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受托人

专业化受托人（精选三篇）

专业化受托人 篇1

案件情况来源于2009年11月20日《人民法院报》报道[1]。

基本案情:2000年4月4日, 建行某分行与某实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约定实业公司向建行借款人民币450万元, 利率为月息5.82‰, 期限自2000年4月17日至2001年4月16日。当天, 建行又与实业公司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 约定实业公司以其所有的三层楼房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担保范围为上述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赔偿金及实现贷款债权和抵押权费用, 并依法办理了他项权登记。两份合同签订后, 建行依约向实业公司足额发放了贷款。然而借款到期后, 实业公司并没有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此后, 建行向实业公司进行了多次催收。

2004年6月28日, 建行与信达资产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建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 并向实业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2004年11月29日, 信达资产又与东方资产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信达资产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 也向实业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2006年6月2日, 东方资产与信托公司签订了财产信托合同, 约定东方资产将上述债权信托给信托公司, 由信托公司进行管理、运用及处分。东方资产于2006年6月2日在《金融时报》上发布公告, 就上述债权设立信托事宜履行了通知义务并进行了催收。信托公司于2008年5月再次以公证及公告的方式向实业公司催收债权, 但实业公司依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为此, 信托公司一纸诉状将实业公司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实业公司清偿信托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及截至2008年6月20日的利息342万余元及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信托公司对上述债权有权以实业公司所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诉讼费用由实业公司承担。

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信托公司依法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的规定, 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信托公司的起诉。

其理由为:本案债权始于建行与实业公司之间, 东方资产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最终受让该债权后, 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 该债权转让协议即对债务人产生约束力。因此, 东方资产取得了债权人地位。就该债权转让协议而言, 债权债务双方为东方资产及实业公司, 而信托公司则是与东方资产订立信托合同而取得的“债权”。因信托关系是属于一种委托经营关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2条以及第11条第 (四) 项的规定, 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应仅限于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第1条的规定, 坚持把信托投资公司真正办成“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 以手续费、佣金为收入的中介服务组织, 严禁办理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由此可见, 信托公司不具备代人主张债权的经营业务, 即使订立了具有该方面内容的信托合同, 依据信托法第11条第 (四) 项“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的规定, 也应属于无效情形。

二、评析

(一) 本案涉及的相关问题

1.信托。现代信托制度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用益设计”, 当时主要被人们用来规避土地转让的种种限制以及高额税费。15世纪由于衡平法院的介入而逐步发展成为他人利益管理财产之制度[2]。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 指示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 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财产的一种制度。在英美法系, 源于存在着普通法和衡平法区分的历史背景, 信托法制是以“双重所有权”制度为法律基础架构信托法中受托人权利衡平机制的, 即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也称名义上的所有权, 即享有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利;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也称实质所有权, 即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权。而将委托人在将信托财产转移后完全脱离了信托财产, 对其不再具有利益。

2.受托人是否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起诉权。由信托定义, 结合中国信托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可以知道受托人在符合信托目的的前提下享有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 其权利受限于信托合同和法律特别规定。受托人在管理和处分财产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会产生纠纷, 而纠纷的解决途径当然包括诉讼途径。诉权是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 (即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 , 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 其完整内涵包括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两个方面, 程序含义是指在程序上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权的权利, 实体含义则是指保护民事权益或解决民事纠纷的请求[3]。在信托法律关系中, 受托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 当然对此享有相应的民事权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当然的诉权。再者根据英美法系中双重所有权的设计, 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人, 当然享有对信托财产相应的诉权。最后中国已有立法例承认了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诉权, 如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

3.债权信托与诉讼信托。债权信托是委托人将债权转移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对该债权进行管理或处分的一种信托[4]。根据信托原理, 受托人对信托债权享有管理、处分的权利, 其权利的限制需在信托合同中约定或有法律的特别规定。而通过诉讼是实现实体权利的当然途径, 也就是说受托人有权通过诉讼形式来实现对信托债权的管理和处分的权利。依诉讼法原理我们也可以知道, 诉讼是当事人实体权利受到侵害请求保护的最终途径。在信托法律关系中, 信托财产已经脱离于委托人, 委托人只享有对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相应的查询权等知情权, 除非在信托合同中保留相应的权利, 否则委托人不再享有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 而受益人在信托财产未归属前也只有在受托人损害受益人利益的前提下才享有对信托财产相应的诉权, 如果不允许受托人享有对信托财产债权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的话, 信托财产将无法受到保护, 不利于交易安全和便捷。在信托法律关系中, 受托人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直接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而对委托人和受益人无约束力, 因此在发生纠纷时, 受托人当然取得相应的诉权。

