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转移（精选七篇）
动机转移 篇1
项目型组织(Project-based Organizations,PBOs)是指以项目的形式为外部或内部客户提供成熟产品或服务的组织[1]。项目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创新成果是项目型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组织内部或项目之间有效的知识转移能够使PBOs避免重复创新成本损失或重复同样错误[2]。组织成员知识转移行为是由其知识转移意愿决定的,知识转移意愿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3]。尽管在PBOs中均设立适当的知识转移机制,但是真正能够在动态环境下有效地实现知识共享和再利用的组织仍然比较少[4]。造成项目知识管理效率低下的因素有:割裂的行业结构;项目建设过程的分离,缺乏全生命周期意识;信息技术投入不足;缺乏沟通与协作;战略联盟、并购/收购导致的项目成员的异构性特征,成为阻碍知识转移的潜在风险[5,6]。因此,要提升项目型组织成员的知识转移效果,就需要考虑组织情境因素、组织成员知识转移动机对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
目前,关于知识转移效果的研究已有较多文献,但以项目型组织情境为背景研究其对知识转移效果和项目成员知识动机之间关系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已有研究大多为论述型文献,部分实证研究将组织情境与知识转移动机和知识转移效果割裂开来;此外,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两种人为误差:验证假设不存在,以及潜在的关系却没有得到验证。因此,本研究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以数据为基础,将组织成员知识转移动机与项目型组织情境有机统一起来,研究项目型组织成员知识转移动机及组织情景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并有效地避免了人工误差。
2 基本理论与模型构建
知识转移的概念由Teece首次提出,此后被研究者们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目前,学者们对知识转移的概念已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认为知识转移概念包含以下4个方面要素:(1)知识转移主体、知识转移受体;(2)在特定的情境下;(3)进行交互活动;(4)完成特定的目的。项目组织成员处于项目环境之中,其知识转移意愿受到项目组织情境影响,而项目成员的知识转移意愿又决定了知识转移数量与质量,从而最终影响项目型组织的知识转移效果,因而本文将从成员层面、组织层面分别讨论组织情境、成员知识转移意愿对项目型组织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
2.1 知识转移效果
Jensen以所获得知识的使用率和知识实施效果作为衡量知识转移效果的指标。刘旸等[7]运用组织成员获取知识的便捷度和满意度衡量知识转移绩效。朱亚丽等[8]从知识转移容易性、接收方知识转移效果满意度、接收方知识再创造度、接收方知识基础变化、接收方技术依赖降低度5个方面测量企业间知识转移效果。总结上述研究成果,衡量项目型组织知识转移效果的指标包括:知识转移参与度、知识转移满意度、知识所有权。
2.2 知识转移动机
动机是决定一般行为的关键所在。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被认为是组织成员进行知识转移的两大诱因。Deci认为组织成员进行知识转移的内部动机为兴趣动机和成就动机。Constant认为组织进行知识共享是出于自利、互惠、自我实现等。Javernick[9]调研发现,促使员工进行知识转移的社会动机包括互惠、遵循组织文化、模仿领导者行为、避免惩罚、员工情感承诺等。总结上述研究成果,项目型组织中员工进行知识转移的动机主要包括:平衡互惠、成就动机、避免惩罚、员工情感承诺。
2.3 组织情境
目前,国内外学者根据组织特点对组织情境进行了不同的诠释。Kim将组织情境划分为信任程度、领导支持和组织奖励3个模块。关涛[10]构建了以组织情境(动机、组织支持、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的知识特性作用模型。周国华实证研究了组织情境(信任氛围、组织奖励、领导支持、组织正规化)对项目成员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总结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将组织目标一致性、组织凝聚力从组织文化维度中抽离出来,与组织支持感一同作为项目型组织情境维度。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项目型组织知识转移效果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由知识转移效果量表、知识转移动机量表、组织情境量表组成,3个分量表均是在国外相关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用修订好的问卷对中国建筑第*工程局有限公司进行问卷调查,自2014年4月开始至2014年10月止,历时7个月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并整理并剔除无效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32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0%。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3.2 量表设计与检验
3.2.1 量表设计
本文采用李克特(Likert)5级量表,根据理论框架所涉及的自变量、结果变量,针对项目型组织成员进行量表测量。
(1)成员知识转移效果。从知识转移的参与度、知识转移的满意度和知识的心理所有权3个方面进行测度。知识转移参与度维度参考Mittal的研究,共4个题项;知识转移满意度维度参考Doll的研究,共5个题项;知识心理所有权维度参考Pendleton的研究,共4个题项。
(2)成员知识转移动机。从平衡互惠动机、成就动机、避免惩罚、员工情感承诺4个方面进行测度。平衡互惠动机维度参考Horowitz的研究,共5个题项;成就动机维度参考Nygard的研究,共5个题项;避免惩罚动机维度参考Smith的研究,共5个题项;员工情感承诺动机维度参考Allen的研究,共4个题项。
(3)组织情境。从组织目标一致性、组织凝聚力、组织支持感3个方面进行测度。组织目标一致性参考Denison的研究,共5个题项;组织凝聚力参考Cameron的研究,共4个题项;组织支持感参考Eisenberger的研究,共7个题项。
3.2.2 信度与效度分析
根据回收的数据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本文选用Cronbachα系数检验知识转移效果、知识转移动机、组织情境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此外,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先要对量表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知识转移效果量表、成员知识转移动机量表、组织情景量表的KMO值分别为:0.737、0.746、0.711,且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各分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量表总体是可信的。此外,Bartlett球形检验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3.2.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对模型进行拟合度分析。本文采用Chi-Square/Df卡方值/自由度、GFI拟合优度指数、AGFI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CFI比较拟合参数、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RMR残差均方根等指标对模型拟合度进行分析。各分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注:*P<0.05,**P<0.01,***P<0.001
由表2可见,各分量表通过P1<0.00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与完美模型具有显著性差异P2>0.05。另外,各分量表的各项拟合指数较好。
3.3 工具选择
本研究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即人工神经网络(BP Neural Networks,BPNNs)方法、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方法与普通线性回归(Liner Regression,LR)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线性回归
本研究首先运用SPSS进行皮尔森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知识转移动机、组织情景与知识转移效果线性相关;然后,运用weka数据挖掘工具Explorer模块进行数据分析,模型验证选择10折交叉验证,得到以项目型组织成员知识转移参与度、满意度和知识所有权为输出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别如式(1)、(2)、(3)所示:
由方程(1)、(2)、(3)可知,项目型组织成员的知识转移参与度与互惠动机、成就动机、避免惩罚动机、情感承诺动机以及组织凝聚力线性相关,而与组织目标一致性、组织支持感等组织情境线性无关。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到与知识转移参与度、知识心理所有权线性相关的因素,在此不再赘述。
4.2 RBF-BP神经网络
RBF神经网络的基本思想是:用RBF作为隐单元的“基”构成隐藏层空间,隐含层对输入矢量进行变换,将低维的模式输入到高维空间内,使得在低维不可分问题在高维空间内线性可分。
Dombi等人提出用Mean Impact Value(MIV)来反映神经网络中权重矩阵的变化情况,MIV被认为是神经网络中评价变量相关性的最好指标之一。本研究将MIV引入到基于RBF的BP神经网络中,作为评价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重要性大小指标。MIV的符号代表相关的方向,绝对值大小表征相对重要性。在基于RBF的BP神经网络练结束后,将原训练样本中每一自变量在原值基础上±10%,构成2个新的训练样本的差值,作为变动后自变量对输出变量影响变化值(IV),最后按训练样本容量计算IV的平均值,得出该自变量对输出变量的MIV。按上述方法计算各自变量的MIV值,根据MIV绝对值的大小为各自变量排序,得到各自变量对网络输出影响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从而判断其对输出结果的影响程度。基于RBF神经网络MIV绝对值排序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根据神经网络MIV绝对值排序对Y1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员工情感承诺、平衡互惠动机、组织支持感、组织凝聚力、组织目标一致性等;对Y2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避免惩罚动机、平衡互惠动机、组织支持感、组织目标一致性等;对Y3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组织凝聚力、组织支持感、成就动机和避免惩罚动机。
4.3 RBF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是基于寻找一种特别的线性模型“最大边际超平面”的算法。最大超平面的形式可以写成WTX+b,点A到最大超平面的距离为|WT+b|/||W||。我们的目的是找到最小间隔数据点,并使之与超大超平面之间的距离最大化,即可以转换为目标函数的优化问题。
在数据中随机选取290个样本量进行模型训练,将30个样本作为测试样本。本文将组织情景因素和知识转移动机因素分别与知识转移参与度Y1、知识转移满意度Y2、知识心理所有权Y3进行回归分析,基于RBF支持向量机的MIV绝对值排序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根据支持向量机MIV绝对值排序对Y1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成就动机、员工情感承诺、平衡互惠动机、避免惩罚等;对Y2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成就动机、员工情感承诺、平衡互惠、组织凝聚力等;对Y3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成就动机、员工情感承诺、组织凝聚力和避免惩罚动机。
4.4 对比分析
上文分别运用RBFBPNNs-MIV、RBFSVM-MIV、LR方法针对项目型组织知识转移效果实证研究所收据数据进行各变量重要程度分析,将统计评价指标MSE、MAE作为模型预测精度的依据,模型研究结果对比分析如表5所示。
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MSE)是指参数估计值与参数真值之差平方的期望,MSE越小,说明预测模型描述实验数据具有更好的精度。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ly Error,MAE)是指所有单个观测值与算术平均值的偏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其值越小,预测模型精度越高。由表5可知,RBFSVM模型相较于其他模型更为精准。
