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大学生参观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2019年11月，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第十四次全体大会暨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美国、英国的200余名与会者参加，北京市档案馆一行全程参加了此次盛会。会议期间，应会议主办方邀请，全体代表参观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NationalArchives，Japan，以下简称“国立公文书馆”)，即日本国家档案馆。
第一篇：大学生参观论文范文
共青城飞机厂参观记
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阿穆尔共青城“加加林”航空生产联合体(KnAAPO)(以下简称共青城厂)与中国航空企业在飞机生产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合作。与中国航空企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共青城厂现有的民用飞机产品的一些主要订货都来自中国，为了进一步推动其民用飞机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工作。双方达成了开展民机合作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航空企业民机代表团于2006年12月11-18日，访问了共青城飞机厂，就民用飞机项目的合作问题进行探讨和考察。笔者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访问。
阿穆尔共青城位于俄罗斯东部哈巴罗夫斯克州阿穆尔河畔。距离哈巴罗夫斯克市约356千米。“加加林”航空生产联合体成立于1932年。1936年开始，先后生产了-安特-7轰炸机/侦察机、特勃-3B轰炸机、伊尔-4轰炸机、里-2运输机、米格-15、米格-17喷气战斗机、苏-7和苏-17战斗机轰炸机(出口2000多架)，以及举世闻名-的苏27系列战斗机。
共青城厂目前约有员130000名，三代战斗机的年生产能力达一百多架。年产值数十亿美元。
为了使工厂获得更好地发展。20世纪90年代，共青城厂开始大力发展民用飞机产品。先后开展了别-103六座双发活塞水陆两栖飞机及其单发型SA-20P飞机、苏-80双发涡桨客货两用多用途飞机(30座)的研制工作。在苏霍伊“超级喷气客机”100(SSJ-100，原俄罗斯支线喷气客机RRJ)大型喷气支线客机项目中，作为主承制厂。目前共青城厂的民用飞机产品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随着SSJ-100飞机的批量生产，其民用飞机产品的生产规模最终可能会接近战斗机的水平。
在参观共青城飞机厂之前。我心中一直想像着共青城厂这个世界级的战斗机厂商的厂区建筑会是多么雄伟壮观。不知不觉中，汽车行驶到一个只有四五米宽的铁栅栏门前，大门看上去有一点儿破旧。在身跨手枪的中年女门卫的指挥下，汽车开进门接受例行检查。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就是共青城厂的厂门。厂门可以用简陋两字来概括，而厂区内的厂房和办公楼的外观都比较陈旧。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得知，共青城厂建厂初期的很多老厂房(使用时间长达六、七十年)仍在使用。举世闻名的共青城厂每年的产值达数十亿美元，不是没有财力更新厂房和办公楼。据共青城厂人员介绍。他们的资金主要用于技术研究和关键设备更新上，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他们对于某些国家的企业大兴土木的做法不甚理解。由此，我们或许能找到航空工业落后的一些原因所在。
中国航空企业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考察和洽谈苏-80、别-103等民用飞机项目的合作问题。因此共青城厂安排我们参观了相关的飞机设计室、工艺处等技术部门和民用飞机的装配生产线。
我们知道，飞机研制的主体单位是飞机设计部门、生产厂，分别承担飞机设计和制造任务。欧美发达国家的航空企业综合了设计和制造部门。而俄罗斯和我国的飞机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还是相对独立的单位。共青城厂是飞机承制厂目前主-要负责生产苏霍伊设计局设计的苏-27系列、苏-80和SSJ等型号的军民用飞机产品。此外，还生产别里耶夫水上设计局设计的别-103水陆两栖飞机。
为了完善飞机的研制能力。共青城厂成立了小规模的飞机设计室。有十多名设计人员。还不具备独立研制能力。目前仅负责别103的单发改型SA-20P飞机的设计工作。
技术中心设计工艺处负责飞机零件制造工艺、部件装配工艺和总装工艺。以及工艺装备设计等。通过参观我们了解到，目前，共青城厂的工艺装备设计已经采用了数字化设计系统。SSJ-100喷气支线客机的工艺装配用UG计算机绘图软件进行全数字化设计。参观现场，我们看到技术人员在计算机上模拟机翼壁板数控铣切。验证数控加工程序。由于苏-80和别-103飞机的设计工作是在将近10年前进行的，当时没有实现数字化设计，因此还采用传统模线一样板协调方法，主要采用模线样板、标准样件作为制造协调依据。
