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风格本土化（精选四篇）
建筑风格本土化 篇1
关键词：中国音乐剧,本土化,探索,风格
音乐剧是舶来品，这一点毫无疑义；中国要发展音乐剧，这一点也毫无疑义。于是引出第三个命题：在中国发展音乐剧，应当“原创”与“描红”并举，在引进欧美经典音乐剧剧目的基础上，把音乐剧这种外来的综合舞台戏剧样式充分本土化，使之成为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新型剧场艺术———这一点也同样毫无疑义。
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探索存在很多问题，遇到的麻烦与困惑不少。最大的缺憾是至今尚未产生真正为中国观众由衷欢迎的、可与欧美经典音乐剧媲美的本土剧目。因此，本文拟从回顾2001—2004年以来我国音乐剧的本土化历史入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问题，以期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供同行们参考。
但我们的探索并非徒劳无功。越来越多的音乐剧创作者终于认识到，即便是欧美音乐剧，其风格样式也是多元多样的，从来就不存在“统一”的、“标准”的样式和风格；这本身就是音乐剧固有的特点之一。基于此，中国本土音乐剧在创演实践中同样遵循多元多样原则，出现了多种风格、多种样式互相映衬、各逞其技的可喜局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风格———即都市化风格、乡土化风格和综合化风格。
所谓“都市化风格”，简要言之，就是用国际流行的音乐剧形式来演绎当代中国人的都市生活。具体来说，这种国际化风格，在综合性艺术思维、舞台组合模式诸方面尽可能向欧美音乐剧靠拢，题材选择上一般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见长，音乐、舞蹈的语言和风格追求流行化、时尚化，与我国民间音乐、传统艺术没有特别明显的联系，二度创作通常以写实的生活化表演和通俗唱法为主，整体风格以载歌载舞的“歌舞型”音乐剧居多，也有少数“话剧加唱型”音乐剧（在欧美，业内人士将这种类型的音乐剧称之为Music drama，而瓦格纳也将自己的歌剧称为Music drama，前者可译为“音乐话剧”，后者国内通译为“乐剧”，两者字面相同，但在艺术构成法则上差之千里，切不可混淆）。
这种都市化风格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流中，我国歌剧界探索歌剧艺术走现代化和市场化道路的一部分。当时，随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传入和观念更新热潮的汹涌澎湃，也许还有对“文革”前将“三化”口号绝对化的反拨，我国原创音乐剧的本土化探索主要走都市化和时尚化的路线，先后出现了《现在的年轻人》《风流年华》《搭错车》《芳草心》《山野里的游戏》《巴黎的火炬》《四毛英雄传》《夜半歌魂》等剧目，构成我国早期音乐剧本土化探索的主体。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陆续上演了《未来组合》《日出》《玉鸟兵站》《赤道雨》《我心飞翔》《香格里拉》《花木兰》《红海滩》以及修改后在2004年再度上演的《快乐推销员》和《中国蝴蝶》等剧，这些剧目多数均将自己的体裁定位于“音乐剧”，也有少数剧目（如《我心飞翔》和《红海滩》）却有意避开“音乐剧”概念，称自己是“轻歌剧”。但这些剧目的艺术风貌都具有音乐剧的基本特征，而且其制作理念都是沿着这种都市化路线继续前行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题材和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某些有意味的变化。
在上述剧目中，《香格里拉》《花木兰》与《中国蝴蝶》均不是现代都市题材，而是取材于传统民间传说或自创的现代神话；而《红海滩》则是一篇饱含当代寓意的成人童话。这就充分说明，都市化音乐剧的基本特征取决于作品的表现形态、舞台样式及其艺术语言与风格，而不是它的内容。
所谓“乡土化风格”，简要言之，就是把中国原有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主要是戏曲艺术，特别是像黄梅戏、采茶戏、花鼓戏、花灯戏、二人转等民间小戏）时尚化，以构建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歌舞剧。具体来说，这种乡土化风格，敢于借鉴欧美音乐剧的综合性艺术思维、舞台组合模式以及一切可用的表现手法，对各个不同的剧种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进行时尚化改造，使传统艺术转型为现代艺术，传统歌舞剧转型为现代歌舞剧，以适应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在题材选择上，这种民族化潮流通常善于表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其音乐、舞蹈语言和风格与民族民间艺术有深刻而明显的联系，在二度创作上每每显出写意性和写实性相融合的特征，程式化的表演有所削弱，生活化表演有所加强；在唱法上一般以民族唱法为主。
这类“乡土化”风格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较“都市化”风格为晚，其代表剧目，较早的有安徽的黄梅音乐喜剧《秋千架》，广西桂林的音乐剧《白莲》。进入新世纪以来，又陆续推出音乐剧《五姑娘》《蓝眼睛，黑眼睛》和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使得这种“乡土化”音乐剧令人刮目相看。
黄梅音乐喜剧《秋千架》，不但其故事取材于黄梅戏的传统剧目《女驸马》，而且它的音乐和舞蹈素材也来自黄梅戏。它与传统黄梅戏的最大不同，在于创作者们依据欧美音乐剧的思维和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在戏剧结构和戏剧节奏、音乐和舞蹈的语言与风格、舞台装置及灯光、服饰、化妆、造型诸方面对其加以时尚化的改造，因此是从传统黄梅戏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戏曲音乐剧”。
音乐剧《白莲》和《五姑娘》都是从当地民歌和民间舞蹈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分别叙述了两个凄美的民间传说。《白莲》对广西民间音乐（主要是短小轻灵的广西民歌）和舞蹈素材进行了大胆创编，使浓烈的地域风情时尚化，音乐清新可喜，舞蹈色彩斑斓；《五姑娘》的创意来自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同名叙事田歌，以音乐剧的综合舞台艺术手段演绎成一台现代歌舞剧，其音调素材大多取材于田歌和江浙一带的民间歌曲，但使用了专业化的发展技巧和时尚化的编配手段，因此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这两部音乐剧都可称之为（上接第113页）“民歌音乐剧”。
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比较特别：它的创意来自于著名民歌《小河淌水》，并以这首有“东方小夜曲”美誉的民歌以及在全国群众中流传得同样广泛的民歌《赶马调》作为全剧的主要音乐主题，带有鲜明的“民歌音乐剧”特征；但其整体音乐风格、舞蹈语汇和二度创作班底均来自于云南花灯戏，又带有鲜明的“戏曲音乐剧”特征，因此在“乡土化”风格框架中，属于“民歌音乐剧”和“戏曲音乐剧”的综合形态。
所谓“综合化”风格，就是在艺术思维、表现手法、音乐舞蹈素材处理等方面广泛吸收欧美音乐剧和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有益经验和形态特征，并根据剧目创作使命的需要加以灵活运用和自由嫁接，因此在整体风格上兼具“都市化”和“乡土化”这两种特色。其代表剧目有《黑眼睛，蓝眼睛》《玉鸟兵站》《中国蝴蝶》（1999年首演版）、《快乐推销员》（2002年第二版）等。
