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意象（精选三篇）
白鹿意象 篇1
关键词：《白鹿原》,白鹿意象,显性,隐性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家陈忠实以巴尔扎克这句名言作为小说《白鹿原》的题记，表达出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宏愿与艺术追求。白鹿原作为从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本文从“白鹿”意象的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来着笔，展现《白鹿原》这部小说特有的艺术魅力。
一、原始兴象中的“白鹿”
朱熹给“兴”下的定义是：“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1]P1“兴”“所”先言的“他物”都是具体的意象，是这个意象出现在作品的开端，具有展开结构的功能。我们把这样的意象叫做兴象。如果一个兴象是以一定的宗教观念内容为基础的，是源于一定的宗教生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原始兴象，原始兴象产生于一定的原始宗教生活，是自然物像被赋予了原始宗教的观念内容后形成的一种意象。从时间上讲，这类意象产生得最早，它们是在神话思维中诞生的艺术。在《白鹿原》中，“白鹿”首先是作为原始兴象而显性存在的。
1. 白鹿意象属于一种神话意识的自然崇拜。
陈忠实在《答李星问》中曾说过：“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纪年’史料。”[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白鹿意象源于周代或更早时候的一个关于白鹿的神话，它是集体无意识支配下创作的一个意象。
作者选择“白鹿”命名小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作为文本所要表达的客观性话语存在的地域符号，而这个地域符号又恰恰涵盖了“白”“鹿”两个封建家族。另一方面，“白鹿”作为流传于那个地域的“神话原型”有着无可比拟的深深的民族心理影响。“白鹿”这个动物，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内涵，实际上它被融入了接近图腾般的崇拜意识，而最终上升到借着神话形式来表达，于是人们相信因为“白鹿”的存在，白鹿原将永远是最理想的存在家园。“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然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之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部悄然毙命了。更令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上的老娘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的混杂的沙粒，秃头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成了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3]P28在这里，“白鹿”已经具有了超越现实的能力，上升到一种神灵化的精神境界，体现了神灵崇拜的神话意识。
2. 在作品中，“白鹿”承载了伦理道德观念。
这种伦理道德观念是通过朱先生、白灵来呈现的。作家把白鹿的美好现象与一位美丽的女性———白灵相联系，是白灵从生的神秘到死后托梦的变幻莫测与白鹿的形象互为表里。白灵之母闻百灵鸟叫而生白灵。故白嘉轩认为她是白鹿精灵所赐，从而显得白灵生来身份的与众不同。
从白灵出生那天起，她就被作家塑造成一位美丽的天使，她的出现给白家庭院带来了生机，面对她的好动而不受闺训，白嘉轩那样严厉的家教都对她无能为力，在“西安之围”的日子里，白灵的下落不明竟使白家老小忧伤得断了炊烟。作家写白灵的容貌灵、性格美，写她追求幸福的爱情，向往光明、进步、自由的人格美，但最终还是硬着心肠给她安排了一个悲剧结局———一种灭绝人性的被活埋之刑，然后又让她的灵魂依托于白鹿精灵飘逝于白鹿原。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对历史上极“左”路线的批判，实则隐喻着人性中恶的一面对人类追求美和自由的集体意识的压抑和扼杀。
二、象征意象中的“白鹿”
关于象征，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在文学理论上，这一术语较为确当的含义应该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给予充分的注意。”[4]沃伦所说的“甲事物”，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意象，这个意象富于暗示力，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象征型意象以其独特的暗示力增加了作品的含蓄性，丰富了作品的诗性语义。作为神秘之源的白鹿精灵，不只是一个具有神性并能发射神性的神灵之物，从更深层次看，她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象征。
