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问卷

律师调查问卷（精选8篇）

篇1：律师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

尊敬的朋友：

您好！我们是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心成立于1995年12月，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研究与倡导的公益性民间组织。16年来，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妇女权益状况的改善和公益法律事业的发展，并得到了诸多志士同仁的关注、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为对新近出现的中国公益律师这个职业群体的现状做一个简单描述，以鼓励更多的法律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近期中心正筹划撰写调研报告——《中国公益律师发展报告》，烦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帮忙完成以下问卷，如您有认识的对此感兴趣的同事、朋友，也请代为传递，并烦请您将填好后的问卷回发至gongyilvshi@woman-legalaid.org.cn，不胜感激！由此给您带来的任何不便，敬请见谅！

另，本问卷将采取匿名方式填写，绝不涉及个人信息的外泄，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2011年6月16日

（如无特殊说明，该题为单项选择题）

1、您属于哪个年龄段：（A）

A、20~30岁

B、30~40岁

C、40~50岁

D、50岁以上

2、您的性别：（B）

A、男

B、女

3、您知道公益律师么？（A）

A、听说过

B、没听说过

4、您从哪听说的公益律师？（B）

A、广告

B、电视、广播网络、书刊

C、社区宣传活动

D、朋友同事熟人等社会关系

E、其他

如果您选择其他，请写下您自己的答案

5、您眼中的公益律师是？（BC）（可多选）

A、代为免费打官司的B、别的律师不愿代理的案件都可以找他们

C、通过个案推动制度完善的D、就是普通律师

E、其他

如果您选择其他，请写下您自己的答案

6、如果您遇到纠纷，什么情况下会求助于律师？（D）

A、朋友、同事等社会关系都帮不了忙时

B、想尽快解决现有麻烦，通过法律找回公道时

C、想尽其他一切办法都未能解决问题，最后想到找律师

D、有问题首先想到咨询律师

7、如果您遇到纠纷，什么情况下求助于公益律师？（C）（可多选）

A、朋友、同事等社会关系都帮不了忙时

B、家境贫困，交不起商业律师事务所要求的律师代理费用时

C、信访、申诉等途径用尽了，找不着说理的地儿时

D、想找免费的律师解答法律咨询时

8、如果您身边有学法律的朋友或亲人选择做公益律师，您的态度？（E）

A、一般支持

B、特别支持

C、有点反对

D、强烈反对

E、他们自己的选择，不干预

9、您支持身边人做公益律师的考虑是？（ABC）（可多选）

A、能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的弱者

B、能传播公益的种子，影响更多的人

C、这份职业很高尚

D、从事这份职业很开心

E、其他

如果您选择其他，请写下您自己的答案

10、您反对身边人做公益律师的考虑是？（CD）（可多选）

A、挣钱不多

B、敏感、风险高

C、职业前途不明朗

D、当事人都是弱势群体，社会资源网络不宽

E、其他

如果您选择其他，请写下您自己的答案

11、您有被公益律师帮助过吗？（D）（可多选）

A、社区普法宣传活动中向他们咨询过

B、向公益律师免费咨询过

C、找公益律师代理过案件

D、没找过公益律师

12、您没找过公益律师的原因是：（E）（可多选）

A、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到我B、以为公益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后也要收费

C、担心不收费的提供的服务差，专业水平低

D、不知道还有公益律师，只能找收费的商业律师

E、其他

如果您选择其他，请写下您自己的答案

13、您知道哪些机构能找到公益律师（可多选）：（ABCDEF）

A、东方公益律师事务所

B、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C、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D、北京益仁平中心

E、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

F、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

G、云南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H、公盟

I、其他

除了以上机构，您还去哪些机构寻求过公益律师帮助？（自答）

15、您认为公益律师的服务质量如何？（自答）

A、公益律师虽然热情，但专业水平不高，办案中会犯一些小错误

B、打着帮当事人维护权益的幌子，实际上想为自己出名

C、尽心尽力为当事人维护权益

D、其他

16、您对公益律师服务的满意度？（AA）

A、一般满意

B、特别满意

C、不满意

D、极不满意

E、其他

17、您认为算得上公益律师的人的名字？（请写下您知道的名字）

18、您认为公益律师和您印象中的律师形象有差别吗？（A）

A、没有差别

B、很小差别

C、差别很大

D、其他

19、您认为这种差别表现在什么地方？（自答）

问题完结，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篇2：律师调查问卷

在此期间本所律师对贵司现有的规章制度、员工手册、部门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ISO9000文件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并与公司高层、中层、基层管理人员及员工进行了访谈，合计共27人次，其中高层2人次，中层5人次，基层管理人员及员工20人次。同时对物业部、工程部、保安部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与保安部员工一起对公司管理的某某商业大厦楼宇进行了实地巡查。

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按照管理律师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在对贵司提供的有关材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向贵司出具如下尽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

在出具本报告之前，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报告仅对《管理律师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服务事项负责，并以贵司提供的材料以及本所尽职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为依据，发表意见。

2. 本报告为阶段性工作报告，其中所涉及的情况和意见均不是本次管理律师项目的最终结论，在经过贵司进一步认可或修改后方可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依据。

3. 本报告仅供贵司为本次管理律师项目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作为其他任何用途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复印、传抄和外传。

一、组织结构设置

(一)基本情况

贵司在经营管理层设有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下设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物业部、工程部、保安部和品质部，其中总经理分管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和工程部，副总经理分管物业部、保安部和品质部，而原有的组织结构框架图中所提及的拓展部，在事实上并没有运转。

(二)分析

1. 贵司的组织结构设置总体上采取了职能型组织结构的方式。其中，人力资源部(实为综合部)、财务部和品质部是以独立的职能部门来设置的，但行政和综合职能并未在组织结构上体现出来。