此外,本文分别使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预测,并与实际值进行比较,模型回归精度比较,如图2所示。图中,底层代表实际值拟合曲线,上层点代表预测值。由图2可知,LR预测模型的预测值和实际值的整体趋势一致,但是预测值点较为分散;RBFBPNN预测模型的预测值和实际值的整体趋势一致,预测点较LR模型相对集中;RBFSVM预测模型的预测值和实际值的整体趋势一致,预测点集中且覆盖于实际预测曲线之上。可见,RBFSVM预测模型准确率和进度较高。
5 研究结论
5.1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分别用机器学习算法中的RBFSVM-MIV、RBFBPNNs-MIV与LR方法进行变量矩阵重要度排序和回归分析比较,仿真结果表明RBFSVM-MIV、RBFBPNNs-MIV机器学习算法比LR方法的回归拟合精度高,故本文将主要阐述以RBFSVM-MIV为研究方法所得结论:
(1)根据RBFSVM-MIV绝对值排序,对知识转移参与度Y1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成就动机、员工情感承诺、平衡互惠动机、避免惩罚等。由此可见,内在动机发挥较大作用。成就动机是指人们成功完成任务的内部动因[11]。成就动机是促进组织成员不断发展的动力,只有成员的自我效能得以充分发挥,成员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知识转移过程中,因此成就动机成为知识转移的内在驱动力。员工的情感承诺主要表现为对项目型组织的信任。信任是创造良好组织学习氛围的重要因素,项目型组织成员只有在一种和谐、信任的环境中,才能真正融入到组织中,才有利于项目型组织成员间的知识转移。平衡互惠是指交换各方同时给予对方等价的资源,具有平等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在项目型组织中,平衡互惠动机与成就动机相辅相成,共同促进项目型组织成员的知识转移行为。一方面,组织成员在转移知识的同时得到来自于项目型组织的奖赏或者补偿,而平衡互惠动机和成就动机反过来促进组织成员再一次的知识转移行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2)根据RBFSVM-MIV绝对值排序,对知识转移满意度Y2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成就动机、员工情感承诺、平衡互惠、组织凝聚力等。对于成员的知识转移满意度而言,除了内在动机会发作用外,强大的组织凝聚力能够使得成员的知识转移满意程度提高。凝聚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表现为组织成员在完成其目标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团结一致,保持总体一致性的趋势。
(3)根据RBFSVM-MIV绝对值排序,对知识心理所有权Y3影响较大的变量分别是成就动机、员工情感承诺、组织凝聚力和避免惩罚动机。成员的知识转移心理所有权受到避免惩罚动机的影响较大。避免惩罚动机中的“惩罚”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内心,主要表现为未完成目标的内心的自责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怀疑;二是物质,主要表现为经济、物质上的惩罚。在管理实践中,惩罚机制是把双韧剑,应根据项目型组织文化环境以及组织成员的性格特征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做到既不打击成员的积极性,又起到激励作用。
5.2 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首先,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将项目成员的知识转动机和组织情景有机结合,探讨主客观因素对项目型组织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其次,在方法的选择上,首次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项目型组织知识转移效果影响因素评价中,克服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过分依赖假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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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转移 篇2
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部门, 一个是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化部门, 一个是生产率比较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且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由边际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 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被现代工业化部门全部吸纳为止。这时, 农业部门摆脱了沉重的剩余劳动力的负担, 边际生产率随之提高, 进而促使农业部门发展, 达到工农业部门的发展平衡。
拉尼斯和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和刘易斯模型一样, 他们也假定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 不同的是, 他们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与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联系起来并将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 现代工业部门可以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从农业部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第二阶段, 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下降, 造成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此时, 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第三阶段, 在现代工业部门持续吸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 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主要与两方面有关:第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第二是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所以,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是由城乡的预期收入差距决定的, 而这种预期收入是通过迁移者的收益与成本的差额乘以城市就业率得出的。托达罗的核心思想是: (1)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预期收入; (2)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 造成了失业问题严重; (3) 应通过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 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刘易斯模型和拉费模型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强调以农村自身的发展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我国学者在上述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模式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模式和异地转移模式。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转变历程
第一阶段:1978-1988年, 改革开放后的起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处在起步阶段, 基本上以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同时, 国家还实行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 在确保粮食产量稳定的前提下, 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 鼓励农民发展商业、服务业等个体经济, 活跃农村经济市场。此外,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 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据计算, 1984至1988这5年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5566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23.11%,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1984年的11.9%提高到1988年的21.5%。这段时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起步发展阶段, 农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力量。
第二阶段:1989-1991年, 转移低潮期。在这一阶段, 乡镇企业的优势逐渐减弱,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速度减缓。80年代初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热, 社会供需结构矛盾突出, 工农业比例失调, 通货膨胀严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国家决定用3年的时间进行经济整顿, 调整经济规模, 改革企业结构, 减少新增投资。乡镇企业的人数由1988年的9545.45万人, 下降到1989年的9366.78万人, 再下降到1990年的9264.75万人。在1989至1991的3年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累计转移296万人, 平均每年转移99万人, 平均每年仅增长1.1%, 出现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率的低潮期。
第三阶段:1992-1997年, 飞速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且异地转移速度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一度超越就地转移。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 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潮。此时是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 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 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省际区域间转移。同时, 国家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 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第四阶段:1998-2004年, 缓慢稳定阶段。在这一阶段, 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还是很大并以异地转移模式为主。以1999年和2003年为例, 这两年异地转移人数累计突破1亿和1.5亿, 而就地转移人数仅为3000万左右。国有企业的不断深化改革, 造成城市下岗人数持续增加。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 各地政府奉行城镇保护主义, 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人为地提高农民工转移成本, 农民工非农就业环境恶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逐渐下降。这段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 1998年劳动力转移增速为0.6%, 1999年只为0.4%。