诉讼信托是委托人将债权等实体权利及相应诉讼权利转移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为实现实体利益进行诉讼, 产生的诉讼利益归于受益人的一种信托制度和诉讼当事人形式[4]。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知道, 诉讼信托是以实体权利和相应的诉讼权利转移为前提, 且诉讼作为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的唯一方式。

(二) 本案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信托合同中委托人未对信托债权的诉权进行保留的假设下进行分析。2006年6月2日, 东方资产与信托公司签订了财产信托合同, 约定东方资产将上述债权信托给信托公司, 由信托公司进行管理、运用及处分。可见东方资产与信托公司的财产信托为债权信托, 法院在判决中仅以“信托公司不具备代人主张债权的经营业务”和“诉讼信托”的理由裁定信托公司不具备起诉的资格, 笔者认为法院驳回起诉的理由不充分。

理由如下:其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第1条的规定, 并不能推出信托公司不具备代人主张债权的经营义务, 更不能推出信托公司不享有起诉权。《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第1条仅严禁信托公司办理银行存款、贷款业务, 而主张债权并不属于银行存款、贷款业务, 而且根据《信托法》第7条、第14条规定, 债权可以作为信托财产, 也就是说只要符合信托设立的条件, 以债权作为信托财产成立的信托是有效的, 受托人也就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起诉权。其二, 认定其是诉讼信托的理由不充分。首先《信托法》第11条中明确规定, “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归于无效”, 并不能推出信托本身不含有通过诉讼方式获取债权的管理、处理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认定的话, 也就不必对其进行限制, 即“专以”。而且从诉讼法原理, 诉讼的功能来看, 诉权是实体权利人应有的权利。其次, 在信托制度中, 受托人依信托行为取得信托财产时, 依信托目的, 在实体法上得以自己名义有效就财产权为处分管理, 在诉讼法上当然有诉讼实施权, 且诉讼结果之实体权利义务均归受托人取得或负担。至于信托目的达成后, 受托人应将财产权交还委托人或其指定受益人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内部关系, 与诉讼对方并无直接关系[5]。第三, 根据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受托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诉讼实施权。而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定义, 著作权集体管理完全符合信托特征, 是著作权信托方式, 而且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即受托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

因此, 在本案中要否定信托公司的起诉权, 则必须将此信托认定为无效信托, 也就是将其认定为“诉讼信托或以讨债为目的的信托”, 这样信托公司自然也就不再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起诉权, 因为信托公司对信托财产不享有权利。在本案中的判决理由之一便是将其认定为“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合同”, 法院主要是基于信托公司在仅以公证及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催告手续后, 便以原告的身份对债务人提起了诉讼。

摘要：随着国家鼓励信托业参与处置银行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的信托便变得活跃起来, 但也带来一些问题, 在其运行过程容易与诉讼信托相混淆, 从而使其效力带有不确定性, 因此信托公司是否享有对受托债权的起诉权便成了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信托法和诉讼法原理, 受托人当然享有对受托债权的起诉权。

关键词：信托,债权信托,诉讼信托,受托人

参考文献

[1]李芹, 张晓敏, 田雷.信托公司对受托债权究竟有无径行起诉权?[N].人民法院报, 2009-11-20.

[2]黄静, 袁晓东.知识产权信托与科技成果化[J].软科学, 2004, (2) .

[3]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6.

[4]徐卫.论诉讼信托[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 2010-01-20.

委托贷款关系中受托人的法律责任 篇2

委托贷款作为一种融资方式，曾盛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将其富余自有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借给需要资金的各类中小规模的企业，既避免了企业之间因非法拆借而扰乱了金融秩序，又使得委托人(出资人)的资产得以升值，同时也解决了借款人(用资人)的资金困难，金融机构因受托进行贷款管理而从中收取代理费用，是一件多全其美的好事。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当初的几方之好由于用资人到期没有偿还借款而起了争议，委托人认为将资金委托给银行管理就等于把钱送进了保险箱，银行则坚持只负责管理、不承担风险。当然，还款责任应由借款人承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委托贷款涉及三方(甚至更多)、多个法律关系，即由委托人与银行(受托人)签定委托贷款合同，银行(受托人)与借款人签定贷款合同，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依靠银行这个纽带联结起来的，一旦发生借款人经营不善，产生还款危机，到期不偿还借款，人去楼空，甚至破产、注销，委托人又如何向借款人主张权利，银行应不应当承担责任呢?对此，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了几起类似的案件，值此论坛之际与各位同仁做一交流，殷盼得到各位的批评指正。