别-103A发活塞水陆两栖飞机，标准座舱布局为6座(含正副驾驶员座椅)，分前后三排布置。主要用途有短途客货运输。还可用于旅游观光，医疗救护，护林防火，巡逻，监视等。在军事领域该机也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SA-20P单发活塞水陆两栖飞机是别-103的单发改型，用途与别-103类似。SA-20P还可安装武器和专用设备，执行巡逻、环境监测、搜索和救援等任务。SA-20P和别-103约有70%的结构相同。仅进行了有限的更改，包括尾翼。船身机身的挡水板和断阶。采用可应急抛放座舱盖。机身连接机翼的承力框改用钛合金整体机加框整体结构。
通过对SA-20P和别-103的参观，我认为与西方国家同类飞机相比，两种飞机在座舱人机界面、内装饰等方面还需要改进。飞机结构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减重延寿、改善维护性。同时，发展大批量、低成本生产技术。降低飞机价格。
SSJ-100是苏瞿伊设计局在俄罗斯政府支持下全新设计的新一代大型喷气支线客机，目标市场定位是俄罗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我们首先参观了机身壁板和机翼壁板装配车间。大型壁板主要采用自动铆接，少量采用手工铆接。车间内有一台全新的大型壁板全自动钻铆机。由德国Broetj公司制造，壁板的铆接质量很好。随后的参观中又看到装配完成的后机身段和球面压力隔框、中机身段。机身框全部为机加件，角形长桁在框位处有紧贴框缘和蒙皮的连接角片。球面压力隔框的设计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同类产品。初步判断SSJ的机身结构是苏霍伊设计局自己独创的。
在参观过程中。SSJ项目的一些细节工作很值得我们借鉴。在中央翼装配现场我们看到，旁边的揭示板上边有一块紧固件密封标准样板，供操作工人进行紧固件密封时参照。笔者根据装配工艺工作的经验，认为这种做法在飞机试制阶段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保证产品质量。
近10年来，共青城厂独自承担了别-103和SA-20P、苏-80、SSJ-100等飞机的研制工作。通过多型民用飞机产品的开发实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民机开发体系，掌握了民机制造技术。具有开展民机项目开发/管理、适航取证、国际合作、质量保障/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等工作健全的组织体系。
共青城厂基本上还属于国有，尽管沿袭了一些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但却很有效率。中国的航空企业，尽管与共青城厂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系统效率远远低于共青城厂其原因值得我们探究，并且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改进。
根据观察和以往掌握的资料，共青城厂(乃至整个俄罗斯航空工业)的硬件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俄罗斯人善于发挥自己的专长：对传统技术/基础技术研究得很精、很透，并运用得当甚至发挥到极致;在牢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独创一些关键的新技术;最终以高超的智慧扬长避短，对传统技术和新技术进行高效的系统综合。
责任编辑 阚 南
作者：赵长辉 张勤满 孙 璐
第二篇：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参观见闻
2019年11月，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第十四次全体大会暨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美国、英国的200余名与会者参加，北京市档案馆一行全程参加了此次盛会。会议期间，应会议主办方邀请，全体代表参观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National Archives，Japan，以下简称“国立公文书馆”)，即日本国家档案馆。国立公文书馆馆长加藤丈夫(KATOH TAKEN)亲自接待与会代表并系统介绍了国立公文书馆相关情况。参观期间，工作人员精心安排，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的工作态度，深深打动了全体与会代表。本文将从国立公文书馆的历史变迁、馆藏特点、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建设等几方面入手，与读者分享本次参观中的点滴心得。
一、国立公文书馆的历史变迁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档案管理十分松散，对各类档案文书缺乏系统的保护。部分学者(如前任国立公文书馆馆长稻桥一正先生)认为，18世纪开始，日本在政府部门逐步建立了收藏官方文书的正式机构，但是上述档案文书均已散佚，无从佐证。