第五阶段:2004年至今, 快速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 滞后长达10年之久的就地转移模式开始复苏, 与此同时, 劳动力异地转移数量仍然很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中, 国家逐渐开始着重强调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 通过加快推进小城镇的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1. 就地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就地转移模式是指在不发生地域转移的前提下, 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进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 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其局限性。首先, 乡镇企业布局分散, 导致了转移要素的封闭性。其次, 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的同构性严重。最后, 乡镇企业与农业发展不衔接。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 严重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2. 异地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异地转移模式是指农村人口以就业为目标, 长期或短期地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 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为主, 就业领域发生变动的一种迁移行为。异地转移模式中出现的问题如下:
第一,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难解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就业模式中, 逐渐孕育出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进城以后, 他们的社会角色、资源获得途径及空间位置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 “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 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 被“边缘化”, 成为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
第二, 减缓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一方面, 城市下岗职工增多, 城市自身不断高涨的失业率阻碍了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 以资金、知识、技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代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大量下降。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会不断的提高, 会进一步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三, 农村社会“空洞化”现象严重。一方面, 农民工常年在外, 只有在农忙季节或春节等大型节日的时候回家, 他们的父母、妻儿留在农村老家,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家庭”, 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农村社会问题。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长期大量的异地转移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资源严重缺乏。
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模式和异地转移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的异地转移积累了不少的矛盾, 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和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产业转移”战略也显示了就地转移模式的趋势。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实现就地转移模式的路径选择。
1. 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探索农业与工业的衔接。
大力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农村是以农业为主, 其与城市工业化的不同之处就是要发展与农业相关联的工业化。首先, 通过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 促进农业多样化经营, 提高农产品质量, 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其次,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促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发展相结合, 延伸农业产业链, 推进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
2. 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 推进乡镇企业集中。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推动小城镇发展, 逐步将小城镇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同时, 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 降低成本, 更重要的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加强乡镇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的规模效应可以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小城镇的发展反过来也为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3.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原有资源优势的丧失及产业结构的优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换, 使得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利益也越来越低。因此, 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有承接能力的、土地和劳动资源丰富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是东部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 尤其是中西部省份, 要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 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 积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发生变化, 逐渐由异地跨区域转移向省内就地转移模式转变。
摘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主要有就地转移模式、异地转移模式, 两种模式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交替出现。不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带来了相应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但是仍存在一些弊端。此外, 就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逐渐以就地转移模式为主。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模式,异地转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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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转移 篇3
一、产业转移理论
产业转移是国际间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 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自身产业进步, 在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等因素发生变化后, 将处于创新、成熟或衰退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与行业的产品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甚至企业总部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
梯度作为表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方式, 在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梯度转移论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地区二元结构基础上的, 最初来源于美国费农等学者首创的工业产业生命循环阶段论。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 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论, 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的优劣, 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区域经济部门, 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专业部门都是由那些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所组成, 这种地区属于低梯度地区。创新活动包括新兴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 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命循环接管的变化, 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 产业转移在客观上存在的区域性梯度差异, 使得产业转移成为可能。通过区际产业转移, 存在技术经济水平梯度差异的两个地区按互补性原则, 将一个地区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往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这样, 既可摆脱包袱, 充分利用沉淀资金, 获得比较利益, 又可为本地区发展其他优势产业提供有效空间, 推动产业升级。其最终结果是使各区域的产业类型和水平与自身的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梯度理论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广东省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产业转移的梯度理论, 进行梯度产业转移首先应该存在梯度差距, 毫无疑问, 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西两翼、广东山区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一) 广东省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比较
1、经济实力分析。
2007年, 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25415.5亿元, 比上年增长16.2%, 占全省GDP总量的76.60%, 人均GDP达57154元;东西两翼地区全年生产总值共4432.50亿元, 比上年增长14.2%, 占全省GDP总量的13.36%, 人均GDP为14244元;全省山区地区生产总值达2075.36亿元, 比上年增长17.0%,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10.0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1996元。对比我们不难发现, 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经济水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珠三角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76.60%, 且其人均GDP为其他地区的近4倍, 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梯度差异。
