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萨特范文
萨特名言[模版]
萨特名言
1、生活中无所不有，人们绝不会放弃生活。
2、尽管自己选择的使命是美丽的、崇高的和神圣的，但责任太沉重了，到头来被重负压得粉碎。回首往事，就象从失恋中解脱出来得斯旺所说：“真想不到我为一个对我不和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
3、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欲望。
4、真想不到我为一个对我不和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
5、我自称是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了我自己得救。
6、而这一感情究竟能持续多久，不应受到感情以外的因素，诸如法律的干扰。
7、他比我大两岁—他从这两年中已赚到不少好处。
8、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
9、我是在书堆中开始我的生活的，就象毫无疑问地也要在书堆中结束我的生命一样。
10、把艺术作品看作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件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
11、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偶然的爱情。
第二篇：帕萨特故障
发动机不能起动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起动机带不动发动机转，或能带动，但转动缓慢;起动机能带动发动机正常转动，但不能起动，且无着车征兆;有着车征兆，但发动机不能起动。造成发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很多，有起动系、点火系、汽油喷射系统及发动机机械故障等。其中因起动系统故障而造成的发动机不能起动的故障不在电控系统检查范围内。发动机机械故障应在排除汽油喷射系统和电子点火系统的故障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检查。 (1)发动机不能起动，且无着车征兆
1)故障现象接通起动开关时，起动机能带动发动机正常转动，但发动机不能起动，且无着车征兆。
2)故障原因 ①油箱中无油; ②起动时节气门全开; ③电动燃油泵不工作; ④喷油器不工作; ⑤油路压力过低
1、发动机不能起动
发动机不能起动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起动机带不动发动机转，或能带动，但转动缓慢;起动机能带动发动机正常转动，但不能起动，且无着车征兆;有着车征兆，但发动机不能起动。造成发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很多，有起动系、点火系、汽油喷射系统及发动机机械故障等。其中因起动系统故障而造成的发动机不能起动的故障不在电控系统检查范围内。发动机机械故障应在排除汽油喷射系统和电子点火系统的故障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检查。 (1)发动机不能起动，且无着车征兆
1)故障现象接通起动开关时，起动机能带动发动机正常转动，但发动机不能起动，且无着车征兆。
2)故障原因 ①油箱中无油; ②起动时节气门全开; ③电动燃油泵不工作; ④喷油器不工作; ⑤油路压力过低; ⑥点火系统故障;
⑦发动机气缸压缩机压力过低。
3)故障诊断与排除电子控制燃油喷射式发动机在设计上具有很好的起动性能。汽车喷射系统的一般故障通常不会导致发动机不能起动。如果出现了不能起动且无着车征兆的故障，其原因一定是发动机的点火系统、燃油系统或控制系统三者之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系统完全丧失了功能。因此，不能起动的故障诊断和与排除应重点集中在上述三个系统中。
①对于不能起动的故障，一身应先检查油箱存油情况。打开点火开关，若汽油表指针不动或油量警告灯亮，则说明箱内无油，应加满油后再起动。
②应采取正确的起动操作方法。通常电子控制燃油喷射式发动机的起动控制
第三篇：萨特文艺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理论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本文从大的方面把握，主要探讨了有关萨特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接受三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萨特;存在主义;文艺思想
安徽文艺版《萨特文学论文集》的“编者序”说：“作为一生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萨特的经历是比较单纯的。”综观萨特一生的经历，不仅单纯，而且多姿多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人文背景，角色意识极强地扮演“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作为教师，他是知识的传播者;作为哲学家、文艺美学家，他是真理的发现者;作为创作家，他是“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其思想”的探索者;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是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战士。身兼多种角色的萨特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文学理论以哲学为基础，并且在文艺理论文章的行文和理论思辨方面处处透露着哲学家的气质。我们探索萨特的文艺理论思想，离不开他的哲学思想。
一、萨特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是受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影响形成的，理论著作也非常深奥，没有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学术积累很难理解。他在其哲学思想基础上写作了大量的文艺评论文章和文艺作品，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中心思想，我们可以选择一
