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2011年，泰勒·考温被《经济学人》杂志提名为过去十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经济学的影响可谓如日中天。但是，作为一名文化经济学家，其表现似乎有些差强人意，甚至连学术界对其文化经济学的贡献都置若罔闻。
第一篇：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浅析大学文化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改变大学僵硬的文化氛围，使大学成为自主办学的主体。时至今日，政府已逐渐为大学“松绑”，大学并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但同时制约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逐渐凸显，即大学自身文化建设。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阐述我国大学文化创新由外及内之路径依赖，并勾勒出我国大学转型时期文化创新的基本思路与相关政策取向。
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思称之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旨在提供一种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合法竞争的方式。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新的制度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诺思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即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
一、大学文化分析
(一)大学文化内涵及特点
教育界对大学文化的理解也有诸多解释，一般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由大学的物理空间、设施等构成的环境文化。因此大学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从而“大学精神、人文环境、管理制度”也就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在建设大学的进程中，是否具备先进的办学理念、完善的制度规范、鲜明的传统特色亦就成为评价大学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
大学文化有其自身规律。其内在特点是以学术文化和道德文化为主线，通过制度、规则、礼仪、管理、社团、体育、艺术及教学、科研、校园环境等形成特有的学术传统、价值观念和校园文化氛围并在领导者们的思想方法、治学态度、办学举措及师生员工的行为、气质和观念等方面呈现出来，成为有别于其他学校的校风和学风，其外在特点具有稳定性和多样性。因为大学校园文化在历史的积淀中逐步形成学校的校风、学风，成为具有学校个性特色的学校文化传统，成为有别于他校的文化特征，并存在于大学人的潜意识之中，打上了学校的“文化烙印”。正是大学文化的稳定性，使得大学校园文化具有特殊的教育功能，陶冶、教化学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校的师生。另外，大学作为学术文化单位始终追逐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潮流，从而产生各种新的校园文化现象。如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已成为大学文化的新景点;随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跨国度、多民族的文化沟通成为大学文化的新内涵。正因为大学文化对育人有着重要性，大学文化在学校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这就提醒人们要格外重视大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重视新时期大学文化的创新。
(二)大学文化创新的必要性
大学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形成一种容纳多种要求的文化结构。大学发展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围绕一个(或数个)目标进行，变革后产生的新文化反映或代表这个目标，以它的实现作为存在的目标或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国所进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解决大学发展存在问题的过程中，大学把握自身发展的能力逐步提高，政府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方式趋向合理。但由于大学内部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僵化文化结构和路径依赖，致使大学在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迄今未能有效解决，大学的组织效率和学术创新能力低下依然是困扰大学发展的难题。这表明既存大学文化结构及路径依赖对当前大学发展现状是不相匹配的，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制度安排以促进大学不断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首先与文化本身的局限性联系在一起。大学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表现在与日益变化的环境不适应以及与学术目标的日益偏离，大学要想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就必须对传统的大学文化结构进行重大的、突破性变革。
二、大学文化创新的路径选择和相关政策取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大学资源供给的唯一主体，政府也自然成了大学文化的唯一提供者，大学自身没有文化创新的动因。因此，我国长期以来往往都是政府根据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强制推行文化变迁。随着社会转型，大学外部利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政府不再是大学办学资源的唯一供给主体，大学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依靠自身文化优势吸纳资源和把握发展机遇。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大学面临的办学环境和发展侧重点各不相同，以政府强制推行的文化改革很难适应不同大学的具体情况，而且还往往导致政策实施中的额外成本增加。基于当前大学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及大学主体性地位的日渐突显，我国大学内部文化创新必须从强制性变革为主转向自主性变革为主。但大学自主文化创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一是大学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二是文化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但从实际状况来看，这两个条件都不是充分满足，从而导致整个大学系统文化创新的原动力不足和大学发展所需的制度短缺。因此，这就注定了我国大学文化创新在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借助外力的推动，即给大学创造必要的文化创新环境，包容改革进程中的失败和失误，通过利用政策支持和财政资助等手段为创新主体提供必要的创新激励，否则就难以保证大学发展对文化创新的需求。
大学属于异质性结构，不同结构的人对同一项改革的预期收益是大不相同的，尤其是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以行政权力主导化的大学管理制度，客观上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尽管文化创新在总体上来讲是增强大学组织的整体活力，提高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但相对来说必然是以削弱在位官僚的既得利益为前提的，这就导致了当前大学文化的变迁依赖于学术的低效状态。所以说，文化创新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轻松的过程，官僚体系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文化创新的阻力，以至于可能出现使文化创新停顿，改革举措不能有效落实等使文化创新陷入“锁定”的状态。这就要求改革者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一要想办法给在位官员提供激励，寻求官员的支持。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他们的技术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必须由他们来实施;其次，任何改革家只拥有有限的政治资本，他必须为创新获得充分的政治支持，而在位的官员有娴熟的政治手段，一旦引起他们的不满，就有可能给改革制造难以克服的障碍。二要循序渐进，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尽可能减少因为快速改革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学组织的核心任务是以“高深知识”的操作为主题，教学科研活动的制度安排也就成为大学的核心制度，其他制度安排要围绕核心制度而设定，使之成为核心制度高效运行的工具。相比较而言，西方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个性化”的文化结构和运作机制，注重基层的学术权力和基层学术组织的独立决策地位，这些正是中国大学文化所缺少的。当前，时代发展给我们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文化创新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当务之急。关键问题是要根据中国国情以及大学自身的情况，借鉴世界各国大学制度文明的成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