2. 按普通中小型物业公司的组织结构设置规则来看，通常做法为物业部下面分设工程、保安和环境三个职能机构，而贵司则是把物业(不是一般意义的物业部，主要功能是客户服务中心)、工程、保安三个职能机构提升到了独立部门的位置，使这三个原本相互关联的职能机构变成了三个独立的部门，加之贵司人事关系复杂，导致了现在物业部、工程部、保安部三足鼎立的局面，给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也容易产生职能冲突和丢失现象。

3. 目前贵司的物业部、工程部、保安部由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各自分管一部分，无形中加大了三个职能部门之间的隔阂。三个职能机构如果不能统一管理，必然会给经营管理和服务带来断层和混乱。

4. 从贵司现在的管理结构来看，无论是人力资源部、财务部，还是品质部都无法介入物业部、工程部和保安部这三个职能机构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导致职能机构之间不能很好的配合与对接，公司也不能有效地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能。

(三)管理律师建议

由于贵司目前尚不能对部门机构的设置进行大的调整，因此在不改变现有的组织结构设置的情况下，增加综合部或品质部对物业部、工程部和保安部三大职能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且上述三大职能机构统一由一个高层领导分管，在便于贵司统一协调和管理的同时，打破其三足鼎立的格局。

二、部门设置

(一)人力资源部

1. 基本情况

(1)人力资源部承担的职能除人力资源管理外，还承担着采购、行政、后勤等综合部门或办公室的职能。

(2)目前人力资源部虽然承担了一些综合职能，但从贵司整体来看，综合职能丢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如考勤管理、工作服管理、卫生管理、文书管理、档案管理、会议管理、计算机网络管理等职能。同时人员配备不够，行政、后勤等岗位缺失。

2. 分析

(1)虽然物业管理企业的通常做法为单独设立人力资源部，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如果单独设立人力资源管理部必然要有独立的行政部或综合部，否则就可能导致综合管理职能的丢失或散落。

(2)对中小企业来说，行政部或综合部除了履行行政、人事、后勤等职能外，还承担着对职能机构的制约和监督、法务和合同审查、财务前置审查等职能，但现在的人力资源部远远无法达到上述的职能要求。

(3)对中小企业来说，行政部或综合部还要承担对其它部门进行考勤和考核的职能，综合部门的综合职能弱，则对其他部门的监督监管就会弱，必然导致公司监督管理职能的弱化。

(4)普遍反映的问题：工作繁琐，人员配备不够;设计的工资结构不合理，工资缺乏透明度，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不符;有部分制度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相关专业人员招聘难度较大;对老员工的工龄清零等严重伤害了老员工的感情和积极性。

3. 管理律师建议

(1)将人力资源部更名为综合部或行政人力资源部，以增强其综合职能。

(2)把其它部门中与行政、人事、后勤职能相关且不能由其他部门独立行使的职能划归综合部，如合同管理、考勤管理、工作服管理、卫生管理、文书管理、档案管理、会议管理、计算机网络管理、财产保险管理等职能。

(3)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规范劳动合同、工资制度、绩效考核和奖惩制度等。

(4)强化考勤考核的职能，提高奖罚力度。

(5)老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因为眼前的利益伤害老员工的感情是得不偿失的事。对于司龄满三年、五年、十年的员工给予特别奖励，并且保证工资和福利待遇随司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6)考虑到贵司的历史情况，考勤考核职能也可由品质部行使。

(二)财务部

1. 基本情况

(1)财务部承担的职能主要是财务核算、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同时还负责费用支出和报销的审核以及仓库管理。

(2)财务部工作人员分三个工作场地办公，其中出纳在负一楼的客户服务中心办公，仓管在负二楼的仓库办公。

2. 分析

(1)财务部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职能职责的清晰，部门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工作惯例进行运转和管理。

(2)出纳实际上承担了一般收银员的职责，在现金管理和收银工作经常有冲突。

(3)应强化财务部的财务监督作用，减少与其它职能部门的交叉性职能，减少对非财务活动的直接管理。

(4)财务部的工作专业性强，规范性高，需要时间和空间的保障，让专业的人员做专业的事。

3. 管理律师建议

(1)在条件成熟时，将财务部的费用支出和报销的前置审核权交由综合部行使，以保障财务部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增强综合部门的综合职能。

(2)仓库管理交由综合部或物业部管理，以减少环节，提高效率，财务部给予财务审计和监督。

(三)品质部

1. 基本情况

品质部是专门为实行ISO9000而设立的部门，负责ISO9000系统的改进和完善。但长期以来，品质部受其人员数量的限制，而无法更多的展开工作。

2. 分析

(1)作为ISO9000系统中必须设立的部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2)强化品质部的职能，可以根据需要让其承担更多的监督管理职能。

3. 管理律师建议

(1)在综合部承担对部门进行绩效考核的职能有难度的情况下，可以让品质部承担此职能。

(2)以品质部为中心，建立联合巡查制度，并通过联合巡查制度启动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全面考核。

(3)联合巡查制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由职能机构派员与品质部、综合部工作人员组成联合巡查小组，每天对各部门及大楼进行联合巡查;二是由公司高层牵头，与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巡查团，每周进行一次联合巡查。联合巡查结果将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四)物业部

1. 基本情况

(1)物业部承担的职能主要是客户服务，包括业主接待工作及迁入迁出、装修等相关服务手续;处理业主日常报修投诉;物业管理相关费用的收缴;业主档案、装修档案、客户档案等物业文书档案的整理、保管;清洁绿化和消杀。

(2)目前物业部采取的是一班制，周末轮值的工作方式，夜间无人值班。

2. 分析

(1)一般意义上的`物业部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了客户服务、工程维护、保安、环境等职能，但从贵司物业部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其所承担的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物业部的职能，而仅仅只履行了客户服务中心的职能。