个突破口，抓住几个关键词，以此来研究萨特以存
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文艺理论思想。
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以选择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突破口，抓住“存在”“、自由”、“人道主义”、“自由选择”、“道德责任”
这几个关键词来把握。《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是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的一次讲演，虽然这次讲演遭到许多非议，被认为将存在主义的某些突出的观点简单化、庸俗化了，后来成为萨特否定了其中大部分论点的唯一一部书。但实际上，这本书对存在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描述并没有问题。而且由于是演讲，用语通俗，比较好理解。作为了解存在主义的突破口，还是很有工具性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了解存在主义思想的一条捷径。
“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指的是以主观性和超越性为特征的纯粹意识活动。自由不是人的存在的某种性质，而是人的存在本身，人就是自由，自由并不是人追求和选择得来的，而是人的存在本身注定了人必然具有的。自由是人所不能逃脱的，是被判决给人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人必须对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负责。“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而且“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1(]P113)。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2](P127)。
至于萨特的“人道主义”，其基本内容是这样的“：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这样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这方面掌握客体(objects)，他本身就是他的超越的中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这种构成人的超越性(不是如上帝是超越的那样理解，而是作为超越自己理解)和主观性(指人不是关闭在自身以内而是永远处在人的宇宙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叫做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3](P134)。
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突破口，抓住“自由”“、存在”“、人道主义”、“自由选择”、“道德责任”这些关键词，就对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有一个了解了。
二、萨特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萨特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他说：“我渴望仅以美的形式，我是指艺术作品，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来表达我的思想。”[4](P194)萨特不光主张以创作的艺术作品表现作家的哲学思想，还主张批评家应以找出作品的哲学观点为任务“：一种小说的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5](P25)。萨特的哲学论文《真理的传说》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萨特设想把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的方法，“以故事的形式来表达其思想。”[6](P1)要了解萨特的文艺理论思想，我们选择《什么是文学》为突破口。这是一篇在论战的环境之中产生的介入文学的宣言，他通过对“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和对“1974年作家处境”的分析，奠定了介入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什么是文学》采用了一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段论思路，思索路径非常清晰，又结合当时文艺界现状进行分析，很有说服力。文章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比如“自由”“、介入”等都有清楚阐发。《什么是文学》产生于论战，战斗气息浓重，行文畅快，可读性强，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抓住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理论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综合某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的，从大的方面把握，萨特主要谈了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接受三个方面的问题。
1。文学本质论———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萨特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对人存在和自由的揭示，这是文学的最高理想，而人存在和自由是文学创作的唯一题材。