1. 体现了小说的主题。
对白鹿意象的描写相呼应，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通过典型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的描述，与象征的表达互为表里，共同昭示了白鹿意象所蕴涵的深层意蕴———仁义之德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
主人公白嘉轩似乎是一个追求仁义的正面人物。看上去他一生居仁思义、胸怀大志，为家庭和乡人殚精竭虑奔波不息;作为一个农人，他敬恭桑梓，服田力蔷，用血汗一步步建立了自己的家业。作为族长，他博施公济，逐渐树立了在乡民们中的威望。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是治好家业，振兴家族，同时使白鹿原的乡人们家家温暖、个个仁义、从而使自己次生留名。在众人眼里，他一直都在为“仁义”精神而奋斗。但是，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个儿子却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三心二意、狡诈阴险的投机分子，早已把仁义道德丧失殆尽。更重要的就是在白嘉轩居仁思义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着许多违背仁义、侵害仁义的丑恶做法。为了得到那块长着鹿样齐草的慢坡地，他对鹿家机关算尽;为了把父亲的坟迁到那块他认为蕴藏着白鹿精灵的地里去，他谎说自己做了梦，梦中的父亲鬼魂告诉他棺材里进了水;为了发家致富，他最先种植罂粟，从而使罂粟花开满原上，成为关中一害;为了李家寡妇的那六分好地，他和鹿子霖闹得沸沸扬扬……
白嘉轩在追求仁义的同时，这种出于功利目的的追求实则是对仁义的毁灭，这不仅仅是他本人的人格精神追求的悲剧，也是个人仁义道德无可挽回的衰落的悲剧。
2. 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感悟。
作家为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拷问，没有让人物爽利的死去，而是让他活的更长久。吃舍饭给了白孝文活命的际遇，他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转折。他从旧文化中游荡出来，生活上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他的目标就是好好活着，他在滋水县活得很体面，很风光。浪子回头，当白孝文带着妻子回白鹿原祭祖返回时，面对妻子，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主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都完了。”[3]P506这是对生命的考验，对生活的感悟。
小小的白鹿原也是权势的地盘，村里两姓为了争夺统治权———族长，代代争斗不止。小说正是围绕他们的斗争展开的：取风水地，施美人计，孝子为匪，阿大杀媳，手足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解放战争，白鹿原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家仇国恨，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灵气的“白鹿”在新生中战栗着。白鹿似乎主宰了原上白和鹿两个大户的命运和兴衰，它告诉人们：得白鹿者兴，失白鹿者衰。而作品中的白鹿意象作为一种祥瑞之物，从出现在人民解说联想里，到毁灭在人们恐怖的梦幻之中，则昭示了白鹿从古代到现代存在与消亡的过程，其深层的意蕴则是白鹿象征的仁义之德无可挽回的悲剧。同时，通过这一悲剧的深层展示，作品撞击了我们的心灵，引发了我们的深思，让我们看到了祖先们对人类美好的精神向往和追寻。
总之，《白鹿原》中，白鹿不仅以传说的方式成为白鹿原人的梦幻追求，还以中国传统神秘文化的色彩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白鹿原上所有的美与善、幸福与腾达、安乐与和平都辉映着白鹿的灵光。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岁月怎样改变，也无论追寻者付出怎样的努力，总改变不了仁义之德及以之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家园失落的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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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建军.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J].小说评论, 1993, (4) .