2、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2007年, 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一、二、三产业总值分别为554.1亿元、13012.8亿元、11848.6亿元, 三次产业比重为2.18:51.20:46.62;东西两翼地区第一、二、三产业总值分别为708.07、2119.76、1604.67亿元, 三次产业比重为15.98:47.82:36.20;山区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699.90、1467.91、1164.43亿元, 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1.00%、44.05%、34.95%。对比可以看出, 两地的产业都已达到Ⅱ>Ⅲ>Ⅰ, 非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非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太高, 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二) 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
1、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转移的推力。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 土地、能源等基本要素供给趋紧, 价格不断攀升, 传统制造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失去了原有的发展比较优势。随着商务成本的提高, 开始出现规模不经济的效应, 以消耗低层次生产要素为主的产业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利益空间越来越少, 竞争力越来越难于提高。于是, 向合适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便难以避免。此外, 国际产业特别是知识服务业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催生出以知识为内容的新兴产业, 进一步促进了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基于降低成本、贴近市场等方面考虑, 主动加快了转移步伐。
2、非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转移的拉力。
东西两翼和山区承接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 有着自己的优势。第一, 生产要素。东西两翼和山区这些欠发达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相比, 低成本优势非常明显。欠发达地区有着丰富的劳动力、人才资源和水电资源丰富, 人均土地拥有量大, 电力价格和土地价格远远低于珠三角地区, 是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的理想场所。第二, 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在承接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由于本身的区位经济条件、产业发展环境等因素处于劣势, 政府往往提高工作效率与完善服务意识, 制定水电、土地价格优惠、融资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简化审批手续等, 通过作用这些因素影响产业区域转移的实现。
三、产业转移的障碍
(一) 珠江三角洲地区
转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障碍主要表现为集聚对产业产生区域“粘性”和政府的制度创新带来的“粘性”。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业已形成我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最高的电子信息产品产业集群。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这种产业集群, 以及所带来的产业集群极大地促进了分工深化和专业化, 为各地发挥产业比较优势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降低成本和有利于创新。此外, 改革开放以来, 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对制度进行了合理的变迁, 即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寻求高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 是企业集聚的重要原因, 因制度创新而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为区域产业带来粘性。
(二) 非珠江三角洲地区
东西两翼和山区目前还不完全具备承接“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吸引力, 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障碍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东西两翼和山区产业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这些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生活设施不完备, 交通运输成本高, 信息流通也不方便。
第二, 缺乏人力资本。东西两翼和山区虽然人口占全省人口的大部分, 劳动力数量多, 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比较落后, 劳动力素质普遍比“珠三角”地区低。
第三, 缺少产业集群, 配套能力不高。总体来看, 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工业化水平低, 产业结构低级化, 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的初中期转化过程中。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 很多产业部门还未得到有效发展, 产业配套严重不足, 从而限制了部分产业的转移。而有些企业转移过来后, 由于中间产品外购成本过高也难于集群植根。
四、广东产业转移的措施
(一) 企业带动
企业是产业价值链的基本环节, 是构成产业的基础, 每一个企业的状态及其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所属产业的状态和变化。所以说, 任何产业的发展变化都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 产业转移必须通过企业的迁移来实现。
第一, 要突出地方特色, 选择主导产业。无论哪一个产业或行业, 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特色, 才能有优势、有活力、有市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各地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考虑转出、引入不同的产业, 这样能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 找准优势, 准确定位, 突出特色。
第二, 产业转移方式的多元化。例如, 可采用兼并承接地企业、与承接地企业合作等扩张型转移形式。珠三角地区的优势企业可采取收购、兼并等并购投资及资产重组方式到东西两翼和山区建立产业加工基地, 大力推进低成本扩张。
第三, 实施企业带动战略。坚持扶持已有带动力强、关联度高的优势企业和引进带动力强、关联度高的优势企业并举是关键。注重引进和发挥龙头企业和大企业的带动作用, 形成大中小企业齐头并进、产业多元发展的格局。
(二) 政府推动
承接产业转移, 既要通过企业的作用来实现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的作用, 也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但政府推动承接产业转移, 关键在于做好服务, 搭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
1、完善政策扶持机制。
具体说来即是一方面要制定和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列出自身需优先发展的产业, 以便为承接产业转移指出方向;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经济优惠政策 (如建立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及金融政策) , 以便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东西两翼和山区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此外, 还需要健全珠江三角洲地区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挂钩帮扶机制, 创新帮扶方式, 促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 重点扶持主导产业集聚发展的产业转移示范园区, 形成产业集群, 在有条件的产业转移园区设立封闭管理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必须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一项重要工作, 降低产业转移成本, 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有利条件。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要加快交通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以道路、水、电、气、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加快省际通道建设, 构筑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位核心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综合交通网络;二要加强政务环境建设,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改进服务方式, 提高行政效率, 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三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全社会对承接产业转移重大意义的认识。
3、注重人才培养, 大规模开发人力资源。
东西两翼和山区都要鼓励本地区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创新, 扩大群众获取、利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为产业素质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储备。此外, 要加快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加大职业技术培训力度, 建设一批综合性职业教育培训基地, 推进校企合作, 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开展教育培训, 为企业提供合格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4、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
工业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加速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的主要载体。在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过程中, 首先需加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投入机制, 鼓励和吸引多投资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其次, 要创新管理模式, 积极借鉴和探索以企业为主体的园区开发机制, 推行园区经营性项目的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第三, 要创新园区招商模式, 积极拓宽招商引资范围, 建立长期稳定的招商引资机制和渠道, 形成政府推动和园区自主相结合共同招商的局面。
五、结论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最大的问题, 珠江三角经济发达, 但是山区和东西两翼比较滞后, 产业转移是广东本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 产业转移可以使珠三角地区腾出空间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从而不断加强珠三角的国际竞争力, 也有利于珠三角经济中心对外扩散、展现辐射能力。另一方面, 有利于东西两翼和山区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依靠接纳从经济发达的高梯度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 促进东西两翼和山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说, 广东省的产业转移是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有利于促进广东全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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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忠爱.广东产业转移工业园在产业梯度转移中的作用探讨[J].经济前沿, 2008, (Z1) .