萨特说：“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7](P95)换言之，就是感到自身的存在。萨特早年的“文学神经症”实际上就是通过写作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萨特曾经说过：“在我们法国人当中唯有一个人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想，他就是笛卡尔，我把自己归入笛卡尔的系统……”[8](P210)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萨特正是以此为其思想起点。他说“：我生来就是写作的。”他的一生大部分在写作中度过，通过写作表达思想，体现其生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写故我在”。
萨特认为，写作是作家争取自由的一种方式，在他们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的同时，“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阅读者光凭他打开书本这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既然读者们和作者一样之所以承认这个自由只是为了要求它显示自身，对作品就可以这样下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9](P114)。因此，不管作家写的是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
2。文学功能论———“介入“说
萨特认为，文学本质是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而“自由并不是什么超越人类条件的抽象能力，而是最荒谬、最无法逃避的介入”[10](P203)。对于所谓“介入”，萨特解释说：“如果文学不要求一切，它就毫无价值可言。”[11](P170—171)可见，“介入”就是要求一切、参与一切。萨特充分肯定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他说所谓某一时代的文学，只能是用文学体现的这一时代。作家的责任就是建立一种自由与解放的积极的理论，用笔说话。“介入作家的真正工作就是……揭示、论证、暴露真相，把神话和偶像统统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12](P294)介入是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在连同甚至是接受一种确定的境况中提出或处理问题，对一切东西的再考察。作家用作品介入社会生活，自然而然地担当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中介。
萨特坦言他的“介入”文学总是遵命写作。这倒在某种意义上与鲁迅的“遵命文学”相似。当然这个发指令者不再是政府，现在它成了每一个人或某个人：一个让人卷入其中的政治状况，一个让人评论的特殊事件。这些指令的积极意义就是，绝不允许作家“沉溺于自我”。这样他的读者群也被潜在地限定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萨特是通过“文学介入”来进行“政治介入”，“文学介入”是“政治介入”的手段。实际上，在萨特的著作中，他喜欢同时在哲学和政治(或道德化的政治)两种含义上使用“自由”和“介入”这些术语，而且始终没有如一地加以区分，比如他在研究福楼拜的著作里就没有区分“政治介入”与“文学介入”。也许在萨特心里“，政治介入”和“文学介入”是一回事吧。这显然有点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带有空想色彩。萨特用“文学介入”进行“政治介入”，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成为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的精神领袖，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而萨特主张的绝对自由，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明显与现实生活相矛盾。自由总是相对的，行为的绝对自由万万不可能;精神渴望自由飞升，但“沉重的肉身”总是生活在混沌的地面上;精神高贵而骄傲，但当肉身的生存发生威胁时，人便不得不丧失尊严，忍受耻辱。假使得到完全的自由，变得毫无负担，人是否就会变得轻松自在呢?绝对的轻松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高高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似真非真，运动自由却毫无意义，是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反而有所约束，有所负担是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3。文学接受论———对读者、作者自由的双重肯定文学接受论是萨特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说他“总是遵命写作”，于是他的读者群也被潜在地限定了。萨特非常重视与他的读者群的双向“交流”，他认为，写作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需要，是用于交往那种基本需要的最初形态。“我们写作不是去做一件有利于人们的事情，也不是想向他们揭示某种隐藏的真理;我们只是想同他们交流。我们书的价值就在人们对它的反响之中。长时间来我们把文学看成一种双重的现象，或者二重性，即作者在一方面，而读者在另一方面。两者共同创作了作品，而读者必须是对等的一部分”。[13](P41)“作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吁求，要求进行合作”[14](P101)，要“他”把自己通过语言所作的启示化为客观存在。而在读者那方面，阅读应该是一种再写作，是作者引导下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将会跟第一次创造一样新鲜，一样有“独创性”，将开掘出有意味的“不言之意”。在这里，萨特对读者、作者的自由给予了双重肯定。