一、有关委托贷款的法律依据

(一)《贷款通则》

我国《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上述《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给委托贷款这一融资方式下了个定义，依据该规定，委托贷款关系中，贷款人(受托人)的义务为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其不承担贷款风险。这里所说的“贷款风险”，笔者认为准确理解应为商业风险，即完全由于用资人原因导致到期无法收回贷款。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有关规定，存单纠纷案件中，委托人与金融机构、用资人之间按有关委托贷款的要求签订有委托贷款合同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委托人与金融机构间成立委托贷款关系。金融机构向委托人出具的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委托人签订的存款合同，均不影响金融机构与委托人间委托贷款关系的成立。构成委托贷款的，金融机构出具的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委托人签订的存款合同不作为存款关系的证明，借款方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如有证据证明金融机构出具上述凭证是对委托贷款进行担保的，金融机构对偿还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上述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再次强调了委托贷款关系中，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应当由委托人承担。这里所说的“风险”仍旧是商业风险。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合同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合同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的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合同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合同的受托人为受托人、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系针对委托贷款诉讼中的程序问题作出，该规定为委托人主张权利提供了一条通道，即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合同的受托人为受托人、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该司法解释毕竟只是程序性的规定，对于起诉了之后如何认定责任仍旧缺乏相关依据。

(四)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个案的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9月8日[(1997)法函第103号函]关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普康生物技术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的答复中指出：如果受托人(贷款人)没有认真履行委托合同的约定，检查、监督贷款使用情况，收回贷款，对造成贷款流失有过错的，应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上述最高院对于个案的答复意见明确了在委托贷款关系中受托人(贷款人)的过错责任，但遗憾的是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依据，仅对个案具有约束力，对其他类似案件只有参考价值。

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关于诉讼时效

实践中，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委托人以委托贷款合同的受托人为受托人、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不少案件首先在诉讼时效问题上遇到了障碍，因为有些委托人一直抱着把钱给了银行就等于放进了保险箱的观念，认为有银行这样的专业机构管理贷款，因此非常放心，于是不闻不问，直到贷款逾期多时，发现借款人名存实亡，才又想起质问银行，以至成讼。对此，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

观点一，有的人认为，依据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签定的《委托贷款合同书》，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对有关贷款的条款进行检查、监督执行并督促还款，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该代理关系始于合同成立、贷款放出之时，终于贷款归还之日，在受托人未将贷款收回之前这种代理关系将始终存在，因此，不存在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观点二，有的人认为，由于《委托贷款合同书》中一般都约定了借款人的还款期限，当期限届满，借款人没有向受托人偿还借款，受托人也就不能按照合同书的约定将款项存入委托人的帐户，此时委托人即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如放任这种侵害，后果就可能导致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因此，委托人将资金交给受托人后，亦应关注资金的回收，如通过各种方式敦促受托人履行《委托贷款合同书》中约定的协助回收贷款等义务，在借款人到期未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保证其与受托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始终在诉讼时效之内，以使该代理关系不会因《委托贷款合同书》的到期而终止。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便是委托代理关系，也应当有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中，作为委托人托人的委托人应当负有证明其提起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举证义务。

(二)关于受托人的法律责任

案件进入实体问题的审理之后，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委托人债权未能如期回收，受托人往往均以前述《贷款通则》以及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受托人不承担贷款风险的规定推脱责任，不少法院也

持这种观点，从而判决由作为第三人的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但笔者认为，受托人应否承担责任应视不同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1、受托人完全履行了约定义务

实践中，受托人会参与签定二份合同，即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以及与借款人之间的《贷款合同》，该两份合同均为受托人设定了义务，受托人应当认真履行。

《委托贷款合同》一般约定受托人承担有关其与借款人之间贷款合同条款的检查、监督执行及督促还款的责任，这也符合《贷款通则》中关于受托人法定义务的规定。

《贷款合同》一般约定受托人将款项贷给借款人，受托人监督借款人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如借款人逾期不归还贷款，按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罚息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等。在最高院出具答复意见的案件以及笔者涉及的案件中，为保障贷款的回收，受托人还要求借款人提供了保证担保，并与保证人签定了《保证合同》。