[4]张弢, 李松志.产业区域转移形成的影响因素及模型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 2008, (1) .
动机转移 篇4
关键词：有效培训,有效转移,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04年,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具体部署, 国家“六部委”共同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 (简称为“阳光工程”) , 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自实施以来,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愿意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上升, 不少学者通过调查发现, 受过培训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及收入均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者, 受过不同培训的人员工资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2年, 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即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6亿人, 这表明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 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合理、有序地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 城镇化就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2.6%, 但以城镇户籍统计城市化水平仅为35%, 这说明了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化与市民化进程并不同步。更有研究表明, 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止步不前, 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因此, 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或者说对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有效培训, 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接力, 它将会有效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职业发展与转换能力, 从而达到有效转移的目的, 这是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实现非农化与市民化进程协调发展的关键。
一、农村转移人口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一) 培训项目缺乏统筹规划, 培训规模小
“阳光工程”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 实践表明, 它的实施提升了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提高了受训者的职业技能及就业能力, 但由于培训项目缺乏统筹规划、培训质量不高, 不能适应技术岗位的需要, 出现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2]。
(二) 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大, 培训效果不理想
涂圣伟等认为,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性转移是大势所趋, 他通过模型预测2015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17 323万人, 2020年前中国每年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640~1 100万人[3]。再者, 由于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对进城农民工人员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规划, 对农民工培训管理和投入的职责不清, 所以进城农民工的培训工作比转移前培训工作更为困难和薄弱。
(三) 重视技能素质培训, 忽视文化素质提高
职业技能是指就业所需的技术与能力, 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缓减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转移后的培训工作不管是农民工自身或是用人单位和企业都不够重视, 那么,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及新兴产业的兴起, 不仅其职业技能“升级换代”面临很大的压力, 而且不易融入城市、留在城市。
(四) 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愿望受制于多种因素
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受思想保守、认识僵化、视野狭窄等落后意识的影响, 缺乏对培训进行一定投资的意识;再者, 培训后外出务工并不必然能够找到合适的用工单位, 职业稳定性差, 收入水平不高, 所以主动参与技术培训的人数不多;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因为经济条件差, 难以支付培训较高的费用或因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限制而无力参加培训。
(五) 企业和用人单位对培训的认识不足
农民工就业行业以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民营企业为主, 因为农民工流动频率高, 员工的就业技能门槛不高, 为减少用工成本, 很多企业对一线员工经过简单的入职培训即可上岗, 并不关心其就业能力能否适应职业持续发展的需要。据调查显示, 全国大概有92%的企业普遍缺少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 有培训部门的企业仅占42%[4]。
二、有效培训促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
(一) 有效培训是有效转移的前提
有效培训 (COACHING SUCCESSFULLY) 由英国约翰·伊顿 (John Eaton) , 罗伊·约翰逊 (Roy Johnson) 提出, 他们的观点:培训是一种现代管理方法, 指雇主不仅对雇员进行工作技能的培训, 还特别重视培养雇员的工作态度, 使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 提高工作主动性, 发挥他们工作的潜能和提高工作的绩效。
有效培训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及对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 培训立足于农民工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而非为了实现短期利益;着眼于农民工真正留在城市, 实现市民化。那么有效培训既包括对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培训, 使受训者理解培训的益处和潜在优势, 帮助他们发挥潜能, 提高工作个人绩效。还包括“农民工”向“现代市民”转变应该具备的素质的培训。
鉴于中国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表现不高, 则进行有效培训的难点主要在于端正工作态度和转变传统思想观念等非技能培训方面, 因此作为培训主体农民工应该在工作与生活中不断汲取有利于自己长远发展的正能量, 发扬艰苦奋斗, 团结合作, 善于思考, 勇于创新等美德, 树立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良好的条件、留在城市发展的信心。另外, 对企业与用工单位来讲, 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竞争, 具有长远发展战略眼光的企业拥有高质量的培训体系, 会对员工进行长期、定期、有组织且规范化的职业培训活动。通过加大培训来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 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障碍, 使他们转移城市并能够逐步融入城市, 实现市民化。
(二) 有效转移实现稳定就业
农民工有效转移既包括空间上的转移, 还包括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的“转移”, 只有两个方面都实现的情况下, 农民工才可实现在城镇稳定就业。
伴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以及乡镇企业聚集效应丧失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等原因导致就业容量的减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但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 894万人, 较上年增加2.4%, 与2006年的农民工总数13 181万人相比, 数量上翻了一番。因此, 实现转移劳动力的就业任务非常艰巨, 也给城市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三) 稳定就业, 提高收入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 在经历“三转”后, 即空间由“农村到城镇”转移, 职业由“农业到非农产业”转换, 身份由“农民到农民工”转换, 成为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农村转移劳动力”, 这是其向市民化迈出的一大步, 如何由“农民工”转换为“市民”, 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 真正地进城并在城市落户, 这一步与他们能否在城市稳定就业及能否满足城市生活的收入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与收入水平是制约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面临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应当充分认识到有效培训将会使他们的职业发展更趋稳定, 生活方式与个人文化修养也会在培训中不断地与城市文明相融合。
三、开展有效培训的对策
(一) 调动有效培训接受者的主动性
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培训的主体应该充分调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就业技能与文化素质。在职场上勤奋进取, 认真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 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 了解用工单位的发展理念, 不断培养开拓创新意识, 提高业务能力, 减少职业转换的次数与就业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 在生活当中忠诚友善, 讲文明, 懂礼仪, 提高自身文化修养, 逐渐适应并融入到城市生活。总之, 面对劳动就业市场压力不断增加及劳动者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状况, 接受严格培训的劳动者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需求, 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二) 激发有效培训实施者的积极性
1. 企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培训。
企业给员工提供施展个人能力与才华的平台, 吸引与留住人才的主要方法取决于如何“使用人”与“培养人”的问题上。以海尔集团为例, 海尔之所以保持调整稳定发展, 其重要原因在于海尔集团自创业以来, 一直把培训工作放在首位, “以人为本”、“人人是人才”的提高员工素质的培训思路, 激发了员工活力, 使企业的人力资本得以快速积累。另一方面, 对培训效果进行定期动态考核, 并有相应的激励措施, 形成上级关心培训、下级重视培训的良好氛围。
2. 发挥政府与社会的作用, 全方面地支持培训工作。
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 以农村劳动者为主要对象,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不同的职业技能培训, 包括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等, 为农民工顺利进城创造条件。不断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政策, 逐步提高补贴标准, 使农民工通过培训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术, 有效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和增收本领, 促使农民工由谋生就业向全面发展型就业转变, 并能更好地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参考文献
[1]农民工市民化报告:2012年止步不前, 文化素质提高[EB/OL].http://news.china.com.cn/2014-03/11/content_31741772.htm, 201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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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涂圣伟, 何安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及变动趋势预测[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 (3) .