作者：王德平 舒长江
第二篇：泰勒?考温的文化经济学思想
[摘要]2011年，泰勒·考温被《经济学人》杂志提名为过去十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经济学的影响可谓如日中天。但是，作为一名文化经济学家，其表现似乎有些差强人意，甚至连学术界对其文化经济学的贡献都置若罔闻。本文多少算是一次补课，试图概括其文化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与重要贡献：他是一个品味独到的鉴赏家与收藏家，同时也是普通大众艺术鉴赏的良师益友，他所撰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发现你内心的经济学家》等著作关于艺术的部分堪称艺术鉴赏指南;他克服经济学家在文化方面的不自信，勇敢投身文化问题研究，让我们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到文化史很多鲜为人知的现象，并能够从中梳理寻常现象背后的逻辑脉络，他的《商业文化礼赞》被奉为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他的文化经济学在经济逻辑与艺术原则的交融中揭示规律，因而常常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他的《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列于全球艺术政策制定者的常备宝典。
[关键词]泰勒·考温;文化经济学;商业文化;艺术资助
“尽管我本性是一个乐观主義者，但是，我并不指望文化经济学能够在经济学家职业榜中有尚佳表现。文化经济学在很多方面确有不断发展的光明未来。它是不同领域交叉生成的话题，是较为宏观地透视社会的学问，是那些喜好艺术的经济学家的业余爱好，也是那些非经济学的艺术研究者的思想宝库，更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普通大众与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事项。经济学很多其他学科应该羡慕文化经济学的未来有如此之多的发展路径。[1]这是泰勒·考温(Tyler Cowen)在给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露丝·陶斯(Ruth Towse)的著作——《文化经济学：艺术，遗产与媒介产业》写的书评，书评中的这段话所描述的是，他所理解的文化经济学的定位与特征，这些特征无一例外地体现在泰勒·考温的身上：他是一个品味独到的鉴赏家与收藏家，同时也是普通大众艺术鉴赏的良师益友，他所撰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发现你内心的经济学家》关于艺术的部分堪称艺术鉴赏指南;他的文化经济学透视社会理论，能够梳理寻常现象背后的逻辑脉络，常常受到艺术研究者的关注，他的《商业文化礼赞》被奉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他的文化经济学在经济逻辑与艺术原则的交融中揭示规律，因而常常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他的《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列于全球艺术政策制定者的常备宝典。本文对泰勒·考温文化经济学思想的述评也将循此思路逐一展开，以期能够管中窥豹，领略这位“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经济学人》语)在一个其影响还未全面展开的领域的别样思想魅力。
一、一个经济学家的文化消费指南
“我自己的形象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聪慧而博学的书呆子、一位有爱心的丈夫和继父、一个音乐爱好者和墨西哥室外艺术的收藏者”[2]79。泰勒·考温这样用文字给自己画像，在这幅图像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身兼三重身份的中年人，经济学家、鉴赏家与收藏家。其实，在文化经济学家当中不乏这样的人物，早期的凯恩斯与罗宾斯两人对艺术鉴赏都有着很高的造诣，特别是凯恩斯的收藏就不乏世界名画;文化经济学的开创者威廉·鲍莫尔倾心雕刻艺术几十年，其所创制的作品至今还存放于画廊，待价而沽;其后的大卫·索斯比(David Throsby)更是在戏剧创作领域颇有心得，他的剧作甚至被搬上伦敦西区的舞台。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如艾伦·皮考克(Allan Peacock)、布鲁诺·费雷(Bruno Frey)、露丝·陶斯等。大卫·索斯比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基于自身的爱好，只是将文化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全新领域投入太多的精力将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3]当然，对于身兼三职的泰勒·考温而言，文化经济学家的身份可能意味着范围经济效应，因而他面对的不是风险，而是无限多元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作者的非经济性动机。对于泰勒·考温的这三重身份，外界知之甚少，而国内的学术界所知的泰勒·考温就是媒介所宣传的那个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国内学术界几乎翻译了他所出品的所有著作，如《大停滞》《告别平庸》《生活中的经济学——发现你内心的经济学家》等;关于其文化经济学家的身份几乎无人问津，他这方面的名著《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至今才有魏鹏举教授着手翻译，刚刚问世;至于其鉴赏家的身份，国内学术界几乎一无所知，如《市场与文化的声音：墨西哥阿玛特画家生存境遇中的自由与权力》[4]就足见其收藏家级别的鉴赏功力。当然，他所撰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发现你内心的经济学家》与《创造你自己的经济学》，更是为普通的文化消费者提供了不错的艺术鉴赏指南。
西谚有云，“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我国古语亦云，“诗无达诂”，这些都说明艺术鉴赏似乎无法可循，就更不用说什么鉴赏指南。这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运动指南、旅游指南、美食指南，就是很少见什么艺术鉴赏指南。而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考温的艺术鉴赏指南多少有些突兀，不过细读之后，不得不折服于其颇有新意的思考方式，不少建议的确可以做指南之用。
我们在参观博物馆时常常在展品的文字说明面前驻足不前，甚至在仔细阅读这些文字说明之后匆匆掠过展品本身，然后就进入下一个展品或者下一个展厅，不久我们的注意力就开始疲惫，以至于垂头丧气地走出博物馆，而头脑中毫无印象，除了疲惫的身心。考温认为，这种现象最大的问题是，注意力——这种最为稀缺的资源被错误地配置了，以至于我们无法获得最大的效率，或者说“有更好的体验”。基于此，作者所提供的鉴赏指南的前两条就是，“1.进入每个房间时，都问自己如果只能把一幅画拿回家，会想要拿哪副，以及选择这副画的原因;2.假装必须在预算内购买画作”。[2]56-57这个建议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是稀缺的，如果将这些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外在的因素，如“因艺术的原因而热爱艺术”，那么，“自我”的因素将会受到压制，其结果是，我们从艺术身上一无所获，即我们无法获得“更好的体验”。总而言之，参观博物馆的要领就是，不要让注意力被外在的要素吸引，如这幅画是名画、画作的文字介绍，而是遵从自我的感受，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能够打动你的画作上，这样你才能获得最大化的效益，即“更好的体验”。
在阅读方面，作者引述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道：“人们应该去读任何一本由第一倾向促使他去读的书，因为他若为了完成任务而阅读，就会收益甚微。”[2]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要想获得最大效用，恐怕要在能够实现自己能够掌控的基础上全心投入，否则就像这位读者阅读《喧嚣与躁动》时所言，“就像是个差劲的女朋友。你尽力想要理解她，却得不到任何回报”。[2]65颇有趣味的是，作者在表述人们应该放弃阅读某些经典时这样表述道，“记住，图书和艺术博物馆一样，并不总是根据读者的需求进行调整的”。[2]这就意味着，如果读者不是根据自身的真正兴趣，而味同嚼蜡地阅读那些深奥晦涩的书籍，其结果就是自讨苦吃，因为这些书的作者就不是为了普通的读者，而是为了取悦资助人、作者自己或者某个小众化的圈子而作。基于此，作者将放弃作为锦囊妙计之一，这是因为在一笔原本错误的投资上再追加投资的话，除了会增加沉没成本之外别无它用。除了参观博物馆与阅读之外，作者的鉴赏指南还涉及音乐、电影等其他领域，但是，这些建议的本质就是要在管理好自我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注意力资源，以获得文化消费的最大效用。