以上三种风格，各有各的美学追求和市场定位，在具体的舞台体现和艺术处理上也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不能简单地判断其孰优孰劣。但中国音乐剧艺术家已经从初期对于欧美音乐剧的舞台语汇和时尚概念的粗浅理解和单纯模仿中摆脱出来，开始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被我们吸纳的艺术元素并给以时尚化处理，尝试运用于当代音乐剧的创演实践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于在融合过程中出现夹生、粗糙、幼稚、分寸失当等弊端，也是探索初期难以避免的，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不断改进，这一问题自当迎刃而解。
值得一提的是，本土音乐剧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探索，还表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在组合形态方面，除了歌舞型音乐剧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之外，“话剧加唱型”音乐剧（即“音乐话剧”）和“歌剧型”音乐剧（如某些自称“轻歌剧”实为音乐剧的剧目）也以自己的组合特色在中国音乐剧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唱法方面，我国音乐剧界一直存在这样的看法———即：凡是音乐剧就必须是清一色的通俗唱法。这种看法有道理，但并不全面。以我们的视野所及，欧美经典音乐剧的确是以“有美声基础的通俗唱法”为主的，但也不尽然。例如格什温的《波吉与贝丝》和韦伯的《歌剧魅影》，其唱法更接近美声。何况，“通俗唱法”本身就是一个集合概念，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歌唱方法和风格。音乐剧要在东方落户，就不能弃绝一切可用的艺术手段和资源。例如日本四季剧团的音乐剧《李香兰》，便不排斥美声唱法。而我国80年代末的音乐剧《请与我同行》是美声与通俗同台，90年代的音乐剧《夜半歌魂》则是美声与民族同台。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音乐剧的唱法依然以通俗唱法为主，但并不排斥其他唱法。
侗族建筑风格 篇2
侗族是个有着悠久是和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由我国古代秦汉时期的“百越”族系发展而来的，主要分布在湘桂黔三省区相邻地第一文库网带的山区。侗族地区聚居得地方温湿多雨，土地肥沃，有着优良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其创造俏美独特的木构体系建筑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木材。此外，由于侗族地处偏僻，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其文化体系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一定程度上的原始文化色彩，其建筑也不例外。别具特色的建筑表现了他们独特而丰富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依山傍水的村寨中别具一格的吊脚楼，还是气势恢宏形似宝塔的鼓楼和潇洒飘逸的风雨桥，都构成与其他建筑与众不同的特色和风格，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中的瑰宝。
侗族聚居地多为山区切气候多雨温湿，为防湿毒蛇虫兽的侵袭，底层不住人，都用于饲养家畜，安气，置柴草，放置农具和重物等，侗族的建筑风格为干栏式建筑，下面从侗族的风雨桥，吊脚楼和鼓楼三方面了解一下它的建筑风格。
风雨挢
在侗乡能和鼓楼媲美的，是侗寨的风雨挢，俗称花挢。凡侗族人聚居地区，有河必有挢，挢梁全都建筑在村前寨后的.交通要道上。大部分为木挢，还有石拱挢石板挢竹筏挢等，宽四五米。青石作墩，杉木铺挢面，上面是瓦顶长廊。长廊两旁设栏杆长凳，形如游廊，可供行人躲避风雨，观赏休憩。
吊脚楼
最基本的特点是正屋建在实地上，厢房除一边靠在实地和正房相连，其余三边皆悬空，靠柱子支撑。吊脚 楼有很多好处，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毒蛇、野兽，楼板下还可放杂物。吊脚楼还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和宽绰的“走栏”使吊脚楼自成一格。这类吊脚楼比“栏干”较成功地摆脱了原始性，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被称为巴楚文化的“活化石”。 鼓楼
鼓楼亦称凉庭，它是侗文化的象征，是侗寨的独特标志。鼓楼以高而大，伟岸稳重，巍巍挺拔见长。鼓楼楼檐层数为奇数，不管层次多少，均高于民居。鼓楼有厅堂式、干栏式和宝塔式三种类型，柱型有单柱和多柱之分，多柱型鼓楼中间的四根主柱象征四季，12根衬柱象征12个月，合起来寓意岁岁平安、四季祥和。鼓楼结构精巧，造型美观、典雅端庄，被文人誉为“秉凉亭之清幽，兼宝塔之奇伟”。
建筑风格本土化 篇3
1.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内容
到1937年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止,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初成体系, 兼容并包, 但择重而言, 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1.1“实事求是”的思想
为了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解决中国革命提出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广泛接触各种社会实际, 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思想, 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 是毛泽东早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242这里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21
1.2 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中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认识, 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实践”的辨证途径。在《实践论》中, 毛泽东曾多次批判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并一再强调实践的客观性, 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实用主义“实践哲学”的界限。同时, 他明确提出关于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 他说:“认识从实践始, 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 还须再回到实践去。”[2]292也就是说, 整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从开始接触外界获得感性材料到通过判断推理对材料加以整理改造获得理性认识, 最后还是要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
1.3 矛盾学说