(2)由于管理人员对物业部机构认识上和设计上的偏差与误解，把客户服务中心与当物业部等同了，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矛盾。

(3)普遍反映的问题：工作很繁杂，人手不够;与工程部配合不到位，不同部门、班组之间相互不理解。

3. 管理律师建议

(1)将物业部更名为客户服务中心或业主服务部。

(2)把工程部的维修班划入物业部管理，以便于客户服务的职能合并，更好更便捷地为客户服务。

(3)物业部和维修班的工作实行两班轮班值班制，以确保对客户的服务质量。

(五)工程部

1. 基本情况

(1)工程部承担的职能主要是工程保障及维修，包括大楼建筑物、高低压配电系统、柴油发电机组、空调供冷系统、给排水系统、消防系统、电梯系统、机械停车系统、通讯及信息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和有线电视系统等大楼基础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的管理、维修、保养以及外委工作。

(2)目前工程部分为运行班和维修班，其中运行班主要负责大楼基础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以及外委检修，维修班负责日常维修，其中空调工既负责运行同时也要负责维修。

(3)工程部维修班采取的也是一班制的工作方式，夜间无人值班。

2. 分析

(1)从现行的情况来看，运行班维护的是大楼的基础设施、设备，基本不直接面对客户;而维修班主要是面对客户进行设施、设备的维修，承担客户服务的职能。

(2)由于部门内、外的地位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稳，工程部工作人员的意见和情绪都较大。

(3)普遍反映的问题：工资平均且偏低，不公平;库存配件和物料品种不齐，采购速度慢，影响维修班工作效率。

3. 管理律师建议

(1)鉴于工程工作的特殊性与大楼基础设施和设备的重要性，建议将运行班独立管理，把维修班划归物业部管理，同时将工程部更名为工程保障部或设备部，以便于统一协调和管理。

(2)加大对工程部的投入，储备必要的技术人才，合理设置技术人员的薪酬。

(六)保安部

1. 基本情况

(1)保安部承担的职能主要是治安、内保和消防，包括大楼所辖范围的安全保卫，停车场的车辆管理，物业出租房屋人员的登记与管理，消防管理和设备监控，火灾事故的应急疏散和灭火等工作。

(2)目前保安部采用全天候三班制的工作方式，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保安员在岗。

2. 分析

(1)保安部的管理相对比较规范，采取半军事化管理，较好地履行了保安部的职能职责，对大厦的管理功不可没。

(2)保安部股东人数较少，内部关系比较单纯，内讧和内耗对部门和职能管理及员工的管理影响较少。

(3)保安部的工作比较辛苦，工作人员文化素质低，人员流动性较大且需自行解决三餐问题，导致不能形成一支十分稳定而有战斗力的保安队伍。

(4)普遍反映的问题：工资不透明，补工资不及时;人员编制不足，维修班和物业部门配合不到位，维修员和物业员都是一班制，没有值班制度，导致对业主的服务有空缺。

3. 管理律师建议

(1)加强管理的同时，要加强对保安部工作人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关心，及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给予充分的尊重。

(2)对于司龄满三年、五年、十年的员工给予特别奖励，并且保证工资和福利待遇随司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同样适用于其它部门的员工)。

(3)对于在治安管理中见义勇为，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工作长期无差错等有突出贡献者，应给予特别奖励。因公负伤者，除由公司承担全部医药费外，还应根据情况给予特别奖励。

三、总体评价

(一)基本情况

1. 贵司曾制定过很多的规章制度，但皆因执行力不足，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

2. 贵司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认同公司进行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但普遍担心执行的力度问题，认为如果公司高层和大股东没决心，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股东不带头执行，任何规章制度都不会有生命力。

(二)分析

贵司改制以来，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集中表现在：

1. 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中的公司，应该本着公司利益第一的原则进行经营管理活动，而贵司目前的状况却是股东利益至上，而且是小股东的眼前利益至上。如此，必然严重伤害所有股东和普通员工的长远利益和工作积极性。

2. 作为一个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权利应该由其所持有的股份决定，而目前贵司却存在着一种病态发展趋势，即股东对股东的权利产生错误认识，将股东身份视为一种在公司拥有特权的象征。如此，贵司就很难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很难做出可持续性发展的决策。这种权力分配机制的错位、畸形，对贵司的长远发展是致命的。

3. 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其发展的动力在于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相分离，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让一流的人才来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而贵司的现状却是，股东成为了一种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重要的部门和岗位都成为股东之间利益和权力争夺的焦点，其最终的结果就会导致如武大郎开店一般远离甚至拒绝优秀的人才和员工。

4. 作为一个服务型企业，必须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而贵司的现状却是由部门或个人偏好、兴趣甚至心情来决定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间、速度、效率和质量。长此以往，无异于自毁前程。

5. 贵司改制五年来，所有的股东都处于一个适应做股东、学习做股东、学习做管理的过程，为此贵司和股东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市场不等人，竞争不等人，公司不可能等所有的人都学会了做股东和做管理后再来谈发展。

(三)管理律师建议

1. 从战略发展层面上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立足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在未来三到五年的时间消化因改制过程中和改制后形成的矛盾，让公司逐步进入一个民营企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2. 建立股东员工的退出机制，在充分保护股东利益的基础上，鼓励个人股东不再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真正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加以制度化。

3. 吸收优秀的员工和技术人才进入管理层，并聘请职业的经理人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

4. 从明确部门和岗位的职能、职责开始，全面规范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强化制度的执行和考核，让制度管人、让制度管事。

篇3：律师调查问卷

一、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现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 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就此条文本身而言限定了律师取证的权利, 导致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往往会碰到个人和单位不同意取证, 甚至在问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取证时得不到检察机关 (案件公诉机关) 的许可而陷于尴尬无奈的局面[1]。