除了上述微观意义上的鉴赏指南外，作者还结合当代文化碎片化的特征，即作者所谓“小文化”，从宏观层面给文化消费与鉴赏提出十分中肯的建议。作者首先通过三个典型事件描述当下的文化场景，“文化比以前更廉价、更易获取;我们参与越来越多的文化体验活动;很多聪明的人抱怨现代文化已经变得很丑陋”。[5]53众所周知，这种“小文化”现象向来饱受批评，文化悲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文化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消解深度与意义，会导致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下降，让人类进入一个低智商时代。作为一个文化乐观主义者，作者首先质疑的是，“从未有过一个注意力的时间很长且很集中的‘黄金时代’”，[5]64因为这些所谓的大文化，犹如横跨美国只为得到一个香吻，虽然浪漫却消耗颇多，倒是那些唾手可得的小文化，更为经济实用，也是文化消费的常态。作者通过举例比较道，歌剧《唐璜》就是那种大文化，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剧本、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组合，也能感受喜悦、悲伤等多种情感，但是，其缺点是观众为此要消耗4个小时、花费数百美元，甚至还要听也许一窍不通的意大利语，挑战自己的智商。而通过小文化，例如Youtube或者Google等等所提供的文化碎片，“我们反而从不同的来源，选择我们想要的文化情绪和情感投入，通过自我组合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5]69。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人们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各样的小文化，其文化消费的频度与强度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而且，人们并没有忽略全局，总是能够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精神整理”来构建一个“有序的综合精神世界”。所以，作者乐观地总结道，“文化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丑陋，因为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是我自己结集的信息点的外在方式。但当涉及内在的精神方面，当代文化让人更快乐也更满意。而它最终变得更高尚，更珍惜人类生活中的全部优点”。[5]73
二、商业文化礼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名篇《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中，引用大法官的话说，“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仍受到尊重的仅有领域”，[6]也就是说，从思想市场的角度而言，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观点大受欢迎，任何的政府干预都面临责难。然而，艺术领域——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思想市场，人们对于它的态度就远未有如此乐观，甚至可以说，悲观主义的论调占了上风。文化悲观论者普遍不太认可文化领域的市场交换，认为市场交换只能让文化堕落，作者引用艾略特的觀点道：“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文化标准比50年之前的还要低;这种衰退趋势的迹象如今见于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之中。”[7]13除了像艾略特这样的艺术家之外，很多文化学者也持有文化悲观论，最为著名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都普遍认为艺术领域的商业化只会导致艺术的品质下降与功能异化，文化将进入不可遏制的堕落深渊。如阿多诺在其名篇《文化工业再思考》中这样给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化定下了悲观主义的基调：“它将原本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强行整合起来，结果是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效率的投机性应用中遭灭顶之灾;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则在反抗性遭到文明重压的背景下消失殆尽，而这种反抗性原本是低俗艺术的固有特征，只要社会控制还没有整体化。”[8]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考温则是为数不多的勇敢地站出来反抗文化悲观论，替思想史上并不显赫的文化乐观论鼓与呼的人。他的名著《商业文化礼赞》就是专为这个使命所作：“我将市场冒险精神和生产性财富视为文化生产的盟友。我希望调整思想与流行之间现有的平衡状态，希望鼓励人们对我们视为与现代性相伴的文化商业化持有一种更加赞成的态度。”[7]1作者在厘清商业文化发生的环境——“一种以私有财产和自愿交换为基础的法律框架”——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回答市场经济是促进还是阻碍艺术及其创造性这个问题，从而给出礼赞商业文化的若干理由。这些理由正是作者所表述的商业化社会的特征：“我重点讨论我认为现代商业化社会所具有的以下特征：名誉动机、疏散分布的经济支持、某些艺术家获得经济独立的可能性、企业家对新的艺术技术手段和媒介的发现、通过保护过去的文化作品获得利润的能力。”[7]6接下来我们将依次分析商业文化的优势所在。
首先，市场为艺术繁荣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网络。在作者看来，艺术家、消费者与销售商共同构成了艺术市场供求关系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方相互依赖、彼此互动，并彼此成就对方。就此而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佛罗伦萨就颇有说服力，“佛罗伦萨的艺术成就得益于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财富、制造技术的传统、密集的商业性工艺市场、疏散发布的购买兴趣……这些特点聚在一起，为培养和支持艺术人才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氛围”。[7]108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艺术的需求不断壮大，并使之发展成为“更大规模、面向更多公众的事业”，这在无形当中塑造了一个有关艺术的市场网络。这个市场网络给予艺术家更多的自由，因为艺术家能够较为轻松地通过市场获得财务独立性，因而可以选择满足艺术自己的需求，自由地去创作。相反，同一时期的西班牙画家，由于多接受来自王室的经济资助，常常因为财务上无法独立而将艺术自由拱手相让。总而言之，市场不仅是艺术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艺术生存的基本网络，没有市场支撑的艺术犹如无源之水，难有活力。
其次，市场为艺术家自由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在作者看来，市场不仅为艺术家提供了重要的动机，而且为艺术家的自由提供了保障，是艺术自由的友邻而非敌人。在市场化语境中，不乏以金钱为动机的艺术家，这种对金钱的渴求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市场，扩大了艺术家劳动力的供给，不仅如此，金钱也是一种重要的信号，它让艺术家找到知音，从而实现艺术作为价值符号之交流功能，即便这些艺术家可能对金钱毫无兴趣。另外，作者注意到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市场经济促进了艺术家的独立性，使其从消费文化的公众的直接需求中解放出来”。[7]22这方面的情形较为多元，比如说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市场需求，这让艺术家轻易就能拥有财务的独立性，因此能够自由创作。另外的情形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艺术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的经济支持，这包括艺术家个体的兼职行为、各类基金会、亲友的馈赠等，这种情形通常都被解读为市场失灵。而作者颇有新意地认为，“艺术市场有时不能发现伟大作者的价值;但是，与贫穷的经济制度相比，富有的经济制度在总体上对那种判断失败的反应更为有力。富有的经济制度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大数量的其他潜在的经济支持来源”。[7]22想象一下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经济制度的贫困，艺术家的生存只有一个来源，这种制度对于市场失灵的反应能力几乎为零，市场失灵甚至失效就极有可能出现。
再次，技术进步为艺术发展提供了装备支持。众所周知，用于艺术的各种材料，如纸张、钢琴、摄影设备等的不断发明，且其价格不断下降，这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艺术，特别是那些女性艺术家。另外，材料费用的下降让艺术本身从资本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让更多艺术家不再受限于高昂材料的沉没成本，能够致力于创新。总而言之，艺术从技术进步中获益良多，如纸张与印刷术的出现让文学艺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录音与广播技术大大提升了交响乐队的生产效率。也正因此，考温对文化经济学界颇为接受的观点——“成本病”并无好感，他在《我为什么不相信成本病：对鲍莫尔的评论》直击该问题的软肋，即技术创新对表演艺术的革命性影响：就生产过程而言，现代数字化生产技术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传统表演艺术，如弦乐四重奏的生产率，让其化一为万惠及更多的观众;就产品本身而言，艺术家的创新让艺术作品的种类有了几何级别的增长，这也是艺术生产率增长的明证。[9]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持其乐观主义态度，即经济的繁荣或者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给艺术带来所谓成本病问题，而是促进了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最后，市场促进了多样性与创新。如前所述，市场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资助，这给予艺术家更多的自由，艺术家不必为其资助人或者那些作为衣食父母的大众读者而写作，从而能够根据其创意而创作更为多样性的作品。以出版业为例，美国的图书品种1947年的数据是85.000种，到了1996年这个数据上升至1.300万种，其中新版图书就高达14万种，也就是说图书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多样性，而不是悲观主义者所得出的相反的结论。[7]60与此同时，市场竞争也给艺术创新注入不竭的动力，特别是艺术家在与前人的竞争中，更倾向于创新而不是模仿，以克服与前人对比的恐惧，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例如音乐家勃拉姆斯在创作音乐作品时，时刻感受到来自贝多芬的“竞争”的恐惧，他常常提醒自己“不准落在贝多芬的交响曲造诣之下”，因而不得不避免创作交响乐，而去创作声乐合唱曲，如他创造性地将《海顿主题变奏曲》改写为带钢琴助奏的交响曲，通过创新获得与贝多芬比肩的成就。[7]32