矛盾规律 (即对立统一规律)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最大的。和《实践论》一样, 《矛盾论》是为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作的。毛泽东在文中开篇就明确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 即对立统一法则, 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3]21
通过《矛盾论》一书, 毛泽东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要同时关注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 并把内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中。他以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当时的中、苏两国国情的不同, 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学说过程中, 毛泽东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矛盾特殊性的科学分析。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 才能认识各种事物的特殊本质, 才能区别事物, 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
2.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 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但由其深邃的哲学体系需要一个世界化的过程才能为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的人民理解。这个世界化的过程需要结合各国具体情况, 如思想体系的开放程度, 民众的受教育程度, 知识分子本身对思想的理解, 等等。在向中国完成本土化的过渡时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基本精神上的区别和共同点, 然后进一步把抽象的哲学思想用可读、易理解的语言从外在形式上进行本土嫁接。
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 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 “两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代表作。这两篇哲学论文, 从哲学上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 同时还利用和吸收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 用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形式系统、通俗又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 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主要标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采用的是深入浅出、注重实际的语言风格, 大量使用格言式的叙述阐述哲理, 表现出活泼泼的中国气派。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在表述风格上沿袭了中国哲学不追求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与逻辑推论的特点, 结合了民族性与通俗性, 达到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理解与接收的目的。这种本土化表述特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2.1 哲学语言的简洁化
毛泽东运用的语言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言简单得多, 这与各国不同的国家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同样表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这么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58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的论述就简单多了, 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 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 而是依客观上的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3]6毛泽东的话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易于领悟了。
2.2 文化哲学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文化特点非常明显, 一是善于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著名命题解释哲学观点;二是常常引用中国古代成语、寓言和民间俗语说明哲学道理。比如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时, 用“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的成语;并用“三个臭皮匠, 合成个诸葛亮”等谚语说明群众观点古来有之;在党内出现思想上的摇摆时及时发出呼喊, 并归纳为“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在说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论点时用的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俗语。
再如他借用“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说明矛盾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用《庄子》“飞鸟之景, 未尝动也”论证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在研究和说明战争规律时多次举出《孙子兵法》中的故事和名言。同时, 在表述哲学思想时, 他还借助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熟读和古代文化的深刻理解, 通过对哲学原意的文学解读与引申使受众更易理解, 如将“满招损, 谦受益”引申为“谦虚是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取魏征的“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引申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再引申为“批评和自我批评”, 如此等等。
2.3 用民族的思维形式概括哲学思想