萨特厌弃“世纪末那种贵族的敏感性”，“类似托莱多宝剑或高耶绘画那样高雅精致的感受”[15](P178)，他追求的是尽最大可能表达作为一个普通人感受到的东西，以期与读者达到共鸣。因为在他看来，作家的历史必然是读者大众的历史，脱离读者感受的创作是没有生命的。写作与阅读两种行为存在着辨证的联系，又需要不同代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和读者必须共同努力，因为没有一种艺术可以不为别人或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
此外，萨特还谈论了阅读期待与预测，萨特认为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假设，不断期待，不断预测的过程“，没有了等待，没有了未来，没有了无知，那也就没有了客观现实”[16](P96)。
萨特以哲学家的睿智较早地认识到了文学接受理论的价值，非常具有学术眼光。考察萨特的理论思维逻辑，可以发现是由于对文学功能论的思考引发了对文学接受论的关注。在萨特看来，文学的功能在于政治介入。“介入文学”期待特定读者群的共鸣，写作是为争取自由，是为与读者交流，必须关注作者与读者双重交流的现象。
综观萨特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文艺理论，他的文学本质论和文学功能论散发着理想的光辉，虽有将人的“自由”和文学的社会功能推向极端化的倾向，但充分代表了知识分子要求自由、要求自主的呼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供借鉴。而他的文学接受论体现了对读者、作者自由的双重肯定，比较早也比较完整地探讨了阅读期待与预测，作者、读者双向交流及读者再创造一系列理论问题，是接受美学研究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笔。
萨特秉承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个站稳民间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精英文化”及“文化精英”都持蔑视态度，而实际上他就是创造、传播“精英文化”的“文化精英”。萨特的一生活动充分实践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他的思想或许偏激，他的行为或有出格，但他对真理及自由的执着追求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思想独立。
第四篇：萨特的人学辩证法论文
二战以后，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树起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因而，他企图构建起所谓“人学辩证法”的思想体系，用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然而，由于萨特是基于存在主义的立场上探讨个体的人的所谓“总体化”。所以，它即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真正的“补充”。严格地说，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展开了从社会历史走向个人的思维线索的话，那么，萨特则是第一个试图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展开从个人走向社会历史的思维线索。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认真研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萨特“人学辩证法”的介绍来把握存在主义马克思
一 .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1] 在他看来， 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 [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 [3] 。 “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 [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 [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 [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 [7] 在他看来， 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 .“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 ( 不论它是什么东西 ) 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 [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 [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 [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 .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
[1] [2] [3] [4] [5] [7] [8] [9] [10] 萨特 : 《辩证理性批判》伦敦 1976 年英文版 ,
第 27 页 , 第 33 页 , 第 26 页 , 第 27 页 , 第 35-36 页 , 第 44 页 , 第 20 页 , 第 36 页 , 第 47 页。
[6] 萨特 :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 第 75 页。
第五篇：萨特作品《墙》的存在主义分析
选择地狱——用存在主义分析萨特的作品《墙》