总而言之，作为文化乐观主义者，考温坚持认为人类低估了市场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它支持多种艺术观念的同时并存，使新的、令人滿意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帮助消费者和艺术家提升艺术品味，通过捕捉、复制和传播的方式，向辉煌不再的过去表示敬意”。[7]1正如另外一位文化经济学家，迪克·纳策(Dick Netzer)评述道，作为经济学家，考温之所以能够得出乐观主义的结论——市场经济能够促进艺术及其创造性，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怀疑自身的资质，因而都避免自己去描述艺术，而考温则置之不顾，他通过研究过去6个世纪艺术发展史中经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从而雄辩地回答了市场经济促进还是阻碍艺术发展的问题，给予商业文化恰当且令人信服的礼赞。[10]在文化悲观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这种对商业文化的礼赞尤其难能可贵，而其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梳理艺术史的勇气与成效，更是值得嘉许，这恐怕也是《商业文化礼赞》在文化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重要原因所在，我想这种影响还会继续。
三、艺术资助
时任美国艺术基金会主席戴那·乔亚(Dana Gioia)，在由泰勒·考温执笔的《美国如何资助艺术》中不无自豪地说：“如果说美国的艺术体系是无与伦比的复杂、去中心化，且富有活力，那么，它也特别高效的——它创造了规模庞大且种类多样的艺术景观。”[11]其实，这种对美国艺术资助体系的礼赞正是考温的观点，两年之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写成《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系统梳理其有关艺术资助的思想，并成就文化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2]考温这种替政治家当枪手的经历，不由让我想起另外一位著名文化经济学家——艾伦·皮考克，他曾多次被政府当作解决艺术资助问题的枪手，但是，最终都因为市场与文化、经济与艺术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而不欢而散，甚至他给英国艺术委员会所做的有关表演艺术资助的研究报告被禁止面世。[13]而考温的境遇则截然不同，他们共同礼赞美国艺术资助方式，在笔者看来，这多少要归功于其方法：“我在撰写此书时试图一只脚站在艺术爱好者阵营，另一只脚站在自由经济学家的阵营。我尽量让彼此之间都是能够相互理解的，甚至是抱有好感的(也许并不令人信服)。我试图说明如何让对方能够理解自身的行为，以及可以多大程度上让两种观点结合起来”。[12]2
众所周知，文化与经济这两个领域向来不相往来，其原因在吉安·道尔(Gillian Doyle)看来主要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假设经常不能为文化活动提供量身定做的衡量架构”，而且“文化由于其易变性与松散性特征，不太容易接受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的入侵”。[14] 因此，经济学家常常“怀疑自身的资质”，而不去分析与理解艺术问题，而艺术家更是自命清高，不屑于考虑经济学家的立场。而在考温看来，评价文化政策问题，只有经济或者美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这两种方法统一起来考虑。这就意味着，考温有可能会在两种冲突的立场之间左右碰壁，而不得其果，但是，对于文化经济学而言，这种努力势在必行，即便其结果可能是无功而返，否则这个学科将在畏首畏尾中停滞不前。
首先，作者分别界定这两种方法。经济学方法特指标准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的问题是满足消费者之所需，例如消费者往往基于快乐与便利而消费文化，所以，人们下班回家之后会选择看电视剧《黑道家族》，而不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学的方法则强调文化具有内在的独立价值，这种方法更倾向于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其次，作者分别论述美学与经济学方法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包括：前者强调社会价值而非满足个体需求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后者则认为高雅艺术只是一种小众化的趣味而已，并无价值上的优势;前者常常面临不可衡量的难题，只好用十分含混的诸如高峰、伟大等字眼，后者尽管有着各种弊端，却让价值可度量、可比较;前者更倾向于支持政府资助艺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市场导向的文化不可能实现文化的最大价值，后者则对政府资助艺术心存疑虑，因为他们相信消费者在文化市场的主权。正是基于对这些不同点的仔细辨析，作者为两者之间的和解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这就是有关政府资助的去中心化与荣耀理论。
我们知道，经济学对政府资助有着很多论证方法，如外部性理论、优效品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子孙后代理论等，但是，作者均将这些理论弃置不顾，而选择去中心化与荣耀理论，其原因就是在于这两种理论能够实现美学与经济学方法的完美融合。就去中心化理论而言，其美学的依据是，如果我们需要更丰富的艺术，特别是更高质量、更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艺术，我们就应该为艺术提供更多元、非中心化的资助，这是艺术品质的重要保障;其经济学的依据则包括，一方面，艺术产品具有公共性特征，而其生产者往往无法通过将其内部化而获得其全部收益，因此，建立去中心化的机制，对于刺激持续的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其中也包括版权保护的方式。另一方面，所有厂商都倾向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减少产品种类、提高定价等，但是，去中心化机制让这些厂商时刻面临竞争，以致它们无法实施上述措施，这将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就荣耀理论而言，其美学的依据就是，实施艺术资助会给国家带来民主政治的光韵，让这个社会成为人人向往的“善良社会”;其经济学的依据就是，艺术资助是政府执行公民的公共选择，而这种公共选择事项是无法通过市场来提供的。因此，通过这两个理论，美学与经济学在政府资助艺术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政府资助艺术便有了合法性。
在合法性论证之后，考温接着讨论资助方式问题，这主要包括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当然，作者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他所礼赞的美国式的资助方式，即“好又多”的间接资助，我们的评述也将集中于此。在作者看来，“直接资助就是政府机构直接给艺术家或者艺术机构开支票。而间接资助则是通过政府政策影响价格或者收入，来鼓励艺术生产。如我们所见，间接资助較之直接资助常常能够对文化消费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12]31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美国艺术资助的直接方式，我们先不妨以美国非营利表演艺术机构为例，其收入来源的多元性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具体参见图1①。
从上图可见，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只占收入的39%，而且来源于不同层级的政府，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在艺术领域的直接投入少且分散，相比较而言，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的类似机构政府的投入比例高达80%。这种资助方式显然有悖于去中心化理念，因为其资金来源单一且规模庞大，势必会影响艺术机构的独立性与自由，因而很难称得上“好”的资助方式。与此同时，美国表演艺术机构收入中除市场化的自营收入之外，各类捐赠收入来源广泛，其中不仅包括各类基金、信托的捐赠，还有来自企业、个人的捐赠，其种类近10种之多，资金来源之“多”也是这些艺术机构富有活力的重要保障。