依照该条文, 就律师申请人民法院取证, 许多法院可以以谁主张、谁举证, 律师有义务取证为由而拒绝或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辞或置之不理。因为在刑事诉讼中, 公诉人是代表国家而行使公诉权, 而人民法院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而我国辩护人则不代表任何国家机关, 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普通百姓则认为辩护人就是替坏人 (被告人) 说话, 是为犯罪人开脱罪责的, 甚至有些审判人员和公诉人在开庭时会提醒辩护律师少说点意见, 甚至在庭审中阻制辩护人重申相似的辩护观点[2]。

2、在刑事诉讼中, 对于案件处于侦查、控诉阶段的律师取证问题,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96条中, 虽然它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 聘请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但没有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实践中往往一些案件在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以各种理由为借口的重点提醒如:律师只能在此阶段向嫌疑人讲法律、政策性规定, 不得询问案件事实等。而恰恰取证的最佳阶段是在侦查、控诉阶段。同时, 侦查机关、控诉方在此阶段为确保自身工作的有效性而阻碍律师取证, 使法律赋予律师的取证权在此阶段显得苍白无力[3]。

3、律师取证难, 从而影响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 最终导致律师诉讼中的作用与地位。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 律师在担任辩护人时, 其主要责任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 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依据现行法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不具有强制性, 而对于证人不配合作证, 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缺乏强制性的规定, 同时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负担和作证的保障缺乏相应的保证性规定。法律明确的律师在无法取证的前提下, 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就是申请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但律师在实施这种救济途径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司法机关在制度上设置的障碍, 而对于申请取证的许可在法律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的监督制约条规, 使辩护律师本来毫无保障的调查取证权受到制度上的限制[4]。

4、法律规定的不完善造成权利行使困难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不是辩护人, 不得调查收集证据。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 律师成为辩护人, 虽然可以调查取证, 但必须经被调查人同意, 才能收集相关证据, 一旦遭到拒绝, 因无相应的救济程序, 律师对此无能为力。此外,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 特别是其中关于“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规定, 由于不够严谨, 甚至成为个别地方打击报复辩护律师的法律依据[5]。至于了解、掌握控方证据和案件信息方面, 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才能到法院、检察院查阅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有限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等材料。由此造成了律师与检察官信息方面的不平等[6]。

当前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存在三个矛盾:职业责任与自我保护的矛盾、残缺的权利与苛刻的义务的矛盾、职业保护与职业报复的矛盾。社会陈旧的传统观导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替委托人说话, 是在为犯罪的人开脱罪责, 而收集证据则是为被告人利益的减轻与免处而打基础, 而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往往为社会所不齿。鉴于以上问题, 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举步维艰。

二、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建议

1、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问题最突出地表现在侦查阶段。因此, 首先要解决好这一问题。第一, 从实践来看, 完美的刑侦是不存在的。刑事案件发生以后, 证据可能有灭失、散失以及变化的危险, 如果不及时收集, 事后无法补侦以再现客观真实。此外, 侦查机关往往侧重于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 而忽视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的发现和收集。因此, 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必要的[7]。第二, 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和收集证据的权利, 因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是“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必要组成部分, 而在侦查阶段的取证权则是实行辩护的基本条件。同时, 应当认识到律师调查取证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所不同, 考虑的因素包括:各阶段的任务、程序的公开性以及调查取证的针对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重点仍是提供法律帮助, 这是一个落脚点。在此基础上应当拓展具体权利, 如会见了解案情的权利。鉴于侦查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由法律做出明确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只是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不仅对侦查活动的冲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不会妨碍侦查活动, 反而有利于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 查明案件真相[8]。

2、律师在侦查阶段应享有向公安机关、检察院申请收集证据的权利。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独立调查取证权即使在立法上能有所突破, 实践中也将面临各种困难, 因此, 律师在侦查阶段应享有向公安机关、检察院申请收集证据的权利。公安机关、检察院尚未收集并同意收集、调取的, 应当吸收提出申请的律师参加;不同意的, 应当在接到申请的合理期间内以书面方式做出答复并存档[9]。将来如果由于办案机关、办案人员的原因导致收集证据、认定事实发生了问题, 就可以追究相应的责任。有法官指出, 完善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应当解决两个平衡问题:一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 二是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律师申请调查证据时, 法院可以不同情况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不过, 法院还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 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会调查证据。由于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中立地位, 只吸收辩护人参与取证活动显然是不合适的[10]。因此, 如果涉及关键证人, 法院通常也应通知检察机关参加, 但这样无疑增加了办案的成本, 面临办案费用的支付问题取证程序往往会有始无终。而且对此程序的操作问题目前也无具体法律规范。

3、会见权和阅卷权应当完全赋予辩护律师。

关于会见权, 应从根本上解决律师与在押委托人的“会见难”问题, 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数、时间、次数由律师决定;会见应在执法人员能够看得见但听不到的范围内进行, 会见后执法人员也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的谈话内容[11]。关于阅卷权, 应规定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直到一审开庭前, 可以在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案卷, 包括侦察阶段询问嫌疑人而制作的录音录像资料。

4、应享有刑事和民事豁免权。

为了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正常行使, 需要增设律师职务秘密原则和刑事、民事豁免权, 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被告人不受无故的监视和提醒。同时, 允许律师因履行职务而知悉的不利于委托人的情况, 有责任予以保密。但委托人授权披露的除外。规定:律师作为执业职责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享有刑事、民事赦免权。

总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开展其工作的和发挥律师职业效率的基石, 也是实现控辩双方具有同等执业地位的保证。完善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不仅是辩护律师工作的需要, 也是建设我国和谐法制社会的需要。笔者希望在今后的立法活动中能将此予以重视, 使律师制度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完善。