19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猛烈冲击，明治天皇发起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较为全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运动。在此期间，日本政府积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档案管理的办法：正式颁布了政府各部门设置档案机构的法令，明确规定档案局或档案科是必设机构;外务省、大藏省、法务省和工部省先后建立档案局，许多部门建立档案科;先后成立了“政院记录局”和“内阁记录局”，负责内阁档案的保管、编纂以及内阁文库(收藏文献、资料、图书的机构)的管理;明确了档案保管的具体期限。显然，在明治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日本的档案管理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但是在最核心的“档案实物管理”问题上，日本采取了各省厅自行管理的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档案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日本档案管理工作按照上述模式运行了近百年，相关弊端日益显现。20世纪中期以来，日本社会各界逐步认识到，分散管理的模式极易导致各类文件的丢失，也不便于社会公众有效获取各类信息。1959年11月，日本科学理事会主席向时任日本首相提议：正式设立国立公文书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公文丢失，进一步加强档案的公开利用。
虽然日本政府较早意识到了档案规范集中管理的必要性，但发生实质性改变是在12年之后的1971年。1971年7月，国立公文书馆正式成立(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北之丸公园)，直接隶属首相府。国立公文书馆在设立之初合并了内阁文库，进一步奠定了在学术研究和档案管理中的突出地位，也成为国立公文书馆区别于其他档案馆的一大显著特色。
国立公文书馆成立后，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办公场所过于狭窄的问题，为此，日本政府于1998年7月，在筑波研究学园城设立了国立公文书馆筑波分馆，分馆面积25000平方米，是东京本馆的6倍多。
随着国立公文书馆工作的不断深入，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公文书馆的法律建设工作，并于1987年出台了《公文书馆法》，明确了档案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界定了各级政府在档案建设中的职责。1999年，日本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专门面向国立公文书馆的《国立公文书馆法》，共两章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国立公文书馆的名称和主要职能。作为直接受首相领导的行政机关，国立公文书馆负责鉴定、选择、保存具备档案价值的各类官方文件，向公众提供各类利用服务，同时负责文件保存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
20世纪末，日本政府研究决定，借助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技术，向社会公开国立公文书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外交史料馆保管的亚洲历史资料。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再次落在了国立公文书馆的肩上。2001年11月，经过2年的前期准备，隶属于国立公文书馆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正式成立。随着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成立，国立公文书馆的组织架构也基本搭建完成，国立公文书馆东京本馆及筑波分馆、内阁文库、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构成了国立公文书馆的基本架构。
21世纪早期，为了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升级，日本政府大力推动“独立行政法人制”改革。2001年颁布的《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规定，独立行政法人是在有效分离政府管理职能与实施职能基础上独立设立的行政法人，重点开展與国家社会生活关系紧密的相关公共事务。依据《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和后期发布的《国立公文书馆法》(修正案)，国立公文书馆迎来了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改变——正式成为独立行政法人，全称也相应改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按照上述规定，政府对国立公文书馆的管控相对减弱，主管部门主要通过“中期目标设置”“业绩考核评价”以及“资金预算审核”等方式，确保国立公文书馆战略目标的有效落地。在此基础上，国立公文书馆基本成为业务办理部门，更加侧重于保管文件和提供利用服务，原有管理职能相应丧失，但是可以更加自主地决定自身的具体业务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等事项。
二、国立公文书馆的馆藏和日常管理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馆藏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内阁(太政官)、各省厅移交的各类公文书，即文书档案;二是内阁文库馆藏，即历史形成的重要古书、古文献及文化遗产。