如受托人依照上述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了义务，借款人到期拒不偿还贷款，笔者认为，此乃正常的商业风险，依据受托人不承担贷款风险的规定，贷款的不能回收与受托人无关。

2、受托人未完全履行约定义务

实践中，产生争议往往是因为受托人没有完全依照前述约定履行义务，表面上看，是因为借款人的原因导致贷款未能收回，而事实上，受托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例如最高院出具答复意见的案件，在受托人与借款人签定的《贷款合同》中设定了保证担保，保证人xx公司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保证人注册资金仅为50万元，但它向受托人提交的资金平衡表记载总资产为1300余万元，受托人未经严格审查就同意该公司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后委托人发现借款人情况异常，其负责人不知去向，有逃债迹象，故致函和派人向受托人通报情况，并要求提前收回贷款，避免贷款损失。对此，受托人未采取应急措施，却向委托人提交了担保人xx公司虚假的资产平衡表。贷款合同到期后，借款人名存实亡，找不到人员，法定代表人逃匿，下落不明，保证人亦被吊销营业执照，终致贷款流失。该案一审法院即依据委托贷款中受托人不承担贷款风险的规定驳回了委托人对受托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委托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请示最高院最终认定了受托人的赔偿责任。

再如笔者涉及的几个案件，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中同样约定了受托人承担贷款协议中的有关条款的检查、监督执行及督促还款的责任，这条约定明确了受托人在委托贷款中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在贷款逾期之后，受托人根本没有向借款人、保证人(贷款合同设定了保证担保)发出催收函，更没有在诉讼时效内追究借款人及保证人的责任，致使该笔贷款根本无法收回。并且在委托人向其提示贷款风险的时候，亦向委托人出示了其与借款人、保证人三方签定的《借款合同》及保证人出具的《借款担保书》，告知委托人此笔贷款已经设立担保，由保证人xx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受托人意在以此向委托人承诺此笔贷款的安全性。然而，时至诉讼之时，委托人方知：借款人早已停产，且数年来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受托人对这些情况却一直处于漠视不管的状态，放任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而保证人根本出资没有到位，因此被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可见受托人在设定担保的时候根本没有对保证人的基本情况进行核查。综合上述事实，笔者认为受托人未履行约定义务，主观上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其应当对贷款无法收回的后果向委托人

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过慎重考量，部分支持了笔者的观点，最终判决受托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

上述几个案件中，受托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违约行为，与贷款流失的后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凭受托人不承担贷款风险的规定来判定责任了。

商业银行：理财受托人还是债务人 篇3

又一年“3·15”。在中消协日前公布的2007年十大消费维权事件中，银行业停收跨行查询费名列第三。另一方面，银行乱收费也是投诉重点。消费者维权之难，从本期案例中可见一斑。

我们在质疑银行该不该收费时，往往忽略了收费合法性问题，甚至连相关监管部门对此也没有明确说法。因此，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规范银行收费的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收费的法律依据。只有从根上解决问题，消费者也才能真正维权。

中国传统的政策银行在向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大多借鉴、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号称与“国际接轨”。而对于到银行储蓄的老百姓而言，接轨前后的最大差异就是“收费”。银行巧立名目，对银行卡以及存折设立了多种收费项目。

事实上，就收费而言，西方和境内银行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同，这既有法律关系的不同，也有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不同。西方商业银行的“收费”是建立在银行作为公众委托理财的机构提供服务的基础上的。而境内商业银行的“收费”是建立在以经营存贷款业务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国家利率管制基础上。

前者，客户委托银行理财，投资收益归客户所有，银行收取手续费和佣金。后者，储户和银行是借贷法律关系，银行支付低廉的国家管制利率获取经营资金，然后放贷获取利差，储户没有获利润，理财收益由银行独占，这种储蓄存款活动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必须。

境内商业银行进行“选择性”接轨，既主张储蓄存款是借贷法律关系，又主张储蓄存款是委托理财关系，骑墙居中两头获利。

打着“服务”的旗号

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经营者从事商品服务活动，就应该获取一定的报酬或者服务费。

专家收取咨询费，是因为为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与信息。中介代办机构收取代理费，是为委托人提供了劳务服务。服务过程让客户受益，或者为他们带来价值增值，客户愿意也应该支付一定数额的服务费用。