动机转移 篇5
自国家提出中部崛起的号召以来, 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长期以来, 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与规模仍然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压力也日益增大, 虽然其环境规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但由于资源、环境以及温室气体等要素的流动性极强, 他们通过将高污染、高能耗、高碳排放产业转移等方式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某些碳排放指标的 “优化”, 却造成了中部地区低碳程度的降低。在这样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在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 也带来了污染转移到了中部地区的消极效应。
1 产业转移相关研究
1) 产业转移内涵的界定。对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 首先必须严格界定产业转移的内涵。陈建军等认为资源和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变化造成了产业转移, 形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1]。刘友金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提出另一种可能, 他认为不仅仅在一个空间内存在产业转移的现象, 产业转移也是一个时间上和空间上维度的动态变化, 其是一个历时与共时兼容的特殊经济现象, 它既是对空间移动生产要素的描述, 也是对不同产业的形成与演进历史过程的一种梳理[2]。魏后凯认为, 产业转移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企业在空间内进行扩张的一个过程, 它也是一个企业进行区位调整的一个过程[3]。陈刚从狭义和广义上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狭义上来看, 产业转移就是指一个企业将其一部分或者所有的生产功能从原来的生产地向其他地区转移的现象, 而广义上来看的产业转移就是产业在发展空间上的重构, 具体是指在一个期间内, 因为区域间不同产业竞争优势的相互转换, 造成了产业的区位自然进行重新选择的结果[4]。
因此, 综合产业转移内涵的不同界定, 产业转移不仅仅简单地包括产业其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在地理位置上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迁移, 还包括一个产业的生产量在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之间的变化过程, 即使这两个地区间并没有直接的产业迁移动态。总的来说, 产业转移实质上是指一定的期间内, 排除了自己的需要以后, 产业的产量在不同地区间的变化。
1) 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的方法。刘红光根据产业转移内涵的界定, 首次运用以下方法对产业转移进行测度。假设有A和B两个区域, A区域为甲产业, B区域是以甲产业的产品为原料的乙产业, A和B两个区域都有消费过程, 且相互进行贸易活动。那么, 引起A区域的甲产业产量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以下3 点:A区域最终需求的增加;B区域最终需求的增加;甲产业中间投入的需求引起B区域乙产业的增加。结合以上广义的产业转移, 甲产业的增加可能由于B区域乙产业中间投入的增加而引起, 但不能全部被当成是B区域向A区域发生的转移, 因为A区域最终消费也会导致乙产业产出增加, 但是B区域最终需求的增加导致的A区域甲产业的增加, 可以被当成是B区域产业转移到了A区域。同样, A区域向B区域的乙产业的转移, 可以是A区域的最终需求增加导致B区域乙产业的增加, 但是用总产出的变化来测度产业转移是不科学的, 而必须要减掉原料成本。因为, A区域的甲产品作为B区域的原料, 因此, 测度产业转移量用总产出份额的变化是不周全的。所以, 从宏观上看, 要想严格地区分区域间的产业转移, 必须把区域间产业的投入产出过程考虑在内。他认为产业转移最终是由区域最终需求的动态变化引起的, 考虑区域间投入产出的过程, 通过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算区域间产业转移[5]。
2 碳排放核算相关研究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碳排放进行了核算, 其中朱江铃等从生产者排放的角度进行了核算。朱江铃运用的碳排放数据来自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CO2信息中心。在此基础上, 针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 朱江铃等人对其1850—2008 年的累计碳排放量和人均累计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 结果发现:历史累计排放量与人均累计排放量发达国家的数量基本上都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 发达国家是大气中CO2浓度升高的罪魁祸首;虽然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和人均累计排放量都比发达国家低很多, 但是从近年来看, 我国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增长速度很快[6]。
3 产业转移中碳转移
胥留德强调目前我国正处于沿海产业转移的关键时期, 国内大规模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尤其需要关注;但有关碳排放转移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贸易方面, 对产业转移中的碳转移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7]。成艾华、魏后凯从全国的角度人手研究, 表明产业转移的净转出地区的能源强度效应逐步缩小, 而产业转移净转入地区碳排放的强度是增高的, 即产业转移导致了其他转入地区碳排放量的增加[8]。姚亮对中国八大区域间经济的互相拉动作用和随之伴随着的隐含在内的碳排放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转移总量进行核算。结果表明, 中部地区承接了其他区域的高碳污染的产业转移, 导致中部区域碳排放的承接量远远大于转移量[9]。肖雁飞等利用中国2002 年、2007 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基本数据并根据投入产出原理, 对中国八大区域间以出口和消费为导向的产业转移规模、流向和行业进行定量测评, 结合2007 年中国分区域分行业碳排放系数来考察不同地区间产业转移带来的 “碳排放转移”和 “碳泄漏”效应, 以更深一步研究产业转移引起的地区间碳排放的问题, 结论是产业转移对不同地区产生的碳排放影响是不同的, 对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影响较大, 而对东部沿海和京津等地区的影响较小[10]。