注释

1[1]王安全、张继成:《试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权》,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年第3期。

2[2]期魏敏:《论司法公正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的完善》, 《镇江高专学报》, 2002年第3期。

3[3]沈月娣:《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年第2期。

4[4]王超:《浅谈律师的调查取证问题》, 《法制与社会》, 2007年第11期。

5[5]杨恪:《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探析》,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

6[6]田圣斌:《完善律师辩护权的对策探讨》,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年第2期。

7[7]龚德云:《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透析》, 《中国律师》, 2003年第6期。

8[8]余为青:《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社会科学战线》, 2003年第5期。

9[9]唐莹玲:《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思考》, 《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

10[10]白冬:《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 《南都学坛》, 2004年第1期。

篇4：一位美国教授的中国律师调查

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场“如何正确看待刑辩律师作用”的研讨会，参会者包括多名北京高校的法学教授以及北京十余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这场面对高校学生开放的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年轻律师。谈及刑事辩护现状，在场的律师个个愁容满脸，最终几乎成了刑辩律师“诉苦大会”。

刑辩律师的道德困境

北京律师王兆峰深切体会到这个群体而今所处的弱势地位：不只是辩护难，更在于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刑辩律师的确为贪官、为黑社会辩护，但是，不管是贪官，还是黑社会老大，都是被追究的对象，为什么给他们做辩护，不单不能赢得同情，还会招致一片谴责?”

王兆峰的疑惑，北京律师张凯感同身受。他曾接到网友的谩骂留言与来电：“你们是不是谁有钱，就给谁当走狗?”

不少网友的评论，更是令这些刑辩律师触目惊心：你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你们是百姓的死敌!这样的律师应杀!好好查查这些黑律师!

尽管刑辩律师们“很生气”，但仍然显得底气不足。因为在现实中，律师收取巨额律师费“捞人”的事的确存在。这与社会心态以及司法制度都不无相关。

在中国一些百姓的观念中，律师的成败，基本上被简化为“出没出来”。“我给你钱，你把我家兄弟给弄出来，老百姓要的是这个结果。”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烈阳说。

“当事人说，我给你100万、500万，十天之后我兄弟必须要放出来，你敢不敢接?”钱烈阳说，“还真有律师敢接，因为诱惑太大了，他真的会从当事人的律师费里拿出50万去行贿，十天后，这个兄弟还真的就能给放了出来。”

律师“捞人”已经不是个案。钱烈阳说，在看守所门口，挂牌子表示能保证无罪、保证取保候审的现象不少，“有些真能做成，当一把掮客，收一笔钱，在办案人之间搞一些腐败。”

而这又造成了百姓对刑辩律师的不认同乃至诋毁，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事人的“捞人”诉求使一些律师铤而走险，律师的“捞人”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污点，甚至是“原罪”。

这种恶性循环是如何造成的?王兆峰认为，律师“捞人”，有律师执业操守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不能会见被告人，无法知晓他的当事人关押在哪里……

“是什么把律师逼到非走旁门左道不可，才能与被告人见上一面?按照法律规定，把手续办好，正常情况48小时能会见，特殊案件5天内完成会见，但现实中超过48小时、超过5天的情形司空见惯，这些明明白白写在刑诉法中，写在律师法中的规定，是谁在践踏?”他说。

目前，刑事诉讼中胜诉(按无罪处理)比例仅有5％，在李奋飞看来，败诉比例高达95％，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律师。

“辩护意见采纳难”是李奋飞总结的败诉主要原因：裁判者事先阅过卷，形成了预断，很难再耐心倾听律师的辩护意见；因为有审委会的存在，有时候，律师能影响到的法庭审理，甚至不是裁判结果产生的唯一场所……

取证也是一大难题。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北京刑辩律师，普遍对取证怀有畏惧情结。许多经验老到的律师干脆教育年轻律师不要取证，“小心自己前脚出法院大门后脚跟着就进了看守所的门。”

外国人的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参加中国的法学会议，演讲主题竟然是中国律师制度。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番演讲显然准备充足。此前十年，他自发联系了1.7万余名司法实务界人士(包括法官、检察官、多位执业律师)，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00年、2009年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这十年里，以保障律师权益为目的的新律师法于2008年6月实施。两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新律师法实施前后，中国律师执业状况的变化。

不久前，2009年版调查报告《中国律师面临的挑战：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最终完成。调查的结果显示：十年来，中国律师执业困境并未减弱。相反，却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在刑事辩护难、行政干预等方面，甚至还有所加剧。

40岁出头的麦宜生是加拿大人。做2000年版调查时，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他选取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起因是认为老百姓在面对纠纷时，律师是能帮助弱者的一方。

不过，他很快发现，要在中国做一项关于律师群体现状的调查并不容易。特别是，他还是一名外国人。

至今，麦宜生的邮箱里依旧经常会收到律师怒气冲冲的回复，你是个老外，凭什么来调查中国律师的事，“你的居心和目的何在?”