公文书主要包括御署名原本、太政类典、公文录、公文类聚、公文杂纂和内阁公文六类。其中，御署名原本(1886年-1979年期间)因天皇签署并加盖御玺而得名，是国立公文书馆最重要的历史档案。太政类典(1867年-1881年期间)和公文录(1868年-1885年期间)均与太政官有关，太政官是日本实行内阁制度前掌握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最高权力部门。太政类典是太政官在文书记录中摘录的典型条例和礼仪制度，公文录是太政官收录的文书档案，两者均以省厅(相当于中国的部委)进行分类，并按年代排序。公文类聚、公文杂纂和内阁公文可以归纳为日本实行内阁制度后的各类文书档案。公文类聚最初是太政类典下的一个分项，1882年后正式命名为公文类聚，共收录了23个部门主要法律规章的原始记录。公文杂纂则收录了未收入公文类聚的其他文书。内阁公文于1954年正式替代公文类聚，收集了1955年以来形成的各类原始文件及文书档案。
内阁文库馆藏大约49万册，其中日文书籍约28万册，中文书籍约18万册，还包括一些西洋书籍。2001年在国立公文书馆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时，上述书籍仍然在国立公文书馆继续保存，这也是国立公文书馆的一大特色。当笔者步入国立公文书馆的展览大厅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孔子、孟子、老子、李白等中国古代先贤的画像，在陈列柜中也看到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古籍线装书，包括《战国策》《韩非子》《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孔子家语》等。据介绍，国立公文书馆收藏有大量的宋元明清版本的中国古籍书，尤以宋版《东坡集》最为宝贵。
国立公文书馆对珍贵档案的日常管理较为规范，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管理措施，确保了各类档案的安然无恙，下面简单列举一些主要做法：
(一)入馆纸质档案需经地下一层熏蒸室的熏蒸消毒，目前基本采用环氧乙烷熏蒸法，历时10天左右，从而有效杜绝霉菌、蠹虫的出现。
(二)为防止各类电脑病毒的侵害，对所有入馆的电子档案均进行严格的病毒查杀。为确保电子档案的安全，一方面借助专用系统进行存储，一方面对所有电子档案进行物理备份，并在筑波分馆进行异地存储。
(三)对库房的温度、湿度，设置了十分严格的监控标准(温度22℃、相对湿度55%)，并在加强日常巡查的基础上，借助现代化手段进行全方位管控。
(四)为防止尘土飞扬、污染档案，对每个库房进行轮流打扫、定期除尘，确保所有库房每月均可清扫一次。
(五)对破损档案制定了系统的修复计划，同时尽量保持档案的原样。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修复能力在日本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据介绍，“东日本大地震”后，国立公文书馆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服务，从提供修复技能培训、提供修复设备到现场指导、实际操作，在较短时间内协助受灾严重的岩手、宫城两县完成了基础档案的修复工作。
三、国立公文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与档案利用
国立公文书馆东京本馆的总面积仅为11550平方米，但是仍给人以杂而不乱、井然有序的感觉，这一方面得益于科学化的管理手段和后期筑波分馆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与较高程度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密切相关。
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数字化建设”是与“档案利用”工作紧密联系的。以最初的“缩微照相”为例，1974年全年，随着档案利用的快速发展，国立公文书馆全年对外提供的复制件已经达到14万件以上，频繁地翻阅、复制，对部分珍贵档案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而“缩微照相”技术的应用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也进一步推动了档案利用工作的推广。1974年，国立公文书馆成立2年后，即已系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缩微照相工作。在短短5年时间里，先后完成了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近80年的内阁文件复制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迎来了突飞猛进的40年，国立公文书馆的数字档案建设工作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原始的缩微照相早已被层出不穷的图片处理新技术所取代，之前普遍采用的“DjVu”图像处理格式也已被“JPG”“PDF”格式所普遍取代。据统计，国立公文书馆的馆藏资料大约150万卷(册)，其中28.9万卷(册)已经完成数字化扫描，馆藏资料的数字化比例基本达到馆藏总量的20%左右。
当然，档案数字化建设与档案利用的最深入结合，还是要归功于互联网技术的深入与普及。2010年3月，国立公书文馆的“数字档案馆”正式上线，并凭借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强大的搜索功能以及便捷的服务，得到广大用户的普遍好评。