摘要：存在主义人学以人为本体，从人的内部来分析和解释这个世界，是哲学史上，也是文学史上的进步。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及自由选择这两个层面，是以主观选择为出发点的一个流派。《墙》的主人公伊比塔在狱中摒弃了一切情感，选择用麻木的方式去面对荒诞的人生，然而难以预料的故事结局却令其不禁失声大笑。
关键词：选择 存在主义 地狱 自由
萨特是西方存在主义大师，他的影响不仅涉及哲学领域，也蔓延至文学地带，他用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表现了自己对哲学思辨的探索。
存在主义透露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观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危机，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了忧闷，焦急不安的情绪，他们四处找寻真理，探索出路，存在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诞生并成长的。 让—保尔·萨特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萨特于青年时期就特别专注于求知，创作，为其日后的创作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早期的他所推崇的是“绝对自由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萨特渐渐地改变了自己过去的观点，这正是对真理追求的执著表现，这时的他所推崇的是“相对自由论”。《存在与虚无》是此时他的最佳作品，他认为存在主义人学并非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的，人在自由选择的同时，就担负着一些相关的责任。自由选择并非没有局限，也会受许多因素的约束。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及自由选择这两个层面，是以主观选择为出发点的一个流派。《墙》是萨特在其“绝对自由论”时期(1928-1939)所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品的故事很简单，叙述的是西班牙革命战士伊比塔在临死前的境遇以及其心理状况。最引人注目的是故事的结局，伊比塔本着以假供来戏弄敌人的目的，反而害了队长，令其蒙害，故事的结局伴随着的是无止境的冷笑声，回荡在灰暗的监狱中。故事以荒诞色彩为基调，然而却相当有力地反映了荒凉的现实，令人不禁感叹世事无常。伊比塔在死亡即将来临之前抛开了众多世俗的烦恼，显得镇定从容。故事中主角在预知会死的前夕将友情、亲情抛至九霄云外，并与这些奢侈品划清界线，也就是将自己和以前的情感生活割断，他的内心因不幸的命运而变得麻木，万念俱灰，似乎也悟透了一切，觉得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一切已经都不再重要。主人公的感悟，其心理活动都为这部作品的悲剧性戏剧结尾埋下了伏笔，为故事营造了灰色的氛围。相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监狱是一个小世界，伊比塔及其两位难友在死亡威胁之下展示了不同的选择，相异的人生观，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但总而言之都有畏惧的心理，这是人之常情，只是陷入那样处境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处世态度就因人而异了。故事的结局安排得比较诱人，有着深奥的哲理，这或许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伊比塔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有着选择余地，也
是对其将来的一次重要选择，出卖战友明哲保身还是以死来保护战友。他选择了后者，但并非出自于为了保护战友的目的。友情已经在他的心头消失地无影无踪，他也并不觉得战友“格里”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有价值，他不出卖“格里”完全是出于固执，或许这就是伊比塔的初衷。他选择了以戏弄敌人的方式来对付敌人的审问，瞎乱说了一个地方——坟场，然而后果不堪设想，弄假成真，格里因事态变故恰巧来到了坟场，格里的命运抹上了可怜的悲剧色彩，然而这个却是伊比塔不经意的选择所造成的悲剧，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吧，难以预料的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主人公的世界里头。萨特在故事的开始便给故事的主人公创造了“极限境遇”，这种环境是萨特用来表达存在主义人学基本观点切入点，他正是利用“极限境遇”来表现世界的荒谬，生存的孤独的。作者认为人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是无助的，人的力量微薄而有限，但是人是有着“自由选择”权利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意志，并以此来支配人生道路中的种种选择。伊比塔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身处“极限境遇”，然而却有着一定程度上的选择能力，这种终极环境正是生存选择取向的最佳表现氛围，其出发点便是能更好地表现作者存在主义观点，显然萨特如愿以偿。 伊比塔被困在到处充满黑暗的监狱里，生存对他已失去了往日的色彩，生命顿然也变得毫无意义，他已不再怀念“墙”外的生活。存在主义是强调自我的，主观意识对生存状况的决定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并非唯心主义，因为存在主义的自我是有一定局限的，受着特定外围因素的影响。伊比塔的生存选择虽然对其未来的生活起着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也会受到当时他所处环境的影响。不仅如此，伊比塔的任何选择都透露出一定的“绝对性”，也就是无论他如何选择其生存状态都会是荒诞，孤独的。死亡的威胁令伊比塔更趋于自我，其性格，以及内在心理状态也显得更具鲜明性，昭示着人在极限境遇中任何心理状态都会变得极端的道理。 “他人即是地狱”，“他人”对作品中的主人公伊比塔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伊比塔的意识是自身的存在，并非和他人的存在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并由自身的意识所支配。人的自由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的命运，决定着他的人生路。存在主义中人才是本体，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具有此思想的人的生活——品味。存在主义比较注重人本身的意义，在意的是人的本质。存在主义的这些观点，从存在主义者将哲学说成“人学”这一事件便可知晓人在这一流派思想中所占的比重是多么的大。这一流派从人的内部去观察，并发掘人的本性及以对人本身的探索来揭示人存在的真谛。伊比塔认为人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在狱中他感悟许多，自己便是自己，生存并非为了他人。 这一简短的故事结构完整，前呼后应，以时间向前推移的方式平淡地叙述了一件荒诞的故事。并非只有伊比塔的生活是荒谬的，他身边人的存在也是荒谬的。两个狱中的难友，一个叫汤姆，一个叫胡安，胡安是个年轻人，可以说只是个小家伙，然而却因为哥哥是个战士便被抓到狱中，这是多么的荒谬!两个难友都预知到了将来的命运，也都非常害怕去面对死的那一霎那，特别是可怜的胡安，无辜地被处以死刑。当然他心里头是不甘心和害怕
的，荒诞的生活对他的迫害实在是太大了，想想他只是个未经事的小家伙，却要面临死的考验，死的威胁。青春时光尚未过足瘾便要提前告退，实在是悲哀之事。作者利用荒诞生活对一个年轻人所带来的影响来昭示这个世界会给人带来无止境的空虚，痛苦和寂寞。伊比塔对这个可怜的小青年一直都持怜悯的态度，但是也不会太在意他的存在，因为他觉得他人也只是为他们自己存在罢了，既然生命对伊比塔而言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那么他人对他而言当然也是无意义的存在。 监狱里头是肮脏的，最令人心寒的是监狱内饥寒交迫，而犯人只有单薄的衣服用以遮体。对待寒冷，他们三人所采用的方式是迥异的，汤姆选择做体操的方式来温暖自己，其实是在做无谓的挣扎。胡安因太担心自己的生死而陷入苦恼和畏惧中，将精神集中于此，而稍微地忽略了周遭的寒冷。伊比塔则不同，他的肉体和心灵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些麻木，麻木令其忘却了寒冷，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选择了淡忘，将身边的一切都看得平淡。面对寒冷，三人所选择的对抗方式是不同的，可见他们在生存选择方面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支配着。生存对他们各自来说有着不同的定义，汤姆是竭力挣扎抵抗命运，胡安是怀着畏惧的心理对待即将发生的一切，伊比塔则心灰意冷，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愿望。 比利时医生的出现显然加重了故事环境的灰暗色彩，这是一个奉命行事的医生。他的职责是来安慰三人的心灵创伤，来陪盼他们度过这个漫长而又寒冷的夜晚。三人当中只有胡安会觉得他的到来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可怜的年轻小伙子若是没有安慰的话很可能会在天亮之前疯掉。人在临死前找一个人去安慰那人受伤的心灵，让他不必因为承受不住煎熬而疯掉，其实就好比在砍杀一个人之前先给他一些安慰的词句，好温暖一下他，然后把他砍杀。在犯人受刑之前找一个医生去安慰他们似乎也是平常无奇之事，然而细细品来会发现这是多么地滑稽，多么地荒诞。比利时医生对这种场景是习以为常的，当然也就决定了他在狱中所说的话，所办的事皆是出于义务。这三个即将被处以死刑的犯人的存在对比利时医生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利时医生和胡安的对话比较有韵味，胡安显得慌张畏惧，而且有些幼稚，比利时医生却是以慈父般的形象，路人般的冷漠回答他的提问。作品中的主人公伊比塔是非常讨厌这个角色的，厌恶他的言行举止。在这里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死了的，姑且存活着的是奄奄一息的躯体，而比利时医生不同，他是活着的，而且活得并不差。 在死亡的前夕，他们所关注，所幻想的是将来怎么个死法，死时的状况是怎样的，这是他们考虑的最多的事。人死之后，主观意志便消失，也就不复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便成虚无之态。死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即将而且必然会发生的事，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在伊比塔看来迟早也并非一个问题，在他的意识中，人就是会死，就如此简单。死是人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这是极限境遇，是人生所到达的终极地带。面临这种处境的人当然会不自觉地考虑自己会是怎么死法，作者利用极限境遇来表达其存在主义观点是他重大的艺术特色之一。 汤姆是个健谈的人，他在狱中以不停地讲话来掩饰和抚慰心惊胆战的内心，好让自己的思想不至于进入太糊涂的状态。汤姆是伊比塔的难友，然而
也只是患难之中相遇的有些许友谊的朋友。“他人即是地狱”的信仰告诉他，自身和他人是不相容的，就如同水和火的相对立关系。汤姆和伊比塔的关系是紧张，而且不具任何意义，两人的交谈简单而又具有自观性，对方的感受是怎样的并不重要。伊比塔的走动都会使汤姆“猛惊”一场，并对伊比塔的举动回敬以仇恨的眼神，由此可见两人的内心距离是足有十万八千里的，他们都是独自存在的个体，只是命运的驱使，有缘相聚，除此之外，丝毫没有其它的东西存在。两人在多次的谈话中都体现出了厌恶之情，自身和他人的关系便是敌人的关系。 选择决定命运，人活着都必然地在做不断的选择活动，对一些事物的取舍，对遭遇一些境遇时是避开还是迎难而上，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选择。其实选择无大小之分，“蝴蝶效应”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不可直接译过来。一些看似不重要的选择往往便是事情发展方向的关键之所在。