白鹿意象 篇2
录
一、田小娥„„„„„„„„„„„„„„„„„„„„1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 „„„„„„„„„„„„„„1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 „„„„„„„„„„„„„„2
二、白灵„„„„„„„„„„„„„„„„„„„„„3 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
三、白鹿„„„„„„„„„„„„„„„„„„„„„3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 „„„„„„„„„„„„„4
四、联系„„„„„„„„„„„„„„„„„„„„„4
1、田小娥与白鹿„„„„„„„„„„„„„„„„„„
2、白灵与白鹿 „„„„„„„„„„„„„„„„„„5
参考文献„„„„„„„„„„„„„„„„„„„„„6
《白鹿原》中两位女主人公形象
与白鹿意象之间的关系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规模较大而又集中地探讨儒家文化的经典文本。文中描写了一个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白鹿村，“白鹿”是《白鹿原》的中心意象，作为民间传统的守护神，是作品中人物的神灵化身，具有传统民神的神兆效应，无论从创作思维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男权意识的重压之下出现了几位叛逆的女性，如被村人唾弃的小娥，牺牲于政治运动的白灵等。
[关键词]：白鹿
意象
民族精神
正文：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以后，许多人从儒家文化、长篇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象征意象等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田小娥形象是一个研究重点，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善良而真实”的女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欲狂”；还有人认为她是封建宗族制度和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对田小娥一生悲惨命运的分析，展现了女性原始追求与复杂人类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女性原始本性的毁灭作用。
一、田小娥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
田小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她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中平原上年轻美貌的农村妇女。她的性格中有着善良、多情、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叛逆、勇敢、大胆的一面，她生活在社会环境的桎梏中，却有着对女性欲望本能的追求。田小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温柔善良，她的愿望是守着自己的丈夫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 理应是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她却成了一个被人们耻于提及 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秀才之女却嫁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做小妾。白天她过着婢女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由她来料理，而且还受正室的欺压，晚上还得在正室的逼迫下充当给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并且还要尽她作为小妾的义务。这纯属病态的婚姻，但是她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也没有人认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为她觉得不值，反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非常正常的事，甚至被人们拿来逗乐，这种现象在旧社会较为普遍，这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无情的折磨、戕害。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
在黑娃出现之前，田小娥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她采用的方式是让郭举人吃尿泡的枣。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自己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她挑逗黑娃继而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些已由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需要上升为一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最终被发现，她向黑娃提出私奔的建议“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为了真爱，她宁愿抛弃目前尚属宽裕平和的生活，这实是一个青年女子对美好爱情大胆追求的肺腑之言。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知道后竟“气得病倒在炕上”，决定“尽快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小娥与黑娃的婚姻是得不到封建家族的承认，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永远被公公拒之门外。封建家族文化的横蛮再次体现。小娥与黑娃被迫在一孔破塌的窑洞经营他们历尽艰辛的爱情。