(一)丰富的数据资源。国立公书文馆的档案开放比例较高，通过互联网可以查找大部分档案的原文或目录，并在线下载打印。国立公文书馆的数字化策略，是根据档案利用频率的高低决定“数字化优先权”，所以虽然数字化率仅有20%(低于国内很多档案馆)，但是仍可满足大部分利用者的档案利用需求。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充数字档案馆的信息资源，国立公文书馆先后导入了下列13家机构的档案数据库：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大阪府公文书馆、广岛市公文书館、福井县文书馆、静冈县法务文书课、奈良县立图书情报馆、冈山县立资料记录馆、埼玉县立文书馆、三重县综合博物馆、福冈共同公文书馆、京都府立京都学历彩馆、神户大学文书史料室。
(二)强大的搜索功能。国立公书文馆数字档案馆提供多层次、多角度的数据搜索模式：“关键字检索”仅提供关键字、资料群、检索对象等简单的搜索条件，适合于就某一专题内容的模糊查询;“详细检索”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查询服务，在“关键字检索”的基础上，增加了“文件形成时间”“文书保存原机关”“法令编号”“行政文书资料内容”和“内阁文库书志事项”等大量辅助性条件，大大提升了查询的准确率。此外，数字档案馆在检索栏目中，还提供了“省厅组织变迁图”及“辞典”等工具。假如用户选择了“辞典”功能，则所输入关键字的同义词也将视同为“关键字”同步进行检索。
(三)充分的服务意识。参观期间，我们一直被国立公书文馆的“服务意识”所感动，这种“服务意识”同样体现在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中。例如，当用户得到查询结果后，可以浏览、打印、下载相关数字图像资料，数字档案馆提供了高、中、低3种清晰度的图片进行下载，此外还可以选择超高清晰图片下载(JPEG2000)。再如，当用户无法得到期待的数据资源时，可以通过数字档案馆线上提交资料利用申请书。此外，对部分档案资料，现已支持英语搜索，用户可以根据题名、作者姓名进行查询，大大方便了海外用户。
四、参观国立公文书馆的几点启示
作为日本国家档案馆，国立公文书馆保存记录了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发展的轨迹，是了解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渠道。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国立公文书馆的机构职能、日常管理和数字化建设逐步优化，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在某些方面值得国内档案馆去思考和借鉴。
(一)独立行政法人改革。日本政府2001年推行的国立公文书馆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实现了档案“规划”职能与“实施”职能的分离，对管理架构和运营模式进行了优化再造，实现了机构精简，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运行效率和质量。上述改革与2019年国内实行的档案馆机构改革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在加强监督考核机制、明确职责划分等方面的成熟做法，均值得国内档案界进一步分析论证。
(二)共享意识。近50年来，国立公文书馆一直以扩大档案的有效利用为关键目标，持续加强档案利用工作。档案的“开放”与“保密”，是任何档案馆均需面临的核心问题。国立公文书馆在制度保障、标准保障、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例如上文提到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有效打通了国立公文书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外交史料馆的机构壁垒;再如先后导入13家机构的档案数据库，全面扩充数字档案馆的档案资源，都是值得国内档案工作者去探讨分析的。
(三)服务意识。国立公文书馆凭借精细、稳定、无微不至的真诚服务，充分体会了“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为例，国立公文书馆持续提升信息内容和查询方式，开发了大量切合实际的应用功能，通过“辞典”查询、档案图片精度选择、特殊需求申报等多种方式，满足了广大公众的实际需求。反观国内的部分数字档案馆，仍是差强人意，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
(四)工匠意识。工匠意识是日式管理的核心内涵，这种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管理理念，推动着日本企业在20世纪后半叶快速成长，也同样体现在国立公文书馆的日常管理中。从熏蒸消毒到病毒查杀，从温度、湿度全面监控到定期循环除尘，以及先进的破损档案修复计划，国立公文书馆在精益管理上的部分做法是值得国内档案馆进一步总结提炼的。
參考文献：
[1]王茂法.富有特色的日本国档案馆工作[J].浙江档案，1998(5)：24-25.
[2]占丽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运行机制研究[J].档案管理，2018(4)：75-77.
[3]高远巍.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刍议[J].兰台世界，2014(1)：75-76.
[4]稻桥一正.日本档案工作的发展与国立公文书馆有关东亚历史档案介绍[J].四川档案，1999(6)：34-37.