每一次，他都要耐心解释，“只是希望用专业知识为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提供一份专业的调查报告。”

这些解释没起多大作用。最终为麦宜生的调查打开局面的是来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三枚公章。

2000年时，通过社科院法学所一名研究员引见，麦宜生找到了时任《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后者答应为他的“中国律师业状况”课题调研提供帮助。之后，麦宜生又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二者也都同意提供帮助。就这样，三枚公章敲在了调研介绍信的落款处。

麦宜生再去各地找律师接受调查容易了许多。这一年，他对中国24个中小型城市的980名律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名为《从国家脱钩：转型中的中国律师业》的调查报告出炉。

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干预和阻碍，致使中国律师执业处境艰难。2000年时，律师执业异常困难，在司法界已成共识。麦宜生的调查并未得出新的观点，但是，因为数据翔实，受到好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如何保障律师权益，学术界、司法界进行过多次探讨。到2004年时，司法部也终于启动了律师法修改程序。

4年后，新律师法实施。相较之前的律师法，这部新法在保障律师正常的调查取证工作上做出了突破：会见嫌疑人无需批准、不被监听，会见时间也提前为申请当天，而阅卷复制权提前到检察阶段，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與法院关系好更易胜诉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宜生的2000年版调查报告开始遭到质疑。在许多学界研讨会上，他的报告被评价为过时了，“怎么能拿2000年时的数据来说现在的事。”

显然，更多人认为，随着保障律师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律师执业环境在好转。

但实际上，即便在新律师法实施一年以后，律师执业艰难的状况也常见诸媒体。只是，对比十年前，中国律师执业是更为艰难，还是相对缓和，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无法认定。

“既然争议这么大，为什么不再去做一次问卷调研?”麦宜生在2009年7月发起了第二轮调查。

这一次，通过对全国244个城市的2335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所得结论令麦宜生诧异：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并没有明显降低律师的执业困难程度。

在刑事辩护领域，多数律师依旧认为律师介入案件的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时，认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控方处于优势地位，控辩双方无平等可言”的律师即不在少数，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竟上升了20％~25％。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持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三证”即可会见被告人。不过，在许多地方，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仍然频繁遭拒。

麦宜生的调查表明，2009年时，77.2％的律师表示，他们在执业过程中遭受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协的干扰。

绝大多数律师认为，在刑事公诉、行政诉讼案件中，检方以及政府一方处于优势地位，作为相对一方的代理律师与之几无平等可言。一位贵州律师通过调查问卷反映，如今公检法机关对律师依旧抱着歧视态度，存在偏见。

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如此境遇之下，律师要打赢官司，除了对法条的熟识，一定程度更重要的是律师个人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和法院关系好的律师打官司更容易胜诉，从公安、检察系统转行成为律师的做刑事辩护有优势，和建设部门关系好的律师容易拿到大的房地产项目，和证监会、国资委关系好的律师事务所有更多的机会做大国企的上市和改制。”麦宜生说。

维权律师应受社会更多尊重

大型项目无法拿到，执业领域很难拓展，而其自身坚守的领域能否胜诉又过多地依赖“关系”，致使中国年轻律师的路越走越窄。

根据2009年的调查数据，美国律师总收入中，有约50％由20％最富有律师占据。在美国为50％的这一數据，根据麦宜生的调查，在中国高达65％，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2007年时调查的结果，甚至高达71％。

同样，在美国，20％的最穷律师收入总和能占到美国律师总收入的6％到8％。而在中国，只能占到3％。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另一面，是中国律师的淘汰率居高不下。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十年时间里，北京律师淘汰了至少三分之一，淘汰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部分被淘汰的律师里，绝大部分是青年律师。

不过，另一个趋势却同样显得奇异---尽管处境并不理想，加入律师行列的人却越来越多。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8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执业律师总数已达14万，律师事务所共计1.4万余家。

麦宜生认为，律师行业如此热闹，除了经济持续发展，还有中国律师的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很高。

支持他做此判断的是2009年一项调查数据：中国律师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是45％，而在美国，这个数据是30％。

“这与两国律师从事的主要业务不同有关。”麦宜生说，“美国律师更多从事企业、公司业务，这些业务较少涉及不公正、不平等对待。而中国律师更多涉及刑事辩护、行政诉讼、土地纠纷、拆迁等业务，官司打赢，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救人一命。”

篇5：律师调查笔录

河 南 绿 洲 律 师 事 务 所

调 查 笔 录

时 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地 点：

调 查 人： 记录人

被调查人：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业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籍贯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住址

在 场 人：

？我们是河

南绿洲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请你看一下我们的律师执业证和律师调查专用证明。

：

？根据《律师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今天来向你调查一下

的有关情况。你是否同意？

：

？请你如实作证，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

篇6：律师调查专用证明

_______________前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

律 师 事 务 所 调 查

专用证明存根

编

号： 律 师 事 务 所 调 查

专 用 证 明

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特委派 ___________律师前往贵处，通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调 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给予 支持为盼。

律 师 事 务 所 年

月

日

本证明有效期到

篇7：律师尽职调查报告

(三)、20**年10月15日，股东宋某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股东王某、何某，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王某持股比例50%;何某持股比例50%。

(四)、20**年1月3日，王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孙某(50%)，注册资本增至300万元人民币。增资270万元，由何某、孙某分别出自135万元，持股比例各占50%。

(五)、20**年6月12日，孙某将其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王某某(占35%)、何某(15%)，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为：何某占65%、王某占35%。

(六)、20**年10月14日，王某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35%)转让给何某。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00万元，增资200万元由何某、田某分别投资，持股比例分别为：何某占85%;田某占15%。

至20**年6月11日，目标公司的股东仍为何某(占85%股份)、田某(占15%股份)。

也就是说，目标公司现在的股东是：何某、田某，只有他们才有权与贵研究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

三、关于股权转让方所转让的股权

从工商登记材料看，上述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没有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也没有进行质押，其对外转让不存在权利瑕疵。

经与转让方沟通，其称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不存在质押等股权转让限制，并承诺和保证一旦所转让的股权存在上述强制措施或限制，则应无条件赔偿股权受让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四、关于目标公司股东出资是否全部到位，是否存在瑕疵

经查，目标公司股东的各次出资、增资，均采取现金出资方式，验资报告显示现金出资已全部到账，不存在瑕疵。

五、关于目标公司的章程、合同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章程、合同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不存在特别限制约定。20**年6月12日，目标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股东何某、田某均同意向某工程科学研究所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