在《实践论》中,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做了本土式的归纳:“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 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如果不合, 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 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 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 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并用老百姓熟悉的“吃一堑, 长一智”做比, 形象贴切地揭示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性。毛泽东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与吸收, 总是环绕中国问题加以消化, 正是通过这个消化过程, 他把这些外来的哲学资源中国化了。再如, 用言简意赅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哲学基本问题, 这是对中国社会实际、革命实践、国家建设的具体情况规律性的总结;对“认识”的规律, 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通俗语言, 将认识与实践既区别又统一的关系说得很清楚;“用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表述党的群众路线, 还有“团结———批评———团结”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等。这些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 都是用典型的中国本土语言表达的。
这样一来, 哲学思想通过本土化的表述大大加速了中西哲学的融合, 并由于方便人民群众掌握而更快地成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这是中西哲学向人们提出的共同任务,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目标和宗旨, 毛泽东对哲学语言本土化的提炼从内容到形式真正体现了中西哲学的同一方向。
3. 结语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在他哲学思想中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 这种语言不是表现为一种高深莫测的艺术性, 而是在于它的人民性和大众性, 在于它对生活的贴近, 使人们感觉到, 这些语言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并无多少隔阂。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大众化的语言又并不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圈子, 而是一种艺术的重组, 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因此, 在阅读毛泽东, 走近毛泽东的时候, 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找到自己的共同点, 显得特别亲近, 特别易于接受。毛泽东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 嵌入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 这一方面在哲学上给予群众文化话语权, 另一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从普及到提高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这种哲学思想表述的本土化特点可以看做是把哲学的科研和科普工作实现了真正的统一, 他曾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这也是教育和科普的目的。而他所做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在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时, 不只是着眼于纯粹的学理式的论证, 而是着眼于哲学如何运用于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在毛泽东看来, 这种以对现实生活贴近为标准的哲学语言, 这种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哲学形式, 才应该进入真正的哲学殿堂。
对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方式的研究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以一个特别的视角关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展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到的引导和借鉴的作用, 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什么因素应当被中国化”的这一问题做一个新的解读。就现实意义而言,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也对现代高等教育, 尤其是哲学、思政等课程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摘要：以毛泽东1937年以前形成的哲学著作为研究对象, 从“实事求是”、“认识实践”关系和“矛盾”思想的解读几个方面探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其本土化的表述风格特色三个角度的分析, 说明毛泽东早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语言的本土化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风格,本土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毛泽东.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徐久刚.再谈马克思主义精髓问题——答乔秀明教授[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2000 (05) .
侗族建筑风格 篇4
侗族聚居地多为山区切气候多雨温湿，为防湿毒蛇虫兽的侵袭，底层不住人，都用于饲养家畜，安气，置柴草，放置农具和重物等，侗族的建筑风格为干栏式建筑，下面从侗族的风雨桥，吊脚楼和鼓楼三方面了解一下它的建筑风格。风雨挢
在侗乡能和鼓楼媲美的，是侗寨的风雨挢，俗称花挢。凡侗族人聚居地区，有河必有挢，挢梁全都建筑在村前寨后的交通要道上。大部分为木挢，还有石拱挢石板挢竹筏挢等，宽四五米。青石作墩，杉木铺挢面，上面是瓦顶长廊。长廊两旁设栏杆长凳，形如游廊，可供行人躲避风雨，观赏休憩。
吊脚楼
最基本的特点是正屋建在实地上，厢房除一边靠在实地和正房相连，其余三边皆悬空，靠柱子支撑。吊脚 楼有很多好处，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毒蛇、野兽，楼板下还可放杂物。吊脚楼还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和宽绰的“走栏”使吊脚楼自成一格。这类吊脚楼比“栏干”较成功地摆脱了原始性，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被称为巴楚文化的“活化石”。鼓楼
鼓楼亦称凉庭，它是侗文化的象征，是侗寨的独特标志。鼓楼以高而大，伟岸稳重，巍巍挺拔见长。鼓楼楼檐层数为奇数，不管层次多少，均高于民居。鼓楼有厅堂式、干栏式和宝塔式三种类型，柱型有单柱和多柱之分，多柱型鼓楼中间的四根主柱象征四季，12根衬柱象征12个月，合起来寓意岁岁平安、四季祥和。鼓楼结构精巧，造型美观、典雅端庄，被文人誉为“秉凉亭之清幽，兼宝塔之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