当然，商业银行开展的代卖债券、基金、保险、水电费收取，委托理财等是能够为客户带来收益和价值增值、以及减少公共企业劳动量的中间业务。在此，银行称之为“服务”，收取一定的佣金、手续费，客户是可以接受的。这正是西方现代商业银行主要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渠道。而储蓄存款则另当别论。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所推出的银行卡和存折所有收费项目和标准都是围绕储户的储蓄过程所发生的。而储蓄存款过程本身，储户的财产并没有发生增值。虽然说定期存款可能有一定收益，但这种收益不是因为有了银行的创造性服务所产生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固定利率政策产生的，也就是说是储户存款的本质属性。银行也天然地基于固定利率政策轻易获取经营利差，获取平均利润。银行不用付出任何创造性劳动就可以凭借天然的利息差“不劳而获”，获取盈利，这是世界上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不具备的。

债务人岂可向债权人收费

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存贷款的利息差，而放贷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储户的存款。如果说银行与储户之间是服务合同关系，储蓄存款过程就是一种委托理财关系，那么，银行收取了储户的服务费，就不能独占“放贷利润”，银行放贷的利润应当归储户所有。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储蓄过程来看，储户和银行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借贷法律关系。储户把钱存到银行，银行聚集储户的资金，然后放贷。而且我们国家有一项税收叫“利息税”，由银行代收。“利息税”也体现的是我国储户和银行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储户把钱借给银行，是债权人、债主；银行接受储户存款，是债务人、责任人。债务人向债权人收费既不合法，更不合理，有违经济规律。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银行没有分清“主仆关系”。

中国储蓄存款特有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古代，农民在丰收之年，把一部分粮食用于日常消费，剩下的除了种子就储存起来，目的是为了应付灾荒、养老，或者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现代社会也一样，只不过粮食变成了金钱。普通居民把一部分劳动报酬储存起来，用于失业、养老、疾病、突发事件等应急支出。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主要功能是生活安全保障需要。在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储蓄存款成为民众自我生活保障的主要措施。

中国银行业储户存款业务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这是中西方银行业务的显著区别。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备。劳动者的劳动收入除了消费就是投资，劳动者不用为自己的失业、养老、疾病等问题担忧。相反，民众暂时剩余的收入放到银行、如果较长时间不投资，银行将代扣代缴“不投资税”。在此，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就成了一个投资理财机构，以收取民众的委托理财保管费和手续费、佣金为盈利模式，而民众获取投资理财的收益。

案例背景：国务院发出第一份行政复议调解书

崔晓红

这个春节，董正伟心情不错，他收到了一份最好的新年礼物。一份来自国务院的行政复议调解书。至此，他与工商银行持续了近一年的“纠纷”暂告一段落。“国务院以行政调解书的方式，解决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财产争议问题，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董正伟有些激动。在北京世纪金源购物中心一个安静的角落，他给《新财经》记者详述了案件经过。他坦言，尽管自己是一名律师，近一年的维权之路走得也很艰辛。

故事始于2005年，那年的2月21日，董正伟在工行北京的一个营业网点申请了一张牡丹灵通卡。2007年4月29日，他在网上查询灵通卡账户明细发现，在2006年9月21日、12月21日，2007年3月21日、6月21日分别被扣去9元钱。此外，在2007年2月21日和4月1日又被扣去了共计10元的年费。他认为银行这种不打招呼，私自扣划他个人账户存款的做法严重侵犯了他的财产权。

2007年5月，董正伟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诉工商银行银行卡收取各种手续费违法，要求撤销。庭审中，工行北京分行向法院提交了银监会于2006年8月7日出具的一份函，内容是“2005年9月30日，我厅收到你行来文《关于报备<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币个人小额活期存款账户归并及收费实施方案>的报告》，现予以确认。”法院据此认为，工行针对小额账户收取管理费之前、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向监管部门进行了备案，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判决董正伟败诉。二审维持原判。

银监会出具的这份“收到文件证明”是否意味着工行的收费行为事实上合法？这成为此案的焦点。

2007年8月，董正伟向银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提出撤销“关于工商银行报备”文件收发确认证明或者明确其含义等请求。董正伟在焦躁中等待了两个月，银监会没有任何回应。

2007年10月，董正伟向国务院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督促银监会履行相关职责。2007年11月27日银监会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没有支持董正伟的要求。董正伟不服，次日，又向国务院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最终裁决。

2008年2月25日，国务院下发《行政复议调解书》，明确指出：银监会出具的函件是确认收到工行有关文书的收据，属于行政机关的例行工作，不是对收到的有关文书内容是否合法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