然而大革命失败之后，黑娃投奔习旅，之后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田小娥不得不营救黑娃。无奈之下，她只能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为了取得点利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勾引白孝文。在黑娃出逃的这段日子，小娥迫于生活的困境，与狗蛋、鹿子霖、白孝文交往，诚然，小娥这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尚未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局限，因此她的抗争方式不太高尚，但是其中她对生命不息的追求正是她对自我的尊重！
环境让她丧失了人格，失去自我让她变得危险，不安全感让她选择了反抗，她的反抗是报复。她给整个白鹿原带来了一场瘟疫，她此时的做法就像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鬼复仇一样。同时她还附在鹿三身上诉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平，向人 们发问。因为她不明白，她到白鹿村之后对村民一直都是充满着善意，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他们却容不下她？她用浅薄的意识去追求深层的原欲，这种矛盾也使她丧失自我的内力。其外，她还以与白嘉轩斗 法来反抗传统文化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枷锁；她抗议着封建礼教的摧残；诉说着自
己的冤屈，向全社会发出控诉，并以变态的心理报复男权社会。然而最终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还遭到更严厉的压迫。
在这样复杂阴森的环境里，我们又怎能对一个倍受凌辱的女子处处苛求呢？ 尽管命运多舛，她依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更进一步凸现了其性格的叛逆性。
二、白灵
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
白灵是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从一开始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她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在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生重大问题上，白灵毫不含糊，清醒地加以把握与抉择，决不接受强加于她的无爱的婚姻，哪怕这种强加的意志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昔日的恋人，也是拒不接受。在对传统婚姻的反抗上，白灵甚至比鹿兆鹏都要果敢、坚定，鹿兆鹏是以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他的婚姻，而白灵是以坚定拒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但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于政治斗争漩涡中。
三、白鹿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中心意象，“白鹿”意象的运用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和收拢，起到了结构全篇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象。在对诸多论文细心地分析之后发现，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二为认为“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白鹿”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则可解读朱先生，然而却无法解读白灵。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从“图腾”的概念、起源、表现形式上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则是因为对“图腾”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一种误
读现象。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
神兆是指中国传统民间民神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的现身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或暗示。在《白鹿原》中有两次是“白鹿”带给人们的吉祥兆示。第一次是在“白鹿书院”的传说中，“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宋朝一位调任关中的小吏途经白鹿原，见到了一只雪白的小鹿，得知此地叫“白鹿原”之后，便认定了自己看见的白鹿是此地的神灵，于是在此盖房修院，后来他的四个孙子皆成进士，成为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吕，之后也就有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的传说出现在全文的第二章，在此谈到历史确凿可考的吕氏的发达史给“白鹿”崇拜填充了切实可信的内容，使得百姓更加相信“白鹿”就守护在他们身边，信仰“白鹿”是正确的，它确实能带来吉祥，为以后的叙述铺路。而且后来的“白鹿书院成了神人朱先生的居所，对白鹿书院的介绍也为朱先生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说到这里，似乎白鹿这个意象和神灵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阅读下作品，便会发现，在作品中，尤其是到了后面，战乱频发，生灵涂炭，又加上瘟疫，小娥死后的复仇，等等，白鹿原上的人口数量一度逼近最低点，但是，不管怎么艰险，最后还是人民取得了胜利。正如尼采所说：“所有我们的希望都集中于一个事实之上，即，在我们之文明的狂热的运动底下实际上隐潜着一股奇妙的古老的力量。”我想，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力量”在《白鹿原》中就是指白鹿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