[5]冯怡，蒋冠.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网站建设情况介绍与经验借鉴[J].档案学研究，2012(4)：76-80.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作者：付鑫
第三篇：参观贵阳共用卫星天线接收“村村通”有感
贵州省是发展广播电视“村村通”取得很好成效的省份，今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在贵阳市召开了《新一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会议》。会中肯定了贵州省开展“村村通”工作的经验。
为学习贵州省开展“村村通”工作的经验，7月20-23日中国电子学会广电技术分会广播电视覆盖网专业委在贵阳市召开了第六届广播电视覆盖网专业年会。会议期间，我有幸和代表们一起参观考察了贵阳市辖清镇市百花湖乡三屯村的“村村通”工程。
三屯村位于清镇市城区以北13公里百花湖南湖岸边。三屯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51户，人均收入2621元，全村广播电视覆盖220多户。我们参观的是三屯村新寨村民小组，共50户，200人。该村均通过卫星接收方式实现广播电视覆盖。我们参观时，大多数农户已安装了卫星接收。村民们通过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科技，沟通信息，逐步走上了富裕之路。新寨村民小组计划在今年内全部实现广播电视覆盖。
在三屯村，我们到了好多农户家参观.见到该村的“村村通”，多用1米多口径大小的卫星接收天线，从“亚太6号”卫星接收C频段广播电视节目信号后，用电缆无源分配到2-8户家庭的数字卫星机顶盒，供农户的电视机收看收听。每一个接收单元按农户居住分布情况而定。有的只连接2-3家：有的连接8家。前者所用电缆短，卫星接收天线口径相对要小些：为保证好的卫星电视图像质量，后者所用卫星接收天线口径相对要小些。每家只要付150元钱，就可领到一台数字卫星机顶盒，并由工程队将数字卫星电视信号接到家里。农户可自由选择接收29套多中央和省级的广播节目和29套多电视节目。
我们在农户家里见到的卫星电视图像和广播的质量都很好。难怪有的代表讲，“在三屯村的农户看到的电视图像质量，比我在北京家里看到的还好!”当农民想听声音广播时，可以调数字卫星机顶盒遥控器的键，选择想听的广播节目。当然，这时就不能同时看电视节目了。农民们对能收看收听到这么多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十分满意，他们尤其喜欢中央7套电视节目中的对农节目，因为它能使他们致富。在小路旁的一片低洼处，我们参观了一个比较简陋的塑料大棚，里面长着竹笋。在这个大棚干活的一位妇女兴奋地对我们讲：“种竹笋是我们从中央7套电视节目中学来的，一年能赚3-4万元钱!”这几万元钱，对于这个土地少，主要靠年轻农民到外省打工的村子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在农户们家里，我们见到的很多彩色电视机是实施“村村通”工程时新购买的，农户对电视机非常爱护;同样，农户把数字卫星机顶盒和户外的卫星接收天线也视为宝贝。这些设施是很难被人为破坏的，这也是使“村村通”长期通的保证!
在农户们家里，我们还见到每家的墙面上都醒目地贴着2张印刷品。一张是中央1和7套电视节目以及贵州1套电视一些主要节目的播出时间表，另一张是负责“村村通”维修服务工作的联系人和电话。可见，这个村的服务比较“到家”。
贵阳市根据当地地形复杂、人口分布分散的特点，采取共用卫星接收天线实现“村村通”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对此十分称赞，认为这种方式确为一种技术先进、安全、经济的“村村通”模式。
以上这种“村村通”模式被称之为“贵阳模式”。
据贵州省广电局介绍，贵阳市是高原山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农村山高沟深，农户居住分散。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的原则，贵阳市提出了一个新的“村村通”工程技术方案，即“贵阳模式”：以自然村为单位，每5-8户组成一个接收单元，共用一套卫星接收天线，每户配置一台数字卫星电视机顶盒，农户可自由选择收看20多套电视节目。接收设施由广电部门预设接收“亚太6号”(原为“亚太1A”)卫星上的广播电视节目，确保了政治上的安全。每单元费用3600元左右，以平均每户600元标准计算，市财政解决450元，农户自筹150元。
“贵阳模式”于2003年初开始在全市实施，当年完成了250个自然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入户率达90%以上。该模式实施3年来，到2005年底共建立卫星接收站10718个，连接农户6.02万户，使24万农民看上了高质量的电视节目。