按照考温的说法，美国的艺术资助具有“好又多”的特征，这种特征也正是美国模式的成功之道。当然，这种模式的秘诀在于，美国政府不是采用直接资助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需要政府官方界定艺术，而且要决定什么是好的艺术，这两种行为都必然导致中心化;而是通过税收这种去中心化的政策手段间接资助艺术，即通过税收政策不加区别地支持艺术，而选择权则交给社会而不是政府，从而实现去中心化。在考温看来，“一种通过税收系统支持艺术的决策也同样适用于宗教、慈善以及其他的非营利事务。税收减免方式的中立性——其首要的优势之一——就意味着该政策并没有为捐赠设定任何目标。因此，美国税收体系就这样支持非营利事务的去中心化，而不是选择任何种类的艺术，或者设定非营利机构该如何作为”。[12]40-41
按照美国《国内税收条令》501(c)(3)免税条款规定：为宗教、慈善、科学、公众安全实验、文学、教育、促进国家或国际间业余体育竞赛(其活动不涉及提供体育器材或设施))以及预防虐待儿童或动物而建立和运营的法人社团、基金会，其净收入不是为了保证使私人股东或个人受益，其实质性活动不是为了进行大规模宣传或影响立法，不以公共职位候选人(或反对者)名义参加或干预任何政治选举(包括出版或发表任何声明)。根据该条款规定，非营利机构就是以公益为目标、不分配利润、不从事政治活动的非营利法人主体，也就是说，任何机构，不论是艺术还是非艺术机构，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机构，只要符合上述规定，都可以注册为非营利性法人。作为非营利的法人，这些艺术机构并无任何特权，政府也不对其施加额外干预，它们都是平等的市场参与主体，要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这既包括要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市场化收入，也包括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社会捐赠。总而言之，“美国对艺术间接的资助与支持体系刺激了创造性与多样性。虽然，这也许不能满足那些纯粹的批评家或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作为这两种观点的中介，它较好地整合了这两个方面的诉求，给这个体系较高的分值”。[12]133
考温的另外一位美国同行，也是一位文化政策研究的权威学者，马克·舒斯特(Mark Shuster)在书评中这样评述道：“当我在30年前开始文化政策问题研究时，大西洋彼岸的文化政策与文化资助似乎更加绿草茵茵，或者看起来如此。而其后的若干年间，剧情似乎发生了反转;如今似乎欧洲更羡慕美国的体系，而不是相反，最起码对于那些严肃对待文化政策问题的研究者而言。”[15]这种评论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凯恩斯在论述英国艺术委员会时，颇为自豪地表述道：“我认为，人们尚未完全了解这一重大改变具有的意义。资助艺术的这个新奇念头悄然出现，采取的方式颇具英国特征，是非正式的，没有虚饰的——甚至可以说是尚欠火候的。……英国艺术委员会的目的是创造适宜环境，以便培养精神，形成见解，促成这样的目的顺利实现：艺术家与公众可以相互支撑，以和谐方式相互依赖。在共同文明生活的伟大时代中，这样的和谐方式曾经偶尔存在。”[16]也许，关于艺术资助的方式，既有美国的方式，也有英国的方式，更有法国的方式，或者中国的方式，也许这些不同方式都是各自社会历史背景、现实诉求的选择而已，它们也许都值得礼赞，而不是非要在直接或者间接方式，英国模式或者美国模式之间分出高低，或者说，正像文化领域需要百花齐放一样，文化政策的模式恐怕也要去中心化，要百家争鸣，各美其美。
这恐怕也是考温学术研究的问题所在，他以独特的视角追求片面的深刻，常常能够给我们带来理论上的惊喜，如他对商业文化与间接资助方式的礼赞，这些都是文化经济学史上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为了自己的结论，他时常不得不有意忽略，或者压制相反的事实与观点，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其观点常常有失偏颇。在笔者看来，发生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在于，当作者以经济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时，常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问题常常不是在经济的模型或者现实的真空中发生，而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与地域的具体语境中产生，因此，任何结论恐怕都要顾及这样的语境，特别是文化政策问题，它毕竟是一个具体国家在不同时代与语境中的公共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礼赞考温的文化经济学贡献：他投身文化问题研究的气魄与勇气，让我们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到文化史很多鲜为人知的现象，这些现象为商业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正面支撑;他关于文化的乐观主义态度让他在礼赞商业的同时，始终坚守文化的美学品质，并极力将两者融合起来，阐述市场对文化的自由与多元性的促进作用及其实现机制，这无疑补足了文化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致命短板;他关于文化的市场主义的坚定立场，让他在论述文化政策问题时谨记“去中心化”信条，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无疑是艺术走向多元与繁荣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对我国的文化资助方式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相比较于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他于2011年被《经济学人》杂志提名为过去十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同年在《外交杂志》的“全球最顶尖的100位思想者”榜单上排名第72，而其名为“边际革命”的博客更是在全美经济类博客中点击率排行第二——他的文化经济学家的身份的社会反响似乎有些差强人意，这种情形显然也与其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极不相称，本文多少算是一次补课，希望学术界能够关注其文化经济学家的身份及其贡献。
[参考文献]
[1]Tyler Cowen： “Book Review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vol.22，No.1，1998，pp.67-69.
[2][美]泰勒·考温：《生活中的经济学——发现你内心的经济学家》， 董晶晶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3]David Throsby：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4]Tyler Cowen： Markets and Cultural Voices： Liberty vs. Power in the Lives of Mexican Amate Painter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5][美]泰勒·考温：《创造你自己的经济：无序世界的繁荣之路》，陈培蓓、周婕然、宋非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
[6][美]罗纳德·科斯：《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7]泰勒·考温：《商业文化礼赞》，严志忠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8]Theodor W. Adorno：“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translated by Anson G. Rabinbach”， New German Critique， 6， Fall 1975， pp.12-19.
[9]Tyler Cowen：“Why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Cost-Disease： Comment on Baumol”，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 pp.207-214， 1996.
[10]Dick Netzer：“Book Review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3，pp.331-334， 1999.
[11]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How the United States Funds the Arts， October 2004， https：//www.arts.gov.
[12]Tyler Cowen：Good and Plenty： The Creative Successes of American Arts Fund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Alan Peacock：Welfare economics and public subsidies to the arts，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 4，1969， pp. 323-335， reprinted in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994， 18， pp.151-161.
[14]Gillian Doyle：“Why culture attracts and resists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10) 34， pp.245-259.
[15]Mark Schuster：“Book Review”，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06) 30，pp.311-316.