四、联系
1、田小娥与白鹿
下面再说说这两位女主公与白鹿这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前面说过白鹿象征着民族精神，而田小娥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白鹿原上的村民认为她是淫妇，是入不得祠堂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田小娥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孜孜追求的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白灵是有共通之处的。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田小娥的梦想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和黑娃相守到老，即使受到村民的白眼也无所谓，为了救出黑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诚然，表面上看来，这种行为似乎和精神无法挂钩，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吗？
2、白灵与白鹿
在《白鹿原》中，与白鹿这个意象最能让读者联想起来的就是白灵了。白鹿神灵似乎对她特别的关注，她的某些行为也显现出一种通灵性。她从小就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成为了村中白嘉轩唯一不能左右命运的人。她第一次在女子
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定“上帝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当她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她又感觉共产主义就是“白鹿”，她的革命活动就具有了与“白鹿”信仰同质的理想追求的性质。在白灵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革命中，她不屈不饶，视死如归，在感情上，她坚持自己所爱的，至死不渝，她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与鹿兆鹏结合，诸如此类的，都说明了一点，白鹿这个意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白灵身上也有体现。
所以说，这两位女主人公都与白鹿这个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白鹿这个意象的一个寄托，一种外在的体现。
白鹿意象 篇3
《白鹿原》1是由陈忠实历时六年艰辛创作的长达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 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众多形象丰满、真实可感的人物及其之间的情感纠葛, 反映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交错缠结的恩怨纷争。同时, 《白鹿原》更是一部书写了关中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篇章, 国民革命、日寇入侵、国共内战……仿佛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在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的新生的阵痛中触目惊心般的颤栗。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 有令人震撼的史诗风格般的真实感和厚重感, 可以说《白鹿原》既是一部家族的恩怨史, 也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 故而不少学者对之冠以“民族秘史”的头衔。《白鹿原》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乃至当代文学界令人仰止的丰碑地位, 给了电影《白鹿原》一个相当高的起点, 且毫不夸张的说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小说中两族三代绵恒近半个世纪的故事容量, 成为影片“二次创作”丰富的题材和创意源泉, 加之掌镜之人为素来作品淳朴真情、充满人性关怀、具有浓郁的西部乡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第六代”导演王全安, 众人无不翘首以待。但事与愿违, 影片上映后看法不一, 评价大相径庭, 将导演王全安和影片《白鹿原》推到了风口浪尖, 也掀起的一股关于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剧是否恰当的口诛笔伐的热议。
二、《白鹿原》改编创作之思
(一) 原著核心价值缺失
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有一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就是忠实原著。当然这里说的忠实原著并不是照搬原著, 而是从现时代的要求和对原著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深刻理解出发, 使改编的影片得到创造性的电影处理, 符合电影艺术的要求”2同时, 对于文学原著精神风格的还原一直也是考验一个剧本改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而影片《白鹿原》对于原著核心思想和价值的把握相对来说还不够准确和到位。原著《白鹿原》是一部有着深厚文化背景的关于民族和人性探讨的文化小说, 它横跨了历史的长河, 以独特的审视方式建构并阐述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传统文化, 传神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 同时表现了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 形成了深刻内容和完整形式的高度统一。相对而言, 影片《白鹿原》对于原著主题的改编有失偏颇, 白、鹿之间的家族争斗难以寻觅, 政治信仰的矛盾如隔靴挠痒, 以至于最终呈献给观众是一部依托在宏大背景下以男女之间的爱恨纠葛为核心的情感电影, 并未焕发出原著所具有的文学光彩, 无论是在内容增减的整体上来把握还是从意境的营造与传承上, 都没能做到忠实于原著品质, 对原著的文学精髓缺乏深刻的认识。