专家们认为：“贵阳模式”解决了农村广播电视覆盖难，农民看电视难的问题，收到的数字电视节目套数多，内容丰富，图像清晰，共用卫星图像管理简便，值得推广。针对剩下的农户居住更为分散的实际，贵阳市于2006年推出了缩小卫星天线尺寸，减少共用农户，以2-3户作为一个接收单元的建设方式，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户户通”的进程。
到今年8月底，贵阳市又完成了1597个自然村通广播电视，又有39550个农户可收到中央和贵州等29个频道以上的广播电视节目。
为确保“村村通”能够长期通，贵阳市进一步健全了三级维修服务体系。建立了市级维修服务中心;指导各区(市，县)建立县级维修服务中心;并将维修服务体系向下延伸，建立乡镇维修服务站：贵阳市还设立了“村村通”维修专项资金。维修费按4：4：2的比例分担，即每修一台设备所需的费用，市财政承担40%，区(市，县)财政承担40%，农户只承担20%。贵阳市还加强了对维修服务人员的培训。
目前，贵州省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纳入每年要办的“十件实事”，积极筹措资金，加大“村村通”投入力度。采用以共用卫星接收天线方式为主，其它方式共存的多种覆盖方式。
在今年2月召开的《新一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会议》上，“贵阳模式”被称为共用卫星接收天线(村锅)方式。会议指出：贵州省的实践证明，采用共用卫星接收天线方式，充分体现了技术的先进性，政治的安全性和经济的可行性。技术的先进性表现在一步到位实现数字化，收看套数多，信号质量好;政治的安全性表现在多个用户共用一个卫星接收天线，规范对接收内容的管理，确保了政治上的可靠;经济的可行性表现在节约投资，节约运行维护成本，适应农村居住分散的特点。
通过这次实地考查，我们确实体会到“贵阳模式”是一种有效的、值得推荐的“村村通”好模式。目前，各地进行“村村通”工程的技术方案大致有：有线电视接入、卫星接收后无线转播、用微波MMDS发射以及卫星共用接收天线接入、个体收看收听等几种。
我认为，在经济较发达、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可选择有线电视接入的“村村通”模式：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形复杂、人口很少的我国西部的地广人稀地区的自然村，若采用卫星接收有线电视传送、卫星接收无线转播或MMDS等方式实现“村村通”，都不如共用卫星接收天线方式“村村通”好，尤其在确保长期通方面。据我了解，除
贵州省外，这几年青海、陕西等省在实施“村村通”工程中，也有采用共用卫星接收天线方式的，同样受到了当地农户的欢迎。
今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领导在BIRTV开幕时讲话中已透露：“对于20户以上自然村‘盲村’的‘村村通’，主要采用直播卫星方式，这种方式节目套数多、接收质量好、建设成本低，并且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标准.安全可靠、便于加强管理，有利于巩固‘村村通’，确保长期通。”
电视卫星直播是指利用地球同步卫星的转发器向服务区发送电视信号，供地面用户进行个体接收或集体接收的业务。地面用直径小于50厘米的天线和卫星接收机便可收看到良好的电视节目。我国的电视直播卫星将运行在国际电联为我国DBS广播卫星规划的92. 2°E轨位上。卫星极化方式为圆极化。卫星携带22个Ku频段转发器，其EIRP值约为48-57dBW，覆盖我国除南沙以外的全部国土。卫星具有能够提供播出150-200套标清电视和高清电视节目，以及相应数量的音频广播和数据信息的能力。终端接收天线直径为50厘米，收看卫星播出的电视信号的系统可用度在99.9%以上。卫星在轨设计寿命为15年。直播卫星系统都有抗干扰技术措施，以避免境外非法信号的恶意干扰，确保我国广播电视和信息的传输安全。
我国电视直播卫星的第一期应用就是建立广播电视“村村通”平台，利用该卫星的4个Ku频段转发器，传送47套公益电视节目和47套公益广播节目，为“村村通”服务。使用这颗电视直播卫星Ku频段(11.7—12.2GHz)转发器传送，“村村通”所用的卫星接收天线口径比起C频段来要小得多。对于个体接收，大约50厘米;对于共用卫星接收，卫星接收天线口径比个体接收稍大一点，但也要比目前用的C频段卫星接收天线口径来小得多。这无疑减轻了众多卫星接收天线运到山高沟深、农户居住分散地区的困难和成本。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三农问题，在“一五”期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国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国家厂电总局将我国即将建立的电视直播卫星首先用于造福农民的“村村通”工程，体现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关怀。我相信，我国电视直播卫星系统的建立将会极大地推动共用卫星接收天线方式“村村通”工程的发展。
作者：江 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