[16][英]約翰·梅纳德·凯恩斯：《艺术委员会的政策与希望》，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志忠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41—447页。
作者：周正兵
第三篇：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
摘要：学术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纷争源远流长，而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则把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推到了风口浪尖。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经济学方法论关于经济学科学性的论争中，争论双方关于证伪主义可否适用于经济学检验的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却一致地趋向于情境分析的研究路径，标识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则进一步印证了经济文化研究的存在依据，情境语义学的探讨更给经济学这一文化转向提供了借鉴的方法，从而使经济学方法论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可能到可行，进而步入到可操作的探讨阶段。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证伪主义;情境分析：文化转向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在《美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把经济学的科学性推到了风头浪尖，也拉开了当代经济学方法论论争围绕经济学科学性这个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帷幕。通过对论争的缘起、历程、主要成就与基本困境等多方面的考察与哲学分析，我们会发现“情境分析”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论争走出困境的可能出路;而对于情境的关注也反映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工具及经济学本身的前沿成果。对经济学进行情境分析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所以，这种文化转向既反映了经济学方法论本身的必然性，与此同时。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会发现相关研究的繁荣亦从经济学的角度映射出整个科学研究的文化走向。
一、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文化转向的背景
早在1938年，哈奇森就曾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一书中通过引进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对经济命题提出可验证性要求，也引来了奈特等人的一系列争论，继而弗里德曼关于理论假定之现实性与其真确性无关的论点被萨缪尔森称为“弗里德曼扭曲”(即著名的“F-扭曲”)，亦引起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马克卢普因为哈奇森要求对于一种理论的每个假设都要直接被验证，而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并进一步地把“不可验证”与“证明为错”区分开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发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指出经济学当前所缺乏的恰恰就是经验联系，而并非是缺少严密的数学，如果发展下去就不能指望经济学会成为一门科学。而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书籍的数量在整个80年代也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增多，研究者包括格拉斯和约翰逊、豪斯曼、内尔·马奇、巴克豪斯、克劳格等，他们多是运用科学哲学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学的结构、功能等问题。比较系统地把科学哲学理论，尤其是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其主要观点集中于《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几乎主导了当代经济学方法论论争的方向。争论大致地可以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捍卫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一方即“不悔悟的证伪主义者”，代表人物有布劳格、哈奇森等;反对方主要以考德威尔、汉兹、博兰等为代表。
布劳格把现代经济学家的特性概括为相信证伪主义，但只实行“无害的证伪主义”——与证实主义的差异在于接受的态度，即把这种观点理解为基本原理，即非常完善、十分有道理的理论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考德威尔坚持不管怎么说。现代经济学家实践的是确证主义，他们进行着精彩的检验，但从来不让检验对他们的理论选择产生一定距离。显然，他们二人关注的重心不同，布劳格关注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分析，考德威尔则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的关注。另外，布劳格认为证伪主义在未来会成为经济学的方法论标准，而考德威尔则认为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不会有未来。
与布劳格进行争论的另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汉兹，他不像考德威尔那样就“证伪主义”的概念与布劳格展开讨论，而是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引发争论的事件本身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是从波普尔的观点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与外在的关联上进行分析的。如前所述，布劳格的著作使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置于争论的焦点上，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证伪主义研究持续的高潮，除了引入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这些经济学方法论家的影响和布劳格的著作大大促进了这一进程之外，也与汉兹对证伪主义理论本身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内在关联进行总结，同时对这种关联之外的其他可能因素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有关。汉兹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通过对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的对比分析得出，就实际的指导作用而言，证伪主义更占优势。其次，“似乎是证伪主义解决了经济学中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由来已久的争论”，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传统中证伪主义与演绎法相适应的部分是“允许有建立在自省或理性猜测基础上的假说存在”：与归纳法相适应的部分是证伪主义要求对预言进行经验检验。如此看来，证伪主义允许人们选择最好的研究方法。即“允许跳跃性地猜测有关经济行为。同样重要的是，被接受的假说，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验。”这种兼收并蓄的研究与经济学中马歇尔的研究传统相呼应，从而为经济学家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特有的支持，这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证伪主义的内在关联。
但汉兹并不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因此就可以成为经济学合适的方法论基础，并随即指出即使证伪主义可以成为经济学合适的方法。也只有其中极少部分可以在经济学中付诸实践。这一点与考德威尔的立场基本一致。对于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坚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汉兹认为这种证伪主义保守派和批评派之间的分野，“不在于是否证伪主义已被实践(基本上还没有)，以及进一步是否将被实践，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坚决努力地’去实践证伪主义”。作为证伪主义保守派的代表，布劳格认为虽然证伪主义在过去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并没有成功，但仍需要努力把证伪主义方法论具体地运用到经济学方法论实践中，从而使经济规则得到根本的改善。作为证伪主义批评派代表的考德威尔和汉兹则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即使对于自然科学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也不一定就能够适合于经济学。布劳格认为汉兹所采取的是一种过于死板的解释，是一种强观点，其根源仍在于未准确界定证伪主义，同时强调证伪主义的精髓在于寻求科学理论脆弱性的最大化，并且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这种科学的态度。博兰批判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反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传统，而是对布劳格本人所理解的证伪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观点。分别称之为流行的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他认为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的科学观，“批判是主要程序，而可证伪性、情境分析、批判的理想主义全
部属于冷盘。”博兰认为这样理解波普尔才是波普尔的原旨。
现在看来争论已基本尘埃落定，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确实并不适合。但这场论争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其真正的价值是在激烈的争论进程中，争论双方都一致地关注到波普尔后期的工作，即从方法论入手意欲架设一座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种诉求正好契合了经济学走向科学性的方法进路。布劳格就是对波普尔的这一诉求产生共鸣而成为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的，即使反驳过证伪主义的考德威尔、博兰和汉兹也都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情有独钟。而且波普尔本人并未明确情境及情境分析的确切涵义，博兰、考德威尔和汉兹等人的情境分析还是根据波普尔的学生诺雷塔·克尔特泽的模型化概括在经济学中加以应用，汉兹则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一系列细则。这样看来，尽管就证伪主义的争论他们是针锋相对，但在情境分析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一致。