原著清晰地讲述了白鹿原三代人的行为及生命轨迹所昭示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 向我们展示了在社会结构变化、更替的动荡年代中, 处在传统农耕文化社会中的生命个体,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地域环境里为了生存进行自我救赎的方式, 通过被激发出的矛盾和斗争,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归宿。影片并没有将原著中所传达的文学意向通过影像传达出来, 或者说没有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引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传统农业社会文化精神所孕育出的那些具有文化层面永恒意义的生命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所寓含的价值元素。如果说把“尊重原著”作为小说改编电影的重要评价标准, 那对《白鹿原》而言, 这这座价值衡量的天平必然是偏向了一端。
(二) 情节内容叙事背离
原著《白鹿原》以白鹿两家的恩怨建构起来的人物关系结构, “无中心叙事”的风格充满了戏剧式的表现张力, 虽人物繁多、时间跨度大却又铺陈有序, 结构严谨, 丝毫无繁杂冗长之感。陈忠实用极其深沉而的情感描写一群不同典型的主人公的命运悲喜剧, 形象、生动、厚重地反映出民族悲壮历史中的一段。而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人物结构则无重心所言, 虽有侧重地表现了几个重要人物但带给观众是一种比较浑沌的感觉。如果说从叙述视角来考虑, 影片故事从开始到结尾的点都落在了白孝文身上, 那么情节结构的展开则是以田小娥这个角色的坎坷际遇将这些人物之间的纠葛联系在一起。相比原著, 电影结构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缩减瘦身。白嘉轩有三个孩子, 孝文和孝武两个儿子变成了白孝文一个, 白灵的故事删除。而鹿家的鹿兆鹏、鹿兆海的故事则合二为一, 安放在鹿兆鹏一个人身上。除此之外, 白鹿两家的女眷都是过场人物, 冷先生、朱先生也未在电影中出现, 其角色承担的符号职能放在了族长白嘉轩身上。故事的精简更多, 白嘉轩用计骗到风水宝地、白鹿村种植鸦片、国共内战、白鹿两家针锋相对、鹿家两个儿子与白灵的爱情悲剧、田小娥冤魂索命等段落要么去除, 要么弱化, 变成了白鹿村背景中虚无飘渺的投影。舞台的正中央只是一群关中平原的农民如何生活, 如何在激烈动荡的时代里存活的故事。与小说一样, 谁是真正的主角并不重要, 他们脚踩着的那片土地才是真正的主角。
如果说, 白嘉轩和鹿三是传统封建秩序的维护者, 那么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鹏等则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 他们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去冲撞和破坏甚至试图颠覆传统。影片并没有将白嘉轩与白孝文、鹿三与黑娃和鹿子霖与鹿兆鹏三对父子之间的隔阂与对抗的轨迹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强化这一对中国传统父权宰制社会权威的挑战。黑娃和白孝文因田小娥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而他们的改变又导致了田小娥的死亡, 强调了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物命运的“宿命观”。虽然影片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有节制的选择, 但是它对于原著人物关系做了较大程度上的改编, 却并没有将原著中那种让人揪心的强烈矛盾冲突结构很好地展现出来, 导致原著和影片的结构呈现之间存在相对意义上的叙事背离。与此同时, 不同于小说相对开放式的结局, 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走到了自己真正的结局。导演的改编让他们在电影的开篇做出了选择:固守传统、顺应时代、破罐破摔、离家出走。经历过重重困境和磨炼之后, 他们又迎来了当初选择的结果。每个人渺小但是重要, 但是传达出了生死疲劳、生生不息的意思。陈忠实的魔幻情节于电影而言是个不确定的系数, 被弃之不用。在时代背景的参与下, 王全安把《白鹿原》描绘成了一幅现实主义的中国农业文明的“浮世绘”。
(三) 人物形象貌合神离
无可否认, 许多影片之所以优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那些被“具像赋形”的个性化典型人物早已在文学作品“母体”中就具有了鲜活的艺术生命。《白鹿原》原著在心理描写和人物性格展现上结合得非常贴切,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 作者赋予了每个角色独特的性格和神韵, 让广大读者能充分感知到书中人物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 同时在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人物行为动作之间契合得十分恰当, 使我们能深切认知人物形象的历史厚重感。仿佛让我们“走进”了身处动荡中的白鹿原, 形成了人物与读者之间一种强烈时代的认同感。而原著《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不下20人, 在洪流席卷的历史面前, 您很难说请他们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谁是重要的, 谁是次要的。如果要用电影思路来结构, 它没有一个贯穿整个故事的主旨性人物。小说依赖文字叙述, 而电影偏重影像视听, 缺少详细的铺陈叙述和细节描写, 因而将整个故事的背景空间进行了挤压, 会让我们有一种突兀之感, 同时, 用电影语言再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是电影改编艺术进一步提高的重要问题。相比与文学语言内在的深刻细致, 电影语言更多是用外在的表现形式让受众去感知。《白鹿原》根植于原著文学土壤中的人物与视听影像中展现的人物之间缺乏强有力的衔接。