路该怎么走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所支配，任何人都得对他自身的选择负上一定程度上的责任。选择就如同站在一个能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错点，究竟该往何处前往由本人决定，而这不同的决定将导向不同的风景。绮丽的佳境，抑或肮脏的地狱都是人的不同选择所引导并通向的目的地。选择并无后路可退，但是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落定之后依然会有许多选择的机会等待着他继续选择。 伊比塔选择了地狱。他是在遭遇了被扔进监狱之后的种种煎熬后，做出了如此这般的选择。伊比塔选择了死亡，选择了冷漠，这些都是由他自由支配的，然而，伊比塔的选择是在他人所做出选择的包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选择都关乎着其他人，也相反地会受其他人影响。在死亡威胁下选择生或死，是对一个人的终极考验，严肃而冷漠的氛围或许会压得一个人喘不过气来。在感情方面，伊比塔面对着荒诞的世界，选择了遗忘，并将感情抛至九霄云外，这是在临死前所做的选择。 故事着重从人的内部来分析人，阐明道理，这是对一种艺术的执著探索的良好表现，然而作品中有些思想消极颓废，冷漠无情却流露出太多的消极之状，读来未免有些压抑。作品的艺术成就无可厚非，存在主义的理论观点以及故事的安排和布局在作品中都表达得相当完美，其艺术效果是能表现出来的。 学术具有着相通性，哲学和文学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表现形式，将两者相融相汇，令其开出绚烂的花朵是文化史上的灿烂印记。萨特将存在主义深深地融入至文学中对文学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贡献。荒诞的艺术表现形式令存在主义文学具有了相当强的表现力，能非常完美地表现以人为核心的存在主义观点。哲学是人的哲学，这个世界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所以将人放在第一位来去探索和领悟这个世界的璀璨及荒凉是一种比较好的探讨方式。人是本体，有着独立的意识支配着生活，其选择的取向是自由的，也是以独立的形式存在的。伊比塔在荒诞的世界中选择了地狱，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他的选择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个人意识及观念决定了他的荒诞遭遇。
荒诞、自由选择和他人既是地狱
这是一个有着很强烈的真实感的故事，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它看作一部写实的作品。但其实这又远远不止一部写实作品那么简单。其实很明摆着的，萨特又再一次向我们玩弄了他的存在主义，“荒诞”、“自我选择”和“他人既是地狱”如同隐身的幽灵自始至终地贯穿着整部作品。? 荒诞阴暗潮湿的监狱，三个衣着单薄的死囚，两个无政府主义抵抗分子和一个完全无辜的青年。在死亡前夜的思考让他们经历了从理智到迷失再到小便失禁的混乱，极刑威慑下意识的土崩瓦解在营造了灰暗阴郁的氛围的同时，也推动了故事一步步地走向了荒诞，或者说荒诞本身就是一步不离地伴随着故事的发展。荒诞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内核，又在最后一刻面包师的话语中得到了彻底的爆发。但荒诞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在整部作品中，荒诞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贯穿始终。从胡安无端被捕的荒谬理由到比利时医生的出现，三个“死亡的人”和一个冷漠的安慰者之间不痛不痒的对话，间断的理智和一次次相互之间矛盾的无果而终，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俘虏面对死亡时的思维混乱和局外人的漫不经心之间的悖论。而当伊比埃塔艰涩而牵强的洞穿死亡的意义(?)之后意外获得了一个生存机会的时候，他似乎仅凭固执的本性坦然地选择死亡，于是当他抱着死前愚弄施暴者的心理编造了一个喻意深远的地址之后却又反被荒诞的变数所愚弄。到此荒诞理性的爆发了。我们可以尝试把作品之中的荒诞分成两种：一种是外部世界的，比如胡安的被捕，比如长枪党向他们宣布死刑的时候甚至没有完全弄清楚他们的身份。这样的荒诞在作品中的出现在让人感叹世界本身便充满了不计其数的荒诞的同时，也是和人们内心的荒诞相适应的。而一种荒诞就是内心的，自发的荒诞。当伊比埃塔意外获得了一个生存的机会的时候他却因为选择了死亡。伊比埃塔作出这样的选择，并没有受到某种主义的激励和鼓舞，也不为任何道德律令所约束。从大的角度看开来，他并不是为了西班牙抵抗运动的胜利;从小的角度说开去，他也不是从出于对友情的忠诚或对某个人的崇拜。甚至他已经在一夜的自我思考中放弃了历史、回忆和爱。他说，这仅仅就是因为“固执”。固执即非主义，又非目标，而只是一种状态。我们可以理解说，他的选择完全不是出自一种理性，而纯粹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行为。对自己的生死都可以以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方式置之，放弃生存而选择死亡，这个决定难道本身不充满了荒谬性么?这样我们推开出去，似乎萨特认为一个人作出选择并不需要根据确定的标准与明确的理由，也就是说不需要绝对依靠理智行事(?)。而和伊比埃塔相反，他的战友格里出于求生的愿望而藏身于公墓，恰恰使伊比埃塔胡编乱造的恶作剧成为事实。两个人行为的结果都与自己原先设定的行为动机大相径庭、背道而驰，这使得两种选择和整个故事的结局都呈现出一种荒诞。而我们讨论的这两种荒诞，即外部世界的荒诞和内心世界荒诞的相契合的点就在于，任何人的选择都因无据可依而呈现出偶然性，于是这个世界就因人的随心所欲而充斥着俯首皆是的偶然性，并进而因此呈现出一种荒诞。在萨特的理论中，或者进而推开出去的泛泛而论，善与恶不是绝对的。? 自我选择的悖论(?)在面对死亡，生命还剩下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候，伊比埃塔的不断的自我思考和心理活动在不断向死亡逼近的过程中也在缓慢地契合着