汉兹与考德威尔的观点基本一致，对波普尔的情境分析持赞同意见。他指出由于人们只是关注证伪主义，情境分析又与证伪主义不相关，因此往往忽视了情境分析。而事实上也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在批判证伪主义的同时等于是向情境分析靠拢了。简言之，情境分析属于波普尔社会科学的方法，证伪主义主要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汉兹的结论是：“事实上，情境分析是波普尔主义的唯一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
考德威尔在《关于复兴实践的两个提议》一文中的叙述使上述思想更加清晰、明确。他提出了这样的倡议：“更早一些时候，有人提出情境逻辑可以为经济学实践的复兴提供一种工具，现在应该是把这个假设变成一种提议的时候了(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回避)。情境分析为经济学实践的某些根本方面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它就应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还可以有效地作为一种样板，使得方法论学家能够区分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各种不同的实践活动。”
二、情境分析：经济学方法论文化转向的标志
其实，波普尔并未明确情境及情境分析的确切涵义，进一步的工作大多是由他的学生们来进行的。从文献引用的情况看，博兰、考德威尔和汉兹等人的情境分析大多是来自于诺雷塔·克尔特泽的模型化概括。波普尔在开始提出情境分析时并没有详细列出它的细则，他的学生诺雷塔·克尔特泽提供了一个更为模型化的表述，在这里将其内容简述如下：描述环境当事人A处于C类环境中：分析环境在C类环境中，合适的作法是X;理性原则行为，当事人总是能够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采取合理的行动;解释(推论)：当事人A采取行为X。
更广泛一点的描述如下：描述问题的环境，A认为自己处于问题环境的c类中：偏好法则，在所有的问题环境中，A总是使用评估原则R;分析环境，使用原则R来评估C的结果是X：描述当事人的能力，A在运用R处理C类问题时没有犯错误：理性的评估原则，所有的当事人都能用理性态度来评估他们的环境;解释(推论)Ⅰ：A总结，X是理性的结果;理性原则，人们总是能够根据他们理性评估的结果来行为;解释(推论)Ⅱ：A采取了行为X。
汉兹等人将该模型具体到经济分析中，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如下细则：首先。经济学家列举当事人的情境，通常包括偏好和/或技术性和相关的局限性(价格、收入，限制因素等)。在情境描述中包含了一些“动因”的考虑(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其次是推理当事人在给定情境下的合适的行为(多买、少买，增产还是减产等)，该步骤即是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在特定“情境”中“合适”行为的公式化推理(通常是数学化的);最后，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和观察行为，这种理性原则是灵活的，可把情境分析和已被解释的行为联系起来。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纯理论”。那么以后的一步就可以省略，并且“理论的结果”是技术性的推理步骤Ⅱ从第1步的假设情境中推理出来的。比较这些资料的结果是简单地运用从Ⅰ到Ⅱ的两次推理。在两次推理中情境Ⅰ的元素会有少量变化。对于集合的情况，比如均衡价格，在克尔特泽简单模型上再加上两步就可以解释：V和Ⅵ。第V步附加的是关于一个群A=(A1A2，……An)的大量影响的分析，他们每一个做一件合适的事情，x=(x1，x2，……xn)在第V中这种分析含有以下形式：如所有AiS做Xi，那么，这个集合的结果将是Y。第Ⅵ是一个集合的解释：因此有Y。
后期波普尔又补充了一些情境分析的方法论要点。波普尔明确的“情境逻辑”概念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一文中作为第25个命题提出的。并认为这是在经济学方法的逻辑研究中产生了一种可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成果。他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对情境进行非常充分的分析，以致最初似乎属于心理学的因素(例如愿望、动机、记忆与联想)被转化为情境的因素，带有特定愿望的人因此成为可以用他追求特定客观目标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具有特定记忆或联想的人成为可用他客观地拥有特定理论或者特定信息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波普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允许我们在客观意义上理解种种行动，也就是如果我们被置于当事人的情境(包括目标与知识)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做出他所做的事情。考德威尔认为情境分析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践服务，并分析了情境分析之于经济学的优缺点。但无论如何，情境分析距离现实更近，同时它也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区别只在于不同的社会科学会强调该分析框架的不同方面。
根据波普尔情境分析的观点，人类行为的解释将按如下程序：猜想这个答案是解释为什么当事人A会这样，把这种特殊类型的行为称为X。所以，第一步是解释这种行为，需要描述一种情境。即当事人在问题出现时那一刻的行为情境。这种情境正常地包含了主观部分(当事人的目的、信念、愿望等)，也包含了客观部分(当事人所面对的物质合适和局限)。第二步是提供一种情境的分析，以明确什么类型的行为是适合的(如，理性的)，给出当事人的情境。解释的第三部分是关键，即附加理性规则(简称RP)。也就是判断，哪一个行为是实际的理性的行为方式。此处允许我们根据RP去推理当事人的行为，从他们对情境的描述和我们关于所有合适的分析来看，这个RP属于一个联系规则，是联系“情境”和“行为”之间的一座桥梁，如果加以模式化即为：
Ⅰ情境描述：在情境S中当事人A;(简称sA);Ⅱ情境的分析：在情境S中要做的合适的(理性的)事情是X;Ⅲ理性原则(RP)：当事人总是根据他们所处情境做出合适的事情;Ⅳ解释：因此A做X。
汉兹认为，这种情境的解释抓住了至少是微观
经济学的解释重点，若使用这种基本方法来解释，关于微观经济学中的最大化等争论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因为只要归结为对当事人面对(在这里是确定的)情境时的经验利害关系的详细说明的分析，就可以解决问题。简言之，波普尔所倡导的情境分析为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解释，微观经济学为情境分析和经济学的联系提供了范例。
三、制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印证
由于对主流经济学抽象性和理论上过分追求完美以至于与现实严重脱节的不满，在19世纪曾形成了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他们主张用制度来分析经济学，并与相关法律、历史和其他学科的运动一道构成了一个更广泛、更有特色的美国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个思想运动的口号是对“形式主义的反叛”。即对社会科学中抽象演绎推理的形式主义的“反叛”。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institutio-意为风俗、习惯、教导、指示等，其构成的基础为制度趋势，即主张以历史起源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作用，以此来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及其发展趋势。凡勃伦等人开创性地对制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加以重视和强调，使制度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同的工作由科斯等人完成。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制度的论证方式。“科斯引入交易费用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出市场和企业都是资源配置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具体型式不再是既定的、由外部施加的事实，其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供人们选择的变量，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中，交易费用成了关键性的解释变量。”科斯实际上在极力倡导一种方法论的转变，事实上，科斯认为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该考虑总的效果。科斯的上述开拓性研究，从问题情境、分析角度到基本概念和方法论，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布劳格也曾指出：“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而事实上，交换过程涉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这些人已经由文化和社会结构早就定型了，他们的偏好、能力、价值和指导原则大部分在参加交换之前就给定了。正统经济理论同样没有能力考察交换经济对这些变量的影响，但正是这些变量决定交换过程的实际内容和含义。因此，斯坦费尔德认为正统经济学甘愿考察附带现象而置现象的本质结构而不顾。而现实的经济是从属于利益关系的，出发点不是个人，也不是个人的任何生理或心理属性。而是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系统中，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些相互作用的形式——文化制度——促进或压抑了人类固有的潜能。实证的制度分析为这种新出发点提供了基础，提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的定义、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经济的方法和一个可供选择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赋予经济研究以社会意义。
诺思指出，新制度学派把时间作为坐标，认为制度是演进的，制度是动态的。制度是演进的，意味着制度是时间的函数，时间之“网格”此时经由制度的演进过程来进行填充，时间在经济学上就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诺思在阐述制度变迁理论时涉及了两个更重要的方面，即诺思所谓的“制度——认知”模型以及“路径依赖”理论。更表明了时间在制度演进中的意义之所在。美国哲学心理学家安迪·克拉克把制度说成是一种为人类选择和学习提供的“外在支架”。因此，制度经济学更加注重人的社会性，“制度经济学方法承认人们确立双向的关系并需要各种持续的群体结合”。新制度经济学是从更严谨的认识论角度对“制度”的重要性加以分析，其分析并不以“完备知识”的假设为基础，而是将知识的不足——无知——作为人类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人类的知识是不断增加的，是构造性的，但知识的不足可以靠恰当的制度安排来缓解，“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