通过不同地区间的贸易, 形成了“西部一中部一东部”碳转移的空间结构, 说明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消费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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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结直肠癌肝转移的临床研究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09 年1 月~2014 年1 月于我院治疗的患者60 例, 病理学检查诊断为结直肠癌肝转移, 治疗过程中均经B超、腹部CT、MRI等检查手段证实有肝脏转移。 男35 例, 女25 例, 年龄 (63±10.6) 岁; 原发肿瘤位于结肠者32例, 直肠者28 例。 根据AJCC大肠癌分期标准:Ⅱ期6 例, Ⅲ期17 例, IV期37 例;同时性肝转移40 例, 异时性肝转移20例;肝转移灶单发者18 例, 多发42 例;肝转移灶最大直径≥5cm者25 例、<5cm者35 例。
1.2 治疗所有患者原发病灶均经根治性手术治疗, 40 例同时性肝转移病人中, 26 例行同期肝切除, 14 例原发灶切除后2~5 个月行肝转移灶切除。 所有患者中, 20 例手术前全身化疗, 8 例患者在治疗前经评估肝脏肿瘤无法切除, 经化疗肿瘤缩小后再行切治疗, 术后均行6 周的化疗。
1.3 随访对所有患者进行门诊随访及电话随访, 记录1 年、2 年、3 年的生存率。 同时性肝转移的患者, 如果转移灶与原发灶同期切除, 生存时间以手术至死亡时间;分期切除的患者, 以第1 次手术至死亡时间作为生存时间;异时性肝转移患者以肝切除术至死亡时间为生存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处理, P<0.05 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通过对患者的随访记录观察分析, 所有入组患者的1 年、2 年、3 年生存率。 见附表。
3 讨论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每年全球死于结直肠癌的患者约有60 余万, 肿瘤分化程度越低, 其恶性度越高, 侵袭力越强。 肝转移是结直肠癌患者最主要的死因之一。 即便经过手术或积极化疗治疗, 术后3 年内复发的患者仍超过80%, 由于手术范围的局限性, 仅能切除肉眼可见的病灶, 往往有33%~50%为残肝复发转移癌[2]。 结直肠癌患者出现肝转移, 患者的生存率同时会降低。 有学者报道[3], 240 例结直肠癌合并可切除肝转移患者Ⅰ期手术围手术期病死率为2.2%, Ⅱ 期手术围手术期病死率为2.8% (P>0.05) 。 亦有报道123例确诊时合并可切除肝转移的手术病人, Ⅰ期手术71 例, 1、2、3 年存活率分别为92.5%、70.7%、42.1%;Ⅱ期手术52 例, 1、2、3年存活率分别为86.5%、58.0%、44.9%。
本次临床观察结果显示,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患者1 年生存率为66.7%, 2 年生存率为38.3%, 3 年生存率为18.3%。 肝转移灶多发者较单发者预后差, 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远期生存率低, 合并肝外转移灶越多者, 其预后越差。
临床报道仅有10%~20%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适合根治性手术切除, 而大多数患者因为肿瘤大小、剩余肝实质功能差、患者整体情况差等诸多原因, 不能行手术切除治疗[4]。因此, 为了提高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手术切除的可能性, 综合措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随着医学不断进步发展, 近年来, 新辅助化疗已成为各种恶性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辅助化疗后减小肿瘤负荷, 能够提高肿瘤完全切除率, 延长患者生命, 并能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5]。
结直肠癌肝转移是结直肠癌致死的主要原因, 但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 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 目前为止, 手术治疗仍为结直肠肝转移患者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但由于一些因素, 不能行手术者, 选择其他治疗如化疗及新型辅助治疗均能延长患者的生存率。 对于不能行手术者, 结合患者自身的病情特点, 选取最佳的治疗方案, 个体化治疗, 提高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整体治疗效果。
摘要：选取治疗的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患者60例进行回顾分析。通过随访, 所有入组患者的1年生存率为66.7%, 2年生存率为38.3%, 3年生存率为18.3%。结直肠肝转移的患者首选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 对于不能行手术者,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个体化治疗, 以期提高整体治疗效果。
关键词：结直肠癌,肝转移,疗效分析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组,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肛门外科学组,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等.结直肠癌肝转移诊断和综合治疗指南 (V2010) [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0, 13 (6) :457-470.
[2]林俊忠, 潘志忠.结直肠癌肝转移外科治疗的争议[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3, 16 (8) :714-717.
[3]陆文, 吴盼盼, 钱国军, 等.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微波消融治疗[J].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2014, 20 (9) :694-696.
[4]Aranha O, Benson AB.Adjuvant therapy for eoloneaneer[J].Curr Gastroenterol Re P, 2007, 9 (11) :415-421.