自我选择的步调。从情绪上来说，他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空白到故作镇定到恐惧到万念俱灰、选择死亡的过程。而从心理上来看，在极刑前对社会他摒弃了他者甚至爱人，对世界和历史他选择了完全的遗忘，进而对死亡自觉而又坦然地接受，但当某种意义上的超脱撕碎了欲望和生念的时候(?)，荒诞在隐匿多时后浮出水面。作品发生的情景设置颇有意味的。墙内封闭的世界，临行刑前的最后一晚。这些极为严酷的周遭环境，也能更加贴切地表现出世界的荒谬性和生存的孤独性——存在主义永恒的命题。毋庸置疑，在这个荒诞、无助的世界里，即便人的力量在微不足道，仍然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我们仍然能够用我们的主观意志去作出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选择。人的自由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路。正如同伊比埃塔在一晚的内心煎熬之后选择了地狱，选择了死亡，选择了对待世事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这些都是他能够掌握的。然而，伊比塔的选择是在他人所做出选择的包围之中的，譬如长枪队法西斯或者是那个胖子队长。其实，任何一个人的选择都关乎着其他人，也相反地会受其他人影响。这就牵涉到另外一方面了，自由选择的过程会受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自由选择的结果又常常是没有人可以掌控的。我们可以分析这样一个事情。三个人在监狱里时，他们对于饥寒的态度不尽相同，汤姆选择毫无意义的反抗和牵强的、掩饰的喋喋不休。胡安的恐惧彻底击垮了自我并妄图得到医生的救赎。伊比埃塔由对自己内心恐惧有意识的压制导致了麻木，进而摒弃他者而主动选择死亡。三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但意志上的自由选择还是受控于外部世界的不确定因素，不难发现其实这种因素正是造成荒诞的真凶。我们在意识上和行为上拥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力和自由，而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作的自由选择又是在他人的自由选择围绕之中的。同时自由选择的结果却又是受到许多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变得难以掌握，这就是这个世界如此荒诞的真正原因。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选择自由选择的方式，却不能选择自由选择的结果。初衷、动机和最终结果的相背离，这就是自由选择的悖论。? 他人既是地狱在这部作品中，“荒诞”是风格，“自由选择”是隐藏其中的一个哲学命题，而“他人既是地狱”则是作品所阐述的一个重点。文中，伊比埃塔自始至终没有对两位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抱有任何好感，哪怕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怜悯和亲切感。比如文中刻画汤姆和伊比埃塔的关系。虽然只是一些细微的细节描写，却同样能够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心理上的距离。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都带有过于强烈的自观性，对方的感受如何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和自己交流甚于和对方交流。无疑，这样的交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如作品中伊比埃塔的走动都会使汤姆“猛惊”一下，并对伊比埃塔的举动投以仇恨的眼神。或许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命运的驱使才使他们相聚，除此之外，丝毫没有其它的东西存在。而对于胡安，伊比埃塔也不会太在意他的存在。他人也只是为他们自己存在罢了，既然生命对伊比埃塔而言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那么他人对他而言当然也是无意义的存在。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另两人所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自我而排他的。譬如胡安甩开汤姆善意的手臂，汤姆向伊比埃塔投来仇恨的目光，诸如此类。或许是死亡的恐惧瓦解了理智而催生了失常的愤怒，但这至少证明了三个人都是孤独的，对彼此都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心怀芥蒂。另外在囚室中另一个人物——比利时医生的存在则
让“他人既是地狱”这个命题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出现显然是加深了故事的灰暗色调，让人感叹世态的炎凉。对比利时医生而言，这三个即将被处以死刑的犯人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他只是把他们当成是观察人临死前生理症状的试验品而已。又譬如比利时医生和胡安的对话，胡安显得慌张、畏惧而又幼稚，而比利时医生却是以一幅居高临下慈父般的形象，以路人般的冷漠回答他的问题。正如伊比埃塔所说的那样，囚室中三个是死了的，姑且存活着的是奄奄一息的躯体，而医生则是活着的，而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活着的人对死亡的人的居高临下。“他人既是地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重要命题之一。人和人之间是始终存在着隔阂的，就算身处绝望之地，这份隔阂也不会消失半分。自身和他人就如同水和火一样，是不相容的。这就完美地契合了《墙》这个题目，人与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堵墙，“人对人是狼”。《墙》可以看成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在文学史上的又一份宣言(?)。而“荒诞”、“自由选择”、“他人既是地狱”这三个存在主义名词则是贯
穿《墙》的三条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