实验经济学的新近发展也在向制度经济学靠拢。当代实验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史密斯通过实验分析。发现市场效率的高低在根本上是取决于交易制度的。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条目中，史密斯总结自己所进行的大量实验时写道：“数据和分析有力地表明，制度之所以造成(观察结果的)差异，是因为规则(法律环境)能造成差异，而规则之所以能造成差异。是因为它们能影响个人激励。”不可能设想存在着一种没有制度而又可以维持的经济。制度确定产权规则，而只有借助这种规则，经济活动主体才能在环境内在蕴涵的界限和机会之内交往或交换、转让商品。在一篇入门性质的短文中他说得更为肯定和明确，“实验经济学得出一个有坚实依据的结论：制度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规则至关重要：而规则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激励至关重要。”因此，他认为实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制度设计，史密斯参与了有关联邦土地私有化、排污权交易制度、电力市场和供水市场的交易制度的设计或检验。制度设计就是运用实验方法，以较低的成本来为以前不存在的市场设计恰当的“游戏规则”。然而，规则不仅仅是指显白的规则，还包括种种隐而不彰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交易者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是某个单个的人所无法全部掌控的。因此，实验的过程也是探索隐含规则的过程，但我们不能指望实验能够完全穷尽规则的种种可能性，实验只是现实制度中的试错过程的模拟。而人类的种种交往规则和市场制度，都是未经设计的生物和文化演进过程的产物。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路径，一定意义上说。实验方法是对理论的回应，进一步的是对情境分析理论的现实展示。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也引起了科学哲学家的关注。晚期波普尔就曾研究过制度分析，他是从制度的角度去分析社会结构功能的。波普尔认为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存在着人们在其中进行行动的各种各样的构架，这些构架并不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计划而形成的。而是作为无意识，或者与人们的意图相反的东西形成的副产品，不仅包括分析支配制度的传统和习惯，也包括分析制度本身自然具有的目的和功能，以及制度中人员的安置等问题。波普尔还进一步分析了由制度而引发出来的各种结果，认为情境分析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能更加有效地起到补充作用，情境分析是对有关事态进行必然性的分析，用客观情境的因素置换心理因素。波普尔建议人们首先应该对一般情境进行分析研究，其次把关于制度和传统的理论当作纯理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首先包括制度不行动，也就是只有个人在制度之中或代表制度行动，这些行动的一般情境逻辑是制度的准行动的理论。其次包括我们可以建构有目的行动的故意的和非故意的制度化结果的理论，这也会导致制度的创造和发展的理论。
四、情境语义学：经济学方法论文化转
向的可能研究进路
这场关于证伪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似乎是过去时了，但是通过争论使人们对经济学的科学性有了更大的信心，对经济学的特殊性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并催生了可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可能和可行的研究路径的渐渐展现，使经济学又向科学性迈进了一步，进一步可以证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连续体的结论，通过情境因素得以实现连续和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现在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兴学科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情境语义学是20世纪末叶诞生的一种新的语义理论。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巴威斯和佩里在1975年发表的《素朴语义学与不妥协情境观点》一文中首次提出情境语义学的设想。1981年巴威斯发表了《场景与其他情境》一文，试图论证新型语义学“可视为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替代品”。1983年巴威斯和佩里合作出版了《情境与态度》一书，标志情景语义学正式诞生。其核心思想是引入所谓奥斯汀型命题。巴威斯等人进行了如下表述：“依据奥斯汀。一个合法的陈述A提供两个东西：一个历史的(或实际的)情境SA，一个情境类型TA。前者是现实世界的某个有限部分：说话者使用奥斯汀所谓‘指示约定’去指称它：而后者大致说来就是依据与(自然)语言相关联的‘描述约定’，由陈述所确定的情境属性。如果SA具有类型TA，则A为真，否则其为假。”
理解奥斯汀型命题中本质包含的“情境”概念“既要看到其指谓‘现实世界’之部分的客观性方面，也要看到其与语言使用主体的高度相关性。现实世界之‘某个有限部分’正是有主体选择所确定的。因此一个情境必是由特定的主体相关性所决定的一个有限事态集合。”一个奥斯汀型命题p可表示为：(s;[δ])，s是p所处的情境，δ是p所描述的事态，而[δ]则表示取决于δ的情境类型。p为真，当且仅当，事态δ属于情境s。经典语义学只谈p，{δ}。但是这并不是说持经典命题观念的学者未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分析自然语言语句时，从弗雷格、罗素开始，他们大都坚持“语境惟一确定原则”，即在确定的语境中才能确定语境的意义从而得到确定的命题。但是，他们只是把语境原则作为识别把握命题的途径。换言之，他们只是把语境理解为外在于命题的因素。而奥斯汀型命题则把“语境”“情境”作为命题的内在本质要素之一，是命题系统的组成要件之一，是命题内部的一个因素。因此，有意义的是，情境语义学把认知主体引入并作为命题的一个内生变量，即内在状态参量。“在情境语义学看来，‘情境’是与认知主体具有本质关联的对象集合，是世界中由主体选择与分辨并高度组织起来的一部分。”
情境语义学的基础是情境理论，其基本概念是情境。简单地说，某时某地某个体(或某些个体)具有某性质(或某些关系)这样的事实(或若干个这样的事实)就构成了一个情境。在情境理论看来，外部环境的个体及其关系就是最基本的可处理数据。因此，自然有下列信息概念：
关系R成立或不成立于个体a1…，an之间。这里的R是本体论意义上适用于n个个体的某个关系，a1…，an是本体论意义上适用于关系R的各自论元位置上的个体，则《R，a1…，an，1》或《R，a1，…，an，0》分别指关系R在个体a1，…，an中成立或不成立。一般来说：《R，a1，…，an，i》(i∈{0，1})指信息条目，所以，现实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个体对象及其关系构成的，特定个体对象及其关系可以构成信息条目，用专业术语来说，信息条目就是信息的数据化。信息条目的概念还可进一步扩大，加入时间单位与空间(地点)的单位，也就是可以包含时空的单位。情境就是信息条目的聚合。现实世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情境，现实世界的总体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情境，包含着若干由个体对象及其关系构成的信息条目。现实世界的各个片段也是一个个较小的情境。
像情境语义学这种形式化的尝试在豪斯曼、波普尔那里都有所体现。比如：豪斯曼把规律的理解形式化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x)(Fx→G)是一条规律，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判断，(Fx&Cx→Gx)，这里的函数“C”是给定的语境中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中抽取出来的函数。波普尔在分析趋向性的世界时指出，我们需要一种相对概率或条件概率的演算法，以别于绝对概率演算法来表征这种趋向性，即在绝对演算中一个陈述可以写作：P(a)=r，读作：“事件a出现的概率等于r”(0≤r≤1，r是实数)。相对概率或条件概率的陈述：P(a，b)=r，读作：“事件a出现的概率在b的情境中(或特定的条件b中)等于r”。情境语义学研究表明，作为智能体的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通过情境理论关于制约关联的学说加以解释，这种结果的解释具有信息处理的特点，带有明显的可操作性。人的认知过程涉及“目的”、“愿望”、“信仰”和“行为”等概念以及它们同“世界”的关系，情境理论对此有浓厚的兴趣。
五、结论与评述
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到经济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表明了经济学文化转向不仅仅是趋势，也许是经济学未来的现实出路。我们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争中提炼出情境因素之于经济学的必要性。这无疑与“语用学转向”相契合，语用学中语境是与认知主体相关的概念，是语言逻辑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很难精确定义的概念，因此，对语境的准确界定众说纷纭。从狭义的“上下文”到广义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都有学者使用。鉴于语境是从语言分析层面的理解，情境是从规律、定律本身出发得出的，情境因素更侧重于指示理论分析与建构中涉及到的现实决定性要素。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对定律、规律的解析，所以文中使用情境未提及语境。
在经济学方法论论争关于证伪主义争论的背景之下，争论双方最终都走向了情境分析的路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早已有之的历史主义的研究，在8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都向我们透露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文化转向。通过对这个文化转向的梳理与分析，希望引进情境语义学的探讨给经济学这一文化转向以可供借鉴的可能的研究进路。而事实上，经过改良后的波普尔的情境分析以及逻辑学中情境语义学这样的一些多学科的联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平台。笔者也曾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过探讨，当然这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比如数学，尤其是模糊数学、逻辑学尤其是情境语义学以及经济学等几个学科间的努力与合作，来强化情境分析的哲学意义及其解题功能，从而使经济学方法论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可能到可行、进而步入到可操作的探讨阶段，以真正地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参鉴。同时，也许还可以成为经济学方法论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保持张力的有效途径。无疑，这是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另外，科学的文化研究随着后现代思潮向科学哲学的渗透，已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因为科学哲学内部发生的转向(包括历史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等)而出现的研究思潮，由此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壁垒不再坚固，建构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也随及蓬勃发展起来，于是科学的文化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进而成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的这种文化转向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发生的。众所周知，经济学一直在向经验自然科学靠拢，而对于科学文化的关注对于经济学研究也会有所启示，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文中对经济学的情境分析，即由此所映射出的文化转向的信息，即经济学理论的文化论意蕴探讨为科学的文化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对此研究一直充满期待!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杨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