神似 其实便是中国美学灵魂 重视抒发情感的特征的体现。抒情写意的美学特色是中华传统艺术的内核, 是值得我们去继承的;当然,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 中华传统艺术所抒之情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墨客之情, 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因此我们在借鉴的同时更要注重创新, 与时俱进地创造出具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代特征的全新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