六、关于目标公司的资产

目标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房屋、机动车和其他办公设施、对外投资、其他应收款和货币资金。

(一)、房屋

1、目标公司对房屋享有所有权。

房屋共有五套，均已取得房屋产权证，其中有2套房屋被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贵阳市支行，抵押情况如下：

信诚大厦1-20**室：

房屋产权证记载：他项权利范围130.17平米，权利价值48万元，抵押期限：-9-27至-9-26。

信诚大厦1-室：

房屋产权证记载：他项权利范围202.54平米，权利价值73万元，抵押期限：2007-9-27至2012-9-26。

2、上述房屋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

经向南明区房管局进一步调查取证，上述房屋产权清晰，均为目标公司所有;除上述两套房屋存在抵押情形外，其他房屋不存在任何限制。

(二)、机动车辆

目标公司名下有3辆机动车，分别是捷达、丰田锐志和福特蒙迪欧。上述车辆未被抵押，也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的情形。现由公司管理人员正常使用。

(三)、对外投资

对外股权投资人民币50万元，系目标公司投资设立“贵阳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预计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以前，办理完毕注销登记手续。

七、关于诉讼、仲裁案件及或有负债

目标公司不存在未结诉讼、仲裁案件，也不存在其他赔偿未了事宜及或有负债。

八、目标公司经营期限与年检情况

经查，目标公司的经营期限为，经营期限截止日期为5月9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私营公司基本情况(户卡)》分别记载目标公司已通过20**年度和20**年度年检。20**年度通过年检时间为20**年6月11日。

九、结论：

目标公司依法存在持续经营。公司的两名股东依法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该股权没有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也不存在质押的情形，股东何某、田某可分别依法将其对外转让。

篇8：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及对策

(一) 现行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7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可知, 只有“辩护律师”才可以收集证据, 也就是说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因不具备辩护律师的身份是无权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的, 而该阶段律师的工作是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必要组成部分, 是律师享有完整的辩护权的基础, 由于许多证据本身具有时效性, 律师若不能在侦查阶段及时进行调查, 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材料在审查起诉之后则可能因错过了取证的最佳时机而无法再取得。虽然《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 “公安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 应当进行侦查, 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 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因此要求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坚持客观、全面的原则, 对于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证据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都要充分收集。但是往往“书本中的法律”与“生活中的法律”还是存在偏差的, 侦查机关基于职业利益或者追诉心理, 如目前“公检法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某种实体结局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他们自然更倾向于收集与自己职权相关的有罪和罪重的证据, 而对于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却加以忽视。因此, “学术界主流意见一致呼吁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 以便及时、有效地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二) 律师调查取证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将面临的问题

尽管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维护, 但目前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的条件还并不成熟, 如此势必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 中国目前采取的是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一种私权利, 不具有任何强制性, 该权利的行使无奈而任意, 相对公权力而言, 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因此, 当前赋予律师该项权利并无太大的现实意义。其次, 就中国目前的法制建设进程来看, 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现有的纠问式侦查模式, 在当前模式下, 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可能会与侦查的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发生冲突, 甚至会招来侦查机关的反感, 认为律师在妨碍他们的侦查, 因而“加剧收集取证方面控、辩双方的冲突, 其实际结果也必将对辩方更加不利。”另外, 从经济角度考虑, 如果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 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犯罪嫌疑人或者相关法律援助机构的经济负担。

(三) 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请求权

笔者认为, 应该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请求权, 即律师可以申请侦查机关收集或保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及申请侦查机关组织鉴定、补充鉴定的权利。目前中国立法上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请求权已有相关规定, 但这一权利并未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 并且实际操作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樊崇义教授就曾说过:“中国立法美其名曰, 赋予辩护律师一个申请调查权, 但这种申请往往是形同虚设, 要么只申请无结果, 要么对调查的材料和结果不答复, 不告知, 要么你申请你的, 我干我的, 根本不予理睬。”究其原因, 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 相关立法规定过于笼统, 只赋予律师这一权利, 却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如果要求检察官和法官完全出于自觉和自律来为律师调查取证, 在司法实践中根本难以操作。其次, 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是作为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一方主体, 因其存在这种与律师自然而然的对立关系, 如果要求他们在律师提出取证申请后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并不现实。对此, 笔者认为应当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一定的拘束力, 也就是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机关取证时享有在场权以及相关主体可以拒绝律师申请的具体情形, 当律师的请求符合法定条件时, 被申请的主体机关必须在审查后立即作出决定并且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收集、保全。如果侦查机关无理拒绝, 则在法定审查期届满后, 律师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 由法院进行审查决定, 要是法院也不受理律师的申请, 造成证据灭失或难以取得, 辩方可以以此为理由提起上诉。

二、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相对于律师获取全部证据而言,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大多具有补充性质, 但是其所要取得的证据往往是具有关键性的, 因此, 在审查起诉之后,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调查取证存在的问题及法理分析

1. 律师阅卷难。

查阅案件材料是律师辩护准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律师掌握案情的重要途径。按照通常的司法惯例, 辩护律师一般可以在开庭审判以前到法院进行阅卷, 了解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及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的移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但从实践来看律师往往看不到事实的证据, 并且在现行社会制度下, 主要证据的范畴完全是由人民检察院来界定, “律师阅卷的场所、时间、次数及追诉机关的义务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 致使律师的阅卷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检察机关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 本意是限制法官的先悉权, 防止法官先入为主, 在开庭前就已经形成预审, 但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造成了极大困难, 使得辩方难以进行有效辩护。尽管新《律师法》关于律师阅卷的范围有所扩大, 但鉴于上述问题仍不能全面掌握案件证据材料, 问题依然存在。