受时间篇幅等客观因素的限制, 影片《白鹿原》急于想将压缩后的故事展现给观众, 致使人物形象不够丰满, 缺乏能够为我们所深切感知的个性, 没能将原著中人物的独特气质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尤其前后部分的省略, 造成整体观影体验上强烈的断裂感, 前半部分的轻描淡写没能为后续人物的语言行为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铺垫, 而后半部分的省略阻碍了人物形象的“可持续发展”, 没能很好的做到有始有终。全片除了用浓墨重彩的描述的田小娥能为广大受众所认知之外, 其他人物如黑娃、白孝文、鹿子霖、白嘉轩等人在原著中真实可感的个性都没有全面的展现出来, 而鹿兆鹏、田福贤、郭举人等人物只是简略涉及, 而未能得到有力的表现或者成为影片叙事中的主体性人物, 造成原著中的重要人物“边缘化”。相反, 田小娥这一在原著中并不是重要悲剧式人物在影片中却充当了贯穿起情节脉络的切入点, 其生命的悲剧并没有阻碍她个性的舒展, 相反却更多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张力。
(四) 文学文本影像断裂
小说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叙事——用不同的角度、口吻和观点叙事。电影也有所谓视角和旁白, 但还是很难表现心理小说中思潮起伏的主观心态, 文字所具有的特质还是独一无二的。电影改编文学小说唯一能做到, 就是把小说的精神和结构和部分叙事功能用一种对等的方法创造出来, 以不同的视觉形式来响应原小说语言形式和文化结构。电影受到观看时间的限制, 所以必须摘取小说情节的精华而将之作戏剧化和形象化的浓缩, 因此电影更容易改编戏剧, 但有时也不尽然。对于改编《白鹿原》这样的长篇小说对其进行“截取性”展现无可非议, 但影片《白鹿原》导演王全安用一种过于主观性的介入对影片的主体性文学属性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这种表现不应直接地介入, 因为受众主要是通过人物命运的揭示来理解一部影片的思想内涵的。
影像通过视听语言把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故事、人物和情境具象呈现出来, 让受众脱离纸质文本而能在屏幕上“阅读”文学作品, 而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运用直观性的画面表现出抽象性的文学意向和情境, 用画面的组接解读出文字间搭配组合所赋涵的意蕴。而如果影视作品的改编创作没能恰当的运用影像视听将文学文本的初衷表现出来的话, 即使再好的、再有创新性的改编也仿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影片《白鹿原》中镜头的“写意性”诉求并没能在剧情叙述中形成一种整体的连贯性, 甚至造成了受众观影情感上的一种“留白”。片中的秦腔、皮影戏等民俗文化在影像空间中只是一种“奇观性”的存在。而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效果, 就在于原著用文学文本所呈现的主观性意向和影片视听影像之间存在心理感受上的断层。一部改编影片的成功, 当然主要包含着艺术家再创作的结晶, 但无可讳言, 在许多情况下, 那成功的基础其实是源于原作的。
三、文学改编余思
“如今, 改编也许仅仅是一次商业化运作。电影无需再像先前那样躲在文学身后;但是, 大部分观众仍会认为, 只要把一部杰作搬上荧幕, 就至少可以确保影片的基本价值。似乎一部杰作的种种优点通过简单的一致即可转移。”3细细思量, 便可知让·米特里此番言论中所言之“大部分观众”的想法过于以偏概全和想当然了。而较之普通观众, 经验丰富、构思独特的导演在面对《白鹿原》此类的文学巨著也不免心生敬畏之时, 怎会甘于“按图索骥”, 忘却其手中执影像之笔书写意念之机, 何况“作品的文学性愈重要和愈有决定意义, 在改编时, 原有的平衡便被破坏得愈多, 也就愈需要创造天才, 以便按照新的平衡重新结构作品, 新旧平衡不必完全相符, 只需大致相当。”4王全安在此次从文学到影像艺术形式的“转身”中的表现虽不华丽, 却也饱含诚意。相比同样讲述人与时代互生关系的余华的《活着》, 《白鹿原》禀赋的家族观念为自己平添了一份民族性和传奇性;较之亦是对人性的着力书写的莫言的《红高粱》, 《白鹿原》更多了一份内敛性的隐喻。对比时代元素, 《白鹿原》虽然没有跳出《黄土地》民俗“奇观性影像”腰鼓与祈雨的旧窠, 但那场带着浑厚乡土气息的名为《将令一声震山川》的秦腔演绎, 则表现出了独特民俗特色和民族意蕴;即便是美学考究没有《大红灯笼高高挂》般显性的色彩美学的建构, 《白鹿原》却用极简但富含妙意的镜头, 建构了自身独特的视觉美学追求;至于《菊豆》用弑父、通奸搭建的人性伦理的“寓言”, 《白鹿原》则用摒弃“魔幻主义”的“庖丁解牛”式的现实风格, 进行了立体解答。
从整体上来看, 文学改编作品构成了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内容主体和精神骨架, 电影对于汲取文学的养分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宏大题材只是容量问题, 决定影片质量的, 还是技巧或情感等深度问题。而名著小说改编成出色的电影,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电影对原著主题的把握与突出、人物的丰满与深刻、意境的传承与营造, 不完全关乎电影删减了多少内容、又增添了多少故事。而观者抑或读者在乎的, 只是在于电影创作者对原著的尊重, 以及引起共鸣的理解。这样的改编创作, 即便不是最好的诠释, 但也不会引起观众的不满, 因为它与观众之间存在着意识上的共识和心灵上的沟通。同时,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需要注意作品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创作时的社会生活环境。那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伴随的思想和情感。当然, 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 而是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更加客观的态度从整体上去审视着一切。
注释
11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22 .许波.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论现代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J].电影艺术, 2004 (02) :17.
33 . (法) 让·米特里, 崔军衍译.电影美学与心理学[M].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09) :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