动机转移 篇7
关键词：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机制,广东省
一、广东省产业双转移背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凭借其区位优势, 吸引着大量外来淘汰产业的资本进入, 为广东初期的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但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 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问题困扰着珠三角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同时广东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差异, 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与粤北、粤西、粤东形成鲜明的对比。目前珠三角的土地利用空间已十分有限, 随着广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对环保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发达地区政府想让经济发展保持后劲, 一方面, 需要通过抬高环保门槛等措施, 为潜力产业、朝阳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这必会压缩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空间, 迫使部分企业外迁;另一方面, 工厂或公司必须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力度, 这导致企业成本上升。面对传统产业的诸多问题及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广东提出了产业与劳动力的“双转移”策略, 即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 一方面向当地第二、三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 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从而实现全省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为了切实推动“双转移”工作, 广东省政府计划在2008—2012年五年时间里, 安排400余亿元资金, 从八个方面进行扶持:一是扶持欠发达地区完善基础设施, 二是以竞争形式扶持欠发达地区建设产业转移园, 三是加大力度扶持欠发达地区重点产业发展, 四是实施政府有效引导的产业转移政策, 五是实施免费技能培训, 六是鼓励贫困农村适龄青年掌握职业技能, 七是以农田标准化建设减少农村单位土地使用的劳动力, 推动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 八是造新耕地挂钩置换, 增加欠发达地区可开发土地和支持解决全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问题。加上广东省已决定降低欠发达地区电价, 此项每年减少这些地区的电费支出约19亿元, 全省五年支持“双转移”的资金总额将达到500亿元。
各地区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双转移, 其客观基础就是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产业结构上存在梯度性。毫无疑问, 广东中心城市广州、深圳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占全省70%的东西两翼和粤北部分市县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因此, 加速工业化无疑是东西两翼及山区缩小与珠三角差距的唯一途径。正如当年香港急需产业北移一样, 这正是广东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的最大机遇。承认梯度差异, 自觉接受珠三角的产业转移, 无疑是这些欠发达地区最佳的选择, 主动接受珠三角加工工业的北移, 将解决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出路, 还为大发展积累了资金。
二、广东省产业双转移面临的问题
1.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配套能力差。
尽管最近几年来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的发展速度并不慢, 这些地区的公路、铁路、航空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他的基础设施, 如电信、电力等也有长足进步。但由于原有的工业化水平较低, 服务意识较薄弱, 产业结构不配套, 中间产品外购成本过高, 这就加大了转移企业的配套成本, 从而限制了产业转移。
2. 产业转入地面临周边省份的竞争。
珠三角产业的转移, 广东周边省份, 如湖南、江西、广西纷纷提出做广东产业转移基地、“后花园”、“菜园子”, 事实上也有不少的珠三角企业正在向这些地区转移。例如广西打火机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 主要得益于广东实行的产业转移, 目前已有20多家广东打火机企业迁址到广西梧州市、贺州地区。因此,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必须有吸引力的引资对策, 主动接受产业转移才是上策。
3. 产业转移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珠三角向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的产业转移大多表现为政府和企业资金方面的转移, 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也只是局限在资金和项目的数量上, 当然一些产业转移工业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如何从人力资源素质、产业配套、市场体系优化等方面来提高产业转移的效率, 是产业转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问题。
4. 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 珠三角一些高能耗、粗加工、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业面临着生存危机, 急于转移出去, 如果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过多地考虑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生态环境, 引入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势必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
5. 产业转入地的规划问题。
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在实施产业双转移过程中, 没有从整体考虑, 缺乏科学统筹的规划, 片面追求GDP政绩, 盲目接收企业, 来者不拒, 导致产业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 对双转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产业双转移动力机制
广东省实行产业“双转移”这一战略要想取得成功, 离不开良好的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1. 政府引导。
产业转移一旦实现, 将会对企业、转入地和转出地的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有利的, 也可能是不利的。政府就需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节, 以尽可能减少不利影响, 从而实现企业、转入地、转出地三方都获利。 (1) 加强行政职能建设。首先在工商部门的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打假维权等方面实现信息共享和一体化, 在职业资格认证、劳动权利保护等方面实现与珠三角地区相统一的标准。制定时间表, 认真梳理当地现有的政策和法规, 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逐步向珠三角地区靠拢。尤其要健全财税制度改革, 实现各类企业统一的税收制度, 探索适合当地企业发展的地方税征管办法。 (2) 制定协议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制定协议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建立和完善工业基地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如建立有关协作方领导联席协商制度, 组建研究会、基金会, 组织专业咨询委员会等不同层次的协调发展机构, 把非政府的和政府的协调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如民营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 把协调重点从微观推向宏观, 从自发走向自觉, 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 实现全区域的整体协调等。 (3) 通过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利于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政府队伍不可能短时间内迅速建立, 但是, 时间的进程表是紧迫的, 时间是宝贵的。要想短时间内形成一支为客商、百姓称赞的政府工作人员、官员, 必须通过思想疏通协助制度的实施, 通过制度约束其行为, 使其形成习惯。 (4)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应大力发展公路、铁路、航运、河运、通讯、能源、环保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优化硬件环境, 缩小与转出地的差距。政府要舍得投入, 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更好的硬环境, 为产业转移的物质、人员的流动提供方便的渠道。便捷的交通与通讯,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吸引承接转移企业的基本条件。
2. 市场机制。
产业转移归根结底是资本利益驱动的表现, 是企业为寻求更大的利润而做出的经营选择, 有其符合市场规律的必然性。近几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求日益严格, 珠三角地区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由于土地成本的上升、能源的紧缺、环境容量的制约, 使得企业在当地扩张受限, 生产成本大增。因此, 通过产业区域转移来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并进行产业升级是珠三角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路径选择。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企业和行业, 而且对区域经济格局都是一次重大的重新洗牌, 这客观上为“双转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国际金融危机之下, 确实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转”, 但绝对不等于没有企业可“转”。一些企业的倒闭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正常表现。如果把本该在市场风浪中淘汰的落后产能重新扶持上马, 则是不顾市场优胜劣汰规律。事实上, 它们的倒闭正好使竞争力强的企业脱颖而出, 为后者发展腾出空间。同时对所有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努力转型转移的传统企业, 如果能够符合转入地的要求, 则政府应该不抛弃不放弃, 并给予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
在双转移过程中, 对企业而言, 必须存在这两股作用力, 即转出地的市场推动力和转入地的拉引力。当企业在珠三角市场中发展受到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等要素制约时,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企业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提高市场竞争力。另外, 企业通过产业转移, 可以不仅可以对转入地的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而且能够得到转入地政府的政策支持, 享受政府的税收、贷款的优惠条件, 同时转入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也将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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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栋生.东西互动、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J].珠江经济, 2008, (4) .
[3]戴宏伟, 田学兵, 陈永国.区域产业转移——以“大北京”经济圈为例[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3.
[4]黄铁苗.建设节约型社会, 促建和谐广东[J].广东经济, 2005, (10) .