2. 证人及有关单位拒绝作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来看, 法律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又给其设置了重重障碍。即在审查起诉之后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须征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许可及得到被调查对象的积极配合, 否则在缺乏国家司法权威保障下即使强行收集到的证据也将在庭审过程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来看, 许多单位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为由不愿意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 老百姓对于律师职业功能价值的认识也存在普遍的欠缺, 而且对传统观念中的厌讼观念有着较深的基础, 很多人不能把配合律师调查取证看成是维护正义, 而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 或者因当事人与自己有亲友邻里关系, 考虑到以后的相处不愿意去得罪人, 从而拒绝律师的调查取证。

3. 极大的执业风险导致律师不敢取证。

《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 “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或串供, 不得威胁、引诱他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应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相应规定, “在诉讼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造、毁灭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徒刑。”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诉讼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意伪造证据或妨害作证的行为或使上述行为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诉讼代理, 但事实证明, 大部分律师因此条款被指控却是基于对律师的一种职业报复。虽然新《律师法》就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设置了豁免权, 但对律师取证风险并未作出相关规定。刑事诉讼法改革以来, 就有相当数量的律师涉嫌伪证罪被逮捕判刑, 其中就有不少属于滥用该条款而枉追律师责任。这就导致了很多律师承担不了这样的风险不敢冒然取证。

(二) 完善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调查取证权的对策

1. 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为了便于律师阅卷、做好充分的开庭准备, 提高律师在法庭上的对抗效力, 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中国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阅卷范围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查阅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这对律师全面了解控方证据, 及时发现侦查取证是否全面、合法, 从而决定是否展开调查或请求保全证据、申请鉴定以及做好充分的辩护准备是远远不够的。同样的内容, 新《律师法》中有关规定相对来说较为合理, 该法第34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印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和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很显然, 新《律师法》关于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阅卷权范围均有所扩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该条仍旧存在不少缺陷, 如“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未说明是否包括司法机关办案所使用的内卷以及审委会记录和合议庭的合议记录等, 也没有对“查阅的场所”做出强制性规定。据此, 根据国外的实践经验以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在中国建立庭前证据开示规则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证据开示的内容:除涉及国家秘密、涉及不宜公开的侦查技术秘密或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证据可以不予展示外, 其他所有证据都应该展示。二是证据开示的主体:控辩双方双向开示。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辩护方在这方面的弱势地位, 但控方实际上也需要在开庭前掌握辩方持有的证据, 控方并非被害人的代理人, 控方也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 双向开示, 同样利于控方全面了解辩方的辩护证据, 从而准确、公正的行使控诉职能。实践中有些公诉人为了防范辩护方在法庭上出示公诉方并不了解的证据的攻击, 在向法院移送主要证据时也以种种理由为借口, 只移送极少部分或干脆不移送, 来应对辩护方的对抗, 所以确立双向开示原则是很有必要的。三是证据开示的场所:基于大量证据由检察院掌握以及检察院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的情形, 证据开示的场所应设在检察院。四是法律责任:对于违反证据开示的情形应给予相应的制裁, 否则该规则将形同虚设, 而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去救济, 当然, 辩方违反规则同样应受到制裁。

目前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部门都已建立相关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但从整体上却还缺乏一套全国统一的刑事证据开示规则。“尽管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取得了最高司法实务部门以及地方司法司法实务部门的大力支持, 但最高司法实务部门对这方面的努力仍然停留在意见 (稿) 的层面止步不前。”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状态的形成是自发展开的, 甚至是改革的无序、缺乏规划的结果。”所以要建立统一的行之有效的证据开示模式, 并非只是单纯地模仿和移植西方的理论, 而是应当站在当下中国刑事证据改革实践的角度, 面对目前各地方自发形成的刑事证据开示改革制度市场, 客观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比较分析, 对其所存在的优劣而整合出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方案。

2. 建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被拒绝后的救济措施。

前面我们已经从立法和社会层面分析了证人拒证现象出现的原因。虽然《律师法》取消了关于刑事诉讼法中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相关主体同意的规定, 这似乎能够使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更为方便快捷, 但从实施的现状来看这似乎并不能改变律师“取证难”这一现实处境。为此, 有些地方曾尝试通过“调查令”制度来起到促进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比如上海市高院就相继出台了《上海法院调查令实施规则》、《关于在执行程序中适用调查令的若干规定 (试行) 》, 此种做法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 但其实施效果并不乐观。笔者认为, 导致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根本问题不仅仅在于是否需要“经有检察院或法院批准同意”, 而是在中国职权主义侦查模式下, 不能把握好律师调查取证权与证人拒证权的平衡。因此, 笔者认为, 应该从立法上给予律师一定的救济措施, 规定对于向单位取证的情况, 除涉及国家秘密或有关单位的重大机密之外, 只要律师出示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配合律师调查的义务。当然, 对于哪些是属于“重大机密”应该有明确的说明。而对于向一般意义上的证人特别被害人的亲属取证, 则建议辩护律师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同意, 可以不需要强制性地要求他们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而是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

3. 完善相关制度, 减轻律师直接调查取证的压力。

造成律师因存在极大的职业风险而不敢贸然取证的原因很大一方面在于法律本身的不够完善。如在什么情况下就构成“威胁、引诱证人”的情况没有明显的界定, 这就为侦查机关指控律师涉嫌伪造证据罪提供了机会。故笔者认为应该对《刑事诉讼法》第38条和《刑法》第106条规定作出更加明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 以求避免有关机关对律师的任意归罪。

总之, 律师取证的被动必将导致其辩护的被动、苍白。完善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需要立法者立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从全面、系统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 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未能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仅以期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于静尧, 柯冬英, 陈琛.刑诉证据案例与学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严军兴, 侯坤.中国辩护律师的制度的问题与完善[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8.

[3]李胜利.当代法学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4]屈新.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5]王进喜, 常林.证据理论与科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